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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斯大林时代
【作　者】(美) 斯特朗著 石人译
【出版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9年
【参考文献格式】斯特朗著 石人译.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评《斯大林时代》——威廉?兹?福斯特
斯特朗女士所著“斯大林时代”一书是美国人所著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斯大林问题的著作。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凡是想要了解关于这个复杂问题的情况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有许多积极的特点。书中充满了说明俄国革齤命过程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是斯特朗女士在苏联长期居留和进行广泛旅行期间所收集的。此外，这本书是以她通常的那种才气横溢、引人入胜和锐利的笔调写成的。鉴于她自己在这个问题中的辛酸经验，这本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她叙述斯大林的严重过火行为和不公正行为时的那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我现在所写的这片短评并不是对她的这本书的一个正是评论，而只是对它的一般估价。
这本书的一个非常宝贵之点是斯特朗女士对苏联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长期英勇斗争的历史所作的扼要的叙述。
这个历史问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特别是在目前，因为有许多人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正当的批评的时候趋向于忘记或甚至嘲笑革齤命的苏联所取得的震动世界的成就。这本书使我们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俄国革齤命在打破世界资本主义堡垒的第一个缺口方面的巨大重要性。这本书给那些轻视苏联、低估苏联以及诽谤苏联的人们上了一次很好的复习课，这些人似乎已经忘记某些基本事实了。
斯特朗女士的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她对于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为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中起的重要作用所作的描写。她列举了他的许多成就，举例来说，她在列举这些成就的时候，肯定了斯大林作为军事领袖的才能。这样重申斯大林的成就是很有价值的，斯大林的成就很多而且极为重要，同时是具有实践和理论性质的成就。在这些相当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的日子里，存在着一些低估或者完全无视他的基本重要成就的倾向。
常常是这样产生的对斯大林的片面描述只能混淆这个问题；因为，人们要是不记得斯大林的工作的建设性方面，就不可能了解他是如何在苏联群众中间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巨大威望的，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发展却是极其重大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在我看来，斯特朗女士的这本书多少有对斯大林的许多过火行为和错误强调不够之嫌。的确，她怀着明显的镇静心情为这个总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材料，追溯了秘密警齤察的成长，在1936-1938年的清洗时期所做的骇人听闻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其他各种极端官僚主义的倾向——其中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她谈到使对斯大林的崇拜得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差不多所有的因素。
然而书中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她没有十分公正地论断这种崇拜的严重意义。看来她几乎把这个问题完全撇开不谈，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齤命领袖的工作中的次要弱点。
斯大林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中一个突出的人物，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无产阶级历史将这样记载也几乎是肯定的。在斗争中，他是一个最优秀的群众组织家和人民的领袖，并且在理论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斯特朗女士在后面这一方面低估了他，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问题上。但是，尽管这一切，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它的效果方面具有这样的腐蚀性，以致损害了他的工作和革齤命声誉。
这为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无论是在苏联和在世界规模上都是如此。这不仅在苏联产生了最无意义和残忍的镇齤压和蛮横行为，并且还使全世界其他各国同情社会主义的千百万工人严重地怀疑社会主义。
因此，缩小或者不充分提出斯大林工作的消极方面是错误的，这方面的坏的后果是现在可以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齤产党中看到。

在另一方面，过高估计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习气的坏结果也是错误的，例如在我们有些同志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抱有“一切都完了”的态度，而且有从东欧目前的严重发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趋势：世界共产主义正处于象在1914年挫败了第二国际的那种衰退的危机当中。同所有这些悲观和失败主义相反，目前的局势归结起来只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危机”。
必须给予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总问题比斯特朗女士的书中所给予的更深刻和更广泛得多的对待。世界共齤产党作家必须打击广泛流传的资产阶级——右翼社会民齤主党人的这样的宣传，就是说斯大林恶习是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运动是在瓦解。
在采取步骤清除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个共齤产党过去和现在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习气的腐蚀作用时，这种作者也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来解释在苏联产生个人崇拜和它的国际影响的这两种都发生作用的特殊的客观上和主观上的情况。他们也必须特别说明苏联共齤产党和其他共齤产党目前在根除斯大林主义弊病的后果和防止这些弊病重新发生方面正在采取的步骤。
在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是有着许多很深的和复杂的根源的。它是在一种革齤命的情况下，在一种以前具有极少的民齤主经验的人民中，并且在一个在工业方面非常落后的国家中成长起来的。这个在险恶的资本主义包围下和面临着帝国主义分子屡次供给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所处的局势，急切要求苏联人民和它的共齤产党作出极大的努力，保持纪律和时常采取无情的手段。
在迫切需要注意的基本任务中，有下面一些基本的需要：建立工业和以最大的速度使土地集体化，用高度发动起来的人民的一切力量来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最大限度的和平努力来挫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的威胁，以及控制住在苏联国内外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反革齤命威胁。
在这些斗争、最大的努力以及高度的纪律的严酷的条件下（自从苏联诞生以来就几乎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些条件），有害的斯大林崇拜才得以滋长和发生它的破坏影响。个人崇拜不是不可避免的，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苏联共齤产党人缺乏警惕性。我们必须抛弃十分流行的一种解释，说它所以发生是因为斯大林是一种恶魔，而必须深入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斯特朗女士的书主要是从长期的历史观点写的。这是非常好的。这种对待事物的方法亚完全适用于对待个人崇拜。对斯大林得不好发展加以分析和进行斗争，决不只是目前的任务。它还有着基本的历史意义，而且必须这样对待它。
现在关于斯大林崇拜的讨论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决定性转折点。它表示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个共齤产党之间一种新的和更高级的关系；当国际社会主义和民齤主的力量振作精神来进一步扩展世界社会主义的时候，它发展着这些国家和这些党的内部的更加民齤主的制度；它正在促进世界上向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同盟之间更加广泛的联合；并且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更加蓬勃有力的发展。
（华新译自1956年12月3日美国“工人日报”，转载“国际问题译丛”1957年3月号）
作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目录
作者前言
第一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章　五年计划
第三章　农业革齤命
第四章　新人
第五章　大疯狂
第六章　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
第七章　使希特勒止步的条约
第八章　全民的战争
第九章　第二次建设
第十章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
评“斯大林时代”……威廉?兹?福斯特 作者前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我想，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将把它叫做“斯大林时代”。千万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则是工程师。是他首先道出了这样的想法：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这一切，包括所有的成就和所有的坏事上面，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总结这一时代还嫌过早，但是总得试一下。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引起了争论，世界各地许多人的信念发生了动摇。赫鲁晓夫所揭露出来的在第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生的千百家残酷的冤屈和粗暴的镇齤压行为，恰恰使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最感到不安。他们问道：这是必要的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永远都是这样的吗？或者这仅仅是由于一个人的邪恶的天蘖呢？
我相信俄国人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建设已经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时代。他们在分析这一过去了的时代，那是作为达到更美好的未来的一种手段。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他们也知道：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遭受的一些坏事，不论是产生于必要、错误或着罪恶，都远远也不及西方世界在武装干涉和希特勒侵略中蓄意加于他们的祸害，甚至也不及美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给他们带来的损害。他们将弥补他们自己的缺陷。而毋须由我们来出主意。
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富于动力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它使一切参加创造这个时代的人都发生了改变。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出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也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代价的一部分。
我们难道能够忘记1940年的欧洲吗？那时的法国的军队在希特勒面前时一天就垮了，那是欧洲害怕有一个新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我们难道能够忘记那些自称为主宰种族（主宰各奴隶种族）的人们对全人类的进攻，能够忘记这一进攻是怎样在斯大林格勒的儿女们身上粉碎的吗？他们狂热地、浪费地建设着，但是他们建设成了当全世界摇摇欲坠时能够昂然屹立的力量，为此今天全世界都应该感激他们。
还不仅是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时代不仅建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足以制止希特勒的力量，它还建设了今天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各国家的经济基地；创造了富余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有自由在公开市场上选择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说，它建设了许多国家能够赖以获得多样发展、取得自由以及在持久和平中建立团结的基地。这一时代发生的一些坏事有许多原因——由于俄国过去的习惯，由于敌对势力包围的压力，由于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以及部分地由于那个领导人的性格。它们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民齤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工人阶级把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让给了一个文盲的、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农民去做，而这些农民虽然自知对于这样一个任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却仍然进行了这一建设。

