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迪当年参与成都“揪彭”，回忆中，首次见彭总的给其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写的很精彩：
“我一眼就认出紧跟其后的是彭德怀。此前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身着元帅服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彭德怀是方脸，厚厚的嘴唇憨厚而耿直，下塌的眼角略带疲惫，身着黑色呢子大衣，个头没有我想象的高大，神情平静。

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脸上也没有那个年代常见的被红卫兵抓住时的惊恐状。

我曾经见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红卫兵抓住时的情景，“李政委”（李井泉同时担任成都军区政委，他喜欢亲信称他“李政委”）满头白发，两眼通红，举步维艰，背驼成弯弓，下垂的双臂筛糠般抖动，脸上写满恐惧。”

陈永迪观察的很仔细。彭总18岁投军，是一个真正的军人，而不是穿着军装的”假军人“，老总是那种典型的从尸山血海爬出来的百战名将，早就看穿了生死，稚嫩的红卫兵，整个喳喳呼呼的场面，如何吓得了老总。李井泉如何能跟老总比定力。

真正能折磨老总的，还是在”精神“层面。

陈永迪会议最精彩的一段，还是北地红卫兵本来是是奉命来成都”揪彭“的，但是与老总接触后，竟然被老总折服，纷纷倒戈，反对揪彭了：

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他说：“1958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3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60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认可由王大宾作最后决定。王大宾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头子’又没有什么新问题，他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又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红卫兵表示：‘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注：老头子指彭总

【成都”揪彭“，当年的亲历者阎长贵和王大宾也合写有回忆文章，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彭老总的形象，以及文革批彭的背后。阎文革中任江青秘书】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
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
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
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
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见该书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2、王大宾组织和指挥“揪彭”的情况（续上）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王在火车上生病，由同
学陪同于汉口下车，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亲要他回四川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王和两同学乘“东方红轮”于12月15号抵重庆。

12月16日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
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钱新（研究生）、陈保堂、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

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谈了他们的看法。（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

他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彭总支持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有深远意义，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

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同去见彭总。一见面，这位八
路军的副总司令、第二大元帅、开国元勋，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四川德昌农村人等。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晤谈得很亲切、很热情。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他们告别彭总，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电话没法说太多，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朱成昭同意。
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
在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彭德怀说：
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是彭赞扬毛主席，却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认为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
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任务，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

地院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乘飞
机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身份，把王大宾等臭骂一通，说他们是饭桶，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胡还说，临行前总理给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斗。王大宾不满胡乐成的蛮横态度，和胡争吵。他说：我们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你没有资格骂我。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他俩争吵，会场一片大乱。王对胡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在场的同学都不买胡的账，没有一个人为胡说话。

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觉得老师说得对。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有人到成都铁路局联系火车，有人到
成都军区联系，等等。下午三点，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到军区联系的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红卫兵护送彭总回京。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经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12月23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

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
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

这
是1966年12月23日发生的波折，只好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联系，重新安排专列。
12月25日乘火车回京。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陪彭总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
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讲到他们西昌高级中学校长刘光烈、副校长张光之、班主任张光理1959年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时，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
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 ，你们又把我抢了回来。我心里很明白。

在和彭总交谈中，没有人说过任何粗野的话。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农
村，对彭总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来几乎都平反了。彭总非常生气地说，xxx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别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什么里通外国，真是天下奇谈！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会外语，什么俄语、英语都不会，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译才能动，我能和谁勾结？毫无根据，全是胡说……同学们都很同情彭总的遭遇。

27日下午4~5时左右，火车顺利到达北京站。车刚停稳，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
员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上迎接。车门一开，李副司令员就拿出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交王
大宾，上面写的是“谷万才参谋长和王大宾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上面写着：奉周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

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谷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信笺上写什么反党分子，王大宾心里很不舒服，但无奈。总理的命令必须执行。当他们准备把彭总交给卫戍区、彭总准备下车的时候，朱成昭等人赶到了。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给朱看，朱生气地说：不行！要先把彭总接回地院。

