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爆发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20年，时间持续长达两年半之久。但因为种种原因，其在教科书中只留下寥寥数语。大众印象中也仅剩下“镇南关大捷”“马尾船厂被毁”“骚扰基隆”“法国内阁倒台”“大清不败而败”等模糊印象，远不及后来经过颇为相似，但却名声如日中天的中日“甲午战争”。
其实中法战争深刻的改变了清国的对外关系，沉重的打击了朝贡体制，导致越南从思想、文化方面彻底脱离清国，其影响力延续至今。这样一场大战的前因后果，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其实清廷如果能够及早总结中法之战的得失，那就未必还有十年后的甲午惨败，中国近代史也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了。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一说。

法兰西虽然也是近代西方列强之一，但是因为其国力不足、政局不稳在抢夺殖民地的进度上大大落后于不列颠。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颜面、为了法兰西工商阶级的钱袋子，法国殖民者蠢蠢欲动，计划在东方强占一块肥美的土地。

他们考虑再三盯上了越南。
早在1862年代法国就对越南进行了军事入侵，阮朝战败，被迫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嘉定省、定祥省、边和省三省和昆仑岛给法国，赔偿军费400万法郎（折合56万两白银，与之对应的是清政府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赔偿1600万两白银）。开放湄公河等越南主要河流供法国经商通行。
1871年普法战争惨败后，法国打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通过在东方开拓殖民地弥补普法战争中的巨大损失。韩麦尔先生的同胞们念完“最后一课”，奋力挥刀捅向越南。
1874年法越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宣布越南独立，不再臣服于中国。同时越南接受法国外交指导，开放通商口岸及红河到云南蒙自的河道。法国在越南拥有治外法权，甚至其他国家在越南出了法律问题也要由法国人进行裁判。
1883年法国干脆签订《顺化条约》扩张割让范围，割让越南南部。越南接受法国保护。法国有权在越南各地驻军，并设立总督。越南从理论上彻底沦为法国傀儡（顺化位于越南中部，是阮朝首都）。

但新的问题来了，越南又不需要中国保护了。
原来早在1882年（光绪八年）4月25日，法军进占河内后。阮朝见天朝久不发兵，干脆放弃了抵抗，和法国展开了和谈。解散了召集起来的越南官民，要求黑旗军撤离山西城。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也从求援变为指责。这就让清国极为尴尬，进退不得。想来想去，便以“剿办土匪为名”继续驻扎在越南境内“借图进步”期间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与清国代表李鸿章做了交涉（李宝协议），约定清军应退出越南，但清军只是将部队从越南的北宁后撤几十里，拖时待变。
越南阮朝也是首鼠两端，觉得清军还是留在越南比较好，于是暗中要求清军还是留在越北“择地遥扎，搜匪卒功”。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越南地方各级官员还是听命于越南朝廷对清军“共同抗法”的试探性提议不敢接茬。

但眼见越南逐渐靠拢法国，甚至签订了《顺化条约》否定了藩属关系，清国还是坐不住了，决定亲自下场参与北越战事。
因为“若待法人尽占北圻（越南北部地区）而始为闭关自守之计，则藩篱全撤，后患将无有穷期，且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曾纪泽（曾国藩长子）
于是1883年冬，清军在东西两线聚集起庞大军力，东线桂军35营（含5个越军营）将近1.4万人。西线清军7个营，另有20个营在调集中。
但观察此时越南局势可知，清军“保藩固圉”的任务可谓极为艰巨。因为当时越南80%的领土已被法军占据，北方重镇河内也已落入法军之手。
注：19世纪的越南首都不在河内，而是在越南中部的顺化，距离北方的河内540公里，距离南方的胡志明市（西贡）640公里。法军20年来自南向北已经平推的差不多了。

从战略上看清军此时出兵，胜算已经极为渺茫。但清廷仍然决定抢救一下局势，试一试法军的战斗力。为此，清军先锋1600余人被派往位于河内西北35公里处的山西城。
山西城是黑旗军长期驻扎的北越重镇，位于三江交汇之处，土地富饶物产丰富，同时也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自此顺流而下可以攻击北越最重要的城市——河内。

