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6）【爱新觉罗·福临卷】

前文说过，洪承畴总督南方军务，可以不受的勒克德浑节制，如今自然也不归博洛管。他私下派人找到郑芝龙，向其许诺，若能归顺，将以三省之地封王。

当然，这么大的事，洪承畴应该向朝廷请示过，不可能随口忽悠。

不过，就算忽悠，郑芝龙也愿意相信，因为他们是老乡。在那个时代，同乡之谊还比较可贵。即便今天，身在国外的中国人，都会加入当地的同乡会。

郑氏家族的大多数人也都愿意相信老乡，跟着郑芝龙降清。估计他们已经认清形势，大明气数已尽。

只有一个人，从始至终坚决反对，那就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森。

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不要紧，他还有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郑成功。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郑成功”不应该成为流传下来的名字，因为它并非原始搭配。

当初郑芝龙拥立朱聿键称帝后，便将自己的儿子郑森推荐给隆武帝。

隆武帝非常欣赏郑森，常感慨自己没有女儿，否则非嫁给他不可。为了表示对郑森的宠爱，隆武帝赐其姓“朱”，取名“成功”。

很多文学作品，称他为“国姓爷”，就因其曾被赐跟皇帝同姓。

因此，当时他名字的组合有郑森、郑福松、郑明俨（字），或者朱成功。但不知为啥，“郑成功”这套混搭的组合被叫开了。

我们按照大众的认知，叫他郑成功。

无论郑成功怎么苦劝，他爹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投降。

郑成功没办法，只能跑到孔庙去痛哭。哭完之后，他烧了自己穿的儒服，回来对老爹说：“假如您此次有去无回，孩儿将来必定为父报仇。”

结果差点让他爹打一顿，因为这话说的太丧气。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老话说的一点也不假。很多时候，难听的话，往往是事实。

事实证明，郑成功是对的。

投降之后，郑芝龙不仅没有得到王爵，反而成了阶下囚，被押往京城。

这事倒也不能怪洪承畴，违约的人是博洛。

当初洪承畴成功策反郑芝龙的时候，一开始并没告诉博洛。其实也很正常，本来职权上二人就不互相统辖，再者，毕竟搞地下工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过，后来洪承畴还是跟博洛讲了，因为博洛要进军福建，如果再不说明，害怕误伤队友。

当时博洛也没说什么，还主动给郑芝龙写信，相当于默许了洪承畴的条件。

然而，随着战争的推移，博洛只用很短的时间便几乎占领全闽。这样一来，郑芝龙也就失去了价值。

更主要的是，博洛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让朝廷知道自己如此顺利，主要因为郑芝龙按兵不动，而之所以郑芝龙按兵不动，因为洪承畴劝降成功。如此一来，大部分的功劳恐怕就要归洪承畴。

我们知道，博洛把功劳看得很重，肯定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把郑芝龙当成俘虏，押解回京城。与此同时，他还派兵进攻了郑芝龙的老家南安。郑成功的亲生母亲田川氏（日本人）因为不堪清军侮辱，自缢而死。

得知消息，郑成功悲愤交加，发誓与清廷不共戴天。

当然，南安也是洪承畴的老家。在博洛看来，这么做可以敲山震虎，让洪承畴也老实点。

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他回京以后被封为郡王，但始终没能进入统治核心。而被他“整治”的洪承畴，依然深受多尔衮重用。因为有些事情，博洛并不了解。当年在关外，多尔衮和洪承畴棋逢对手、惺惺相惜的时候，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子。