李副司令员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接通后，戚本禹和朱成昭说话，最后商定还是先到地院。因为北京站不能久停车，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地院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车，把近百名师生和彭总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朱成昭安排彭总住下，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

彭总是老人，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
面送到彭总住处。朱成昭等人陪同彭总，同时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彭总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大约三四个小时后 ，卫戍区从地院接走彭总。
彭总的万言书等材料在地院流传，一股同情彭总的情绪蔓延开来。大概1967年1月初，
王大宾主持一次在李贵家的秘密会议，有十多个骨干参加，由王大来等向老干部李贵汇报了“揪彭”回京的经过和他们的态度。李贵公开表示，彭总革命斗争几十年，是革命的功臣、元勋，事实证明庐山会议整他是错误的，现在还要揪他，你们不同意揪是对的。

3 韩爱晶的反省（续上2）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教育楼召开了掀起批判刘少奇等走资派高潮的动员会。地院李贵、聂树人、高元贵、王焕参加。

7月16日，王大宾主持召开地院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传达15日会议精神，大家认为，批判中央的走资派和地质部的走资派，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不去管，我们只管我们院内的事，搞教育革命。没有研究批判谁。会后，王大宾就离校去小汤山医院了。

7月21日下午，聂树人等人到医院看王大宾，说：昨天接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传达
中央指示：“你们地院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邀请军事院校参加，批斗时向卫戍区要人。

有关批彭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当日下午，中央文革就送来了批彭材料，包括万言书。对这件事师生反应强烈。有些人看了万言书，普遍认为庐山会议上彭总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被批判是冤枉的。王大宾说，师生的这种情绪和言论千万别向上面汇报，也不要追究，不然，中央文革查下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就非常被动。要批彭总，让北航自己去干，别拉我们地院。常委会研究过了，不听中央文革指示又不行，你说怎么办？王大宾说，只有采取应付态度应付一下。聂说，常委会研究的意见也是这样，应付应付，和你的意见相同。革委会的常委一个也不去参加。

武汉“七二0事件”（即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事件）刚刚发生，北京示威游行，
高呼声讨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要“揪军内一小撮”。地院许多学生也坐不住了，都想往外跑，无法复课闹革命。7月24日，革委会接王大宾回地院，他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扣发助学金等处罚办法，不准外出。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了声讨陈再道的百万人大会，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只有毛主席未出席（笔者按：当时他不在北京），王大宾参加了大会，回来又传达了中央文革不准外出的指示。26日他又去小汤山医院。

7月27日上午，聂树人等人又急急忙忙到医院，非常气愤地和王大宾说：“他妈的，
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开批斗彭总大会，把彭总打伤了，大热天，水也不让彭总喝一
口，打一位老人他们也下得了手！他们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还拉来张闻天陪斗……”又说，事前没有与我们商量，开会前一天才给我们发邀请，为应付，我们只由物探系的几个班的学生打着旗子去了会场，学校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没有一人参加。
顺便说一下，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对他们学校
批斗彭总，动手打彭总，把彭总打伤，深感内疚。“文革”后，韩爱晶曾说“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后被判15年徒刑）。
他解释说：“我和别人不同啊，我是头头，我一动手，别人就跟着动手了，没轻没重，就把彭总打伤了，打成了重伤，我被判刑，罪有应得。”他认识到，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要总结和吸取沉痛教训！

彭总确实是由地质学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对彭总等人确实一次也没批斗过。
彭德怀传记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
中有好多学校和单位批斗彭德怀，唯独没有讲到把彭总“揪”回北京的地院——这也是地院师生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明证。

4、向彭总的英灵致歉（续上4）
彭总1974年去世时，年仅76岁。如果不是“文革”中受到的打击和摧残，行伍出身、横
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其寿限也许不止此数。
1967年元旦，彭德怀致信毛主席，说：“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
担任其他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见《彭德怀全传》）
彭总这封信撕心裂肺，但未能减轻他的厄运。

“揪彭”事件，王大宾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1年3月开始被打成“小彭德怀”，罪名有“为彭德怀翻案”、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怀被平反后，王大宾又
因当年“揪彭”回京之罪被处刑罚其实，在揪、斗彭总问题上，戚本禹是直接发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却没有这一条。这是为什么？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辩护律师傅志人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
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这样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戚本禹辩护，但没有说到事情的源头。