山西城与河内有水路相连

此时的山西城内驻扎有黑旗军3000人（其中1000新兵），加上新来的清军1600人，本土越军2000，总兵力达到6000人。
黑旗军本是中国广西的一支反清武装，其首领刘永福早年起兵反清，被清军绞杀后于1865年逃入越南境内。刘永福深知自己是乱世飘萍，所以积极投靠阮朝，阮朝也顺势赏给刘永福虚衔，利用黑旗军清缴败退到越南境内的其他清国造反者。清军随后越境攻击这些残兵时，刘永福也屡屡相助。自此其在清军眼中形象转好，又得阮朝赏识，成为地方上一支小小的军阀武装。法军进犯时，阮朝继续利用黑旗军对法作战，刘军采用伏击战术在纸桥取得了两次小胜、在怀德府对法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优势，打死法军军官多名，击毙法军30多人，击伤过百人。
此次清军前锋开到，为了共同对抗法国人，黑旗军迅速和清军达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

清军统领则为桂军黄桂兰，原为淮军将领做过刘铭传、张树声等人的部将。其本人晋升主要靠裙带关系和熬资历，本人其实没有突出战绩，由他率领清方先遣军可谓用人失当。
山西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墙高5米，长宽各300米，城墙上插2米高的尖竹。外城墙高也是5米，外城之外还挖有壕沟，复以青竹为屏把整个山西城遮盖起来。
前去进攻山西城的法军数量和清军差不多，不到6000人，分水旱两路进攻。其中含军舰七艘、汽艇三艘，拖船、帆船若干。
1883年12月14日上午10时战争打响，法军相继攻破山西城浮沙工事，捣毁城北河堤炮台。
至傍晚黑旗军和清军力战不支放弃了山西城的外围防御工事。
15日法军掩埋尸体救治伤员，山西城守军向北宁清军大部队求助，没有得到响应。
16日清晨6时，战争继续，激战至下午5时45分法军攻克外城。
这时夜色渐浓，清军没了动静。法军没敢继续进攻，选择转天再战。
但第二天清晨法军侦查兵发现清军和黑旗军、越军已乘夜色撤退了。法军不费一枪一旦进入内城。
至于16日晚上是谁先逃的，说法不一。有说是越南人先要求撤的，有说是清军黄桂兰部先跑的。总之大势不妙，清军选择了逃跑，黑旗军独木难支也随即撤出了山西城。
法军侦查能力不足，没有尾随追杀，已属万幸。
此役法军战死85人，受伤240人，进城后法军杀死所有俘虏。阿尔及利亚兵则四处抢劫杀人。
山西之战清军和黑旗军就这样输了。

山西之败其实是中法战争失败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清军和黑旗军会输呢？
1、清国朝廷首鼠两端，没有充分做好战争准备
战前朝廷要求清军“不准轻启衅端”，甚至要清军伪装成黑旗军作战，自降士气。东线清军兵力虽然庞大，但是没得到朝廷明确指示，因此宁愿固守，不愿抽兵协防山西城。
2、清军并不信任黑旗军
两军曾是刀枪相向的仇敌，虽然其后刘永福积极靠拢清军，但清军并不因此高看黑旗军。将领私下还有称呼刘部为“匪”的。在他们眼中黑旗军不过是可供利用的一支小军阀而已。清廷口头许诺给黑旗军的10万两白银，一点也没拨发到黑旗军手上，允诺提供的枪支质量低劣，“又皆朽坏之余”“药弹多不著火”导致黑旗军新兵只能赤手空拳参加战斗。联军作战不能通力合作自然战斗力大减。

