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做个汇集

本贴的资料主要来自于飞扬军事的相关讨论贴
与SPK兄共读关于特货问题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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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齤片、假道学与捧臭脚 SPK 丁凯文先生象发现新大陆一样，从外国人的所谓“日记 ”里，找到了中齤共抗战期间在延安种植鸦齤片的“证据” 。这不过是拾一点赵无眠、辛齤灏年之流的牙慧而已。我 以前在评论赵无眠的“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一文时，针 对赵无眠所谓延安曾种植鸦齤片的说法，指出：“赵先生 在‘有的作家’撰写的‘中齤共领袖的传记’里找延安种 鸦齤片的依据，而指不出是哪个作家，哪本传记，实在是 无能。其实赵先生如果看看中齤共元老谢觉哉的日记，就 可以查证延安当时的确以种‘特种物资’－－即鸦齤片－ －来缓解因国齤民党封锁边区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困难。” 这不过是因民国政府和蒋先生断了中齤共的经济来源，中齤 共不得不用以解决其经济困窘的一个手段。不过，中齤共 既不可能把鸦齤片当饭吃，也不可能靠鸦齤片贸易从蒋介石或日本人那里换取大批的粮食来坚持好几年，所以种粮 食还是主要的（鸦齤片可以换些边区无法自产的必需品） 。 事实就这么简单。如果丁先生是因为对民国史毫无所知 ，所以不自觉地摆出一副道学家的嘴脸的话，那么我愿 意再告诉丁先生一点事实：民国以后，军阀长期混战， 民生凋蔽。当权者以贩毒为利薮，老百姓拿种鸦齤片作为 谋生手段，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的现象。四川的刘 湘、杨森，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 ，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以及 安徽、河南等地的军阀都大量种贩鸦齤片，不但贸易牟利 ，还勒收亩捐。比如李、白统治下的广西，鸦齤片收入就 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不但设有章程，订有税则，且 正式列入省政府财政预算。1927年至1928年，全省收入 2千6、7百万元，大部分是鸦齤片税。1932年广西收入3100 万元，鸦齤片税就占1588万元（《桂政记实》，转引自《 新桂系史》）。蒋介石为筹措“剿共”军费，接受陈布 雷、杨永泰等人的建议，取消特税局，另设督察处，实 行统运统收，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辖，直接以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命令行事。1933、1934年期间，蒋介石成立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把南昌行营迁到武 昌，直接控制了汉口禁烟督察处，兼办豫、鄂、皖、赣 、闽、湘、苏、浙、陕，甘十省“禁烟”，并且提出“ 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表面是厉行禁烟，实际 则把特税划归行营直接管辖，—切收入支出，财政部都 不能过问。因此，抗战之前的几年以及抗战初期，蒋介 石实际上就是全国最大的“鸦齤片贩子”。而这些鸦齤片， 显然也不是出口去害外国人的。至1938年，抗战愈烈， 失地日广，蒋介石龟缩西南一隅，所谓特税地区愈来愈 小，蒋才将特税交财政部接管（不是取消，是接管！） 。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国民政府所在的四川 ，种植和贩运鸦齤片仍然是半公开的。抗战时期，蒋介石 有美援，可以借外债，还可以靠通涨来盘剥老百姓，这 样都还坚持“特税”。中齤共在被蒋、日封锁的情况下， 短期内种种鸦齤片，缓解经济困难，有什么了不得呢？极 而言之，不过“未能免俗”罢了，值不得丁先生“处女 ”式的眼睛瞪那么大。 如果丁先生是为了“反齤共大业”，而自以为找到了中齤共 历史上的“命门”，那么我还可以为丁先生再加些所谓 “证据”。比如说，中齤共除了种烟，还贩盐，当时盐可 是“专卖”的，这“违反国家法令、扰乱金融”的罪名 岂不是又成立了？中齤共还揭露蒋、日和谈内幕，“泄露 国家机密”呢。假如丁先生肯去查阅几本蒋介石父子治 下台湾出的“史料”书，这样的“罪名”可以有一大堆 。何必去啃外国人的脚跟呢？

