人都有历史局限性，袁王事件，就看党内程序是否合法，当年特委决议内容，是否扩大化滥杀

“彭部五军人虽少，却是精兵！”——3600人只有1100支枪，彭800人有500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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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r2： 2016-11-29 14:03:21 评论
3600人，怎么搞得只有1100只枪？28团，31团，独立营特务营那都是正规军的底子，虽然分了些枪给赤卫队。也不至于这么凄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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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内容(1929年9月1日)
“B、彭德怀、王佐部留守宁冈根据地，于1月28日敌分3路兵力各3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仅只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5日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合，王部则埋伏在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是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

彭部至赣南于3月初与四军会合于江西于都，在此大的斗争之后四军共存有2000余人，彭部只存有800余人，两共枪约2000枝。”

我猜测彭与朱毛29年初，第一次会师井冈，朱毛四军3600人，1100枪，人多枪少，外强中干的的主要原因还是，28年的八月，南下湘南之败，伤了的元气，还未恢复。

杨开明是毛的小舅子，杨开慧的弟弟。1928年任湖南省委秘书、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9年1月赴上海汇报井冈山斗争情况，年底在汉口被捕。1930年2月，在长沙识字岭壮烈牺牲。

杨开明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有一段记述当时28，29团湘南“八月失败”的损失情况：

“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5号在沔渡又开过一次扩大会，还是无具体的结果，动摇于去与不去之间。后来又拟由酃县绕道去击遂川之敌，该军至水口(酃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兵士不大愿去。17号由水口动身，向湘南进发，24号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初胜后败。二十九团系湘南农民，全部溃散。二十八团当时也打坍了，死伤数十，枪枝损失六七百枝。大部二十九团的士兵皆回家或散而为匪，小部分(约百余枝)为敌人夺去。这次二十九团要算完全溃散了，只有几十条枪归队的。”
实际上“八月失败”，朱毛红军损失约1/3,这件事埋下了后来朱毛矛盾的引子。

杨开明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还专门写到了井冈山武装割据的致命伤：长期割据，经济问题无法解决，不下山，就只有等散伙。

“(11)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000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都县、遂川土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须远一点去，要远一点就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通得过，所以打一次土豪就必须大的部队出发。红军中的薪响，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得〕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
去年冬天，棉衣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后来在遂川买得几千斤棉花，抢得一点布，才勉强解决了。所以近来士兵生活感觉得不安，当时有一句口号“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见士兵的情形。因此士兵动摇起来了，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所以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所以“八月之败”是有其必然性的，不能怪的朱德无能上。敌人确实强大，但红军几千人众，困守井冈山，无论等死，还是最终散伙，结局是一样的。

所以，后面彭第一次上井冈，恰逢湘赣两省会剿，即使前面刚有“八月失败”，朱仍然借机跳出井冈山，向赣南发展，谁劝都没用，说明朱总是非常理性的，绝不坐以待毙，真军人！但无人给彭名言此点。

彭脱离朱毛，二次返回井冈后，也很快看透此点，于是也帅五军返湖南发展，大家都不笨。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当时的特委书记，杨开明在报告中，也专门一节谈了袁王的“土匪”问题，并且谈了原因，比彭的报告中涉及袁王部分，要逻辑性更强：

“十、土匪问题:

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历来盘踞井冈山，与各地的土豪劣绅作对，结下了很深的仇怨。王原为一缝衣工人，袁为学生出身，袁为宁冈人，宁冈客籍的首领。王为遂川人，生长大小五井，各有群众，【以】枪枝三四百条。
毛部初入宁时，用尽种种手段才将他二人拉住，介绍入党，后来委袁为三十二团团长，王为二营营长。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各（个）人，不信仰群众。
袁王二人相赖〔比〕，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尤不接受批评的，为边界“特殊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口便而腹夸(?)甚或全然不接受(如袁文才从前不主张宁冈分田，说宁冈农民根本不能革命)。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来】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作。但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毛对袁王，拉拢利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对袁王的做派，内心对袁王真实的看法，会与其他井冈山根据地党军领导人不同吗？

关于“袁王”事件的起因及责任，彭总在自述中也有明确的交代。

自述中有几个关键信息：
1）特委判断袁文才、王佐要叛变。依据事实是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

2）毛在四军离开井冈前，向彭谈了对袁王的真实看法：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
显然毛内心对袁王的看法，与特委、彭、杨等人，没有什么区别。

3）31年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彭同毛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彭记载毛当时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

4）彭在自述中也批驳了对五军蓄意侵吞袁王部队的不是指责。彭言：

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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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此话掷地有声，符合彭总的真性情。
另外，当时深夜来五军军部请求五军出动的人就是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陈是老井冈，也是毛的嫡系。72年去世。

井冈山谈不到路线高度，更多的是经验教训。
非说路线，也是延安路线

毛泽东延安时代总结中国革命能成功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周相居功至伟，主要是抗战期间、抗战后周相一手操办。
武装斗争根据地各将帅的功劳居功至伟。

党的建设，毛、刘、任？功劳如何分？

评论 栀子含香：两次国共合作，都是莫斯种促成的。这就是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最大的贡献

以中共当年的实力和境况，无论国民党一大前，还是西安事变是否发生，无莫斯科的实力做后盾，中共根本无资格坐到谈判桌前，与国方谈合作。
毛对啥叫实力最清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家都知道，延安时，毛在党内更进一步点出:枪杆子里面出一切!
毛迷信力量，既有个性因素，也有后来严酷革命生涯的教育。
其实，从喜读二十四史看，毛能读出什么正能量?存疑。

