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全民的战争（下） 霍华德?克?史密斯在他所写的“从柏林开出的最后列车”一书中，描述了苏联的这种战略如何使德国困顿不堪的情况。德国的战争机器和德国人依靠掠夺欧洲而养肥了自己；但是当希特勒进入俄国后，他们就挨饿了。史密斯写道，当德国军队到达第聂伯并且看到在被破坏的水坝的那一边还耸立着伟大的第聂伯工业的魁伟建筑物时，他们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他们在苏联第一次看到的完整无损的工厂。但是当他们走进这些建筑物时，他们却发现每一部机器直到最后一颗铆钉和螺丝都已经运往东部去了。史密斯说，“这就是防卫战。”
一个德国飞行员被俘后在莫斯科说：“当我从空中看到这大群大群的工人时，我感到很害怕。”他自己是被用来在奔逃的平民中间散布恐怖的。但是当他看到那些有信心的劳动人民组织在自己军队的周围、为自己的土地修筑防御工事的时候，他自己感到恐怖了。
几年以前，当英、法的军事专家还在从1914年到1918年的战壕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红军的杂志已经预言到闪电式的战争，并且说这种战争能够很快地压服一个软弱的敌人，而是胜利者损失甚微，但是如果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国家，而闪电战并没有立即成功的话，那就将进行一场长期战，而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将是双方的经济资源、战争储备和人民士气的对比。俄国人和德国人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考验。
到1941年11月，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富庶的乌克兰并且洗劫了基辅。他们包围了列宁格勒这个北方的堡垒。他们进逼到莫斯科三面的郊区，看到了莫斯科的塔尖。争夺大城市的战斗开始了。
现代城市本不是能够期望它们保卫自己的。在多数国家里，平民是不准备打仗的。巴黎曾宣布自己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德国人打败法国军队后，是长驱直入走进巴黎的。当华沙的应用的市长在波兰政府和将军们溜走后仍然继续抵抗时，全世界都感到惊奇。我们已经忘记中世纪的城市在进行防御时是何等的强有力。斯大林却没有忘记。他进行了芬兰战争，为的是使列宁格勒成为一个可以防守的堡垒。在莫斯科，在兴建住房的同时，斯大林也不声不响地修筑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
莫斯科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城堡。围以为强的克里姆林宫是它的中心，宫外一英里有一圈石墙，两英里以外又围以土垒。那石墙和土垒早已被两圈环形大道所代替。十条主要的马路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莫斯科向外伸出，这些马路被那两圈环形大道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十一条铁道像树枝般分叉出去，这些铁道也被一条环形铁道连接在一起。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沿那些大道和马路两旁建起了为防御俄国的严冬而特别厚的混凝土的四层楼公寓大厦。为了加宽环形大道，把沿路的树木移植到房子的后院或者公园中去。爱美的人曾经为此而叹息。可是当战争到来时，莫斯科发现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能够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六列并进低调迁到市内任何地点，并且从莫斯科向任何方向驰出，而不致引起交通的堵塞，还到处受到四层楼高的混凝土公寓大厦的坚固行列的保护。现代的堡垒不能仅靠墙壁构成马其诺防线和曼纳海姆防线的陷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现代的堡垒必须给予它所保护的巨大兵力以机动性，而莫斯科做到了这一点。所有的军事供应都是在市内制造的。动力厂所依靠的是城背后的褐煤矿层。空防所依赖的飞机场也是处于市内和城市的东郊。
苏联政府和外国使馆迁到了远处后方的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儿童随同教师撤到了像乌拉尔那样遥远的地方，在那边住了两年。凡是工作并非战争所需要的平民，也被送往东部。莫斯科是前线，居民的口粮被减到每天一千六百卡洛里热量。住家和学校都没有煤，煤要供军事工业之用。在下午四时开始的漫漫冬夜里，住家是不供电的。电力必须用来制造军火。人们工作十二小时后回家，在黑暗中摸索上床，和衣而睡。在最危急的几个星期中，我的一个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的女朋友索性把铺盖搬到办公室去，一次就值二十四小时的班，替换出两个男人到城外去挖工事。斯大林留在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当德国的大炮在城郊吼叫而希特勒宣布莫斯科已被占领时，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军队。这增强了莫斯科人的信心；这告诉他们：他们同他们的最高统帅是整个国家的保卫战的中枢。在那一个冬天，莫斯科把德国人赶退六十英里并且把他们挡住在那里。

列宁格勒的情况更加困难；它处在包围和炮火之下达两年半之久。有的时候，人们每天靠五薄片黑面包和两杯热开水过活。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制造军火和打德国人的。在列宁格勒死于饥饿的人比死于德国炮火的人还要多。他们死于缺乏蛋白质，而不是如同中世纪被围城市的居民那样死于坏血病。苏联的科学家们教他们从公园的松针取得维生素C。有名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担任了防空哨；他的任务是把德国人扔下的燃齤烧弹从房顶丢开。空闲时他就写他的献给斗争和胜利的第七交响乐。从那次围困中活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上面刻有“列宁格勒保卫战”字样的纪念章。
德国人在战争的第二年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他们在北面被列宁格勒挡住了，在中部被莫斯科挡住了，但是，在南线却跨过了干燥的、开阔的平原，一直推进到北高加索的农田和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坐落在缺乏天然屏障的平原上。它由沿伏尔加河延绵三十英里的许多工厂组成。斯大林格勒成了苏联防线在南段的支柱，正如列宁格勒市北段的支柱一样。
希特勒在1942年夏天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拿下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将为德国人从南方包围莫斯科开辟道路，也将为通往巴库油田、伊朗、印度乃至让德国人在新疆同日本人会师开辟道路，一千架飞机和一千辆坦克日复一日地袭击这一座城市。到九月中旬，增加到两千架飞机和两千辆坦克。德国人把斯大林格勒切成了两半，切成了十几块。希特勒不止一次地宣布他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他的确占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但是没有能征服斯大林格勒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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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格勒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伏尔加河对岸没有我们立脚的地方。”他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地战斗着。他们用的是步齤枪齤、手榴弹、刀子乃至于厨房里的椅子和开水。坦克工厂继续生产坦克并且把它们从工厂停车场里直接开向敌人作战。德国人报道说：“没有一所建筑物是完整无损的了。”然后人们就从地下室和地洞里同德国人作战。当时人们这样说：“只要有足够的勇气，每一堆砖头都可以成为堡垒。”斯大林打电报告诉他们说：“每一个被夺回的小丘都有助于赢得时间。”
斯大林格勒人就这样战斗了一百八十二天。然后，远在西伯利亚组织和训练好的崭新的后备部队横过平原，用巨大的钳形攻势围住了这座城市。三十万以上的德国军队落在这个陷阱中。他们在1943年2月2日投降了。
在斯大林格勒，绵长战线的整个局势扭转了。在这里，德国人征服世界的攻势为一个英雄的伏尔加城市的儿女们所挫败。
这以后，还经受了两个多严酷的战争年头。但是从斯大林格勒开始，德国人不断地被迫后退了。1943年，他们被赶过乌克兰。1944年夏初，他们被赶出苏联国境。到7月底，苏联军队已经在华沙同德国军队对峙。1945年4月，红军打到了柏林区。6月，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开始擘画战后的世界。
在苏联国内，人民开始回到德国人蹂躏过的土地上。他们看到了从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未有的彻底的破坏。打败了的德国人屠杀那些不让他们征服世界的平民来泄恨。他们用酷刑和毒气室杀死了成百万人。他们把这些人扔进灌了水的矿井，或者关在房子中烧死。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有二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
当时有一个措施是必须提到的，虽然这个措施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在战争期间，有七个小民族被整个地搬到东方去。这件事当时没有宣布。我们在莫斯科的新闻记者听到过一些谣传。当我们去打听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德国和土耳其的特务想收买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以及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至于详细的情况则属于军事秘密。一直到1956年，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中，全世界才得到官方的消息说：卡尔梅茨人和卡拉柴耶夫人在1943年，而契钦人、印古斯人和巴尔卡人在1944年初被迁往了东部。赫鲁晓夫并未提到在1942年被移送的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这点上没有任何说明。但是，我们注意到，正是在1944初那个时期，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宣布：今后将允许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机构；由于各加盟共和国曾经非常好地共同作战，它们应该得到这种作为国家的最后标志。显然，在战争期间对民族分布曾作了某种调整。究竟这一调整在多大程度上是带惩罚性的，在多大程度上是预防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战争的借口使人口分布得更合理，我们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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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一章以前，我不能不略为提议下苏联的军队，当时我曾眼看他们扫过波兰去攻打柏林。我从后方的城市华沙和罗兹小心地观察着。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把三年前曾是最强大的德国军队赶向后退。三个残酷的念头把俄国人鞭策成形了。他们和德国人不同，有着那些在前几年培养起来的“新人”的品质——广泛的个人主动性结合成一股牢固的集体力量。我不是战争的拥护者，可是我只能把苏联军队在行动时的和协一致比作一支伟大的交响曲。
1944年深秋，苏联军队进驻维斯杜拉河，面对着华沙。河西是广阔的、支持不住坦克的重量的沼地。大攻势等待着封冰季节的到来。由苏境波兰难民中招募来的波兰第一军据守着战线的中心，正对着他们残破的首都，当时德国人正有计划地把城内的房屋一方一方地炸毁或烧毁。一个波兰军官告诉我，他们每隔七英尺就安有一门大炮，准备用来摧毁德国人的碉堡，为自己部队的长驱直入打开道路。
1月12日星期五那一天，科涅夫元帅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从波兰南部发动了进攻，突破了九道碉堡防线并且在两天之内前进了二十五英里。到星期天，两支新的方面军向西挺进参加了战斗。朱可夫元帅的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包括波兰第一军在内，从中央切入，在两天之内拿下了一千二百个居民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越过纳留河流入维斯杜拉河处的冰冻的沼地从北面插进去。在突破敌人防线以后，那些装甲的先头部队迅速地前进。朱可夫的坦克在惊人的一天中挺进了七十英里。铁路工程队一边前进，一边改变着东西向铁路的轨幅。这样，供应就从远离前线两千英里的乌拉尔一直运来了。那像流水般不间断的炮弹和汽油的供应，震惊了世界上的军事专家。

