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号客栈♚♛♛♛
有调查表明，现代人平均每隔4分钟就要看一次手机，每天平均看150次。有1/3的人声称，他们宁肯没有私生活，也不能没有手机。
我们对手机的上瘾症或强迫症，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迫不及待地看微信、刷朋友圈，原本只打算看几分钟，一个小时后却发现自己的手指还在手机屏幕上滑动。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界定，所谓习惯，就是一种“在情境暗示下产生的无意识行为”，是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就做出的举动。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产品和服务正在改变我们的一举一动。而这，正是产品设计者的初衷。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设计了。
仅凭电子屏上区区几个字符就能影響用户的习惯、控制用户的思维，这些公司是如何做到的？是什么因素让人们对这些产品欲罢不能？
《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各大公司开发习惯养成类产品的“绝密神器”——上瘾模型。概括起来说，要让用户形成习惯，下意识地就想使用你的产品，有四大关键步骤：触发—行动—多变的酬赏—投入。
第一步就是吸引用户去使用你的产品，这叫作“触发”。
触发之后，第二步就是行动。行动要兼具动机和能力，有了动机，还需要用户的能力足够完成行为。
行动之后，要给用户酬赏，而且酬赏要有不可预期性，即多变的酬赏。
最后，让用户在产品上进行越来越多的“投入”。用户与产品越亲密接触，就越会离不开它。通过用户的“投入”，就可能产生下一次“触发”，从而开始一个正向循环。
于是，你就上瘾了。
在现实生活中，吸引你上瘾的“钓钩”无处不在，它们隐匿在各种App、电影、游戏，甚至我们的工作中。设计者深谙用户在情感层面的软肋或困扰（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和渴望切入（渴望获得社会认同，渴望缓解压力，等等），找准切入点，然后打造出产品特色。
正如Twitter创始人伊万·威廉姆斯所说：“我们通常会以为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花样翻新，但其实人们只想在网络上继续做自己熟悉的事情。”
我们对手机的上瘾症或强迫症，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迫不及待地看微信、刷朋友圈，原本只打算看几分钟，一个小时后却发现自己的手指还在手机屏幕上滑动。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界定，所谓习惯，就是一种“在情境暗示下产生的无意识行为”，是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就做出的举动。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产品和服务正在改变我们的一举一动。而这，正是产品设计者的初衷。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设计了。
仅凭电子屏上区区几个字符就能影響用户的习惯、控制用户的思维，这些公司是如何做到的？是什么因素让人们对这些产品欲罢不能？
《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各大公司开发习惯养成类产品的“绝密神器”——上瘾模型。概括起来说，要让用户形成习惯，下意识地就想使用你的产品，有四大关键步骤：触发—行动—多变的酬赏—投入。
第一步就是吸引用户去使用你的产品，这叫作“触发”。
触发之后，第二步就是行动。行动要兼具动机和能力，有了动机，还需要用户的能力足够完成行为。
行动之后，要给用户酬赏，而且酬赏要有不可预期性，即多变的酬赏。
最后，让用户在产品上进行越来越多的“投入”。用户与产品越亲密接触，就越会离不开它。通过用户的“投入”，就可能产生下一次“触发”，从而开始一个正向循环。
于是，你就上瘾了。
在现实生活中，吸引你上瘾的“钓钩”无处不在，它们隐匿在各种App、电影、游戏，甚至我们的工作中。设计者深谙用户在情感层面的软肋或困扰（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和渴望切入（渴望获得社会认同，渴望缓解压力，等等），找准切入点，然后打造出产品特色。
正如Twitter创始人伊万·威廉姆斯所说：“我们通常会以为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花样翻新，但其实人们只想在网络上继续做自己熟悉的事情。”
我对方块字爱恨交加。偏偏我写得最称心的是诗，外国人无法懂。诗，无法翻译。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再好，只够读小说、散文，对诗是绝望的。
中国字，只能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再想想，能和屈原、陶渊明同存亡，够可以了，气也就平了，乖乖把世界文学史拉扯着讲完。
现代艺术，流派越来越多，这是个坏现象。
我讲过一个公式：直觉，概念，观念。从古希腊到文藝复兴到浪漫主义，可以划在直觉时代。直觉的时代很长，后来的流派，都想单独进入观念的时代，却纷纷掉在时空交错的概念时代里了。
