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尼柯夫猜对了。虽然播种是在阶级斗争的混乱中进行的——播种的是那些在一年之内冲出中世纪的人们——但是，他们觉醒了的意志是这样勇往直前，以致当收获来临的时候，苏维埃国家（还有那些向饿鹰般窥伺着的外国）知道，苏联已经达到了它所从未有过的最大播种面积和最高的收获量了。
那次的收获改变了世界的农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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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收获是不足以巩固集体化的。1930年，集体化是靠组织得很差的、工具很坏的农民凭着强烈的意愿而实现的。此后的两年里面，他们遇到了组织工作中的困难。哪里去找能干的管理人员、会计、掌握机器的人呢？1931年，五个主要谷物区由于干旱而收获减少。1932年收成比较好些，但是收割得不好。农庄主席们不愿意承认失败，硬说他们正在收割进来。当莫斯科了解到真实情况时，一大批谷物已经埋在雪里了。
原因是很多的。一千四百万小农户合并成了二十万个大农庄，却没有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足够的机器。一千一百万工人已经离开农庄转入了新的工厂。农民的落后、富农的破坏、工作人员的错误等也是原因。到了1933年1月，事情很清楚，全国已面临严重的粮荒，而这是胜利地“征服了小麦”两年以后的事。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代表党接受了指责：党打了瞌睡。当紧急情况已经发现时，采取的措施是迅速而有效的。为了解决急需，对农庄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要他们交出应向国家缴纳的谷物（赋税和机器租用费）不管他们自己能不能积存谷物。他们被问道：“那些老老实实为你们生产拖拉机的工人，难道应该由于你们的低效率而挨饿吗？”谷物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以后，就用来给全国配给口粮。甚至那些歉收的农庄也得到配给，方式是在播种时节；把口粮配给那些参加劳动的人。从东到西，全国都在挨饿——因此而产生了死亡率的普遍增长。但是饥饿是平均分布的——没有一处地方有“饥荒”这个字眼所包含的那种惊人的混乱。在全国范围严格的配给制度下，带来了1933年的收成。
这期间为了防止将来的灾难采取了三项措施——收购谷物的新法律、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和在拖拉机站中设立“政治部”。在收购谷物方面，过去是对比较弱的农庄收购较少，现在改变为奖励丰收而处罚低效率的政策。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把最好的农庄里“突击队员”带到莫斯科，并且把他们的方法在全国推广，让他们载着荣誉回家去领导整个地区走向胜利。由于三分之二的农庄已获得拖拉机站的服务，这些拖拉机站又增加了两万名新的、有能力的人，他们是一种在以前的俄国农村所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工厂厂长、军队司令员、大学教授都自告奋勇地到政治部来工作，来提高农庄的“效率”。
外国报纸把这个叫做“斯大林对农民的战争”。苏联的报纸把它叫做“我们争取丰收的战争”。这是全国城乡一起进行的斗争。我的丈夫那是在“农民报”工作，他曾带领一个由十名记者组成的“队”，乘了双座位的飞机，花了四十天工夫在北高加索从一个农庄到另一个农庄地飞行。着陆之后，他就在已经收获过的田地上划出几块一平方公尺的地面作为典型，数一数其中浪费掉的麦穗，计算出农庄损失了多少，并且把最好的节省谷物的方法记录下来。这些由十个人收集来的材料被用电报发给所有的报纸登载，来指导正在向北推进的收割工作。在这四十天里，我丈夫的体重减轻了三十磅，他回家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而且长满了虱子。他估计他那一队人挽救了将近一百万蒲式耳的谷物。这只不过是那一年的全面斗争中的一个例子。
征服面包的斗争在那年夏天获得了胜利，这是从大灾难手中夺得的胜利。1935年的收获超过了1930年，在此以前，1930年曾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次，新纪录不是由半组织起来的热情所突击出来的，而是由逐渐提高的工作效率和永久性组织所创造的。

再第二年，集体农民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巩固了胜利，那一次的旱灾遍及欧洲南半部。在以往的年代里，遭旱灾的农民会吃掉他们的牲畜，跑到城里去找工作。1934年，集体农民举行了区域性的代表大会，宣布了“抗旱斗争”并且订定了适合每个地区的措施。有些人用他们的救火机来引水；有些人种植树木。在北高加索山坡上，他们挖掘了几千英里的灌溉沟渠，他们说：“我们有山；我们不需要雨。”在每一个冬麦歉收的地区，科学家就研究出种哪些第二种庄稼最好；这些意见得到广泛的宣传，而政府则迅速地运来了种子。这种全国性的合作击败了1934年的干旱，使苏联的总收获量达到了最高的1933年的水平。即使在最坏的地区，大部分农庄也克服了困难，使人和牲口都有粮食吃，而且还加强了组织。
1935年，新的农业巩固了；两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要离开集体农庄。示范农庄章程和示范“农庄计划”已经制订出来；轮种制和田地的位置固定了。连续三年，谷物收成比过去的纪录提高一千五百到两千万吨；甜菜的种植面积加倍了；植棉面积是过去的两倍半。畜牧方面有重大的损失，因为在集体化的第一年里，很多牲口被杀掉和吃掉了，（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从农民那里买进牲口。）
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的改造。农民不仅学习了读和写；他们还向科学和艺术进军。两年内单单在乌克兰就设立了七千所“实验站”，在那里农民研究他们自己的庄稼，同政府的实验站交换资料。几乎每一个农庄都有了自己的剧团、滑翔和跳伞俱乐部，甚至还有飞行训练班。农民把自己和国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也把自己和农民们联系在一起。一位苏联农学家对我说：“过去我们科学家常常感觉到不受重视，但是现在集体农庄需要我们的科学，我们看到了我们几千年也做不完的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坦克被俘获或者德国飞机被迫降落在乡间的时候，当地农民游击队能够把坦克或飞机驾驶到后方去。1943年3月29日“生活”杂志的特刊写道：“无论农民集体化的代价是什么……这些大的农业单位……有可能使用机器……是产量加倍……（而且）解放了几百万工人到工业里去。没有它们……俄国不可能建立那些制造了阻止德国军队的军火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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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以后，我在1947年飞经苏联，降落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在机场的一端停着很多小飞机，我意味这一定是个军事训练机场，而且表示奇怪，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们在这里降落。
“哦，不，”一个俄国人说：“那些都是集体农庄农民的飞机。他们由于各种任务而飞到城里来的。”

第四章 新人 建设新工业和农业的人的特点，是具有无穷尽的首创精神。每当美国人谈到苏联人民是“被编制的千篇一律”的时候，我总是要发笑。每一个国家和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一定范围的一致性和容许变化的途径。但是，直到我后来访问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那么多象苏联的五年计划中表现出创造精神的人。
毕尔?沙托夫就是一个例子。我在新西伯利亚城一家旅馆里遇到他的时候，他正病在床上。当时他在建筑铁路，为了获得铁轨、水泥和工人而斗争着；由于过度疲劳，他的眼力已经坏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出来，使自己有一个舒适的家庭、正常的饮食和一些休息。比尔瞪起了眼睛。
“人生最伟大的事情，”他说，“就是工作。不，不仅是工作。而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段时间，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不但是领导人充满了这种创造的热情。就是在千百万平凡的公民身上，由于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新道路，也产生着这种热情。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从前曾经是文盲的农民怎样变成了农学家、业余演员、跳伞员和飞行员。在比较落后的民族里则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苏联有一百五十个以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从豢养驯鹿的爱斯基摩人和牧羊的游牧民族吉尔吉兹人一直到象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那样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
苏联的政策是，只要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应该让一切民族文化都发展起来。但是五十八个小民族甚至连字母都没有，至于书籍那就更谈不上了。因此，科学家就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莫斯科，以上百万种不同的语文出版书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书籍的发行已经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书籍发行量的总和。书籍仅仅是一种改造的力量；此外还有新的法律、科学和艺术。
最伟大的改造力量是人民自己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作家潘菲洛夫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一点：
“工人阶级在汹涌的第聂伯河上建筑了一个水闸，是难以驾驭的河水为人民服务。工人阶级将多雾的乌拉尔变成了一个工业中心，并且掌握了荒野而遥远的库兹巴斯。工人阶级在改造国家的同时改造了他们自己。”
在三十年代初期，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新的人”。有一个俄国作家向“莫斯科新闻”提供了一些简短的关于“新的人”的素描。他说，他大约有成千片这样的素描。使我们惊异的是，他接着又说：“这些素描还不足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新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家报纸辟了一个叫做“新人”的每日专栏，描述了习惯和看法改变的趣事。但使我担心其中有一些后来终于证明只是主观愿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既没有带来乌托邦，也没有取消罪恶。尽管那样，在人们身上的确出现了巨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在所有这许多变化之中，我将只谈三点：中亚细亚妇女的解放，孩子们选择未来职业的方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那个时期生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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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的变化是苏联各地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革齤命妇女带来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在每一个村庄里，妇女还得同千百年来的习惯作斗争。例如，来自西伯利亚一个村庄的消息说，在那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们以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了一次罢齤工”来反对殴打妻子的行为，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一位村主席对我说：“男人们全都嘲笑被我们选入村苏维埃的第一个妇女。但是在第二次选举的时候，我们选上了六个妇女，这时候轮到我们笑了。”1928年我在西伯利亚的一列火车上遇到二十个这样的女村主席，她们将要去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妇女大会。她们当中大多数是第一次乘火车旅行，只有一个人曾经离开过西伯利亚。她们是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就妇女的要求这个问题“给政府提意见”的；他们是由各州选派的代表。在争取妇女解放的一切斗争中，最艰巨的是在中亚细亚。在这个地区，妇女被当作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而且从此凡是出来接触外人的时候必须带着那可憎的“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面纱，它遮盖着全部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

