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争锋-33》




郑芝龙没有乘荷兰人兵力空虚之际一鼓作气攻下大员的热兰遮城堡，并非缺少实力，只是对蜗居台湾岛不感兴趣。对他来说，那里太荒凉也太落后了，他的目光盯紧福建天然良港与贸易重镇厦门。
打败荷兰人之后，郑芝龙在福建沿海更是勇不可挡。海盗军连连击破福建官兵，主要战斗如下：（一）打败骁将都司洪先春、把总许心素的进剿。说起来许心素与郑芝龙关系不一般，许心素是李旦的亲信，而郑芝龙是李旦的义子，可是前者成了官兵，后者成了海盗，反目成仇。后来郑芝龙攻破厦门，许心素死于非命。（二）打败并俘虏游击将军卢毓英，旋释放，郑芝龙明示只要福建官府能给他个地盘安插武装部队，愿意归附朝廷。（三）打败俞咨皋的部将马腾、杨世爵。（四）大败俞咨皋于海上。俞咨皋是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儿子，只是远不如乃父英勇善战，将门之子被白手起家的郑芝龙嘲讽为“徒读父书安知兵”，只不过是象赵括一样纸上谈兵的伪英雄罢了。是役俞咨皋大败，弃中左所鼠窜，厦门遂被海盗军占据。不过郑芝龙再次向福建官方传递消息，表示愿意归顺，自动退出厦门岛，并约束其部众，不许上岸杀掠。
无论是对付福建官兵还是荷兰舰队，神勇无敌的海盗军所向披靡。出身将门之家的俞咨皋没能躲过朝廷的严惩，最终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后又赦免其死）。
在这场海盗与官府的战争中，年轻的郑芝龙光芒四射。尽管年轻，他却显得格外老成持重，时任工部给事中的颜继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是这样评价这个大海盗的：“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济贫。来不拒而去不追，以故官不忧盗而忧民，民不畏官而畏贼，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可见郑芝龙绝非一般的海盗，在沿海百姓看来，这岂非劫富济贫、安定一方的英雄豪杰么？

这一年是崇祯元年（1628年），天启皇帝病死后，把帝国的烂摊子扔给了新皇帝。此时的中国政局可以用“危机四伏”四字来形容，时人将北方之虏、中原之寇、东南之夷盗并称为“三大患”。在这三大患中，中原的农民起义最终推倒了大明帝国的最后一堵墙；北方的满人渔翁得利、入主中原；在晚明的最后几年里，只有东南危机得以解决，这得益于帝国对海盗政策的调整。
在福建水师一败涂地之时，熊文灿走马上任福建巡抚。泉州府王猷上书熊文灿，称郑芝龙在与官兵的战争中，胜而不追，俘而不杀，据而不掠，有归降之意，“一时剿难卒灭，抚或可安。”熊文灿当然也不想刚上台就吃败仗，倘若能招抚郑芝龙，倒可以省却很多事。那么郑芝龙又是怎么想的呢？
郑芝龙与颜思齐不同，颜思齐重在开拓海外事业，而郑芝龙从一开始便确立了立足大陆的方针。他是个有抱负有雄心的年轻人，决不会满足于在台湾笨港那么个小地方当海盗头头，而且自古以来，海盗有几人有好下场呢？再说了，他本来就是个商人，先是在澳门经商，后又到日本平户，被大海商李旦收为义子，在商业上前途无量。只是年轻气盛，一腔热血追随颜思齐要革日本幕府的命未成功，这才落草为寇。所以在他执掌海盗集团后，便大力打造“新型海盗”的形象，不奸不淫，不杀人放火，跟官府打仗点到即止，并不赶尽杀绝，还不时传递愿意受抚的意向。换句话说，求利要求大利，若是整天喊打喊杀，却只图个蝇头小利，这有什么意思呢？与海上贸易的巨额财富相比，杀人放火抢劫，那才多大一点利益呀，郑芝龙不屑于做这个。要在海上贸易上图得大发展，必定得有资源才行。福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基地，背靠全中国的货源，还有比这块风水宝地更好的地方么？要扎根福建，营造商业帝国，就得跟官府合作，投靠官府。
熊文灿愿抚，郑芝龙愿降，这不一拍即合么？
但是聪明的海盗王不想做赔本的生意，归附朝廷有一个前提：必须保留他的庞大武装。没有枪杆子，他就一文不名。郑芝龙提出的理由是用这支军队“剪除夷寇、剿平诸盗”，报效朝廷。熊文灿能不答应吗？要是郑芝龙能扫荡海盗甚至是荷夷，这些功劳还不得记在巡抚大人的头上吗？这是双赢的选择——郑芝龙要垄断台海的贸易，熊文灿要加官进爵。
就这样，郑芝龙摇身一变，从海盗头头变成帝国武官，挂了一个“守备”的头衔。这并非很高的官职，但重要的是，这支海盗军成了一支合法武装。昨天还是帝国的敌人，今天成了帝国的捍卫者，昨天穿着海盗装打官兵，今天身着官兵服打海盗。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有趣。