第一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建成的。根据所有过去的理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或曾被认为是意味着，一种更富足的生活，建设在充裕的财富的基础上，有着日益扩大的自由和日益普及的文化。人们曾预期它将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了生产结构但不能很好地分配剩余产品的时候到来。它意味着拥有技术熟练的工人，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而且意识到自己具有使全社会富裕的集体力量。他们将取得政权，把生产机器国有化，并利用它来创造共同的财富。关于接管政权需要用多少“强力和暴齤力”，曾经有过争论。
沙皇俄国并没有现代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垮台时，那里既没有多少工业品，也很少粮食。同时，也没有熟练工人；农民还过这中世纪的生活。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这并非由于人民广泛要求社会主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是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要求的唯一有纪律的组织。那是整个国家处在混乱中——农民夺取贵族的土地；工人由于工厂广泛缺乏原料停了工而挨饿；前线士兵开小差。列宁说这些苏维埃是人民民齤主专政的基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据以取得政权的口号。
政权的接管是简单的。士兵和工人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政府机关，并攻下了冬宫。当时已经召开的全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1917年11月7日宣布它本身成为政府。它迅速地通过了三项法令：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国家权力法令。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提出谈判和平的建议。土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归为国有，劳动农民对它有使用权。国家权力法令规定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国各地发出电报宣布地方苏维埃的选举。各地农民苏维埃举行了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新政府。这个政府把自己叫做苏维埃共和国。
取得政权是容易的；这在一天内就完成了。保持政权就比较困难了；这经过了许多年的斗争。被剥夺的贵族和前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国外帮助下组织了军队。德皇夺取了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派军队到芬兰帮助曼纳海姆男爵建立了一个反动政权，并派兵到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去掠夺粮食、煤、铁和石油。英、法、日、美派兵到北冰洋各港，从海参威进入西伯利亚，并进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武装干涉一直延续到1920-21年。当武装干涉最后结束时，芬兰、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已作为单独的国家分离了出去。比萨拉比亚已被罗马尼亚所吞并。俄国余下的地方则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所统治。
这是的俄国已经破产了，没有粮食，没有原料，也没有机器。农民的牲畜被宰杀了，农具在七年战争期间已用坏了。1920和1921两个饥荒的年头夺取了成百万的生命。我在1921年访问过的那一度曾是肥沃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乡村，即使当时有学校，也没有一个农民的儿童能够上学。农家儿童既没有鞋子也没有衣服；他们穿得单薄褴褛，整个冬天蜷伏在炉灶顶上，出不了门。为了刺激经济的恢复，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容许各种性质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甚至资本主义的。国家保留了矿山、铁路和重工业——这些都以破坏得很惨——而在小工厂、商店和农庄中私有制继续存在着。
生活复生了，但是列宁的生命终止了。1924年1月他逝世时，生产水平甚至仍然远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那种贫乏的状况。工农业都还没有从七年战争的灾难性减产中恢复过来。虽然执政党在倡导社会主义，但国家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功也是国有的，并且还在依靠工人的自我牺牲修复着。工人们只领到很少的工资，开始甚至除了食物以外不领工资，而且还利用假日来制造机车、电车和其他公共福利的设备。列宁正确地指靠了工人对公共财产的热爱。但是很多工商业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特别是农业还在小私有者手中，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叫做富农的小资本家，他们靠了剥削旁的农民和欺骗国家而获利致富。列宁本人曾说过：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一天，就只有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基础。
然而人们跟从列宁看到了一个远景：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成为世界上最进步、最繁荣的国家。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是他们认为俄国并不需要单独去完成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疲惫和俄国的范例将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引起革齤命。他们认为，有了远郊俄国工人阶级教育水平更高、技术上更熟练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帮助，欧洲的新的社会形式将会建立起来。不止一次地，在1917，1918，1920和1923年，这个革齤命看来在德国一触即发了。因而当列宁在世时，关于在没有先进国家的帮助下俄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并没有作为实际政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当这个问题后来在1924年开始的讨论中被提出来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是约瑟夫?斯大林在1924年8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仅仅几个月之前，他还说过恰恰相反的话。他曾说：“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1）然而，在8月里，在同托洛茨基争论时，斯大林却说即使没有任何外国工人阶级的援助，苏维埃政府也能够开发俄国并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它将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看来斯大林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前后不一致，并且大概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公式后来获得的重要性。前后一致对他来说并不需要，因为那时他并不被人看成是一个首要的理论家。他的才能是在组织方面。那时他已经成为共齤产党的总书记。在这一岗位上，即使并未接触到全体工人和农民，他至少接触国内人民最强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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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4年4月初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初版，引文见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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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提出的，虽然还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然而却表达了人民对于建设自己国家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以及他们对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日益增长的信心。十月革齤命后七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获得了管理国家的自信心。那种认为他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应该寄托在革齤命迟迟不发的欧洲工人身上的想法，已经开始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因而当斯大林宣布俄国人能够自立，能够建成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经济制度时，这就是革齤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而且能够鼓舞人们进行爱国的努力。当时公认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简直没有认识到，一个新的有利的论点已被提出。当斯大林在1925年请求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这一论点时，他们毫不费事地就得到了批准。几个月之后，那两位理论家才省悟到这一新论点的意义，并批评它以“民族共产主义”代替了正统观点。后来，托洛茨基也参加进来供给这一理论。
斯大林就这样几乎是不经意地形成了俄罗斯人民据以生活二十五年的观点，而他并不是一个俄罗斯人。他是格鲁吉亚人，属于被俄罗斯帝国主义所征服的南方民族之一。他的父亲是鞋匠，生来就是农奴。斯大林不同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出身于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九岁时他进了一家不久前才向出身微贱的儿童开放的教会小学。教师发现他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有一点自以为是，并富有好胜心”。校长和一位当地的神父为年轻的约瑟夫在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获得一笔奖学金，那个中学是专为使优秀的格鲁吉亚青年俄罗斯化而设立的。他在1894年快满十五岁时入学，发现学校里存在专横的校规，教员监视学生的私生活，连世俗书籍都不准读。年轻的约瑟夫在三年级时由于被发现阅读雨果的著作而被罚过禁闭。不久之后，他就读起更加犯禁的书籍来。在一本马克思的著作中，他读到了：“哲学家只是解释了世界，我们的任务在于改造世界。”他参加了一个秘密的社会主义团体，协助组织过铁路工人，随后在1899年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许多年后，斯大林说：“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我的社会地位……也由于在正教中学中无情地压制着我的那种严酷的戒律。”
这个格鲁吉亚青年成了一个工人的组织者，他使用许多不同的名字，过着危险的生活。“斯大林”——钢铁的人——同伴们给他取得并被保留住了的一个名字。他一读到列宁的著作马上就接受了列宁的意见，而且此后一直坚定地支持列宁。他时常被捕，并有四次被流放到北极圈内一些地点，但每次他都逃掉了。第五次是在1913年，这次他被送到亚洲最北部，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的地方；从那里他无法逃出，直到十月革齤命把他解放了出来。在流放中他学习并从事写作，特别是分析民族问题。这是他作为俄罗斯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人所面临过的问题。他关于民族的著述在布尔什维克伙伴中出了名；当他们在1917年取得政权之后，就人民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负责处理新国家中非俄罗斯民族的问题。
1922，斯大林就任共齤产党总书记，这一重要岗位所能起的作用只是由他发挥之后才被人们认识到。选择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在沙皇统治时期都生活在欧洲的外国，并且在那些有言齤论自由的国家里发展成为作家和演说家。斯大林则在沙皇俄国从事地下的组织工作。他所使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紧密的有组织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人们的生命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里。
作为总书记和党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成为制定政策的五个人之一，这五个人就是：列宁、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列宁是公认的领袖，在各种工作中加米涅夫是他的副手。托洛茨基负责指挥内战，布哈林负责报刊和宣传。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这些领导人似乎谁也不羡慕斯大林所担负的烦琐的日常组织工作，这项工作最初很少带来声誉。他们似乎也没有感觉到斯大林逐步建立起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他个人对党组织的控制的变化。甚至斯大林也不象是事先把这一切计划好了的。然而，由于受权掌握党的机构，他就逐步建立的党的权力，随着也就建立了他个人的权力。