事实是，到四川揪彭德怀，是根据最高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的。
周总理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的手令是“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可见当时的境况。

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
致歉！

从上面“陈、阎、王”回忆记录可知，“揪彭”一事，应是江秉承毛意思，通过中央文革将此事程序上“合法化”，然后通过周下手令，利用周在军队、以及地方干部群众中的正面形象和威望，消除引发抵触的危险。只是大家都不想名言背后的领袖意志罢了。

为了按自己的意志推动文革，毛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和办事机构，但这个小组如果没有一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立得住的人物周相，则文革小组的极左行为将很快寸步难行！如此，势必要毛本人，如“大跃进”时一般，亲自跳到前台去，从灵活掌控局势的角度看，将失去一切弹性空间，对最高领袖非常不利。

毛的应对则是：以文革小组组成“江+周配”，进而明确地让周知道，江在文革小组就是代表自己的意志，反江就是反毛。所有难以推行开展之事，必假周相之手开展！

这样，在周这里，只要不想与领袖翻脸，则所谓中央政治，不过就是“毛+江”政治而已。

那么一直高举毛思想旗帜的林总为何就倒台了，难道以林的睿智，就看不透文革政治的“毛+江”二人转本质？

我觉得，林不是看不透，而是放不下作为军人的尊严，实际中，可以看到，林可以对毛无限效忠，甚至愚忠，但大多数时候，根本不当江青一回事。
对比周相对江青的态度，或许会明白些什么吧。

“揪彭”事件中，另一个关键人物王大宾的命运，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一个国家，公民如果失去法制保护，会是怎样的荒谬，上至元帅，下至平民，无一幸免。领导人政治需要之下，均可牺牲。

王大宾因揪彭中同情彭总，从1971年3月开始被打成“小彭德怀”，罪名有“为彭德怀翻案”、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等；
彭德怀被平反后，1981年，王大宾被审，其中的第一条罪状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

【毛和平交权的安排与华的上台】

个人的看法，一是形势所迫，二是真无人可用了

76年6月15日，毛在病情加重时，召见华、王洪文、张春桥和江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上段话，清醒又悲观，表明了毛的三个意思：
第一，"文革"的反对派，势力很强大！毛深为自己身后文革的命运担忧；
第二，希望华、王、张、江坚决维护文革成果；
第三，身后事，怕是要血雨腥风，希望几人要有严酷斗争的准备。

显然，毛虽然健康恶化了，但脑子仍然很清楚，他清楚的什么？

毛第一清醒是，无论他对文革寄予多少美好的希望，十年文革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撕裂。
全党已撕裂成两派：文革派，反文革派，整个社会也是如此。而且反文革派势力更强大。他在，能压制住两派矛盾，但已经没有时间给他调和矛盾了。所以，毛言：“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二清醒是，他一手创立的体制，实质是党军体制，党军体制要发挥作用，则党权与军权不能分离。但只要开国元勋在，即使授予面前4人最高军权，也控制不了军队，这是由军队的特殊性决定的。但事情能做绝嘛？显然不行，一个人今天把事情做绝，明天别人翻过来怎么办？

做为一代谋略大家，毛不可能在76年健康彻底恶化时才开始谋局呀。

@lc411100 2016-10-02 08:52
@总机叫汉口 4978楼 2016-10-01 19:20:00陈的罪状第五项，一定是黄克诚放的炮。道理很简单：陈当过黄的师长，当了十几天就把这个师解散了，让工农干部回乡闹革命，结果大部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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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兵谏密议，除了彭黄，不会有第三人知道。但肯定无任何具体行动，否则早就挖出来了。
58年下半年，了解实情后，彭对58年大跃进农村的惨状，极端愤怒是实情。
公开资料中，写彭58年12月回湖南考查的多，很少写老总10还有次回延安的访问。
延安的情况是真的让彭总出离了愤怒:建国十年了，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么苦!
彭回去后给毛写了西北调研情况汇报，直言:我们为延安老区人民做了些什么?现在做的这些，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喽!
毛如看了彭的西北调研报告和质问，断不可能认为彭说假话，还怎么能回延安?
不过，"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喽!"一句，实际比万言书的话刺激多了，湖南考查时，按彭，薄回忆，也给毛及中央写了报告建议，老总军人出身，直言无忌惯了，话不会太好听。难怪59年4月，上海会议，毛突然对彭开火了。