谢谢诸位，多天未更新了。
继续

《怒海争锋-34》



第六章 谁主浮沉：闽海争锋

对郑芝龙来说，投靠官府是他人生的一大赌局。
赌局没有必赢的，摆在他眼前的路绝非平坦。风险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外部的风险是福建官方对他的投诚是保有戒心的，甚至可能找个理由将他铲除以绝后患；内部的风险是并非所有的海盗都愿意投靠官府，他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要有机会，这些人就会叛去，重新劫掠海洋。更可怕是，这群人绝非少数。
可是年轻的郑芝龙就是狂热的赌徒，他会不惜任何代价向自己的目标推进，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财富与权势。他根本不是一个好战分子，尽管他有非凡的军事天赋，可是他宁可和气生财。与福建官府结束敌对状态后，他向荷兰人伸出友谊之手。
台湾总督讷茨总算可以喘口大气了。在打击海盗一事上，他们为福建当局提供军事援助，可是精明的荷兰人却阴沟翻船，吃了大亏。他们既没有讨好福建官府以获得皇帝批准的自由贸易权，同时又得罪了郑芝龙，致使商船损失惨重，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不仅如此，荷兰人在大陆最重要的商业代理人许心素在厦门沦陷后死于非命，导致荷兰预付的货款无法回收，损失很大。
就在讷茨焦头烂额之际，摇身一变成为官府中人的郑芝龙给了他一点面子，归还一部分抢夺来的荷兰货物。讷茨在信件中这样写道：“一官（郑芝龙）已与皇帝、巡抚达成协定，欲与我方友好。为表示其诚意，在我方请求下，归还快艇西卡佩尔号和款项，即我方船员及中国人在占领期间所支用的一千一百八十二又八分之一里尔，合八百六十三两，……”
在台湾历任总督中，讷茨是最倒霉的一人，也是能力最差的一人。他在1628年时渡海抵达厦门，与郑芝龙会晤，并最终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贸易合约。据说讷茨为了逼迫郑芝龙同意签约，甚至使用绑架手段，这莫非是因为他被日本人滨田弥兵卫绑架后，也学会这门谈判的艺术呢？
可是讷茨就算采用绑架手段，也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当这份三年贸易合约送抵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时，总部认定这份合约对荷兰人不利，科恩总督拒绝承认这份合约的合法性。讷茨最终在1629年被巴达维亚总部解除职务，其原因不仅因为他在“滨田弥兵卫事件”中身败名裂，也在于他与郑芝龙的贸易协定损害了公司利益。讷茨下台后，接替他的普特曼斯总督宣布这份合约无效，并于1630年与郑芝龙重新签约。
在郑芝龙与讷茨所签的合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段话：“所有商贾均可运载各种商品货物前往热兰遮城，我（郑芝龙）的士兵不会拦截这些商船航行，或抢劫他们的财物；若有人愿租赁我的帆船装运货物，在缴纳运费的条件下予以准许。”从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穿上的官服，郑芝龙并没有收手不干，海上抢劫似乎照常进行。毕竟台湾海峡的走私商人、海盗太多，抢这些人的船货，福建官府也没话可说。特别要注意是后面那句，租赁帆船，这便是摇身一变成为“官商”的好处，只要缴交一定费用给郑芝龙，小海盗也不敢来打劫，官府也不会来盘查。

可是对郑芝龙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内部的分裂。
这种分裂是无可避免的，原因是自从郑芝龙接手颜思齐武装集团以来，极力将这支带有某种“民主”色彩的海盗武装改变成自己私有的“郑家军”。他在集团内部大量安插郑氏家族成员，并组成所谓的“十八芝”。他原名郑一官，自此改名为“芝龙”，为“十八芝”之首，其下有亲弟弟芝虎、芝豹、族人芝莞、芝燕等，共计十八人，把持集团权力，排斥海盗集团的元老与其他领袖。
然而郑芝龙的如意算盘遭到其他海盗头目的强烈抵制。这些海盗头目中，不乏才干非凡之辈，日后郑芝龙在闽海的对手李魁奇、钟斌、杨六、杨七、刘香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其中对郑芝龙威胁最大的，是海盗集团的二号人物陈衷纪。
在郑芝龙投诚官府后，便发生陈衷纪被杀与李魁奇复叛事件。这支在闽海横行两年之久的武装集团走向分裂，并最终导致长达数年之久的战争。

《怒海争锋-35》



陈衷纪之死是个谜。他是颜思齐武装集团的元老，在颜思齐一伙人密谋倒幕失败后，他提出经营台湾岛的战略方针，在华人开拓台湾史上，他应该称得上是一个关键人物。史料称他是海盗中“最桀骜”的人物，可是在颜思齐去世后，争夺大当家的过程中，却意外地输给了郑芝龙。在前面我分析过，郑芝龙获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得到杨天生的支持。杨天生与郑芝龙两人都是泉州晋江人，陈衷纪与颜思齐是漳州海澄人，这里一条隐秘的线索浮出水面。郑芝龙与陈衷纪之争，或许也是海盗集团内部泉州帮（晋江帮）与漳州帮（海澄帮）之争。这里我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海澄帮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刘香，一直是郑芝龙的眼中钉与肉中刺，这个后面再说。
即便在郑芝龙成为海盗集团首领后，陈衷纪的势力仍不可忽视。作为海盗集团的“总监军”，陈衷纪手握兵权，名义上仍是郑芝龙的“义兄”，郑芝龙表面上也不能不对他敬若神明。据清人郑亦邹所撰《郑成功传》所记：“大权仍归衷纪，芝龙犹阳奉焉。”然而颇有权谋的郑芝龙通过大力扶植以郑氏子弟为主的“十八芝”势力，与陈衷纪对抗。
关于陈衷纪被杀，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杀陈衷纪的是李魁奇。李魁奇也是海盗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与郑芝龙一同受抚投降官府，可是很快便叛变而去，关于他的叛变稍后再说。根据《台湾外记》的说法，陈衷纪是在从台湾前往福建的途中，路经澎湖被李魁奇所袭杀。
第二个版本见于郑亦邹所撰的《郑成功传》：“崇祯元年九月，芝龙杀衷纪于岛上。忌刘香，发其父冢，刃挫而粪潴之。率所部降于督师熊文灿。”这则史料有一特别之处，写完郑芝龙杀陈衷纪后，又写挖掘刘香的祖坟，似乎这是两件毫不关联的事情。可是倘若我们深入分析，会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郑芝龙要在投降官府之前清除掉陈衷纪与刘香，想必是这两人都反对投降。但他只杀了陈衷纪，刘香没逮住，只能挖其祖坟。值得注意的是，陈衷纪与刘香都是漳州海澄人，这次事件的真正面目，难道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泉州帮”对以陈衷纪为首的“漳州帮”的发难吗？
有没有可能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
在颜思齐创立的武装集团中，头目只有两大来源：或者泉州，或者漳州。颜思齐、陈衷纪、刘香都是漳州海澄人，而郑芝龙、杨天生、李魁奇等是泉州人。在郑芝龙执掌大权时，他的一个做法，想必大大激怒了“漳州帮”。请看《郑成功传》中一段非常明显的资料：“芝龙泉人，故侵漳而不侵泉。漳人议剿，泉人议抚，两郡异议纷然；芝龙愈横。”
在郑芝龙横行海上时，他进攻的目标主是漳州，有意不去进犯泉州，这显然是出于保全家乡的想法。因此泉州人对招抚海盗是持欢迎的态度，而漳州人则坚决要求以武力镇压。试想想，作为漳州人的陈衷纪、刘香，在自己的家乡完全不受欢迎，他们又岂有投降官府的愿望呢？因此陈衷纪、刘香不愿跟着投降。考虑到陈衷纪的权势与地位，如果不除掉他，势必将成为郑芝龙的心腹之患。
或许如《台湾外记》所述，陈衷纪是死于李魁奇之手，但也不一定跟郑芝龙没关系，很可能是郑芝龙假李魁奇之手，杀了陈衷纪。我的判断如下：陈衷纪死后，郑芝龙与李魁奇都向福建官府投诚，但很快便分道扬镳。时任同安知县的曹履泰在《靖海纪略》中写道：“李魁奇与郑芝龙同伙同抚，因分赃不均，魁奇叛去。”究竟如何分赃不均呢？显然是李魁奇没有得到应有的东西。倘若将此与陈衷纪之死联系在一起，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郑芝龙为了除掉陈衷纪，私下给李魁奇一些许诺，借他之手杀死陈衷纪，可是后来并未兑现诺言。也许因为如此，李魁奇认为自己上了郑芝龙的当，遂愤而叛去。
无论事实的真相如何，总之，陈衷纪之死是海盗集团大内讧的开始。郑芝龙本来还要血洗刘香，但刘香脚滑，一溜烟跑掉了，没有杀着人的郑芝龙索性将其祖坟给刨了。后来刘香成为郑芝龙在海洋上最强劲的对手，关于两人之间的战争，后文将重点叙述，此处先略去不谈。
曾经是台海最大海盗头目的郑芝龙，如今却成为海盗最可怕的克星，他用了七年的时间廓清海道。在这七年里，他的对手包括李魁奇、钟斌、杨六、杨七、刘香等人，都曾与郑芝龙一个贼窝混过，这些内讧也是海盗集团在蜕变过程中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

