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
追问哲学史，大家公认的哲学就是爱智慧。但是，这里明显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可能的爱智慧”？！
用深刻的话语来言及，既是你认为自己爱上了智慧，那么，哲学大概就是你要研究的对象。但是，哲学传授的智慧是什么呢？在苏格拉底以及他之后的几乎所有古代哲学家看来，哲学所传授的智慧是关于享受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美好的人类生活也应该是幸福的生活，这被许多古代哲学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后来诸如斯多葛学派这样的希腊化时期哲学家也这样认为；根据这种看法，哲学应容许获得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一种无利害因素的静思生活。所以，哲学是一种反思性生活，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其假定是，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显然，哲学就是如何可能的塑造人类的存有为绝对中心，而它没有权限让我们发现“知识”，仅仅是作为“大观念”（思想的共通性和连续性）的教化和指导。
用深刻的话语来言及，既是你认为自己爱上了智慧，那么，哲学大概就是你要研究的对象。但是，哲学传授的智慧是什么呢？在苏格拉底以及他之后的几乎所有古代哲学家看来，哲学所传授的智慧是关于享受一种美好的人类生活。美好的人类生活也应该是幸福的生活，这被许多古代哲学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后来诸如斯多葛学派这样的希腊化时期哲学家也这样认为；根据这种看法，哲学应容许获得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一种无利害因素的静思生活。所以，哲学是一种反思性生活，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其假定是，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显然，哲学就是如何可能的塑造人类的存有为绝对中心，而它没有权限让我们发现“知识”，仅仅是作为“大观念”（思想的共通性和连续性）的教化和指导。
但我们要谨记，尽管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失去了生命的生活则是不值得审视的；在古人看来，哲学并不是对日常社会生活实际的背离，他们从未对“工具”（理性）的闭门造车，也未有“无在场性”的语言游戏。相反，我们所能言及的哲学是以真理的名义考察作为行动如何可能的“言说对话”，即哲学是作为真理的反思性实践，它正是发生于古希腊人所说的“城邦”（polis）之中，这是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哲学最初就是一种实践活动，明显不同于笛卡尔那种“我思故我在”的理论探索。可以这样说，一切被看成是“公理”的知识在哲学面前都是无意义的。
在古时，哲学教导我们热爱的智慧，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一种进行反思冥想的生活；按照释义来看，这将会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现在，或许有些奇怪的是，哲学之外（就是说在作为学术研究的哲学之外）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哲学之内的大多数人都陷入这种研究，无法摆脱。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很自然地断定，哲学的核心问题必定是生活的意义。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再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专业哲学家在一个聚会上碰见一个陌生人，她回答了“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而这个陌生人则立即大着胆子问道（此外此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时候，哲学家略微紧张地咯咯一笑，急切地想要尽快转换话题，或者是尴尬地一笑，解释说哲学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并不讨论这种问题。这样，这种社交场面很是尴尬，但我认为，这个陌生人的假设很有道理。也就是说，如果哲学并不讨论（不必要回答，但至少要处理）生活意义的问题，那么，我们无法说哲学家们的工作做得妥当。
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哲学之外的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哲学之内的人，即我们的专业哲学家们的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认为哲学应当关心生活意义的问题，或者是关乎如何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这种看法多少是一种玩笑，而且还是一种没什么品位的玩笑。这种问题被降格归于通常称作“大众心理学”的领域。就大部分而言，专业哲学已经很高兴地把这个领域让给了大量而且仍潮涌般不断增长的关于“心灵、身体和精神”的消遣读物，那些在繁华商业街书店里尴尬地摆在逐渐缩水的哲学书架旁边的成排的色彩鲜艳的“新时代”书籍。专业哲学几乎完全放弃了这场战斗，早早地引退了。
如果哲学并不关注智慧，那么对大多数专业哲学家来说，哲学究竟在关注什么呢？我们说，哲学关注的是知识。关于什么的知识？在广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关注的是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知识。这里，“知识”一词的拉丁文scientia是富有启发性的。知识的问题，也就是知道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正是科学，也就是近代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事物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最好的、最为可靠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科学可以为其假设提供实践经验的证明，可以证实它的说法。如果我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拯救者”，但没有提供任何经验证明，那么，我是否接受这个说法就完全是一个信仰问题。但如果我说，水这种物质可以描绘为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东西，那么，我就可以用实验去证明这个结果。