周，彭都是抗战初离开陕北，43年返回，留陕时间远比其它领袖短呀，还知道回去看看，属于记恩情有良心的

@lc411100 2016-10-02 20:10:57
@ywujun1969 4983楼 2016-10-02 19:02:00
周，彭都是抗战初离开陕北，43年返回，留陕时间远比其它领袖短呀，还知道回去看看，属于记恩情有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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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为了主席的安全，主席要见百姓什么的，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不知道算不算脱离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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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离群众距离远不远？就看有没有群众能走到毛身边，能把真话讲出来，这是唯一的尺度。
同样是58年返回湖南老家调研，为什么在毛面前就无人讲真话？而在彭面前就敢讲真话？

彭58年12月返乡调查，有几个细节很能反映老百姓在彭总面前的自在。
考察乌石炼铁厂，公社干部给彭吹：我们现在是三班倒，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旁边老人马上揭短：什么八小时，是昼夜苦战！为了迎接彭元帅，昨天晚上我们又干了个通宵。”

12月21日，视察平江县时，晚上召集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大家面对老元帅，基本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就是在这次会谈结束后，伤残老红军黄杜芳把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交给彭总：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大跃进期间，可以找到毛深入基层时，群众面对主席，讲真话的例子吗？

【第一次和平交权的努力】

毛第一次和平交权的努力是74年底，周相病重之后。毛选择了邓，72年“913”批林，邓已经亲自给毛写信承认错误，希望出来工作，这样，毛让邓复出的梯子现成有。
75年1月5日，中央1号令，任命邓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聊表制衡之意。紧接着1月8日到10日，十届二中全会即选举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效率是真高！
当时政治上毛仍然坚持“文革”不动摇，地方上则是派系林立，武斗频繁，经济生活一片混乱，邓出山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邓一月份上台主持国务院工作，即开始“全面整顿”。

邓此次短暂的复出中，展示其毛评说的“钢铁公司”作风，75年5～6月间，抓住江等人说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机会，邓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江等等人，逼迫江、王洪文做检讨。政治局会议连续批江及文革派重要人物，这是文革中的唯一一次，与周相比较，邓真不是一般的威武。

当然，邓与文革派及毛的矛盾很快就出来了，75年底，发生了第二件事。毛的联络员、侄子毛远新向毛汇报邓的全面整顿，其中有一段话，极具杀伤力：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注：913后林事件后，周借机主持的批极左】
我注意到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关于邓的汇报，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毛认为邓：”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提出由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如何评价，毛给邓画出了道道”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知道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大会刚通过了文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邓再去做一个，必要性在哪？
显然，毛认为两人之间关于让邓复出的政治默契，邓在忽悠自己！邓必须个人做出公开表态，类似于投名状作为约束。以毛的霸主个性，是年纪大了，还是确实厚爱邓？

再一次，邓展现了原则性面前的钢铁性格，婉拒了毛的要求，邓言：“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看来下放江西三年，二代也是颇读了些闲书，说起拒绝的话，文雅动听了许多～～
74年12月，毛为邓复出造势时，可是刚刚高度赞扬了邓：”人才难得，“办事果断”，“政治思想强”呀！邓拒绝毛，到真是“果断”，政治思想强“。此时的毛，恐怕彻底石化了吧。而且邓复出领导全面整顿的业绩，各界是交口赞许。
对但文革的评价，是毛最后的底线，不容有失。试想，”大跃进“已被事实否定的情况下，如文革再被否定，那毛某人岂不是建国后啥也没干吗？