3、越军态度模棱两可
清军进入越南时越南老国王已经病死，新王阮福升已于1883年8月25日签署《顺化条约》宣布投降。作为帝制国家，其臣子从法理上已经没有反抗的理由了。所以早先积极抗法的越军统督黄佐炎也不愿意援助清军和黑旗军。
这就相当于同治皇帝宣布投降，李鸿章、左宗棠还打个什么劲呢？又以什么名义号令天下呢？
再加上黄佐炎对黑旗军也很有看法，所以干脆两不相帮。普通越南军民也惟顺化马首是瞻，不愿和清军走得太近。
正因为越军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清军本来“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反而变得极度尴尬。越方态度辄又反复。清军也以此指责“（越南）山西总督开城内应”“南官自后投降”云云（当然这很可能是清方推卸责任的胡编乱造）。
其实越方一直对清国保持高度警惕，毕竟几千年来“北方大国”借越南内乱入侵吞并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前门驱狼后门进虎这种事越南可不想再经历一次。
因此李鸿章说“越王当日见中国内地多事，颇欲依附法人，故两次定约，内多违碍中朝之语，不肯申报；迨中法国狡谋，处处受制，惧其鲸吞蚕食，力不能支，又不得不求上国援助。”以此描述阮朝瞻前顾后，犹疑不决的态度倒是十分恰当。
不过让清国意想不到的事，山西城之败只是中法战争的开胃菜而已。


作者：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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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之战以清军和黑旗军败退告终，但这一仗其实并未动摇清军根本。在清廷看来，清军主力驻扎在北宁，此时并未受损，足可再与法军一战。
此时清军统帅为徐延旭，其为咸丰十年进士，曾任广西地方知县，对越南有一定了解，后因镇压浔州起义被擢升为知府、道员。张之洞（清国“清流派”领袖）、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佩纶（1888年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祖父、清国“清流派”领袖）觉得此人虽然是文人，但是“知兵”因此再三推举此人督办边军。于是徐延旭获得飞速提拔，1882年任广西布政使。1883年3月升为广西巡抚，一跃进入大清顶级官吏的序列。
但徐延旭对现代战争其实一窍不通，甚至认为清军老旧的抬枪胜于洋枪，原因也很离谱“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打洋人是抬枪得力，一炮可装卅余子，并可及七八十步，不用逼码铜帽，不怕用竭。易用过子母炮，子母炮须会放，抬枪则人人能放。”
抬枪是一种重型鸟枪，长度一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已落后于时代。用这种射程仅几十米的霰弹枪和射程一两公里的法军大炮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抬枪更厉害。这位“知兵大员”是特意来搞笑的吗？驻越清军由此人统辖可说形同儿戏。李鸿章警告说“（徐延旭）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多不可信。”不过此时清流派尚未吃大苦头，并不听李鸿章的意见。

北宁城的清军前线指挥则为黄桂兰、赵沃两位统领。黄桂兰的出身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在山西之战中率先逃跑，这种人没有被革职查办，而是继续带兵堪称奇闻。当然按徐延旭的奏报此战系越南官军临阵倒戈，“暗用教民导至南门内。南兵齐换白衣，倒戈相向。”以致山西陷落，清军高层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朝廷被这种胡编乱造的战报戏耍自然完全不知道实情。黄桂兰继续担任驻越清军的左路统领。

3楼被吞，补在此处。

徐延旭、黄桂兰、赵沃这三位糊涂虫凑在一起，战争已经先输了一半。

山西之战后3个月，经过休整与增预案后的法军再次进攻河内东北的重镇北宁，北宁是平原尽头，往北就是谅山省，过了谅山就是中国的镇南关（今“友谊关”）了。谅山深处群山之中地形崎岖，难以进行物资补给。北宁则地处平原，是最后一块可供大军驻扎、作战的地区。就连黄桂兰这种糊涂虫都认识到“北宁为北圻各省门户，最关紧要北宁为粮米聚积之地，北宁无事，谅山、高平各营随可驻扎。失北宁，则各营必须退扎关内，就粮内地。”
从地图上可以轻易看出，丧失北宁平原则清军只能退入群山之中，因此对于清国来说保卫北宁势在必行。

