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山国的族源，有“鲜虞”、“白狄”之说。更为统一的说法是，这两个族名实则为一。我们可以这个族群演变列出的可能顺序是“白狄”部落——鲜虞部落联盟——中山国（包括其同族附庸国）。要“秦霸西戎”一节中，我们曾经说过，白狄部落的活动区域原来是在陕北高原。至于他们为什么横跨整个山西高原，迁移至河北平原，则都是拜秦、晋二国所赐。
在秦晋“崤之战”之后，秦国开始主要精力放在对渭河平原及西、北部高地进行整合的工作上。而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白狄也开始承受来自渭河平原的压力。

按照秦人整合陇右、陇东高原的经验来看，这些边缘民族一般都逃脱不了先“羁縻”，后吞并的命运，不希望被融合的部众只能向更远的边缘地区迁移（如蒙古高原）。如果白狄仍然待在陕北高原的话，他们的下场并不会和义渠、绵诸这些戎人有什么不同。不过从地缘位置来看，白狄们要比他的邻居们要多个选择，即他们有机会越过黄河，东进山西高原。
在一般情况下，白狄们的这个选择并不能算高明。因为根正苗红的晋人消灭他们的欲望，决不比他们的近亲“秦人”要弱。从陕北高原进入山西高原，用一句俗话形容的话，就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不过历史还是给了白狄部落以机会，因为当秦人向他们不断挥舞大棒的时候，晋人却向他们伸出了胡萝卜。经魏绛提议，晋惠公开始实施的“和戎”政策，让饱受战争之苦的山西高原，暂时出现了一片祥和之色。因此白狄部落决定东迁，在山西高原之中寻找到新的土地。

白狄部落东迁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50年，这时离“和戎”策的提出相距大约20年。也就是说，白狄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来观察所谓“和戎”是否是一个圈套，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他们相信了晋人的诚意。事实上这一政策放在不太长的历史中来看，的确算的上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尽管最终的结果是，晋人真正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如果没有和戎策，白狄们也无法在河北平原为他们的历史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白狄们选择的渡河之处在历史上很有名，最为人所熟知的标签是“孟门”。孟门的位置正好在晋陕大峡谷的中点之上，是河西陕北高原与河东吕梁山脉之间，最为重要的连接点。也是河西高地上的边缘民族，与河东戎狄们进行交流的必经之地。

孟门在后来的历史中长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你对中国革命史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同样选择以陕北高原为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在东进之时，所选择的通道和2000多年前的白狄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昨天说到，孟门是沟通陕北高原与山西高原的枢纽。这个枢纽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的重要的作用，现在的307国道也正是从这一带跨越黄河的，只不过1969年建筑黄河大桥的时候，选在位置偏南的柳林镇上了，因此1971所归划建立的县级单位也就叫作柳林县了（历史上则是孟门辖柳林）。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渡口的具体位置并不一定总是固定在一个点的，在一段水流平缓的河面上，渡河的地点会有小范围的波动的。在明清乃至民国时代，孟门北部的“碛口”成为的新的水陆码头，并成为了晋陕大峡谷的新地标。
无论孟门镇、碛口镇、柳林镇谁成为了晋陕大峡谷的枢纽中心，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以同一个地理单元的面目示人的。孟门一带的战略意义并不止于是连接陕北高原的交通要塞，更在它上游的那些地区（比如河套、西套地区），如果希望与山西高原北部乃至华北平原中部进行沟通的话，在它们沿黄河行进至此时，就可以登陆，并穿越吕梁山脉进入太原盆地了。

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回到白狄身上。白狄们渡过黄河之后，径直向东走就可以到达太原盆地了。如果说临汾——运城盆地之所以成为晋国的核心地区，是因为它们都与黄河相邻（黄河不仅成为连接这两个盆地的杻带，更让它们与河西地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的关系则是靠汾水来维系的。汾河下游的晋人，很自然的会优先考虑，沿着汾河上溯至太原盆地。，也就是说太原盆地处在晋人向北渗透的第一线，假如白狄也一定临汾水而居的话，那么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汾水上游的那些山地中寻找机会了。
最终迁移中的白狄并没有抱死在汾水这一棵树上，因为他们只要目光稍稍向东北方向偏移一点，就会发现更好的去处。在那里有一个虽然与太原盆地紧密相连，却又不属于汾水流域的新盆地在向他们招手，它就是——忻定盆地。

