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书的记载，秦穆公的收获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这个成果不仅让秦人感到满意，也让王室非常开心，并派使者表示祝贺。不过无论是王室还是秦人，都十分清楚，秦人所打下来的土地只会归属秦国，王室再想重返渭河平原已是不可能的了。
“开地千里”这个概念比较虚，我们需要仔细解读一下，秦人究竟取得了哪些土地的控制权。对于秦人来说，渭河平原肯定是最先要扫平的。这项工作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中，秦穆公所要做的无非是让秦国真正成为渭河平原的主人。这一点，在从晋国手中取得河西之地后已经做到了。那些分布在渭河平原上的戎狄小国，不是被秦人直接吞并，就是成为了秦国的附庸。
现在秦人的重点反而是西进，去征服陇山两侧的戎人。在西周王室尚且坚挺的时候，陇山两侧的戎人就是渭河平原最大的威胁。而出生于陇山以西，能够为王室抵御来自陇右高原的戎人部落，也是秦人的祖先当年秦非子受到王室重用的重要原因。
现在秦人已经成为了渭河平原的新主人，这些曾经威胁周人的戎人部落，也成为了秦人的威胁。因此在秦人放弃争霸中原的想法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重新回到原点，去完全他们当年未尽的事业。

附：秦霸西戎地缘示意图

在秦人数百年的壮大过程中，有四个地点是具有地标性质的。一个就是位于陇右高原南端，现在甘肃天水市西南部的“西犬丘”（又称“西垂”，现行政归属礼县）。在秦非子成为周王朝附庸之前，秦人的祖先就是生活在此。因此这里也可以被称之为秦人第一祖地。而在秦非子因牧马有功，被赐给附庸的地位后，秦人被获准东迁到陇山西麓的“秦邑”（现为甘肃张家川县所辖）。在解读秦非子一节中，我们对于“秦邑”已经有过了解了，它的位置正处在“关陇古道”（也称“陇关古道”）的西侧。之所以将秦人部署在此，很明显是为王室拱卫西大门。
而在王室为来自陇东高原的“犬戎”所侵，不得以东迁之后，秦人被获准正式进入渭河平原。他们在渭河平原的起点，就是在当年为王室养马的“汧渭之会”（汧河，也就是现在的千河，与渭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宝鸡市一带）。经过百年的征战，秦人得以在渭河平原站稳脚跟，并于公元前677年建立了正式的都城——“雍城”（现在的凤翔县南）。
如果观察“雍城”的位置，会发现它处于“汧渭之会”的东面，歧山的西面，南望渭河，北依陇东高原。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建都有两个原因：一是秦人正式受封的土地是在周人的祖地——“歧山”以西，即使秦人已经有称霸整个渭河平原的心思，但在春秋之初，还是不敢将建都的地点越过歧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陇东高原的戎人部落，始终是渭河平原最大的威协，秦人需要将自己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渭河平原的北部，以在陇东高原的戎人入侵之时，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雍城在春秋中后期以及战国前期，一直都是秦的政治经济中心，直到秦国有了足够的力量，再一次东扩之时，秦国的都城才开始越过歧山，向东迁移。最终成为秦国都城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咸阳”（在此之前也有过渡的都城，如位于镐京东北部，洛水之西的“栎阳”）。之前我们也分析了，之所以将都城设在渭水之北，而不是渭水之南的镐京，主要是因为周天子虽然“实亡”，但还“名存”。当然，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骊山脚下还是成为了阿房宫的修建之处。