府禁烟取得成效个头，你这边列了一堆国府纸面上的计划、条例、办法，以及老蒋自己的嘴炮，就能算国府禁烟成功了？俗话说得好，棒子掌握历史，国府掌握现在，三哥掌握未来。光看国府纸上的内容，一切“难逃余( 蒋总统中正公)之一握也”；而现实和国府的纸面差距，永远是天地之隔。原西康名流陈耀伦在《西康鸦片流毒造成荥经事变的经过》里说得很清楚：年年种烟，年年禁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年年因禁烟而杀人，年年因种烟而获利…抗齤日军兴，天、芦、宝相继种烟，到后来烟税开征，种烟就算合法化了…国齤民党中央有禁烟的文告，然后刘文辉“又禁又铲又收税”。说白了，就是KMT中央立牌坊，逼下面的军阀去做婊子，然后假撇清地说我们禁烟有成效……谁TMD相信KMT文告就是脑袋进水了，包括陈永发在内

关于西康的贩毒情况，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如下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111_23117.html

一九四六年雅属事变始末 胡恭先遗稿 单德生 整理

一、前 言 1946年冬西康省发生雅属事变，历时数月，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及省内外人士同声呼吁下，刘文辉主席追于形势，为了收拾动乱，始有雅属行政检讨会议的召开，我当时列身省参议会，对这次检讨会议前后经过，曾随笔记录，现滴其要，并再就回忆所及，撰写成篇，用供参考。

二、事变经过概述 1945年秋，刘文辉到重庆参加国齤民党中央还都会议，重庆工商学院院长西昌人罗冠英以西康旅渝同乡会会长身份，约集旅渝同乡会欢迎，会中有荥经人赵锡麟(曾任成都造币厂厂长)、姜国光等。当场指责刘文辉纵容部属，违反禁政，在省内种植鸦齤片、抽收烟金，四处贩毒，危害人民，言词激烈，使刘文辉十分尴尬。罗冠英劝阻无效，不欢而散。刘文辉返康后，心怀愤懑，一时下定决心，雷厉风行，实行禁烟，借泄胸中怨气。他先从荥经下手，派西康第一区保安司令杨致和，率队前往铲烟，杨在该县东区遭到袭击，退回县城。刘文辉极为震怒，认杨无能，立予撤职。另以张禄宾为司令进行剿、抚。到1946年三月，张禄宾补充装备齐全，又后开始铲烟。殊一出发即受到围攻，伤亡极大，在四面楚歌之中，张禄宾见处境垂危，乃化装逃跑，但乡长朱世正等捉住枪毙，由此遂演成雅属事变。荥经事件，虽经刘文辉命令师长刘元琮派出数营正规军投入镇齤压，将事态平熄，但这些抗拒官军的数千群众，逃往深山大谷，辗转流荡，隐患实深。这时，朱世正的侄子朱镜泉，是国齤民党中央军校的职员，在成都大造舆论，攻击刘文辉杀民逞愤，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使留蓉、留渝西康籍人士尽皆知晓。我们住在西康省会康定的人们，反不明了底细。 是年11月，我赴雅安讲学。雅安县参议会议长孙述尧等向我反映：荥经事变后，有许多人逃亡山区，情况十分悲惨，希望我向刘文辉建议，以善其后。其余官方的人皆缄默不言。我回到成都，朱镜泉约集军校康籍军官多人向我陈述情形，我善词加以安抚。接着我会晤了刘文辉，提出我对荥经流亡人民的善后办法。刘文辉始而不作答复，慨然说：“我对西康政务非常厌倦，我想培养一些西康人来接替我，我想到外面开拓局面”。这使我十分惊讶!我想他不是由衷之言，或许是在外面受到某种意外的刺激，心里不高兴。当时国家多事，我考虑到川康局势必须安定。而刘执川康军人的牛耳，可以超一定的安定作用。予是我诚心诚意地说；“自公(刘文辉号自乾)，不必这样消极，只要振作精神，励精图治，收揽人心，巩固川康，事情是大有可为的!”他说；“我的困难处境，你不知道，我的话是真诚实意的。我想培养张少扬(张为炯字德昌人时任西康（代主席）作我的后继人，等时机成熟再说。现将开制宪国大代表会议，我不久 将赴南京。”对荥经人民流亡问题，他没有答复。 这时，我省出席南京的国大代表杨肇锡(字敏生，西昌人，曾任成都兵工厂总办)，韩百城、陈耀伦、陈仕林、傅 梅(字春初，盐边人，国大代表)，麻倾翁等人来到成都， 我为他们祖饯，还邀约了康省参议会秘书长周馥昌、前参议会副议长谭其蒌(谭励陶)，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校长杨立之等人作陪。在座谈中，谭其蓁和杨立之向我建议，要我转请刘文辉火速作出对于荥经逃亡人民的善后安排。我说：“我已向他提过，他没有作具体的答复，或许正在考虑吧。我当然还要继续进言，也希望在坐的国大代表们同时进言，尤其是希望杨敏老(杨肇锡)和陈仲光兄(陈耀伦字仲光)的大力催促”。当时陈耀伦有难色，陈是24军的副官长，可以说是刘文辉的亲信。有人对我说：他为荥经的事情和刘元琮闹僵了，是被迫来蓉的。我又再去向刘文辉恳切进言。我说：“这批逃亡的人，在他们尚未击溃的时候，尚可招抚。如果流为匪类，可能导致康、雅交通梗阻，而成、渝两地不甘寂寞的人如张笃伦等，必将利用此事大加攻讦，那就更不易收拾了”。他听后始表示待自南京回来后再说。刘去南京期中，刘元琮部(即刘三娃子，是1935年焚烧西昌西街罪魁祸首)和省保安队，继续在天全、芦山、宝兴和荥经等县恣横，借铲烟为名，收取烟金，稍一抗拒，辄遭烧杀搂抢。于是有廖一湾事件的发生(下面再详述)。雅安留蓉人士向我请愿，呼吁要我火速设法制止。我又致函刘文辉痛陈利害，托西康省建设厅长张缉(字敬熙，西昌人)赴京之便就近转交，仍未得从。刘文辉对形势估计不足，就是我也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态会那样恶化。

