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行动哲学》简述
1906年的夏天，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德国科学家德鲁德还有之后的荷兰理论物理学家皮·艾伦菲斯特，他们都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0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曾极忧郁地谈到精神危机的极大痛苦：“我很后悔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就死去。”爱因斯坦在悼念他的挚友埃伦菲斯特时说： “现在时常发生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因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我的朋友埃伦菲斯特厌世自杀了。”这些着名的物理学家选择自杀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的物理学。新证据是确凿的，但它们不能与他们以前所坚持的体系相容，原来的信念体系发生崩溃。他们“更愿意相信”或“希望相信”原来的体系，但确凿证据不让他们相信原来的体系。
王国维之死也能够这样解释。王国维是近代著名（哲学）学者，成绩卓着。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之三种境界：
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后来，人们从他的湿衣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开头两句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静地选择投河自尽。
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后来，人们从他的湿衣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开头两句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静地选择投河自尽。
至于他为什么自杀，至今没有定论。但无论是哪种因素导致他自杀，在我看来一定是因为他认知上产生的冲突使他痛苦，使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并非所有思想层面上的问题都是思想分析的任务。有人抱怨生活对他不公平，因为他遇到太多的磨难； 有人颓废，因为他感到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些都是思想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思想分析的解决对象。它们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问题。思想分析可以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仅有逻辑分析是不够的。需要另外的思想如积极向上的思想的植入，这是其他思想工作者的任务。
有思想痛苦的人即惑者有“健全的心灵”，这是思想分析的又一个理论预设。这个预设将思想分析的对象即惑者，与心理病人或精神病人区分开来，也将思想分析师与心理医生、神经医生区分开来。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的心灵是不健全的。他们在生理的和心理上的病症使他们的心灵得到破坏或扭曲。他们的心灵是残缺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与正常人一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惑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说，每个人的心灵是相同的，对相同的道理能够做相同的理解。什么样的心灵是健全的？ 难以对健全的心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大致地说，能够理解某个道理的心灵便是健全的。在社会中我们的行动是在信念指导下的行动，因而健全的心灵是指心中所拥有的信念是健全的。这样，健全心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信念是全面的； 第二，有使信念合理的逻辑机制。第一个标准是社会标准。这不是说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同就是健全的，因为很可能的是，大多数人的心灵都处于不健全的状态，都有一定程度的思想病。信念是全面的是指有指导相关行动的相关信念，或者至少对他人相关行动信念能够理解。第二个标准是逻辑标准。人们拥有不合理的信念不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心灵是指不能对不合理的信念进行修正的心灵。健全的人是一个时刻处于学习之中的人，学习便是一个修正自己信念的过程。
那么对相同的道理人们为什么能够做同样的理解？ 在我与他人的心灵中一定有共同的东西。逻辑便是健全心灵所共同拥有的，它使心灵的沟通成为可能。
当某物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时，一个自然的假定是，该物与其自身是同一的。尽管自然界的万物随时间而变化，我们感觉到这种变化，但在某一个时刻及该时刻的无穷小的时间之中，它保持同一。在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设定了这种不变。若将这种设定进行扩展，认为事物在变化中仍保持某种不变的本质。这种设定是在思维中进行的，这种设定是理性所必需的。没有这种设定，其他的认识便不可能。