所以我一气之下，把20世纪的艺术统统归入概念的时代。将来呢，按理想主义的说法，要来的就是观念的时代。
我呢，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是向后看的。我拿古代艺术作为我的理想，非常羡慕他们凭直觉就能创造艺术。
我爱人类的壮年、青年、少年、童年时期的艺术——文化没有婴儿期的——人类文学最可爱的阶段，是他的童年期和少年期。
以中国古诗为例，《诗经》三百多首，其中至少三十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到了屈原、陶渊明，仔细去看，已经有“概念”了。屈原老是香草美人，陶渊明老是酒啊，酒啊。
《诗经》三百来篇，一点也没有“概念”。完全是童真的。
李白、杜甫，已经“概念”得厉害。到了宋、明、清，诗词全部概念化。由此看，我的转了背的理想主义，事出无奈，但事出有因。
中国字，只能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再想想，能和屈原、陶渊明同存亡，够可以了，气也就平了，乖乖把世界文学史拉扯着讲完。
现代艺术，流派越来越多，这是个坏现象。
我讲过一个公式：直觉，概念，观念。从古希腊到文藝复兴到浪漫主义，可以划在直觉时代。直觉的时代很长，后来的流派，都想单独进入观念的时代，却纷纷掉在时空交错的概念时代里了。
所以我一气之下，把20世纪的艺术统统归入概念的时代。将来呢，按理想主义的说法，要来的就是观念的时代。
我呢，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是向后看的。我拿古代艺术作为我的理想，非常羡慕他们凭直觉就能创造艺术。
我爱人类的壮年、青年、少年、童年时期的艺术——文化没有婴儿期的——人类文学最可爱的阶段，是他的童年期和少年期。
以中国古诗为例，《诗经》三百多首，其中至少三十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到了屈原、陶渊明，仔细去看，已经有“概念”了。屈原老是香草美人，陶渊明老是酒啊，酒啊。
《诗经》三百来篇，一点也没有“概念”。完全是童真的。
李白、杜甫，已经“概念”得厉害。到了宋、明、清，诗词全部概念化。由此看，我的转了背的理想主义，事出无奈，但事出有因。
许多人习惯带着手机或书籍杂志进厕所，在马桶上一坐就是十几二十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这种所谓的“马桶情结”，你有吗？
中国台湾歌手吴克群，就喜欢坐在马桶上思考。他曾经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我坐在桌子前面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东西来的。最大的灵感集散地是厕所，我坐在马桶上就超有灵感。《周星星》就是我在马来西亚一家酒店的厕所里写出来的。”
在一些影视剧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待在厕所里，坐在马桶上悠闲地看书、看报纸、玩手机。一段时间后，外面有人拍门大叫：“怎么还不出来，掉厕所里了吗？”这时，他才意犹未尽地从厕所出来。
当人类运用工具和通过劳动，渐渐获得与自然抗争的实力后，就开始结束长期迁移、颠沛流离的生活，修筑房子安定下来。房屋让人类的个人生活变成一种隐私，自然而然，如厕这样一个问题，也变成一件私密的事情了。
在中国古代，对于厕所有多种说法。大略言之，就有圂、溷、清、圊、匽、偃、屏、廁等。“屏”本指当门小墙，作蔽障之用；“偃”是偃伏；“厕”义取偏侧，不难发现，它们都含有“隐蔽”的意义。故《广雅·疏证》中王念孙说：“匽（偃）与屏皆取隐蔽之义。”而《急就篇》中，“屏、厕、清、溷”，颜师古注云：“厕之言侧也，亦谓僻侧也。”可是，古代人如厕，并不像现代人这么方便。轻轻一按便干净无异味的抽水马桶，直到16世纪，才由英国一位名叫约翰·哈林顿的教士设计出来。抽水马桶的发明，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改善了卫生条件。
同时，人们待在马桶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平均每天花在卫生间里的时间长达35分钟，并且这个时间还在不断增多。42%的人表示，喜欢在卫生间里看报纸、书籍；22%的人爱在卫生间打电话；还有10.5%的人会在卫生间看视频、听音乐等。也有很多中国男性表示，在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马桶上。
喜欢坐在马桶上的人，并不仅限于在家。有不少人在单位工作时，同样喜欢上厕所。不过理由却是五花八门：“工作辛苦了，上个厕所偷懒，就多待一会儿”“心情烦躁的时候，去马桶上坐会儿就舒服多了”“脑子里很乱，上厕所的时候能清理一下思路”，等等。
有心理学家做过问卷调查，发现男性要比女性更喜欢坐在马桶上，而这很可能是因为男性承受的压力比女性更大，但释放压力的方式却更少。除了坐在马桶上能释放压力外，有生物学家发现，当身体弯曲、充满张力时，精力最集中、思维最活跃，而坐在马桶上时，差不多就能让人保持这样的姿势。所以不少人觉得坐在马桶上能获得更丰富的灵感。
也有人单纯地喜欢在马桶上坐着。在狭小的厕所空间里，人对着四堵墙，思维能充分地发散，还不必担心有人闯进来打断思路。如厕令人有安全感。
心理学家伊斯特·布霍兹认为，独处是个体建构和重构自我功能的一种需要，目的在于增强个体的感知力、认知组织能力以及幸福感。坐在马桶上是人进行独处行为的一种表现。人选择独处时带有一些积极的目标，比如独处的时间能帮助个体自我认知、独立思考、激发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等。所以，人坐在马桶上时会感觉思维更加活跃和清晰，不受外界干扰。
