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30日,驻旧金山副领事高英夫妇私带鸦齤片二千二百九十九磅入美境，被美人查出。（《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川政后，烟土税率也随之统一。据《四川省财政志》载，1935年，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禁烟督察处规定，烟土税率无论内销外销，每100斤征税300元。1936年6月，省禁烟总局成立，将内销烟土税率改为每100斤征600元，全面收入法币3250万元。1937年12月，征收标准调整为：内销滇土（云南鸦齤片）每担正税1200元，统费200元，地方附加20元；内销川土及黔土（贵州鸦齤片）每担正税600元，统费100元，地方附加10元；外销川土每担正税300元，地方附加30元。1939年，省内销售川土、黔土，每担正税改征1000元；滇土每担加征正税600元、统费100元；川土外销，每担正税200元，统费1000元，累进税400元，戒烟经费和附加各100元，省外烟土经四川外运，每担征护送费80元。当时年收烟土税捐1731万元。 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产量为120万担到140万担；四川瘾民约占全省人口的1/19。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从宜宾航运出川的烟土就多达35000箱（约110万公斤）。军阀刘文辉驻防上下川南及川东北70余县，其兄刘文彩坐镇宜宾，以“川南水陆护商总处”的名义，每年所收取的“烟税”就达800多万元。”
“天津市要求，烟民禁烟应于1936年1月起实施，于六年内逐渐禁绝。 　　设立烟土药店天津鸦齤片公卖 　　天津市之所以进行烟民登记，就是为了实施鸦齤片公卖。“然再视烟民之多寡，筹设官膏店开始公卖，视其执照而限制其吸量。”但由于烟民的一再观望，所以当时在天津市公齤安局登记者不过千人左右，很难如期全部调查清楚。《益世报》报道说：‘此点或为一般民众不明真相所致，以为一旦登记，即不准再吸，殊不知此项禁烟办法系使其逐步禁绝……’ 　　所以鸦齤片公卖直到1936年的3月才开始实施。
其实早在1933年，天津各界人士就极力反对鸦齤片公卖，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渐禁鸦齤片，纯属偷梁换柱，‘无异饮鸩止渴，贻害人民’。但这样的反对声浪并没有起到效果，鸦齤片公卖已经因为南京政府的强令要求而成为了一支必须射出的箭。” “为了公卖所设立的土药店也是由原来私人烟土店所改，不过是换了个称谓，不过是要开始向政府上税了而已。市政府还煞有介事地取谛私贩，限制商办，还设立了稽查班，分驻所，以便稽查。 　　据《益世报》载，当时全市约设土药店四十处，定3月1日同时开办。土药公库也已组织成立，附设于平津禁烟清查处驻津办事处内，各土药商也均遵章到处请验纳税。登记后领取了执照的烟民，可以随时前往“国家的”烟土店购买零土。” “　然而，即使这样的强令并没有让天津的烟民如理想中在6年内禁绝。时至1945年，《益世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证明———《禁烟雷厉风行中烟民登记寥若晨星》。这一年的年底，烟民只登记了50个人。”

毒品是社会一大公害，民国时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当局“寓禁于征”政策，使石家庄的烟馆得到公开的扶植。当局往往通过控制土药公会，来倾销鸦片烟土，使禁烟名存实亡。

《石门市公署征收膏店设用烟灯公益捐登记给照暂行规则》提道：“本署为推进禁烟政策，便利实施管理，及发展地方公益起见，实行管理膏店设用烟灯登记，征收公益捐，发给灯罩收执。”烟馆公开化经营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在馆内吸食毒品便成为合法举动，受当局保护，警齤察或特工不能进馆搜查。

民国缉毒功臣们的悲惨结局
http://www.chinanews.com/hb/news/2010/02-05/2112114.shtml

1920年代末，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随着对外通商贸易的日益活跃，民族工商各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由于民国政府对上海这个大城市管理的严重缺位，特别是青红帮等帮派体系和洋人把持城市政务管理，吸毒贩毒等不法活动十分猖獗，使上海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吸毒贩毒中心。