忻定盆地的名称来源于忻州和定襄，用一个地理单元中较大的城市来为之命名，是一个惯例。不过这些后世的行政单位并不是我们现在分析的重点，名字嘛，只是一个符号，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
我们常说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也就上汾水），这话大体上是没错的。就象老师们一直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虽然我这个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同学一直到成人之后，才有幸喝过几口黄河水，但却并不能就此否认黄河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对于生活在忻定盆地的人来说，滹沱河更应该享受这个称号。
滹沱河与汾河的分水岭，或者说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的切割线，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山脉——系舟山。系舟山实际上是南北向的太行山脉的一条小支脉，只不过它的名气不大，很多人并不知晓。不过如果你再往北走的话，会看到两条非常著名的山脉：恒山和五台山。古人在为山命名时，基本是命名某个具有显著特征的山峰。而视野更为开阔的今人，往往将之扩展为整个山脉的名称。恒山和五台山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想寻找令狐冲做掌门的地方，或者看看韦小宝出家的清凉寺，目标是十分明确的。而现在我们所要说的是以这两处名山而命名的整条山脉。和系舟山一样，恒山山脉和五台山脉都是太行山的支脉。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太行山脉象是一棵大树，除了主干以外，总是不时的向旁边伸展出一些旁支。恒山、五台山、系舟山甚至中条山，都是这棵大树的一部分。不过这棵大树比较偏心，基本只是向山西高原开枝散叶，而对于东面的华北平原，则只是零散的过渡些丘陵罢了。

当白狄迁移至忻定盆地时，理论上他们暂时可以避开晋人的锋芒，寻找到一片安身立命之地。只是晋人就算没有来，那些水草肥美的地方也不能算是无主之地，无论对于华夏族，还是其他民族来说，都并不会当然的接受外来者。对于白狄来说，如果他们还不能在忻定盆地找到新的土地的话，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向北跨越恒山山脉，进入大同盆地；二是向东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由于恒山山脉直接连通了山西高原东西两侧的吕梁——太行山脉，因此进入大同盆地的道路，并不比跨越太行山脉的道路要通畅。

就华北平原和大同盆地的潜力来说，前者显然要高于后者。在白狄到来之前，山西高原之上的戎狄们就已经不断的跨越太行山脉，向华北平原渗透了。在一百多前前，他们甚至攻灭了周人在华北平原南部所部署的两个重要据点——卫国和邢国，逼迫他们在河济平原中重新立国。从那时时华北平原的大部就成为了边缘民族开拓新领地的乐土。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空间，让白狄也将目标锁定在华北平原之上。

无论是生存，还是迁移，河流往往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忻定盆地的主要河流“滹沱河”，正是发源于恒山——五台山脉之间，然后向西拉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从五台山与系周山之间穿越太行山脉，流入华北平原，并最终注入河水（古黄河）。如果按照常理分析，白狄以及之前的戎狄由忻定盆地进入华北平原的最佳路径，应当是顺滹沱河的水流方向东行，直接进入现在的石家庄地区（滹沱河也被石家庄人民视作母亲河）。只是白狄并没有选择这条看似正常的路线，而是选择了逆流而上，进入了恒山——五台山脉之间，然后在那里稍作停留。

滹沱河在太行山脉（系舟山与五台山这间）中的河谷，在古典时期并没有成为连接忻定盆地与华北平原的路径。这主要是因为河谷本身的落差过大，宽度窄，水量大。在这种河岸边，即使能够开辟出道路，通行起来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尽管沿河流两岸开辟道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则可以借助河流之力，寻找到部分天然的道路；二则可以为旅人随时补充淡水。但有的时候，水量太大的河流，反而会带来危险，特别是在山脉中穿行的时候。滹沱河的情况并不是孤例，之前的渭河两岸也没有形成连接陇右高原与渭河平原的天然道路；而当黄河两岸的道路，到了陕地也算走到了头，只能从崤山中寻找合适的道路。当然，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这些古人视为畏途的河谷，大多也已经通行了铁路或高速公路了，毕竟它们有着距离上的优势。相信这些新的道路，会加速两端地理单元的融合，不过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于现在的我们，还是需要正视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地缘差异的。