在民意方面清国也在逐渐扳回局面，战后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前和法军签订投降协议的阮朝皇帝阮福升已经被当初拥戴他的阮文祥、尊室说两人杀了。改为拥戴嗣德帝的三子阮福昊登基，是为简宗。越南对法态度又趋于强硬。
与此同时因为法军军纪败坏四处骚扰，导致越南百姓不断反抗，牵扯了部分法军兵力。越南枢密院也偷偷致信黄炎佐要求他起兵抵抗。越军高（平）谅（山）剿抚使梁俊秀（华裔）也同意率领七个营的兵力配合清军作战。
至此在“人和”方面清军已然占据优势。

在地利方面清军经营北宁一年，期间以逸待劳大修碉堡、炮台等工事，并出钱雇越南民团沉船、沉木以阻塞河道。同时清军还计划临时建造200艘舢板火攻法军军舰……问题是……这个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老战术了，当时对英国军舰就毫无效果。再用这招对付法军新式铁甲舰岂不是开玩笑吗？万幸因为来不及制造，所以在浪费了2000多两白银之后清军改为修筑水炮台。这个“水炮台”就是以木船、竹筏为底，上面垒上横木，以大炮架设其内，以期近距离攻击法军军舰。这个水炮台的实战能力嘛……同样等于零。
在这里插一句，在北越作战中清军始终没有出动水军，滇、桂清军自然没有水军，但南洋水师其实是有军舰的。清军统帅徐延旭也曾请求清国朝廷派水军出战，甚至溯江而上直捣河内。但是被清政府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军这个南洋水师其实根本无法出战，至于原因咱们留待后面再说。

法军方面整备完毕，计划以两个旅的兵力进攻北宁，分别是少将波里也统帅的法军第1旅，和少将尼格里统帅的法军第2旅。1884年3月6日战斗陆续展开，因为清方陆上守军望风而逃，其水陆炮台在实战中并没发挥多大作用。塞河的大木也被法方轻松挑起，没起到拦截作用。
3月11日法军在北宁城外集结完毕。
3月12日战事爆发。
此战清军有58营，加上黑旗军11营4000人，总兵力将近2万，但是因为分兵多处。导致驻扎在北宁地区的清军+黑旗军的只有50个营，1.5万人左右。更要命的是这1.5万人排出的阵型十分奇怪。50营清兵分散于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真正应当固守的北宁城中反而只有7营2哨的守军。连身处北京不知兵事的清流派领袖张佩纶都看出不妙，指出“我备多力分，彼但合攻一处，如破竹然，一节破后，节节俱解。”
如果只是阵型散漫，也还有拼死奋战、挽回败局的可能。更糟糕的是清军东路军统帅，被誉为“知兵大员”的徐延旭成天“饮酒至醉”，左路军统领黄桂兰也是“日夜酗酒”，甚至大肆玩弄妇女“虽行辕装饰如粤东醮坛，而床第无乐，乃令越官征选土妓，每日三四十名，入供酣乐”。清军军官上行下效纷纷克扣军饷，贪图享乐、聚众赌博。开战时去年冬天的军饷还没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士兵的军纪自然荡然无存，甚至出现了清军抢劫越南村民反被当地民众杀死的情况。但凡有点职务的营哨官、长夫“强占民房妇女为室者十占八九”，甚至“粤军专以抢掳妇女，赴粤东贩卖为事，军中妇女多于勇丁，敌来即各顾家口溃退”以这种军风军纪迎战法军，实在和自杀差不多，越南军民对天朝军队的风评自然也逐渐跌至谷底。

