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艺术、语言、世界》
【我们凝望着星星，星星是无言的，冷漠的，按照大自然的律令运动着，然而我们觉得星星美丽，因为它纯洁，冷静，深远。一只山鹰在天空盘旋，无非是想寻找一些吃食罢了，但是我们觉得它高傲、自由，“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实际上，纯洁，冷静，深远，高傲，自由……等等，与星星，与老鹰无关，因为这是人的概念。星星和老鹰自身原始地存在着，无所谓冷静，纯洁，深远，高傲，自由。它们是无情的，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它们是自然。】
实际上，纯洁，冷静，深远，高傲，自由……等等，与星星，与老鹰无关，因为这是人的概念。星星和老鹰自身原始地存在着，无所谓冷静，纯洁，深远，高傲，自由。它们是无情的，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它们是自然。】
【 在明月之夜，静听着低沉的、仿佛被露水打湿了的秋虫的合唱，我们同样会回忆起逝去的童年，觉得这鸣声真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其实秋虫夜鸣，无非是因为夜底凉爽给它们带来了活动的方便罢了。当它们在草叶的庇荫下兴奋地磨擦着自己的翅膀的时候，是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声音，会被涂上一层悲愁的色彩的。】
高尔太也承认美感的产生要有一定的对象（物象）。但这个对象之所以成为美感的条件，是因为它被“人化”了。“对于那些远离家园的人们，杜鹃的啼血往往带有特别的魅力。‘一叫一回肠一断’，‘一闻一叹一沾衣’。因为这种悲哀的声音，带着浓厚的人的色调。
其所以带着浓厚的人的色调，是因为它通过主体的心理感受（例如移情，或者自由联想……）被人化了。如果不被人化，它不会感动听者。” 这个“人化”，根源在于主体的心理感受，在于主体的情趣。所以高尔太又说：“美底本质，就是自然之人化。”“在感觉过程中人化的对象是美的对象。”
高尔太在论述他的观点时强调美与美感的同一性。他说：“美与美感虽然体现在人物双方，但是不可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超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 “美产生于美感，产生以后，就立刻溶解在美感之中，扩大和丰富了美感。”
高尔太的这些论述中包含了（美是主观的）某种合理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
高尔太的这些论述中包含了（美是主观的）某种合理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
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即“客观社会派”——李泽厚：
他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他认为蔡仪看到了美的客观性而忽视了美的社会性，朱光潜看到了美的社会性而忽略了美的客观性（朱光潜的观点后面介绍），所以二人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而他自己则把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了起来。
他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他认为蔡仪看到了美的客观性而忽视了美的社会性，朱光潜看到了美的社会性而忽略了美的客观性（朱光潜的观点后面介绍），所以二人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而他自己则把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了起来。
例如一株梅花，它的美就在于梅花本身，这是美的客观性。但是梅花的美并不在梅花的自然性，而在于梅花的社会性。他认为梅花具有一种社会性。蔡仪批评说，没有人的时候就有了月亮，月亮有什么社会性？
李泽厚回答说，月亮确实是在人出现之前就有了，但自从出现了人，月亮就纳入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所以月亮就客观地具有了一种社会性。那么，这种社会性究竟是什么呢？李泽厚说：“所谓社会性，不仅是指美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而且还指美包含着日益开展着的丰富具体的无限存在，这存在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
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即“主客派”——朱光潜：
他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他认为美既不全在物，也不全在心，而在于心物的关系上。如一株梅花，它本身只是美的条件，还必须加上观赏者的情趣，成为梅花的形象，才成为美。在论证他的主张时，朱光潜提出“物”（“物甲”）和“物的形象”（“物乙”）的区分。
他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他认为美既不全在物，也不全在心，而在于心物的关系上。如一株梅花，它本身只是美的条件，还必须加上观赏者的情趣，成为梅花的形象，才成为美。在论证他的主张时，朱光潜提出“物”（“物甲”）和“物的形象”（“物乙”）的区分。
他认为，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们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这“物的形象”就其为对象来说，它也可以叫做“物”，不过这个“物”（姑且简称为“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且简称为“物甲”）。他说：
【 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美学所研究的也只是这个社会的物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性质和价值，发生什么作用；至于自然物（社会现象在未成为艺术形象时，也可以看作自然物）则是科学的对象。】