甚至像我这样的平民，在把军事发展记在地图上的时候，也不会看不出那些伟大的军队在包围城市时所表现的那种完美的节拍。他们总是从最出人意料的方向攻占那些城市，而且总是依靠了彼此给予的恰如所需的援助。朱可夫从北面、南面和西面三管齐下占领了华沙，唯独没有从众所预料的东面下手。科涅夫的军队直驰过波兰的南部，绕过德国边界上的一个堡垒城市背后，从来自柏林的方向占领了它。当时甚至连犹太区的工厂都还在开工。这样，他们就拯救了八千名犹太人，也是在波兰境内所救出的最大一批犹太人，因为按惯例德国人总是撤退前把拘禁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全都杀死的。然后，科涅夫的军队的一股折回来收复了克拉科，这一招是如此出其不意和避免了破坏，以至于克拉科像是座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一样。朱可夫也以类似的方式从“错误的方向”完整无损地一举占领了罗兹。当我紧接着随同波兰政府迁往罗兹时，我的旅馆房间的衣橱中还留有德国军官的一些衣箱。
为俄国的进军所释放而穿过波兰退向后方的美国战俘们，在罗兹告诉我一些使他们得到深刻印象的小事。俄国人除了通常的办法外，还运用种种新方法的创造性，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俄国人不但用通常的油车来装运汽油，而且从地下挖起油箱，把它们缚在平板车上来输送汽油。由于铁路运输需要供装甲部队之用，步兵就利用了许多马。那些美国人曾看到步兵坐着农民的大车，一辆车上两个人睡着而其他的人则赶着马，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往前进。当马累垮的时候，他们就到农民的院子里去换取新的马。结果是波兰所有的马都集中到西部的几个省去了，而新的波兰政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马赶回来，以便在波兰中部进行春耕。“关于战争，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那些美国人说。
交付给波兰第一军的任务显示出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头脑。波兰人获得了收复华沙的荣誉。他们在数量上是不足以承担这项工作的，因此当波兰第一军进攻华沙本身的时候，朱可夫的俄国部队已经在二十英里以外包抄了这个城市并且切断了德国人的交通线。波兰人也组成了突入波麦拉尼亚和占领柯尔伯格海军基地的先头部队。波兰人还同俄国人一道打下了但泽，波兰人拿下了但泽市的中心区并且在市政厅上面升起了波兰的国旗。这些胜利对于波兰人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德国人和波兰人曾经争夺这块海岸去达一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在解放了的波兰新征集的波兰第二军也离开训练营地而担负起所有波兰大城市的警备任务。所有这些城市从解放之时起就交付给了波兰人。两个月以后，波兰第二军帮同攻克尼斯河，并且参加了首先进入柏林的朱可夫的部队。这是他们的权利，战争原是从希特勒侵略他们的国土开始的。
这一大进军把波兰西部解放得那么快而且方式这么巧妙，以至德国人还来不及作多少破坏。华沙是一个重大的例外；在这里时机尚不成熟而且没有同1944年夏天俄国人的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波尔将军的起义，激起了在我所描述的这次进军开始以前就发生的对波兰首都的彻底破坏。当华沙解放时，人民开始从四面八方回家来。他们所找到的只是一些瓦砾堆。所有的街道都被倒塌的建筑物堵塞住了。市政厅和歌剧院已经是断墙残壁。华美的教堂、宫殿以及肖邦和哥白尼的纪念物，都只剩下些碎片和记忆。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煤气。地下室和下水道里塞满了尸体。1月19日，也就是华沙解放后两天，贝鲁特总统在废墟中检阅了波兰的军队，宣布了重建华沙为首都的意图并且号召全波兰对此加以协助。当时已经有几千人回来住在地窖里。他们聚集在讲台周围并且发出欢呼。在那冬天的废墟中还设法找到了一束花，有一个小女孩献给了贝鲁特。
我看着它解放波兰的那次进军在奥德河畔停了一下。在那里建立了桥头阵地并且积累起军需品以供进攻柏林之用。这次进攻在4月18日开始。
苏联摄影记者卡尔曼在“小细胞”上写道：“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奥德河上的那个黎明。在成千尊大炮吼叫声中，整个苏维埃国家沿着二十条路压下敌人的首都。”其他的记者记下了那些道路两旁盛开着的樱桃花和随风招展的桦树，记下了波兰人越过奥德河时用河水互相干杯的情况。六天以后，红军的炮兵已经以腓德烈大姐为目标。卡尔曼记下了这个时刻，那时1945年4月22日8时30分。
所有苏联的作者都提到从德国工厂用处的俄国籍、波兰籍和南斯拉夫籍的奴隶的数目。军队往往不得不慢慢地逐退敌人以免杀死自己人。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德国人从一个制造降落伞绸的大工厂的屋顶上进行射击；突然间一群俄国妇女从工厂中冲脱出来；拥抱起刚刚来到那里的军队。
一位老大娘逢人便问：“孩子们啊，哪一条是通往奥列尔的路？”
战士们笑了。“老奶奶，我们会把你送去的。”他们让她搭上了一辆驶向后方的卡车。