这些清军将领作战无能、军纪一塌糊涂，吹牛却一个比一个厉害。
左路军统领黄桂兰吹嘘：
“北宁虽觉势孤，弟与庆翁(赵沃)惟当极力固守，以此城相依为命，请释锦怀……一切尚祈宽心调度，无过焦急为禀。”
“现在宁防守局，视前倍稳。一切战守等尤当奋勉结报。”
右路军统领赵沃吹嘘说：
“我等众人遇此事，誓以北宁城为存亡。各将士亦指天誓日，奋勉同心，戮力共歼此丑类(法军)”
“惟我前敌之军独蒙厚恩，再不激发天良，实事求事，尚何有于人理……沿途亲见颁贴告示张挂各营，莫不欢声雷动，群感奋兴，争各增厚营垒，勇气倍加。”
总指挥徐延旭吹得更大，直接要直捣黄龙了：
“现饬黄桂兰等督率前敌各营，就严密扼守，仍步步进扎，攻守兼资，切实责成，毋少疏懈。就现在情形而论，北宁守御固可无虞。惟愿仰仗天威，会合各军及时扫荡，防务庶有止期。

前面说到3月11日法军已经占领北宁城外围，这时城中早已经乱作一团。1万多清军还在四散状态，竟然共推刚刚在山西之战中遭受重创，重新组建的黑旗军作为主力。全忘了前几日桂军还拿黑旗军做背锅侠，赵沃“面斥刘永福山西之失”的故事了。黑旗军主将刘永福也是***了。
法军两个旅集结之后豪不客气，直接大军压城，清军不战自溃。
关于这次大溃败，清军各位将领的说法就五花八门了。
一开始黄桂兰和赵沃宣称“均获大胜，匪者死伤数百”因为越方的北宁总督故意开城门献城，加之大批天主教教徒突然冒出来截断后路，教民又围困清军战至午夜方才溃败。己方伤亡300，法军伤亡1000……
在清末战争中，清军将领动不动就说有几千、上万“教民”漫山遍野而来。这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教民”随时可以将清军“断后”、“包围”、“阻拦”简直无所不能。这些臆想出来的“教民”成了清军掩饰失败的擦屁股纸，洋兵虽然只有“数千”，但教民却可以无限产生，要多少有多少，反正清军永远“以少敌多，后路被断、力战不支”嘛。清军将领与其说是军官，不如说是幻想家和小说家，在他们笔下，自己永远英勇奋战，大胜特胜，敌人则是一败再败，然后莫名其妙就把清军打散了。这一招从1840年用到清朝灭亡。“教民助战”这也是清末对外作战时一种特有的臆想。
北宁溃败之后不久，黄桂兰又补充说：“是日敌人队伍枪炮多我数倍，益且精利较胜。维时春娥社教民由后杀出，施放枪炮，各军腹背受敌，皆困重围之中，犹与混战，至暮未退。旋闻法人已由陆路窜踞涌球，分兵进取北宁信息，弟遂偕庆翁率队透围而出，急急回兵，冀图返城坚守。不料张登憧（北宁越方地方官）带领女眷及南兵多名，大开城门，先行走避，假称亲往刘营求援等语。致令城厢内外民人见之纷纷惊逃，而近城教民人等穿戴鬼衣鬼帽起兵应敌，导引法兵入城四面拦路劫杀。弟与庆翁半途得此警报，知北宁城已失陷，回救无及，登即商定兵分两路退走。”又是越南人倒戈，又是无数教民四处劫杀，清国军官编造都不带换模板的。
统领赵沃则称，黄桂兰首先溃败入城，黑旗军随即回城。赵沃军入城时黄桂兰和黑旗军已经逃之夭夭。
之所以双方出了差头是因为黄、赵是“兵分两路退走”的，战后双方汇报时各自编造，导致驴唇不对马嘴。
至于法军进攻兵力黄桂兰称“是日敌人队伍枪炮多我数倍”、按赵沃的说法是“同客匪（喜好造反的南方客家人囧）、教匪约数万人”倒是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说的十分老实，“约共六千之谱”而清军“城厢内外共计防军一万余人”。
关于谁先逃走，刘永福说是清军“不发一炮，弃甲曳兵而走”黄桂兰、赵沃两位统领“先行出城十里，法匪鱼贯而入”刘永福才不得不跑。参考清军统领之前的信誉，我倒是比较相信刘永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