中国台湾歌手吴克群，就喜欢坐在马桶上思考。他曾经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我坐在桌子前面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东西来的。最大的灵感集散地是厕所，我坐在马桶上就超有灵感。《周星星》就是我在马来西亚一家酒店的厕所里写出来的。”
在一些影视剧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待在厕所里，坐在马桶上悠闲地看书、看报纸、玩手机。一段时间后，外面有人拍门大叫：“怎么还不出来，掉厕所里了吗？”这时，他才意犹未尽地从厕所出来。
当人类运用工具和通过劳动，渐渐获得与自然抗争的实力后，就开始结束长期迁移、颠沛流离的生活，修筑房子安定下来。房屋让人类的个人生活变成一种隐私，自然而然，如厕这样一个问题，也变成一件私密的事情了。
在中国古代，对于厕所有多种说法。大略言之，就有圂、溷、清、圊、匽、偃、屏、廁等。“屏”本指当门小墙，作蔽障之用；“偃”是偃伏；“厕”义取偏侧，不难发现，它们都含有“隐蔽”的意义。故《广雅·疏证》中王念孙说：“匽（偃）与屏皆取隐蔽之义。”而《急就篇》中，“屏、厕、清、溷”，颜师古注云：“厕之言侧也，亦谓僻侧也。”可是，古代人如厕，并不像现代人这么方便。轻轻一按便干净无异味的抽水马桶，直到16世纪，才由英国一位名叫约翰·哈林顿的教士设计出来。抽水马桶的发明，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改善了卫生条件。
同时，人们待在马桶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平均每天花在卫生间里的时间长达35分钟，并且这个时间还在不断增多。42%的人表示，喜欢在卫生间里看报纸、书籍；22%的人爱在卫生间打电话；还有10.5%的人会在卫生间看视频、听音乐等。也有很多中国男性表示，在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马桶上。
喜欢坐在马桶上的人，并不仅限于在家。有不少人在单位工作时，同样喜欢上厕所。不过理由却是五花八门：“工作辛苦了，上个厕所偷懒，就多待一会儿”“心情烦躁的时候，去马桶上坐会儿就舒服多了”“脑子里很乱，上厕所的时候能清理一下思路”，等等。
有心理学家做过问卷调查，发现男性要比女性更喜欢坐在马桶上，而这很可能是因为男性承受的压力比女性更大，但释放压力的方式却更少。除了坐在马桶上能释放压力外，有生物学家发现，当身体弯曲、充满张力时，精力最集中、思维最活跃，而坐在马桶上时，差不多就能让人保持这样的姿势。所以不少人觉得坐在马桶上能获得更丰富的灵感。
也有人单纯地喜欢在马桶上坐着。在狭小的厕所空间里，人对着四堵墙，思维能充分地发散，还不必担心有人闯进来打断思路。如厕令人有安全感。
心理学家伊斯特·布霍兹认为，独处是个体建构和重构自我功能的一种需要，目的在于增强个体的感知力、认知组织能力以及幸福感。坐在马桶上是人进行独处行为的一种表现。人选择独处时带有一些积极的目标，比如独处的时间能帮助个体自我认知、独立思考、激发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等。所以，人坐在马桶上时会感觉思维更加活跃和清晰，不受外界干扰。
我家后面是山，攀上半山腰的郑成功庙，可以见到山脚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星期前，走在山路上，有位看起来近70岁的老先生跟我打招呼：“早呀。”我赶紧礼貌地回应。走在大街上没事笑脸迎人会被当成精神病，可是爬山的人却习惯相互问候，可能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吧。
下山时，巧呀，又遇着他。忍不住看他的打扮，穿的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公务员流行的灰色混纺青年装。一手提公文包，一手提雨伞——等等，不是公文包，是手提电脑包，里面应该没有电脑，否则不会那么轻，大概他随手找了个包便拿来装杂物吧。
轮到我问他是不是住在附近，他摇着头顶稀疏的白发，以近似河南话的乡音回答：“不，远着呢，搭地铁出来走走。”
忽然，我想到德国一本关于旅游的书《我出去一下》。作者某天对友人说他出去一下，没想到他从德国一路往南，踏上欧洲人的朝圣之路，由法国南部经西班牙北部山区到天主教圣地之一的圣地亚哥。
出来走走，这话有意思，包含的内容从单纯地透透气到跋山涉水的健身，都有。
把这一经历告诉几个朋友，小朱咬着下嘴唇说：“我也该出去走走，不然脚底要长青苔了。”
小朱一向视出门为大事，仿佛在他心中，不规划齐全就到处乱逛是不可原谅的浪费时间的行为。他从没有“出去走走”的念头，所以大家对他怎么去掉“青苔”极为好奇。几天后，小朱传消息到朋友圈，他本来想爬我家后面的山，不过坐地铁到台北火车站时，突发奇想买了车票，一路坐到台南。他吃了当地著名的担仔面和水果盘，见天色已晚，便找家旅館睡了一晚，早上坐车回来，经过新竹时又下车逛了城隍庙，傍晚前赶回家吃晚饭。朱太太在厨房里铁青着脸问：“你这叫出去走走？”
所以几天后，小朱得领着老婆再走一遍同样的路线，住一遍同样的旅馆，以证明他的清白。
小朱惹火老婆的事被传开，阿星非常认同小朱的做法，原来他也“出去走走”过。某天，他搭地铁到淡水，见老街人山人海，不想凑热闹，租了脚踏车顺公路继续往前，竟骑到台湾最东北的富贵角灯塔，估计至少用了两个小时。他看完灯塔，喝了咖啡，在附近的白沙湾海滩泡了一个小时的海水，再骑回淡水，浑身臭汗地上地铁，估计能熏倒整个车厢的人。