第九章 第二次建设 在莫斯科，194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使人想起那支听来总觉得过分伤感的歌子：“当全世界灯再点亮的时候”。事实超过了歌子。为了准备“五一”节，4月30日取消了灯火管制。人们拥到了街头，从一个广齤场跑到另一个广齤场，瞻仰着阔别四年的明亮的电灯。人们在街上通宵的走着，以此表示戒齤严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拉开了窗帘，不在乎在公众的视线下进餐和穿衣服。
在“五一”游齤行中，人们谈到上一次在1941年11月7日红场举行的游齤行，当时德国大炮在近郊轰鸣着，斯大林在红场检阅部队，给人们增强了信心。现在，红军已在柏林近郊作战，而莫斯科已经卸去了她的盔甲，穿上“五一”节的盛装——红色的旌旗和领袖们的肖像。夜间，红宝石般的巨星再度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放出光芒；辉煌的灯火再度描出了大街和莫斯科河上的桥梁的轮廓。
在柏林，5月2日下午3点钟“停火”实现了；消息在傍晚时分到达莫斯科，成为两天假期的高潮。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陷落了；从东方，从西方，苏、美、英等联盟国家的军队淹没了德国的土地。莫斯科的上空升起了多彩的焰火，伴随着的是街上的爆竹。人们就寝时疲乏而快乐，他们知道醒来时将碰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各种问题——修复破坏和建立和平的问题。
破坏是严重的。2,500万人民流离失所，1,700座城市和27,000个乡村被大部或全部毁坏。大约38,500英里的铁路被毁，比绕赤道一周还长得多。顿巴斯矿井90%遭到破坏和水淹。巨大的第聂伯水坝以及周围的工业消失了；急流重新在河道上出现，航行已经停止。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只猪被屠宰或者被牵走。3,000个以上的工厂必须予以重建。
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有各种说法，从七百万到二千万。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是二千多万。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在我的丈夫的兄弟姐妹各家中，八个男性家长中死去了三个，包括我的丈夫在内；没有一个被算在战争伤亡的数字内，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为大，比起美国的损失来大一百倍。在南方有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男人一个也没剩下，占领期所留下的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无人管教。
胜利到来以前重建就开始了。前一章提到了拖拉机站如何向后转移，在撤退着的大炮的吼声中耕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破坏了，但是把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赶跑以后三个月内，坦克重新从它的传送带上开了出来。第聂伯水坝和它周围的企业的重建在1944年就开始了，当时军队还在俄国的边境作战。
当胜利到来的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毫无震动地转到了和平生产。一个新的五年计划提出在1949年把解放区完全恢复旧观，而在1950年把这些地区的工业产量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15%。这意味着在许多地方从头来过，正像十月革齤命后一样。不过在1921年的时候，他们是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废墟上建设，现在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这个经济基础虽然被打得残缺，还是经受住了战争。他们有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伟大的工农业基地，这些基地在战时的惊人成长的情况现在已予公开。从1940年到1943年，乌拉尔的电力增长了一倍；生铁产量增长了一倍多。而且这个第二次建设从一开头就有着前次建成的经济所训练出来的熟练人员。
莫斯科急速地向战后重建猛进。出席最高苏维埃胜利大会的代表在街上出现了。在十月革齤命节，像往常一样庆祝了生产纪录。转到和平生产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宣布了第三千辆拖拉机的出厂，作为献给节日的礼物。另外一个几乎全部平毁了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宣布了它的发电厂和最大的船坞重新开工了。列宁格勒庆祝了它的最大的船坞的恢复。同时，在定于1946年2月举行的选举的巨大准备工作中，代表们到处向选民报告他们在战争中的功绩，告诉选民们他们做过什么使他们有资格在1939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再度当选。

建设战后的世界并不那么简单。1945年1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指导着俄国的外交政策的，无过于俄国想同美国和平相处的愿望。”他的话是正确的；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在那里。我看到过庆祝胜利的人群把美国人和英国人抬起来抛到空中，以此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所有俄国人都热烈希望，现在希特勒既然已被打齤倒，战争中的同盟国家可以继续他们的友谊，使之成为长远的和平。
当然，他们知道——他们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一直知道——美国有着一些要破坏这个同盟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宁愿看到希特勒打赢的人。当俄国人成百万地牺牲的时候，曾经在两年的时间中，他们眼看着同盟国拖延了许诺了的西线第二战场的开辟。莫洛托夫曾经在1942年5月到华盛顿同罗斯福讨论过这个问题；美国报纸的大标题说，已经“答应”在那一年的秋季实现。丘吉尔虽然拒绝作出许诺，但曾经给了莫洛托夫一件“备忘录”，其中说，“我们正为在1942年8月或9月登陆大陆作着准备。”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俄国人承受了战争的主要冲击，等待着。英美的登陆一直到在1944年6月6日才实现，当时俄国军队已经解放了苏联的大部分土地并正在穿越波兰。许多俄国人愤慨地怀疑同盟国进行拖延的目的是在于让俄国承受损失，而他们最后在诺曼底登陆则是因为他们不甘心让俄国人独自取得柏林。
当后来战略是在一起计划的时候，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后来又在雅尔塔会晤，来安排战争结束和战后世界的时候，这些怀疑消失了。丘吉尔在他写的战争史中讲到斯大林在雅尔塔几乎是天真地“为我们三大国的巩固同盟而干杯”，并且说“但愿这个同盟坚强而稳定。但愿我们尽可能地坦率相处……盟国不应该互相欺骗……在外交史上我不知道有过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
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评论道：“我想不到他竟如此热情洋溢。”斯大林在这些话里表达了全苏联人民的渴望。俄国人在他们胜利的时刻，真实地希望他们的长期孤立已经结束，他们的可怕的战争损失已经为他们带来了美国和英国的友谊以及世代的和平。
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看到他们脸上的希望逐渐消逝了。变化开始于我们在广岛掷的原子弹。恐惧回到了刚刚才看到和平的眼睛。恐惧之后是思索：“为什么在日本已经求和的时候，美国要在两个日本城市杀死二、三十万居民呢？华盛顿是否要垄断胜利，把俄国摒除出远东问题解决之外呢？紧跟着的几天内，美国在东西方的两个行动，使得俄国人幻想破灭，他们说：“原子弹外交开始了。”
在东方，华盛顿不仅单独处理了同日本的停战，把俄国和中国摈除在安排之外，而且同日本的将军们商定了附带条件，按照这些条件，日本人将继续对中工作站一直到美国的三亿美元的空运把蒋介石的部队送到华北接受投降为止。在西方，华盛顿命令保加利亚在它的内阁中插入某些美国所选择的人，如果它希望得到承认的话。俄国人大为吃惊。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告诉法国、比利时、荷兰改变他们的内阁，保加利亚是我们的范围。”
下一个打击打齤倒了俄国人自己的建设的身上。在战争期间，他们曾被引导期望从美国得到一笔庞大的“建设贷款”来重建在共同的战争中遭受的毁坏。1943年，作为罗斯福的特使到莫斯科去的唐纳尔德?纳尔逊说过，六十亿美元将是恰当的数目。其他美国代表在以后几年中证实了这种说法。俄国人把这看的很认真；他们当时是饥寒交迫。然后罗斯福死了，而杜鲁门甚至把租借法案的物资援助也如此突然地停止，以致已经装船预备运往俄国的物资在纽约港卸了货。当俄国开列了它的损失，要求给予那笔贷款的“第一批十亿美元”时，国务院“丢失”了那封信整整一年。由于没有那笔贷款，许多俄国人在那胜利年中死于饥饿。
很快地，事情已经很明显，受到毁坏的东欧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希望从华盛顿得到建设贷款，除非他们把政府改变得适合美国的口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保加利亚按照华盛顿的命令改变了它的内阁，并且当美国对选举的形式提出异议的时候，推迟了选举。所有东欧国家都希望得到美国的贷款，并且愿意做一些调整。他们向外国资本提议租让企业；他们准备延缓社会主义，就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代所做的那样。莫斯科对这也不反对；莫斯科并不急于要在自己的经济问题之外再承担东欧的经济问题。假如这些国家能够以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来换取美国贷款的话，莫斯科不准备进行干涉。