@holland347 2012-05-11 19:33:10
很好的文章，没人顶，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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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holland347 2012-05-11 21:36:56
楼主看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多喜欢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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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因缘呢

《怒海争锋-36》




闽海战争从1628年持续到1635年，战争主要是在郑芝龙与群盗之间展开，然而其间过程极其错综复杂，福建官方与荷兰人都在这些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福建官方对郑芝龙并不信任，对海盗的措施也时剿时抚，想在郑芝龙与海盗的战争中坐收渔翁之利。荷兰人也在郑芝龙与海盗之间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时而支持郑芝龙，时而支持海盗，遂使这七年的战争陷入一个极为复杂的四角关系网中。然而郑芝龙最终以自己实力冲破这个四角关系网的羁绊，最终成为台海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
李魁奇是郑芝龙的第一个对手。他是海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原本是泉州惠安的一名渔夫，水性特别好，据说能“身藏水底，半日不起”，身强力壮，双臂有七百斤力。随着颜、郑海盗集团的兴起，他也聚集一批渔船，在福建沿海与澎湖一带出没，专门拦截开往马尼拉的商船。李魁奇不知是什么时候入了郑芝龙一伙，荷兰人称他是郑芝龙的“最得力的下属”，可是他与郑芝龙之间却是貌合神离。
崇祯元年七月，李魁奇与郑芝龙一同受抚，可是他很快就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受到冷遇，没捞到什么好处。三个月后，他在厦门岛突然发难，夺走一百多艘船只，招集三千多人叛变。突如其来的反叛令郑芝龙非常窘迫，这在《靖海纪略》中也可看出：“……魁奇等将船尽行驾出矣，意欲先至中左，抢夺芝龙之资。……烧毁较场诸铺户、抢掠财物。芝龙仅有兵六百，修整军器防护。其中情态，总不可测也。贼船泊在中左。如此事变，将何结局乎？”
刚刚平静下来的闽海又掀起波浪，摆在福建巡抚熊文灿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招抚李魁奇呢？还是让郑芝龙去剿灭李魁奇？同安县令曹履泰上书熊文灿，强调说：“芝龙与魁奇万无复合之理，抚魁奇不如助芝龙。若得成功，便可入告。不成乃若辈自相煎熬，我可以享渔人之利矣。”曹履泰的建议是，福建政府应该坐视郑芝龙与李魁奇的内讧，收坐渔夫之利。

李魁奇的叛变，又把荷兰人拉入到闽海战争中。他抢走了郑芝龙的九条商船，其中七条船准备开往台湾大员，另两条船准备开往巴达维亚，这九艘船全是要卖给荷兰人的货物，而且荷兰人已经支付了一笔订金。无论是李魁奇还是郑芝龙，都希望荷兰人站在自己一边，并且得到他们的援助。
郑芝龙派人转告讷茨总督，由于商船及货品被李魁奇所抢，他无法偿还东印度公司预付的资金，希望荷方能出船援助，帮助打击李魁奇。与此同时，李魁奇也派人向讷茨总督提出要求，希望能允许他的船只进驻台湾大员。在此之前，李魁奇频频在台湾海峡打击运往马尼拉的商船，这与荷兰人遏制西班牙人的战略不谋而合，显然他们对李魁奇有相当的信任与好感。
老奸巨滑的荷兰人只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正如他们所说：“为在中国沿海混乱和海寇出没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我们应认真和谨慎地选择贸易伙伴。”那么选择官府还是海盗呢？荷兰人分析后认为：“与中国大官和权势合作，共同驱逐海寇，明显会给我们带来最保险和持久的利益。”不过他们也有一种隐隐的担心，担心官府无法控制海盗势力的扩张：“如果被追缉的海贼李魁奇未被捉获，反而在扩张其势力，贸易恐将因此而遭封锁。”

