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段两京并重时期，东西两都洛阳更为繁荣
唐安史之乱后，占了289年中的152年，这段时间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政不断，兵变民变四起，西京地位上升为上都，其余皆陪都，只是最后3年半，洛阳成为唐都，长安成为祐国军所在地。
之前占了137年，但直到AC628年消灭梁师都政权，才真正实现统一。也就是说真正统一的127年。
贞观二十二年（649），全国才多少户？300万户，1500万人。经济一直处在恢复中。
在此127年中，长安作为唐都城并非一枝独秀，洛阳作为政府所在地大约近47年（不含唐太宗在洛阳的2年多），长安占据了近80年。
可见这段时间内，唐都除了长安还有洛阳。尤其是AC657到AC736这段时间内洛阳显得尤为重要，近80年时间内，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竟长达近47年，而长安只有32年，无疑这段时间洛阳地位极为重要，可视为两都并重时期。
洛阳从唐高宗的东西两宅、东西两都、东西两京都之一演变到睿宗、武后时期的神都，再演变到唐中宗时期所谓的三川帝里，八水皇州。直至唐玄宗时期的咸洛京师，建都惟旧；三秦九洛，咸曰帝京，只能说明这段时间，两地都是帝都之一。
事实也是如此，从公元657年到公元736年，近80年间，皇帝及唐中央政府驻跸东都近洛阳47年，驻跸西京长安32年。可见此段时间内唐政治中心地位就在东西两都间不断迁徙。至于北京太原，虽也去过几次，但时间都很短。且也不是李唐皇帝口中的两宅、两都、两京都之一。
《唐会要》中把长安称为京师、京城、西京；称呼洛阳为皇都、都城、东都。也只是为了区分两地。根本不存在京比都等级高，或者都比京等级高的问题。
至于长安洛阳这东西两都在80年中那个更繁荣呢？我们看看李唐王朝统治者是怎么认识的证据更为充分！
维嵩设险，耸危峰於少室；在河称防，导洪波於太史。卜兹洛食，是曰奥区，物产孔殷，形胜斯在。
东都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西都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
咸雒京师，建都惟旧，乃眷时迈，卜征斯在。朕承天纂历，恭己临人。鼎俎虽甘，念疲甿之不足；宫室信美，惕浮户之未安。事内攒於千虑，心外周於万物，则知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寔曰土中。总六气之所交，均万方之来贡，引鱼盐於淮海，通秔纻於吴越，瞻彼雒汭，长无阻饥。暑雨作害，灾沸秦川，岁星有福，祥归豫野。
顷年关辅之地，转输实繁，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屡动，千金有费，九载未储，怀此劳轸，以增旰昃。卜雒万方之隩，维嵩五岳之中，风雨之所交，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探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於是乎在。
百姓屡空，朕孰与足？言及於此，良所疚怀。如闻京畿及关辅有损田，百姓等属频年不稔，久乏粮储。虽今岁薄收，未免辛苦，宜从蠲省，勿用虚弊。至於州县不急之务，差科徭役并积年欠负等，一切并停。其今年租八等以下，特宜放免。
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而陵寝久违，蒸尝永感。农隙顺动，得非其时。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应缘顿所要，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有烦劳。
上面几段话：贫穷的西都长安和繁华的东都洛阳形成鲜明对比。
既然说东都比西京繁荣，皇帝还总是在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跑呢？还是通过唐朝皇帝的话来回答！
朕将幸秦京，言离雒邑，既省方以观俗，思宏恩以济人。载念狴牢，又恻襟抱。宜敷宽大之典，用敦祝泣之意。其都城内见禁囚徒，除身犯十恶，及造伪头首，馀杂犯死流等，各减一等，徒以下并放。
卿夙怀恭顺，深执诚心，闻朕西巡，欣然望幸。