传统是丈夫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毛拉——伊斯兰教的教士——以宗教来支持这种风俗。俄罗斯的妇女将妇女解放的第一个消息带到了这里；她们在这里设立了儿童诊疗所，在诊疗所里，本地妇女彼此见面时都不戴面纱。这里，大家讨论着妇女的权利和面纱的坏处。共齤产党对党员施加压力，要他们允许自己的妻子除去面纱。
1928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塔什干时，女共齤产党员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宣布：“在落后的农村里，我们的女党员在受着糟蹋、折磨和杀害。但是今年我们必须废除讨厌的面纱；今年必须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年。”一些令人震惊的时间增加了这一决定的尖锐意义。一个塔什干学校的女学生利用假日在本村鼓动争取妇女权利。她的切碎了的尸体被用车运回学校，车上写着：“这就是你们妇女自由的报应。”另一个女人拒绝了一个地主的追求，和一个共齤产党员农民结了婚；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那地主唆使了十八个男人强奸了她，并且将她的尸体掷在河里。
妇女们写作诗歌来表达她们的斗争。祖尔菲亚?汗，一个为解放而斗争的战士，被毛拉用火活活烧死之后，她村里的妇女写了一首挽歌：
“啊，女人，世界将不会忘怀你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你身上的火焰——让他们不要以为它会将你化为灰烬。
燃烧着你的火焰已经成为我们手中的火炬。”
正教压迫的堡垒是“圣波哈拉城”。在这里组织了一次戏剧性的摘除面纱运动。到处传播着这样的消息：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将要发生“一件蔚为奇观的事”。在那一天，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台上讲话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们列队走到台前，把她们的面纱掷在讲话人的脚下，在街上举行了游齤行。街上已经搭有检阅台，台上的政府领导人向妇女们挥手致意。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齤行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讲台掷去。那次游齤行打破了圣波哈拉城的戴面纱的传统。当然，事后有许多妇女在发怒的丈夫面前又将面纱戴上了。但是从那时候起，面纱就越来越少见了。
苏维埃政权利用了许多武器来争取妇女的解放。教育、宣传、法律都起了作用。对杀害妻子的丈夫举行了公审大会；新宣传的压力肯定了法官有权将那些旧习惯认为无罪的人判处死刑。在中亚细亚，也和在俄罗斯本部一样，争取妇女解放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工业化。
我在老波哈拉城参观了一家新的丝织厂。这家工厂的厂长——一个脸色苍白、精神疲惫、日夜不睡地建设这项新工业的人——告诉我说，他并不期望在这个工厂在短时期内会赚钱。“我们正在把农村妇女训练成新的工作人员，以便建设将来的土尔克斯坦丝织厂。我们的工厂是有意识地运用来废除妇女的面纱的力量；我们要求妇女们在工厂里不戴面纱。”
女纺织工人把她们的面纱换成俄罗斯式的头饰——头巾——的时候，写了歌子来歌颂生活的新意义。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丝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吼声响在我的心里。
它给予我节奏，
它赋予我精力。”
人们读了这首歌以后不能不回忆起与此相对照的托马斯?胡德的“衬衣之歌”，那首歌描写出了英国早期的工厂的情形。
“拖着疲乏的磨破的手指，
睁着沉重而发红的眼皮，
一个女人坐着，穿着不象女装的破衣，
匆忙地穿动着她的针和线。
在贫穷、饥饿和污秽里，缝着，缝着，缝着，
然后不断地她仍然用哀伤的音调，
唱着衬衣之歌。”
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工厂是追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武器。在苏联，工厂不仅是生产集体财富的手段，而且是被有意识地用来打破过去的枷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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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每年都要产生无数的英雄，他们通常是在生产中打破纪录的人。在1935年，最出名的人有两个：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他发明了一种更好的工作方法——他的名字被用来发起了一个运动。集体农庄甜菜种植员玛丽?捷姆琴科，她在实验室里研究甜菜，1935年春天，她向所有的甜菜种植员提出了挑战：“让我们用糖来铺满我们的土地；我这一生产队保证每英亩出产二十吨甜菜。”
几百个农庄接受了这个挑战。玛丽的生产队工作时，有几千个参观的人去观摩；当她们在地里九次锄草、八次在夜间用火清除蛾子时，千百万的报纸读者都在跟踪着这次坚决的竞赛。当8月间不下雨的时候，全国都叹息着，而当玛丽请到消防队在她的地上浇了两万桶水时，全国都欢呼起来。在一两年内，
她的纪录被打破了，但是她的声誉还保持着。
它的故事的结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玛丽生产队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参加十月革齤命节的庆祝。她们站在领袖们占的检阅台上。玛丽感情激动地告诉斯大林，她曾经怎样地梦想着来“看看领袖们”。斯大林回答说：“但是现在你们也是领袖了。”玛丽想了一想，然后同意地说：“嗯，是的。”斯大林问她要什么奖励。玛丽要求得到研究甜菜的奖学金。她得到了。这些就是1935年是对奖励和领导的理想。

人们写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应该培养怎样的人的文章。当一群土库曼的骑手跑过了惊人的2690英里的沙漠地带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赞扬了他们的“明确的目标、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强的性格”，“真理报”将这个主题发挥成一篇社论，论苏联人的理想性格。社论说，这种性格是同不久以前希特勒要求于德国青年的盲目服从是“恰恰相反”的。社论将“坚强的和独创的个性”称为苏联公民的本质。“不是顺从和迷信，而是自觉、大胆和果断……这种坚强的个性是和劳动者的坚强的集体精神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从千百万人所注视的明确的目标里，……产生了卓越的自觉的纪律。”社论这样着重地提出了和纳粹的理想针锋相对的一种理想。
1935年下半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开始震撼全苏联。在成百处地方同时发生了使用新机器的工人突破生产定额的事，他们这样做常常受到管理当局的冷淡和反对，但是却受到工人伙伴们的紧张的注视。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了这一运动，并且把它称为“赶工”。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赶工”——而是在冲破世界生产力的界限。顿巴斯某些矿工的劳动生产率比鲁尔的工人高出了一倍；高尔基汽车厂的某些锻工打破了福特汽车厂的生产定额。列宁格勒的一些制鞋工人创造了比捷克斯洛伐克拔佳鞋厂工人生产率高出50%的纪录。
五年以前曾经试图“教导俄国人”的数百名美国专家听到这种情况时，必定会抱怨的。“当我们指点他们怎样做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呢？”理由是清楚的。苏联曾经用新机器装备了自己并且使用了一千一百万新手来操纵这些机器。这些新手弄坏了机器，但是他们却学到了东西。当老师在指点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学不会的；这必须在他们的神经系统里生根才成。但是他们所学到的不仅是美国人的技术。这是技术加上对创造新世界的机械的所有权的自豪感。
参加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的人——莫斯科的每一个人都想去参加——谈到会场上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报纸的报道都变成了抒情诗一样，谈到了关于“降服科学的烈马”，“为走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会上的全部社论都表现了新人的特点——愉快的首创精神、由于掌握了复杂操作方法而感到自豪、自觉地同社会合作、求知的渴望。
斯达汉诺夫谈到了他在创造纪录时的思想状况。“国际青年节快要到了，我想创造一个纪录来纪念它。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我的同伴和我一直在想着怎样来打破生产规程的束缚，让矿工们能够放手工作，迫使钻煤机整天转动。”锻工布塞根宣称：“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学习梦想的那么多。我想知道汽锤是怎样造成的，并且想制造它。”斯拉夫尼可娃想在一种她曾经研究过但是从没有使用过的机器上“打破纪录”。工长反对她这样做。她对他说：“我是一个跳伞员。那个生产定额没有把我吓住，我要推翻它。”她做到了这一点。
瓦西里也夫，一个曾经在锻造连接杆上创造过纪录的锻工，用“沸腾”和“爆炸”的字样来表达他的感情。当他在1934年创造的纪录被别人打破时，他“沸腾”起来了，他在假日还没有结束之前四天，他就回到工厂工作。“我打破了安德利昂诺夫的纪录，但是随后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哈尔可夫的锻工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锻造一千个以上的连接杆，于是我爆炸了。我在一班工作时间里只锻造945个。……我和我那一小组商讨起来怎样来组织我们在工作时所站的位置；于是我们达到了1036个连接杆的纪录。我们和工长讨论，并且告诉他怎样改造熔铁炉。他给了我们一座在一班工作时间内可以熔出1500个连接杆的熔铁炉。现在还有什么在阻碍我们呢？我们讨论了这一点，把要加工的材料按照比较易于取到的次序安放。在10月27日，我创造了全苏的纪录——一班工作时间里生产1101个连接杆。同志们，我还没有用尽汽锤的可能性。但是我将要做到这一点。”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不屑延长工作时间的，他认为这是对工作效能不高的承认——他们坚持应该找出一种不太消耗体力的有节奏的工作方法。“如果工作做得对头，你会感到更舒适、更强健。”他们迫切地要把他们的技能传授给别人。火车司机奥密里昂诺夫创造了记录以后，要求将“最慢的司机”给他做学生，并且将这个人也造成一个打破纪录的人。这些人的主张打破了技术上的归程。一个工程师告诉我：“我得夜里不睡觉来计划流水作业，以便赶上他们的步伐。”