三、雅属行政检讨会经过(略) 四、会后余音 我与刘文辉自民国二十八年相认识以来，先后经省临参会及参议会阶段，过从较多，了解随之较深。我深感刘文辉过于聪明，过于集权，完全忽视兼听则聪，兼视则明古训。大权惟恐不集中，致部属皆俯首帖耳，无敢违言。亲佞远贤，恶善善恶，此其所以受人蒙蔽而不自觉，洎乎事变演成，顿然改图，虽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此种污点须信加拭拂，方能磨去，是否办到，尚待事实证明。 成都康省同乡，初先对雅属行政检讨会议颇有怀疑。大家认定刘文辉为一情感胜于理智之人，对于部属曲意庇护、凡有言其部属不法者，非至众口喧腾，不信其为事实，既经证明其属事实，仍不惩处，而仍予优容，仅使言者自危。此次行政检讨会议之召开，无非藉以和缓人心，以杜反对者之口实，当无诚心改善省政与民更始之意。 我将返康时，刘谓我曰：已授权仲光尽量招抚，虽元恶巨憝，只要改悔，我亦赦之。至于禁改，当以事实证明，决不反汗。我即由雅安寄函重庆西康同乡，说明雅属行政检讨会会议经过，及刘对于事变及禁政之处理情形，请勿为浮言所惑，须静待刘之行动，不必操之过急。返康后，得渝中来函，对我之苦心深表同情。 我返回康定，康省参议会首届二次大会即将召开，各县省参议员纷纷到达。大家认为：雅属事变，创痛巨深，本会如无一种表示，不惟本会会誉毁损无遗，即个人自处亦难以为情。惟自雅属事变后，迄今月余，政府对不肖官吏及溺职军官未加惩处，已令人感觉失望，犹复继续大量贩运毒物，更使人侧目，我于万分悲痛之余，正式提请辞去议长职务。于是全体参议员振袂奋兴，主张由我切电刘主席，痛陈省政重大弊端，曰军纪不良，曰禁政废驰。如政府不火速整饬军纪，厉行禁政，本会当请求中央解散，不愿再负责任。并要刘立行答复，如无具体有效答复，本会当停会静待。大家决定与我共同进退，一时空气至为紧张。阅数日，刘文辉与张代主席(为炯)电谈(用电报往复)数句钟，张将来往电文数千言交我一阅，电文言词恳切，使人不能无动于衷。经我将内容向会内同仁解释，大家认为可稍待刘的措施，始继续开会。 (注：本文系从作者《一九四六年雅属事变与行政检讨会》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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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一段特别刺眼
就在这时，荣经县参议会代表两人及士绅秦建中来到成都，他们对我说，该县县长徐思执草菅人命妄杀无辜，并授权乡镇长随意杀戳，人民横遭陷害者达200余人；割舌、剖心、挖肝、去势者比比可见，闻之不胜悯然。蓉垣同乡及被推各代表异常愤激，提议不赴雅安。我谓此事刘文辉是否知情?不如一同往访，询问明白，再决行止。于是约期与刘文辉会见。我被推发言，转述荥经代表所言情况，谓徐某虐民罪行擢发难数，应请立即撤换，静候调查。