【第二次和平交权的努力】

邓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贸然批邓又转弯太大，显得自己很没水平，毛不得不让邓先“专管外事”，缓冲一下。

很快，76年的2月25日，中央即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至全国，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文由远新整理，毛本人亲自审阅,其中关于邓，有一段毛的评价值得一看：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的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对邓的不顺从进行“柔性”处理，可能是人真老了，也不愿自己另一个好学生林的悲剧重演吧。
随后，爆发“45”事件，4月7日，毛做出解除邓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7日晚，政治局开会，宣布两个决议《关于华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45”事件，使毛无奈地看到，”文革派“与”反文革派“的矛盾已经水火不容，而他自己已经天不假时了，必须尽快做出人事布局的决断，尽人事，听天命，否则身后文革派怎么办？
虽然再次下台了，而邓在复出后的作为，却使原来散乱一团的”反文革派“看到了可以信赖的领袖人物，终于聚集起来了。

华的上台，是毛最后的和平交权努力。
毛很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一旦任命个人标签鲜明的”文革派“、还是”反文革派“上台，则避免两派流血冲突就没有了回旋空间，实际上两派已经在暗中各自准备，双方摩拳擦掌，都在等待他最后的大行，人生的悲哀莫过如此。
从交权于华的任命看，老人家还是为阻止党的分裂内斗，和平交权尽了最后的努力，他应该很清楚，这个深坑实际是自己挖的吧。
华的上台是风云际会，但首先是华在毛眼中，为人谦和宽厚，能团结大多数，毛是认可他的为人，虽是左派，但头上派系标签不明显，容易为各派都接受。当然华入毛眼，也是因为担任过毛的家乡湘潭地委书记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才干是没问题的。
华是在71年２月调入中央的。当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根据毛提名，同华谈话，将华从湖南省调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负责财贸、农业、国务院值班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等工作。
76年1月周相去世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请领袖确定一个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说：就叫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可见，华很早就简在帝心，任命华也绝非毛一是心血来潮之为。

当然，毛的初衷是，华居中平衡消融两派尖锐的矛盾，和平过渡最好。但老人家恐怕没想到华会很快倒向反文革派吧。但从国家和全党利益看，华的选择，是终止文革成本最小的方式，这是华的历史贡献。

@lc411100 2016-10-02 21:33:19
@lc411100 2016-10-02 20:10:57
@ywujun1969 4983楼 2016-10-02 19:02:00
周，彭都是抗战初离开陕北，43年返回，留陕时间远比其它领袖短呀，还知道回去看看，属于记恩情有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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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为了主席的安全，主席要见百姓什么的，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不知道算不算脱离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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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4985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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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良知，政治目标。
围绕上述2点，政治人物刻分成两类吧。

第一类，为了目标，可以弃置道德良知，曹孟德的千古名句。
第二类，则把道德良知摆在第一位的，追求目标时，是不能突破底线的

七大是延安整风后的产物，简言之，毛通过七大收获胜利果实。
延安整风要干什么，结果如何，两个观察点：一是六届七中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二是七大的政治局委员的最终选举安排。

可以对比下领导核心的变化
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选举的12名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
1945年七大选举了13名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高岗、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六届六中全会的12名政治局委员中，近2/3都是毛的不同时期的反对派。

而《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则把党内每次意见分歧，都称为路线斗争，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次），瞿秋白（2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3次）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王明（4次）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罗章龙（5次）、张国焘（6次）分裂主义路线。而每次路线斗争，必要对立的两条路线，毛本人一定每次都是站在正确的路线上。

【六届六中全会，毛奉旨上台】

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本身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那场革命的领导者是苏共，由于怕与所在国产生直接矛盾，苏共一般并不直接跟各国共产党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假共产国际之手来推行政策，开展资助，下达指令。

在共产国际43年解散前（二战前），中共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资助。在毛成为领袖前，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基本是唯命是从，也可以认为是“迷信”或“盲从”。

理解了这层关系和当时抗战的特殊背景，就能理解，为什么王稼祥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王明、张闻天、周恩来等无人表示异议。
没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在张、周、王无什么明显工作失误的情况下，毛凭什么可以越过张、周、王？以毛的个性和人际关系，靠党内合法民主选举上台，近似于天方夜谭。