从此以后，我发闷、想事情，或实在闲得无聊时，就出去走走。
我试着重新定义“出去走走”。没有目的、兴之所至，还颇有点距离，这就是了。
两星期前，走在山路上，有位看起来近70岁的老先生跟我打招呼：“早呀。”我赶紧礼貌地回应。走在大街上没事笑脸迎人会被当成精神病，可是爬山的人却习惯相互问候，可能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吧。
下山时，巧呀，又遇着他。忍不住看他的打扮，穿的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公务员流行的灰色混纺青年装。一手提公文包，一手提雨伞——等等，不是公文包，是手提电脑包，里面应该没有电脑，否则不会那么轻，大概他随手找了个包便拿来装杂物吧。
轮到我问他是不是住在附近，他摇着头顶稀疏的白发，以近似河南话的乡音回答：“不，远着呢，搭地铁出来走走。”
忽然，我想到德国一本关于旅游的书《我出去一下》。作者某天对友人说他出去一下，没想到他从德国一路往南，踏上欧洲人的朝圣之路，由法国南部经西班牙北部山区到天主教圣地之一的圣地亚哥。
出来走走，这话有意思，包含的内容从单纯地透透气到跋山涉水的健身，都有。
把这一经历告诉几个朋友，小朱咬着下嘴唇说：“我也该出去走走，不然脚底要长青苔了。”
小朱一向视出门为大事，仿佛在他心中，不规划齐全就到处乱逛是不可原谅的浪费时间的行为。他从没有“出去走走”的念头，所以大家对他怎么去掉“青苔”极为好奇。几天后，小朱传消息到朋友圈，他本来想爬我家后面的山，不过坐地铁到台北火车站时，突发奇想买了车票，一路坐到台南。他吃了当地著名的担仔面和水果盘，见天色已晚，便找家旅館睡了一晚，早上坐车回来，经过新竹时又下车逛了城隍庙，傍晚前赶回家吃晚饭。朱太太在厨房里铁青着脸问：“你这叫出去走走？”
所以几天后，小朱得领着老婆再走一遍同样的路线，住一遍同样的旅馆，以证明他的清白。
小朱惹火老婆的事被传开，阿星非常认同小朱的做法，原来他也“出去走走”过。某天，他搭地铁到淡水，见老街人山人海，不想凑热闹，租了脚踏车顺公路继续往前，竟骑到台湾最东北的富贵角灯塔，估计至少用了两个小时。他看完灯塔，喝了咖啡，在附近的白沙湾海滩泡了一个小时的海水，再骑回淡水，浑身臭汗地上地铁，估计能熏倒整个车厢的人。
从此以后，我发闷、想事情，或实在闲得无聊时，就出去走走。
我试着重新定义“出去走走”。没有目的、兴之所至，还颇有点距离，这就是了。
时间的排位
我曾带过中法学生混合的班级。开学初，我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布置了小组作业，每个小组里都有中国学生和法国学生。有一个小组成员做得不好，整个小组的成绩都会受影响。公布成绩后，小组的中国学生找到我，说：“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法国学生太不给力！”最终我弄清楚了，中国学生习惯把学习排在第一位，他们早早就和法国学生商量一起碰面讨论。法国学生则把个人事务排在第一位，中国学生提出的碰面时间，法国学生总有事——要见朋友、要逛街、要泡酒吧，甚至还有人说早上要睡懒觉，没法上午见面。最终，一次面都没有见成，只能通过邮件分配任务，然后由一个人做整合。中国学生对此非常不满。我找法国学生询问，他们说：“我们很忙的。大家很难找到统一的时间。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碰面？中国学生花了太多的时间安排碰面，直接分工不是挺好吗？如果早一点分工，我们小组肯定会做得更好。”
在中国，不论做什么，电话铃声响起，人们通常会中断手头的事去接电话。而在德国则不同。一次我去友人家做客，他们请我吃早餐——他们家只有早餐是讲究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早餐时间拉得很长。这时，房间座机铃声响起，男主人看看女主人，女主人挑挑眉毛说：“不论是谁，都没有权力打扰我们和客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他们一直待在座位上，听任电话铃响个不停。最终电话安静下来，大家又开始聊天。在中国，我无法想象自己不接家里的座机来电，因为通常只有熟人才会有家里座机的电话号码。
我曾带过中法学生混合的班级。开学初，我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布置了小组作业，每个小组里都有中国学生和法国学生。有一个小组成员做得不好，整个小组的成绩都会受影响。公布成绩后，小组的中国学生找到我，说：“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法国学生太不给力！”最终我弄清楚了，中国学生习惯把学习排在第一位，他们早早就和法国学生商量一起碰面讨论。法国学生则把个人事务排在第一位，中国学生提出的碰面时间，法国学生总有事——要见朋友、要逛街、要泡酒吧，甚至还有人说早上要睡懒觉，没法上午见面。最终，一次面都没有见成，只能通过邮件分配任务，然后由一个人做整合。中国学生对此非常不满。我找法国学生询问，他们说：“我们很忙的。大家很难找到统一的时间。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碰面？中国学生花了太多的时间安排碰面，直接分工不是挺好吗？如果早一点分工，我们小组肯定会做得更好。”