宋包括孙科，除了与蒋的矛盾对立外，主要是抗战中被周相统战了，心甘情愿为周输送情况，宋更公开为延安送钱送药，对此二人，蒋亦无法

建国前，三大法宝，其实毛本人也是把统一战线，摆在第一位。

我的看法，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周相及其影响和领导下的名的、暗的情报组织，发挥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

在苏联人的撮合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周相长期战斗到国统区大后方，先是武汉，后是重庆，尤其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发挥的作用，建国后，各种原因下，被可以隐藏和忽略。

抗战开始至国共和谈破裂，这一段时间，周相以自己的魅力和手腕，不但成功地让史迪威、马歇尔、魏德曼、司徒雷登等能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相信“中共非共”，而且成功地在美国人面前搞臭了蒋及国民政府，让美国人相信，支持国民政府内战是脑残行为，美国最好置身事外，保持中立。中国未来的民主希望在中共。同时，周相的统一战线深入细致到国民党党政军要害部门内部，深刻改变了之后内战的战局，以及政治走向。

抗战后的国共内战，表面上“国强共弱”，实际在这场美苏国共的四方演义中，美国人对国府的军政行动，不但无实质有效的支持，反而是阻挠破坏，国共内战，实际明暗力量对比，真实恐怕是1：3。

可以看看一部分，周相领导下，抗战期间安插于重庆中央政府高层的地下党员以及同情者：
刘斐：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
郭汝槐：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冀朝鼎：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孔祥熙机要秘书
沈安娜：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
韩练成：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46军军长
刘尊棋：美国陆军情报局-新闻处驻重庆办事处中文部主任
王昆仑：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孙科亲信（代号岗）
阎宝航：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宋美龄亲信（代号元），同时接受苏联驻渝武官罗申直接领导

屈武：立法院委员，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于右任女婿，代号纬。
吴茂荪：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刘峙亲信，代号盛
许宝驹:李济深密友，代号轩
刘仲容：李宗仁，白崇禧亲信
魏大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无线电密码专家（隶属军统）

等等，还有大量从来为暴露的情报人员。

除了对国府的失望和信仰的力量，周相的渗透能力，真是可以让任何人胆寒加佩服。

下面，倒是深入挖掘一下地下战线对华东战场的战局的影响。大家见仁见智。
有两个关键人物：韩练成和郭汝槐。

韩练成的作用在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李仙洲基本是被韩练成卖了。"莱芜战役"中韩练成的事迹，是完全公开的，网上就可查到。

郭汝槐的作用则说的少，但郭在其《郭汝槐回忆录》中记述，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5月13日，就已将国军全盘详细的兵力部署完全密保华东陈毅。

但74师五大主力之首，却非浪得虚名。此战华东野战军也是惨死，74师被歼灭，损失好统计，但华野伤亡，至今谁也搞不清，。只能通过中央，以及陈、粟电文回忆，间接推测，一般说我方伤亡1.2万。

《粟裕战争回忆录》记载，74师方面，师长张灵浦，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一下1.3万余人阵亡，被俘19676人，粟称我方近万官兵负伤，2千多阵亡。内战能打成这样，国共此役确实很拼。

《陈毅军事文选》中，记录有5月29号陈的战后总结发言：
“必须要再来几次孟良崮式 的战斗......要准备一个纵队伤亡五六千，伤亡一两千便沉不住气是不对的。”『此话陈指的是谁，沉不住气？』
“打了两百万发子弹，可以少打些。”

@总机叫汉口 2016-12-03 22:24:17
苏修在华的各种工作并不一定是100%有利于中共的（类似于美帝在华的工作也不是100%有利于国民党）
因此猫也必须有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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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视角，观察“高饶案”中，为什么又扯出“潘杨”案。

@lc411100
所以好奇的是建国后怎么样？对内是康生，但总管肯定有自己的人手。据说高饶事件里总管就是调动了自己的人马去查高的，饶过高毛等人。李克农是周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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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该是周系人马，整风后，尤其莫斯科批了毛刻意整王、周两同志，指名康生的“清洗”行为正在为“重庆国民党的离间策略服务”后，作为妥协，李克农取代了康生的社会工作部位置。康之后调离中央去山东，差点被地方同志们玩死，两口子整天疑心被人害死，变得神神叨叨的，也是因果报应。

@总机叫汉口 2016-12-04 13:25:31
在抛弃延安的时候，猫为啥要亲手焚烧苏修来电的存档？
2个原因
1、不想泄露中共是苏修下属，不愿意破坏中共所谓独立自主闹革命的形象。这个很好理解。
但这些电报稿其实可以在党内换个地方妥善保管，毕竟中共在1947年3月并不是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
2、猫如果真的是换个地方保存苏修来电文档，那么搞不好就会在党内泄露猫“英明神武”各项指示的由来
对猫的个人形象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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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今天不用回避。
实际上，当年的国民党内，亲苏势力也是非常强大，恐怕并不弱于亲美派。

亲苏派的典型代表，就是宋、孙、张文白等人。
太子蒋经国本人派也是亲苏的。

师哲回忆录，对毛撤离延安时的事记的很细致。

毛除了亲自将与莫斯科联络的文件全部烧毁外，还特意安排苏军代表与中共领导分开撤离，以防被人发现“洋人参与中国的内战，传到世界各国去影响不好”。

实际上，熊向晖提前10天就将胡的计划密报给了陕北，胡军的师长、旅长未必有毛知道的早。

到今天，中俄关系已经正常化了，刻意回避、隐瞒，当年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支援和付出的事实，就没有一点必要了，因为俄国人把档案都公开了，全世界，只要有钱随便看。

看来，毛泽东38年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上台后，对任何人与苏共的关系都高度敏感。

高、彭二人倒台，这个因素很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不管事实是否存在、清楚，只要有怀疑，就拿下。

朝战后，苏东的人把彭抬的很高，恐也间接地害了彭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