过去二十年中曾出现过许多书，例如伊萨克?德意彻的论著，试图详细地描述斯大林在列宁的领导时期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在后来孤立和击败自己的竞争者所采取的政治手段。然而，我只注意到少数事齤件，预示了斯大林后来的工作权力和缺陷。192齤2年，他被指派草拟一部宪法，通过这部宪法娥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列宁看到并同意了的原草案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国防、外交、对外贸易、铁路和交通。包括政治警齤察在内的治安工作是放在地方政府权限之下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斯大林派到格鲁吉亚去的人同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进行了斗争，并且运用政治警齤察把反对者监禁起来。同年12月所通过的宪法的定稿中给了莫斯科一支中央集权的政治警齤察，并在各个共和国内设有分支。
因此斯大林应对政治警齤察的中央集权负责。他对待格鲁吉亚反对派的残酷无情导致了他和列宁之间的唯一的冲突。这事发生在列宁去世前不久。
列宁的著名的“遗嘱”必须同他在病中所听到的关于在格鲁吉亚的残暴行为的消息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列宁曾三次发病。第一次是在192齤2年5月末，这次他康复到能够恢复工作的程度并同意了宪法的第一个草案。在秋末，他第二次发病，但是12月里有所恢复，能够口述指示给他的秘书。由于感到死亡在即，他口授了关于“不久将来的分裂”的危险性的备忘录，其中提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位卓越领袖”是主要的竞争者。这个备忘录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它并没有指责两人抱有恶意，也没有提出什么忠告。几天以后，在192齤2年12月30日，就是在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的那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胜利地使他起草的宪法获得生效的同一天，列宁口授了一些记录，指出斯大林应对在格鲁吉亚的过分行为“负政治责任”。六天以后，1月4日，他在对遗嘱的补充中使用了比此前所写的一切都更强烈的辞句：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并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要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并且更关心同志。”（1）
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就这样在两个星期中加重了。可能是由于他从参加制宪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那里听到的消息。列宁并没有公开这个备忘录，只有他的妻子和他的秘书知道它，因为列宁的健康好转了，他开始亲自处理事务。他派加米涅夫到格鲁吉亚去进行调查；他告诉格鲁吉亚“反对派”他将亲自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他们的控告。正在采取这些行动的过程中，他在3月8日第三次发病，这次病是他脱离了政治活动，虽然死亡在将近一年之中并未到来。当1923年4月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他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托洛茨基也没有攻击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已表现出和解的精神，他在许多问题上让了步。
在那次大会上有两件事显示了斯大林的力量和作法。在代表书记处作报告时，他说明党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控制地位。共齤产党员的比例在地方工会干部中已从27%增加到57%，在合作社管理人员中已从5%增加到50%，在军官中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于党的控制之下。第二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斯大林说：“党不是什么辩论会”。他说：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且两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一些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这次大会斯大林在每一点上都取得了胜利。大会以后，当罢齤工爆发或者秘密组织被发现的时候，异己分子就遭到政治警齤察的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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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人民出版社“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二辑第331-342页。（按上面所引一段的第二句“我建议……担任总书记”下面在原文中还有这样几个字：“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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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甚至在列宁逝世之前，斯大林已经发展了这样一个党的机器，它不仅在取得对政府的控制，并且在取得对所有的群众组织的控制，它把本身的权力同革齤命和国家利益等量齐观。同时，通过宪法，他也建立起了一支权力十分集中的政治警齤察，并且表明每当自由讨论和他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安全，先与自由。
当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丧礼，他在执绋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他还不顾列宁的未亡人和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抗议，把列宁墓安置在红场上。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列宁的谦虚和简朴的原则，可是他比任何欧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更懂得，基本上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一个“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后来千百万的老百姓走过这座陵墓并从参谒列宁而“获得力量”这件事，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有着列宁的“遗嘱”，斯大林却有许多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他已经是一个有二十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列宁时期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已有十年，并曾在六个暴风雨般的**年头中直接在列宁之下工作。他可以很容易地把那最后的冲突看成是由于列宁生病而产生的误会，如果列宁康复了的话，这是可以弄清楚的。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曾有过更严重的冲突。托洛茨基反对了列宁许多年，只是在**发生的时候才和他联合起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武装起义的时刻曾经是叛徒，他们反对起义并在反对派的报纸上透露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列宁都原谅了他们。同这些人对列宁所负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罪过在他自己看来很可以算是微不足道的。
1924年5月4日，当列宁的一住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宣读，并要决定是否把遗嘱向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公开时，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所建立的联盟拯救了他。这两位老布尔什维克都害怕托洛茨基，担心他可能成为“拿破仑”；他们把斯大林看成一个比较谦逊而无需害怕的人。斯大林谦虚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列宁的继承者只能是一个委员会，而不是任何个人。因此季诺维也夫谈到最近几个月中的“和谐的工作”并且“很高兴地说，列宁的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他提议不把遗嘱公布，而只秘密地告知一些经过选择的代表。这个提议以四十票对十票获得通过。对于斯大林的增长着的权力的最后一个威胁就这样过去了。
这以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权力。在一系列关键性的决策中，他逐个击败了他的敌手——托洛茨基，然后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后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最后并把他们从政治局中赶了出去。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过斯大林的“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同时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然而，随着每一个反对者的失败，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越来越受到了排斥。到了1929年（应该是1927年——译者）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就宣称：“附和反对派是……和党籍不相容的。”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向被击败者伸出手去，如果他们“悔过”，就把他们接纳回来。当托洛茨基表明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建议把他从俄国驱逐出去。这件事照办了。反对“党的路线”就这样成为一种罪行。不过各种不同的“反对派”的大部分成员都“悔过”了，都恢复了地位，并在斯大林分配给他们的职位上工作。
以上关于手腕运用的概括历史只谈到一些表面现象。这样的手腕在国家和工会的政治斗争中都是很常见的。斯大林是善于运用手腕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的上升和他的伟大工作。我认为，他的上升是由于两个一切领导人都具有的特点，和另一个只有最伟大的领导人才具有的特点。他对于那种我只能称之为“人民的意志”的东西有深刻的感觉。他有把这种意志转化为行动的无比的技巧。最后，他坚决相信他的行动能把人类带向更美好的将来，并且善于使旁人感染上这个信心。
我所说的“人民的意志”是比我们美国人在11月进行的大选时所行使的选举权远为强烈的东西。我重视我的一票；我可能愿意为保卫它所代表的某些权利而死去，但是我不会为了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差别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两党之间我可以作“我的选择”，可是我不会把它称作“我的意志”。然而也存在人们甘愿为它们而死的某些目的，特别是在紧急的时刻。这些目的是和集体的需要，国家的利益、或者和为孩子们争取的更美好的将来相一致的。这样的目标才配得上“人民的意志”这个名称，因为人民意志为它们而斗争，为它们而死，为它们遭受冤屈。
在俄国当沙皇统治垮台时，“和平、土地和面包”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列宁表达了这个目的，就成了当时的权威。在二十年代中叶的俄国，对于一个拥有富饶的但是疮痍满目的国土的人民，看不到能够从其他国家得到任何帮助但是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财富的人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这个一个目的。斯大林表达了这个目的，毫不在意地推翻了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他不是从理论中，而是从人民的意志中挖掘出这个目标，并且当人民团结到四周来的时候，他感到它的理论和信心都增强了。这就是那粉碎了反对派的东西——不仅是手腕的巧妙，而是他比旁人更能亲切地觉察并表达人民的意志。他更接近人民的意志，首先是由于他的社会出身，由于他是被压迫民族中被压迫人民的儿子。他接近人民的意志，还由于当其他领导人从国外向国内写东西的时候，他却多年从事着地下斗争。最后，他接近人民的意志，还由于他担任了党的书记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他每天都倾听着国内最强烈的愿望和不满。

他待人接物是谦虚的、直爽的、朴实的；他对问题的分析异常明确。他判断集体意见的技巧是从早年就有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告诉过我：“我清楚地记得起来，他是一位安静的年轻人，坐在委员会会议室的桌子的一边，说得少，听得多。会议快要结束时，他提出一点看法，或者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逐渐看出来，他把我们共同的思想总结得最好。”这段描写是任何曾和斯大林一起参加过讨论会的人都会承认的。这说明他是怎样保持他的多数的，因为他首先估量了多数人的意见，然后才制定路线。因此，他的头脑并不是一个相信一道命令可以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付诸实施的专制者的头脑。但也不是一个等待投票结果并且把它看成最后决定的被动的民主主义者的头脑。斯大林知道多数人的支持对于健全的政治行为是必要的；同时他也知道多数是怎样形成的。他首先分析把决定推向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极限。
对于全国人民他也使用同样的方法。斯大林和俄国人民都不知道西方在选举中运用的方法；当他知道了这些方法的时候，它们也没有给他很深的印象。然后在我认识他的整个时期中，他经常注意并且仔细考虑一切推动人们去行动的愿望。各种再生产中有成就的人——打破了挤奶纪录的挤奶姑娘，或者是分裂了原子的科学家——都会被邀去和斯大林谈谈生产，并告诉他是怎样和为什么达到这些成就的。正如美国政治家所说的：“他把耳朵贴在地上”。俄国的农民们说得很诗意，他们说：“甚至草的生长他都能看见”。斯大林自己是这样来谈他的领导方法的：“不能落在运动的后面，因为要是那样就会陷于孤立……可是也不能跑在前面太远，因为这就会失去与群众的联系。”这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目标，而且他的努力经常是成功的。
一个领导人不但必须觉察到人民的意志，并且应当把它转化为行动。不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身上，意志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可能被遏制而变成失望，也可能被鼓舞而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斯大林唤醒和解放人们意志的能力达到了天才的高度。我在这方面有过亲身的经验。

我创办了“莫斯科新闻”，后来和它的俄国编辑之间发生了这样恼人的纠纷，以致我想要辞职，甚至在失望之余想要离开苏联了。经一个朋友劝告，我向斯大林提出了申诉。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来，要我“到这里来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谈这个问题”。这说得很随便，因此当我发现自己同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我所控诉的那些人坐在一张桌前时，我简直吓呆了。小型的政治局，全苏联的指导委员会，在处理我的申诉呢。我真感到羞愧了。