关于秦国迁都咸阳的故事，还是要等战国时期分析。现在我们还是看看秦人是如何扫荡渭河平原周边的戎人吧。

如果要细数秦人到底征服了多少个戎人国家（部落），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类边缘民族分布的相当广泛，不仅在渭河平原周边的高原上有，在渭河平原上也有很多。并且这些所谓的“戎”国，对于现代人来说，名称过于怪异。事实上古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同一个部落，被不同的人冠以不同的名称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仅仅观察一些比较著名的戎人部落，还是能够找到秦人征战的规律的。
尽管渭河的上游和中下游由于陇山的切割，而被分属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渭河平原和陇右高原），并且很难通过渭河河谷互通联系。但秦人在越过“关陇古道”之后，对于陇右高原的征战，还是围绕着渭河流域在进行的。除了在渭河南北扫荡戎人部落以外，秦人的势力范围向西直至渭河的发源地。在陇右高原被秦人征服的最大“国家”，是活动于天水市附近的“绵诸戎”。诚如我们在今后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位置渭水河畔的天水，由于地势较平缓，一直是陇右高原的核心地区。也是历代争夺陇右地区的必争之地（三国部分会写的较细）。至于秦人在陇右高原征战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则是活动于渭河源头附近的“狄戎”（现甘肃临洮县一带）。

在完成对陇右高原整合的同时，位于陇山东侧的“陇东高原”更应当成为秦人的重点。因为这一地区的陇人，在泾水的源头拥有独立进出陇山的通道（泾水有两个源头，也有两条通道），也更容易对渭河平原造成地缘压力。当年的“犬戎”，就是一个地跨陇山东西的戎人部落，当他们顺着泾水攻至渭河平原时，西周王室也随之被迫东迁了。

因为地理结构的关系，秦人对于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比较容易彻底征服。但对于高地戎人，却很难彻底征服的。事实上，秦人在春秋之时的“称霸西戎”，并非指的是完全征服了所有的戎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高地上的戎人“国家”大都在承认秦国宗主地位后，得到保留。
至于那些高地上的戎人“国家”被秦国彻底征服，并划为郡县，基本要到了战国中后期了。这其中就包括陇右的“绵诸戎”，以及陇东高原最大的戎人国家——“义渠戎”。如果对秦国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应当对“义渠”之名有所了解。这支活动于泾水中上游的戎人部落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秦人为了彻底消灭它，而使用了“美人计”。不过与传统的美人计不同的是，这次出马的是秦王的母亲，也就是王太后。
这位王太后史称“宣太后”，在她的幼子“秦昭王”于公元前306年继位后，因“王”年纪尚小，而垂帘听政。与后世大部分摄政的太后一样，年纪尚轻的宣太后，需要拢络外部力量，以支撑自己的权位。但与大部分拉拢朝臣的太后有所不同的是，宣太后拉拢的对象，是逐渐壮大，已经成为秦国北方主要威胁的“义渠戎”。那位义渠王也因此掉入温柔乡，长居秦国，甚至与宣太后生有二子。
象所有的美人计一样，这个故事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牺牲品的。公元前272年，在秦昭王（又称秦昭襄王，长平之战就是他在位时打的）坐稳王位，秦国也成为山东六国需要合力才能对付的巨无霸之后，义渠王终于为宣太后所杀，义渠国及整个陇东高原也成为了秦国的直属地。
义渠国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平原地区能够为一个国家提供多大的战争潜力，但要想彻底征服高地上的边缘民族，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地缘博弈，贯穿了整个中央之国的历史，在今后的历史当中，还会不断有不同的边缘民族，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
注：文中宣太后就是前阵子热播的《芈月传》中的芈月。