国府榆林贩烟是1942年；西康烟毒从抗战军兴一直持续到解放，因为暴力铲烟引发的荥经事变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
事变之后----政府不禁烟，农民少种烟，军政人员不贩烟，商人少买烟，不禁烟就无黑市，价也不能高，鸦片成了普通商品，不需要的人不买了---但是吸烟的人越来越多

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政策……我靠，这句话真是战斗力破表啊，按照国民党那些冠冕堂皇的政策文件，中国30年代就已经禁绝烟毒了~
刘文辉的鸦片种植，参见文史资料选辑33卷陈耀伦的会议；

鸦片种贩吸，仅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5社会卷P553-637就是一摞，国军嫡系中的嫡系，宪兵各团张镇武装贩毒，何应钦北平军分会私设白面工厂，事情海了去了

文史资料选辑P175：刘文彩在云南、西昌引来烟种…分售与各乡镇长(乡 镇长算不算政府？)转发农民。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也就是刘文辉有意要种，不过当国民党中央正在禁种之际，不便出头而通过刘文彩来作一种非正式的劝种鸦 片而已……荥经的鸦片质量超过天、芦、宝和宁属各县，仅次于云南夷方货，而与云南丽江货并驾齐驱，在市场上，可与云南一般鸦片，比美争雄。

给刘文彩洗地的哪里去了？

这个俗自然要上溯到两百多年前英国人开始向满清贩卖鸦片起，到国府把此俗发扬光大：1934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定鸦片专卖章程及吸户领照办法；30年代中 期南昌禁烟督察处每月孝敬蒋介石40万元特别费，宪兵各团武装护运烟土，北平军分会开白面工厂，中国农民银行根本就是以鸦片起家，30年代中期云南省政府 成立统运处集中运销烟土，1935年1025万两，1936年1359万两，1937年1500万两（TG 1943年边区出口55万两）

民国二十（1931）年，中央国民政府把甘肃列为禁种罂粟省份，下令禁种鸦齤片，凉州地区亦贯彻执行，但只喊在口头上，却不认真实行。二十一（1932）年秋，马步青接防统治凉州，他不但不贯彻执行禁烟令，反而又鼓励辖区五县（武、永、镇、古、平）扩种罂粟，以"烟亩罚款"为名，榨取钱财。是年，古浪全县种罂粟8942亩，产鸦齤片26.826万两，每亩处罚款银洋9.176元，共罚银洋8.2万元。二十二（1933）年，全县种罂粟8389亩，产鸦齤片25.167万两，每亩罚银洋9.1788元，共罚银洋7.7万元。二十三（1934）年，全县种罂粟9814亩，产鸦齤片29.442万两，每亩罚银洋9.176元，共罚银洋9万元。二十四（1935）年，全县种罂粟8510亩，产鸦齤片烟24.84万两，每亩罚银洋9.176元，共罚银洋7.8万元。这些罚银都进了军阀马步青的腰包。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在《甘肃禁烟总报告》中写道："民国二十年秋，甘肃奉令被列为分期禁种烟土的省份。二十四年春，皋兰、正宁等二十二县烟苗禁绝，唯武威骑五军马步青驻地，屡禁不绝，成为种烟、运烟、售烟的独立王国，从中牟利。……"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廷勷和马步青先后在其所辖武威、永昌、民勤、古浪、永登等县，私开烟禁，依烟取利的狼子野心。