（247）【爱新觉罗·福临卷】

隆武帝被杀之后，其弟朱聿鐭在广州称帝，改元绍武。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朝廷任命佟养甲（佟养性的堂弟）为总督，以李成栋为麾下提督（提督军务总兵官），进军广东。
佟氏家族一直是满洲最亲密的战友，而李成栋素来以对同胞下手狠闻名。这对“黄金搭档”雷厉风行，奇袭广州，生擒绍武帝。
李成栋心血来潮，非但没有杀人，还跑来劝降，让人送上好酒好菜。作为皇室后裔，朱聿鐭还算有骨气，严词拒绝：“我若饮汝一勺水，有何面目见地下先人！”说完自缢而死，去见了地下先人。
这样一来，大明在东南的延续政权，悉数灭亡。整个中国，除了相当于今天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之外，大部分已经划入大清版图。
与此同时，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朱由榔称帝，定年号永历，理论上成为前朝最后一个正统皇帝。
而当时佟养甲的职务是广东、广西总督，俗称两广总督，然而，当时广西并不在大清手里，自然也不归佟养甲管。佟总督不愿意自己的行政范围少一半，正好永历帝也逃往梧州，于是便下令李成栋进军广西。
李成栋人品不咋地，做事倒比较有套路，除了武力进攻之外，还私底下策反了永历政权的首辅大臣丁魁楚。
这位首辅深谙官场之道，同意归降的同时还向李成栋行了贿。因此，当别的大臣跟着永历帝仓皇逃亡之时，他有恃无恐，不慌不忙地打包“行李”。所谓的“行李”，主要是他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
攻克梧州之后，李成栋给丁魁楚写信，邀其前来共商大计，并许诺朝廷将任命他为两广总督。
梧州是广西东边门户，也是原来大明两广总督治所。
在丁魁楚看来，这事相当靠谱，屁颠屁颠就过来了，而且觉得李成栋拿钱办事，好人一个。
从我们旁观者角度来看，李成栋纯属一派胡言。先不说朝廷答不答应，就连他现在的上司佟养甲都能不答应。
可想而知，丁魁楚的命运相当悲惨。被骗来之后，不仅全家满门抄斩，所有的财宝也都被李成栋据为己有。
清点过财物，李成栋大吃一惊，这些东西足够他的部队吃用几年。如此大的一笔财富，居然不用来招兵买马、抗击外敌，而仅供个人享受。大明有这样的辅臣，何愁不WangGuo。
从梧州撤离之后，永历帝又仓皇逃往桂林。大明帝国最后的希望，也变得风雨飘摇。

（248）【爱新觉罗·福临卷】

第四章 亲政

顺治的无奈

顺治这两年过得比较憋屈，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就负责盖章。随着多尔衮的不断膨胀，他甚至连盖章的资格都失去了。如果他真是像“阿斗”那样的皇帝，也就罢了。可惜他非但不傻，还比较聪明，不想当傀儡，希望有所作为。
当理想照进现实，显然不怎么理想。
他每天不仅要忍受多尔衮的趾高气扬，还常常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不明不白地***掉。
过去顺治感激多尔衮，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现在讨厌他，也出于真心。
为人父母的大概都知道，孩子一般不太会装。
此时顺治不满十岁，按现在的标准，基本上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不过，当时他内心的成熟程度，远远超出实际年龄。
经过冷静思考，他发现自己拿多尔衮一点办法也没有。
放眼朝廷上下，还有谁能与多尔衮抗衡？
四大贝勒之中硕果仅存的，老谋深算的代善，如今恐怕也只剩个“老”字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在“七十古来稀”的年代，六十多也已经算高寿，他没糊涂已经算不错了。加上多尔衮这几年的排挤，他早已心灰意冷，不问世事。更何况，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就算心有余，也力不足矣。这个时期，整个代善家族也跟他本人一样，死气沉沉。
四小贝勒之中，唯有济尔哈朗不是多尔衮的亲兄弟。可他刚刚被撸了辅政王的称号，亲王的地位能不能保住也未可知。因此，他躲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掺合进来。顺治心里也清楚，这个叔王指不上。
唯一能帮上忙，也愿意帮忙的，大概也只有豪格了。作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当然不愿意自家的皇权落到别人手里。可惜，他目前的处境也比较尴尬。前不久刚刚恢复爵位，就被派去四川剿匪，戴罪立功。表面上委以重任，实际上多尔衮对他小心提防，处处掣肘。何况他不在京城，动起手来，也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当年主张“必立皇子”的大臣呢？
也不用多说，主子都混成这样，他们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当年支持豪格的代表人物，多数已经叛变，比如巩阿岱、锡翰、谭泰。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先后依附了多尔衮。
图尔格、图赖虽然没有投靠多尔衮，但也帮不了顺治，因为已经去世了。
始终没有妥协，忠于故主，而且生命力顽强的，恐怕只剩索尼和鳌拜了。不过，两人的境遇也不好。多尔衮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有功不赏，有过必罚。朝廷里有点啥破事儿，似乎都能牵连到他们。比如谭泰和图赖吵架，吵来吵去，结果索尼获罪；又比如阿济格私下称顺治为“孺子”，谭泰有意压下此事，而鳌拜碍于情面，也没声张，结果前俩人都没啥事，鳌拜却被处罚。
莫名其妙，上哪说理去。
尽管如此，两人也始终坚持着，没有变换阵营。
对此，顺治记在心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明白，时机尚未成熟，必须低调，以保留希望的火种。如果太过亲近或重用此二人，势必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祸患。