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我说：“十年以后，农业和工业可能不再成为我们的主要职业了。我们将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们将有其他的职业。人类的发展、探究、科学，这些是无止境的。”他不承认人类的进步有任何止境，不论是在人类本身的性格方面或者是在时间和空间方面。

青年们尤其不知道止境。学校很早就帮助儿童发现自己的才能；夏令营和远足扩大了选择的范围。报纸上的讨论吸引他们表达自己的才干。“少先队真理报”的稿子几乎完全是由儿童写的。在梯弗里斯，铁路工人的孩子们用火车载送乘客，卖票，用这笔款子来扩筑铁路。在大部分“成年人的”活动中，都替孩子们保留了一分。在1934年的“抗旱战争”中，儿童们的拾穗队跟在收割者的后面，他们并且展开了节约谷穗的竞赛；在北方的一个州里，孩子们骄傲地告诉我，他们怎样拾了好几吨的鸟粪和柴灰在瘠瘦的田地里施肥。
1934年，在摩尔曼斯克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二十个年龄全在16岁以下的少年“北极探险家”，正到北极地区去。他们对地图、北极探险队和北方人的兴趣使他们获得了组织这个探险队的机会。他们将会见成年的北极探险家，后者将笑容可掬地把他们作为可能的未来同时来看待。在同一个夏天，十个最好的植物课的学生得到了远征阿尔泰山的机会，他们在那里徒步旅行了一千二百英里，发现了二十七种新的黑复盆子，和一种能抗霜的洋葱。在这些“青年植物学家”中有两个被选为代表将这些植物送到年老的植物创造者米丘林那里去。
那个时期苏联青年的感情可以由两件事情表现出来。安娜?穆里尼克，莫斯科新的十年制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的代表，1935年6月在她的毕业演说中说：“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主人翁，有使命去征服空间和时间。”毕业演说词是容许有些夸张的，但是过去青年是帝王的臣民或者是民齤主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他们从不敢讲自己成为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主人翁”。同一年，妮娜?卡缅诺娃从比雷尼埃山高一倍的寒冷的高空中跳伞下来，创造了世界纪录，她在着陆后所讲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天空是世界上最高的天空”，这句话立刻被苏联青年抓住当作了口号。
正在他们愉快地讲大话的时候，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调查，这种调查把1935年的胜利气氛——当时乌托邦好像就在眼前了——转变成为1937年的“大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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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快乐的日子为历史留下了一项成就——在那几年里诞生了新的苏维埃宪法。

苏联一直自称是民齤主的；而西方总是否认这一点。这里没有多余篇幅来详尽地叙述苏联的政治和选举制度。不论美国人对苏联的选举有怎样的想法，苏联人民至少是同我们一样起劲和带着希望地参加选举，他们不但投票选举候选人，而且还将自己的要求写成“纳卡兹”——“人民的指示”，这些指示就成为新当选的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1934年的选举里，我的丈夫，作为一个选区的工作者，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每一个晚上去访问他那个选区的每一个选民，鼓励他们不仅参加投票，而且将他们要政府做的事情一一提出来。他向我谈到一个以前从没有投过票的老妇人——她说：“我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她环顾了一下晾满了湿衣服的厨房之后，就决定要求政府设立更多的公共洗衣房，她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一年，莫斯科市苏维埃一共接到了四万八千条“人民的指示”，而且必须在三个月内就这些要求作出交代。当然，有许多是重复的，或者是必须提交中央政府的，但是其中有大量的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向人民提出答复的。市苏维埃说，如果提出这些要求的人肯医务工作的话，这些要求就能够得到解决。“苏维埃民齤主”不但表现在参加选举的人数上——着从1926年占具有投票权的人数的51%增长到了1934年的85%——，而且还表现于一个代表所能征集来志愿帮助政府完成任务的人数。例如，在税收和住房问题委员会方面的许多工作都是由人民志愿来做的。霍华德?克?史密斯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注意到这种情况所创造的气氛，并且谈到他在莫斯科的访问说：“你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每一个小人物都感到自己在建设国家的相当重要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了两个字……就是‘民齤主’。”
但是，自从1922年宪法制定以来，苏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国家的基本财富已归公有；人民不再是文盲了。间接的、受工作地区限制的不平等的投票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各地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民族英雄，能够直接投票选举这些人了。在1935年2月6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宪法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国家生活。以斯大林为主席的，由三十一名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指定草拟一部更加符合人民意愿的、更加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宪法。
通过宪法的方式是很有意义的。专门委员会花了一年功夫研究了人们为了共同目的把自己组织起来所曾经采取过的一切历史形式——不论国家的或者自愿结社的形式。随后在1936年6月，宪法草案由政府试行通过，并且认了六千万份提交给了人民。这个草案经过了3,600万人参加的527,000次会议的讨论。好几个月里，每一张报纸都载满了人民的来信。提出的修正意见约有154,000条——当然，其中有许多是重复的，而且还有许多是更适用于法典而不是用于宪法的。但是宪法草案的确根据人民的创议而作了四十三处修正。
1936年12月，2,016名代表在克里姆林宫的雄伟的白色大厅里举行了制宪大会。这是在工业、农业、科学工作中涌现的“新人”的大会。到这里来的农民，再也不被列在一般化的“谷物生产者”一类了，而是作为专家、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出现的——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曾经创造过纪录。这里面有大工厂的厂长，著名的艺术家和外科医生、科学院院长。这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近结束时苏联的新代表。
新宪法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变化。它已开始说明了国体和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土地、资源、企业是“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和公民在收入、住宅和家庭日用器具方面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之保护”。“凡年满十八岁之公民按普通平等直接选举制，用秘密投票法”进行选举。
关于“公民之权利及义务”的一章，逐条都受到了欢呼；这包括以前任何国家所保证过的最广泛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包括在四条里：“劳动权、休息权、享受教育权、物质保证权”。自由的权利被扩充为六条，包括信仰自由、宗教仪式自由，言齤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齤行、示威及结社自由，不受任意逮捕的自由，住宅和通讯不可侵犯的自由，“不分民族及种族”。
这部宪法是对当时在德国执政的纳粹法西斯的直接挑战，纳粹分子宣称民齤主已经过时；而所有苏联发言人都高呼民齤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希特勒宣传“优等的和劣等的种族”。斯大林却以关于人类平等问题的空前概括的语句向希特勒进行了挑战，他说：“不论是语言，或是肤色，或是文化的落后，或是政治的发展阶段，都不能成为民族和种族不平等的理由。”
千百万人民涌到苏联的严冬的街道上，奏着乐来欢呼这一重大事件。全世界的进步分子也为它欢呼。在遥远的中国，孙逸仙夫人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罗曼?罗兰在平静的日内瓦湖畔发表谈话说：“这在生活中实现了直到今天为止始终不过是人类的梦想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这部宪法甚至在起草的时候就遭到了破坏。这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很少宪法是受到严格遵守的。但是苏联的宪法是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破坏，而斯大林显然是以他的“民齤主宪法”自豪的，然而他却犯了一个奇怪的亮面做法的罪过。因为，当这部宪法仍然是苏联的根本法，被人民、政府部门和普通法院自豪地遵守着的时候，它却没有受到政治警齤察的一顾。由斯大林在1922年给予集中的权力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国中之国、它极不尊重宪法，也不尊重苏联任何其它法律。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以后这些年的黑暗事件。