其实说到低地民族与高地民族的博弈，并不仅仅在中国才有。事实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着这一幕。在西方我们也能找到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看似亲如一家，实者水火不容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英格兰人能够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在苏格兰人退守大不列颠岛的北部高地后，却始终无法彻底融合这些最后的“凯尔特人”。
欧洲的事，将来会有专贴详加解读，现在让我们回到陇东高原吧。义渠戎是陇东高原最大的戎族，但并不是唯一的戎人部落。在陇山（六盘山脉）的腹地，泾河的源头附近，还盘据着一支被称作“乌氏”的戎族。这支戎族在义渠国被灭之前，已经被秦人所征服，聚居之地被设置为“乌氏县”（现甘肃省固原市泾源县一带）。
乌氏戎其实和当年的秦人很相似。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们的聚居地，扼守着翻越陇山的另一条通道；二是那一地区也是水草丰美之地，非常适合养马。在秦人收其地后，有一个叫作“倮”的乌氏族人，在那里大量饲养牲畜，并由此获得了秦始皇的青睐，获封爵位。当然，乌氏倮并没有秦非子那样的机遇，因此他（她）在史记中只能凭财富位列《货殖列传》了。
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乌氏，一是因为乌氏戎所在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以后的解读中还会涉及到（特别是丝绸之路）。二是因为在大家所熟知的《寻秦记》中，乌氏牧场的背景即是来源于乌氏戎（而且应该就是“乌氏倮”的故事）。所以如果有朋友有志于文学创作，也应当就此理解一点，真正的大家，一定是要有些历史、人文方面的功底的。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清楚秦人在渭河上游的陇右高原，以及泾河上游的陇东高原是如果扩张自己的势力的。而除却这两个地理单元，还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需要秦人大费周章。一个是河西之地；一个是陕北高原。
秦人对于河西之地的争夺，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这实际上是在和河东的晋国在进行地缘博弈。不过在秦人称霸西戎的过程中，在洛河将与渭河相交之处，有一支戎人却在秦晋相争中顽强的生存下来了。如果我们观察地图，会在洛、渭、河（黄河）三水之间，找到一个“大荔县”。而这个大荔县的得名是来自于一支叫作“大荔”的戎人。在秦穆公俘获晋惠公的“韩原之战”后，依附于晋国的大荔戎其实就已经被秦人一并收服了。秦晋韩原之战后“结盟”的“王城”，就是大荔戎所筑，位置就在今大荔县的东南。

象高地戎人一样，大荔戎在整个春秋时期，并未被秦人直接吞并。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高地戎人之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因为地理结构较复杂，完全吞并的成本太高，那么大荔戎的存在，则是因为他的地缘位置了。身处两个大国之间，很多时候是不幸的（比如波兰）；但如果有足够的技巧，也可以在平衡之中求生存。在我们解读东南亚的时候，相信那个深喑平衡之术的泰国，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是相比于稳定的地理结构，单纯的依靠地缘位置玩平衡并不那么保险。因此大荔戎最终也先于那些高地戎人，在春秋战国相交之时，被秦人完全吞并（公元前461年）。他们所筑的那些城邑也成为了秦晋博弈的战场。

当秦穆公成为西戎之主时，陕北高原是秦人需要应对的另一个地理单元。这片高地的特点是，它是属于洛水的中上游流域。因此无论是戎人的聚落区，还是秦人的征战路线，也都是沿着洛水及其支流而前行的。当然，如果这些戎人足够强大，他们也会沿着洛水侵扰渭河平原。
在春秋之时，占据陕北高原的主要边缘民族并未被命名为“戎”，而是被称之为“白狄”。其实我们倒不必去深究戎狄之间的区别，古人在为之命名时，也并不十分了解这些边缘民族之间的异同点。真正让白狄族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时期是在战国时期，只不过那时他们的舞台并非是在陕北高原，而是越过了整个山西高原，进入了太行山与河北平原相交之处。到了那个时候，这些狄人获得了和战国七雄几乎同等的政治地位，而他们所成立的国家非常有名，被叫作“中山国”。
关于白狄为什么会迁移到河北平原，在下一节，解读晋人的对戎政策中会有答案。事实上，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陕北高原和河西之地一样，都成为了秦晋博弈的主战场。而秦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沿申至洛水之源。在那里，他们所征服的最后一支戎人叫作“临衍戎”。位置大概在现在的陕西省盐池县一带。如果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那里正好处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区。而鄂尔多斯高原与它北部的黄河两岸平原（河套平原），共同组成了著名的“河套”之地。在华夏族将陇东、陕北两大高原（或者说整个泾水、洛水流域）融合之后，河套之地将成为边缘民族与华夏族地缘博弈的新战场。