在某一时刻，若事物的性质或者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没有稳定性，我们何以认识？即使某物在我思考之后的性质与我进行思考之前的性质发生变化——因为我的思考是花时间的，但在我思考的时候，认为它没有变化是合理的。这便是同一律。在思考的时候，若我们不认为一个命题既为真又为假，这便是不矛盾律。若我们认为所有命题或真或假，并且某个命题为真，那么，该命题不为假，这便是排中律。它反映的是事物或者处于某种状态或者不处于某种状态，两者必居其一。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思维世界，这些方式便是逻辑。逻辑是先验的，是健全的心灵所共同具有的。我们通过理性分析获得这些定律，逻辑公式的真假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确定，而可以先验地确定。尽管这些定律形式是通过理性反思而获得的，它们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构成我们心灵的结构。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同样的心灵结构。
我们的心中拥有逻辑，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思想中不产生“错误”。我们的思想中或者我们的思考中偶尔会违反逻辑，这样的违法使我们的思想出现“不一致”。然而，我们心中拥有的逻辑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不一致，一旦我们认识到“不一致”，我们便努力清除它。思想分析的目的便是清除其中特殊的不一致——即，使我们痛苦的惑。
健全的心灵是解惑的前提。惑者有健全的心灵，惑者是理性的。惑者能够跟随分析师的分析和判断，在分析师的帮助下，找出自己心中的困惑原因。惑者与分析师有同样的理性，分析师不能代他思考，更不能代他决策。分析师所做的是帮助惑者进行逻辑分析。在对话中，惑者使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进行思考和分析。通过与思想分析师的沟通，惑者自己走出这些困惑。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分析师只是帮助他进行逻辑分析，而困惑的最终解决要靠他自己健全的心灵将问题“想通”。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生将病人坏掉的器官摘除，如果需要的话，换上他人的或人造的器官。思想分析师的工作不能像外科医生。尽管存在如外科医生的思想工作者或思想医生，他们用洗脑的方法向“思想病人”灌输“正确的思想”，但此时的思想医生已经不是分析师了，而是宗教的神职人员或某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在他们那里有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之分。从事思想分析的哲学家只能起到帮助的作用，而最终释惑是他人不能完成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惑，只不过没有出现有惑的情景。思想分析师也会有惑，他不一定是无惑的智者。思想分析师产生惑，如同医生也会生病一样。没有人会说医生不生病，也没有人说一旦医生生病，他能够自己给自己治疗，而不需要其他医生来治疗。医生有他职业的优势，但他的优势不在于他不生病，而在于对就医程序的熟悉。未去过医院的人去医院就医，他进入医院会摸不着头脑； 医生了解医院的程序，熟悉各个部门的功能，了解谁是专家，谁是庸医。
正因为惑者有健全的心灵，他的意识是自由的，他要对自己所做的任何选择负责。思想分析师不承担任何责任。设想这个场景，某个惑者经过思想分析师的分析后，他做出了某些选择，而事后或者他对自己的选择后悔，或者出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惑者找到思想分析师，意图追究思想分析师的责任，认为分析师“误导”了他。这当然是滑稽的。惑者是行为主体，并且有健全心灵的行为主体，思想分析师只是帮助他分析，而不是行为主体。
思想分析是一个用言语进行治疗的过程。惑的产生没有生物学基础，因而不能够使用药物来治疗。使用化学药物来治疗，其效果就如同酒精这样的麻醉剂所产生的效果，且有副作用。它的病因是能够说得清的，因而也不需要催眠术等心理治疗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常说，言语是表达思想的。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的一个自然倾向是，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然而，这是思想分析所力图避免的。思想分析是一个纯粹逻辑分析的过程，而不是推销自己观点的过程。在实际中人们的痛苦更多的是价值冲突。因此，作为纯粹分析的思想分析师，他不预设任何价值观是合理的。他既不推销某个价值观，也不贬低某种价值观。这就是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原则使得从事思想分析的工作者是哲学家，而不是神职人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
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不是说思想分析没有价值预设。思想分析预设了没有认知冲突是好的人生状态等等。同时，价值中立原则也不是说思想分析不能进行价值观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实际上许多痛苦的根源是价值观问题。价值中立说的是在价值观讨论上，思想分析师只是对所涉及的价值观进行逻辑分析，而实际上人们也只能这么做，没有客观的东西决定一种价值观优于另外一种价值观。
一个惑者的惑可能在偷窃问题上。我们的一个自然想法是偷窃是恶的。然而，我们所认为的“偷窃是一种恶”这样的观念，不是来自对自然的观察，而是因为教育。可能的是有人不认为偷窃是一种恶。若惑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时，思想分析师所要做的仅仅是让对方的信念一致，而不是去说服对方放弃偷窃不是一种恶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