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空置

准格尔汗国实际上是长期与清帝国并立的政权，上面的疆域图其实已经能反映一二了。

噶尔丹侵入喀尔喀

1688年春，正值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康熙二十七年，在我们日本则是江户将军纲吉时代，至秋季进入元禄年间。是年，卫拉特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挥师3万越过杭爱山，横渡戈壁，攻入蒙古喀尔喀部的游牧地。当时，在今蒙古国中部直到东部一带，有蒙古民族的一个部落喀尔喀部的人们在那里过着游牧生活。喀尔喀部分为左右翼，这是蒙古高原游牧民传统的组织。他们认为南面是前方，所以东就成为左翼，西就成为右翼。17世纪管辖喀尔喀部落东半部的喀尔喀左翼盟主土谢图汗是15世纪初重新统一蒙古民族的达延汗的后代。达延汗是陷于混乱的蒙古高原上唯一残存的元朝创立者忽必烈彻辰汗的后代。就是说，土谢图汗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喀尔喀左翼的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率其儿子在塔采～尔地方迎击噶尔丹军，战败后，退往翁金地方。

噶尔丹军兵分两部，在噶尔丹亲自率领下横渡土拉河，沿克鲁伦河东进，掠夺了同属喀尔喀左翼的领主车臣汗的游牧地。噶尔丹麾下的将军率领一支部队向蒙古帝国时代的首都喀喇和林之地、当时为藏传佛教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住地、鄂尔浑河畔的寺院额尔德尼召发起进攻。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听说噶尔丹军袭来，起初他决定带着其兄的家眷迂往车臣汗领地内的额克穆勒地方，当车臣汗牧地也遭到抢掠时，他们又逃向南方，进入今内蒙古苏尼特部境内，寻求清朝康熙帝的保护。这时正值7月28日(阴历七月二日)。

同年秋，噶尔丹从克鲁伦河班师，抢劫了沿土拉河一带地方。土谢图汗方面，则把自己的属众全部集中在鄂罗会诺尔，9月9日～9月10日(阴历八月三、四日)，在该湖畔进行了卫拉特和喀尔喀之间的大决战。经过鏖战，战败的喀尔喀溃散，土谢图汗越过戈壁沙漠，投向正滞留于苏尼特之地的哲布尊丹巴。

喀尔喀大众也像雪崩似地逃向漠南，漠北地方完全落入噶尔丹之手。清朝康熙帝为多达数十万逃亡的喀尔喀人在清朝统治下的漠南蒙古人的游牧地内分别指定了牧地，给予家畜，并从中国内地运来粮食进行救济。

清朝建国和蒙古诸部

漠南蒙古诸部领主大多数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达延汗的子孙，与喀尔喀系同族。清朝则是兴起于大兴安岭东侧的满洲人建立的王朝。1635年之前，满洲人被称为女直人(女真)，④原本是狩猎、畜牧、农耕并举的人们。明代，他们通过貂皮等交易富强起来，之后，被称为清朝太祖皇帝的努尔哈赤统一诸部，于1616年建立了王朝，称后金国。1624年，努尔哈赤与成吉思汗之弟术赤哈撒几的后人、蒙古科尔沁部领主联姻，结成同盟关系。1626年努尔哈赤死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父位，开始逐步征服蒙古诸部。当时，在蒙古方面，

达延汗直系后人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压制蒙古诸部领主，打算再次统一蒙古。然而，他却在1634年为远征西藏而向青海进军的途中，病死于大草滩(今甘肃武威草原)。其子额哲和他的母亲苏台太后一起投降了女直军队，并于1635年被安置于沈阳皇太极处。此时，额哲和苏台太后向女直人的汗皇太极献出往昔元朝呈帝的玉玺制话Z孟。皇太极将此举解释为成吉思汗所受天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决定禁止使用女直这一族称，改称满洲。并且于1636年在沈阳召集大会(库列儿台)，在大会上由满洲人、漠南蒙古人、辽河三角洲汉人的代表们推举皇太极为三个民族的皇帝，定新国号为大清。这就是清朝的建立。这些发生在建国之际的事情，决定了直到1912年灭亡持续了约270余年间清朝的性质。

噶尔丹军与清军的冲突

言归正题，准噶尔的噶尔丹汗起初无意与清朝为敌。实际上，在此前的1687年秋，喀尔喀左翼的土谢图汗不仅杀掉右翼首领札萨克图汗，而且还杀了噶尔丹的胞弟。另外，在1686年举行的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议和会议上，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同坐高席，对等行事，无视达赖喇嘛的权威。噶尔丹对此表示抗议，并要求引渡他们，为此，他又一次向清朝派遣了使者。