第五章 大疯狂（上） 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38年间在苏联发生过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也还不能够恰当地评断其责任。不知确数的人，无疑地有好几万人在没有预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捕，并且不经审判就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营中去。成千的人被处决，他们的遭遇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也不知道。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个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最惊人的事情是，在1934年号成为“胜利者代表大会”选出的134个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要在1937-38年期间被捕和枪毙。
反苏报纸找到了容易的结论，它硬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是“集权和残暴的”。凡是了解近年来苏联人民的创造性和他们对他们自称的“自由”的热爱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看法。赫鲁晓夫和另外一些人几乎做了同样简单的解释，即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应该负责。斯大林自然必须负责，但是宣布他的罪过并不就是最后的答案。因为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曾经支持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整个的政权机构都卷进去了。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说，斯大林在所有这些行动中，“认为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齤命果实，必须这样做。”我想，苏联在重新审查这些案件和历史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评价的。而现在，我把这事看作是“大疯狂”，并且试来探求它怎样发生的线索。
所有的政府都有受到敌特或叛逆公民“颠覆”的问题。通过法律程序十分清醒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少有的。这常常发展成为政治迫害和邻人疑惧狂。这在美国就可以看到。这种失常的情况无疑地是由于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即犯者不是一般的罪犯，不是那样容易加以区别和给以恰如其分的处罚的。他们是具有不同于国家所要求的忠诚的人。一个稳定的或者有自信心的政权是不会为这些人大伤脑筋的，因为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战争时期，或者对任何处在紧急关头的政权来说，他们比普通罪犯要令人不安得多。
1930年代末期，整个欧洲都处在这样的不安之中。西班牙战争期间创造了“第五纵队”这个名称来描写弗朗哥的秘密追随者，他们从内部帮助夺取了共和国的马德里。后来，希特勒的“第五纵队”钻进了欧洲的许多政府，以致战争一挨到它们就垮了台。从广义上说来，这个第五纵队包括张伯伦首相和达拉迪总理这样的人。它们破坏了西班牙的民齤主制度，后来又为了引诱德国军队东进而把捷克这一要塞送给了希特勒，从而削弱了他们本国的国防。第五纵队还包括那些美国工业家，他们把废铁卖给了日本从而加强日本反对美国的力量。这帮人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叛徒。也许，奎士林、赖伐尔和其他以各种借口参加为侵略者服务的傀儡政府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承认。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说，他们是本国的卖国贼。从今天进步分子的立场来说，他们是人类的叛徒。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对他们的鉴定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历史总是有胜利者写的。
以此作为背景，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苏联。苏联在它最初的年代里受到旧俄首领请去的许多外国军队的入侵，通过代价很高的战争才把它们赶了出去。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施行着压力和威胁，利用着苏联国内每一个叛逆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出现了高级工程人员所发动的“破坏文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同当时已经国有化了的企业的外国业主有联系。让我们瞧一瞧这种破坏活动吧，任何一个当年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都能够为你举出一些例子。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暗中进行贿赂。有人通知把机器卖给苏联工业部门的一家辛辛那第公司的一位代表说机器不好。甚至为了要从莫斯科到萨马拉去访问那架“不好使用”的机器所在的工厂，他都不得不同官僚机构的手续作斗争。当他到那里时，还是在政治警齤察的帮助下才勉强进到里面去。他会见了一位惊慌失措的主管人，这个人承认那些美国机器还在箱子里，还从来没有试过。这个主管人受了一家德国公司的贿赂，松树了假报告，并且曾同一位莫斯科官员串通，想阻止这个美国人来到萨马拉。告诉我这件事的美国人没有因此过分吃惊；他只对他所揭露的“诡计”一笑了之。对于付出高价来建设国营工业的俄国人来说，这种行为就是罪行。

我第一次亲自碰到外国间谍的阴谋是在1930年，当时我访问了敖德萨附近的第一个拖拉机站。我在火车上两次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警齤察查问。当我是他们确信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时，他们才离去。“为什么国家政治保卫局警齤察在这里忙个不休呢？”我问搬运工人说。“是不是因为这段铁路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缘故？”
“是你的那件德国皮上衣，”他回答说。“他们猜想你也许是那些煽动门农教派（新教徒的一派，不相信‘原始罪恶’，反对洗礼等仪式——译者）信徒骚动的间谍之一。”后来，我从当地农民中了解到，德国间谍是一大批门农教农民突然决定“逃出这个不信神的国家”的一个因素。这批农民是日耳曼人的后代。他们卖掉整个村子或者抛弃了家园和牛羊，前往莫斯科要求发给出国护照。宝贵的庄稼有一些就这样败坏掉了。
许多美国人把他们在工业中发现的破坏活动告诉了我。有一个人在一家汽车厂当监工。一位国家政治保卫局调查员召见了他，把一些金属零件给他看，并且问他是否知道它们的性能。
“当然，”他说。“这是一座重机齤枪的零件。”那位调查员然后把一件使他吃惊的消息告诉了他，说这些东西是上夜班的时候在他的车间里制造的。后来查明工长和一个技术员是罪犯，其他的工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叛逆的匪帮装配一个秘密的兵工厂。
另一位在炼钢厂检查故障的美国人笑着告诉我：“我在捉拿破坏。我并不是真正去抓什么人。但是当我打开一座出了毛病的机器的齿轮箱的时候（齿轮箱在一张要用起重机费半天功夫才能搬动的钢质工作台下面），发现齿轮让九桶污泥和钢屑片塞住了。我把这件事报告了厂长，并且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是个好人，不懂炼钢厂的业务，但是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知道该去抓谁。”
当更多的俄国人学会了工业技术之后，破坏活动减少了，因为现在破坏活动比较容易识破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工程师也被争取过来了。1931年斯大林宣布，从前受到怀疑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正在“向苏维埃政府靠拢”，他们应该得到工人们的合作。“破坏文艺”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外国间谍所鼓动的更加隐蔽的破坏活动仍然继续着。在1931-34年间，当这种活动提到法庭的时候，是受到越来越宽大的处理的。经济情况在进展着，少数破坏分子已不足为惧了。早期的“破坏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本来是被判处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警齤察监视下的一些工程上从事本行劳动的，现在又在寻常的工作岗位上出现了，有时还佩戴着他们在强迫劳动中赢得的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局警齤察仍然通过发现阴谋案件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但判刑却减轻了。1928年在“沙赫特案”中犯有破坏煤矿罪的五十二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判了死刑，其中有五个人的确被处死了。两年以后对“工业党案”作了同样判决，这种罪属于当然处死刑之列，但是“鉴于悔悟”而予以减刑。不久，这批罪犯还获得了条件良好的工作。1931年间，孟什维克人犯了“勾结外国势力鼓动农民暴齤动”罪，只不过予以监禁。据称，他们不再是危险到必须处死的程度了。
这种越来越宽大的政策是由于国家的自信心在增长。害怕日本进攻的心理在1931年是强烈的，但当日军到达西伯利亚边境而不曾入侵的时候就放宽了。自然，希特勒曾经宣布要侵占苏联的乌克兰，但当时很少人认为希特勒会持久的。李维诺夫成功地同邻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看来苏联也许可以避免它一直在提防的那场战争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转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出的愉快感觉增长了。特别是在1933年的秋收以后，苏俩人民对自己增长着的力量感到很有信心。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的被刺，粉碎了这场安全的幻梦。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基洛夫是斯大林亲密的朋友和可能的继承人。他被一个利用党证出入总部的共齤产党员暗杀了。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一个共齤产党员居然恨透了领导以致进行暗杀。当原来认为是在保卫基洛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警齤察好像也牵连在内，并且调查结果发现案子的线索通过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同外国势力，也就是同德国有联系的时候，震动就更大了。随后是进行了一年半的调查，在这期间许多人已经把基洛夫忘记了。突然宣布，党的高级负责人同这个案子有关。苏联检察长传讯了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团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旁的人在1936年8月16日受审。他们被判罪并处死。接着是其他的审判，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而到1938年7月11日（应该是1937年）军事法庭审判八名红军高级将领和按叛国罪予以处死时，达到了高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连串的叛国案审判。

最重要的那些案件是在一个大厅里审讯的。被准许进去旁听的有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外交使团和一批不时更换着的工厂和政府机关的代表。我坐在法庭里注视着整个故事的展开。宜都市列宁的朋友和杰出的理论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法官、听众和全世界说，斯大林上齤台后他们失去了权力，就阴谋通过间谍刺杀预想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某些领导人来夺取权力。这些间谍如果被捕将不知道谁是最高的同谋犯，而只是以德国盖世太保的普通间谍面目出现。那时，主要的同谋者在名誉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将号召“党内团结”来应付紧急事故。在混乱之中，他们将取得领导地位。他们中间有一个预定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警齤察首脑的巴卡叶夫，将把真正的刺客清洗掉，从而掩埋一切对领导人不利的证据。
这就是我在法庭上逐日看着它展开的故事。被告讲话很多，他们没有受过拷打的迹象。加米涅夫说，到1932年，清楚地看出人民已经接受了斯大林的政策，显然当时要通过政治手段把他推齤翻是不可能了，只能使用“个人恐怖”。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领导的无限不满和对权力的强烈欲望，这种权力一度已经接近落到我们手中。”季诺维也夫在法庭上宣称，他已习惯于对大批的人发号施令，一直不这样他就活不下去。次要的间谍供出了这个团体同盖世太保的联系。他们中间有一个纳?吕里叶自称曾“在希姆莱的私人代表佛朗斯?卫兹的领导下”工作。一些次要的角色显然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知道他们头子为他们所安排的命运，这就使他们更加狠毒地攻击他们的上司。
被告兰哥尔德攻击加米涅夫，他喊道：“不要让他装作这样清白的人吧！他原来打算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去夺取权力呢。”
这个故事是可信的吗？苏联境外的大多数报纸说它是诬陷。大多数列席法庭的人，包括外国记者在内，都认为这是真实的。美国大使戴维斯在他的“莫斯科出使记”一书中说，他相信被告确是犯了被控的罪的。著名的英国律师和议员丹?纳?普里特也同样地信服。太平洋学会秘书长爱德华?西?卡托写道：“克里姆林的案件是……非常真实的。它是合逻辑的……令人信服的。”即使赫鲁晓夫在对这个时期的过火行为作全面攻击时，也没有说任何一件公开的审讯案是一个欺骗。
当我常常是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倾听着被告的发言的时候，过去的革齤命领袖转变为叛徒的这个过程，对我说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起初怀疑苏联人民能不能没有外力帮助而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在1924-27年期间公开论辩过的。由于看到俄国的缺乏效率同德国人的有效率的组织之间的对比，他们的怀疑加深了。俄国的缺乏效率甚至造成了1932年的全国饥荒，而德国人的效率则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俄国要是有了德国人那种用铁蹄强加的法律，那就可以得到好处，这是不难相信的。在那些日子里，很多恼怒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1）最后总会发生德国革齤命的，他们自己可能从内部来推动它。同时，他们可以把可恨的斯大林除掉。