《怒海争锋-37》




荷兰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海盗的力量在极剧地扩张。李魁奇的船队很快与闽海其他海盗头目接上头，海盗陈盛宇、钟斌、周三等人纷纷与李魁奇联合，这支海盗联军声势浩大，拥有四百艘船，驶往浯屿挑战郑芝龙。
想当年郑芝龙最盛的时候，拥有七万部众与一千艘船，可是在不断的裂变中，他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在他受抚之前，手下头目杨六、杨七就率先离他而去，接受福建官府的招抚；陈衷纪被杀后，另一位海盗头目刘香也带着自己的部下逃跑了；在向福建官府投降时，郑芝龙尚有三万余人，后陆续裁员至约一万人，又遭遇到李魁奇的叛变，船只与部众几乎被李魁奇掠夺一空。
此时的郑芝龙仅仅拥有二十几条大战船与大约五十条的渔船，而李魁奇、钟斌等海盗拥有四百条船。仅从数量上看，海盗军拥有绝对的优势，然而海盗船中绝大多数是小船，每艘小船仅有六、七人。更致命的是，海盗军并非同仇敌忾，拧成一股绳来打仗，而是各路海盗各打各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郑芝龙抓住对手的弱点，以寡击众，居然取得三战三捷，擒杀千余人的辉煌战果。李魁奇吃了大败仗后，南下逃窜到广东境内的惠州、潮州一带，郑芝龙于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十五日追至盐州港，再次大破海盗军，掳海盗船八十余艘，生擒四百余人。
然而李魁奇的海盗军并未一蹶不振，他们很快卷土重来，而且从广东携带回海上利器：乌尾船。这种乌尾船是李魁奇鼠窜粤中时，接受广东海盗的资助而得来的，专门用来对付政府军水师。这种船的特点是防御性能特别好，“其船有外护四层。一破网，一生牛皮，一湿絮被，一周回悬挂水瓮。”破网与生牛皮是防御铳弹，湿絮被与水瓮是用来防火的，所以说“铳不能入，火不能烧。”不仅如此，乌尾船“比芝龙船高丈余，自上击下，更易为力。”与此相比，郑芝龙的船只无论在性能与数量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战争的形势开始反转了，海盗们易守为攻，又从广东杀回福建，直逼郑芝龙的老巢厦门岛。海盗完全控制了制海权，当时的同安县令曹履泰写道：“舟师海战，势不能敌，数动则数败。”而遭到攻击的郑芝龙船队结局惨淡，在海盗船的围攻之下，被迫烧掉自己的船只：“廿七日芝龙舟泊高崎澳，贼舟东西两路堵截，贼认定芝龙之船，合众攻围，势必难免，芝龙于是焚己之舟，即登岸脱走。”当时他可用的，仅有自己的弟弟郑芝虎手下的九艘战船。

海峡对岸的荷兰人密切注视这场战争，他们写道：“李魁奇原为一官最得力的下属之一，率领四百条帆船为寇，其势力日渐壮大，成为海上霸王，击败一官的军队，攻占漳州湾，派兵包围厦门，导致商人不能海上往来，大员也因此而不见商船。”
这场战争严重影响到荷兰人在台湾的贸易，为此新上任的台湾总督普特曼斯派了三艘船前往漳州湾，了解郑芝龙与李魁奇的战争进展以及恢复海上贸易的可能性。荷兰战船驶至厦门时，李魁奇派了一名翻译与荷方交涉，保证对前往台湾大员贸易的中国商人，绝不加以伤害。很显然，李魁奇是努力争取荷兰人的支持。但是狡诈的荷兰人并没有轻易作出答复，他们显然认为与海盗合作是不可能有长久的利益，除非李魁奇也能象郑芝龙一样，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员。

@最后只剩遗憾 2012-5-17 21:05:00
养肥了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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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常来哦

@虹飞大哥 2012-05-18 08:52:24
楼主够勤奋啊，咋就知道我想了解郑芝龙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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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无巧不成书啊。

《怒海争锋-38》



在海上混那么多年的李魁奇心里也很明白，当海盗前途有限，如今他对郑芝龙的战争已是胜券在握，他手中有足够的筹码来与福建官府谈判招安事宜。他公然表示愿意接受招抚，显然是想把海上贸易大权从郑芝龙手中夺过来。以《靖海纪略》的说法是：“招安之后，便要往潮籴榖、吕宋通贩；如芝龙故事。”
可是李魁奇反复无常，福建官府又怎么会轻信他呢？于是招抚便成了权宜之计，以曹覆泰的说法是：“我以抚愚贼，贼亦以抚愚我。”对李魁奇的海盗军来说，借受抚为名，“到处掳人、到处搜掠。”而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的支持下，则加紧策划对海盗集团重要人物的策反，并积蓄反扑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台湾总督普特曼斯亲自前往漳州湾侦察。李魁奇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中对普特曼斯说，他已经击败了郑芝龙，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很快会被任命为大官，到时他将保证提供给台湾大员足够的货物。普特曼斯虽然未必很相信李魁奇，但仍然向他示好，送给他象牙、檀香木等礼物。12月20日（1629年），李魁奇与普特曼斯在一艘帆船上见面，讨论双方贸易事项。李魁奇为了讨好荷兰人，同意以十三两白银一担的价格，购买一批胡椒，并且答应购买檀香木、象牙等货物。
可是几天过去了，李魁奇却迟迟没有派人前往与荷兰人交易。他之所以答应荷兰人要购买货物，无非是想讨好普特曼斯，获得荷兰人的支持，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出尔反尔呢？原因很可能是李魁奇没能凑齐这笔钱。当时李魁奇虽然在军事上占上风，但粮饷成了大问题。《靖海纪略》写道：“李贼（指李魁奇）欲抚，而小贼以空腹未肯就抚。” 吃饭都成问题了，银饷更成问题。“旬日之内，魁奇请饷三、四次甚急。”他以接受招抚为由，连续向福建官府要求得到银饷，可是福建官府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以此来看，李魁奇之所以对荷兰人违约，确实是缺少银两。尽管后来他想方设法弄来了十五担生丝，打算抵为货款，可是这时荷兰人的“胡椒已被送回，因为多数已腐烂变质。”