但是，从清朝康熙帝的角度来看，把在自己庇护下的蒙古人首领和藏传佛教高僧轻易引渡给他们的敌人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这样做，就会失信于已经纳入清朝统治下的、与喀尔喀同族的漠南蒙古人。因此，他致力于噶尔丹与士谢图汗的相互和解，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噶尔丹却不愿听从。

1690年夏末，噶尔丹率军2万从克鲁伦河南下。噶尔丹军在大兴安岭西侧的乌尔会河战败由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尔尼指挥的蒙古人军队，追剿仇敌喀尔喀人，进一步南下。9月3日(阴历八月一日)，在北京北面300公里处的乌兰布通地方(今内蒙古赤峰市附近)，清军与噶尔丹的军队发生了冲突。

噶尔丹的军队在沼泽地前面的林地里布阵。他们把骆驼的腿捆上，使其卧倒在地，在骆驼背上披上毛毡避弹，战士则隐蔽在骆驼后面与清军展开了激烈射击。此外，噶尔丹的军队还装备有许多俄国造的大炮，给清军前沿阵地造成巨大损失。清军副将军、国舅、内大臣佟国纲也饮弹身亡。

对于乌兰布通之战，通常都说噶尔丹战败了，但是由于清军的副将军战死，不能认为清军获得了巨大胜利。其实，就这次战斗而言，是难说胜败的。这样说的根据是，噶尔丹一方作出了姿态，把追索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作为讲和的条件。康熙帝之兄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拒绝了这个条件。噶尔丹又提出把五世达赖喇嘛的摄政桑结嘉错派来，把哲布尊丹巴送到拉萨达赖喇嘛那里去的要求。


在清朝断然拒绝噶尔丹的要求之际，清朝的增援部队已经前来，噶尔丹匆忙率军撤退到漠北。得到清朝援助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于1691年5月在元朝忽必烈汗所建上都旧址多伦诺尔宣誓臣属清朝康熙帝。当时，属于喀尔喀左翼的车臣汗、右翼被杀的札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旺札卜也列席了宣誓仪式。这样，在后来被称作外蒙古的喀尔喀部的领主们，于同族漠南蒙古诸部臣属清朝半个世纪之后．成为满洲皇帝的臣民。

在我国(指日本国译者)得知这一传说是在1911年12月外蒙古宣布从清朝独立之后。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崩溃已成定局，喀尔喀蒙古领主们推戴喀尔喀第一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为元首，宣布脱离清朝独立。从前被称作博格达格根(圣人)的哲布尊丹巴八世，此后被蒙古人称为博格达汗(皇帝)。

由于这次宣布独立寄希望于俄国的不彻底的政策，后转而改变为宣布自治。其后，1917年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增强在蒙古的驻军，包围博格达汗宫殿，结束了蒙古的自治。不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从17世纪开始被俄国统治的布里亚特蒙古的恰克图地方组建成立，喀尔喀人得到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帮助，占领了库伦(今乌兰巴托)，1921年7月推戴博格达汗为元首，建立了临时人民政府。

博格达汗即哲布尊丹巴八世于1924年5月去世，时年55岁。此后不再确认其转世者。1924年11月，蒙古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转世

所谓转世，就是杰出的僧侣的转生，称为化身或活佛。西藏人认为，高僧(大喇嘛)是佛祖为了普渡众生把菩萨派到人间的化身，可以无数次地转世，救济众生。这样的转世活佛制创始于14世纪中期西藏佛教的一个宗派噶玛派。之后，其他宗派也采纳了这种制度，作为噶玛派敌对派的格鲁派从16世纪以后，其达赖喇嘛代代相传，至今已传到第十四世。

高僧死后，即利用预言和占卦在其死后49天内受胎而生的孩子里寻访出转世灵童，接着由高僧的弟子们对其进行教育，并且让他继承宗教组织和财产。在严格禁止僧侣娶妻的西藏佛教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教团体的存在，转世活佛制度发挥了非常有效的机能。