三十年代，马鸿宾、马鸿逵先后出任宁夏省主席，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合称“西北三马”。他们统治期间扩军夺地，多对鸦齤片采取“寓禁于征”之策，实际是只种不禁，只征不禁遂使烟毒日益泛滥。尤其是马鸿逵统治宁夏时，全省仅90万人，种植罂粟却达20多万亩。30年代中期，因阎锡山抬价收购鸦齤片，烟贩们纷纷将烟贩往山西，马鸿逵见烟土危机，便推出存土计划，规定烟农不许自留鸦齤片，更不可售于烟商，只有禁烟委员会才有权收购，同时，还派军队堵截运往晋绥的烟土，结果当年就截获400余万两，从而确保了他的鸦齤片垄断政策。大烟垄断是甘肃和西北禁毒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一方面当局视烟毒为洪水猛兽，全力戒除；另一方面，统治西北数省的“三马”则大肆搜刮烟土，囤积居奇。实行烟土垄断的手段主要有三：一是官方强购。抗战初期，马步芳、马步青乘全国禁烟的机会，在武威、张掖等主要产烟区强行收购和廉价所得烟土。　1940年禁烟计划完成以后，他们将垄断的大量烟土，拿到临夏等地高价抛售。马步青则在临夏广置产业，大兴土木，用烟土支付价款，这些商人又将烟土在市场销售。因而1940年以后，鸦齤片仍然充斥甘肃各地，外省烟贩也成群结伙来甘肃购销烟土。二是烟士专卖。“三马”一方面标榜“禁吸、禁贩、禁运”鸦齤片，兼各省“禁烟委员会委员长”；一方面强行收购的鸦齤片，通过他们开办的企业“义源祥”、“德义海’等商号专卖贩运。三是官齤匪勾结，武装贩毒。在全国禁烟六年计划完成之后，西北的甘宁青和甘川陕交界之地，武装贩毒还时有发生，而且愈来愈甚。1943年，马步芳借禁烟之名对西宁烟贩和烟民罚款10多万元，并没收鸦齤片　2000多斤。后来，他下令将这些鸦齤片全数运销新疆，被民众讥为“贩烟的大老板”。马步青、马步芳支持、怂恿烟贩（亦称“马客”）去川康边界的黑水、那娃等地　贩运鸦齤片，并在甘、凉（张掖、武威）一带搜刮和廉价收买大宗烟土，仅民国27年至民国38年（即国齤民党政府禁烟时期），在临夏一地倒卖烟土，累计获利达600万元以上。1946年，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派人将西宁警齤察局查获的大批鸦齤片运至甘肃临夏交驻军贩卖。1948年，他又下令在皮鞋内装满鸦齤片，派部下以采购“军用皮鞋”的名义，运至新疆销售。

民国二年，归绥曾施行过禁烟，民国五年又种。民国六年，归绥县谢知事明令禁止种植鸦齤片，民国八年又种。此后时种时禁。民国十六年（1927年）种植鸦齤片的浊浪再次掀起。就在这一年，归绥爆发了“孤魂滩事件”。导致这次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归绥县知事冯延铸公然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齤片。 民国十七年，国齤民党政府召开了全国禁烟会议，组织了“全国禁烟委员会”，民国十八年公布了“禁烟法”，二十一年改取“分期渐禁法”。二十四年特设“禁烟总监”，并定了“两年禁毒（1935——1936年底），六年禁烟（1935——1940年底）计划”。 绥远省也随之制定了“禁烟大纲”，拟自一九三五年起，按四年分区禁绝。同时制定了“禁吸鸦齤片办法”。计划在省会设立戒烟医院，县局设立戒烟所，乡镇设立禁烟分所。还搞了“禁种烟苗办法”，规定：“各县局限制禁种区内播种烟亩水地每亩罚征建设专款十一元，旱地每亩罚征建设专款六元六角。” 表面上看，绥远政府似乎也在归绥等地禁烟，实际是以戒烟为名横征暴敛。军阀及国齤民党政府把征收的烟税和所罚的款项，作为一项重要收入。特别是到一九三○年左右，归绥城内各行各业，竟全靠鸦齤片来周转维持了。每当割烟时节，各级大员便分赴归绥各乡，除以官家名义收税罚款之外，个人私营舞弊，接受贿赂的更多。据今郊区的老农讲：“当时他们来到烟地，只要给一笔钱，就没事了。”另外，可种鸦齤片的上等地多在绅士们手中，故绅士们种烟最多。但是无情的烟亩罚款，却大部分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因为地方政权在绅士手中。他们把自己的好地报了荒地，免去了粮赋和烟亩罚款。此外，地方上收款的人员是区村的“公事人”，由绅士们自己充任，他们在收款的时候，也要在农民身上想办法。 民国十——十一年前后，禁烟主要是禁铁路沿线，以防有碍观瞻。马福祥在归绥的禁烟是所谓“禁种”，但允许买卖，因为烟土是从他家乡一带运来的。在归绥，即使是在查禁的时候，暗中的烟馆仍没关闭，袖筒中的买卖也没停止。一九三六年，傅作义先生搞了“除三害”运动（除烟毒、匪、盗）。计划第一步先令沿铁路线附近五里内禁绝种烟，学生上街游齤行，还雇了人，沿南茶坊的土路，用鞭杆打过烟苗。托县似乎搞得更“红火”些。不过象离城十几里的攸攸板村，“断烟的”竟然从没“光临”过。因而人们说，当年的禁烟，只是走走形式，明禁暗纵，越禁越厉害。