斯大林先问我是否听得懂用俄语进行的讨论，这是我感到自然一些。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去发言。他自己比别人都说得少，他甚至没有坐在桌子头上当主席，而是随便地坐在一旁，能够看见所有的面孔的地方。起初，我感到失望，因为他是那样的没有威仪，但在迅速进行的谈话中我就把这一点忘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话，提出一个问题，或者着重地反复别人的话，来引导讨论的进行并使它不离开主题。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汲引出来的时候，我开始对于甚至那些我所控诉的人都产生了了解。我曾向我要辞职并一走了事。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可是当斯大林反复问道：“这就是全部吗？你在其他方面很满意吗？”我内心潜在的愿望生醒了，我发现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议长更大、更好的报纸，而有了已经取得的新的了解，这些事现在看来已是可能的了。我说出了这一点，而我们后来也就得到了这一点。

从那时起，我就把斯大林看作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主持会议的人，他能够以达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种不同的一件引向和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唤醒和鼓舞要求行动的愿望。我想，这就是五年计划的最初年代中他给予别人的印象吧。当他后来离开了这种方法，他也就背弃了他自己的理论，抛弃了那最初是他上升的方法。

不管他后来的实际行动如何，斯大林曾经经典地说明了不受集体思想控制的个人决定的危险性。当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及后来罗埃?霍华德要求知道“这位伟大的人物怎样决定”时，斯大林不耐烦地回答说：在我们这里，个人不能决定……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没有经过集体修改的个人的决定，错误的百分比是很大的。他接着说，苏联取得胜利，是由于一切领域——科学、工业、农业、国际事务——中最好的专家在中央委员会中结合起来了，而决定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作出的。

他比任何人更多地把这个标准灌输到苏维埃人民中去，因为他总是“通过组织途径”并且在建立起多数之后才行动的。如果他也通过中央集权的政治警齤察采取行动去镇齤压反对者的话，这种在西方看来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两重性，对于二十年代末的俄国思想却并不是陌生的。这是一种他们所熟悉的警齤察，首先是在沙皇统治下，后来是在列宁领导下。因为尽管列宁是那样民齤主，他却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契卡——来不按正常法律程序地对付反革齤命分子。如果斯大林把一切“反对者”都划归反革齤命从而扩大了保安工作的职权，只有那些比较西方化了的布尔什维克才提出过反对意见。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是被整个世界的敌人所包围的。

我住在苏联的所有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听苏联人谈到过“斯大林的决定”或者“斯大林的命令”，而总是谈到集体作出的“政府的命令”或者“党的路线”。当谈到斯大林时，他们称颂他的“明确”，他的“分析”。他们说：“他不是个人在想。”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独自一个人去想，而是同科学院的智囊团、企业和工会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而思想的。即使到了后来，当人们过度地把他神化了时候，他们也不是把他称为“伟大的统治者”而是把他称为“伟大的导师”，分析道路的领导人。这就把他同历史上的专制者区别开了，虽然他有许多专制的行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用这种商量的办法，凭着斯大林所唤醒和加以组织的千百万人的愿望和智慧，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而实现的。

第二章 五年计划

苏联以外的世界在最初听到五年计划时把它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我们这些曾经在苏联的边远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它在村庄、工厂、城市和各州中逐步成形。我们看到它产生于雇农对生活的要求，产生于失业青年对创造的渴望，产生于公共财产的主人翁对享受自己的财富的愿望，这种财富包括着广大的未被探测、未被开发的草原和高山的资源。然后，我们又看到千百万人的热情被当地共齤产党人的头脑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锤炼成为一个使国家工业化和使它不依赖外国的计划。
我第一次听说五年计划是在苏维埃中亚细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塔什干的报纸刊出一条宽达七栏的标题：“过五年你们将认不出中亚细亚了”。跟着是一幅占半版的这一地区的地图，上面缀满了新的工程、铁路和工厂的标记，每一处都标明了计划开工和建成的日期。这是中亚细亚各机构的联合计划，它还需要配合到莫斯科的中央计划里面去。
第二年我再一次访问了中亚细亚，骑马到帕米尔去。帕米尔就是那块处在俄国、印度和中国中间，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荒野的高原。在火车所不达的小路上走了几天之后，我和一个乌兹别克修路工人聊起天来。他会三个俄文字：“公路”、“汽车”和“五年计划”。用这些字和许多骄傲的动作，他告诉我这条走骆驼的小路将要变成一条汽车大道，一直通到边界上，而在当时骑马到边界要走十天。五年计划将会作到这一点。
又一年后，为了给新创办的“莫斯科新闻”写稿，我在1930年五一节去参加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典礼。铁路当局在旗帜上和报纸上宣布它是“五年计划落成的第一个巨大工程”。一千英里的铁轨已在荒无人烟的平原和沙漠中铺成了一条南北铁路。我的老朋友毕尔?沙托夫是工程负责人。他曾是在美国的上百次争言齤论自由的斗争中的老战士，同时也是俄国内战中的老战士。他们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完成了建设，比“计划”中预计的时间快了一年半。因此，他们遇到了财政危机；他们必须付给工人完工的工资，而在政府预算中却只拨下了下一年的款项。沙托夫急催着莫斯科，从各方面去讨钱，嚷着：“难道为了等待预算追上来，我该把胜利的工人们解雇吗？”
所有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四列专车将开来参加通车典礼。我们的一列载着上百个工厂中选出来的代表，因为“英雄”的优秀工作而获得这次旅行的机会作为奖励。苏联记者从几十个城市赶来；从世界各地来的外国记者挤满了两个车厢。我们都知道这一条铁路改变了亚洲的历史，把西伯利亚的小麦和木材同中亚西亚的棉花联系起来，是苏联贸易达到了中国西部的边缘，并且用一条细的钢铁国防线把苏联的东南边疆连接了起来。
我们的列车不按任何时间表开行，因为我们坐的是第一次列车。一节节车厢有一台漆成绿色的披着节日盛装的机车拖着，象酒醉了似地摇摆在新铺的路轨上。这台机车是奥利?阿塔机车修理厂的礼物，是志愿工作者在工余时间义务修理出来的。机车上象吐着火焰似地满飘着红旗。一个由志愿修理工人选出来的机车组日日夜夜地在“他们的机车”上工作。土西铁路的通车也是他们的胜利。
新的市镇已经开始在沿线生长起来，这是一些拓荒者的简陋的住宅。沙托夫在每一个车站的集会上都对拓荒者讲了话。他追述着他们的斗争的细节，在沙漠中的饥渴和冬季漫天蔽日的大风雪，而官僚主义者却供应不上暖和的衣服。他提到“还在母亲的怀抱中，然而却比这个市镇年纪大”的婴孩。他谈到他们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新世界，一个为了全世界的工人的更美好的世界。我听见一个瘦削的妇女眼中含着泪喃喃地说：“我们的负责人真是个好汉子！”
在铁路的接轨点，在烈日下进行着一个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的狂欢节。游牧的哈萨克人从数百英里外骑着马来迎接伟大的“铁马”。根据它的商标“俄?马里昂”而被称作“马里昂”的巨型起重机把一对对的人吊起来在空中兜风，每次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哈萨克人。年轻小伙子在铁轨上跳舞，唱着关于那“比一百匹马都快的黑骏马”的新歌子。这匹骏马的到来带来了工作和学校，并且把这些小伙子从部落的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部落的酋长们还掌握着权利。当青年们想自己保留他们因优秀的工作而得到的奖品的时候，同部落的人却把他们摔在地上，并把奖品拿去给酋长们。这是部落的风俗，然而现在终于遇到新的铁路的挑战了。
在一万个从各处来到这片荒野的人的注视下，来自南北的两个铺轨队铺设了最后一根铁轨。打下最后一根道钉的是俄罗斯和哈萨克的高级官员、代表建设者的沙托夫和代表共产国际的七十高龄的日本共齤产党领袖片山潜。片山潜在连接铁轨的道钉上的一击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这条铁路的意义不限于把小麦和棉花联系起来，不限于为拓荒者开辟新的土地，也不仅限于是部落青年反对部落压迫者的武器。这条铁路意味着世界革齤命穿过亚洲继续前进。
沿路工人认识到这条铁路的巨大的重要性，都问我们车上的人谁来主持通车典礼。不是斯大林吗？不是加里宁吗？不是吗？当他们知道了从莫斯科来回是两个星期的路程时，他们就满足于较次要的人物了。远在西方，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正在第聂伯河上赶着完成。远在北方，新的钢铁城库兹巴斯正在斗争中诞生。在斯大林格勒，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即将开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正在修建。
土西铁路自夸为“第一个完成的巨大工程”。然而它只不过是轰轰烈烈的五年计划所培育的数十个巨大工程之一。
根据合同前来协助执行五年计划的美国工程师喜欢说，这根本算不上一个“计划”。从技术上来说，他们是对的。五年计划从来也不是一个必须严格遵照行事的蓝图——它是一个需要予以应战并且超额完成的挑战书。它不仅是由莫斯科制定的，而且是由莫斯科和这个国土上最遥远的地方同时制定的。在工厂和农村里，人们讨论了他们要什么，他们能够制造什么和为了制造它又需要些什么；他们的地区性的计划通过一定的途径到达了“中央”，被协调之后再送回来由地方上采用。