当时，上海青帮大头目、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黄金荣和他的把兄弟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看准了在上海搞护运鸦齤片这一行当有暴利可图，便与法租界巡捕房总巡长沙利讲定“条件”，筹组起专门包运鸦齤片、保险等业务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几乎垄断了上海滩所有的毒品运销业，他们甚至可以公开地在车站码头押运鸦齤片，保险包运鸦齤片的生意异常红火。黄、杜、张三人以及洋人沙利等日进千金，大发横财。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既要剿共又要对付陈济棠、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反对派，战火连年，造成国库严重匮乏。当时，均被蒋介石委为少将参议官衔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为巴结蒋介石也为维护自身利益，主动提出“为党国分忧”——以三鑫公司的名义，开办了一家专门研制毒品吗齤啡的化学试验厂，主要从事毒品吗齤啡制造及海内外运销。他们拉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上海市长吴铁城入伙，并将毒品吗齤啡营销暴利的大部分贡献给蒋介石，美其名曰为“以充党国用”。

对于这样一个在当时国内最大的专门制售毒品吗齤啡的化学试验厂，一些嗅觉灵敏的军政要人早已知晓其个中秘密，但他们深知其背景也并不声张，而是暗中当作把柄攥在手里，也跟着做起贩运毒品的生意。

1932年仲秋，香港一家报纸突曝新闻，题目颇为引人注目：《民国最高军事当局制造吗齤啡密销海外》，文中直称化学试验厂为吗齤啡制造厂。随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国内民营报纸纷纷以“香港电讯”形式加以转载，并配发一些社论、评论等文章，立即在国内引来强烈反响，一时间鼎沸舆论直指南京国民政府。

此时，正在坐镇汉口指挥对中国工农红军展开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知晓此事大为光火。他非常明白此事是由桂系方面把化学试验厂的事情给捅到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深怕由此得罪西方洋人，断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于是，蒋介石趁着在武汉市孙中山纪念周上作训词的机会，突发了一番慷慨的表白：“孙先生留下遗训，革齤命尚未成，同志仍须努力。就拿禁烟来说，真可谓军阀的命易举，鸦齤片的命难革。日前，港岛有报章竟称我军事当局制造毒品走私国外，这是敌对分子的造谣中伤，还是真有人胆敢以身试法呢?我难作结论。为明真相，我将着人周密调查。在座各位如知道军政要员，有制毒贩毒以及吸毒的，欢迎铁面无私地举发。一经查实，必作铁面无私之惩处……”

蒋介石讲完话回到住处，一封电文迅速传向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处，立即召来了宪兵第一团团长彭善后。蒋介石见到彭善后，让他把香港报纸上的那篇报道看了一遍，随后一脸严肃说：“这很可能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企图破坏我革齤命军队与领袖之声誉。你务须查明真相，看究竟有没有制造吗齤啡什么的，使谣言消弥，以正海内外视听。”

彭善后在得到蒋介石部署的任务后，亲自带着几个得力助手火速前往上海，乔装打扮成各色人等分头四出，终于摸查到了三鑫公司的化学试验厂，最终他确定这个化学试验厂就是吗齤啡制造厂。于是，彭善后着手部署实施一举铲除这个化学试验厂的行动计划，调他团里战斗力最强的第一营第一连的宪兵，乘坐三辆大卡车由南京火速赶到上海，迅速对化学试验厂实行了包围，他亲自带领一个宪兵排直扑化学试验厂正门，解除了门警及厂内人员的武装，立即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部，下令将厂内所有人员扣押，所有毒品封存，暂在厂瑞安营待命。

第二天，彭善后离沪赶往汉口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面无表情地接见了他，他刚要开口汇报执行任务经过，蒋介石就摆摆手说：“不要讲了，我都知道了。你去吧,也可在武汉休息几天。”临别时，彭善后壮胆问了一句：“校长还有什么训示吗?” 蒋介石阴沉地一笑：“你回南京后去见谷司令，对你另有任用。”

彭善后对蒋介石的“对你另有任用”一句话感到大受鼓舞，兴奋异常。他在武汉美美地玩了个痛快之后才返回南京，一路上自己还憧憬着升官发财的美好前景。然而，当他赶回宪兵司令部向谷正伦报到时，方知是调他来司令部当军械科长，顿时他有如冷水浇顶，发起呆来。
原来，在彭善后从上海去汉口向蒋介石复命的路上，上海市长吴铁城就已把宪兵突袭吗齤啡厂的事电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大为恼怒：“彭善后这个饭桶，绝不能再让他带兵！”随即命令谷正伦将彭善后手下的书记官、一连长、一连的三个排长统统处决，罪名为勾结流氓土匪抢劫、捣毁化学研究机关，危害社会治安。