关于孤魂滩事件，看以下链接
http://www.nmgcb.com.cn/HTML/story/200710109870.html

内蒙古晨报报道（记者 王武）呼市旧城曾经有个叫作“孤魂滩”的地方，上了年纪土生土长的呼市人都能知道一些“孤魂滩”的往事，小小的“孤魂滩”有很多传说和历史。“农民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发起的一次游齤行示威事件。时间回溯到1927年3月28日，呼市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孤魂滩事件’，北齤京《晨报》以‘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为标题，报道了整个事件的过程。”昨日，记者聆听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朱建军对整个事件的讲述。

★孤魂滩曾是一个刑场 孤魂滩位于呼市南茶坊和西菜园之间，清朝乾隆年间曾经是一个处决犯人的刑场，后来城里一些无衣无靠流浪乞讨者的尸体大都埋在这里，因而人们习惯把这里称为孤魂滩，并为此建了一座孤魂庙。

★军阀收刮民脂民膏 1926年，阎锡山的部队占领了绥远地区，并调派商震率领十几万大军驻守这里。商震为了维持部队庞大的军饷开支，开始对当地的农民收刮钱财。他在归绥和各个旗县设有土地清理丈量局，把瞒报的土地通过换发新的地照来增加收入，并取消了民国成立以来在归绥实行了15年的禁烟令，通过鸦齤片贩运税和食鸦齤片者的烟灯增加收入，还对春节前所有居民宰杀的禽畜一律征收“割头税”。这3个办法实行以后，遭到归化城和土默特川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殴打收税官的事情屡有发生。

★游齤行地点选在孤魂滩 沉重的税收使农民无法承担，他们终于于1927年3月28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孤魂滩事件”。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人民以国齤民党绥党部的名义，以国共两党党员和归绥工会、农工会领导发动了这起农民游齤行示威运动。为了不被商震驻扎的部队发现，采取了“鸡毛传贴”联系各方村民，同时将地点选在了孤魂滩。

★6000多人上齤街游齤行 当日早晨，附近农村的蒙汉农民陆续汇集到孤魂滩，城里的市民、工人也先后到齐，市民举起“绥远难民大会”横幅，高呼口号。在一个土台子上面，归绥城的老秀才李正乐第一个上齤台演讲。接着，市民、农民和学生代表轮流上齤台，控诉军阀的种种恶行，痛斥商震的胡作非为，揭露了贪官的各种劣迹，高呼“反对清丈地亩”、“反对取消烟禁”、“取缔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喊声震天，人们一致要求进城游齤行，于是，6000多人如潮水般涌进了城里。

★抢光县长家产 游齤行队伍首先来到财神庙街，砸了清丈局，接着又砸烂了归绥县政府，并把县长的家产一抢而光，随后又砸烂了财税厅、政务厅和教育厅的牌子。城里的警齤察看到游齤行队伍人多势重，都躲在警齤察局里不敢出来。中午时分，游齤行队伍在旧城北门重新集齤合，开始向新城出发。一路上，围观群众夹道欢呼鼓掌助威。当队伍到达新城西门时，商震如临大敌，命令关闭城门，并在西门城墙上架起了机齤枪。天黑以后，为防不测，示威群众逐渐散去。