现在对于白狄来说，可以选择的道路是上溯至滹沱河的源头，然后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中间寻找道路进入华北平原。相对而言，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的距离还是较宽的，只是在滹沱河的源头（源头在一个叫“孤山”的地方，现在有个孤山水库）东侧，有一道山梁，将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连接起来了。而这道山梁并非是忻定盆地的终点，在过了它之后，盆地仍然向东沿伸了一小段，方才遇到太行山的主脉。
即使我们不是军事家，也应当能够判断出，山梁之上可供选择的道路并不会太宽，而依托这条山谷地形的道路，是可以构筑一道城关，并成为由华北平原进入忻定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的。在白狄东迁之时，这里应当还没有筑关。不过在后世，这里的确成为了一个军事要塞，只不过使得这条连接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的山梁，一举成名的时间并非是在古典时期，而是在抗日战争初期。那场战役曾经被称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开山之作，正式名称叫作“平型关战役”，而那坐曾经的关隘也就是“平型关”了。

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细节，我想就不用我说了。只能说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这个伏击地点选得非常好。至于白狄在东迁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伏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白狄倒是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滞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进入华北平原的。这种停留是很正常的，因为穿越平型关所在的那道山梁之后，他们很快就要遇到太行山的主脉了。
白狄是通过什么道路穿越太行山脉的，在赵国与中山国的百年恩怨中我们会有详细的解读。因为这其中的所涉及的地理单元，和地缘力量，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平型关以东的那一小块盆地，是越过太行山分水岭之前，最后一块可以依托的，具有自给能力的土地了。因此在伟大的“赵武灵王”死后，他也将自己的陵墓建筑于此，以便让他的灵魂能够兼顾赵国在太行山两侧的国土。而这片土地在后世也被命名为“灵丘”（西汉时置灵丘县，现在也叫灵丘县）。至于这个盆地的地理名称，当然也就是“灵丘盆地”了。

白狄在东出太行山之后，选择了向南发展。当然，向北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那里他们将会遇到燕人的阻击。燕人能够在华北平原的北部顽强的生存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由于长期与其他诸侯国隔绝，他们在战国以前的诸多细节，并不为人知。不过很快，他们也将完成自己的内部融合，并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了。而白狄在南进之后，最终又回到了滹沱河流域，他们的政治中心，最终也建立在滹沱河下游。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那个视滹沱河为母亲河的石家庄地区，正是白狄活动的中心。只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被华夏族称之为“鲜虞”了。而鲜虞部落联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按照华夏族的组织方式，建立了“中山国”，并活跃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

由于鲜虞部族最初是从忻定平原迁移至华北平原的，因此他们最初也自然的控制了这条东出太行山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向南扩张的中山国，在越过滹沱河下游之后，又控制了一条新的太行山通道。这两条通道的东端，即为现在的保定地区和石家庄地区，或者说中山国所控制的主要区域即为现在的保定——石家庄地区。至于这两条太行山通道的具体结构如何，我们在随后的战国篇中会有具体解读。下一节，我们将要回到三晋身上，去看一下三晋是如何瓜分晋国的土地的。到那时我们就会清楚，为了么一直对中山国如鲠在喉的是赵国了。

石家庄这个城市和郑州一样，都是因近代修筑铁路而兴起的中心城市。但如果深究历史，交通大动脉之所以选择从这个点经过，却也是有其地缘背景的。也就是说今人所修筑道路、兴建城市的地方，大体上与古人没有多大区别，或者说只是略有偏差。从石家庄的情况来看，在古典时期，这个战略要点是由石家庄市北面的“真定”城来代言的。这个“真定”也就是三国赵子龙的故乡，前段时间为了争夺这位名人，还闹过新闻。真定现在叫“正定”，当年为了避雍正的讳才改的名（雍正名“胤禛）。战国时，赵国征服中山国后即在此筑城，以控交通。当时叫“元氏”城，后来的历史中，又改名“恒山”郡、“常山”郡等（也是会了避皇帝的讳，这次是汉文帝刘恒。著名的“嫦娥”仙子也是这时改的名，原来叫“恒娥”的。真是万恶的旧社会啊）。

