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哲学——寻找“语文”的本质和意义》
语音、语法、词汇及文字这些学科都注目于语言的结构本身，是语言学的中心，有人叫微观语言学。研究语音的物理属性、人类的发音方法、语音感知的生理过程等的是语音学；研究一种语言有多少个不同的音，彼此之间有何区别和关系的是音系学或音位学。研究词的构成方式和屈折方式的是形态学，也叫词法；研究如何把词组成短语或句子的是造句学，也叫句法。按传统语法，形态学和造句学合起来就是语法学。研究词汇项目、词汇意义、词语演变的是词汇学；追溯词的来源和历史的是词源学；搜集许多词项，把它们分类、比较、注释的是词典学。研究词项与概念及指称对象的关系，揣摩各种词义的异同、正反、上下、交叉等关系，剖析整个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义，这是语义学。研究文字的形状、体系、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学科是文字学。
然而，我在此最想探讨是语体学——语体学是社会语言学，它是研究在不同条件下语言使用的语体差异。语体转变成书面文本就是文体，对文体的研究是写作的基本构造，即如何造成不同的文章风格，这就是所谓的修辞学，它包括雄辩术和作文法。
修辞学当然是研究修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词格（即通常所说的修辞方法）、言语修辞活动（主要与语境、语体有关）、言语风格等。自语言出现，人类就有修辞的需要。修饰自己的文章、语言，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加深别人的印象和抒情效果。修辞学是由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显然，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修辞（rhetoric）传统上一直被等同于“言说的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或者“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persuasion）。言说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基本能力，而用说服取代强制与暴力作为协调群体行为的主要手段则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对语言和其他象征手段的技巧性运用所能发挥的不可胜数的功能——尤其是所能产生的无比巨大的效力——有了一种直观的、充满敬畏的认识。
由于言说艺术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它一向拥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魅惑力，人们开始对人类的言说进行反思、探索、总结和抽象。于是乎，我们所理解的修辞学在文化的框架内以及话语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和研究领域，一门主要的基础学科。
德国诠释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说：“修辞是人类自然而然掌握的一种能力，是使人类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最基本行为的形式之一。”
这显然是说，语言产生文学是决定了不同于人们必须“通过学或做”才领会的“那类才艺”。它意味着人们完全能够“不通过有意识地应用规则，只依赖天生才能的培养和应用”，充分开拓和发展这一能力。一般地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口才的好坏主要并不取决于他们接受过多少专门的雄辩培训，具备了多高的交流理论修养，而是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交流实践，即所谓的文学形式来培育和发展了自己天生的表达能力。
伽达默尔曾说：“罗马帝国能够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文化王国——这一文化王国在今天或多或少覆盖了全世界。这个既令我们感到非常熟悉又很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是科学；它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那代表着文化的真正雕塑师并且促进文化茁壮成长的修辞学。由于我们自己就是现代科学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补充的是，修辞学并不是对情感的熟练操控和感性主义。把修辞学只是作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谈而加以排斥的做法是一种片面的结果，并且是对我们的科学文化的误解。”
现代修辞学主要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其重点在于辞格，因而修辞学属于文学，但是古代修辞学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研讨说话技巧的学问，其功能在于劝说或说服听众，最初它出现在法庭的辩论上。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曾讲到那位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名叫“科拉斯”的叙拉古人，说他写过一本修辞术，教人怎样进行辩驳，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当事实的绝对确定性无法成立时，讲话者（Rhetor）则必须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辩论，而且可能性的原则可以被辩论的任何一方使用。例如当你被控伤害他人时，如果你是弱者，你就可以说：“我比他弱，怎能伤害他？”如果你是强者，你就可以说：“我会是这样一个傻瓜，去伤害一个弱者吗？”我们可以举一个现代酒后肇事的例子来解释科拉斯这一修辞学原则：如果肇事者以前有过酒后驾车的记录，他很可能被指控再次酒后驾车，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辩论说，他正因为以前有此记录，因而不可能再次犯此错误。
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说：“修辞学是哲学辩证法的对应部分，因为两者关心的对象都是人人皆能有所认识的事情，并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