蒋介石对彭善后这个黄埔军校学生还是手下留情的，只是剥夺带兵权、永不予重用而已，但给他留了一条活路。至此，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导演的缉毒闹剧落下帷幕，这其中最倒霉的除了宪兵第一团团长彭善后之外，就是彭善后手下的书记官、一连长、一连的三个排长等无辜而死的冤魂了。他们原本都是民国的缉毒功臣，理应受到民国政府的褒奖和晋升等，只因蒋介石的假缉毒、真护毒的险恶用心，最终才落得个被蒋介石假借和罗织罪名无端撤职、处决的悲惨结局。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 马光宗《马鸿逵的“禁烟”和缉私队》 (宁夏)省财政厅长赵文府经销时期，赵亲自监工，集中晾晒软烟能手，翻晒铸印板货，每块板烟重75两，上印蓝色标记“赵文府监制”，对外以示货真之信誉。 赵晋熙《马鸿逵的“禁烟”》 1938至1940年期间，赵文府领导的宁夏地方税局，是马鸿逵推销烟土的总、支商店…各税局、关卡，为了完成推销烟土的任务，除现款交易外，还派销、赊销烟土……1940年西北抗战形势略趋稳定…马鸿逵撤销了赵文府的经销权，烟土一律移交省银行行长李云祥独家专卖。每次什么时候出货，卖多少，每两卖多少钱，都要经马鸿逵亲自议定、批准。 虽然云贵川那时已经不敢公卖了，但是宁夏省政府、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大人可是继续在宁夏坚持公卖哦

马步芳一方面禁烟，另一方面又在做着鸦齤片生意。他指使亲信在西北收购鸦齤片，贩运到平、天一带销售，获取暴利；1940年，马步芳成立了青藏商务联合办事处，并在拉萨、上海、天津、兰州等地设有经理处，鸦齤片也是销售的商品之一；他还在“青海禁烟委员会”之下，附设“戒烟售药分销处”。名义上是出售禁烟药齤品，实则是“官膏局”制成的大烟膏，以此掩人耳目，获取取利润，用于他的财政、军费开支。

国齤民党的禁运禁吸等等都是禁私不禁公，而且还曾放宽政策，重新允许私营，这个可以从鑫记土行和庆康的情况可以看出。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时任货税局局长，后来两次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著名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等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迭起来，取名“鑫记”。该土行有股本十来万元，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任总经理，李春江则为后台。

鑫记土行开业后，专做外销生意。先在四川、贵州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担(1000两)约三五百元，加上税捐和运缴，运到汉口每担成本平均达1500～1600元，汉口行市一般总在2000元左右。其中，税收占总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作几百、上千担生意，因为人事、资金和时间的条件都很好，做起来很顺手，每关生意都很赚钱，于是胆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的生意(一万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账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了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也在一万担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局面。

鑫记土行经营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利将近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为股本的八倍，仅十几个职工的花红就发了七八万元，职工和股东人人皆大欢喜。

1937年，重庆国齤民党政府实行鸦齤片“统收统销”，取消原来的土行，改招“认商”，分向各产区收购，再交公营的“统收处”统一收购。统收处将所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于禁烟总局，每月按规定数量由上而下逐级分摊到各专区、县、乡、镇、保甲，直到瘾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被迫关门歇业。

一年后，国齤民党政府又允许商营。鑫记土行又与以周云章为首的成都帮和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并，成立了“庆康”土行，继续并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为后台，在川西南设有不少分庄。鑫记与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的庆康土行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四川省内各产区、销区开了四十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垄断了四川省内的烟土内销。同时，也发展了省外的业务。声势也更壮大了，职工总数达一二百人，另外还有为烟土加工的工匠几十人。庆康土行开业仅一年，就在贵州收购了8000担烟土，在涪陵收购了5000担，在丰都收购了3000担，在南坝收购了2000多担，再加上其他码头收购的，总计有2万多担。除大部分仍是运出外销外，在内销方面数量也不少，获利颇丰。