其实在赵国之前，中山国应该已经在此筑城了，只不过中山国的史料比较少（太史公没有立传），所以就湮没了。至于这个点有什么样的地缘价值，我们会在赵国东扩的时候解读的。如果从地缘背景来看，石家庄市当年要是真能叫“中山市”，倒也称到上是历史名城了。其实就是不叫中山市，而是把正定县城迁过来，升级为市，石家庄人民也会更有自豪感的，并且这种历史也决非牵强附会。旁的不说，把赵云作为城市名片，也能扩大其口碑。

另外说到恒山郡（常山郡），都是汉朝设立的。所以赵子龙才会自称“常山赵子龙”。不过常山也好，恒山也罢，都是得自真实的山名。不用怀疑，这个恒山就是五岳中的北岳。但却不是现在在恒山山脉北缘，靠近大同盆地的的“恒山”（原名“天峰岭”）。古恒山的位置是在五台山脉的东南部，也就是靠近华北平原，现在叫“大茂山”。恒山的位置变迁，是在明朝提出的，清顺治年间正式改祀的（公元1660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孤例，之前的南岳衡山之名就曾经在隋朝迁移过（从淮河流域，迁至湖南南部，吴楚部分分析过），究其地缘背景，都是因为疆域的稳定线已经向外扩张了， 原有为帝国核心区作地标的“五岳”也要与时俱进了。
古恒山的位置如果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是处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涞源——唐县——阜平三县交界处。等我们具体分析到赵国与中山国的地缘博弈时，就会发现，尽管我们不能说“中山”的得名，是来自于古恒山。但如果从地缘的角度来分析，古恒山在中山人的心目中，绝对有资格享有圣山的地位。其战略意义尤如后世的阴山之于匈奴，贺兰山之于西夏。

现在我们暂时离开中山国，回到“三家分晋”的话题上来。应当说，但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基本都知道“战国七雄”的概念。而这七个战国强国中，魏、赵、韩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如果你再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对于“晋国六卿”这个概念也应当不会陌生。因为在晋国最终被三大家族分裂之前，晋国的国政长时间是被六大家族所掌控的。而晋国之所以会形成六大家族的格局，始于那位老来称霸的“晋文公”，他所创立的“六卿”制，为日后晋国内部分裂的地缘格局埋下了隐患。
其实这也不能怪晋文公，六卿制度的设立，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权。只不过晋国的地缘格局实在有些复杂，这些卿族世家最后独立出自己的一片空间也实属无奈。

“晋国六卿”一开始只是个政治概念，至于是谁任职这些高位，其实是不固定的。只不过华华夏族也好，中央之国也罢，实际都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而这些个家庭繁衍到一定时候，就形成了宠大的家族。而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亦希望他们所获得的利益，能够因由血缘的关系而传承下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观，我们经常能够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看到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共事于同一个政府部门的情况。并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庸碌之辈，但他们能够获得比旁人更多、更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机会”。
晋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的概念实际已经演变为“六大家族”了。这六大家族分别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而这六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晋文公所创的是“六卿”制度，就满足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的残酷的博弈。
事实上这种政治博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记载政治斗争的历史，也是众多历史爱好者及影视剧编导们所热衷的题材，一般而言并不会成为此贴所感兴趣的话题。之所以在这里要提到晋国六卿的概念，是因为在周王朝没有完全覆灭之时，或者说中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之前，“封建”制度仍然是政治主流。而相比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制度下的政治斗争，很容易连带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因为就象诸侯们从王室那里分封到土地一样，卿族大夫们也从各自的君主（或称“公室”）那里分封到土地。你在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直接影响你家族的生存空间。

对于晋国内部繁杂的政治斗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基本的脉络是六卿变四卿，即中行氏、范氏先被灭，然后是魏、赵、韩三家联手攻灭了智氏。关于春秋战国时代应该从什么时候分界，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之前我们也分析过，正式的分法，应该从魏、赵、韩三国的诸侯地位，被王室承认那年算起（公元前403年），否则所谓的“战国七雄”无从谈起。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官方”的任命，并不总是和现实合拍的。在群雄并起的年代里，各政治力量往往都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去关注面子的问题。那些在春秋中称霸的诸侯们也只会真的形成称霸的局面后，才会去会盟诸侯，并谋求王室的承认。只有那位以“仁义”为上的宋襄公才会去尝试，在自己的实力尚未达到之时，便去走会盟的形式，希望大家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结果当然是自取其辱。