在整个国土上，从列宁格勒到海参威，响起了建设的强大声响。1931年我曾为“莫斯科新闻”去采访这些工程。二十年后，当我在莫斯科被捕时，警齤察没收了我在这些采访旅行中所写的所有的笔记本作为“间谍活动”的证据。这些五年计划的巨大工程突然变成了举世秘密。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他们却曾把这些巨大工程向任何愿意去看的人炫耀。
在1931年有些人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是一个失败；另一些人又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两种说法都不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在当时既不是一个失败，也不是一个成功。它是一场战争，为了苏联的第一部输送带而进行的战争。在美国，输送带经过了一个世代才成长起来。在这里，它是通过战斗很快就赢得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耗费了生命和青春。在炎热的夏天，健壮的男子晕倒在熔铁炉旁。季夫柯维奇、柯维特和宁楚克着三个美国人连续工作了60个小时不睡觉去修理那使“装配线”陷于停顿的第七号机器。他们达到胜利时，已经是摇摇晃晃有气无力了；他们受到了欢呼，得到了奖章。那不是工作。那时战争。
坚强的男人忍着泪，看着他们的车间上挂起了“骆驼”——笑着的骆驼是给落后车间挂上的标志。那些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力量的人们，因为他们的车间没有进大它最大的力量而暗泣，然后回去使自己的车间再多做一点。仅仅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组织。他们刚征服了一个细节，另一个细节又出现来阻碍他们。在同一个时候有上千的细节需要集中注意。这在俄国是从未做过的事。
这个工厂在城北离城二十分钟路程的地方，又一条极坏的路联系着。这条路是工厂的一部分；它会损坏机器。一条新的输水管已经装置起来了，因为在依靠市内的给水系统时，他们在炎热的7月中曾经断过水。一年之后，他们还在修建新的仓库。因为缺乏合理的仓库安排，没有人知道到底厂里有哪些零件。装配线常会因缺少某一种零件而停顿；然而可能有成百的这种零件在一个月之前被存在什么地方了。这就很明显，斯大林为什么要强调：“制度、核算和责任制”了。
每一个工厂都有它的“生产会议”。在机器厂里他们讨论“质量”问题和“缺乏小型工具”问题。一个工人说：“零件散处在风沙之中，然后带着脏东西装进马达；零件应当先在煤油里洗刷一下。”另一个工人要求注意调整不恰当的检查时间；冷却器应当在安装到拖拉机上之前进行检查，以避免以后再把他们取下来的劳动。
所有的人都称赞一位“真理报”的记者，他查出了一个使六十部马达遭到毁坏的错误。他并没有技术知识，可是他发现装配线因缺乏马达而中断了。他查到了六十部有“缺陷”的马达，发现这些马达的同一个部件都是坏的，并且一直追究到制造这种部件的车间。他了解到出问题的原因是一件切削工具有着很大的缺口，而一个新工人却认为这没有关系，一个粗心大意的工程师没有注意这件事。“你，你，你已经使六十架拖拉机不能出厂了！”他指责这位工程师说。工具改装之后，部件就合格地运到了。这不过是该做的万事当中的意见而已。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谈到向破坏之类的更险恶的困难，这种困难也打乱生产的组织。
万事都能在同一时间正确地完成吗？是的，生产曲线有时上升，有时下降，但是大体上趋势是上升的。工厂的主人们曾有两次团结在一个战斗口号下，不计代价地进行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他们为了迎接1930年6月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争取工厂提前开工，这是不顾困难而进行得难以置信地迅速的工作。第二次，他们争取在第一年年底齤制成第五千架拖拉机。这两件事，许多上层职员和几乎所有的美国专家们都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工人的意志，特别是共青团员的遗志，使这两件事都胜利地完成了。
工厂的党组织书记特里谷宾柯在接见我时躺在病床上，一面还用电话处理着工作，他说，“我们有着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可以动员”。他强调计件工作、制度、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严格核算——列宁所要求的，也是斯大林所要求的“制度、核算和责任制”对于一个尚未机械化的国家来说，是件最难学习，同时又是最需要的事情。

到处都有迹象说明他们是在进行学习；在修理从城市到工厂的道路的时候；在工厂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头几批学生身上；在新开设的一天可供一万一千客饭的“工厂厨房”中；在美国专家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善中；甚至在设立小卖部供应苏打水和冷啤酒，是那些又热又渴的工人不知再去喝伏尔加河水而象前一年那样患伤寒病这样的事上。
在我8月访问后四个月，工厂已经达到日产110架拖拉机了。它“达到了计划指标”。争取苏联第一部传送带的战争算是胜利了。十二年以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的工人驾着他们自己的坦齤克把希特勒的军队从工厂的炸毁的院落里赶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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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每一个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美国人——都说，这厂比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改进有多么大呀！这样说是真实的，但是这不公平。斯大林格勒厂开辟了道路，它的痛苦对所有后来的人都有帮助。
美国专家拉斯金带我参观了工厂。在斯大林格勒，翻砂厂是个落后的车间，挂着“骆驼”牌子；在哈尔科夫，翻砂厂有二十多种改进。斯大林格勒厂有漂亮的机器，这些机器直接来自美国，但是没有经验的农民把它们毁坏了一半。哈尔科夫的工人们懂得多一点；他们向斯大林格勒学到了东西。所有部门，象运输、仓库、福利等等都从经验中得到了益处，而在哈尔科夫做得更好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进是迫于竞争才采取的，在苏联改进已经是自由交换的了。哈尔科夫从斯大林格勒接收了一整年的经验。
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有一个特殊问题。它是“在计划之外”建立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比预料的要快得多；他们对拖拉机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自傲的乌克兰城哈尔科夫“在五年计划之外”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美国人不能够设想这里的困难。所有的钢、砖、水泥、劳动力都已经按照五年计划分配掉了。哈尔科夫只能靠说服某些钢厂进行“超计划”的生产来得到钢。为了补足不熟练工人的缺乏，成千上万的人——机关工作者、学生、教授——在假日来志愿参加劳动。由于当时采取交叉的五天工作周制，每天有五分之一的人是闲着的。
拉斯金先生说：“每天早上六点半钟，我们看到专车开来了。他们来时带着乐队和旗子，每天的人群都不同，而且经常是兴高采烈的。”据说建筑这个工厂的非熟练工有一半是志愿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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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克建筑工程可以从两个地方去眺望。你可以从大街望过去，那里你看到一片混乱；你也可以从小山上俯视它，那里你才能够看到已经造成的东西。以下是我的笔记本上的描绘。
“大街”是我对这条路的称呼。它现在还没有名字。它从建筑工程中心穿过去，很狭窄，两旁是垃圾堆、铁管和长长的钢梁，两辆大车勉强能够通过，在很深的沟畦上磕碰着前进。中午你沿着这条路走去。“嗨！不要把我碾死了！”你用劲把马头推开，钻到木材堆当中的角落里去。有二十个人抬一条重铁轨走过去了，他们把大车队拦住了一会儿。步行的人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路，他们闪入一列和这条路平行排着的齐腰高的管子那里。他们弯着腰匆匆穿过管子。
有十二条铁路线横过大街。在装着建造鼓风炉用的大钢板的列车来往走过的时候，大车就停下来了。他们在这片乱物堆里找块地方来卸下钢板；可是这样的地方很少，所以当火车在叉道上来回的时候，大车就被拦截了达20分钟之久。火车走了以后，一辆巨大的装干草的车又堵住了路；为了绕过它，大车又挤在一起了。这里又有一辆大卡车停在路正中，是来个健壮的农村姑娘在电厂的排污管口用铲子把垃圾装到这部车上，这些垃圾是一年前就该搬走了的。一百万立方码的垃圾仍然堆在不适当的地方。
从大街左右分叉出一些小路：一边到炼焦炉、鼓风炉和电力站；另一边到锅炉间、翻砂间、平炉和将来的轧钢机的骨架。这些都是危险的道路，靠着山边，爬过废物堆。随着建设工程每天的变化，这些小路每天也在变化着。只有在这里做工的人才认识路。