胜利后的头几年中，莫斯科比较松手地处理着东欧事务。美国人以为红军到达后会立即把这些东欧国家“苏维埃化”，把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美国记者惊异地发现红军连迈克尔王囚禁共齤产党人的事都不禁止，他们把这称为罗马尼亚自己的事。1945年我在波兰的时候，主张农业集体化是“叛国行为”，因为这会疏远农民。莫斯科愿意使毗邻它的都是“友好国家”，但是莫斯科在1945-46年的任何行动——容忍迈克尔王的残忍的反动统治在罗马尼亚长期存在，对希腊共齤产党的战斗缺乏支持，保加利亚由于美国的抗议而取消选举，华沙的内阁接受三名来自伦敦的波兰人——都显示斯大林会在东欧做出许多让步来维持他同英美的战时友谊。
这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的逻辑发展。不顾一切地忙于建设的苏联，二十年来对国外的革齤命曾经越来越不关心。早先期望德国工人阶级来拯救自己的“黑暗的俄国”已经成为强国，认为它担任社会主义的范例的角色已经够了在外交上，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出于促进革齤命而是在于避免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对它作战。当这一点避免以后，当斯大林已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结成同盟的时候，他促成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德黑兰会议中，早先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发展成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了。在雅尔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梦想着继续保持“坦率友谊”的三大盟国可以共同维持世界和平。
对于一个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来说，世界和平可以建立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想法，真是一个奇异的梦想。但是联合国是建立在这个想法上面的。在战后最初几年，莫斯科在东欧的政策也是建立在这个想法上面的。
莫斯科所做的让步对于美国来说还不够。罗斯福可能懂得这些让步，因为他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家，他懂得历史。但是随着杜鲁门继任总统，美帝国主义的全部狭隘性和贪婪性就在这个掌握着原子弹垄断权而毫无历史感的小城市政客身上找到了它的工具。杜鲁门忽略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百年来一直是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它们作为国家的存在得感谢一世纪前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些国家的统治是专制暴君，他们是反苏的，但是以农民为主的人民从来没有失掉过对俄国的爱。因此当红军把德国军队赶跑之后，亲纳粹的官僚们逃跑了，新的、同俄国人并肩作战的政权就建立了起来。华盛顿——以杜鲁门为代表——把这一事实只看成为颠覆活动。

从来也没有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的华盛顿，在对所有解放了的国家中所出现的反法西斯阵线作着战。在西欧，美国压力在分裂这一阵线和把共齤产党从它们依据所得选票有资格参加的政府中赶出来方面获得了成功。在东欧国家中，这一目的并未达到。所有这些国家，根据它们自己在战争中所得的经验，采取了共同的形式。这些国家都有过同纳粹勾结、然后随着德国军队跑掉的大地齤主；这就有利于早就该实行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工作的进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国人曾掌握了大工业的命脉；他们逃跑后，留下了无主的和毁坏了的工业。因此大工业国有化不但是容易的，而且实际也是必需的，除非美国人愿意承租的话，而美国人并不愿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战争毁灭了以前的政治领袖们，使他们信誉扫地，剩下的只有一种分野——曾经同纳粹的合作过的人和曾经抵抗纳粹的人。因此政府在最初是由许多小党派联合组成的，这些小党派包括每一个曾经对德国人进行斗争的人。但是美国大使馆豢养了心怀不满的从前的领袖们，并要求把这些人纳入政府。有的时候，东欧国家屈从了，希望博得美国的青睐。但是在华盛顿看来，他们从未作过足够的让步。
所有东欧国家都在希望着的美国贷款并未兑现。东欧各国只能依靠被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的俄国给予经济援助。这引起了物资和物价的紧张；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足够的。这就导致莫斯科在分配物资的时候加强了掌握。随着华盛顿的冷战政策的深化，莫斯科在东欧的政策改变了。
这一改变的标志就是突然粗暴地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齤产党大家庭，由于它要求了仅仅在两年前还是所有东欧国家的信条的“民族独立”。斯大林个人同铁托的不和以及南斯拉夫大声叫嚷着坚持要进行莫斯科感到难以供应的更快的工业化，都起了作用。但是这一改变的基本原因并不在于南斯拉夫，而在于哈里?杜鲁门。他在不断地刺激俄国人以后，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并且宣布他要派军队到希腊和土耳其去“遏制共产主义”。越来越抱有敌意的美国对东欧的包抄，引起了理所当然的结果。莫斯科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企图把它融合成一个坚强的军事集团，而且当南斯拉夫反对的时候，对它施行了严厉的斥责。
这里没有篇幅来回顾华盛顿的一长列“强硬”政策，这些政策粉粹了斯大林的——同时也是罗斯福的——关于苏美两国长远友谊的梦想。在莫洛托夫去旧金山出席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途中，杜鲁门侮辱了他。美国唆使一届联大诬蔑苏联进行“侵略”，因为苏联军队撤离伊朗太慢，虽然美、英、法军队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并未受到责难。“柏林封锁”最初是莫斯科为了保护东德经济免受美战区发行的新币进入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但却被华盛顿变成为美国过多的飞机和物质入侵的长时间的示威。华盛顿作为“和平姿态”所宣布的管制原子能的“巴鲁克计划”，在每一个俄国人看来，是一个通过华盛顿控制的联合国机关来占有苏联自然资源的企图。
美国评论员们越来越多地抱怨俄国“在战争中夺取了大片土地”，这差不多是在火上加油。对俄国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领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市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部分收复。俄国人在第一次大战中失去了或者割让了330,000平方英里，而在第二次大战中收复了250,000平方英里，合计损失80,000平方英里，大致相当于割让给芬兰和波兰的土地。当二次大战把大西洋和太平洋变成为“美国湖”的时候，俄国人并没有抱怨，但是当这些夺取了所有的海洋并在他们的岛屿和海岸上建立基地的美国人把俄国人收回失地称之为贪婪的时候，这是刺痛人心的。
在苏联内部，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和苏联渴望与之友好的美国对它不断的欺负，引起和激发了偏激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把任何以为出了俄国以外，别的国家也曾经发明过好东西的想法斥为“世界主义”（差不多等于叛国罪）。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是惨痛经验中产生的自卫感情，这种经验就是：他们为了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比所有盟国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代价，而胜利却没有使他们能够参加世界和平齤，反倒使他们陷入一种新的敌意的包围，这种包围是由仍然握有原子弹垄断权的美国所建立的基地构成的，并且美国竟把任何除了美国人自己以外的扩张都诬蔑为“侵略”。
在同一时期内，滋长了反犹太主义，其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全面分析。这种行为从来不是官方的；把反犹太主义定为一种罪行的法律从未取消过。但是发生的事齤件中不但有个人的而且还有政府机关的反犹太和反犹太文化的行动。这些总是被认为非法的，因此总是躲躲闪闪的。当意第绪语（1）的报纸和戏院在1948年停办的时候，所宣布的理由是“对它的需要不多”。鉴于犹太居民曾从德国占领区撤出，并散居在西伯利亚各地，还没有全部返回，这一“理由”至少部分是可能真实的。但是当时的过分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无疑起了作用。1949年，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也停刊了，它的职员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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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欧各国和美国犹太人所用语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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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上） “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
这是斯大林在1937年10月对苏联金属工人演说时的活。1953年2月下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留着。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要由人民来决定。
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象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汽车里听到消息的；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下来。“请原谅，”司机说，“他是一个好汉子……那时候他在挨近前线的一所小屋里指挥着莫斯科战役。”稍后，传来消息说，东部的一个罪犯营中的囚徒们欢欣若狂，他们喊着：“老头儿”死了，自由快来了。斯大林已经把他自己同俄国的整个生命揉合在一起；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已经成为俄国的成就和祸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个人都迅速地按照他们的态度分成了类别。北京的报纸镶上了黑框。法国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下了半旗；当赫里欧表示向“曾经参与把我们从纳粹手中解放的领袖”致敬时，国民议会全体肃立致敬。华尔街股票市场跌落了十亿美元，两天后才回升。哈里?杜鲁门用这样的话把自己记载在历史上：“听到了一个熟人逝世的消息时，我总是感到难过的。”
美国的许多评论比较不客气。洛杉矶时报的虔诚的评语是：“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地位的内战。”艾森豪威尔总统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在官方表示了吊唁之后——标题着着重指出这“只是官方的”——据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来煽动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1）。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共齤产党世界各地沉默五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动了一次巨大的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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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3年3月5日“华盛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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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应是使西欧震惊的。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对一个伟大的民族哀悼他们的领袖是尊重的，而这位领袖曾比任何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来使欧洲取得对纳粹分子的共同胜利。同美国的态度相对照，人们会想到莫斯科是如何对待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死讯的。莫洛托夫在清晨两点钟即可赶赴美国大使馆，他的毫不掩饰的悲哀使美国大使华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吃了一惊。连旅馆的侍者都对美国人表示了他们受了震惊的同情。大家都悼念这位具有世界理想的人，他曾同斯大林一起追寻世界的巩固和平。斯大林的死给予了美国一个用礼貌来医治旧创的机会。但是华盛顿的态度却显露了恶意。
无论哀悼死者的人还是对哀悼者给予侮辱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甚至“洛杉矶时报”也感到有必要连续好几天用五版的篇幅刊载有关斯大林的病情和实施的细节。如果在1924年，他们连五行地位都不会给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1924年4月我曾为“赫斯特国际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那是美国刊登的第一篇有关斯大林的文章。我写道：“斯大林在政府中没有职位，但是假若要谁来继承列宁的话，那就是斯大林。”这是俄国共齤产党人对我讲的。当时这些话在美国好像石沉大海，无人注意。但是在二十九年后的今天，霍华德?史密斯从欧洲报道说：“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斯大林比任何人更多地改变了世界”。就让这句话作为斯大林在全世界的墓志铭吧！
斯大林把俄国建成了一个强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他也加速了和形成了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方的争取“福利国家”的运动。霍华德?史密斯指出：“他使西方对工人的整个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凡是有关政府计划的想法，美国的“新政”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想法，都是由于要同俄国的五年计划竞争而产生的，以使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致于导致革齤命。