因此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魏、赵、韩三家在联后攻灭智氏之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的局面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智氏和之前的中行氏、范氏一样，在失败之后失去的不仅仅是政治地位，更是土地。没有人会坐以待毙的，因此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体现出来的，而结果则是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
到了公元前437年，晋国公室最后的土地也被三家瓜分干净了。只不过暂时谁也不愿意承担灭晋之祀的罪名，还为晋国的公室保留了“绛”都、“曲沃”两座城邑，并且反过来要奉三家为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三家分晋基本算是完成了。如果将这一年看成是战国时代的实际开启年，也算合理。

我曾经非常想还原出“晋国六卿”以及“三家分晋”之初的地缘格局，但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在当时，国家的形式还是以点为主，即以控制城邑为主，点与点之间暂时还没有条件连成一片。而这些家族在晋国所受封的城邑，经历过上百年的积累过程，并不一定会限于某一个地理单元。也就是说，他们所控制的土地是犬牙交错。即使是在六卿演变成为三大家族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很难用一条国境线，准确的划出魏、赵、韩在国的地理分割线。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缘格局，显然是不符合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的。如果没有稳定的，联成一片的国土，谁都不会感到真正的安全。因此三晋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就是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这个磨合的过程，即有战争，也有和平的交换。根据自身在三家分晋之初，所占据的地缘位置，魏赵韩三家也或主动，或被动的确定了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或者说是将哪个地理单元，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

鉴于三晋最后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山西高原的范围。我们会分片解读，三晋是如何分别分割这些大的地理单元的。首先当然是晋国的大本营——山西高原，这也是明天分析的方向。

要想知道三晋是怎么瓜分晋国在河北平原的遗产的，那还得先了解一下晋国得到这些土地的背景。在晋文公称霸一节，我们其实对这个问题提过一下，即晋文公是通过帮周王室平定内乱，而获封了河内、阳樊的土地。这其中的河内指的是以朝歌（河南淇县）为中心的卫国故地，如果再往前算的话，就是商朝的核心地区，王畿所在。对于这片土地，我们在春秋卫国一节中已经多有描述，现在我们的目光，要放在“阳樊”身上了。因为如果要划分地理单元，所谓“阳樊”是属于另外一个地理单元了。而这个地理单元，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晋之“南阳”地。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魏、赵、韩三国是如何瓜分山西高原的晋国土地的吧。昨天我们说了，如果要想将三晋在分立之初所占据的城邑完整的标示出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三个国家的初都处，以及他们在战国后期所形成的地缘格局，看出他们的主要扩张方向。

正如所有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一样，适合耕种的平原地区，都是争夺的重点。因此在三家分晋之后，三个曾经的盟友都选择了自认为最有利自己发展的城邑作为都城。其中魏国的政治中心设在运城盆地的东部，与他们在中条山南部的初封地——魏地，隔中条山相望。在假途伐虢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魏国的这块初封地，是因晋国吞并了一个叫“魏”的小国而得到的；而韩国的先祖得到他们的初封地，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片因韩原大战而闻名的土地，之前也是属于一个叫“韩”的小国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多么的怀旧，这些国名在转换为地名后，又被它的新主人重新变为国名。

韩国在独立之后的新都城，设立在临汾盆地的中部，叫作“平阳”，与位处临汾盆地西部的韩原遥呼应。如此看来，韩国似乎对临汾盆地情有独钟，而魏国则更应该在运城盆地拓展自己的空间。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临汾——运城两大盆地，虽然分割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但实际上这两个地理单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在春秋晋国的章节中已经解读过了。也就是说，既然晋国最终将临汾——运城两盆地融为一体，并成为晋国的核心区，那么理论上存在的两个山头，实际上被合为一座天王山了（也就是“河东之地”）。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韩、魏两国势必有一家要被挤出河东之地。
纵观先秦的历史，并非所有的地缘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就好象大家所熟知的“一山不能容二虎”这句俗语，其实还有一句少有人知的后话，叫作“除非一公和一母”。只可惜韩魏两国都是经历过晋国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而生存下来的强者，并没有一方愿意象当年的“申戎”一样，仅仅满足于把持周王室的选后权，并以此为前提，甘为对方所驱使。