接连下了两天雨。大街上所有的杂乱东西都陷入了西伯利亚的泥滩。泥浆灌进了鞋口，山边的小路对马车来说已不能通行了。所有的工作减少了25%的效率。
美国工程师、俄国工程师、检查人员，和编辑们提出了一千种批评。为什么每件事都要绊自己的脚呢？为什么鼓风炉、炼焦炉和电力厂要争通道、争人、争一小块卸货的地方呢？为什么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呢？参加工作的每一个人能够告诉你这个钢厂应该怎样来建造。首先是修马路、铁路、木工厂、住房、堆货场、挖地基、铺水管、安下水道；其次是运走垃圾，然后再是建筑厂房。厂房建筑完工后再安装设备，然后是进行试制，最后是开工生产。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这一些。
工程的负责人法兰克弗特也告诉你：“在建设过程中，计划改变了。日本人进入了中国东北；我们需要更多的钢。按照有秩序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要慢一年——或者是立即把所有的事都干起来，二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我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还有，当时我们俄国工程师对于这种现代化的钢厂也缺乏经验。而且我们永远不要想按计划取得原料。
“在美国你可以用电话订十车皮的耐火砖，并且在几天之内就能够收到。我们在一年半以前就已订了一些耐火砖。我们等了四个月，没有耐火砖来修鼓风炉。后来这些砖一下子全运来了；我们没有地方摆这些砖，只好把它们卸在到处碍事的地方。我们的钢应该在5月来到；可是她却在9月才来。成车的设备来自俄罗斯各地和国外，车辆有时被耽搁在叉道上，拖延了时间。”
和法兰克弗特谈话后的第二天，泥泞干了一点，我们上山去了。我们爬到计划中的房子以上的高度，到达了几万农民所建造的小土屋的集中地，这些农民为了找工作漫山遍野地淹没了这些山坡。寻不到房子，他们就在山坡上挖洞，每家偷取建筑工地的一些木材、耐火砖、几块玻璃。这种现象愈来愈厉害，引起了无法解释的缺乏，不得不要求采取警齤察行动。
从山边上我们俯视库兹涅茨克。未来的钢厂顺着山谷伸延了三英里长。正前方升起了八座鼓风炉的黑色巨大的圆柱体。一年前，当我来这里时，挖地基的工作还刚开始，人们用小铲子挖土，靠古代亚洲的方法用木板或木箱抬土放上马车运走。现在第一号炉已准备开工了。从烟囱里冒出一缕正气，因为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烟囱才会干透。这以后，铁矿、焦炭和石灰石将要装到顶上，烧起来后慢慢下降。煤已经运来了。“铁在路上”，远在一千五百英里外的乌拉尔区的磁山打电报来说。西伯利亚第一次在一个现代工厂里炼钢的时间已是指日可数了。
在那八个大圆主体后边有十来所巨大的建筑物：高耸的黑色烟囱，炼焦炉的巨大的混凝土墙；把六千个农民变成炼钢工人的工厂附设学校。发电厂有七层楼高；一个涡轮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转动了。然后是有许多尖顶的翻砂间；这个车间只挖了一半地基，盖成一半，却已经生产了两百吨铸件。左前方是一个平炉，它将在较晚的时候开工，是以世界上最大的规模建造起来的。在远一点是从混凝土的基础上升起的高耸的钢柱；它们是相当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加里工厂的一个炼铁工厂的开端。
这还不是全貌。我们在远处左方的山崖下瞥见了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耐火砖厂，只是给熔炉制造替换的砖；斯大尔摩斯特的不整齐的工厂，它在给熔炉订锅炉板；已经开工的锅炉厂和机器厂。在远处雾中隐约可见的是给新城市生产普通砖瓦的砖窑和制造标准房子的木工厂。

两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寂寞的山谷，只有一千五百人口的沉寂的村庄。去年有了一些营房、地洞和挖掘的地基。现在新的城市已沿着山谷伸展，超出视线的范围了，有些人住在地洞里，有些人住在营房里，有些人则住在这个“社会主义城市”的四层楼的砖房里。世界上最大的钢厂之一已经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出现了。建设这个厂的不是法兰克弗特，不是美国专家，也不是这里现场上的四万五千名工人。建设这个厂的是全苏联；在列宁格勒的钢厂、在乌克兰的车间。到处都提出这个口号：“库兹涅茨克而加油。”工人们加紧干并且贯彻着他们的工作。在我访问期间，从列宁格勒来了一列火车；这列车出发时是一列，到达时成了两列。列宁格勒工厂的一个突击队护送列车到这里，为了监视他们的货物通过慢吞吞的西伯利亚车站。在每一个车站他们搜寻应该开往库兹涅茨克尔被耽搁在叉道上的车皮。他们动身时是39节车，到达时是90节。他们曾惊扰了沿途的所有的火车站长。
这就是库兹涅茨克钢厂。沉睡的西伯利亚山岗，不熟练的农民，货物分散在两千英里的铁路沿线上。另一方面，有着全苏联的工人突击队，他们下定决心不让库兹涅茨克失败，因为库兹涅茨克开始了西伯利亚的工业化。这个工厂已经把几千农民变成了炼钢工人，并且使几百个工程师得到了经验。下一步，另外一个有这个厂两倍大的钢厂，就要在离这个山谷不远的地方建造起来。“两倍大”，每个人都十分镇静地说。因为在库兹涅茨克之后，在西伯利亚在没有其他工厂在建造时会象这个厂那样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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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奈陶哥尔斯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磁山——比库兹涅茨克还大。这里已没有篇幅来将它的故事了。让我们只指出在乌拉尔山坡上一个十八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成长了起来，它离最近的城市也有五百英里火车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设工地，用游客夸耀的世界上最集中的铁矿宁藏。这是一个青年城，有着青年的精力，工人中十分之六在二十四岁以下。这个城有三十五个少数民族，已经建立了十三所中小学校，一所中等技术学校，两所技术大学，一所是冶金大学，一所是建筑大学。这个城市已有一座市立戏院，六个电影院，一个“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要好一点”的马戏团。
这个城的存在也是为了产生一个钢厂，这个钢厂对于乌拉尔就像库兹涅茨克对于西伯利亚一样。这个钢厂也是由于全苏联的工人们的紧张努力才建造起来的。这里也有年轻的工人发明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窍门，同库兹涅茨克厂进行创造纪录的竞赛。而这两个工厂只不过是五年计划所产生的几十个巨大工程中的两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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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从前的落后的农业的俄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用从1928年10月到1932年10月这四年另三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加了一倍，从一千一百万增加到二千二百万；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他报告说：
“我们从前并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汽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机床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新的巨大的工业部门，而且给这些部门建立了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的规模和范围。”
这个计划在使人口流徙和收获失调方面代价是很大的。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相信：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将会推迟，而且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也会遭到危险。这是因为在1933年日本已经在满洲边境寻衅，而德国的纳粹党人也已公开提出他们对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相信：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边境的入侵。
斯大林在1月的报告中说：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否则就会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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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第一次五年计划以后，苏联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五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建设的新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一任务“无疑是比较容易了”——今后的任何五年计划都不会有第一个五年计划那么困难了。五年计划成了这个国家据以前进的形式。
到了1935年，苏联的领导人开始谈到社会主义已经“胜利”。那时它的经济基础已经稳固。
一年之前，在全国轰传着1934年的口号：“下一步争取质量和剩余”的时候，“莫斯科新闻”的一个记者从西伯利亚旅行归来。他说：“猜猜库兹涅茨克的新闻罢！他们正在同磁山比花圃呢！”
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笑声。库兹涅茨克，那个泥坑！那个在虱子巢、垃圾堆里建设钢铁城市的地方！鼓风炉他们也许可以比赛一下。可是花圃，算了罢！
记者说：“这是事实！这里有他们的竞赛条件。条件包括公园、林荫道、工人俱乐部。磁山有草地、树木和最好的公共汽车。可是库兹涅茨克有一条电车线和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剧团。麦耶霍尔德剧团正在那里上演。”