（1）我在高加索曾听到一个发怒的农村妇女对一个官员嚷叫说：“让英国人来吧。让德国人来吧。让任何人来整顿一下这个该死的国家吧。”她没有被捕；那个官员设法平息她的气忿。如果一个城里的知识分子说了同样的话，他也许会被逮捕起来。

这个理论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赫鲁晓夫所做的最骇人听闻的揭露，即在参加1934年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后来又1,108人被捕，而在有这次大会选进中央委员会的134人中，有98人即占全体70%的人不但被捕而且被枪毙了。把这件事归咎于斯大林的自大狂的人，还没有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自大狂的患者甚至要消灭他的最有成就的和忠实的支持者。1934年的“胜利者大会”正是由坚持斯大林路线的人们所组成的，这个大会庆祝了社会主义在工农业中的胜利。这些人在三年之内被大批消灭这件事，只有在一种解释下才较为可信，即这是纳粹第五纵队企图消灭这个国家最能干的爱国分子的阴谋所获得的成功。
我亲身知道的一些案子可以支持这种看法，即被捕的常常是那些“不应该被捕的人”，这些人看来几乎是被专门挑选出来以达到瓦解的目的。我们的“莫斯科新闻”编辑部有三个人突然被捕了。如果要我在我们的人中间挑选三个最有用、最积极的工作人员，那就是这三个人。他们是党员，一贯努力为报纸和工会工作，在赶任务的时候总是愿意工作到深夜。可是，人家还要我们编辑部去参加工会的一次会议，去“感谢政府清除这些破坏者”。我拒绝前往。我甚至就这件事向我们的总编辑提出了抗议。
他也同意也许是有无辜的牺牲者。“让他们向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去交涉吧”，他说。“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在处理许多这样的控诉。那些自知无罪并且进行斗争的人是会回来的。”所有的代表都在处理着选民的控诉，这是确有的事。我的选区的代表，著名演员卡察洛夫告诉我，这种申诉占了这一年工作的大部分。但并不真是所有无辜的人都回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流放中死去了。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按照1956年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是所揭露的，当时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认为过分行为开始于“罪恶地谋杀谢尔盖?基洛夫以后”，即发生于1935到1938年。“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他说，“开始通过政府机构实行大规模的镇齤压……起先是镇齤压敌人……然后也镇齤压了许多忠实的共齤产党人。”他透露，在紧接基洛夫被谋杀以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对法庭发出了加速调查、判决和处罚的指示。当时雅哥达是保卫局负责人。斯大林发现他行动迟缓，就在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电报说，由于雅哥达不称职，应任命叶热夫为内务人民委员。叶热夫的任命和他的计划经1937年2月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逮捕的数目立即大增。赫鲁晓夫说，在1936年和1937年间，逮捕增加为十倍。他说，使用了酷刑来逼供，这是斯大林授权的。在此之前，苏联人民曾以他们的监狱里不仅没有纳粹所使用的酷刑，甚至也没有像美国实行的那种逼供方法而自傲。
1937年时镇齤压高潮的一年。忽然，叶热夫不见了；谣传他已被送进疯人院。1938年初党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疯狂开始减退了。即使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人们也承认这是一种疯狂性。我在四十年代中叶曾问过一位保卫局警官，1937年发生的某一案件能不能重新审查。他回答说：“1937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重新审查。”但一直到斯大林死后为止，成千的案件并没有重新审查。
赫鲁晓夫在确定1937年陷害好人的罪责时，曾做过一些断语。他说：“我们指责叶热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指责是正确的。”可是他接着说，叶热夫准备了一些在没有审讯之前就决定了要予以判处的人的名单，并且把名单送给斯大林批准，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同意叶热夫是不能判处某些著名的牺牲者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有着病态的疑心。”他对所发生的事的确切估计是重要的：
“利用了斯大林关于越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会越多的这一论断，利用了2-3月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叶热夫报告所作的决议，钻到国家保安机关里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开始以党的名义掩护大规模的恐怖手段。”

显然，事情不单是作为暴君的斯大林在拔除他的敌人。这是一幅复杂的画面，错综着许多集团的行动。斯大林的责任在于：由于“多疑和病态的疑心”——这对于一个自己的亲密朋友被刺并在公开法庭中听到暗杀自己的计划已订好了的人来说，并不是不自然的心境——他任命了叶热夫，下令加速调查和判决，并且创造了关于当社会主义接近成功敌人就增多的理论。后来被发现为疯子的叶热夫发出发生效力的命令。中央委员会相信了斯大林的论断和叶热夫的报告，也批准了这些行动。正如赫鲁晓夫所说，实际上是策动人是“破坏者”（纳粹法西斯间谍）同“无耻的野心家”（那些捏造阴谋案件来谋求晋升的人）。
赫鲁晓夫的这一分析同我那位被流放的朋友的分析相差不大，我的朋友说纳粹第五纵队“钻进了保卫局机构的上层，逮捕了不该逮捕的人。”我把这个时期的行动叫做“大疯狂”，因为这些行动不是清醒的，但是有许多人参加了，并且还没有完全被认识清楚。我相信，正在重新审查旧案的苏联调查员终于会把他们查个水落石出的。他们很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纳粹第五纵队确实广泛地钻进了保卫局机构，在于确实有许多暗杀阴谋，以及在于这些事情对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所发生的影响，这个人看到了有人在计划暗杀自己，并相信他是在用激烈清洗的办法来挽救革齤命。
如果以为在斯大林时代中，单是1937年左右苏联才出现过冤屈的逮捕和处死，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从革齤命初期一直到斯大林晚年，这种事情都曾以较少的次数发生过。在斯大林晚年，有一些医生被控阴谋损害苏联领导人的健康，似乎是在酷刑下招了供，后来被发现是无罪的。政治警齤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最大的祸害。这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它是从沙皇时代的“黑百团”中产生，并在列宁时代的“恐怖”中培育起来的。所有好的共齤产党员都说，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法律之外的工具来保卫革齤命。这样的恐怖曾经伴随其他革齤命而发生，其中包括美国的和法国的革齤命。但是设立政治警齤察比废除它要容易。统治者发觉它有用，能够用来钳制持异议的人。因此，在1922年准备把政治警齤察下交给地方政府领导时，斯大林却决定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当我在苏联的这些年代里，曾经有三次决定要限制警齤察的权力，并且把国家保安机关置于法律管辖之下。每一次名称是更换了，但是权力还保留着。这种警齤察成了国中之国，它的利益就在于发现“阴谋事件”，有些阴谋事件也的确是存在的。这样的警齤察具有另一种危险，由于它的成员是秘密的，它成为第一个被敌人的破坏者钻进去的组织。
是否需要任何政治警齤察呢？苏联人民似乎感到有此需要。我的丈夫听到我最好的女朋友被流放的时候，他只说：“她不得不受这样一个丈夫的连累，真是太不幸了。”
其他的苏联朋友甚至持有更加狠心肠的看法。我记得有一个人主张，如果政治警齤察抓到一百个嫌疑犯，直到其中有一个人是危险的叛徒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把所有这些人杀掉，而且那九十九个无辜的人应该宁愿就义而不让一个叛徒活着。
当我向我的编辑主任抗议我们的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番更加概括性的话来说明为什么苏联人民没有提出抗议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基本的形势呢？我们的主要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将在1939年左右遇到危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斗争就要来到了。这个斗争就决定世界是沉沦到奴役和战争的黑暗时代，还是人类将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个斗争中，哪里有可靠的基础呢？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落后，也许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就落在这个国家的身上。人类的破坏力增长得很快，半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回到中世纪。过去的文明也曾经衰落过。对于即将来到的世界危机，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强大来应付它，拥有尽可能多的小麦，尽可能多的健壮的人和尽可能少的破坏者。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只要完成两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怀疑或从中阻挠的人，不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叛徒，而且是全人类的叛徒。”
这些话很有分量，使我哑口无言。这些话是米歇尔?姆?鲍罗廷说的，他在1949年大约和我同时被捕，并且死在远东的一个劳动营中。
* * * *