然而，言说固然首先是个体的天赋，然而这一天赋只是作为一种潜在能力而存在。只有当相关个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交流互动时，这一潜能才得到激发，发展为实际意义上的能力，这就是文学形式。不仅如此，言说天赋在后天阶段的发育成长以及它所发挥的任何功能都是以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为前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价值决定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言说潜力究竟朝哪个具体方向、以什么方式和速度发育、发展和演化，而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学科”，说明“人文学科”仅仅是被语言学所内涵，通过语言的逻辑学而形成的“所谓通过实验和发现产生记录的文学形式”。
所以，社会和文化因素为修辞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发生条件，这些条件发挥的刺激、调控和制约作用使言说能力的发展与实现遵循一定的规范并产生出为特定社群和时代所认可的效果。人类群体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想形态——而不是人类个体的先天禀赋——在更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修辞呈现出我们观察得到的那些文学形式、文学结构和文学功能特征。
所以，社会和文化因素为修辞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发生条件，这些条件发挥的刺激、调控和制约作用使言说能力的发展与实现遵循一定的规范并产生出为特定社群和时代所认可的效果。人类群体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想形态——而不是人类个体的先天禀赋——在更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修辞呈现出我们观察得到的那些文学形式、文学结构和文学功能特征。
由于言说作为人类“最基本行为形式”参与了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界定，是“自我”的核心构成成分，人们确实无法将它当作一个纯然外在的研究对象——当作一个完全游离于自我的客体——加以观察和剖析。文学因而不像物理学或者数学那样，可以从其研究目标中精确而严谨地抽象出界定和支配人类话语实践、超越一切具体语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公式、定理、法则和规律。
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在修辞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则很清楚，从不同角度对文学进行反思、表述、归纳乃至一定程度的抽象不仅可行，而且完全必要。例如，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不同表达方式在相似语境内产生的不同效果，通过观察同一种语言风格和方法在不同受众中引起的不同反应等，间接归纳出它生效的一些大致规律（rules ofthumb）。又如，观察和思考言说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将使我们能够对它与社会、文化、政治、教育、宗教与伦理道德等等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概括，从而使我们获得对修辞的社会及文化功能、对修辞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的理性认识。再如从历时的（diachronic）角度对言说规范的演变进行透视和表述将使我们能够对修辞形态演变和社会形态演变的相关性进行富有理论深度的文艺探索。
凡此种种，无不是修辞研究可以而且必须加以关注的。对修辞在什么条件下由内在的潜能外化为在具体文学语境和文学情势中发挥出来的实际能力，修辞文艺生效的大致规律，修辞实践与相关社会、文化的关系，修辞规范的界定和再界定等问题的反思、理解和表述——或者简单地说，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思考、解读和评论——构成了本人所理解的修辞学的基本认知。
这些认知表明，如果我们将“文学”狭隘地理解为关于语言的“系统”知识，或者是关于一门人文学科或艺术科目的抽象原则，则修辞学与修辞理论并不是一回事。即便是修辞理论，也无非是关于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的文学实践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视角。文学的文本表达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观察无论多么细致深入都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盲区，这些观察的结论充其量只能是基于不充分证据的一种推断（speculation），是对修辞艺术如何产生效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和言之成理的解释。不管修辞学家们如何尽力开拓自己的视野，他们对语言抽象化产生的文学形式只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办得到，与一般所理解的“科学系统性”相去甚远。
语用学（pragmatics）作为一门学科，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日新月异。语用学的学术视角从最早的语言哲学扩展到语言学，逐渐触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出现了各类与语用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对翻译学、外语教学、词典编撰、跨文化交际、人工智能、文学批评、心理学等许多相关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用学现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中的显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语用学的学习、教学和研究。
“语用”是如何产生的呢？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项文化创造。达尔文认为语言是“掌握一项技艺的本能的行为倾向”，威廉·詹姆斯则认为语言和思想都是人的本能。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是20世纪关于语用是人类本能行为的最著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