在蒙古方面，与16世纪弘扬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导人了这种制度。在蒙古各地先后诞生了许多西藏高僧的转世者。哲布尊丹巴的前世是西藏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第一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诞生于成吉思汗子孙家中。然而，在清朝统治时，从第三世到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都转世于西藏。尽管哲布尊丹巴八世作为西藏人而诞生，但是蒙古人依然把他视作成吉思汗后代的转世，因此，在20世纪初他被推戴为蒙古的君主。

哲布尊丹巴与康熙帝

外蒙古被一致从政治方面认为是一个地理名称，这是从20世纪初宣布从清朝独立出来之后的事情。可是我们往往理解为现在的框架与过去是没有什么出入的，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被接受。因此，我认为在200多年前外蒙古喀尔喀臣服于清朝时，发生哲布尊丹巴一世自发地选择了清朝而不是选择俄国这样的传说是极其容易理解的。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迫不得已逃来寻求保护的哲布尊丹巴一世，在多伦诺尔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参加会议的康熙帝的喜欢。哲布尊丹巴一世每年都在北京及热河的皇宫里和皇帝共度一段时光。1699年春，为了吊唁其兄土谢图汗，他勉强回到喀尔喀，但于同年夏季马上返回了热河。1701年，为了修复遭到准噶尔破坏的额尔德尼召，他再赴喀尔喀，冬季又返回北京。

1718年，康熙帝正式封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黄教(格鲁派)首领，而并不是在他率领喀尔喀人众臣属清朝之际。康熙帝为统治喀尔喀利用了藏传佛教高僧这样的立场，而哲布尊丹巴更加得到了人们的尊崇，其地位得到清朝给予的保障。

哲布尊丹巴一世举行的祈求喀尔喀对准噶尔取得战争胜利的祈祷等，其实起到了回报康熙帝期望的作用。

1723年，康熙帝将届70岁，哲布尊丹巴一世将满90岁。

康熙帝出于这一年应是庆祝大寿之年的考虑，与哲布尊丹巴约定一定要相互会晤。但是康熙帝于此前的1722年11月驾崩，哲布尊丹巴守约前往北京，拜谒康熙帝灵枢，不久染疾，于1723年在北京圆寂。他对自己的转世事务留下了遗言，其兄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曾孙被确认为转世。

清康熙帝亲征准噶尔-中国皇帝与游牧民的战争

拥戴成吉思汗一系子孙为领主的蒙古诸部，于1691年全部被纳入清朝的统治之下。可是此时，戈壁沙漠以北的蒙古高原依然在准噶尔噶尔丹的占领之下。清朝的康熙帝得到了为已成为清朝臣民的喀尔喀部的人们从噶尔丹手中夺回他们游牧地的大义名分。由于以上原因，侵入清朝治下、并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的噶尔丹，现在也已成为清朝本身的敌人。如前所述，康熙帝由蒙古人皇太后抚育成人，蒙古语相当好，与依赖于自己的喀尔喀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有着很好的个人交情。在此情况下，清康熙帝与准噶尔的噶尔丹汗完全成为了仇敌。

尽管清康熙帝已决意为了征讨噶尔丹而亲征蒙古高原，但是，包括汉人在内的清朝军队要去追击游牧民的准噶尔军，在草原上与之战斗，这对清军是绝对不利的。

在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中国王朝漫长的历史中，亲自挥师亲征漠的皇帝屈指可数。北魏(386——534年)的创建者太祖道武帝亲征居于漠北铁勒的一支高车，北魏第三代皇帝世祖太武帝也曾亲征漠北的蠕蠕(柔然)。然而，北魏的王族拓跋氏本来就是出身于游牧民鲜卑的，其根据地在今内蒙古。元朝世祖忽必烈于1287年为

了镇压同族乃颜的叛乱，越过戈壁沙漠。无须多言，戈壁沙漠北部正是他们蒙古人的故乡。由于当时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全部在元朝统治之下，忽必烈的北征与出身于农耕民族的中国皇帝对蒙古高原的亲征还是不同的吧。元朝灭亡后，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成祖(太宗)永乐帝，为了征伐元朝的遗民，曾5次亲征蒙古高原，其中3次跨越了戈壁沙漠。起初，永乐帝被其父太祖洪武帝封为燕王，以北平(后改名北京)为据点，承担着经营明朝北部边防的任务。我认为永乐帝所率领的明军是由曾经为元军所属的蒙古人及女真人和其他众多的游牧民构成的。然而，永乐帝对蒙古高原的5次远征，每次都要动员几十万兵力，却未收到什么效果。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永乐帝病死在蒙古高原：