朕君临区宇，子育黎元，每怀勤恤，不欲劳烦。而镐京之地，陵寝所在，自展义河雒，已历岁年，所以式遵卜征，有事时迈，抑惟常典，宁敢惮劳。将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暴水，浸於邑居，载怀忧惕，无忘鉴寐，且从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
朕粤自镐酆，省方瀍洛。属九服宁晏，四时顺成，殊徵庞殷，景福纷委。遂荷灵眷，登於介邱，先天成功，允答休佑。盖敬天知命，不敢以宁也。我来於东。岁亦数稔，而西土蓍老，傒予多怨。况关辅之地，顷则有年，宜叶卜征之祥，式展时巡之义。可以今年闰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缘顿支供，一事已上，并用当处官物，不须科敛百姓。其递运及行从官僚等，物从减省。所在公私，不得辄有进献，宣布遐迩，知朕意焉。
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而陵寝久违，蒸尝永感。农隙顺动，得非其时。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应缘顿所要，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有烦劳。
朕怀西土，陵寝在焉，至自东都，诚慰罔极。兼兹巡省，且无怨思，徯予之望，多谢哲王，饮至之规，岂忘前典。其供顿州应缘夫役差科，并免今年地税。行从飞骑万骑三卫引驾监门各赐物五百段，兵彍掌闲及诸色当番人各赐物三段，缘路供顿刺史县令及专知官各赐一中上考，从行有职掌武官赐勋一转。京兆及岐、同、华三州，畿辅之间，百役所出，至於征镇，又倍馀州，其今年租，并依本州纳。其脚纵已支入京，亦令所司计折酬还。两京城内及京兆府诸县囚徒，反逆缘坐，及十恶故杀人造伪头首死罪，特宜免罪，长流岭南远恶处。其馀杂犯死罪，隶配效力五年。流罪并放。罪人犯赃，量罪贬降。缘近顿所损麦苗，宜令州县即简括，量酬价直。畿内侍老九十已上，量赐酒面。鳏寡茕独及征行之家，宜令州县长官亲自存问，如有疾患，量加医药。使近甸之内，咸有赖焉。
初闻三辅之间，今岁善熟，朕缘陵寝，诚欲西行。然积虚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虑重难。倘夏麦不登，未免匮乏，百姓不足，朕孰与安？所以再三疚怀，欲去不忍。
可见：在隋唐朝皇帝眼中，西京是陵寝所在，不得不回去看看，但西京那里又十分贫瘠，不如东都繁华，总吃不饱。所以心理矛盾表现在他们的诏书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之前占了137年，但直到AC628年消灭梁师都政权，才真正实现统一。也就是说真正统一的127年。
贞观二十二年（649），全国才多少户？300万户，1500万人。经济一直处在恢复中。
在此127年中，长安作为唐都城并非一枝独秀，洛阳作为政府所在地大约近47年（不含唐太宗在洛阳的2年多），长安占据了近80年。
可见这段时间内，唐都除了长安还有洛阳。尤其是AC657到AC736这段时间内洛阳显得尤为重要，近80年时间内，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竟长达近47年，而长安只有32年，无疑这段时间洛阳地位极为重要，可视为两都并重时期。
洛阳从唐高宗的东西两宅、东西两都、东西两京都之一演变到睿宗、武后时期的神都，再演变到唐中宗时期所谓的三川帝里，八水皇州。直至唐玄宗时期的咸洛京师，建都惟旧；三秦九洛，咸曰帝京，只能说明这段时间，两地都是帝都之一。
事实也是如此，从公元657年到公元736年，近80年间，皇帝及唐中央政府驻跸东都近洛阳47年，驻跸西京长安32年。可见此段时间内唐政治中心地位就在东西两都间不断迁徙。至于北京太原，虽也去过几次，但时间都很短。且也不是李唐皇帝口中的两宅、两都、两京都之一。
《唐会要》中把长安称为京师、京城、西京；称呼洛阳为皇都、都城、东都。也只是为了区分两地。根本不存在京比都等级高，或者都比京等级高的问题。
至于长安洛阳这东西两都在80年中那个更繁荣呢？我们看看李唐王朝统治者是怎么认识的证据更为充分！
维嵩设险，耸危峰於少室；在河称防，导洪波於太史。卜兹洛食，是曰奥区，物产孔殷，形胜斯在。
东都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西都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
