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行动哲学》简述
思想分析——最早是由苏格拉底的对话、运用罗格斯主义或者准确说是理性逻辑方法对有“思想问题”的人进行启迪的过程或活动——即所谓的“助产术”。思想分析的一个教义是“分析即是治疗”，因此，思想分析即是思想治疗。从事思想分析工作的哲学家可以称为思想分析师、思想医生或者哲学医生。
思想分析是一种哲学践行。哲学践行是哲学化的过程或活动。在古代哲学中，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佛陀，他们都是做哲学的哲学家。在他们那里，哲学一直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孔子为人答疑解惑，苏格拉底时刻在雅典与他人辩论，佛陀更是践行哲学家，他所思考的是如何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但是，哲学的这个现实功能逐步被宗教以及心理治疗所替代； 哲学则变成纯粹学院式的理论思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是我们熟悉的哲学大师。20世纪 20 年代，德国哲学家尼尔森（ Leonard Nel-son） 尝试性地用苏格拉底方法教哲学。在尼尔森看来，苏格拉底方法，不是教哲学的艺术，而是做哲学的艺术，是使学生成为哲学家的艺术。
德国哲学家阿亨巴赫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第一个行动哲学研究所。尼尔森、阿亨巴赫等人将行动哲学看成哲学教学的一种模式，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让对方（ 学生） 进行哲学地思考。然而，这样一种哲学模式已经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自此行动哲学作为哲学活动的一个新型态，逐步恢复哲学在起步之初被赋予的实践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行动哲学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它开辟了从事哲学的一种新模式。
行动哲学的核心是行动（实践），而不是形成哲学理论。行动哲学有多种功能，如批判性思维提升功能、教化功能、治疗功能等等。思想分析也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治疗功能是思想分析的主要功能。
通过分析，健全人的思想病症得到消除，而这样的功能本属于心理治疗。思想分析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或前提，这里要分析的预设是： 第一，思想问题，即所谓的“惑”，其根源是认知冲突； 第二，有思想问题的人，即“惑者”，有健全的心灵； 第三，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
（哲学家）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即柳艺诚思考的产物便是思想或认知。在人的心灵中存在一个被称为思想的领域，它指导着我们的行动。然而，思想领域中的元素不总是运转良好的，元素之间会出现不和谐。思想之间的不和谐能够引发痛苦，这样的痛苦可以称为思想病症。这是思想分析的一个预设。思想病症是一个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的痛苦。我们的生物意义上的躯体存在健康与疾病，心理存在健康与失调，思想同样存在健康与否。我们不严格地将这种因思想而造成的痛苦称为“病”。这里用“惑”来称谓它，以与生理的病以及心理紊乱相区别。这个惑是广义的，迷惘、苦恼、困惑、内疚、绝望等等，都是惑。
一切惑的根源或“病因”是认知上或者说是信念上的冲突。惑之产生不是因心理而产生的创伤，更不是生理病症。因而，惑不应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治疗不是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在传统上，我们都一股脑儿地将之说成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与思想问题被严格区分开来。心理病症有生理基础，它之产生可能是由于生理刺激，也可能是由于心理刺激。但无论是哪种刺激，最终转化为生理上的创伤。我曾见过一个癫痫病人。该病人是一个小学生，来自农村。
他的父母说，他在上学途中目击了一场车祸，他看到了血淋淋的场面，从此患上了癫痫，到处求医问药。通过吃药治疗，发病次数降低，但有一个麻烦，当听到农村吹办丧事的唢呐时，便发疯似的追过去。癫痫病是一个有生理基础的病，这个小孩因外界的刺激而发生了生理上的病变。可以看到，人的生理与心理是不能分开的。
心理分浅层和深沉，而深层的心理便到达生理部分，或者说深沉的心理就是生理部分。因此，心理的重度创伤便能够伤及生理。这也是心理医生面对重症心理病人往往使用药物进行治疗的原因，他们治疗的是人与心理相关的生理部分。
惑是思想层面或认知层面上的问题。人们的认知通过看、听、阅读、亲身经历等方式而形成； 同样，这些方式也能够使我们得思想之病症。惑与生理上的因素之间没有因果关联。身体残疾的人可能是乐观的，心态灰暗的残疾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社会遭遇，这些遭遇使他产生某种扭曲性认知。当然，这不是说，错误的认知产生惑。人类的认知都是“暂时正确的”，愚昧的人也会感到生活得很幸福。只有那种冲突性的认知才会产生惑，或者成为惑的根源。生活的诸多不如意使我推得我的未来也会不如意，我对未来的不如意的认知使我对我的未来产生“绝望”。对未来的绝望会使我痛苦，甚至自杀。而之所以对未来的推知被我看成是“绝望”，是因为我以前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是一个矛盾。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个典故说的是人无意犯下了的某个重大错误使自己产生悔恨、痛苦。《资治通鉴》中记载：
【晋中宗时，朝中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兄王导及家族受牵连，在宫外候罪。周伯仁进宫，王导请其说情。周伯仁不加理睬； 但是，他私下积极向皇帝进言为王导开罪，甚至上书为王导请命。王导不知详情，对之怨恨。时过境迁，王敦执掌大权，询问王导要不要杀掉周伯仁，王导没有表态。于是周伯仁被杀。后来王导从文库中找到了周伯仁以前的奏折，才恍然大悟，痛哭流涕：“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晋中宗时，朝中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兄王导及家族受牵连，在宫外候罪。周伯仁进宫，王导请其说情。周伯仁不加理睬； 但是，他私下积极向皇帝进言为王导开罪，甚至上书为王导请命。王导不知详情，对之怨恨。时过境迁，王敦执掌大权，询问王导要不要杀掉周伯仁，王导没有表态。于是周伯仁被杀。后来王导从文库中找到了周伯仁以前的奏折，才恍然大悟，痛哭流涕：“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显然，王导的痛苦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他产生深度“内疚”。在这个例子中王导的内疚源于他获悉了周伯仁曾经帮助他的事实，而他一直以为周伯仁没有帮助他。这是一个认知冲突，或者说是矛盾。严重的认知冲突会使人自杀。自杀是主动采取某种行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生与死的选择中，选择死亡不是自杀； 只有用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死亡才能够被称为自杀。自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活着还是死亡是生命体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人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则打破这样的规律，这违逆生命的本能。自杀往往因为认知冲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科学家在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体系中工作着，这些理论构成他们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他们生存的价值。
一旦新的科学事实和他们信仰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无法被排除时，他们就陷入了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给他们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因内心的这种痛苦而自杀的科学家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