抗齤日战争胜利后，国齤民党福建省政府继续实行凭政府税牌种、运、售、吸鸦齤片的政策。晋江县张林村是有名的“大毒窟”，种植罂粟盛时遍及全村99％的农户。罂粟开白花，人称张林为“白花村”，年产鸦齤片5000多斤，并从台湾引进炼制吗齤啡的技术。至民国38年(1949年)，全村共有大小制毒公司40家，制造的吗齤啡约三、四十万两。张林人对邻村夸耀说：我们村产的吗齤啡比你村产的麦粉还多，自喻为“吗齤啡之乡”。大量吗齤啡产品，远销南洋、香港、上海、温州、宁波等地，近销南安、惠安、仙游、莆田等县。制造吗齤啡的原料鸦齤片，主要向汕头采购，用专船、专车运进张林，购置大量枪齤支弹齤药保护运毒、制毒。福州武装贩运毒品的有温州、福州、马尾、长乐4大帮,其中长乐帮每月贩运烟土10万多两。

民国26年，县政府（指福建寿宁县）分别在鳌阳、斜滩、南阳开设土膏(鸦齤片)店，专营鸦齤片，不准私人运、销。同时，封闭私人烟馆。设限戒所和戒烟所，对烟民实行勒戒。

抵制鸦片税 土地税，首先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齤乱的唯一原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禁止，也激起过农民与警齤察或军队的多次冲突。 种植罂粟不仅面临政府政策的反复，也面临镇齤压的威胁。它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①这使它比谷物更难侍弄，同时，它还要冒产品过剩和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然而，种植罂粟却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战争爆发初，在贵州，同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倍；而早几年在云南，一季罂粟的收成可挣得种植罂粟的土地的价值的1/4。②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1925—1926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③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④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①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②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1934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1932年底，在江苏最北部，对罂粟进行官方检查，同时威胁要把两周内不拔除这种作物的人处死。③所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后是如果他们种了罂粟。① 面对因时因地而变的政策（在西部省份和福建种植罂粟可能是强制的，同时在其他沿海省份却是禁止的，农民们以其惯常的方式作出反应：当他们对这种滥用权力忍无可忍时，通常并不诉诸暴齤力，而是突然爆发出愤怒或绝望。在四川万县，农民自1909年以来就不种罂粟了，1925年当军事当局命令他们重种罂粟时，每个甲的首领都拒绝照办。②同年在长江上游的涪陵，所有居民在地方士绅和商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声援反对增加 600000元鸦片税的抗议。③还有另一些惯常的非暴齤力反抗，包括请愿，要求县政府批准限制鸦片生产；当税吏即将到来时，欠税人逃匿；以及最终荒废征税过重的土地。④ 福建是一个生产鸦片很少的省份，该省陆军和海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走私。对生产者的剥削托付给了个人或公司，他们可以指望军方保护以便顺利地结束收税。这使士兵与福建农民之间一再发生冲突。⑤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其他地方，这种冲突照例都既是经常的，也是短暂的。一个例外是1932年2月和夏季安徽北部四个县和江苏北部一个县的农民对征收鸦片税的军队和当局进行了一次长期的抵抗，并取得了胜利。①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以前军队都就所驻之地筹饷。后来朱培德、程潜、谭延*等率客军入驻广东，仍是划疆而治，就地筹饷。到1925年8月，各军划一改编为国民革齤命军，饷项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办理。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所谓‘禁烟特别捐’实即鸦片税。我国原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未便明征鸦片税，故以‘寓禁于征’之意，课以重税，所以名为‘禁烟特别捐’。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谓‘防务经费’实即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想来，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但在内乱频仍、干戈扰攘之际，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

对鸦齤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齤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齤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齤民党政府在1927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齤片税。只要是交纳鸦齤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齤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年7月5日 《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齤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齤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月3日 《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齤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齤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齤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齤片营业，或对贩卖鸦齤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齤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国齤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年7月2日刊有 《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两亿元烟税，国齤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齤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1935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同年6月5日发布第465号训令，废止禁烟法，裁撤禁烟委员会，另设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事宜，蒋介石亲自担任禁烟总监。10月，国民政府颁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

“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呢？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了“禁烟密查组”，对国齤民党统治区域的禁烟状况进行了调查。1940年9月，代理禁烟密查组组长郭寿华向财政部呈送第一期《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汇报调查结果。