就是这样，斯大林在所有国家内创造了历史，不管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
在后来的年代中，当苏联人民回顾他们对斯大林去世的哀悼时，他们似乎记得在他们的悲哀中掺杂了一种感觉，觉得俄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而这个新时代将会有许多地方与前不同，特别是，生活将比“老头儿”时代更自由一些。不论这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觉，或者只是把他们现在的感觉反射到过去，但这一点是确实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斯大林不得不随着它而消逝。人民的生活往往是随着完成一项工作的个人的死亡而前进的。摩西看到了上帝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但是却没有福分进去。斯大林预言了将来，但他自己却不能去领导它。斯大林肩负的历史太多了。
我想没有一个读过斯大林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人会认为斯大林的智力已经衰退。这部著作的细节可能有可以抨击之处，但这部著作是一个清晰而全面地观察世界的人的预见。他看出了：他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使一切问题起了变化，也使一切答齤案起了变化。
他的智力领悟到了这一点，然而他的其他部分却跟不上了。人人都回轮到的老年的僵化已经降临到他的身上。虽然他眼光敏锐地瞥见了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将来，但他的本能和习惯却仍旧停留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时代，那时候，孤立和猜疑是他首要的防御武器。这些习惯已经僵化了；随着年龄和权力的增加，他变得更加多疑、更加专断、更加确信对他的最轻微的一个字的违背就是反革齤命。有人会诊断说这是自大狂；我认为这个名字不恰当。我宁愿说：“权力是会腐蚀人的；在我们的时代里——也可能是在任何时代里——没有任何人像斯大林一样在这样长的时期内享有这样大的权力。”该他逝去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虽然斯大林的头脑依然敏锐，他的国家正在前进着；在新时代对一个已经失去灵活性的人加以考验以前，他该逝去了。有一些迹象已显示出不祥的征兆——那件荒诞的医生案和斯大林对它的显见的轻信，似乎又回到1937年的疯狂时期了。
因为这些理由，苏联人民甚至在哀悼自己的领袖的时候，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时代必须越过他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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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全世界所熟知的照例由莫斯科发动的“和平攻势”加紧了，以致不止一家美国报纸把这种攻势称之为“和平闪电战”。看来好像莫斯科和北京发起了一个调整他们与西方之间的分歧的全面运动。3月22日，莫斯科电台重复数次地广播着：“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3月28日，莫斯科颁布在苏联全境实行大赦的命令。3月29日，北京几乎完全按照美国的条件建议交换在朝鲜的病伤战俘。两天后，北京又建议按照同联合国所通过的印度方案向接近的条件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在三天内报上出现了其他三个和解性的标题：“俄国人在裁军问题上的让步”、“莫洛托夫保证协助朝鲜停战”以及“俄国对德国表示善意”——这是一篇关于缓和交通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的报道。这个运动以4月4日“莫斯科释放九名医生，宣布他们无罪”的新闻而达到了顶点。
这是甚至连瞎子和聋子也知道莫斯科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任何政府承认：“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宣布的那些供词是捏造的”？“新闻”周刊宣称：“华盛顿方面觉得，俄国的和平攻势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富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1953年8月8日，莫斯科宣布苏联有了氢弹。美国的广播节目接连疯狂地描述了俄国人将如何毁灭我们的城市，“可能从北极过来，”而且“可能就在明天早晨”。五角大楼谈论到预防性的战争：“我们不能让俄国储藏氢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在年内制止俄国的军备扩张”。但是俄国却沉着地把他们的几个坦齤克制造厂改装成拖拉机厂，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第六次消减了消费品的价格。这种稳健、镇静的态度比氢弹更使资本主义世界恐惧，因为这是根据下面这一个事实来的：俄国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品生产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而与法国相接近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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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53年8月15日“新政治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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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日内瓦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而使和平继续取得进展。这次会议中国参加了，而杜勒斯则曾试图加以阻挠。然而在1954年年终，华盛顿的主战派获得了一些胜利，这使全世界都感到忧虑。欧洲大多数国家所害怕的重新武装德国的协定在美国的压力下终于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议会上通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他未来的战略将建筑在原子武器的基础上；全欧洲从这个宣言上看清了在未来任何战争中，不论哪方获胜，欧洲将不能逃避毁灭。最后，在1955年1月底，美国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可以对中国发动他所选择的任何类型的战争。毁灭全世界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来自由处置，看来我们这个星球可能被投入它的最后一场战争了。

莫斯科已比它过去所发动的更有效的“和平攻势”来回答。这次的第一个行动是迅速缔结了由于东西方分歧而延搁了十年之久的对奥和约。4月初，奥地利总理应邀去了莫斯科；在一个星期内他带回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作了这样多让步，以致所有国家，不顾华盛顿方面感到有些迷惘，都在5月15日签了字。苏联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奥地利在东西方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奥地利人很乐于做到。同月，莫斯科又提出一个裁军建议，这次是以英法以前的方案作基础。但是由于华盛顿的拒绝，这个建议没有成功。
俄国人的工作不仅限于奥地利。布尔加宁总理和赫鲁晓夫总书记接着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们对于同南斯拉夫的不愉快的破裂向铁托做了有些过份的道歉。通过这次不寻常的、但是愉快的有失体面的行动，苏联在东南欧的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区赢得了另一个中立国家，这个国家同苏联的友谊可望增长起来。到1955年春末，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正在建立一条横贯欧洲的、能被用来防止东西方之间发生边境挑衅的中立地带。要求通过同样的中立道路而不是通过重新武装的道路来统一德国的压力在德国内部增长着。
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也在1955的4月和5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会，并且一致通过了一个互助的纲领。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占人类多数的十四亿人民的代表，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来到这里的有伟大的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会议是在它们的发起下召开的。来到这里的有封建的阿拉伯国家，有非洲丛林里的人民，有工业的日本，还有各种各样仰华盛顿之鼻息的小国，它们试图攻击共齤产党来制造摩擦了。来到这里的也有中国的总理、共齤产党人周恩来，他拒不发怒，而却说：“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是为这里所有的人们的成功而来的。”由于他和印度尼赫鲁的政治家风度，所有这些十分不同的人一致同意：（1）互相贸易，互相给予经济援助；（2）交换情报和学生；（3）为实现联合国成员国的普遍性而努力；（4）反对生产、试验或使用原子弹和氢弹。
苏联未被邀请参加万隆会议，这个会议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事。但是苏联的主要首脑们，在访问了铁托之后，又飞到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受到极殷勤的接待。在加尔各答出来欢迎他们的群众比之出来参加甘地葬礼的还多。印度人喜欢俄国人的不拘礼节。他们喜欢看到加尔不宁在他感到他们给他戴上的花环太重时，就套了几个在主人的脖子上。他们喜欢看到赫鲁晓夫抓过一把农民的镰刀来显示他也会收割庄稼。他们尤其喜欢看到显要的外宾也戴上甘地帽和行着双手合十像做祷告似的印度礼节，而不用西方的握手礼。他们问道：“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西方人这样做过？”答齤案看来是清楚的。没有一个西方人是把印度人平等相待的，也没有一个西方人曾经出于礼貌在他们的土地上模仿过他们的礼节。俄国人似乎是很自然地这样做了。
这次旅行的结果是缔结了各项贸易协定和一项由尼赫鲁和俄国人签署的联合声明。声明里说中国必须取得他在联合国里的“合法席位”和“对台湾的权利”。原子弹和氢弹必须“无条件禁止”；通向和平的道路“不是在于军事同盟而是在于经济和文化交流”。在万隆会议宣言之后，又签署了这一项宣言，人类的三分之二已经明文接受了这些见解。
苏联为这些政策所作的努力曾如此有效，以致那年春天英国大选中的主要问题成为：“艾登是否已经作了充分努力使我们避免热核子战争？”为了帮助艾登在选举中获胜，同时也由于艾森豪威尔收到了潮涌一般的人民来信，美国终于同意举行华盛顿拒绝了十年之久的四国首脑会谈。这次会谈定于195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