★归绥人民大获全胜 第二天上午，又有4000多人聚集到了新城西门外，要求进城请愿。商震害怕人群越聚越多，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于是同意示威群众选举出15名各界代表进城商谈。洽谈直到天黑，商震才被迫答应了代表们提出的请求，取消土地清理丈量局和减免苛捐杂税等6项规定，并派卫兵打着灯笼送代表们出城。“孤魂滩事件”结束了，归绥城人民大获全胜。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禁烟会议上，作了一次令与会代表及全国人民颇为感动的演讲。他说“如果大家要救国，必自禁 烟始。此后，国民政府绝不从鸦片得一文钱。如有此嫌疑，请本会告发我们，就认为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他。本会可以求救政府，给我们一个权力，凡官僚吸烟运烟，我们当破除情面，铁面无私的举发.加以惩罚。”① ①必转引自马模贞主编:《毒品在中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然而，就在宣布裁撤财政部禁烟处及各省县禁烟局的同时，蒋介石却授意财政部在汉口悄然设立了两湖特税清理处。蒋介石之所以将该机构设于汉口，因为汉口是长江与京广铁路交汇处，全国鸦片主要产地之西北西南，其鸦片运销华中华东华南地区，大都须经过汉口，在此设卡征税，可谓滴水不漏，特税收入必然丰厚。很显然，国民政府设立该机构实为特税而设，名谓清理，实为征税，自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湖南湖北两省。1929年7月，湖南省湘乡县政府首先提出质疑:“自国府颁布明令禁烟以后，地方 团体以及人民莫不兴起，一致进行，年余以来，成效已著。敝府督伤各挨户团严厉执行，种售吸三项完全肃清。关于禁运，以素不产烟之区尚缉获烟土近2万两，解送民政厅焚毁，方谓自兹以往积毒可除，为种族之光荣，雪病夫之耻辱，诚幸事也。不意近来竟有所谓两湖特税清理处，发现分处分卡遍于城乡。夫禁烟之彻底，自以不抽税为原则，既不抽税，何由清理?查其内容无非巧立名目，惟利是视。政府失信，人民惊疑，功败垂成，可为痛哭。……，恳请禁烟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立颁明令，撤销此项机关，以示禁烟彻底，崇政府之威仪，坚人民之信仰”①。禁烟委员会认为湘乡县政府所呈各 节，“非仅碍及烟禁，且与颁布之禁烟法规定条文大相违背。事关党国之威信、国际之观瞻，属会职责所系，尤觉未便漠视。”呈请行政 院转呈国民政府立颁明令，撤销两湖特税清理处，以肃禁政②。接着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于同年11月20日致函行政院院长谭延 间，“属省自去岁奉颁禁烟法令以来，即已遵照分别严切执行，列入十七、十八两年度施政大纲，迭将办理情形先后屡呈在案。查过去成绩，焚毁所获烟土数十万两之多，烟具尤难计数，种运售已次第 绝迹，吸食者亦属寥寥。烟祸肃清指日可待，讴九仍一签。忽清理两湖特税处派员衔命来湘组设分处，当以既属清理积货，监运出境，不舍疏通余毒”。