咸雒京师，建都惟旧，乃眷时迈，卜征斯在。朕承天纂历，恭己临人。鼎俎虽甘，念疲甿之不足；宫室信美，惕浮户之未安。事内攒於千虑，心外周於万物，则知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寔曰土中。总六气之所交，均万方之来贡，引鱼盐於淮海，通秔纻於吴越，瞻彼雒汭，长无阻饥。暑雨作害，灾沸秦川，岁星有福，祥归豫野。
顷年关辅之地，转输实繁，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屡动，千金有费，九载未储，怀此劳轸，以增旰昃。卜雒万方之隩，维嵩五岳之中，风雨之所交，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探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於是乎在。
百姓屡空，朕孰与足？言及於此，良所疚怀。如闻京畿及关辅有损田，百姓等属频年不稔，久乏粮储。虽今岁薄收，未免辛苦，宜从蠲省，勿用虚弊。至於州县不急之务，差科徭役并积年欠负等，一切并停。其今年租八等以下，特宜放免。
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而陵寝久违，蒸尝永感。农隙顺动，得非其时。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应缘顿所要，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有烦劳。
上面几段话：贫穷的西都长安和繁华的东都洛阳形成鲜明对比。
既然说东都比西京繁荣，皇帝还总是在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跑呢？还是通过唐朝皇帝的话来回答！
朕将幸秦京，言离雒邑，既省方以观俗，思宏恩以济人。载念狴牢，又恻襟抱。宜敷宽大之典，用敦祝泣之意。其都城内见禁囚徒，除身犯十恶，及造伪头首，馀杂犯死流等，各减一等，徒以下并放。
卿夙怀恭顺，深执诚心，闻朕西巡，欣然望幸。
朕君临区宇，子育黎元，每怀勤恤，不欲劳烦。而镐京之地，陵寝所在，自展义河雒，已历岁年，所以式遵卜征，有事时迈，抑惟常典，宁敢惮劳。将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暴水，浸於邑居，载怀忧惕，无忘鉴寐，且从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
朕粤自镐酆，省方瀍洛。属九服宁晏，四时顺成，殊徵庞殷，景福纷委。遂荷灵眷，登於介邱，先天成功，允答休佑。盖敬天知命，不敢以宁也。我来於东。岁亦数稔，而西土蓍老，傒予多怨。况关辅之地，顷则有年，宜叶卜征之祥，式展时巡之义。可以今年闰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缘顿支供，一事已上，并用当处官物，不须科敛百姓。其递运及行从官僚等，物从减省。所在公私，不得辄有进献，宣布遐迩，知朕意焉。
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而陵寝久违，蒸尝永感。农隙顺动，得非其时。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应缘顿所要，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有烦劳。
朕怀西土，陵寝在焉，至自东都，诚慰罔极。兼兹巡省，且无怨思，徯予之望，多谢哲王，饮至之规，岂忘前典。其供顿州应缘夫役差科，并免今年地税。行从飞骑万骑三卫引驾监门各赐物五百段，兵彍掌闲及诸色当番人各赐物三段，缘路供顿刺史县令及专知官各赐一中上考，从行有职掌武官赐勋一转。京兆及岐、同、华三州，畿辅之间，百役所出，至於征镇，又倍馀州，其今年租，并依本州纳。其脚纵已支入京，亦令所司计折酬还。两京城内及京兆府诸县囚徒，反逆缘坐，及十恶故杀人造伪头首死罪，特宜免罪，长流岭南远恶处。其馀杂犯死罪，隶配效力五年。流罪并放。罪人犯赃，量罪贬降。缘近顿所损麦苗，宜令州县即简括，量酬价直。畿内侍老九十已上，量赐酒面。鳏寡茕独及征行之家，宜令州县长官亲自存问，如有疾患，量加医药。使近甸之内，咸有赖焉。
初闻三辅之间，今岁善熟，朕缘陵寝，诚欲西行。然积虚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虑重难。倘夏麦不登，未免匮乏，百姓不足，朕孰与安？所以再三疚怀，欲去不忍。