第十章 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下）

在此期间，联合国在6月底在旧金山举行了十周年纪念会。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周年纪念，然而，由于三方面的压力，它却成了一次世界和平的集会。世界人民要在原子时代生存下去的要求集中在联合国身上。比联合国有着更多会员人数的万隆会议仍然想通过联合国的途径来追求它的目标。最后，苏联派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一个八十人的代表团。莫斯科这样重视这次纪念会，使华盛顿也认真起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两人都去了；所有这些领导人物的出席导致了对日内瓦会议计划的商谈。
过去一直主张四大国会议是同联合国无关的新闻界，忽然注意到全世界的希望和祈祷都通过联合国的演说聚集在即将召开的首脑会议的周围。华盛顿希望避开联合国的企图就这样被挡了回来；日内瓦会谈的技术准备交给了联合国来办理。联合国的威信空前高涨，但这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成就，而是由于莫洛托夫和万隆国家所引导来的全世界的希望。
终于在7月下旬，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会面了，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艾森豪威尔和布尔加宁的友好会谈激起了全世界的希望。“日内瓦日报”欢呼道：“冷战被埋葬了。”德?尔?伐育在“民族”杂志上表示同样的意见：“这是对冷战的一个致命打击。”
杜勒斯向一位记者恬不知耻地总结道：“我们没有放弃多少东西。”布尔加宁从历史的角度向最高苏维埃会议总结报告说：“它和缓了国际紧张局势……标志着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事实的角度总结道：“日内瓦会议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它从来也没有打算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只同意了试图取得一致意见。但无论如何，它也许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所有这些总结都是对的。双方都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但是双方多年来第一次用客客气气的措词来讨论政治。双方都公开承认不能通过热核子战争来实现它们的政策，因为这会毁灭双方的国家。这样，双方都答应用其他的方式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冷战就这样垮台了。它原来是建立在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的基础上的；它是从原子弹落在广岛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十年之后，由于苏联在经济力量和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发展，由于一个同苏联结成同盟的新中国的兴起，以及由于亚洲中立集团的兴起，冷战终于被迫结束了。首脑会谈承认了原子僵局，它就解除了冷战的武器。
莫斯科用行动宣布了它对冷战已经结束的信念。它把波卡拉海军基地归还了芬兰，因为这已经不再需要了；它立即裁减了六十四万军队，到1956年初又裁减了一百二十万。华盛顿没有做出同样的表示，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巨大的军事计划却从内部萎缩了。人们到处开始承认，不是军事竞赛，而是经济竞赛，已经成为今天新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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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齤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历史的新时期进行了估计。赫鲁晓夫的主要报告列举了苏联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工业产量在五年中增长了85%，为1928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二十倍。农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通过号召爱国者开垦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处女地，已经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这种号召志愿人员开发共同富源的方法是从列宁的时候留传下来的，现在仍然有效。
记者们注意到，根据赫鲁晓夫讲话的口气，似乎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规律”了。苏联的领袖们对于推翻资本主义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消亡的过程中。他们关心的是怎样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以及同世界各国发展能增强和平的广泛联系。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中包括提高实际工资的30%，缩短工作时间到每天七小时或者每星期四十小时，不仅在小学中实行免费教育，而且在中学和大学也实行免费教育。政府的权力将要分散一些。在阿塞拜疆，已经有80%的大石油工业归阿塞拜疆人所有，而不归中央政府所有。最重要的是最政治警齤察的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逐步扩大。

最具有世界意义的是对新的世界形势的估计。报告里说一国家社会主义的时期已经结束，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包括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其力量足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地区”。因此战争被称为“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被否定，但是补充了这样的说法：非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能够明智地和灵活地运用它的力量，现在就可以强大到足以防止战争。
另外，还提到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可以不一定走俄国所采取过的道路，每个国家会找到它自己的道路，有些国家也许还可以通过议会的方式。社会主义是通过工人的武装起义而取得的那个原理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过时了。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使新的道路成为可能。这一原理仅仅说明了已经发生的事。所有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走俄国的道路。在东欧，社会主义是通过联合政府而产生的。在中国，共齤产党也同蒋介石联合过。在蒋介石破坏了这个联合，向共齤产党发动内战以后，共齤产党又通过同反蒋的力量——其中甚至包括“民族资本家”——的联合，取得了胜利。
承认了这些变化，随着也就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绝对的斯大林主义，仍是过去一个时期的战略，现在需要新的战略和方法的时候已经到来。同时，大会对过去的时代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大会的许多发言者参加了这个工作。
这些批判大部分是有节制的和有益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被认为太死板，是孤立主义的。同南斯拉夫破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中立国家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有些发言者批评了对战争的指挥。最尖锐的批评是关于政治警齤察的专断权力，它曾把成千的无辜的人定罪并且践踏了“苏维埃民齤主权利”。产生这些坏事的原因被归之于“个人崇拜”，即斯大林的深化，这使个人决定问题的作法（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晚期）得以任意发展。
以上的批评，即令是惊人的，还并不骇人听闻。但在大会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专门向代表们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一报告没有向报界发表；赫鲁晓夫本人说这个报告时不得向报界发表的。这个报告显然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也许是由于最近批阅了前三年中重新审查的成千件冤狱而产生的。几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据称是，而且也许确实是这个秘密报告的一部分。苏联政府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正式承认。根据这点，人们认为这里面有着太多的事实以致难以否认，但由于这报告这还不是全面的，所以不能作为正式声明来发表。
我在本书中曾经采取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来列述一些重大的坏事，并且在恰当的地方对报告的若干部分分别予以衡量。我们又把它作为最权威的材料来用，因为这里面的证据还不完全，而且也不是结合条件和时间而加以充分衡量的。我们甚至还不清楚赫鲁晓夫用暗示方法归咎于斯大林的那些过错，斯大林是否全都知道。也必须考虑到，国务院是为了诋毁苏联而发表这个报告的，而这个文件也已经很广泛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我不能把它作为苏联的最后的意见来看待，因为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都没有这样来发表这个报告。
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断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在战争的废墟的基础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规划了这项工作。