在明朝时，陕、甘、宁三省是一体的，都归陕西布政司管。后来大致是在清康熙年间分为陕、甘两省的。至于宁夏，最早在是1928年，由马家军自己独立出来的省份。建国以后以其为基础，设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建省时的方案有好几个。最大的把青海、甘肃中的回族聚居区都包进去了。后来采取的方案算是比较小的，由于陇东高原之前就是甘肃省的，因此除了少部分划入宁夏以外（比如固原），大部还是留在了甘肃。为了不至于让陇东高原成为飞地，在六盘山一代，留了一条通道，以让陇东连接甘肃的其他部分，这也使得甘肃现在的行政区划有些怪异。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分析。甘肃及其所属的地理单元，在中央之国的地缘定位，一直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军事色彩的。现在的甘肃省所包括的陇东、陇西（陇右）、河西走廊三个主要地理单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将隔绝、沟通西域以及蒙古高原的边缘民族。宁夏的主要地理单元“西套平原”（也称“银川平原”），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也是属于这个军事地缘集团的一部分。宋朝之所以积弱，除了丢失华北平原的北部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西套平原成为了党项人的根据地，使得宋朝无法其中精力对抗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
鉴于以上原因，清初在陕甘分省时，才会将河西走廊、陇东、陇西、西套几个地理单元，划归新成立的甘肃省。当然，陇东地区划归甘肃，除了它监控鄂尔多斯高原（河套）的蒙古人战略作用以外，亦可让陕、甘两省的地缘关系，不至于因陇山的分割，而渐行渐远。要知道，甘陕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了渭河平原这个大后方提供后勤保障，甘肃无法发挥它的军事作用。而如果没有了甘肃的护卫，渭河平原无法抵抗来自西、北部的地缘威胁。

之前我们谈到，在秦穆、晋文双公之后，秦晋两国不能说相安无事，但也算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秦国暂时安心向西发展，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以用西、北高地的整合之上；而晋国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华北平原了。不过虽然有王室的授权，让晋国去收复河北平原的卫国旧地，但晋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先将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先搞定才行。
应该说，即使晋人不想向华北平原渗透，那些环绕于临汾——运城盆地四周的戎狄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晋人所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比秦人少。对付这些边缘民族，古今中外，无外乎两种方案。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按照中国的的说法就是“羁縻”政策。所谓的“羁”，就是用军事政治手段强硬施压；所谓“縻”，则是用经济和物质的利益加以笼络。

纵观历史，无论是施之以武，还是诱之以利，都是应对边缘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只不过是更侧重于哪一方面而已。对于秦国来说，军事手段是他们称霸西戎的主要保障；而对于实力更强的晋国来说，似乎也可以通过战争，整合好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只是秦晋两国地缘结构的差别，决定了晋国如果依靠军事手段，并没有那么容易让他们达到目的。

晋人之所以会遇到比秦人更多的麻烦，在于山西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在“曲活代翼”一节已经对山西高原的基本地理结构做了一个大致分析。通过那一节，我们应该清楚，整个山西高原大致是由太行、吕梁两大山脉，以由两山包夹而成的一系列盆地所组成的。除了晋国所占据的临汾——运城两盆地以外，向东还有“长治盆地”（上党盆地）；向北还有太原、忻定、大同盆地。这些盆地从体量上来看，与临汾或运城盆地是处在同一级别之上的。也就是说，即使晋人通过整合好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以及河西、河南（崤函通道一线），甚至在河内（河北平原）取得突破，成为了山西高原乃至整个中央之国首屈一指的诸侯。但要想通过军事手段，彻底征服盘据在另外四个盆地之中的戎狄，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与之相比，渭河平原的体量，以及周边高地中并无能与之匹敌的大型盆地，让秦人在称霸西方时所要面临的地缘形势，要更为简单。