通过对这份《密查总报告》，我们对当时国统区的禁烟禁毒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这份报告，现在读起来很有意思：既然是秘密报告，就必然对真实情况有所反映，具备一定的客观性。同时，又要尽量照顾到政府上层的“面子”，避免对上层政策有任何的指责。而报告中披露的那些事实，却实际又是对国齤民党禁毒政策措施失败的直接揭露，甚至批判。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国齤民党禁毒失败的原因。

报告内容比较长，笔者仅就其中一些片段说一说自己的感触。

报告是当时典型的“官样文章”，一开头必不可免地先要对“领袖”歌颂一番，说说“大好形势”。比如说“领袖（蒋介石）秉承总理拒毒遗训，手订禁烟计划……亲自督伤办理各项禁政，施行以来，卓具成效……”。

调查报告是从四川开始的，于是又说“川省自领袖秉政以来，就大体上言，一般人尚能体仰领袖意旨，勉力奉行，虽则一时未能完成，要距肃清之期当亦不远矣。”这话听起来确实有些令人振奋，因为“距肃清之期当亦不远矣”了嘛。可是接下来披露的事实，立刻又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很多县，禁烟完全是一句空话：“私烟馆之私贩私售，已成公开之秘密，毫不为怪”、“私设烟馆者比比皆是，城内私烟馆百余家，公开设铺摆灯，缴纳红灯捐，供人吸食”、“全县乌烟瘴气，不吸烟者仅十之三四而已。”、“吸食鸦齤片者几于上、中、下人民无不传染。该县烟民登记为一万六千余名，尚未及烟民实数十分之一。”、“毒品在川康两省畅销无阻”。这些情况，又怎么能说明禁烟“卓具成效”？又怎么能证实“距肃清之期当亦不远”？

情况异常严重，四川各地烟毒蔓延，为害甚烈。那么有关政府机构在干什么，官员们又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看《报告》中披露的事实：在丰都县，县长张国运对该县鸦齤片的贩运、销售不闻不问，各区的联保更是包庇纵容，致使“满城皆为私烟馆”。县政府为什么对这些烟馆如此地“开恩”呢？《报告》回答了我们：县政府对每个烟馆“每月私收红灯捐洋五百元。”

政府机构睁只眼闭只眼，只知道收钱根本不加以禁止，那么这究竟是禁烟呢，还是鼓励吸毒呢，一目了然。

丰都县的“禁烟”情况如此，那么“戒烟”的情况有是怎么样的呢？在丰都县，有一家“四川省立戒烟医院”。按道理，省级的戒烟医院设在该县，应当是大好事情。该医院在1939年声称即“已戒绝男女烟民共计二千二百六十一名”。这个成绩，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惊人的了。一个县里一年戒断两千多人，确实很不容易。然而，《报告》中说，所有这些“戒断”的人，全部是“系空结尚未戒断之瘾民”。也就是说，整个数字全是假的！那么，所谓的“戒断”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办法很简单，就是“由各保甲长、各瘾民自具切结‘承认自戒，决于三月底戒绝’”。也就是说，由地方保甲长和成瘾者自己给自己写一“证明”，于是就可以说成功戒毒了。

在宣汉县，据说县长刘在方的“成绩”也很大，他严厉推行禁种政策，大力收缴封存烟土。然而一调查，却发现他上报的收缴封存的烟土数字与实际情况，竟然相差“一万五千七百六十六两”！

在禁吸方面，宣汉县的统计数字是很令人振奋的：1937年“烟民登记五万余人，领照者三万余人”，到了1939年，就仅剩下区区七千余人了。然而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根据调查，这里烟民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在四十五岁以下之新瘾民亦所在多有，全县乌烟瘴气，不吸烟者仅十之三四而已。”

在垫江县，“原登记者六千余名，现重行登记四千余名”。看起来，吸鸦齤片的数字在减少，形势喜人？可实际情况是，登记的，全部是吸鸦齤片的，可吸毒品（当时“毒品”是指海齤洛因、吗齤啡等）的却在大量增加。该县当时吸海齤洛因、吗齤啡等毒品的人，已经达到八千余人，而且全县“售毒者五百余家，制毒工厂大小百余家”。一个小小的县里，竟然有100多家毒品制造厂，可见当时毒品泛滥是何等严重！而当地官员，却在宣扬着自己的成绩。
在忠县，当地的官员，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纠察室驻忠县纠察员彭杰，竟然公开地在忠县河边以检查的名义贩卖毒品。有这样的官员，有这样的行为，禁烟难道不是越禁越多吗？