第三章 农业革齤命 在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里，农业革齤命也同样迅速地发展着。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大约有一千四百万块细小和缺乏效率的农民土地合并成为约二十万个大农庄，这些农庄为集体所有和由集体管理，并用拖拉机和机器耕种。为了农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安全，这样的改变是需要的。因为在1928年，旧式的俄国农业甚至不能供养城市；它当然永远无法为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供给粮食。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需现代化。
1928年的时候，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初期的方法耕种。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很长的路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十英亩到二十英亩土地常常分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成连钉耙都无法转过身来的可笑的长条子。四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半数以下的农民只有一对马或牛。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通常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耕种。播种是用手的，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常常被鸟吃掉或者被风刮走很多。很少有机器；我为伏尔加河岸的一个“儿童国”弄到的一架福特逊牌拖拉机，获得了二百英里以内唯一的拖拉机的荣誉。
社会生活同样是中世纪的。家长统治着家庭。儿子结了婚，就把妻子接到父权制的家里，并且耕种仍旧属于他们父亲的田地。因此耕作方法保留着老样子，没有被年轻一代的观点所改变。它在很多方面是由宗教决定的。宗教节日固定了耕种的日期，宗教的行列把圣水洒在田里来祝福土地肥沃，雨也是用宗教行列和祷告来祈求的。最虔诚的信徒把拖拉机看作是“魔鬼的机器——有时神父甚至带领农民向拖拉机掷石块。这样，任何为农业现代化的斗争便成了“反对宗教”的斗争。我还记得在伊凡诺夫省，共青团员为保证早期播种而反对圣海伦娜的巨大的运动，在那里多少世纪以来，圣海伦娜节的聚餐规定了那一天。
1928年，农业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但是运给城里的粮食却少得多了。在沙俄时代，尽管人民在挨饿，还是把谷物运出口。苏维埃时代的农民比以前吃得好了，但是出售的谷物就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的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的田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从拥有磨房和以收作成抵押的贷款来得到谷物。他们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
共齤产党内的右翼主张应该让富农发财致富，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工业国有化而取得胜利。左翼分子则主张强迫农民迅速加入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实际的政策在党内不同派别的压力下摇摆了好几年。最后通过的政策是用提供政府贷款和拖拉机来引导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用高税政策来挤掉富农，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在理论上，假如集体农庄是自愿的；实际上，有时候是使用了压力的，有时甚至发展成为过火的行为。
美国的评论员们常常讲到集体农庄是斯大林强迫组织的；他们甚至硬说他故意让成百万的农民挨饿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不真实的。那几年我在农村里跑来跑去，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当然推动和知道了这个变化。但是集体化运动发展得远比斯大林所计划的为快，以致于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农庄使用，也没有足够的会计和管理人员。徒有希望而缺乏效率的情况，加上富农所教唆的对牲畜的乱加宰杀，再加上两年的干旱，造成了1932年的严重粮荒，那是所谓的斯大林的强迫措施以后两年的事。莫斯科实行了严格的全国的配给制度，使国家渡过了难关。
我在1929年秋天看到集体化运动象暴风雨一般席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那是一次比1917年的革齤命更深入的革齤命，它是1917年革齤命的成熟了的果实。贫雇农采取了主动，希望靠政府的帮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富农想尽各种方法以致用纵火和谋杀来拼命地反对这个运动。作为农村中真正的骨干的中农，曾在升为富农和从国家得到机器这两种希望之间形成分裂。但是现在五年计划既已答应供给拖拉机，这一大阶层农民群众便开始整村、整乡、整州地加入了集体农庄。

阿特卡尔斯克集体农庄协会的主席向我摇晃着一大迭电报——六个月以前这个组织还不存在。“11月20日，我们州集体化的比例是50%，”他非常兴奋地说。“12月1日，达到了65%。我们每隔十天收到一次数字报告。到12月10日，我们预计可以达到80%。”
早几个月，人们曾平心静气地辩论集体农庄的事，讨论播种面积的增加，能够得到拖拉机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整个农村好象大地复生一样地来了一个突然的改变。一个村庄组织成为一个单位，然后又投票决定同二十个村庄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合作市场和磨房。头几天，萨摩伊洛夫卡地方创造了一个“农庄”拥有三十五万英亩土地的纪录。过了几天巴拉科夫宣布了六十七万五千英亩；接着叶兰合并了四个大农庄，共计有七十五万英亩。巴兰达的农民听到了这个消息，在会议上大叫道：“胆子大点嘛！把我们两个乡合成一个一百万英亩地的农庄吧。”在巴兰达一千匹马同时下了地，举行了“播种预演”。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跑到照相机面前说道：“给我和那些马一起照个相吧；现在我可以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天。”
党的组织者加入了这些讨论，有时候农业专家提出了意见，有时候还有那些对农业毫无知识而只是充满集体化热情的工人。“一千匹马在一块田里不是太多了吗？这可能很壮观，但这是好的耕作方法吗？”讨论时热烈而对立的。后来，莫斯科谴责了“贪大狂”。但是在最初，热心分子把所有的谨慎都称之为“反革齤命”。家庭分裂了；青年跟随着热心分子跑，追求新的方法。老年人则表示怀疑；他们看到自己对家庭的控制权随着土地一起失去了。妇女们担忧家里的母牛的命运。什么样的牲口将成为公共财产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有着好几种集体化的方式。
弗农和神父散布谣言来混淆问题，利用两性问题制造恐怖。我到处都听见集体农庄的所有男男女女将睡在“一条大毯子”底下。到处都谣传婴儿将被“社会主义化”。有些地方，富农加入了集体农庄——为了取得统治权或者为了破坏。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被当作讨厌的人而开除出集体农庄。有些集体农庄接受了富农的马，但不接受富农，就像在革齤命的时候对待地主的财产一样。富农用烧毁集体农庄的仓库甚至用暗杀来进行反攻。在阿特卡尔斯克，一件十二个富农谋害一个党书记的审判案就要结束了。“他代替我们大家死了，”起诉书写道；农民听众都哭了。当农庄以烈士的名字命名以后，集体化的浪潮更加高涨了。
在我离开这个地区的时候，我问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件事，对于那件事，莫斯科说了些什么？”他匆忙地但是骄傲地回答说：“我们等不及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市根据我们做的事制定它的计划的。”

当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听说莫斯科正在制定计划。来自所有的主要谷物区的消息都被综合到计划里去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曾提出到1933年集体化要发展到全体农户的20%；但是由于这个运动，到1930年某些地区就已经发展到60%。根本没有设想到需要在这种规模上计划拖拉机和机器的生产。所以莫斯科尽可能消减了原棉的进口，让人民多穿几年破烂衣服。莫斯科取消了低价向巴西购买咖啡的一宗订货，因而得罪了巴西。莫斯科增加了农业机械的进口，而且很快地和亨利?福特交了朋友。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尔科夫决定了要建立起自己的“计划之外”的拖拉机厂，来应付乌克兰的需要。
仲冬，我来到敖德萨地区去参观第一个拖拉机站。一个名叫马科维奇的农业专家设计了一个用拖拉机为农庄服务的有效而经济的方法。他没有把拖拉机卖给既不会使用也不会修理的农民，而是集中几十架拖拉机在一个中心站，配备了整套的机器设备、一个修配车间和一所训练驾驶员的学校。这个站同半径二十英里以内的集体农庄签订合同，供应拖拉机替他们做各种所需要的工作，收取谷物作为代价。这种安排是灵活的。一个相当富裕的拥有很多马匹的农庄，只有在开垦处女地的时候才租用拖拉机；而一个新近从国家得到土地但是非常缺乏牲口的第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农庄，大部分的耕作都是由拖拉机站完成的。国营的拖拉机站被证明为如此有用，因此迅速地推广到了全苏联。它们今天还是供应机器的主要方式。
1929-30年的冬天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集体农庄的确切形式还不清楚。斯大林也是根据农民的行动制定计划的，他在1929年12月27日说，“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只是正式批准了贫农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有了正式的授权以后他们开始做得更多了。揭掉富农的屋顶、大批流放富农的残酷消息传来了。同时，有一些组织者，因为急于要创造纪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威胁他们如果不加入就要被当作“富农”而放逐；他们把母牛、羊、鸡，甚至碟子和衬衣都“共产”起来。富农大大地夸张了这些过分的事情并且煽动农民杀掉和吃掉他们的牲口，然后“光着身子加入集体农庄，反正国家会供给你一切”。
“为什么斯大林不加组织呢？”我问一个共齤产党员朋友。“富农就没有权利吗？这台混乱了！”
“真是太无政府主义了，”他回答说。“这是由于党内的分歧而产生的；我们共齤产党员必须引咎自责。斯大林已经指明了‘路线’，——‘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可是那些控制了政府机构的右翼分子”——我知道他指的是李可夫——“拖延了法律的规定。这样我们地方上同志们中的左翼分子，没有法律作指导，就按照他们自己和贫雇农认为对的去做了。这是无政府状态。我们期望政府的法令很快就会下来；那时秩序就会好一些。”
1930年2月5日颁布了第一项法令，规定在“完全”集体化了的地方，当农民大会进行审讯并决定要求驱逐某些指名的富农时，可以准许予以流放。可是名单须经省一级的政府审核，而且必须安排好富农应该迁往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建设工地或者西伯利亚的处女地。法令颁布以后，无政府状态减少了，但是似乎仍旧有很多错误和偏差。为什么斯大林不管呢？
我的共齤产党员朋友说：“在集体农庄的种子收进集体农庄的仓库、保证了播种以前，我们不能打击我们地方上的同志们。否则可能发生广泛的饥荒。”他的意思是说：已经吃掉了牲口并且盼望国家来养活他们的农民，也可能吃掉他们的种子。他补充说：“我们像一个穿着雪鞋在很陡的斜坡上滑雪的人。我们不能够停止也不能够控制速度和距离。我们只能够注意我们的跳跃和使我们在落地的时候站住脚跟。假如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一切都完了。”我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因为当我到里加去换护照的时候——那是美国在苏联还没有大使馆——我发觉美国领事馆的人员在用全部时间从几十种苏联地方报纸上收集关于苏联集体化的资料。他们送了上千页的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外国人预言饥荒将是苏联崩溃。据说不止一个邻国的军队已经准备好开进苏联去。