世界上有些什么足以防止冤屈的保障呢？有的是得来不易得西方的民权——“一定的诉讼手续”、“人身不可侵权”、“陪审制度”等等代价很高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穷人不容易得到的，并且是俄国人从来不曾有过的。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保障了比这还要多的权利，但在同一年却被这个宪法的作者自己违反了。他还认为他这样是在拯救革齤命（甚至主要的非议他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我想，俄国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对的，不应该像神化斯大林那样把任何人神化。的确，他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甚至1937年的大疯狂也是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批准的。但这是未经一个勇敢的反对派的考验而得到批准的；所有表示过同意的人都同斯大林一起负有责任。世界上没有完善无缺的公道。永远警惕是获得自由和公道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甚至更是如此。赫鲁晓夫演说的价值不仅在于继这个演说之后，政治警齤察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限制，而且在于它使苏联人民大吃一惊。直到真实情况的人民对于冤屈经常保持警惕，这才是最可靠的保障。
在大疯狂中，苏联人民学会了某种警惕性。这是俄国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当时报纸上充满了诉诸“人民的警觉心”来抵制间谍和破坏者的言论。“不要在公共车辆上谈论你的工厂，你也许会提供有助于敌人判断我们企业的位置和估计它们的重要性的情报。”人们注意到快活和爱说话的俄国人变得对外国人沉默了。我记得我曾为一个美国杂志写过一篇关于“我的苏联女儿”的文章，描写了我的继女喜爱她在那里工作的化学工厂的情况。我的丈夫要我把它改作一个发电厂，以免泄露离我们家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化学工厂。
另外两件私人轶事说明这个时期对人民的心理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一次“五一”游齤行之前，我听说有几十个美国人很着急，因为他们为了看游齤行来到莫斯科，而红场上的观礼台却没有空了。“国际旅行社”建议，他们可以同“莫斯科新闻”的工作人员一起游齤行经过红场。“国际旅行社”的代表回答说：“我们表示感谢，但是你是否了解他们，能保证他们不带手齤枪和炸齤弹？”这就完了。所有的记者都知道，在这种旅行时，斯大林是站在多么显露的地方。我早已知道东欧国家的间谍常常装作“美国游客”来到苏联，对于这些未曾谋面的美国同胞，我拒绝一律予以担保。
那年夏天我曾在莫斯科河岸的小城郊菲立附近避暑。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大工厂，因为我看到过成千的菲立工人的游齤行队伍。过了几年，在德苏战争开始后，我在纽约一份报纸上读到著名的六引擎轰炸机就是在那家工厂制造的，这种轰炸机比得上并且在某些地方超过美国的“空中堡垒”。如果这是事实，我想每一个菲立工人一定曾是多么希望在我这个美国人面前夸耀它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这种沉默对俄国人来说是不自然的，对他们的朋友来说也不愉快。但在那些年，这也许有决定生死存亡的价值。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在苏联希特勒第五纵队是相对不活跃的，而它却曾推翻过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官僚主义者和军官，毫无疑问红军在两个月中间就会崩溃了。”（1）这是别人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知道苏联人民之所以忍受了这些疯狂的年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种在黑暗中同高踞领导地位的敌人做着斗争的感觉，给这些年代带来了梦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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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霍华德?克?史密斯“从柏林开出的最后列车”第325页。

第六章 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 1955年初，在莫斯科撤销了对我的指控后的那个轰动一时的短短期间内，我曾多次在电视节目中回答问题。几乎每个主持提问题的人都问我是否还认为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领袖真的要和平。他们显然感觉到，这个问题对他们的听众说来是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个人们对它存有疑问的问题。
每次我都回答说：“他们要和平，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们那样地要和平。任何苏联领袖，如果苏联人民不相信他是在促进和平的话是不能继续执政的。这里，在美国，战争使人繁荣；失去儿子的家庭是不多的。在苏联，每个家庭都受到过重大的损失。它们曾处在饥饿之中，许多人失去了家，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家庭都丧失了一些男人。战后曾有两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每个苏联人都感觉到弥补损失的工作是何等沉重。”
美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深切渴求和平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这种对和平的渴望从十月革齤命就开始了，十月革齤命本身就是由于厌倦战争而产生的，它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革齤命政府在1917年11月8日颁布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就是“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即谈判不兼并和不赔款的、正义民齤主的和平”。这句话后来由于威尔逊总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借用而传扬了开去。
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威尔逊也好，英美两国或法国人也好，都没有让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得到和平。协约国甚至谴责布尔什维克的建议；他们要求俄国继续作战。在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列宁不得不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用列宁的话说来，这是“强盗的和约”。根据这个和约，德国占领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德国打败后，协约国战胜国和德国还继续同俄国打了两年仗。
在那些日子里，俄国人是这样渴求和平，以致列宁有一个时候甚至愿意分裂俄国来换取和平。1919年3月，威廉?克里斯欣?蒲立特以威尔逊总统的半官方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区并建议将俄国的领土沿着当时各地方政府所据有的地区割裂开来。这就将意味着在远东建立一个日本傀儡政府，在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北冰洋各港口设立英、法的属地。列宁甚至同意这种骇人听闻的勒索，因为俄国人正在因饥饿、瘟疫和战争而死去。但是那许多傀儡政权不同意这种做法，而且参加凡尔赛会议的各大国也不肯让布尔什维克得到和平。他们想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
和平不是靠呼吁或割地的办法赢来，而是靠俄国人民的勇气和牺牲得来的。真正的和平来得很慢：首先是停止真枪实弹的战争，然后是缔结贸易协定，然后——经过许多年之后——才有外交上的承认。最后的两次武装进犯是1920年波兰人在法国援助下发动的进攻，和1920-21年份兰的曼纳海姆男爵在德国和协约国双方的帮助之下发动了进攻。一直到1922年10月，日本人才从海参威被赶出去。一直到1933年，美国在罗斯福任内才承认了苏联。
这个新的国家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时才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协约国想把战后的经济负担放在德国和俄国身上，因此把这两国召来。苏联马上提出了限制军备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团长齐切林说：“只要欧洲和世界被笼罩在新战争的威胁中，恢复世界经济的力量便将被绞杀。”齐切林在得不到响应之后，便和德国签订了著名的拉帕罗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这两个会议上的弃儿“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了友好关系，并且相互撤销了双方的债务。这是简单、正派而有效的做法，是各国第一次帮助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的行动。那时德国正企望着民齤主，如果其他国家也像苏联那样做，希特勒德国可能永远不会兴起。
苏联外交就这样带着两项政策大步跨上了世界舞台，这两项政策就是：通过限制军备达到和平；同有困难的国家建立平等关系。这种政策是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和苏联本身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苏联强烈地渴望和平，和平将带来重建家园的机会。和平受到的最大威胁是各大国的贪婪无度；因此苏联的盟友自然是那些战败国或者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苏联首先寻求在它的四邻建立和平，其次，尽可能地寻求世界和平，因为任何地方的战争都有扩大的可能。

苏联外交代表李维诺夫大声疾呼说：“和平不可分割”。他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并且宣告说，裁军的办法就是裁军，这是旁的外交家们很为尴尬。
苏联第一个在美国建议的凯洛格非战功约上签了字。它经常是在任何和平建议上首先签字的国家，有时在未被邀请之前就签了字。李维诺夫得到一些和平组织的赞扬，但是没有能够怎样影响大国的政策。不过许多较小国家的政府却从苏联的外交中得到好处。土耳其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国家，一部分是由于苏联在1923年洛桑会议上给予它的支持。现代中国——包括北齤京政府和处在台湾的日渐消逝的力量在内——是由于苏联在二十年代初期给予孙逸仙博士的援助而兴起的。
芬兰的独立是布尔什维克革齤命所直接给予的礼物。当沙皇被推齤翻后，曾是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芬兰要求获得独立。但是克伦斯基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无论英国、法国或美国都不愿芬兰独立，因为芬兰独立将意味着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沙皇帝国的解体。布尔什维克一得到政权以后，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就提议满足芬兰的要求，他说：“既然芬兰人民肯定地要求独立，无产阶级国家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希特勒的兴起改变了全欧洲的政治力量对比。历年来，苏联一直支持德国关于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要求，认为这是个会挑起战争的坏条约。但是希特勒比凡尔赛条约更能挑起战争。当德、日退出国际联盟后，苏联就抱着建立反侵略的集体协议的公开目的参加了这个组织。从那时起，李维诺夫便努力寻求把“民齤主力量”结成联盟来遏制纳粹的战争倾向。但是，在张伯伦任首相的英国却扶植了希特勒，它把二十年来拒绝给予德意志共和国的东西一下子全都给了希特勒，这些东西就是：重新武装莱茵区，在纳粹恐怖下在萨尔进行公民投票、德国重整军备、扩充海军、希特勒—墨索里尼共同干涉西班牙。英国财政集团以前曾索取惊人的赔偿，从而绞杀了德国的民齤主，现在却用投资和贷款来帮助希特勒。世界上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英国齤保守党之所以给希特勒这些好处，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反苏运动中的“打手”。假如对英法外交部当时的目的还有任何怀疑的话，慕尼黑会议使这些怀疑烟消云散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举是他们诱使希特勒东进的王牌。
任何人像我在那些日子里那样注意英国的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到张伯伦虽然大谈“绥靖”希特勒，实际上却是在怂恿他。在德国还没有敢要求获得捷克的苏台德区之前，张伯伦就建议把这个地区给希特勒了。当捷克人民似乎宁可作战而不让希特勒长驱直入时，英、法驻布拉格的大使便用那已经谋害了西班牙民齤主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来威胁贝纳斯总统。纳粹军队最后占据了捷克的土地，那时人们获悉，伦敦的财政家们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同德国工业家达成协议，由他们来出钱资助被这样掠夺得来的企业。
苏联是唯一建议援助捷克人抵抗这次出卖的盟国。慕尼黑会议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北高加索的一个休养地休假。听说捷克人要进行抵抗，大家便都愉快地表示赞同。几位军官预订了到莫斯科去的飞机票。他们说：“我们可能要去援助捷克人。”后来，消息传来，说贝纳斯在英法压力下屈服了。于是预定的机票也退掉了。一个军官在吃饭时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做什么了。还不如休息，好准备对付下一次侵略——对波兰或者法国的侵略吧。”
他们讨论了出卖捷克的幕后力量。为什么张伯伦和达拉第愿意牺牲二十七个捷克师和欧洲的一条最好的防线？什么东西是他们把欧洲的一个最好的兵工厂——斯科达工厂送给希特勒？他们是有意识的叛徒，还是软弱？一个地方企业的经理说：“你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他们害怕布尔什维主义。”
希特勒的侵略魔手接着迅速东进了。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横蛮地违反协议开进解除了武装的布拉格。苏联通知德国说，它“不能承认”这种掠夺捷克土地的行为。它向英国建议马上召开英、法、波、罗、土、苏六国会议来抵抗进一步的侵略。张伯伦回答说这个建议“时机尚未成熟”。看到这一个信号后，希特勒便夺取立陶宛的要求港口麦摩尔并威胁波兰在波罗的海的出口但泽。到4月中旬，有七个德国师驻在波兰国境上等候着向前进的命令；挑衅事齤件增加了。美国国务院接到它在欧洲的代表的报告说：“法国最高级官员估计战争的可能是十比一。