最终的结果是魏国获得了河东之地的控制权，而韩国则被迫将他们的政治中心迁往别处。如果晋国不是三分天下，而是由韩魏两国平分秋色的话，，那么韩国人很可能会向北占据太原盆地，并将晋北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作为扩张的方向。不过可惜的是，那三个盆地已经被赵国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

赵国的先祖赵夙，与魏国的先祖毕万是同时受封的。时间都是在曲沃代翼之后，晋国大举吞并河东诸侯之时。将吞并的土地奖赏给有功之臣，是分封制的一种体现。赵人所得到的土地就是韩原附近，那里原来属于一个叫“耿”的小国。不过与魏赵两国有所不同的是，赵人并没以以“耿”作为自己的国号；更为重要的是，赵氏子孙并没有将临汾——运城两盆地所构成的河东之地，作为自己的扩张方向。而是选择做一个开拓者，将目光锁定在山西高原的北部。

赵国的先祖赵夙，与魏国的先祖毕万是同时受封的。时间都是在曲沃代翼之后，晋国大举吞并河东诸侯之时。将吞并的土地奖赏给有功之臣，是分封制的一种体现。赵人所得到的土地就是韩原附近，那里原来属于一个叫“耿”的小国。不过与魏赵两国有所不同的是，赵人并没以以“耿”作为自己的国号；更为重要的是，赵氏子孙并没有将临汾——运城两盆地所构成的河东之地，作为自己的扩张方向。而是选择做一个开拓者，将目光锁定在山西高原的北部。

如果说韩国最终退出了河东之地是因为魏国的压力，那么赵国则是在六卿尚存之时，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扩张方向。那位真正为赵国独立奠定基础的赵简子，在公元497年之前所筑的晋阳城就在现在的太原一带，而筑此城的目的就是为了远离政治博弈的主战场：临汾——运城盆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晋阳邑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晋阳在太原盆地的北端，或者说是处在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相接之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左右逢源，将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融合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赵氏的这个选择，无疑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而晋阳城在筑成后不久，也帮助赵氏族人经受了两次大的战役。一次是公元前497年，中行氏、范氏联手赵氏在邯郸的小宗（邯郸氏，又是一个想做大家长的“曲沃桓叔”），对晋阳城发起的进攻。这次战役的最终结果是赵氏联合了智、魏、韩三家，反过了灭掉了中行氏和范氏，而赵氏内部的大小宗之争，自然也平息了。这次战役除了让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两个竞争对手，也让赵国在今后的地缘整合中，将重点放在让自己在太行山两侧的土地连成一片（否则赵国孤悬于河北平原上的领地，就算不被人吞并，也很有可能再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晋阳城所面临的第二次考验，和第一次如出一辙。这一次是智氏联合魏、韩两氏，欲灭赵氏。后来发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赵国反过来策动魏、韩两氏共同灭了智氏，而晋国的政治洗牌也就此终结。接下来的事，就是魏、赵、韩三国，如何将瓜分而来的土地重新组合，以让三国的控制区能够最大限度的连成一片。

对于晋阳城的位置还需要说明一下，主要是百度百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一些认定百度为权威的朋友，可能会有所误会。赵人所筑的晋阳城位置在现在太原市的西南。或者说现在太原市的主城区是在汾水的东侧，而赵人所筑古晋阳城在汾水的西侧（现在的太原市晋源区一带，著名的晋祠就在这一区域）。不过也有人认为晋阳是在现在的永济市一带，也就是运城盆地的西南部（如果你在百度百科中寻找答案，就会找到这样的结果），所依据的理由是秦国在与魏国的战争中，从魏国手中夺取了一个“晋阳”邑（公元前319年）。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古典时期，一名多地的现象很普遍。赵国初都的晋阳城的确是在太原西南部，否则秦人决不会迟到公元前246年才攻克晋阳。更为重要的是，赵人如果不将政治中心移至山西北部，他们在北方的扩张行动将无所支撑（政治中心总是要放在最需要集中人力物力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