李魁奇违约这件事后果很严重，普特曼斯非常生气，认为这个海盗一点也不可靠。他转而决定前往围头湾，会晤李魁奇的对手郑芝龙。在此之前，郑芝龙给普特曼斯写了一封信，称他已经为荷兰人争取到了长期贸易的权利，可以保证与台湾的商船贸易，只是由于李魁奇这伙海盗挡道，无法前往大员贸易。
普特曼斯与郑芝龙商谈的要点有两个：第一，征询郑芝龙对李魁奇的看法，这个能问出其他结果吗？很显然郑芝龙只会大谈李魁奇的种种不是。第二，荷兰人表示愿意与郑芝龙合作，将李魁奇赶出厦门，前提条件是郑芝龙必须保证与台湾的贸易。
对郑芝龙来说，这次谈判的时机才合适了，简直可以说有如神助。因为在他与普特曼斯谈判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战争进程的事情。李魁奇手下大将钟斌驾十八艘大乌船叛变，投奔郑芝龙。与此同时，福建官方又给郑芝龙提供了五十条大帆船，一时间郑芝龙忽然如虎添翼，他与李魁奇的兵力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可是惊喜还没完，如今荷兰人自送上门，普特曼斯要出动威力巨大的荷兰夹板船加入到对李魁奇的战争中。
在这场从1628年打到1630年的闽海战争中，尽管李魁奇差一点赢得了胜利，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战争的最后两个月，在郑芝龙反扑、钟斌叛乱、荷兰人参战的三大因素下，这位海上新霸没能维持他的权势，终于战败被杀，他的败亡与兴起一样快速。
李魁奇完蛋了，不过对于郑芝龙来说，这只是靖平海盗的开始罢了。

《怒海争锋-39》




钟斌的倒戈是李魁奇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此人并非泛泛之辈，他以前与郑芝龙也是一伙的，据史料载，在天启七年（1627年）时，“郑芝龙、钟斌破海澄，入中左所。”当时两人是并肩作战的海盗。崇祯元年（1628年），李魁奇受抚后复叛，钟斌便与之合伙，共同对付郑芝龙。然而钟斌始终对李魁奇深怀戒心，尽管他接受李魁奇的领导，却紧握自己的兵权不放，他的船队从来不受李魁奇的直接指挥。
随着李魁奇势力的坐大，钟斌与他的矛盾更加白热化与公开化。福建官府便开始打起钟斌的主意，策划让他临阵倒戈。曹履泰在《靖海纪略》中记道：“李、钟两贼自相疑忌，其机可乘也。但钟黠而李蠢，使李图之，不如钟图之。使钟独图之，不如芝龙合图之。盖独则势单，胜负尚半。合则势盛，有胜而无败。李贼一鼓可擒也。”
根据荷兰人的记载，李魁奇与钟斌关系恶化的原因是兵饷的问题。李魁奇通知钟斌要推迟发放兵饷，然而钟斌认为自己部下已经处境艰难，要求李魁奇立即将船上的丝绸卖掉以换银两。李魁奇对钟斌的要胁大为愤怒，警告他不得再提此事，并勒令他返回自己的座船。李魁奇有自己的打算，他准备以船上的丝绸购买荷兰人的货物，以换取荷兰人的军事援助。然而钟斌返回自己的部队后，立即扬帆而去，脱离李魁奇。
这一时间的海盗总是反反复复地变化着身份，令人看得眼花瞭乱。本来与李魁奇联合攻打郑芝龙的钟斌，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与郑芝龙联手剿杀了李魁奇。在福建官府眼中，钟斌是海盗中最为狡黠多智的人物，剿灭李魁奇后，他并不愿意为官府所用，便假称追击李魁奇的余党，率自己的船队南下。他以“防夷”“防盗”为名，在厦门岛与铜山岛之间水域出没，打劫过往商船。
很显然，钟斌并没有投降官府的打算。在暗中积蓄实力后，他终于又打出海盗的招牌，扬帆北上，直入浙江，“诱明兵败之，总哨皆阵没”，“归而纵兵抢掠矣”。在劫掠浙江后，钟斌又回到福建，他甚至攻打省城福州，但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挫败。到了崇祯三年底，在福建官兵的围剿之下，钟斌接二连三遭到重创。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郑芝龙追击钟斌至平海，钟斌大败，弃巨舰器械，换乘小船潜往广东。次年（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二十二日，郑芝龙在南澳附近再次大破钟斌，沉其船九艘，生擒十一艘。这次胜利在荷兰人的《热兰遮日记》中也有记载，在郑芝龙对钟斌的战争中，荷兰人仍然对其提供了军事援助。
钟斌在屡遭郑芝龙重创后，遂逃往外洋。五月，郑芝龙打探到钟斌残余力量的行踪，秘密派遣舟师两面夹击海盗于甘桔洋，走投无路的钟斌蹈海自杀。

李魁奇与钟斌先后败亡，闽海暂时恢复平静。
战争总是有人倒霉，有人受益。李魁奇与钟斌是倒霉的人，而郑芝龙则凭借他卓著的战功由守备晋升为游击，他的弟弟郑芝虎受守备之衔。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帮助郑芝龙剿海盗，郑芝龙也确实给予回报。荷兰人由此获得了某些特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荷兰的商船可以前往厦门岛停靠。
厦门岛实际上已经成了郑芝龙的地盘，他允许荷兰商船可以短时间停靠。按照当时大明帝国的法律，绝对不允许外国船只随随便便地停靠在中国沿海，郑芝龙又怎么敢顶风作案呢？以郑芝龙的官职来说，并不算大，可是财可通神，他的官职与他的权势是不成正比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不惜巨款打通诸多环节，从福建政要到朝廷要人，能花收买的，他从来是不惜血本。
譬如福建巡抚熊文灿，《明史》中对他的记载是：“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这位富得流油的巡抚显然接受了郑芝龙许多进贡，对郑芝龙的所作所为，他自然是睁一眼闭一眼了。