”
英法舆论要求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制止希特勒。英国前任首相劳合?乔治说：“同苏联团结可以挽救和平。”法国前任空军部长皮埃尔?戈特说：“俄国的援助对民齤主国家是不可或缺的。”4月间，在英国人中间进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是：92%的人赞成同苏联结成联盟。苏联曾数次建议缔结三国联盟来保证东西欧免受纳粹侵略，每一次建议都受到张伯伦政府的冷遇，经过拖延后，建议便被拒绝了。张伯伦宁可同希特勒取得协议；在5月3日他说准备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英国下院大吃一惊。两天之后，他拒绝了苏联关于缔结军事联盟的建议。
连保守党员也开始抗议张伯伦的做法。5月7日，丘吉尔在下院要求同苏联结盟。在这种压力下，英法驻莫斯科大使终于在5月25日接到指示，要他们同苏联“谈判”结盟事宜。自从捷克斯洛伐克受蹂躏以来，十个至关紧要的星期已经过去。接着又有三个星期浪费在等待一位名叫斯特朗的先生抵达莫斯科。这位英国外交部派来“处理谈判”的代表到了，但却无权签订任何东西。“谈判”继续进行了七十五天，其中英国人用了五十九天去写建议，而被认为缓慢的俄国人却只用了十六天。苏联人显然要赶紧办事；英国人显然要拖延。后来莫斯科突然获悉，英国驻议会的海外贸易辅大臣已经同一个德国官员商谈一比五亿或十亿英镑的贷款。
在莫斯科领袖们看来，英国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便是在设法把战争推向东方。他们害怕战争被强加在他们头上，不仅是同希特勒单独作战，而且要同得到英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持的希特勒作战，这种战争是他们一直提防着的。英国大多数人受到谈判的哄骗，以为协议正在达成。劳合?乔治眼光比较敏锐，他说：“世界正在巨大的悬崖边上颤斗着。”
莫斯科曾两次向英国人民示意，谈判势将毫无结果。第一次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5月3日的辞职。十年来，他对全世界已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通过反侵略的集体协议建立和平的计划。莫斯科用李维诺夫的辞职来说明，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在满洲，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在西班牙，在中国，在奥地利，在阿尔巴尼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麦默尔，它都失败了——由于西方民齤主国家政府首脑对侵略者的绥靖和信号，但是西方报纸惯于把苏联的事务等闲视之，以致认为李维诺夫必然是因为某些莫须有的错误而被清算了。
六星期后，，莫斯科又发出另一信号。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7月29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同英法进行的谈判毫无结果，他认为不论英国或法国都不想同苏联结盟，也不准备制止希特勒，它们可能仅仅是为了要在希特勒准备攻击俄国的时候使俄国人安静下来进行谈判的。这篇文章在国外曾轰动了一下，但是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日丹诺夫是个性急的人，他说的话不算数。
7月底，所有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都知道希特勒打算在一个月内夺取波兰走廊。这时，苏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建议英法两国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计划共同保卫东欧事宜。英法两国的代表团等了十天才出发，而且采取了需要走很长时间的路线。当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发现他们原来无权同意任何东西。苏联的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带领着一批苏联高级将领向英法代表团提出了认真的建议，但英法代表团并没有权力接受任何建议。伏罗希洛夫建议，假如希特勒攻打波兰，由苏联派遣两支军队，一支在北部攻打东普鲁士，一支通过波兰南部攻打德国的中部。英法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必须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华沙。后来他们通知说波兰政府拒绝了苏联的援助。曾经毫不迟疑地用威胁手段来迫使捷克人向希特勒屈服的英法，现在倒不肯使用任何压力来促使波兰人接受苏联的援助了。
谈判就此破裂了。伏罗希洛夫在8月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时把英法的做法称为：“轻浮家的谈判。”

这样苏联便做出自己的决定。希特勒曾建议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后来在向苏宣战时承认这个建议是他提出的）。8月23日，苏德签订了这个条约。这不是苏联向英法建议的那样一种盟约，而仅仅是一个申明中立的条约，其实苏联和德国从1926年起就有了这样的条约，只不过在希特勒上齤台后被弃置一旁罢了。莫洛托夫说，苏联之所以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不能期望（同英法两国）缔结互助条约”。
正当欧洲每时每刻都等待着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苏德条约的签订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均势。东欧最初的反应是良好的。保加利亚来的消息说：“紧张局势缓和了。”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来的电讯说：“既然我们的两大邻国已经协议维持相互间的和平关系，波罗的海沿岸的紧张局势缓和了。”波兰外长认为局势“无改变”，因为“波兰从来没有指望苏联的援助，而且也不要这种援助”。东欧国家显然希望苏德条约即使不能制止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也可以使战争不至于向东扩大。
希特勒的盟友则大发雷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公开表示不同意。这个条约对东京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已经在蒙古边境同苏联作战，据说它并曾告诉希特勒它在8月就可以参加“大规模的推进”。在对德国同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的激烈谴责声中，日本内阁倒台了。伦敦的支持希特勒的保守党员，是脾气发的最厉害的人。他们第一次叫唤着要索取希特勒的命。但是在张伯伦政府中希望和习惯很难于改变。其后十天中，甚至在希特勒进军波兰之后，张伯伦仍然想召集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四国（英、法、德、意），来商讨同希特勒取得协议以解决波兰命运的问题。仅仅是在这种长时遭到拒绝后，张伯伦才同波兰签订了久经延搁的同盟条约，并且敦促波兰进行抵抗。
波兰人怎能进行抵抗呢？英国没有送来援助。波兰空军两天之后便不起作用了；两星期内，有组织的波兰军队已不再存在。波兰政府已经逃亡到罗马尼亚边境上的某地，仅仅留下英勇的华沙市长把一些不顾死活的市民召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抵抗。本来唯一能够及时赶来的援助是苏联的援助（甚至给予这种援助的诺言原就可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犯），但是这种援助受到一个憎恨布尔什维克甚于憎恨希特勒的波兰政府的拒绝。英国顽固分子在保守党报纸上没有表示希望拯救波兰，反而希望在东欧的废墟上“把战争转向”苏联。
在这个波兰解体的悲惨时候，一个苏联外交家曾对我说：“要是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现在就会受到德、意、日同盟从欧洲和亚洲两面夹攻。英法会据守马其诺防线并且资助希特勒。美国会成为日本的兵工厂来对付我们，就像它对付中国那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我们就会在希特勒、日本和支持希特勒的伦敦人士中间引起了矛盾。要防止对波兰的侵略已经太迟了。张伯伦甚至没有尝试这样做。可是我们已经分裂了法西斯世界阵营，我们将不需要对整个世界作战了。”
这样，通过组织民齤主力量之间的集体协议来争取和平的长期斗争宣告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但是苏联由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赢得了差不多两年的喘息时间。不仅如此，它还使希特勒在整个战争期间和他的西方支持者发生分裂。

