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感性哲学——人文精神》
一，法律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有悖于此的虽由立法机关颁布亦为非法。
二，法律是普遍性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而这意味着政府除了防阻强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强制权力。
四，立宪政治，关键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真正分离，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预和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二，法律是普遍性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而这意味着政府除了防阻强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强制权力。
四，立宪政治，关键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真正分离，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预和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传统，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从尊重人性“内在（人自在）”的（精神）价值立场出发，围绕着保证个人（精神）自由和个人（精神）价值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内在）价值，不只是把人当作一种生命存在，更是把人当作一种“精神存在（人自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从人文精神的立场看，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物质生活有其不应贬低的价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独立于物质生活（外在生活）、甚至比物质生活（外在生活）更高的价值，不可用功利（主义）标准来衡量。
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级天性的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之所在，人真正高于动物之处。动物有肉体生活，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生活，但肯定没有精神生活。精神禀赋是人的最可贵禀赋，它的自由发展本身即有价值而且是最高的价值。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在此，而不在物质（外在）上的贫富（阶级），（人性在）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对于一切精神伟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人自在”的（精神）生活可相对区分为智慧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寻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好奇心”。为什么好奇心是“神圣”的呢？也许是因为，好奇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动物只注意与生存有关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对世界万物感兴趣；它甚至使人接近于神，受好奇心驱使，人仿佛想知道创世的秘密，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世界重新创造一遍。
无论在人类，还是在个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觉醒的征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奇”。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惊奇”是一种伟大的能力，表明一个人意识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并且渴望把它找出来。爱因斯坦谈到，他五岁时看见指南针在未被接触的情形下转动，便感到异常惊奇，意识到在事物中藏着某种秘密。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最初动因。
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在两个方面：
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
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
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
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作好奇心的最大敌人。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是奇迹。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目标，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因而缺乏推动的力量。真正强烈的好奇心必然会推动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自己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作系统的探究。
因此，好奇心可以广泛，智力兴趣必须定向。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们最大好奇心的问题，或他们发现的以往知识体系中最可疑的环节。头脑的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
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促使人们由追问知识的根据进而追问人类知识形成方式的根据，对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作仔细审查。
因此，知识论（认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方法论），知识论（方法论）是最薄弱的环节。
相对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视的，但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所讨论的知识主要指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
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知识即德行”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识”。由于把知识本身看作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