@月光大砍刀 2012-05-19 23:11:49

楼主
你也太慢了吧，简直是在调胃口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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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两天一更吧。

@WeiM1929 2012-05-19　23:37:56
又发现楼主大作，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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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centreland 2012-05-22 11:54:49
非常欣赏楼主的大作！其真可谓是集故事之传奇性和历史之真实性的完美统一！建议楼主将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连载的几个关于国姓爷的帖子综合成一篇专著以公开出版，题目就叫做《400年前的台海风云——郑成功及其家族的传奇史诗》。福建本土的出版商一定对这类题材的著作很感兴趣，比如福建教育出版社就一向以出版文史类书籍为其专长，楼主关于福建本土、且又涉台的历史专著一定能赢得该社的重视，若能与该社合作出版，至少能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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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弟的鼓励与建议。
我一直认为国姓爷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可惜国人对之知之甚少。自己当以绵薄之力，让国姓爷的光荣史迹能让更多人的知晓。

《怒海争锋-40》



荷兰人的船只不仅停泊在厦门，而且还时常出入安海。安海又称安平，此处距离郑芝龙的老家石井约十余里。郑芝龙发迹后，在此置豪宅，占地面积有一百三十八亩。据《台湾外纪》记：“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 郑芝龙甚至开通了一条水道，商船可以直接由此水道进入其豪宅。在郑芝龙的经营下，安海迅速崛起，并且很快取代了漳州海澄成为商业重镇。
明帝国开放海禁之初，以漳州海澄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可是海澄只是一个内河港，从航运角度来看，无法成为一个优良港口。随着时日的推移，厦门与安海先后崛起，并最终后来居上，据史料所记，当时的安海已经是“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了。由于中国政府与荷兰并无自由贸易，荷兰的船只是不允许停泊在中国的港口，可是为了感谢荷兰人在剿灭李魁奇、钟斌的战争中提供援助，郑芝龙网开一面，让他们的船可以停泊于厦门与安海。

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福建的政局有了大变化。该年二月，熊文灿由于招抚郑芝龙、剿灭海寇有功，迁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福建巡抚一职改由邹维琏出任。随后郑芝龙被调往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带，镇压流寇钟凌秀。这对荷兰人来说，绝非好消息，后来他们写道：“我们的盟友一官凭其智慧和勇气消灭海盗之后，中国皇帝下旨令其由海岸迁入内陆，以武力去惩罚那些造反之徒（指钟凌秀）。……从而使我们失去一位可信赖的朋友，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或是巧合，或是有人预谋，以削弱我们的力量而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后使我们全面瓦解。”
荷兰人怀疑郑芝龙突然被调往内地镇压钟凌秀的叛乱，乃是官方有意找借口将他从厦门、安海调走，以此来禁止荷兰船只进出中国海岸。这个怀疑是有依据的。荷兰与中国之间发生的贸易，从来都不是正常化的贸易，没有合约文本，也没有具体条款，只有福建官员的口头承诺。郑芝龙能为荷兰人打开方便之门，自然是出于熊文灿的默许，如今熊文灿离开福建，换了个巡抚大人，一切规则又要重新制订了。
在邹维琏接任福建巡抚后，郑芝龙苦心经营的关系网由于人事变动而变得不那么牢固了。新巡抚上任后，先烧了三把火，他对郑芝龙纵容荷兰人的行为大加鞭挞，后来邹维琏在《奉剿红夷报捷疏》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迨郑芝龙之剿钟斌、李魁奇也，夷颇有力焉！芝龙德之，情缘难割。于是，岁岁泊中左，前抚诸臣以夷未易当，姑以不治治之。而夷益大胆无忌，奸民居停，恬不为怪，甚至酋长乘大舆，常游安海城中。”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邹维琏与熊文灿不同，甚至可以说他对郑芝龙抱着某种敌视的态度，显然并不信任这位海盗出身的游击将军。
郑芝龙不得不越发小心谨慎，为了避免给自己惹上麻烦，他一再警告荷兰人“不要再派戎克船去石井，也不要搭快艇来金门沿岸停泊，要在大担或浯屿交易，不过最好回去大员，在那里等候商人运货去交易，这样对公司比较好。”
这种表态无疑令荷兰人十分不满，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荷兰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又卷进来了。当时福建商船到台湾大员贸易时，荷兰人会挑货品购买，本来作为商业行为这也算正常，但对福建商人来说，势必有一部分商品是卖不掉的。这时西班牙人开出更为优厚的条件，只要是船上的商品，统统购买，而且开出更好的价钱。商人的本质是逐利，包括郑芝龙在内的福建商家当然乐得与西班牙人做生意了。开往台湾大员的中国商船越来越少，荷兰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可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怒海争锋-41》