1929年11月29日，湖北省党部临 时整理委员会也致电国民政府:“两湖特税清理处实为征收烟税机关，对于禁烟进行殊多妨碍，请予明令撤销”②。1930年6月9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济呈请行政院令财政部转伤两湖特税清理处，“限满即行裁撤，勿再展期”。并揭发两湖特税清理处宜昌清理特税分处，表面上登记存土，切实严禁售卖，不再征税。而暗底里却勾结大生等九家税号，由川运大批烟土到宜，公然贩卖。还设执法处任意押人苛罚，违法侵权之事不胜枚举③。 国民政府财政部(其实是蒋介石)对于两湖党政机关的请求呼声置之不理，无意裁撤两湖特税清理处。两湖对于特税清理处所作所为实在是痛恨之极，对于财政部迟迟不撤销该处更是大惑不解，不得不反复分别上书，强烈要求撤销该处。1930年11 月17日，国齤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何键、张炯、沈遵 晦联名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值此四方多难之秋，中央为维持税收计，设立两湖特税年余以来，舆情愤然，经各处呈请取消，未蒙允许。虽此中苦衷出于必不得已，但饮鸽止渴，终非良策。兹值大局粗定，若不迅即取消，将何以慰人民隅喝之望，而符本党为民除害之政策?”查清理两湖特税，国民政府以军事关系，一再展延，最后六个月之限期又久经届满。 ①二史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①1530, ②同上.二①1530, ③同上，二①1544, 现值‘讨逆’军事结束，此项特税机关李应撤销，以肃烟禁，而免流毒”①。何键等人一语道破国民政府两湖特税清理处的天机，哪里是为清理特税而设，分明是为‘讨逆’筹铜而设。难怪蒋介石任凭党内外谴责声四起，坐收特税。不仅如此，反而变本加厉地控制鸦齤片的运输和销售，‘大收特收鸦齤片特税。地方团体对于蒋介石不撤销两湖特税清理处大惑不解，行政院禁烟委员会对于该处遍设检查所，违法苛征、贪污横暴、藉端 索诈、骚扰间阎劣迹时有所闻，对于财政部坚不裁撤该处更是不可理解。迭次呈请行政院核办，早日撤销该处，但均无济于事。时至1932年，两湖特税清理处仍无撤销迹象，两湖机关和团体再也按捺不住，纷纷致函国齤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如1932年3月7日，国齤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何键等人致函中央委员会质问:“各省市多有财部清理特税意旨”。“禁绝鸦齤片为本党一贯主张，兹奉前令，似实行公卖，究竟中央对禁烟主张是否变更初衷”，使党员“莫明真相”②。地方政府见两湖特税清理处迟迟不撤销，并变本加厉地征收鸦齤片特税，亦垂涎三尺，纷纷效仿。如据安徽省霍邱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卢谦于1932年1月7日上国民政府呈中称，该县 “竟有戒烟特税所之设立，布告皇皇，张贴通街，公然宣称政府承认 公卖公买。无知人民遂认土贩营业为正当，吸食之徒亦因而疑为法所许可，官土店招牌张遍通衙”0“此种非法机关一设，实堪危及民族生存”。“恭呈钧府俯予令伤行政院严令安徽省政府立将特税处取消”③。更有甚者，湖北省政府居然增设了特税附加征收局，摆开大收特收特税的架势。并在其致禁烟委员会函中美其名日:“原属寓禁于征，以期逐渐廓清”烟毒，还“用副贵会之望”。 ①二史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几①1530, ②二史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①501 ③二史馆，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①1529

民国前期，惠安境内，军阀混战，兵匪猖獗，官、兵、匪合一，在惠安境内强征暴敛，掳掠奸淫，加上天灾疫疾，使得民不聊生。 　　1923年（民国12年）春，土著军阀陈国辉勒取惠安的“特别捐”1.2万银元，强迫农民种植鸦齤片。北洋军阀王永泉（北洋军兴泉永护军使）之弟王永彝部驻惠安团长杨增福，胁迫农民种植鸦齤片，并大量收编“民军”。股匪汪连归编于北洋军阀孔昭同（福建陆军第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的一个团。 　　1923年（民国12年）冬，王永彝（兴泉永警备司令）部杨增福团进驻山腰坝头，开征“田亩捐”（即“鸦齤片捐”），数额为每亩40银元，山腰乡一次就派征1.6万银元，土豪乡绅又从中加码中饱私囊。邻乡峰尾原非种植鸦齤片地区，也被强派巨款，群众负担不起苛重的税额。是年11月，山腰、郭厝和峰尾等乡村农、渔、盐民联合发起武装反抗军阀王永彝在惠安勒派“鸦齤片捐”50万银元的斗争，袭击杨增福团，击毙陈团副等90多人，败兵回城求援。 　　1924年（民国13年）1月4日，该团又调动邢景旺（又名崇山）一个营，由汪连带队，汪连民军的连长朱道口、陈舜明带路，绕道后张村虎母山，进入坝头、山腰、峰尾，大肆烧杀抢掠，山腰男女老幼均难幸免，盐坎遭受破坏，烧毁房屋300多座，杀害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山腰惨案”。 　　山腰惨案发生后，惊动海内外惠侨，惠侨组织“惠北兵灾赈济会”，对灾民进行救济。1月20日，中齤共中央机关报《响导》周刊发表文章揭露王永彝的暴行，声援惠北人民的英勇斗争；省内各界亦奋起声讨，迫使军阀政府将征收捐税“督办”沈葆中枪决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