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评述（节选）
■一、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早在本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代表作中明确指出，必须掌握对待现代社会迫切问题的立场，“因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现代。”50年代之后，不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更进一步发挥卢卡奇的主张，认为19世纪是“古典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已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时期，针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而创立的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多已不合时宜，其方法也明显不适用，作为现代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时代的热点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
……
应当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变迁，社会实践已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和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等，对此只以“现代化”作说明恐怕是名不符实的，最起码是部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公开强调要通过向其他社会思潮开放，利用有关学派的思想理论来“发挥”、“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做法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利用欧洲古典哲学思想来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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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开放，把它们“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其普遍的做法。他们大都广泛涉猎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长和需要，采取“异花授精”的方法，把有关的思想内容、观念范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人们也正是根据他们各自所结合的思想流派，把他们的理论体系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比如萨特等人，他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得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像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则因为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他们的理论被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因而他的理论主张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仅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面向各种新理论新知识，吸取利用其真理性的合理的成份来发展自己，就好像一棵大树，既要扎根于土地之中，吸收水分和养分，又要进行光合作用才能生机勃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对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做法更大程度上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公开强调要通过向其他社会思潮开放，利用有关学派的思想理论来“发挥”、“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做法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利用欧洲古典哲学思想来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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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开放，把它们“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其普遍的做法。他们大都广泛涉猎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长和需要，采取“异花授精”的方法，把有关的思想内容、观念范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人们也正是根据他们各自所结合的思想流派，把他们的理论体系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比如萨特等人，他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得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像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则因为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他们的理论被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因而他的理论主张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仅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面向各种新理论新知识，吸取利用其真理性的合理的成份来发展自己，就好像一棵大树，既要扎根于土地之中，吸收水分和养分，又要进行光合作用才能生机勃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对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做法更大程度上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四、学院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在研究院或大学里从事学术活动，身份主要是学者、教授，而不是革命家，当然有些人也曾参加革命斗争或其他社会活动，但真正发迹或扩大知名度的，依然是他们的潜心研究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一客观情形，也决定了他们在讲坛、书斋里所论述的问题大都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尤其与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关系不大，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学究气十足的为普通工人所难懂的语言，他们的学说也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影响。这种“学院化”的特点，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离开现实政治运动的倾向，使其理论主张更多的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而非指导实践的革命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在研究院或大学里从事学术活动，身份主要是学者、教授，而不是革命家，当然有些人也曾参加革命斗争或其他社会活动，但真正发迹或扩大知名度的，依然是他们的潜心研究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一客观情形，也决定了他们在讲坛、书斋里所论述的问题大都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尤其与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关系不大，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学究气十足的为普通工人所难懂的语言，他们的学说也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影响。这种“学院化”的特点，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离开现实政治运动的倾向，使其理论主张更多的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而非指导实践的革命意义。
■五、哲学化
……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众说纷纭，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甚至可完全归结为哲学。他们也都殊途同归，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和职业走到了哲学研究的领域，都以各自的哲学理论成名于思想界。卢卡奇（曾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阐述了“主体客体辩证法”；柯尔施（法学博士）提出了“总体性理论”；葛兰西（曾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创立了“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则树起了多面哲学旗帜：霍克海默尔（哲学博士）的“社会哲学”，马尔库塞（哲学博士）的“社会批判论”，阿多诺（美学博士）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哲学博士，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逃避自由”论，哈贝马斯（社会学教授）的“交往合理化”社会历史观；赖希（医学博士）创立了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性革命论”；萨特（作家，作品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奖）提出了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人学辩证法”和“历史人本学”。这些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哲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都想从哲学中寻找出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意识文化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转向哲学领域，重视哲学研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明哲保身，选择哲学领域作避难所。首先，马克思本人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对于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是很有必要的。其次，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变化发展中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许多新课题；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挫折和失败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都需要从总体上去加以分析、把握和总结，而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无疑是进行总体思考的最好工具。再次，在无产阶级运动处于低潮，来自内外部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研究转向比较抽象的哲学而不是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这起码也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明智策略选择。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依据其他哲学派别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各取所需、各作其解，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割开来，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作用的正确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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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众说纷纭，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甚至可完全归结为哲学。他们也都殊途同归，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和职业走到了哲学研究的领域，都以各自的哲学理论成名于思想界。卢卡奇（曾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阐述了“主体客体辩证法”；柯尔施（法学博士）提出了“总体性理论”；葛兰西（曾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创立了“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则树起了多面哲学旗帜：霍克海默尔（哲学博士）的“社会哲学”，马尔库塞（哲学博士）的“社会批判论”，阿多诺（美学博士）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哲学博士，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逃避自由”论，哈贝马斯（社会学教授）的“交往合理化”社会历史观；赖希（医学博士）创立了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性革命论”；萨特（作家，作品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奖）提出了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人学辩证法”和“历史人本学”。这些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哲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都想从哲学中寻找出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意识文化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转向哲学领域，重视哲学研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明哲保身，选择哲学领域作避难所。首先，马克思本人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对于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是很有必要的。其次，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变化发展中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许多新课题；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挫折和失败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都需要从总体上去加以分析、把握和总结，而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无疑是进行总体思考的最好工具。再次，在无产阶级运动处于低潮，来自内外部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研究转向比较抽象的哲学而不是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这起码也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明智策略选择。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依据其他哲学派别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各取所需、各作其解，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割开来，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作用的正确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