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莫斯科特地把以王明为首的一批在苏多年的高层干部派回国，王明是携圣旨回国来指导中共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意志的，显然，当时党内高层的周、彭、朱、任等将此理解为：共产国际将在合适的时机宣布王明为新的党的负责人，大家都投向王明，本事无可指责的，你老毛还不是领袖吧，洛甫本人都没表示不满。
随着38年中日相持之局渐显，斯大林应看出日本人不能速胜，而毛于1938年5-6月间，恰发表了《论持久战》，这是毛的时运吧。可以猜想，斯一定认为无论王明、还是张闻天，恐怕都无法领导中共应付如此复杂的政治和战争形势，毛的履历可谓丰富多彩，斗争经验丰富，就这样进入了斯的视野。

按官方正史的描述：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预备会传达完共产国际指示，后续的六届六中就简单了，9月29日至11月6日，完成最终权利交割就是干了2件事，一是向中央全会传递天庭指示：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另一件事是，则是在毛的提议下，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王明彻底成了光杆司令。
本质上，38年毛在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与博古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获得最高权力的方式没有任何不同。
因此，毛评价六届六中全会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因此毛走上领袖之位，唯一的“恩主”，就是斯大林。从对毛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批斯的反应看出，毛对斯感情之深，中国坚决不批斯，对揭露的斯的行为，毛言：好心办坏事“，一言以蔽之。
在共产国际的明确授权下，张闻天的总书记确实就成了一个摆设，毛可听，可不听，但党内其他实力派大佬周、朱、彭等人确实未必听毛的。六届六中全会选举了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的政治局。
当时我党实际上高层相当民主，人员可上可下，并无主席、副主席设置，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却并无决策之权，其政治权利与普通政治局委员无异。
所以，为巩固领导权，之后六届七中和七大以合适的形式巩固权利，团结谁，斗争谁，也就是明确的。

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选举的12名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
1945年七大选举了13名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高岗、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1956年八大选出了17名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69年九大时选举22人，毛泽东、林 彪、周恩来、陈伯达、康 生、叶 群、叶剑英、刘伯承、江 青、朱 德 许世友、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姚文元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能看到，周相在党内的“安全位置”是老三。一旦没有老二挡在前，就很危险。

九大政治局委员的分配，则完全是酬赏文革派和林系。叶群都排到了叶帅前面，江青也入了常，呵呵。不过姚文元都入常了，江入也就不奇怪了，再讲道理就是很奇怪的事了，也就不说啥了。

@ywujun1969 2016-10-02 21:26:33【第一次和平交权的努力】毛第一次和平交权的努力是74年底，周相病重之后。毛选择了邓，72年“913”批林，邓已经亲自给毛写信承认错误，希望出来工作，这样，毛让邓复出的梯子现成有。75年1月5日，中央1号令，任命邓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聊表制衡之意。紧接着1月8日到10日，十届二中全会即选举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效率是真高！当时政......-----------------------------
@楚人lin兄 2016-10-05 20:02
75年1月5日，中央1号令，任命邓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聊表制衡之意。紧接着1月8日到10日，十届二中全会即选举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效率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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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主很认真看文，我回答下引用出处，此处我引文出自两处
一为王年一著书，《大动乱的年代》，p381，另一引张沱生87年论文《1975年的全面整顿》。
我不能说，我引的资料就完全正确，有其它描绘邓全面整顿前全国局势的资料，其实可以贴出未讨论

@lc411100 2016-10-05 14:12
@ywujun1969 5003楼 2016-10-05 14:10:00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选举的12名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 1945年七大选举了13名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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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L，你这个对叶帅的文革堀起看法有意思。
照此思路，老邓也可算文革中崛起呀。邓文革中第一次随刘倒台，就是出了次名，群众中的威望根本谈不上高低。
反倒是75年二次出山，挂党副，国副，军副兼总长，职位比文革前还高，关键是勇斗文革派毫下手软，一下子树起威望。毛的用人，看人，还真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