（249）【爱新觉罗·福临卷】

有时候，该来的总会来的，想躲也躲不开。顺治本以为忍气吞声可以换来安宁，可惜安宁的假象很容易就会被打破。
因为……豪格回来了，而且大获全胜。
干掉张献忠以后，豪格再接再厉，一路势如破竹，相继平定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使得四川的局势基本趋于稳定。
在留下王遵坦、李国英（原左良玉部下）等前明降将驻守四川之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二月，豪格率大军班师回朝。
倒不是他不想再扩大战果，而是仗实在打不下去了。
由于四川连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大肆烧杀抢掠，社会生产、生活几乎完全停顿。老百姓吃不上饭，部队也就征不到粮。固然可以从外省运粮，但成本太高不说，还经常接济不上。
关键豪格当年在辽东混过，大概也听过祖大寿“马吃光了只能吃人”的故事。为避免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当机立断，见好就收。
得知豪格凯旋归来，顺治有点得意忘形，亲自到太和殿设宴，为其庆功。
很快，顺治便为自己不冷静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于豪格在四川的功劳，多尔衮非但不给予嘉奖，反而要治他的罪。
罪名有两条：
第一、手下部将冒功；第二，起用罪人之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更何况，多尔衮爪牙遍布满朝，想找证据也容易。何洛会、冷僧机等人再度出手，佐证其罪名。
经过议政王大臣及刑部联席会议裁决，判处豪格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理论上，豪格还有一线生机，因为大清沿袭前朝传统，死刑复核的权力，只属于一个人，皇帝。只要顺治不批，豪格就死不了。可实际上，豪格必死无疑，因为顺治的公章（玉玺）在多尔衮手里。
顺治没办法，只能使出老伎俩，痛哭加绝食。
多尔衮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本不想搭理他，可经不住小皇帝软磨硬泡，最后松了口，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改判豪格终身监禁（囚禁）。
可惜，这一结果，对豪格来说并不值得庆幸，因为没过多久，他便不明不白地死在狱所，年仅四十。
如果说多尔衮没有下黑手，连小孩子都不信。所以，顺治不信。
仇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
多尔衮现在没时间考虑小皇帝会不会记恨自己，借着处理豪格的机会，正好把那些异己分子连根拔起。
多年前两黄旗拥立豪格的事，再度被提起。按理说，当时国不可一日无主，拥立谁都没错。可此一时彼一时，顺治已经即位，拥立失败就算罪过。
不用说，索尼、鳌拜肯定跑不了，论罪当死。还好他俩群众基础比较好，最后法外开恩，一个抄家，一个罚银赎罪，暂时保住了性命。
连死去的图赖也受到牵连，被削去爵位。
最冤枉的当数济尔哈朗，罪名是不举报他们的犯罪行为。
他内心的愤怒和无奈到达了顶点，恨不得对多尔衮大声质问：“***失忆啦！当初我不都告诉你了吗？”
还好他的处罚不重，只从亲王降为郡王，勉强可以接受。而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他的爵位。
解决了心腹之患，这一年，多尔衮又进了一步，封自己为“皇父摄政王”。
“叔”字一去掉，性质全变了，直接从叔叔变成爹了。

（250）【爱新觉罗·福临卷】

像这种有关伦理的名号，随意改变的话，会引来很多猜想，最典型的莫过于“孝庄下嫁”的故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民间出现了这种说法，孝庄太后嫁给了多尔衮，还举行了婚礼。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连细节都很清楚。
特别拜某些秘史所赐，让很多人相信，多尔衮和孝庄本来就有感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当然，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一课题，还提出一些证据。
其中一项，就是“皇父摄政王”这个名号。
想当人家爹，肯定得先问问当妈的同不同意。既然当妈的没反对，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另外还有一项证据，前明大臣张煌言写的组诗—《建夷宫词》其中一首：“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老皇帝早已经去世，太后跟谁大婚？有些人认为，明显讽刺的这段故事。
还有，之前满洲的婚嫁习俗也比较落后，娶兄嫂，甚至娶母后（非亲生），都很常见。
基于上述原因，再通过民国时期的野史，以及近代的“秘史”，添油加醋，广为流传，几乎把这事儿坐实了。
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太后下嫁”的事呢？
我个人认为，几乎不可能。
首先，说两人青梅竹马，纯属扯淡。
我们都知道，孝庄太后十三岁嫁给的皇太极。在此之前，她一直生活在蒙古科尔沁草原。而多尔衮出生在今天的辽宁抚顺。大家不妨打开地图看一下，他俩隔着几百公里呢，儿时的多尔衮要想“郎骑竹马来”，估计得累死在半道上。
再说张煌言的诗。
首先，这个人立场就有问题。作为一个坚定的前明拥护者，不可能说大清的好话。
其次，诗本身也有瑕疵，比如“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说明他已经离开太久，对京城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慈宁宫在当年李自成的那把大火中遭到损毁，官方记录里明确记载，直到顺治十年才修好。而多尔衮在顺治七年的时候就没了。从时间上来讲，他们不可能在慈宁宫完婚，那只是张煌言的臆想。
此时，大清已经入主中原数年，礼仪制度基本照搬明朝，而且也知道原来的婚俗有伤大雅，早已明令禁止。再说，就算有这样的风俗，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么做。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皇父摄政王”。
事实上，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周武王叫姜子牙“尚父”，齐桓公叫管仲“仲父”，项羽叫范增“亚父”，都出于难以言表的尊重，不存在什么不正当关系。只不过，跟其他人比起来，多尔衮比较特殊，有点强迫顺治尊重的感觉。
说实话，我真不理解多尔衮为啥非得纠结于名号。其实，他已经位极人臣，不管叫啥王，都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在风口浪尖，这种虚名只会给他带来负担和憎恨。
如果说“虚名”背后有啥政治目的，无非有一点：“叔父”无论怎样只是王爷，而“爹”可以是皇帝。我猜想多尔衮可能在试探，看看孝庄和群臣的反应。他应该也有自己当皇帝的打算，只不过不敢冒进，打算一步一步逼近顺治的底线。
总而言之，多尔衮这次“当爹”，应该与当娘的（孝庄）没啥关系。