闽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
由于郑芝龙也被调离沿海前往闽赣边界征剿山寇钟凌秀，闽海守备空虚，蛰伏已久的海盗刘香突然发难，一时间闽疆告急。
我们来了解一下刘香其人。
刘香是颜思齐武装集团的重要头目之一。他与颜思齐、陈衷纪一样是漳州海澄人，长得五短身材，异常骁勇，在海盗中知名度颇高，被尊称为“刘香老”。1628年，海盗集团内讧，郑芝龙杀死陈衷纪后，欲除刘香以绝后患。可是刘香却侥幸逃跑，只是他的祖坟让郑芝龙给刨了并灌进粪便，据说这种歪门邪道可以断了刘香的运气。
可是在那几年，刘香运气并不太坏。据一些史料说，李魁奇叛变后，刘香跟着他合伙，与郑芝龙缠斗。李魁奇兵败被杀后，刘香自立门户，纠集李魁奇的余党，势力渐大，东山再起，聚众数千，拥船大小百余条，“横行粤东、碣石、南澳一带地方”。当时慑于郑芝龙的海上力量，刘香并没有贸然扰乱福建，他聪明地避开郑芝龙的视线并暗中培植势力。
在得知郑芝龙、郑芝虎兄弟前往内地剿杀盗寇后，刘香察觉到杀回福建的时机已经成熟，遂纠集大小船只一百七十余艘，部众数千人离开广东，扰掠闽海。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刘香给新上台的福建巡抚邹维琏一记下马威。他率众进攻闽安镇，闽安为省城福州的门户，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海盗登陆后，“焚劫抢杀，比舍一空；镇民逃散，省会震动”。
刘香的这次进攻，对郑芝龙来说，绝对不是坏事。自从邹维琏接任福建巡抚后，郑芝龙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与荷兰人之间的贸易遭到巡抚大人的斥责，并被调离沿海前往江西镇压钟凌秀及其同党。尽管郑芝龙剿匪上仍然功勋赫赫，可是他的心思只在做生意发大财上面，当然不愿意呆在无利可图的江西。刘香的卷土重来，令郑芝龙有了留在闽海的理由。事实上，邹维琏也只能指望郑芝龙了。
很快郑芝龙返回福建前线，在他的严防下，刘香在福建沿海未能得逞，遂转掠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在海盗的打击下，浙江明军损失惨重，“总哨被戕，战舰荡为灰炉，海滨无复居民”。这位海盗的活动范围相当大，扫荡浙江后，又返回福建，摆开与郑芝龙决战的架式。
由于海盗气焰嚣张，势力猖獗，郑芝龙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故伎重施，找上荷兰人，给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出兵相助。
普特曼斯才干非凡却又傲慢自大，他自认为郑芝龙能击败李魁奇与钟斌，全得益于荷兰人的相助。他认为“我们的人对一官的援助无疑保住了其势力并稳固了他的地位”，可是到头来，荷兰人出了力气却没捞到任何好处。因而普特曼斯认为，帮助郑芝龙除掉刘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可是郑芝龙很快便向普特曼斯证明，即便没有荷兰人的援助，他仍然可以击败海盗的进犯。1632年年底，郑芝龙在漳州湾一带与海盗军展开大战。据荷兰人的情报，在此役中，郑芝龙损失了一千人左右，而海盗军损失更大，大约有两千人丧身。吃了败仗后的刘香元气大伤，向南溃逃，败往广东。

《怒海争锋-42》




闽海战事又起，这对台湾总督汉斯?普特曼斯来说是雪上加霜。原本大员就生意惨淡，如今加上海盗兴起，贸易更加凋零。令荷兰人感到特别头疼的是，新任福建巡抚邹维琏并非一个容易用金钱收买的人，他们对这位新巡抚的描述是：“眼光尖锐，一丝不苟，所有的事情我行我素，毫不退让。”也就是说，要想通过收买手段来获得自由贸易权是不可能的事情。
普特曼斯与他的前任讷茨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人。讷茨为人优柔寡断，普特曼斯则性格刚强，崇尚武力，心狠手辣，雷厉风行，可以称为“铁血总督”。这位铁血总督绝不情愿忍受这种贸易上的被动局面，他宁愿选择战争，企图以武力威逼福建当局，直到达成自由贸易的目的。
自从荷兰人越洋东来，从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谈判不成便动用武力，这招屡试不爽。东印度公司支持普特曼斯的主张，认为要取得中国的自由贸易权，除了武力之外，别无他途。他们还想用历史来印证这一结论：“西班牙人在获得从漳州到马尼拉的自由贸易之前，曾在中国陆地和沿海侵犯数年之久，中国人惊慌失措，被迫准许他们在海上自由通行。葡萄牙人在获准落脚澳门之前，也是先采用武力行动在中国沿海张扬他们的名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正是借鉴于这些方法，决定在中国沿海先以炮火开路，而后又经占领澎湖才首次使我们的名字在中国被人所知。”
1633年4月30日，在普特曼斯的鼓动下，东印度公司做出决议：为了获取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必须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为此东印度公司集结了一支比十年前雷约兹舰队更强的兵力，巴达维亚总部调动了十五艘战船，一千三百人的兵力，这还不包括台湾大员的船只与兵力。
包括普特曼斯在内的东印度公司官员显然对这场战争信心十足，这从他们庞大的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有条不紊地设想着各种胜利以及下一个目标，雄伟的蓝图似乎触手可及了。根据其计划，第一步是挫败并消灭刘香为首的海盗力量，其次将在海上拦截从马尼拉返航的中国商船，在掠夺中国的船货后，进攻厦门并占据鼓浪屿，摧毁漳州湾所有的中国帆船。第二步是集中兵力攻打福州，一路上烧杀抢掠，毁掉进入视野的一切东西，到时将要求直接与中国皇帝交涉，而不是福建巡抚，以获取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权利。第三步是向南攻掠广州湾，仍然采用烧杀抢掠的手段，迫使广州官员同意自由贸易，并对澳门的葡萄牙人发起毁灭性的打击。
这群强盗把烧杀抢掠当作一种暴力威胁的手段，甚至得意洋洋地把这些恶劣行径记录在文字中，正可见殖民者之丑陋本性。