在中国，不论做什么，电话铃声响起，人们通常会中断手头的事去接电话。而在德国则不同。一次我去友人家做客，他们请我吃早餐——他们家只有早餐是讲究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早餐时间拉得很长。这时，房间座机铃声响起，男主人看看女主人，女主人挑挑眉毛说：“不论是谁，都没有权力打扰我们和客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他们一直待在座位上，听任电话铃响个不停。最终电话安静下来，大家又开始聊天。在中国，我无法想象自己不接家里的座机来电，因为通常只有熟人才会有家里座机的电话号码。
时间的弹性
中国人眼中的时间是有巨大弹性的。
决定这个弹性的关键因素是人际关系。关系不好，话不投机半句多；关系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很多中国人的聚会或约会，只确定开始时间，不确定结束时间。氛围不好，自然早点结束；氛围好，宾主欢饮达旦。这种时间弹性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充满灵活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的时间。德国人的时间是用分钟作为基本单位的，不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家庭主妇，人人都有一个日程表，每天的活动尽可能按照日程表运作。学生想见老师，不能直接敲开老师办公室的门，而是先和秘书预约时间。
我刚到德国时需要买保险，看到一个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办公室，就直接走进去。在中国，有人主动购买保险，保险代理人会喜出望外。但这位代理人问了我几个简单问题后，告诉我：“对不起，我现在不能接待您，因为您没有预约。您可以先去预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再谈。他们还在等我。”她用手一指，我才发现房间靠窗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三四个人。
那时女儿在德国上小学，有一次，我和一位家长商量能否轮换着接小孩放学。她马上掏出一份时间表仔细看完，告诉我接下来的半年她有时间。她是护士，工作不清闲，居然已经知道自己半年内的排班！
在德国安排事情，必须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开会，必须写清楚几点几分开始，几点几分结束。写的是九点五分开会，那九点五分是会议开始的时间，而不是與会者到场的时间。之所以不是九点整开，那肯定是因为之前的会议刚结束，需要五分钟整理会议室。
我有一次访谈一个企业高管，提前和他约好了时间。访谈时我发现，他讲的内容很有深度，就多问了几个问题。快结束时，我还有几个问题没问，就试着与他商量能否延长几分钟。他微笑着摇摇头说，安排好了时间，所有的活动都需要按时间进行。
不光大人，孩子也有明确的时间观。女儿上一年级时，邀请小朋友们来家里玩，我提前和家长们说好了几点几分接。到了时间，家长们准时出现，孩子们正玩得起劲，一个个满头大汗地疯跑。我正要跟家长商量是否让孩子们再玩一会儿，孩子们已经满头大汗地跑到家长跟前，没有吵着闹着不肯回家的。
做事的高效
中国人会同时做好几件事，人们把几件事齐头并进看作高效。常有人身兼数职，参与到不同的项目中。在中国，我常遇到一心多用的人，他们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通着电话，眼睛还瞄着桌上的文件。有一次，我去一家公司办事，接待人员正在接电话，她一边讲话，一边用眼神示意排在我前面的人把文件递给她，翻看文件后，她贴写了一个编号，放到旁边的柜台上，再示意我把材料递给她。她同时还在记录电话信息。她一个人同时接待了三个人！
德国人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同一时间只接待一个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高效的。
在德国时，我有一次突然生病，但我知道没有预约可能看不上病。犹豫之下还是给私人医生打了电话，接待员告诉我：“您可以来，如果您非常不舒服，我可以请医生先帮您紧急处理一下，但只有医生看完上午的预约病人后，才有时间给您看病。”我赶过去了。医生让护士给我测体温，发现我发烧后让我进观察室躺着休息，两个多小时内她巡视过一次，停留了一两分钟。她坚持同一时间只服务一个病人，而且严格按预约顺序来。
在德国的服务场所常能看到这种场景：接待员为前面一个客人办入住时，要等办完所有手续后才会接待下一个客人。而在中国，等待打印的时间，接待员会办理下一位客人的业务，等打印完毕，顺手撕下来交给等在一旁的上一位客人签字。两位中国客人对此都没有意见，但德国客人也许就会非常不满。
在中国，一个人身兼数职，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常用“能者多劳”来解释。校园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参与各种项目，被大家视为能人。但在德国人眼中，却不是这样。
在给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做校园招聘时，没想到德国面试官看到应聘者经历丰富的简历后，会充满怀疑地问应聘者：“你大学期间参加了这么多项目，花了很多时间，但这些项目相互间都没关联，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吗？”回答“因为这些项目很锻炼能力”的应聘者都没通过，反倒是一个不起眼的应聘者脱颖而出。她没做过太多项目，但每个项目和她的目标都有明确关系，而且她提到了自己的爱好：长跑。这一爱好本属常见，但在面试官们的提问之下，她的这个爱好为她加分不少。她谈到大学三年多从未间断过长跑。谈起这个爱好，她讲了很多感受，最终拿到录用通知。德国面试官觉得她目标明确、做事专注，有毅力和持久力，而且她会管理时间，能有效利用时间。