可见：在隋唐朝皇帝眼中，西京是陵寝所在，不得不回去看看，但西京那里又十分贫瘠，不如东都繁华，总吃不饱。所以心理矛盾表现在他们的诏书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安人的神论，以帝陵判断唐都所在，说洛阳只有一个帝陵，所以只能是陪都。如此：唐王朝一个帝陵都不在西安境内； 北宋帝陵一个都不在开封境内， 元帝陵都不在北京境内，是否可以按他们的意思延伸出结论：西安绝对唐都城；开封不是北宋都城；大都不是元都城？
隋以奄宅区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炀帝遂创两都。
唐之肇始都长安，遵循旧制，一帝一都。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胜概，每乐巡幸，遂成都洛。
武氏垂政，复以旧制，遂以洛阳为神都，长安为西京。
中宗反正，二都并建，各立神主，都洛则有洛庙，还秦则有秦庙。
玄宗三秦九洛，建都惟旧，遂使后人皆曰两都不疑矣。
唐之肇始都长安，遵循旧制，一帝一都。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胜概，每乐巡幸，遂成都洛。
武氏垂政，复以旧制，遂以洛阳为神都，长安为西京。
中宗反正，二都并建，各立神主，都洛则有洛庙，还秦则有秦庙。
玄宗三秦九洛，建都惟旧，遂使后人皆曰两都不疑矣。
李治曾说：
朕虽居九重之内，常以万姓为心，而诚不动天，遂使阴阳错谬。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雒口仓廪，且复充实，更为转运，於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
长安居民在唐安史之乱前所谓的盛世经常遭遇自然灾害，连饭都吃不饱，被史料记录在案的比比皆是。如：
频年霜旱，京畿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
因霖雨长安城内道路不通，米价暴贵。
雍、同、华、蒲、绛五州百姓乏绝。
以旱避正殿。
长安大旱。
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 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
诸州四十余饥，关中尤甚。
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
关中旱、霜，大饥。
关内旱，日色如赭。
长安人相食，寇盗纵横。
关中久雨，害稼，长安饥。
等等。
位居社会下层的长安百姓在所谓的盛唐京城长安都经常饿肚子，人食人，寇盗从横。
位居上层的权贵也一样，连唐高宗的身边人都被饿死，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盛唐时期李唐皇帝动不动喜欢去繁华富足的东都居住，而返回住在饿的人相食的贫穷西京去，连他们自己都多次说是因为陵寝在焉的缘故，是不得已而为之。
朕虽居九重之内，常以万姓为心，而诚不动天，遂使阴阳错谬。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雒口仓廪，且复充实，更为转运，於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
长安居民在唐安史之乱前所谓的盛世经常遭遇自然灾害，连饭都吃不饱，被史料记录在案的比比皆是。如：
频年霜旱，京畿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
因霖雨长安城内道路不通，米价暴贵。
雍、同、华、蒲、绛五州百姓乏绝。
以旱避正殿。
长安大旱。
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 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
诸州四十余饥，关中尤甚。
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
关中旱、霜，大饥。
关内旱，日色如赭。
长安人相食，寇盗纵横。
关中久雨，害稼，长安饥。
等等。
位居社会下层的长安百姓在所谓的盛唐京城长安都经常饿肚子，人食人，寇盗从横。
位居上层的权贵也一样，连唐高宗的身边人都被饿死，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盛唐时期李唐皇帝动不动喜欢去繁华富足的东都居住，而返回住在饿的人相食的贫穷西京去，连他们自己都多次说是因为陵寝在焉的缘故，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