按照荷兰殖民者的计划，凡是阻碍通商的一切力量，包括中国海盗在内，都属于打击对象。荷兰舰队从巴达维亚出发后，于7月5日抵达福建与广东交界的南澳岛附近，并开始实施既定计划，第一步是打击中国海盗刘香。他们沿着海岸线搜寻海盗的踪迹，却没能找到刘香，因为在不久前，刘香在一次海战中又被郑芝龙所击败，损失了十三条大型帆船以及二十几条小船，这位海盗头头带着六十余条小船逃走了。
普特曼斯发现郑芝龙的力量远远超过他的估计，这位福建海上游击将军不仅在对刘香的战争中稳占上风，而且正在厦门岛组建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铁血总督意识到，福建水师在十年来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这得益于官府招抚郑芝龙。郑芝龙在连续击破李魁奇、钟斌等海盗力量后，傲视闽海。
普特曼斯并非是一个莽汉，而是一个聪明的战术家，他并没有冒冒失失地与郑芝龙开战，而是调整了战略，作了两点改变：第一，把截击中国商船提高到战略高度，并认为截击中国商船比与中国水师交战更重要。从这点看，普特曼斯确有些本事，福建水师主要依靠郑芝龙，而郑芝龙又依靠海上贸易，只要控制海上的中国商船，就点到郑芝龙的死穴了。第二，放弃攻打海盗，转而与刘香联合，共同对付郑芝龙。普特曼斯给海盗军首领刘香、李国助等写信，建议联合攻打福建沿海。此时刘香被郑芝龙打得落荒而逃，当然乐得与荷兰人联合对付官府。
台湾海峡的风向总是飘忽不定，同样，这里的几股势力也是大搞连横合纵的阴谋。在台湾与福建的海域，总是上演着群雄争霸的故事。
此时荷兰人在福建沿海已经布署了二十艘左右的船只，兵力超过一千五百人，规模已经比十年前的雷约兹舰队要更加庞大。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荷兰人与海盗军联手进攻南澳岛，荷兰与中国的第二次战争爆发！

《怒海争锋-43》



第七章 决战料罗湾


南澳之战拉开了第二次明荷战争的序幕。
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战斗规模并不大。根据荷方资料，南澳水师共有二十六艘大小不等的船只，由于海域水浅，荷兰的大战船无法进入，遂派出五艘小船在大炮的掩护下进入南澳附近海域作战。荷兰的小船就是中方所称的“哨船”或“尖尾船”，分为两种，一种是导航船，船体略大，配有十八名士兵；另一种是大战船上的小艇，只有四名士兵。在白天的战斗中，荷兰人的远程大炮还是发挥了威力，南澳水师被击沉五船，荷兰人损失小船三艘。
首战荷兰人略占上风，但到了晚上，南澳水师挽回了面子。他们出动五艘战船，在夜幕掩护下偷袭荷兰船队，焚毁三船，己方没有损失。被南澳水师焚毁的三夷船，当是小船而非大型的夹板船。
南澳海战的结果势均力敌，南澳水师官兵阵亡十七人，荷兰方面伤亡人数大体相当。
荷兰人在南澳岛没有占得便宜，连夜北上厦门。此时正值夏季，台湾海峡盛行南风，荷兰人的船只航速又快，很快便在第二天抵达厦门岛，出其不意地发动突然打击。这次偷袭堪称是荷兰人的得意之笔，厦门水师毫无戒备，“中左（厦门）去南澳数百里，夷船乘风卒至，出于意料所不及”。郑芝龙想必要捶胸顿足了，这些年来，他默许荷兰人出入厦门岛，这里的水文条件及航道路线对敌人毫无机密可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厦门港一役，福建水师损失极其惨重，至少有十五艘战船被击沉，其中隶属于郑芝龙的有十艘。
以荷兰人的说法，厦门水师的损失还要更为严重，总共有二十五到三十艘大型战船被击沉，这些船上配备的大炮分别有十六门、二十门、三十六门之多。倘若这个说法属实的话，这些装备精良的船只无疑是郑芝龙的看家利器，或许多年来他从荷兰人手中得到的先进武器在这次突袭战中损失殆尽。荷兰人的偷袭非常成功，就象300年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一样，他们目标明确，行动果断，出其不意，将郑芝龙最精锐的舰队一次性歼灭。
其实荷兰人的胜利也有运气的成分，此时厦门港虽然有屯兵，却没有主将。郑芝龙刚刚前往广东会晤老上司、两广总督熊文灿，商讨打击海盗刘香的作战方案；厦门守将张永产则离岛前往泉州，准备围剿刘香行动所需的船只与器械。无论是郑芝龙或张永产，都把注意力盯在刘香身上，没有预料到荷兰舰队不宣而战，厦门港的战船虽多，既无指挥中枢，也没有战斗准备，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最终导致惨败。
一个月后，荷兰人第二次突袭厦门港，但这次不会再那么幸运了。厦门守将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联合御敌，以铳炮毙敌十余人，并焚烧一条荷兰尖尾小船。荷兰人见厦门港防守严密，心知无利可图，遂离去，在浯屿一带逗留。

与前任巡抚熊文灿不同，新任福建巡抚邹维琏在与荷兰人“互市”的问题是持反对的立场。他痛斥荷兰人：“窃惟红夷一小丑，狡焉挟市，封豕长蛇，荐食闽疆。”他上台伊始，就要求郑芝龙断绝与荷兰人的往来。郑芝龙虽然有所收敛，暗地里却仍与荷兰人来往密切，并不把顶头上司的命令当回事，对此十分愤怒。当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后，邹维琏把过错归之于郑芝龙，批评他与荷兰人关系暖昧，导致疏于防守，终致厦门港一役惨败。
作为一省巡抚，却让荷兰人在他的辖区内肆意侵掠，这令邹维琏忍无可忍，认为这“岂独八闽一大患，且为中国一大耻。”虽然邹维琏到福建时日不多，对荷兰人的实力却有清醒的认识。他笔下的荷兰人是这样的：“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向外，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
身为福建最高级别的官员，邹维琏对能否击败荷兰人，还是心存疑虑。自荷兰东来，中国军队与之交锋多次，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特别是澎湖一役，“用兵两载，费饷十八万，仅能焚夷夹板一只，虽堕澎城，徒台湾，而其出没闽地尚如故，则其强横可知。”可想而知，要下决心与荷兰人一决死战，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虹飞大哥 2012-06-04 10:06:20
郑芝龙虽然有所收敛，暗地里却仍与荷兰人来往密切，并不把顶头上司的命令当回事，对此十分愤怒
谁对此十分愤怒？是邹维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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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飞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