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中德两国人在怎样做才是高效这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中国大学生和面试官都认为，大学生要有丰富的实习经历；德国人则看重做事情的专注度，认为在一个时间段内做好一件事就是高效。
中国人眼中的时间是有巨大弹性的。
决定这个弹性的关键因素是人际关系。关系不好，话不投机半句多；关系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很多中国人的聚会或约会，只确定开始时间，不确定结束时间。氛围不好，自然早点结束；氛围好，宾主欢饮达旦。这种时间弹性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充满灵活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的时间。德国人的时间是用分钟作为基本单位的，不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家庭主妇，人人都有一个日程表，每天的活动尽可能按照日程表运作。学生想见老师，不能直接敲开老师办公室的门，而是先和秘书预约时间。
我刚到德国时需要买保险，看到一个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办公室，就直接走进去。在中国，有人主动购买保险，保险代理人会喜出望外。但这位代理人问了我几个简单问题后，告诉我：“对不起，我现在不能接待您，因为您没有预约。您可以先去预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再谈。他们还在等我。”她用手一指，我才发现房间靠窗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三四个人。
那时女儿在德国上小学，有一次，我和一位家长商量能否轮换着接小孩放学。她马上掏出一份时间表仔细看完，告诉我接下来的半年她有时间。她是护士，工作不清闲，居然已经知道自己半年内的排班！
在德国安排事情，必须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开会，必须写清楚几点几分开始，几点几分结束。写的是九点五分开会，那九点五分是会议开始的时间，而不是與会者到场的时间。之所以不是九点整开，那肯定是因为之前的会议刚结束，需要五分钟整理会议室。
我有一次访谈一个企业高管，提前和他约好了时间。访谈时我发现，他讲的内容很有深度，就多问了几个问题。快结束时，我还有几个问题没问，就试着与他商量能否延长几分钟。他微笑着摇摇头说，安排好了时间，所有的活动都需要按时间进行。
不光大人，孩子也有明确的时间观。女儿上一年级时，邀请小朋友们来家里玩，我提前和家长们说好了几点几分接。到了时间，家长们准时出现，孩子们正玩得起劲，一个个满头大汗地疯跑。我正要跟家长商量是否让孩子们再玩一会儿，孩子们已经满头大汗地跑到家长跟前，没有吵着闹着不肯回家的。
做事的高效
中国人会同时做好几件事，人们把几件事齐头并进看作高效。常有人身兼数职，参与到不同的项目中。在中国，我常遇到一心多用的人，他们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通着电话，眼睛还瞄着桌上的文件。有一次，我去一家公司办事，接待人员正在接电话，她一边讲话，一边用眼神示意排在我前面的人把文件递给她，翻看文件后，她贴写了一个编号，放到旁边的柜台上，再示意我把材料递给她。她同时还在记录电话信息。她一个人同时接待了三个人！
德国人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同一时间只接待一个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高效的。
在德国时，我有一次突然生病，但我知道没有预约可能看不上病。犹豫之下还是给私人医生打了电话，接待员告诉我：“您可以来，如果您非常不舒服，我可以请医生先帮您紧急处理一下，但只有医生看完上午的预约病人后，才有时间给您看病。”我赶过去了。医生让护士给我测体温，发现我发烧后让我进观察室躺着休息，两个多小时内她巡视过一次，停留了一两分钟。她坚持同一时间只服务一个病人，而且严格按预约顺序来。
在德国的服务场所常能看到这种场景：接待员为前面一个客人办入住时，要等办完所有手续后才会接待下一个客人。而在中国，等待打印的时间，接待员会办理下一位客人的业务，等打印完毕，顺手撕下来交给等在一旁的上一位客人签字。两位中国客人对此都没有意见，但德国客人也许就会非常不满。
在中国，一个人身兼数职，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常用“能者多劳”来解释。校园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参与各种项目，被大家视为能人。但在德国人眼中，却不是这样。
在给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做校园招聘时，没想到德国面试官看到应聘者经历丰富的简历后，会充满怀疑地问应聘者：“你大学期间参加了这么多项目，花了很多时间，但这些项目相互间都没关联，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吗？”回答“因为这些项目很锻炼能力”的应聘者都没通过，反倒是一个不起眼的应聘者脱颖而出。她没做过太多项目，但每个项目和她的目标都有明确关系，而且她提到了自己的爱好：长跑。这一爱好本属常见，但在面试官们的提问之下，她的这个爱好为她加分不少。她谈到大学三年多从未间断过长跑。谈起这个爱好，她讲了很多感受，最终拿到录用通知。德国面试官觉得她目标明确、做事专注，有毅力和持久力，而且她会管理时间，能有效利用时间。