最终晋人还是想到了合适的方法来整合山西高原。而产生效果的时间也并不比秦霸西戎的时间要晚太多。开启整合之路的晋国君主是“晋悼公”，在他继位之时，距他的先祖晋文公称霸之时已经过去了50多年。而晋人在东进过程中，与周边戎狄之间所发生的地缘冲突，也愈发激烈了。

为晋悼公找到正确方法的人叫作“魏绛”，而他所建议并被采用的方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感觉上和现在的提法有些类似）。而这段历史或者说战略手段，也被史家称之为“魏绛和戎”

关于“魏绛”这个人，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去查找他的资料。不过仅从这个“魏”字，大家也应该能够猜到，他是属于三家分晋之中的魏国的先祖。事实上晋国公室的权力，自他们向周边地区强力渗透之后，就已经为开始向那些世家大夫手中转移了。这种情况在春秋之时是非常常见的。正所谓诸侯分了周王室的权力及土地，而大夫在诸侯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 不过周人所创立的“封建”制度，在执行一段时间后，固然让中央之国陷入了分裂的局面。但也激发了各诸侯国的主动性，使他们能够多点向边缘地区扩张，最终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连成一片。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只是在政治上，将诸侯们地缘扩张的成果组织在一起。不过伟大的始皇帝更多的是担了一个统一之名，以用这诸侯们数百年所积累的财富，建造了几个宏伟的工程。真正开始享受这一切的，是刘氏子孙。

虽然说封建制度，让春秋之时的很多诸侯国，都存在内部分裂的情况。但晋国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他最终正式分裂出了三个政治体，并且都成为了战国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晋国的“大”。因为在东方的齐国，后来也发生过重大的政治更迭。不过那时候是“田氏之齐”从整体上继承了姜太公所创立的“姜氏之齐”，齐国在地缘上并没有陷入彻底分裂的局面。

从地缘的角度看，晋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分裂为“三晋”（赵、魏、韩），正是因为他那相对独立的，珍珠琏般的盆地结构所造成的。这些相互之间即有联系，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盆地，本身就具备了滋生独立政治体的地理基础。再加上倾整个山西高原之力，在华北平原所扩张的地理单元。晋国比其他大国更具有分裂的潜质。

不过在绝大部分春秋之时，晋国还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所谓的“晋国六卿”之间的博弈，更多的体现在争夺整个晋国的控制权之上。换句话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晋国六卿”指的是控制晋国的六大世家，经过长时间的博弈，最后剩下了赵、魏、韩三家）。因此魏绛提出“和戎”之策时，还是为晋国的整体扩张作考虑的。当然，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是由这些士大夫在做的。当他们各自为晋国打出一片天地之后，也为晋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来说说“魏绛和戎”之策了。其实所谓“和戎”的方法，后来历朝历代都在用。无非是借助农耕民族强大的经济实力，来与边缘民族实现和解。简而言之就是给之与利，然后让对方承认自己宗主的地位（反正你打进来，也无非是为了财物）。不过这个“利”怎么给也是有讲究的，象后世的“北宋”那样直接给钱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农耕民族只需开放“互市”，允许双方互通有无，让边缘民族能够通过贸易手段得到他们所需的物资（如盐、铁、茶叶等）就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了。当然，许可双方通商，并非一劳永逸的办法，那些马上民族，在得到必要的物资补充后，往往还是会骚扰农耕民族的边境，毕竟“打草谷”获得的利益更直接。这也是历代皇朝，对于在是否与边缘民族“互市”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的原因。