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五次被放逐，并且一定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齤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佳绅士地批准斯大林所说的一切倾向。尽管有着这些对于个人的罪行，仍然不乏证据说明：斯大林所说的“人”是任何国家中最宝贵的因素的断言并不是虚伪的。他终身从事于审慎地消除妨碍工人、农民和工程师们实现他们的理想的障碍，如果没有他的先见，他们会继续陷于失望中和默默无闻；但是，由于他的了解，他们成为了农业、工业和航空方面的领袖。
随着战争的拖长，随着他的年龄和权力的增长，同时也随着争取世界的未来的斗争的担子的加重，据说斯大林变得更加专断了，只相信他自己一人。然而，现在成为过去一切坏事的原因的“个人崇拜”，不但是崇拜者身上的缺点，也是被崇拜者身上的缺点。当把所有能对斯大林提出非议的的事情都加起来加以衡量的时候，我很怀疑：任何小于斯大林从1928年起加于俄国身上的巨大的压力是否有可能把俄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顾过去，人们可以看到其他的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怎样把俄国引向毁灭的。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既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对于人民的需要的洞察力，也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必要的魄力和意志。
在早期，俄国国内外许多最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说，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些俄国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对我说：“对于世界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建造在我们这个黑暗的国家里是很大的不幸。如果由你们美国人，或者甚至由勤劳的德国人来建设它，那也许是件合适的工作。但是我们，愚昧的人，我们能建设什么社会主义呢？”
斯大林说道：“或者是建设，或者是在十年内被外国侵略者消灭。”
他们建设了，而且在外国侵略临头的时候经受住了考验。这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但那些怀疑者也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这样建设成功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人们所梦想的社会主义——给予一切人们自由和富足的社会主义；它沾有许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的产生，斯大林的个性起了多大作用，俄国的黑暗起了多大作用，纳粹的第五纵队和四十年的战争威胁又起了多大作用，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的事，而且大家分摊过错的方法将是各各不同的。
在有一点上，他们是不会不同的。就任何个人能对他所领导的事态发展有所居功而言，列宁创造了俄国革齤命，斯大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缺点可以在现在加以纠正。
* * * *
改正苏联本身的错误不是严重的问题；一个觉悟了的人民和有相当智力和忠诚的政府工作者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宪法的形式存在着；物质力量和意志也具有着。斯大林在东欧的苏联集团中所遗留下来的错误是更其严重的。当今来报上的标题大叫“波兰发生叛乱”、“匈牙利发生内战”的时候，我们西方的专家们兴高采烈地以为“莫斯科权威的末日到来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政府回答道，他们同苏联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他们要求的仅仅是“主权”和“平等”。这些字眼是什么呢？他们已经等待得太久了——时间已经迟了。
在今天的世界上，如何一个国家有什么“主权”呢？——一个像波兰那样大小的国家同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的二亿人发生双边争执的时候，有些什么“平等”呢？必须给这些字眼下个定义。在历史上它们曾经一次再次地被下过定义；但是在新的条件下，它们永远必须重下定义。现在它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给下定义。除非这样做了，而且很快地这样做，否则一切关于“友谊”的诺言都将是空凋的。国与国之间的友谊起着变化；同盟国可以疏远。看一看过去十年，谁能够对此有所怀疑呢？

这是从1945年以来就等待着人们去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从1950年以来，而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来更成为迫不及待了。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一任务；他的思想陷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轨辙内，不能从人类三分之一已经社会主义化这个角度来进行创造了。赫鲁晓夫没有解放这一任务；在目前他把事情搞得更早。他对铁托的道歉、他对斯大林的攻击，引起了东欧的各种离心倾向。这些倾向是强烈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倾向也是强烈的。在差异中求团结的方式还有待研究解决。
让我举一件旧事来作例子吧。十年前，我在莫斯科遇见一位捷克人；他是来同苏联订立一项经济条约的。我问他：美国人说莫斯科在剥削东欧国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他回答道“当我们同苏联工业的领导人做生意的时候，他们讨他们的价，我们讨我们的价。他们是顽强的生意人。但如果他们压得太凶的话，哥特瓦尔德就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政治解决’，说那样的条件将毁灭我们。……于是斯大林就给我们帮助。”
斯大林个人对哥特瓦尔德的让步并不能代替经济计划！在苏联，国营铁道和煤矿为煤价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下列机构来解决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苏维埃、共齤产党。苏联集团中存在着什么计划委员会；什么最高苏维埃；在共齤产党情报局解散之后，存在着什么共产国际呢？在“主权”的波兰和“平等”的苏联之间签订双边条约是不是够了呢？华沙条约有没有必要的权力机构呢？
有谁来计划为调和波兰人对自由的需要和他们对于同强大的能给予帮助的社会主义集团团结的同样需要所必需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式呢？由一个男人来做，由一个女人来做，还是由一个委员会来做？有一个俄国人，一个波兰人，还是一个捷克人来做呢？我想不会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内已经有一项巨大的任务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的根源深处在“斯大林时代”里。可能要由一个中国人来做这件事——迄今为止，刘齤少奇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论上作了做出色的工作。可能是意大利人陶里亚蒂，他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问题上，在新时代的新条件下的新结构和政治形式的问题上，提出了也许是最新颖的和最有创造性的想法。但是我想也可能是一位捷克人，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经历过欧洲斗鸡场中所有大国的许多次进攻，既维护了对自由的酷爱，又保存了合作的精神。
无论谁设计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形式，无论他是俄国人、中国人或捷克人，他在历史上就将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一位新时代的工程师。不仅如此，他还将不仅奠定社会主义在差异中求团结的结构，而且也奠定某一天必定会出现的世界政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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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美国的各种宣传工具中广泛宣传的是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夫妇以及安德烈•阿马尔赖克)的反抗。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是苏联统治者在国内的真正的反对派。人所共知的反动派、冷战自由派、社会民齤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了联盟，一致称颂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性格中一切最为优秀的成分”。他们被描绘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中的英雄、人道主义的战士、用托洛茨基分子的话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代表着什么?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些什么社会力量?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绝大部分是“冒牌反对派”，这个派别同苏联人民极少联系，在工人阶级中也得不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各派力量是一个无组织的、支离破碎的运动，他们代表着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齤主党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马列主义，惧怕群众，敌视中国和斯大林，追求一种凭空设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不得带有它的那些最明显的暴行和弊端，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的暴行和弊端。

有时，这一集团的成员确实也可以站到某些事情的正面，例如，好些人批判了一九六八年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入侵。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不代表苏联人民大众的革齤命利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只能给苏联人民提供一个死胡同。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齤命完全恢复工人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其他各阶层被压迫人民面临的问题。

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齤压，不论美国资产阶级报界怎样写，一直是异常温和的，虽然某些成员曾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警齤察暴徒的手中吃过苦头，更多的人却是相当轻易地脱了身。劳动营和监狱里关满了革齤命工人、学生和被压迫民族的成员，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却能相对地自由发言。当社会帝国主义者最后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制裁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过就是被驱逐出境，让他在一座瑞士别墅里作寓公，依靠他所写的反革齤命书籍在西方挣下的六百多万美元版税过活。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苏联领导需要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脱离群众，赞同各种为绝大多数工人所痛恨的反动政策。这就有利于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它们当作替罪羊，借以诋毁一切反抗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才成了“官方的反对派”。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基础是知识界。知识界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它的地位处于工人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之间。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至少在苏联)形式上是挣工资的，他们脱离生产，工作具有极端的个体的性质，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集团倾向于对政权和人民两者都抱怀疑的态度。虽然一方面他们常常认识到只有群众才真正能改变事物，用一位苏联知识分子的话说，“是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亲手建造了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人民的，唯恐失掉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一位美国评论员曾说过：“知识分子毫不了解工人和农民面临的切身问题，下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又没有受到共齤产党人领导的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只是用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指导他们的反抗活动。

“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苏联到一九八四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的作者安德烈。阿马尔赖克曾说：“最近十五年中，至少有三种被反对派当作思想基础的观点已经初具雏形：‘真正的马列主义’、‘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

阿马尔赖克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而且由于他本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据我们调查所知，有一个通常被当作是这一集团的一员的彼得．格里戈林科将军，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左倾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同革齤命的马列主义可以说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也象许多苏联自由主义者一样，被迫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粉饰他的政见)。

我们知道，在苏联确实存在着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正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些英勇战士也划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行列，那我们是不同意的。然而，阿马尔赖克对其他两种倾向的分类，看来确实还是相当正确的。它们是当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特有的两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纲领的实质首先是在一九七。年由安德烈。萨哈罗夫、B•Φ•图尔钦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们的《苏联科学家致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中详加阐述的。这篇文章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宣言，它发展了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逐步民齤主化”的纲领。