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说法提供实践经验的证明，或者恰当地驳斥那些说法。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的英国和法国，它支配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支配着我们期望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期望多少能像剧场里的观众那样，从理论角度审视事物——“剧场观众”在希腊文里就是theoros。事物是以感觉或表象的形式通过经验直接呈现的。科学赋予我们关于这种事物本质的知识。这些事物因此就被称作“事实”。
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我们的专业哲学家赋予哲学什么样的角色呢？回顾一下“知识”的希腊文episteme，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哲学变成了认识论（epistemology），即关于知识的理论。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逻辑的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的东西，这种知识凭什么是有效的。哲学成为一种理论探究，探究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根据科学的世界观，哲学的角色就不再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各门学科的女王，这里，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成为了一体。用约翰·洛克1689年在《人类悟性论》开篇所说的话，它变成了科学的清道夫，其工作就是清除存在于知识和科学进程中的垃圾。哲学家就成了各门学科“水晶宫”的守门人。
守门人的工作足以令人尊敬，但有关智慧的问题呢？这里的问题在于，科学很是奇妙：它向我们更为真实并且更好地描述了事物存在的方式，当代哲学家喜欢把这称作“自然主义的本体论”。而且，通过科学的合作者（即技术）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的转变和提高是古人难以想象的，甚至我们的祖辈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科学不仅很奇妙，而且很有效。但尽管如此（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智慧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仍然纠缠着我们，就像我们的现代医学可以随意切掉阑尾一样，总是认为它的存在容易引起血供障碍、黏膜受损，细菌感染。
当然这里的“原则”问题是：科学的世界观彻底排除了寻求生命意义问题答案的需求了吗？知识躯体需要切除智慧这个阑尾吗？即准确的说，难道“先验”（惊奇设问）的智慧功能就应当被“经验”（因果关系）的知识机能所替代吗？依据某种极端的观点，这的确如此；某些哲学家可能认为，所有的问题或者一定是可以通过经验探究得到回答的，或者是被作为荒谬的东西加以抛弃的。这样，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可以通过达尔文进化论从因果上或经验上作出回答。根据这种看法，生命就可以基于某些因果假设而得到解释，譬如自然选择，就是说，人类的认识是进化发展的结果。甚至有一门哲学分支就叫“进化认识论”，它首先试图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还原为认识论问题，然后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按照进化的倾向得到回答。
在知识与智慧、或者说是科学的探究与我们也许可以叫做人文的探究之间的关系上，柳艺诚采取了一种不太极端的观点。柳艺诚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不可能还原为经验的规律研究。这完全不是一个因果问题。柳艺诚认为， 在知识与智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不是一道解释上的鸿沟，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更为全面的理论弥合它；它更是一种感觉上的鸿沟。如果所有认识论上的问题都可以由科学探究在实践中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可能会觉得，即使所有这些问题在一觉醒来都得到了解决，这仍然与智慧给我们的“困扰”毫无瓜葛，与美好的人类生活究竟包含着什么这个问题靠无相关。
此刻能够方然顿悟的是：
这不正是日常经验中的巨大悖论吗？！
科学的世界观非但没有弥合知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反而使我们更为明显地感觉到这个鸿沟。我甚至敢打赌，这个悖论在科学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最为明显。正是在科技的人工智能化，知识与智慧的鸿沟似乎扩大成了深渊。在这种意义上，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辨性问题就是奢侈和富裕的结果。或许情况就是这样——只有生活中基本的迫切要求得到了满足，哲学才是它有用的地方。
这不正是日常经验中的巨大悖论吗？！
科学的世界观非但没有弥合知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反而使我们更为明显地感觉到这个鸿沟。我甚至敢打赌，这个悖论在科学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最为明显。正是在科技的人工智能化，知识与智慧的鸿沟似乎扩大成了深渊。在这种意义上，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辨性问题就是奢侈和富裕的结果。或许情况就是这样——只有生活中基本的迫切要求得到了满足，哲学才是它有用的地方。
德国戏剧家与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说：“食物在先，伦理在后。”