由此可见，当时四川各地宣称的所谓“禁烟成绩”，几乎都是虚假的。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根本没有被认真执行、实施。很多地方官员，虚报数字，欺上瞒下，以禁烟禁毒为口号，从中渔利，致使毒品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 南京国民政府，确实颁布了一些相对严厉的禁烟禁毒法律与法令。然而，这些法律与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政策与法令所以不能被认真贯彻实施，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官员的阳奉阴违。

在《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中，我们读到这样一个事例：四川丰都县严禁鸦齤片烟土的运输销售，勒令各区联保查封民间的烟土并登记上报。查禁封存的烟土的数量，设置了一个最低限度，即各保最少也要有二百两。各区联保奉命执行，结果全县查获封存的烟土达到三十余担。该县的县长张国运，以这相当显赫的“战绩”向上级邀功请赏。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存有烟土的，并没有被收缴、登记；没有烟土的，反而往往被迫被登记。有些农民本来不吸鸦齤片，却被强令自己花钱去购买烟土，然后被封存、登记。如果不去买烟土，那么就要交钱，按每两十块洋钱的价格交纳。

在四川涪陵县，上级命令封存、登记烟土，并且规定了每保要最低登记二十两。于是保长郑雨立就向自己管辖下的各户进行“摊派”，如果谁家不吸鸦齤片，那么就要掏钱购买，然后登记。区联保的人，接受贿赂从中渔利，结果弄得怨声载道，老百姓“对中央怀怨”。 　　地方官员，从区到乡的保长，就这么层层欺骗。最终倒霉的，是那些最下层的农民。他们中根本不吸鸦齤片的，也要被强迫交纳钱款。而真正贩卖鸦齤片的，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如此地“禁烟”，又怎么起到实际的效果？老百姓们，又怎么不“怀怨”？

当时听他讲演的人，就在下面暗笑（吸鸦齤片的量，一般一次吸两到三钱，至多不超过五、六钱，烟瘾大的人每天吸一两多就属于比较多的了。他说的每天吸十两，纯属胡说）。 　　在甘肃省各县，大都设立了戒烟所。但是，这些戒烟所往往只是挂个牌子而已，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秘报》的作者总结戒烟所形同虚设的原因有3条，即：1，为经费困难；2，省戒烟医务人才缺乏；3，交通困难，戒烟药齤品无法购买。

比如省会兰州的戒烟医院，收治烟民的手续是根据床位数，向警齤察局要人。警齤察局根据登记，再去各户传唤，烟民即去医院戒毒。但是根据警齤察局讲，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城市里很多人到了乡下去躲避轰炸，所以传唤烟民去医院戒烟就很困难。

在这里，我们确实不能排除因为战争造成的困难，但也应该看到，真正使戒烟医院不能正常运转，起不到戒烟作用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政府措施不力，没有落到实处，医院管理不善。比如某赵姓妇女去戒烟医院戒毒，因为她与医生及医院的杂役熟悉，结果杂役竟然在她戒烟期间替她买鸦齤片吸。医生在她入院三天后就发给了她“戒烟凭证”。更有甚者，经过这为赵姓妇女“说情”，她出院的时候还带走了其他五个人。

戒烟医院的形同虚设问题，不止甘肃一省一地，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贵州，省会贵阳就设有戒烟医院，各县也同样有。但各县的戒烟医院附属于县的卫生院，“设备简陋，毫无实际”，完全起不到戒烟的作用。去这些医院戒烟毒的人，基本是自愿去的，政府所谓的“施戒”与“勒戒”（即带有强制性的戒毒——作者注）措施，并没有实施。正因此，很多的县一级的戒烟医院，一年也没有一个病人。这样一来，又浪费了建立这些医院的资金。
如在一些地方，戒烟医院还不仅仅是形同虚设，甚至成了烟民谈虎色变的地狱。例如贵阳的戒烟医院，入住的戒烟者要洗肠，每天只给一些稀饭吃，不几天就被当作壮丁予以派出劳役。有些身体虚弱的人，在半途就死去。所以烟民视这家戒烟医院为“阎王殿”。