游牧民的士兵全部乘马，每个士兵还要带几匹马肝以替换，所以移动的速度非常快。在作战时，士兵们各自在腰问挂一革囊，其中装有千酪、肉千，所以不需要辎重队。与之相反，农耕民的军队在赴游牧地带作战之际，由于不可能从当地征发到粮食，所以战斗部队必须自己运输粮食。这样，就必须与数倍于战斗人员的牛车、骆驼同行，行军的速度极其缓慢。而且步兵数量一多，纵使与敌军遭遇，敌人若见到不利于自己，也会全速逃去，完全脱离战斗，因此不能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在公元前1世纪著《史记》的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就说到这样的情况：见胜则进，见不利则退，不耻遁走。

康熙帝的满文信件

远征漠北，讨伐游牧民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这是～项非常困难的大事业。被称作中国历史上头号明君的清隶熙帝为什么出头进行这样的战争?康熙帝自己有这样的说法：

噶尔丹侵扰喀尔喀及外藩蒙古。此番秣马厉兵，整军运饷，分路进剿，曲尽筹划。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务期剿灭噶尔丹，而后出兵。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丕基。朕不法祖行事可乎?

康熙帝亲征蒙古高原共三次。1696年4月1日(阴历二月三十日)从京出发，历时98天，为第一次远征同年秋至冬季为第二次远征，翌年，即1697年从春至夏为第三次远征。在进行这些亲征之际，康熙帝用满洲文给留在北京代行清帝国政务的皇太子写了87封充满情爱的亲笔信。这些信件现保存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里对满洲语作一些说明。满洲语是通古斯系语言，与蒙古语、突厥语为近缘。这3支语言被总称为阿尔泰语系。这些语言的语序与日本语及韩国语接近。

满洲语成为书写语言，是在1599年借用了13世纪蒙古帝国以来使用的竖写的传统的蒙古文字之后。不过，蒙古文字的Q和e，o和u，k和g，t和d等写作同样的文字，有读错的可能性。为此，1632年，在蒙古文的右面加上了小圆圈及点，并由此创设了对应于所有满洲语发音的文字，这就是有圈点满洲文字。从此以后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满洲语、满洲文字被作为清帝国的第一公用语言、公用文字所使用。

在我国有一种误解，把满洲语和1932年至1945年存在的满洲国的语言混为一谈。这是由于当时住在满洲国的汉族、满洲族、蒙古族都被称作满系，在满洲国，中国语、中国人这样的说法是被禁止的，中国语被称作满洲语造成的。⑥然而，满洲语与中国语(汉语译者)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系统的语言，而且有独自的文字。满洲人现在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正在重新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运用满洲文字时，必须避免错误的用法。世界性的满洲学学者、蒙古学学者冈田英弘，在全世界第一次把上述康熙帝的87封满洲文亲笔信全部译出作为《康熙帝的信件》予以刊行。

关于清康熙帝和准噶尔噶尔丹的战争，上述《信件》是第一手史料。
以下关于准噶尔和清朝的战争，只是利用清朝方面的史料进行研究的，因此，噶尔丹似乎被看成了敌人，在此预先说明一下。

康熙帝横跨戈壁沙漠

康熙帝决意要亲征蒙古高原，但准噶尔的大本营在今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脉东面的科布多地方。此处距北京足有3000多公里，无论如何也不在清军的行动半径之内。因此，康熙帝等待着噶尔丹再度东进蒙古高原。

1695年秋，噶尔丹东进蒙古高原，越过肯特山脉，扎营于克鲁伦河上游的巴颜乌兰之地。这里距北京约1000公里。然而，巧妙地奇袭成功，捉住噶尔丹当然好，但由于携带粮食，如果被敌人捷足先登断了退路，则无论清军是怎样的大军也会自取灭亡。

康熙帝把清军分作3路军，横越戈壁沙漠前去作战。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所率东路军有35430名将士，从沈阳出发后向东迂回，指向克鲁伦河。康熙帝亲自指挥的中路军将士共37000名，从北京出发，又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西北向越过戈壁沙漠，直指巴颜乌兰的噶尔丹大本营。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有将士35600名，从内蒙古西部越过阴山山脉，横穿戈壁沙漠，师出翁金河，折而向东，奔向土拉河方面。

1696年4月1日(阴历二月三十日)，康熙帝指挥中路军从北京出发。分为16支队伍的中路军最后的队伍离开北京已是5日的事了。大军出独石口，进入内蒙古。皇帝发出命令，为了提高行军速度，每天日出前出发，午后宿营，此时才允许造饭饮事，每天吃一次饭，皇帝自己也要遵行这样严格的纪律。