如此简单的一句实在的真理，人类总是“不买账”。那么他们为何总是要“自贱”呢？也就是说，当你给了他们食物，甚至比他们所能吃的还要多，当你给了他们各种尘世的赐福，那么，他们就会为自己编造出新的苦难，新的神经病和变态，甚至创造一种新的“学科”以医治这些新的神经病和变态：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芳香疗法、反射疗法，或者其他什么名字。正是由于在存在上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悖论的力量，被忽略了的生命意义问题才更强烈地被重新提了出来：“我似乎拥有了我所想要的一切，但我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如此简单的一句实在的真理，人类总是“不买账”。那么他们为何总是要“自贱”呢？也就是说，当你给了他们食物，甚至比他们所能吃的还要多，当你给了他们各种尘世的赐福，那么，他们就会为自己编造出新的苦难，新的神经病和变态，甚至创造一种新的“学科”以医治这些新的神经病和变态：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芳香疗法、反射疗法，或者其他什么名字。正是由于在存在上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悖论的力量，被忽略了的生命意义问题才更强烈地被重新提了出来：“我似乎拥有了我所想要的一切，但我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所谓不满足的“自贱”乃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不屑”，但柳艺诚认为正是“不屑”的情况填补着“意义鸿沟”和回答生活意义问题这种不合理的企图的合理根源。做到这一点可以有许多方式：通过回归传统宗教，或者通过发明新的宗教；通过所谓的“阶级革命”，成为令人集结的“阿拉伯之春”（例如，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或民粹的民族主义）；或者是通过欲望填补意义鸿沟的方式，回溯作为所谓“人的应有权力”。这正如柳艺诚所说：“人们为了生存抵抗一个制度使人变成了野兽，而如此引证制度理论的人就成了十足的疯子。”
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科学与哲学开始走向分离。作为科学家的牛顿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哲学思想，但是他从外部改变了哲学的发展方向。同样，达尔文这个生物学家也没有什么哲学论著，但是却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发展，霍布斯的“社会进化论”也正是在当时学界最潮的理论进化论中思考出来的。他提出，人对人都成为了自利的狼，政治和思想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控制论的模型，说白了就是“老鹰捉小鸡”的挑战和机制。
不管有什么样的区分都无关紧要，某些人认为，思维是被恒定不变的律动所决定；还有些人认为，人类在生命的绵延中指令着对象而发生、发展了思维。这不过是人们自发的执行着“知识”赋予了经验的“高傲”，并执着地将能够意向的行为在生命整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由于“知识”漠视或不关心除了其自身以外还有其他的确定的事物的方式这件事实，“知识”便失去了不带成见地去推论、考察“事实”整体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思维动作中——在任何一种文化中，科学几乎成了唯一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无需证明的是，冷酷的抽象的思维是接近“终极的事物”的途径，并沿着这条途径所接近的“真理”与他们用来当作自己的目标的真理是相同的，而并非像实际的情形一样，只是一种代替无法明了的、秘密的、想象的图景。
虽然人类是以实践“智慧”的形式存在，但并不是说，人类存在就在于获取了“智慧”。这种背离是天赋的穿凿附会者所无法理解的。“大观念”的目标被称作“真理”，而“真理”是被实体所“建立”的——换言之，“智慧”被从光的世界中的活生生的无法知觉的触性中取了出来，变成了概念的形式，并在一个体系中被赋于永久性的地位，这种体系意味着一种理智的空间。真理被看成是绝对的、永恒的——也就是说，智慧被认为扬弃了普遍性规律的思辨。
但是，对于存在者来说，真理是虚无缥缈的，唯一存在的是被实践的事实。这便是智慧生命的悟性与知识理论的悟性之间的区别所在。事实与真理的区别，就和时间和空间、宿命和因果的区别是相同的。事实专心地侍候着整个醒觉意识，为存在服务，而并不侍候醒觉意识中妄想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现实的生命，历史，仅知道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仅与事实打交道。有意志、有行动、有斗争的积极的人物天天衡量着自己在事实的威力面前的力量，他将纯粹的真理看得并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仅知道有政治的事实，而不知道有政治的真理。
本丢·彼拉多胆小的处死了耶稣就是那句有名的问句——就是任何一个重视事实的人的问句：“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
本丢·彼拉多胆小的处死了耶稣就是那句有名的问句——就是任何一个重视事实的人的问句：“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
此时此刻让联系到了尼采，他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让科学与真理及知识的价值问题对质——虽然对意向性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这种办法是廉价的，甚至是不敬的。他们认为其整个存在的理由都受到了“智慧”的攻击。笛卡儿怀疑所有的一切，但是当然并不怀疑其怀疑“我思”的价值。
然而，提出问题是一回事，问题的解决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生活世界中，实际能够交往的唯有人类，植物生活着，但它并不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动物生活着，但它并不明白生活的价值。唯有人类被其生活所惊，并环绕着他们的生活提出种种问题。但是，人类也无法为他自己的问题找出解答，他只能相信其解答是正确的，在这个方面，所有的哲学家与最卑贱的野人是毫无差别的。智慧曾启示人类朦胧着，但此时此刻无不在提示着我们的诧异——原来我们都一直未曾审视过“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