1930年3月2日。当主要谷物区完成了“种子收集工作”以后，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著名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他说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速度使得“一些同志冲昏了头脑”。他提醒每一个人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自愿的，而且适合于现阶段的集体化形式应该只把土地、牲口和较大的机器社会主义化，而把牛、羊、猪、鸡等家畜保留为私人财产。全国每一张报纸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几百万册单行本在流传。农民骑马到城里去，不惜用高价购买最后尚能买到的一本，为了拿到当地的组织者面前摇晃，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由宪齤章。斯大林突然成了千百万农民的英雄，支持他们反对地方偏差的旗手，斯大林迅速制止了这种英雄崇拜，他发表了“答集体农庄庄园同志们”，在这篇文章里他说道，“有些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我们中央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表现个人的创举。这是中央所采取的……办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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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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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3月底的时候，我到南方去迎接春天。在到斯大林格勒去的路上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路程的地方，我遇到了春天。半夜以后，当火车把我载到时，成群的农民把我吓坏了，他们包围住我，向我诉“斯大林说集体农庄是自愿的，但是他们不还给我们的牛。”
第二天早晨在乡镇的中心，从天亮到深夜我听见类似的怨言都堆在一个疲倦的书记身上。“主席不在这里，”他解释道。“他到一个村庄帮忙去了，昨天晚上富农烧掉了那里的一所养有二十七匹马的马房，而村里是要依靠这些马来播种的。他必须组织紧急的援助。”同时书记对所有来找他的人疲倦地重复说，如果他们决定退出集体农庄，他们当然可以收回他们的耕牛，但是他们不能够仅仅在头一天下通知，就要把牛从远在二十英里以外进行春耕的生产队里夺回来，从而破坏播种的工作。特别是，他们在一个星期内改变着好几次注意。
农庄处在重重压力——富农的暴力，神父的攻击，工作人员的缺点以及那些纯粹是中世纪俄国的低效率——之下，似乎要崩溃了。然而，当我已离开铁路到了内地的时候，这种混乱被一种惊人的、群众性的播种场面所代替了。于是我了解到那些靠铁路沿线和乡镇中心的情况判断事情的记者们是一定要判断错误的。所有的怨言和冤屈都涌到铁路上来了，想从乡镇上寻求调整方法。没有一个能够耕地的农民到铁路上去——因为他正在耕地。在离开铁路的地方，人们正在为创造收获量的新纪录而斗争，因此来确定他们使用土地和机器的权利。
他们称这为“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春天”，集体农庄的第一次播种。一块田里就有着几英里长的肥沃的黑土，对这整片土地只要一个轮种计划就够了。每隔一定的间歇就有田间工作队——马、牛、或者拖拉机——有节奏地穿过土地，进行着这片土地所从未见过得最迅速、最深入的耕作。晚上，土地上的营火星罗棋布，处处想起三弦琴的音乐和男女的歌唱声。又从莫斯科来的歌剧演员；他们带领了欢乐的人群到田里去，代替了旧式的宗教行列。一位从列宁格勒来的白发苍苍的天文学教授走遍了宿营地，用幻灯片向大家讲解星辰；对田间工作队来说这是“文化”，对共齤产党员来说这是“反宗教”。城里的机工们志愿地来到这里修理农具。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播种。千百万农民，第一次自觉地同城市生活，同工人、农业专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混合在一起，大家被一支伟大的洪流卷着往前走，在一个春天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农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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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伟大的播种中，有三个人突出在我的记忆中：集体农庄庄园乌斯提娜，新闻记者梅尔尼柯夫，乡党委书记科瓦列夫。
乌斯提娜是一个叫做“共产主义堡垒”的大集体农庄的养鸡员。从八岁起她就做了女仆。革齤命后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艰苦斗争过来的公社。她是如此地贫穷，以致只能用报纸来包裹她新生的婴儿。逐渐地，那些公社社员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农庄，有拖拉机和一个孵卵器——这是乌斯提娜因为工作优秀从莫斯科得到的奖品。过了两年比较舒适的生活以后，公社社员又闹了饥荒，因为很多饥饿的、分文不名的雇农涌进了农庄，而他们必须在收获以前供养每一个人。有些人说，允许加入农庄的应该限于那些带着口粮的人。乌斯提娜坚决地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战争。第一次是杀人的战争。这次不杀人，可是这一样是战争。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所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人。”

有一种在三节火车车厢里出版的名叫“旅行斗争者”的报纸，从斯大林格勒出发开始工作。要在整个春天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调查和公布弊端，甚至从城市里请来法官设立特别法庭。梅尔尼柯夫，这份报的最活跃的记者，每天能够消化十桩使人震惊的案子而不感到沮丧，反而更积极地投入斗争。他谈到了匪徒佐节夫，这人设法当选为同部落村庄的主席，然后企图把一个曾经揭露他的匪徒身份的红军老战士当作富农驱逐出去。他谈到了一位热心的组织者，他在七个卡尔梅克人村落里一阵风实行了集体化，把村民的财产登记下来，在七天之后，告诉他们说现在他们已经是一个农庄了。对于目不识丁的卡尔梅克人说来，政府的一纸命令是魔术和权威，他们甚至不敢把饥饿的羊群赶去进行夏牧，唯恐说他们“偷了政府的羊”。当斯大林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所有的七个村庄一夜工夫全逃到沙漠齤里去了。
所有美国的反苏报纸和在一起都编造不出比梅尔尼柯夫在日常工作中胜利地记录下来的更多的“布尔什维克暴行”。这张“旅行斗争者”报在那一季内使得二百多名工作人员遭到逮捕，罪名从贿赂到盗匪行为都有。但是当我问其是否会由于这些骚齤乱而使收获减少的时候，梅尔尼柯夫惊讶地瞪起眼睛，好像我是一个疯子。
“少些？一定会多得多！你没有看见拖拉机使播种面积加倍了吗？你没有看见，即使没有拖拉机，雇农和农民怎样利用富农的马匹增加了70%的播种面积吗？富农破坏收获，害怕纳税，憎恨苏维埃政权。但这些新的主人像疯子一样长驱前进。”
贫农渴求生活的欲望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春天”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这支力量是共齤产党员领导的，而共齤产党员虽然没有经验并且要出偏差，但是却是有纪律的、不知疲倦的集体。我可以根据他们关心一切事情是否顺利那种紧张的神态，从田间工作队中把他们拣出来。我就是以这样的印象记得斯大林格勒南方一个小鞑靼区的区委书记科瓦列夫，以及他同时个没有办法的、想开小差的农民的谈话。
那些农民要离开集体农庄了。一个说：“我没有厚的衣服，而他们还要我在雨里牧羊。”另一个说：“他们让我的骆驼饿着肚子干活，让它死在我眼前。”第三个说：“自从我加入了集体农庄，我的妻子都不愿和我同居了。”
在我看来这些理由似乎是正当的，但是在科瓦列夫看来并不如此。他说：“这些情况你们向来都有的。没有人答应过你们，集体农庄会给你们一只金饭碗。管理方面的缺点是可以纠正的。厚衣服必须给夜晚工作的人喘。干草缺乏是由于去年的旱灾，但是在单干户的田里情况并不会好一些。谁离开集体农庄并不会使自己的生活更好些，因为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在帮助集体农庄。一个农民不是一个同别人无关的人；他的农田依靠着国家，同时国家也依靠着农民的农田。我们的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我们必须迅速建立起大工业和现代化的农庄，否则我们就要灭亡。斯大林格勒的大工厂今年夏天将要把拖拉机共给你们的农庄。那座伟大的发电站，斯大林格勒斯，今年秋天将给你们家里亮光。当那些还没有完成时，他们需要面包；因此必须大量增加谷物。假如每一个农民都坐在家里，考虑着是不是要耕作的话，这些能完成吗？今年每一个公民的任务就是要加强集体农庄。”
这样地辩论了两个钟点以后，这些人的妻子在外面唤他们了。科瓦列夫请她们进来，但是她们不肯。她们已经打定主意，而她们的丈夫服从了她们。科瓦列夫没有浪费一句表示遗憾的话，就转过来动员还留在屋子里的五个共齤产党员，包括当地的几位教员和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内。他指派他们立刻到田间的耙土队里去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士气。他打电话到斯大林格勒请求紧急供应干草，同时派一个鞑靼族的妇女组织者来到这些妻子们中间去做工作。他吩咐图书管理员把流动图书站送到了田间工作队那里去。这简直是干练的将军的才能，该可以在更大局面的岗位上工作。而这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贫瘠的鞑靼村庄。党的组织工作者深入了每一个这样的村庄，为了那年春天的苏维埃麦子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