突然，希特勒从大西洋海岸抽回了他的主力部队，跨过欧洲向东南方把它投入了巴尔干地区。希特勒后来举出的理由是：当俄国人正在他的后方随意取得领土的时候，他不能耗费入侵英国所必需的巨大力量。比萨拉比亚产谷物很丰富；它落入苏联之手一方面扰乱了希特勒的经济基地，同时也鼓舞了巴尔干的反纳粹力量。他必须首先肃清巴尔干半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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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特勒在对苏宣战时所用的辞句是：“当我们的士兵们从1940年5月5日起在西方击破这英法力量的同时，俄国的军事部署日益发展到威胁人的程度。……因此我从1940年8月起就认为帝国的利益不能再容许我们的东部各州处于无保护的情况下。……这样就产生了英苏合作……在东方牵制住了这样多的力量，以致根本结束西方的战事，对于德国最高统帅部来讲已经没有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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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并未能预料到巴尔干地区的战役是一个长期战役。在这样一个他赖以取得粮食和石油的地区中进行长久的战争，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他有利的是靠经济渗透而控制这个地区，或者是通过一次不会损害庄稼和工业的闪电战来占领它。他的目的是要巩固巴尔干半岛来与苏联对抗；粉碎在希腊的英希联军，然后通过土耳其和非洲同时进军以占领东地中海地区和苏伊士运河。美国对英国的协助正在日益增加，冲突可能拖得很长，因此希特勒需要中东的石油。
里宾特洛甫后来宣称：“从那时起，苏俄的反德政策就更加明显了。”他叙述了苏联怎样牵制和阻滞了德国的巴尔干战役。苏联的行动是通过外交照会来进行的：抗议保加利亚对纳粹的让步；同南斯拉夫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向土耳其说明土耳其如果拒绝德国军队通过，这将获得“同情的谅解”。里宾特洛夫指责苏联人在向希腊和南斯拉夫运送粮食。即使他们输送武器，那也是他们作为中立国家的权利，并不违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苏联允诺了不参加对德国的侵略，然而帮助希特勒所侵害的人不能被认为是侵略。
与此同时，为了控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小国，进行着迅速发展的内部斗争。这些小国同苏联订有军事同盟并且对苏联提供了军事基地；然而这几国的政府却都是半法西斯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是亲纳粹的。希特勒的东进鼓舞了这些国家中的亲纳粹集团。苏联提出“鉴于欧洲日益动齤乱的形势”，要求派遣更多的军队进入这些国家。1940年6月15日，根据条约作为盟军的红军大量开了进去。当地亲德官员逃跑了。
在维尔那的一个记者说：“斯大林以希特勒早二十四小时先进入了波罗的海地区。”我所遇到的立陶宛人齤大都同意这种说法。
我很幸运正好从柏林到莫斯科的途中经过立陶宛。当我听到这里所发生的情况时，我就留下来并得以看到一幅从内部接管的惊人情景。过程是很合乎宪法并且是很机巧的。亲德的总统逃跑之后，副总统就当了政。他任命了一个总理之后自己也辞职了。这就使一个进步的记者有斯塔斯?帕列兹奇斯当了政。政治犯从狱中释放出来了；工会得以自由地组织了；各种组织都活跃起来。在首都考纳斯，歌唱之声昼夜不息。为了选举“人民政府”进行了新的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新的议会开了会，宣布立陶宛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并申请加入苏联。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欢乐的工农大众为亲纳粹专政的垮台而高兴，并且以为他们只是在表达着自己的愿望。除了在“兄弟般平等的”基础上同立陶宛军队相互邀请参加舞会和观剧之外，红军并没有干预政治。
只有一次我听人谈到莫斯科的作用。一些考斯纳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他们要求慢一点举行选举，要求组织政党和进行辩论。工农大众则毫不在乎，他们在工会中提名并进行投票。可是，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却要求更多的时间。
当时的电报局长曾向一个抱怨的妇女说道：“我们不少人都认为太快了。据我了解帕列兹奇斯想用六个月的时间来把我们并入苏联，可是莫洛托夫说那就来不及了。”
听的人群倒抽了一口气。那位提出反对的妇女发言了，她说：“你是指希特勒可能搞到我们吗？那还是让俄国人赶快把我们拿去罢！”

1940年7月21日立陶宛申请加入苏联。我搭乘立陶宛代表团的专车一起去莫斯科，代表团沿途都受到各地代表团欢迎和鲜花。8月初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接纳了三个新的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帕列兹奇斯当时说：“我们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最容易的了。……我们是根据立陶宛人民的意志通过宪法形式做到这一点的。……从今以后，从考纳斯到海参威，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再也没有国境界线了。”
那是莫斯科的政治策划的一个杰作，它是由立陶宛人民的意志来完成的，而莫斯科是知道如何来鼓动立陶宛人民的意志的。
于是，苏联就在波罗的海上站稳了脚跟，准备接受任何未来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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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巴尔干的战役旷日持久。德国军队打垮了希腊人并把英国人从希腊南部赶下了海。他们用恫吓制服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于进行抵抗的南斯拉夫则大肆破坏。他们一直打到了土耳其边境。当时专家们都预言德国人的下一着将会是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然而莫斯科对土耳其的压力，再加上英国的压力，起了作用。专家们预言苏伊士将要陷落，并且谣传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叙利亚。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向另一个方向——向着苏联边境去了。
希特勒看出来：苏联作为一个中立国家乃是他走向世界霸权的当头棒。在互不侵犯条约生效的二十二个月里，苏联已经三次阻止了纳粹的前进。苏联进军波兰把希特勒的东进制止了一年。苏联收复比萨拉比亚牵制了希特勒对英国的入侵。莫斯科在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武力政治在达达尼尔海峡又一次阻滞了他。
希特勒看出来：苏联的中立的孤掌，比之于波、丹、挪、荷、比、法、希、南、英等整个欧洲的武装部队放在一起，对他是更大的阻碍。因此他回转头来，用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进攻来打击苏联。

第八章 全民的战争（上） 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出其不意地向苏联发动了进攻。成千的德国飞机轰炸苏联的飞机场；成千的德国坦齤克冲过边界，后面跟着成百万的摩托化部队。希特勒声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进军。”它并没有夸大。由于那次进攻，实际上最大的两支军队卷入了对全人类最有决定意义的搏斗。 德国人是在刚刚征服了欧洲之后进攻苏联的。他们为这次进攻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波兰修建战略性的公路，占领了罗马尼亚，并且派军队到芬兰去，从而逼近了长达1,800英里的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在北面，他们从芬兰攻向列宁格勒和北极海港摩尔曼斯克。在中部，他们从波兰攻向莫斯科。在南面，他们从罗马尼亚攻向基辅和敖德萨。希特勒声称有九百万人参加了实际战斗，另有成百万的后备军在等待着。
柏林、伦敦和华盛顿以为俄国的抵抗会在一个月的闪电战中被粉碎。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华盛顿就谨慎地承认：“俄国人进行了德国人所曾经遭遇到的最强有力的抵抗。”过了六个星期，美国和英国开始对这场冲突重新加以估计。当时已经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广播中颂扬了俄国人的“伟大的献身”，并且提到他们的军事组织的效率。“世界电讯报”雷蒙?克拉柏8月20日从伦敦报道说：“俄国创造了争取胜利的新的范例。以前……从没有为反抗希特勒而投入足够的而且是愿意承担起这一工作的人力。”
赫鲁晓夫在1956年攻击斯大林时说：德国的进攻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他未曾进行适当的准备，甚至当德国人侵入苏联国土时，他还认为这只是“挑衅性的、无纪律的行动”，并且拒绝还击。赫鲁晓夫应该是了解事实真相的。当时德国人的确击毁了许多停在地面上的苏联飞机，正如日本人在珍珠港对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任何侵略者都占了这种便宜的。但是红军并没有把6月22日的进攻置诸不顾，它的防御震惊了全世界。如果斯大林并不重视最初的边界事齤件的话，他有着一定的理由，而赫鲁晓夫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就是，这个战争将不单纯决定于军事力量，而是决定于整个世界的分野。
斯大林在他的战时第一次广播演说中表明了这一点。那是在德国入侵两个星期之后。他告诉苏联人民说，敌人已经占领了相当多的土地，并且暗示敌人还会占得更多。但是他说没有理由因此而惊慌。“没有，而且也未曾有过无敌的军队。”德国由于突然袭击而获得了重大的军事上的利益，但是它“在政治上失败了，它……暴露了自己是嗜血的侵略者”。苏联的对策必须是“全民的战争”。军队必须“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而“在不得不实行退却的时候”必须撤走或破坏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相信“欧美各国人民”将是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保护祖国自由而进行的战争，一定会同欧美各国人民为民齤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汇合起来”。他号召苏联人民不但要抵抗，而且要“前进，争取胜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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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引语见世界知识社出版“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5-11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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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为对付这一进攻，已经准备了二十年以上。但是这次进攻并不是他们所最担心的那种进攻。他们所最担心的是遭到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他们担心形成一条世界的反苏统一战线。如果早两年，当张伯伦执政的时候，在波兰打起来的话；他们所担心的事可能发生的。如果芬兰战争一直拖到英法军队开到芬兰的话，他们所担心的事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像一个英国外交官曾经对我说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在希特勒为历次胜利所加强之前”，在希特勒进行巴尔干战役时，俄国就对希特勒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们所担心的事也可能发生。
斯大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毫无疑问，他看到希特勒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二十二个月时间来搜刮欧洲的财富和军火，但是这二十二个月也教育了欧洲和世界的人民，使他们认识到纳粹统治的性质。当希特勒的征服开始时，欧洲上层阶级的某些人是支持这一征服的。甚至许多老百姓也试图去适应德国的“新秩序”，希望它能够统一欧洲。但是那两年证明了纳粹并没有带来“欧洲合众国”，而是给占统治地位的“日尔曼种族”以外的一切人带来了赤裸裸的奴役和饥饿。成百万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死在集中营里。在形成世界联合阵线的过程中，欧洲的日益成熟的仇恨是起了作用的。美国日益成为反希特勒斗争的兵工厂的情况也起了作用。同时，如同斯大林所说，对苏突然袭击这种公然的侵略行为，对于世界联合阵线的形成也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