要想通过互市来降低边缘民族的压力，首先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以让这种互市不至于更多的成为一种资敌行为。显然，已经统一了临汾——运城两大盆地的晋国有这个实力。之所以选择和解，只是希望寻找一种低成本的渗透方法罢了，并非是不得以而为之。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能够与晋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正是那些边缘民族所求之不得的事。实际上，在与晋国的对抗当中，那些戎狄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晋国。这就好象上个世纪的国内战争那样，你可以无限的放大游击战的成果，但实际上，战略的优势却始终要看整体实力的对比。因此，晋国提出的“和戎”政策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而且迅速的。晋国周边的边缘民族迅速承认了晋国的宗主地位，并且在晋国征战中原的过程中，为之所用。而晋国在这次民族和解中所获得的好处，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在后世类似的民族和解案例中，农耕民族除了获得暂时的安宁以外，很难真正的向边缘地区渗透（最多只能建立几个军事据点，再设立一些名义上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当农耕民族统一长城以南的地区之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西域、青藏高原这几块帝国时代主要的边缘地区，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典时期）。或者说，它们当中即使有些小的地理单元能够成为“塞外江南“。但也无法与长城以南的农业区，连接在一起（比如我们以后要分析到的“河套平原）。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和平，是没有地缘保障的。
而在春秋时代，晋人所要面临的地缘形势，对他们则要有利的多。因为晋国周边那些戎狄所占据的地区，有几个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理单元，并且几个地理单元与临汾——运城盆地存在着紧密的地理联系。这几个盆地包括山西高原，或者说山西省范围内的“太原”、“沂州”、“大同”、“上党”几个盆地。当晋国与生活在这几个盆地之中的戎狄实现和解，并形成亲如一家的关系之后，晋国也可以无障碍的向这些潜在的农业区移民。而这些带有游牧性质的边缘民族，本身对于土地并没有特别的概念。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于晋人的渗透并没有切肤之痛，反而很享受与这些农业人口进行交易所带来的利益。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渗透方法，当然不会在一代之内见成效，但终整个春秋之世。晋国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对这些盆地地缘属性所做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了。而在这些水草肥美之地成为农田之后，那些活动于山地之中的，小股戎狄部落已经不足为患了。

应该说，晋人通过“和戎”政策，不仅征服并融合了为患于他的边缘民族，扩张了自己的土地，并且让他们为己所用，成为了晋国称霸中原的生力军。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戎狄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成为牺牲品，最起码有一支戎狄部落成功的利用的“和戎”政策，并为自己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支戎狄部落一开始被华夏族称之为“白狄”，而他们正式出现在中央之国的舞台上，是以“中山国”的面目示人的。
关于中山国的地缘情况，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目标。其实如果单纯的比较国运，中山国的白狄们可以认为他们才是最终的胜者。因为直到战国末期，中山国才算正式被灭。而之前利用他们的晋国，却早以通过自身的分裂，结束了绚烂多彩的春秋时代。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族群最为重要的是食物来源。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古典时期农耕民族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潜力，正是因为农耕的生产方式，较之游牧、渔猎更为先进，也就是说单位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更多。因此这部分地缘解读的重点在于最具农业潜力的平原地带。
其实盐、铁以及现在的石油等资源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物资。只不过它们的作用大小是可变的，对整个族群的影响也远不如食物。即使从战术的角度看，一个单纯拥有某种资源优势的地理单元，也无法成为决定性的地理单元。就象现在的中东，即使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储量，但在地缘政治的舞台上，也只能成为棋子。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或族群，所占有的资源具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某一时期成为它存在的重要理由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就象如果我们解读现在的国际关系，中东的石油是无法绕过的话题。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国家或者说族群，也因为某种资源上的优势，而大幅增加了它的地缘价值，它就是“巴”。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具体解读其中的原因的。

我们都知道，在晋国分裂为赵、魏、韩三国后，历史就从春秋时代转为战国时代了。如果说所谓的“战国七雄”是战国时代的主角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春秋时代的老牌诸侯在这七个主角的夹缝中求生存，比如郑、宋、卫、鲁等。当然，这些配角绝大部分都在战国时期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了。不过配角也有配角的排名，与主角演对手戏较多的配角，当然要比那些露个脸的龙套角色要强的多。如果要为配角们排序的话，那个夹在燕赵之间的“中山国”绝对可以排在前列。如果纵向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对比的话，高峰期出现在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比之那些春秋时期残留下来的破落户要胜出许多，即使占据第一配角的位置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