西路军方面给皇帝送来报告，他们于4月16日开始进军，预定于5月3日到达翁金河，23日到达土拉河，27日到达巴颜乌兰。东路军的报告于5月9日送来，报告说他们于5月6日出发，去向克鲁伦河。这样，东路军特别是中路军、西路军到达巴颜乌兰的时间就会前后不一，出于无奈，康熙帝向东路军下达了在哈拉哈河一线停止前进等待时机这样的命令。

这样在当初计划中由三路军组成的清军，现在减为了两路军。大臣们向皇帝进言，建议皇帝返回。但康熙碱责了部下们，表明了消灭噶尔丹的决心。另一方面，在康熙帝给皇太子的信中，他的表述十分冷静，与以前的信同样，作为父亲又作为帝国的君主教育着作为后继者的皇太子。在行军途中，为了让皇太子了解草和水等的情况，皇帝还采集植物，作为标本送回北京。
随着北行，气候渐渐寒冷了，而且与敌人接近的紧张感也慢慢增加了。清军和噶尔丹军双方都派出了侦察队的情况，在皇帝的信中记得也很详细。

这期间，康熙帝率领的中路军进军顺利，于5月21日到达了距噶尔丹营地五日程的地方。然而，这天好不容易从西路军费扬古处送来了报告，其中说道，西路军行军为雨雪所阻，比预定的大幅度推迟，5月8日才勉强到达翁金河，希望在6月2日到达土拉河。见到此报告，皇帝感到很苦闷，除了减缓中路军的行军速度之外，别无良策，只好祈祷上苍，不要让噶尔丹发现清军而逃走，等待时机。

噶尔丹遁走于克鲁伦河

从断绝联络的西路军费扬古那里终于送来了报告，说西路军可于6月5日前后到达巴颜乌兰。6月6日，康熙帝率领的中路军终于组成战斗队形，开始了最后的推进。

同日，康熙帝派遣的使者从克鲁伦河归来，报告了会见噶尔丹部将丹济拉，通报皇帝亲征的情况。7日，康熙帝到达了克鲁伦河，但连个人影都未见着。8日，判定噶尔丹为避开决战而逃走了。

康熙帝率领的清中路军于9日到达噶尔丹的宿营地。所见到的马、牛、羊的足迹非常少，似乎噶尔丹已陷于穷困，在蒙古包中残留着佛像、衣服等生活用品，锅里的肉汤原封未动。从卫拉特方面逃往清朝方面的人们说：噶尔丹不相信陛下前来御驾亲征，直到大军逼近才知道，全部卫拉特人都显得狼狈、动摇，乱作一团。

听到清康熙帝亲征，急驰而来的喀尔喀人们大喜过望，说道：在以前，卫拉特的人马一直很强壮，现在看他们的情形和行动，还不如我们奴隶的奴隶、马夫。

可是，现在清军士兵携带的80天的粮食已大体吃完，就这样不用说继续前进，就是撤退也已危险了。而且，此后又与断敌后路的西路军费扬古中断了联系。6月11日，康熙帝作出断决，一方面派遣平北大将军马思喀带领少数精锐部队，携20天的粮食，追击噶尔丹，另一方面带领剩余全军前往土林布拉克基地，携必需的5天的粮食踏上归途。

可以说作为一次剿灭噶尔丹的大规模行动，完全以失败告终了。失望的康熙帝给皇太子写了如下一封信，少有地吐露了自己的感情。

谕皇太子，我率军队前进之际，专心致志。今已使噶尔丹败走，目睹其穷困之状，已派兵前去追击。现(我)已顺利登上返程，你不必过分担心。天气日渐暑热。把你穿着的棉纱、棉布长衣四件、坎肩四件给我送来，一定要旧的，我想在思念你时穿用。我住的送夏]万了羊研别的什么也没有。十二日(阳历6月11日)见到了皇太子送来的几件东西(干炸松花江鳟鱼)，很高兴地吃了一些。请皇太子遣内务府能干的官员一人、儿子一人，乘驿马，携肥鹅、鸡、猪、仔猪三席前往上都牧场。

康熙帝在此后又用汉文加了一句：真是阴山背后。在中国俗语中，阴山背后是指冥界。这表现了此时皇帝的恶劣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