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中德两国人在怎样做才是高效这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中国大学生和面试官都认为，大学生要有丰富的实习经历；德国人则看重做事情的专注度，认为在一个时间段内做好一件事就是高效。
我每天都睡得很晚，不仅是因为有事要忙，更因为我享受万籁俱寂的孤独。而当我终于进入梦乡，我做过的最多的梦，就是在乡下有一间房屋。我知道，这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梦，还是精神层面的梦。
可是里尔克说：“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有一天晚上，重读《秋日》，我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没有谁不需要一所房子。清高如里尔克者也一样，他一生都在詩歌里筑造自己的巢穴。
突然想念起那些搭在大树上的鸟巢。转天早上，带上相机，我去南郊拍了一上午照片。那同样是一场有关房屋与孤独的旅行。
有人说，女人是筑巢动物，男人是野生动物。其实，野生动物也喜欢为自己做窝。只是它们不做在树上，而是在山洞里。
中国人常讲安身立命。安身是为了肉体，立命是为了灵魂。二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安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得为自己找到安身之所与安心之所。
这世上有很多庙，庙里有很多和尚。和尚们常说“应无所住”，想来竟是欺骗世人的“假话”。这些心肠柔软的人，不仅把身子安顿在庙里，还把心安放在菩萨身上。
就算这些都不是“有所住”，那他们至少是把心安放在“应无所住”这四个字里了。人是意义动物，一个人一旦为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从此就生活在这个意义的巢穴里。
我最早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在《金刚经》里，而是读了虚云老和尚的一点开示。老和尚说，这八个字是《金刚经》的总骨，把这八个字领会了，这一卷经文也就明白了。
是啊，人不要迷恋俗物，要放下执着心。然而谁能够做到呢？不要执着，同样是对不要执着的执着。
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灵魂的归所。即使是虚云老和尚，恐怕也无法做到“应无所住”吧？他一生修庙行善，我相信他一直住在他的慈悲里。
可是里尔克说：“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有一天晚上，重读《秋日》，我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没有谁不需要一所房子。清高如里尔克者也一样，他一生都在詩歌里筑造自己的巢穴。
突然想念起那些搭在大树上的鸟巢。转天早上，带上相机，我去南郊拍了一上午照片。那同样是一场有关房屋与孤独的旅行。
有人说，女人是筑巢动物，男人是野生动物。其实，野生动物也喜欢为自己做窝。只是它们不做在树上，而是在山洞里。
中国人常讲安身立命。安身是为了肉体，立命是为了灵魂。二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安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得为自己找到安身之所与安心之所。
这世上有很多庙，庙里有很多和尚。和尚们常说“应无所住”，想来竟是欺骗世人的“假话”。这些心肠柔软的人，不仅把身子安顿在庙里，还把心安放在菩萨身上。
就算这些都不是“有所住”，那他们至少是把心安放在“应无所住”这四个字里了。人是意义动物，一个人一旦为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从此就生活在这个意义的巢穴里。
我最早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在《金刚经》里，而是读了虚云老和尚的一点开示。老和尚说，这八个字是《金刚经》的总骨，把这八个字领会了，这一卷经文也就明白了。
是啊，人不要迷恋俗物，要放下执着心。然而谁能够做到呢？不要执着，同样是对不要执着的执着。
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灵魂的归所。即使是虚云老和尚，恐怕也无法做到“应无所住”吧？他一生修庙行善，我相信他一直住在他的慈悲里。
金庸的书好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书有人爱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读者没有金庸的读者多，我也是知道的。
金庸是个天才。
大约在2005年，香港、深圳和南阳三地联合拍摄了我和金庸先生的对话。
那次论坛选址在深圳，是有原因的。南阳离沿海城市较远，对话的社会效果不易张扬。金庸先生已逾八旬，不宜远道前来河南，我则身体不佳，到香港又觉得太远。最后，在中间路上选了深圳。