朱光潜在这里明确指出，“美”（审美对象）不是“物”而是“物的形象”。这个“物的形象”，这个“物乙”，不同于物的“感觉印象”和“表象”。借用郑板桥的概念，“物的形象”不是“眼中之竹”，而是“胸中之竹”，也就是朱光潜过去讲的“意象”。朱光潜说：“‘表象’是物的模样的直接反映，而物的形象（艺术意义的）则是根据‘表象’来加工的结果。”“物本身的模样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物的形象是‘美’这一属性的本体，是艺术形态的东西。”
这是朱光潜自从写《文艺心理学》、《论美》以来的一贯的观点。即“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观点。如果更准确的说，这个观点应该概括成为“美在意象”的观点。这个观点还解决了两个理论问题：
第一，说明了艺术美和自然美的统一性。
朱光潜认为，现实美和艺术美既然都是美，它们就应该有共同的本质才对，怎么能成为两个东西呢？他说：“有些美学家把美分成‘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种，这很容易使人误会本质上美有三种，彼此可以分割开来。实际上这三种对象既都叫做美，就应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之所以为美，就在这共同的特质上面。”
朱光潜认为，现实美和艺术美既然都是美，它们就应该有共同的本质才对，怎么能成为两个东西呢？他说：“有些美学家把美分成‘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种，这很容易使人误会本质上美有三种，彼此可以分割开来。实际上这三种对象既都叫做美，就应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之所以为美，就在这共同的特质上面。”
但是，朱光潜的质疑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朱光潜这么发问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朱光潜那里，自然美和艺术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都是情景的契合，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所以他认为，自然美可以看作是艺术美的雏形。他说：“我认为任何自然形态的东西，包括未经认识与体会的艺术品在内，都还没有美学意义的美。”
这就是说，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还不是自然美，郑板桥的“胸中之竹”才是自然美，而郑板桥的“手中之竹”则是艺术美。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当然仍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它们都是审美意象，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所以朱光潜说：“我对于艺术美和自然美的统一的看法，是从主客观统一，美必是意识形态这个大前提推演出来的。”
第二，对美的社会性做了合理的解释。
朱光潜坚持认为美具有社会性，一再指出：“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不大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红的’的认识，却很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美的’的认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美的社会性不在自然物本身，而在于审美主体。他批评主张美的社会性在自然物本身的学者说：“他剥夺了美的主观性，也就剥夺了美的社会性。”
朱光潜坚持认为美具有社会性，一再指出：“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不大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红的’的认识，却很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美的’的认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美的社会性不在自然物本身，而在于审美主体。他批评主张美的社会性在自然物本身的学者说：“他剥夺了美的主观性，也就剥夺了美的社会性。”
朱光潜在美的社会性问题上的观点，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美（审美意象）当然具有社会性，换句话说，美（审美意象）受历史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中国人欣赏梅花、兰花，从中感受到丰富的意蕴。而西方人对梅花、兰花可能不像中国人这么欣赏，至少不能像中国人感受到这么丰富的意蕴。
梅花、兰花的意蕴从何而来？如果说梅花、兰花本身具有这种意蕴（社会性），为什么西方人感受不到这种意蕴？梅花、兰花的意蕴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是和作为审美主体的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分不开的。
在50年代的讨论中，有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就是认为只要承认美和审美主体有关，就会陷入唯心论。朱光潜把这种心理称之为“对于‘主观’的恐惧”。这种心理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我们说美（审美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不能离开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这并不是说“美”纯粹是主观的，或者说“美”的意蕴纯粹是主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