政府官员们的不尽职，对禁烟禁毒敷衍了事，是造成国齤民党政权禁烟禁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统计上弄虚作假，在执行中阳奉阴违甚至从中获利，在宣传上草率，在戒毒上毫无成效等等，都说明了整个官员对禁烟禁毒根本没有积极性。除了这些，在对贩毒、吸毒者的限制、惩处上往往也敷衍了事。比如贵州省政府机关，对于那些贩卖烟土的嫌疑犯，按规定应该传讯。但传票发出后，往往出现无人理睬的情况。时间一长，最终不了了之。而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毒贩，本该及时审判的，却又拖延并不及时审判，有的拖得时间长了就判处缓刑。

如此地“打击”贩毒，毒品越禁越多就一点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国齤民党政权各级官员们的腐败、渎职现象相对普遍。这是造成禁毒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全国罂粟种植来看，1929－1934年间是罂粟种植最多的年份。陕西省的军阀规定每个县须栽烟800—2000亩，植烟区为全省耕地面积的75％，鸦片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90％，30年代初达到种植顶峰，1933年达1．6万担，1934年为17万担。　1935年，据禁烟专员统计，全省烟田面积多达55万亩。而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记载：“陕西各县种烟亩数，最高者占地百分之九十，最低者百分之三十……陕西约有175万亩”，远远超过了禁烟专员的统计。

1941年秋某日早上，广东缉私处长谢镇南，偕同保安副司令吴乃宪、暂编第八师师长张君嵩、税警总团长汤彀生陪同一位马面、胡须、眼大、嘴阔、贼目灼灼的客人，到马坝狮岩谢公馆。他们在谢公馆谈了很久。谢过来找我，说是戴笠来了，要我去见见面，寒暄后，说到正题，戴说：“四川、云南、贵州各省存有大量鸦齤片。这种毒物，原应烧毁，但因抗战军费支出浩繁。中央决定全部向外推销，第一批已经到了广东，指定在沿洋择地出口。应转知查缉人员，好好地监督，完成任务。”谢镇南接着说：“西江南路指定在广州湾出口。东、韩江方面，指定在饶平县之黄冈、揭阳县之炮台、惠来县之神泉、惠阳县之澳头、宝安县之沙鱼涌出口。还有些在广州汕头沦陷区内推销。”戴问广东钨矿、桐油、猪鬃出口情况。谢答以这些物资，因经济委员会收购价格太低，私枭偷运出口资敌，获利10倍以上。各地驻军也都把这些物资，用武装押运出口资敌。谢镇南知道第一批鸦齤片早已到了连县仓库，由韶关港记公司推销。该公司主持人李伯群勾结西江南路军政恶霸推销（卜汉池、凌仲冕在《广州文史资料》第二辑言之甚详）。东、韩江方面的卖烟情况是，这些烟土没有出口，都在内地拍卖。回忆1941年冬，我随李汉魂出巡东、韩江。到达惠阳时，李对我说：“韶关港记公司的鸦齤片，原指定向外推销。闻得没有遵照指定地点出口。你去查明真相，如有倒流证据，报告回来，我回去韶关与港记公司理论。”我以为李汉魂真的怕鸦齤片毒害人民，会采取措施，所以我十分卖力。在惠阳查得第一批鸦齤片到达时，即由惠淡警备司令叶敏予、支队长梁柱、罗坤、惠阳县长罗隆、地方恶霸谭天夷等，全部瓜分，就地高价出售。东江如此，韩江各处情况亦复如是。第一批鸦齤片原指定运到饶平之黄岗，但一到兴宁，即由当地军政和恶霸就地分赃，高价转售各地。从未运到指定地点出口外销。以致东、韩江各县鸦齤片充斥，运到西江、南路的鸦齤片也是以外销为名，实则内销。李汉魂巡至丰顺县汤坑时已黄昏。我拟托友人买些鸦齤片给李回韶作证。友人说：“如即晚交现款，要买三几十斤即刻可以交货，若要百斤以上，就要明天了。”我据实报李，李装成愤怒样子说：“有其事便可以，不必拿款去买了。”当晚李赶到丰顺县政府，召集当地国齤民党党、政、军头子训话。大骂地方党军政执行禁烟不力。为什么李这样做呢，后来才知道因为“外销鸦齤片”时，李因得不到分肥而发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