会面时，我谈到喜欢读金庸的书。金庸先生客气，说喜欢阅读我的“康、雍、乾系列”历史小说。我又讲金庸先生的书也有我不太喜欢的，如《雪山飞狐》《碧血剑》。我也坦陈了我的看法：金庸先生是天才。
我说他是天才，并非是在这里逢场作戏，这是我的真心话。
中国的武侠文学，如果追着根去，可以追到《史记》里的《游侠列传》。该列传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门类中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可以说，从西汉时，中国的武侠和游侠已经走进了社会。这个时期过后，便产生了“红线女”“风尘三侠”“柳毅传书”等江湖侠义传奇，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尤其到了清代，继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之后，又出现了《彭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市民传本小说，却也是侠义小说。到《三侠五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侠义小说的顶峰。
我的书有人爱看，我是知道的。
我的读者没有金庸的读者多，我也是知道的。
金庸是个天才。
大约在2005年，香港、深圳和南阳三地联合拍摄了我和金庸先生的对话。
那次论坛选址在深圳，是有原因的。南阳离沿海城市较远，对话的社会效果不易张扬。金庸先生已逾八旬，不宜远道前来河南，我则身体不佳，到香港又觉得太远。最后，在中间路上选了深圳。
会面时，我谈到喜欢读金庸的书。金庸先生客气，说喜欢阅读我的“康、雍、乾系列”历史小说。我又讲金庸先生的书也有我不太喜欢的，如《雪山飞狐》《碧血剑》。我也坦陈了我的看法：金庸先生是天才。
我说他是天才，并非是在这里逢场作戏，这是我的真心话。
中国的武侠文学，如果追着根去，可以追到《史记》里的《游侠列传》。该列传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门类中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可以说，从西汉时，中国的武侠和游侠已经走进了社会。这个时期过后，便产生了“红线女”“风尘三侠”“柳毅传书”等江湖侠义传奇，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尤其到了清代，继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之后，又出现了《彭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市民传本小说，却也是侠义小说。到《三侠五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侠义小说的顶峰。
何为信仰？在恐惧迷茫之中，在身处逆境之时，仍能继续支撑你走下去的那种思想，那种力量，即是信仰，更何况乎那些愿意用生命去守护某些东西的人们。
在得知腾讯可以注销QQ的深夜，我打开许久未登的QQ，注视那些灰暗的头像，回忆与之相关的过往。那些从陌生开始的缘分，终归要回归陌生。有朋友的签名，停留在许多许多年前，小四的句子：“那些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里，被我们遗忘了。”
婚姻本是两个人平等的组合，需要共同的付出、妥协、理解和支持。而“不平等付出”状态持续时，就意味着另一方把婚姻的全部义务和责任，都扔给了你。是啊，那还不如离了算了，说好的你要为我遮风挡雨，结果你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风雨。
任何道理或理论，都有个适用边界。边界之内，通行无阻，出了边界，寸步难行。人要以巧妙的、不激起对方负面情绪的方式，撞开别人的心！
那些战胜时光的作品，回溯源头，总藏着粗粝且执拗的力量。但那些极致的追求，仅是开始，想成为传世杰作，还需战胜漫长的时间。在时间诠释下，初心才会慢慢变为匠心，继而凝聚传世神韵。
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材料，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面临的残酷现实。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短，技术积累少，研发能力弱，很多核心技术及关键材料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
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比复杂了，但由于人的智商和思考能力是正太分布的，绝大多数人是跟不上社会的复杂，所以我们才有自上而下少数人传达下来的共识，比如国策。国策不可能人人都能精准解读，但是没关系，知道大多数人会照着做就行了。人类社会进步速度已经是以前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了，只有少数人的决断和基于这个决断的共识才是强大的。
过去的知识服务给人一种误区，就是只有大咖、头部、非常厉害的人才能跑出来。在“通识教育”时代，的确需要大师的微言大义，但是在逐渐到来的知识服务时代，放下架子，不要远视眼，垂直纵深，服务好一小群人的一个大需求，也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