这个纲领和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纲领如出一辙。作者要求逐渐建立一种仿效资产阶级议会形式的政治制度。他们要求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以供“有资格的专家们”交换意见并进行革新竞赛。他们坚决反对一切不受专家控制和指导的群众卷入。他们明确提出的措施是，“大规模地设立在生产计划、加工技术、销售供应、财务人事等问题上有大幅度独立性的综合生产联合企业(公司)”(也就是乞求多给一点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建立“舆论研究所”(以便更好地操纵群众)；以及“改进对于领导人员的训练，使他们掌握管理艺术……使各级领导人员都能掌握情况，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权、实验权、辩护权及在实践中试行自己主张的权利”。(解除对经理人员的束缚一一给予级别较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齤主!) 萨哈罗夫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的、后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自传式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自由主义纲领的改良主义的和唯我独尊的色彩。他已经成为这一倾向的突出的发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地维护人类的权利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后者会不可避免地煽动人们走向暴齤力、宗派主义和狂乱。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最广泛和公开揭露的时候，西方才会认识我们社会的性质。然后这一斗争将成为拯救全人类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

在对外关系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基本上支持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虽然在对于入侵一个据认为是友好的“社会主义”的盟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许多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根本上是和平合作的政策。”他们受到“缓和”会谈的鼓舞，虽然萨哈罗夫警告要提防“一种虚假的、串通的或投降的缓和背后所隐藏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七。年的呼吁书中附和了赫鲁晓夫，他们说：“在热核武器时代中，唯一现实的政策是导向更多国际合作，坚持寻求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各方面有可能汇合起来的路线……”

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和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意见是极为一致的。一位注意“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英国观察家说过：“在其他方面显得是清醒明理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却变得思想模糊，感情用事，并且沉溺于一些离奇古怪的念头。”他说有一次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后者想知道西方国家会怎样对付中国。这个艺术家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人要占领西伯利亚吗?”“不知道他们在那以后还要向欧洲进军吗?那样一来就要重新出现黑暗时代了。西方国家肯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吗?他们肯定会抵御黄种人、卫护白种人吗?白种人一定要团结一致。”

当然不是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用这种刺耳的种族主义的语言来对待这一冲突的，尽管这种态度肯定是苏联官方报纸所培育出来的。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七零年的呼吁书中写着，“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苏联对抗中国的立场，这是尤其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极权主义的危险，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只能看作是短暂的现象，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却是异常严重的。我们只能通过扩大或者至少维持我国和中国目前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通过增加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人数以及通过给予中国人民以合作和援助的变通办法，来对付这种危险。”我们只要问一下，什么样的“合作和援助”会有利于扩大苏联同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

据阿马尔赖克说，“‘基督教思想’的拥护者主张，社会生活必须回到基督教的道德原则上来，他们对于这些道德原则的解释多少带点儿斯拉夫至上论的精神，并且还提出了俄罗斯天赋的特殊使命的主张。”这一倾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全俄社会基督教同盟这一半地下性质的仿法西斯组织的指导精神。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某些方面可以划为这一思想的信徒，但是就其最道地的形式而言，这一新的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一种宣扬大俄罗斯种族至上的种族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由一批极端反动的分子首先提出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一种次要的倾向。它的主要表现是往往根据“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则，愚蠢地呼吁“拯救”全人类和心灵再生。

然而，这一种思想，尤其是它的更为神秘的民族至上论的形式，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公开鼓励，因而它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国家官僚政治中的影响都在增强。根据许多方面的消息，保安警齤察的高级人员中也有这一倾向的一些拥护者。在合法的报刊中，斯拉夫至上论者在《星火》画报、《青年近卫军》杂志以及《俄罗斯文学报》中都是有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坚定拥护者。有人这样说，“他们(捷克人)就得接受一次教训，也得让他们知道逃不了惩罚。”

然而，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的最极端形式只出现在非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刊上。但是即使如此，实际上它也是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一则是为了使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假“国际主义”有个对比而显得体面，同时又可以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舆论。虽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报纸和几乎所有的革齤命的地下报纸很快都被当局禁止发行，但是基督教刊物《市民会议》最近却已印发了五期以上，刊登的文章则是形形色色的神秘的、种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主义的胡言乱语，受到的干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一份流传很广的地下文件《民族呼声》，以新法西斯的粗鄙语言来哗众取宠。这一份宣言声称，民族是一切的基础。它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的群体，它的特色是一种深奥的神秘感”，而“种族类型”则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号召美苏合作“以便拯救白种人免受黄种人的杀戮”。这样做，一定要有心灵基础上的团结，因为“存在着上帝的仆人同魔鬼的仆人之间的分裂”。文件说，魔鬼进行“败坏人心的活动……鼓吹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加速了普遍的血统混杂和堕落的过程。”

一切真正的共齤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知道它是受到苏联领导的暗中的鼓励而刊行的一种“反对派的刊物”，不能不对苏联统治者的叛卖行径更加深恶痛绝。这些混蛋竟敢向着两千多万英勇苏联公民的英灵啐唾沫，他们在斯大林的指挥之下，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就是为了打败这一类希特勒种族主义蟊贼。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高踞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各派之上而有鹤立鸡群之势的家伙，他无疑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角色。资产阶级宣传工具把他描绘成当前世界上卫护人类自由的伟大战士之一。托派社齤会主义工人党甚至为他“坚定地献身社会主义”而欢呼喝采。但是，在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也许是最反动的一个。正如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份《革齤命》杂志中所说的，他不过是个迷恋老沙皇的骸骨，不甘同新沙皇握手言欢的家伙罢了。索尔仁尼琴以发表反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开始他的“文人”生涯。这本书被吹嘘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劳动营制度的“暴露文学”。它露骨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的领导。它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合法出版的唯一作品，因为赫鲁晓夫亲自把它批准，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恶毒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项武器。

对于劳动营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混乱。对有些人来说，只要有这种劳动营的存在，就肯定证明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堕落”或“极权主义”的了。但是，社会主义决不会，而且在将来也决不会在“理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要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老的剥削阶级决不会不战而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会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内部产生。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造敌人的办法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在必须采取某种最严厉的惩罚办法时，工人阶级不能够、不许可，也不会手软。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动营，把改造和惩罚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判处在营中服刑的犯人，主要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例如，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是在纳粹入侵最危急的关头，在军队中煽动“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军官。他以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他个人的“幻想破灭”置于打败纳粹匪帮的迫切需要之上。

劳动营里的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但是并不比当时西伯利亚一般农民的生活更艰苦。而且在索尔仁尼琴所写的那个战争时期，营里的生活情况肯定要比前线好，当时在前线的千百万英勇的青年军人正在为捍卫社会主义而献出生命。在营里，囚徒们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以建设苏联的落后地区和供应部队的需要。劳动是异常繁重的，也要求作出牺牲。但是我们要问：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哪一个苏联工人没有被要求为整体利益而作出牺牲?正象一位愤怒的苏联公民就《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写给索尔仁尼琴信中说的：“千百万苏联人民从事于砍伐树木的劳动并且歌颂这种形式的辛勤劳动，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却对它感到恐惧。”

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劳动营有关的过火的措施和不必要的粗暴行为呢?有。警卫人员中是不是常有挑选不当和暴虐成性的情形呢?间或有之。也有无辜受罪的人吗?有。这些过火的情况，有许多是在当时就已被察觉的，但它们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设立这些劳动营是工人的国家为了保卫自己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共齤产党人一定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已经做了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把一项正确而且必要的政策也否定掉。

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和那些真正是无辜受罪的人划清界线。正象过去劳动营的一位官员在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所指出的：“那些身受处罚不当的人中，没有一个曾因他们个人的不幸而埋怨过斯大林同志二一他们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这是那些无辜受苦的人同真正的罪犯的分水岭。后者通常总是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行为对比一下。斯特朗一直到她在一九七零年在北京逝世为止，是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她生长于美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后，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度过了许多年。她的大量著作把苏维埃政权的真相介绍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两份资料我都发了，终于发完了，我匿了：


@cccp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