（251）【爱新觉罗·福临卷】

突变

通过一系列操作，多尔衮总算肃清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
不过，前面也说了，他很快又重新启用了济尔哈朗等人。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四月，济尔哈朗恢复爵位。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九月，他被任命为定远大将军，率领大军南下湖广。
因为多尔衮本意在收拾豪格，敲打顺治，并没有真的要拿济尔哈朗开刀。更何况济尔哈朗本身威胁也小，而且一直以来还算听话。
当然，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南方的局势出现了变故，此时正值用人之际。
说来奇怪，本已经苟延残喘的永历政权，突然有点死灰复燃的架势。最不可思议的，归顺后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逼死了前明两个“皇帝”的李成栋，突然倒戈，投向了永历的怀抱。
这一下打了清军个措手不及，直接丢了两广不说，连两广总督佟养甲也被俘虏。
对于清廷来说，有点尴尬。
对于李成栋叛变的原因，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某个爱妾在他面前自杀，让他幡然醒悟，弃清投明。
这种说法基本上比较扯，像他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选手，死个小妾就良心发现了？
真正的原因，我觉得还在于分赃不均，比较合理。
自从降清以来，他为清军开道，一路南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两广等大部分地区。在此过程中，他自认为立下汗马功劳，两广总督这个职位非他莫属。
可惜，在这项人事任命上，朝廷走了后门，任用了“自己人”佟养甲。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别说李成栋，换做谁也受不了。
而且随着功劳越大，心理就越失衡。
既然你们不能给我应得的，那我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老子反了……哦，不对，应该说，老子又反了。
李成栋归顺永历帝，起兵反清。
一时间，整个南方好像突然乱套了。
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叛，声援永历政权；
前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奉永历为正朔，在广西、湖南等地抗清；
原大西政权的“四大天王”（张献忠的四个义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刘文秀和老四艾能奇，向永历帝抛出橄榄枝；
同为农民军的大顺军余部，与前明各部达成和解，联合抗清；
福建沿海郑氏集团（郑成功）私下联络永历帝，并在泉州等地不断骚扰清军。
这样一来，永历政权名义上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七省，还有福建、江浙沿海的部分岛屿。
在当时来讲，相当于大半个中国又回到了“大明”手里，让人感觉前朝又活过来了。
其实，如果冷静分析，大清的统治者并不需要担心。前明没有复活，顶多算个回光返照。因为清廷忽略了一个问题，原本四分五裂的各方势力，怎么就突然拧成一股绳了呢？
李成栋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根本不是，而是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
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被逐个消灭。除了向大清投降，永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联合抗清！
联合抗清！
联合抗清！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面对举国汹汹，多尔衮不可能冷静分析，坐视不理，赶紧调兵遣将，准备平叛。之所以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李成栋等人叛变后，他突然对汉人有点失去信心，想要组建一支只有满洲和蒙古士兵的部队。可惜手头兵力有限，精英部队被他最信任的兄弟带出去作战，阿济格在山陕，多铎在江南，一时难以回来。最终，好不容易才组成了一支“纯正”的部队，交由济尔哈朗带领南下。
看起来比较容易平定的江西，则交给了谭泰、何洛会等人。

（252）【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过，部署完平叛任务不久，多尔衮就冷静下来。他虽然没想到“回光返照”的问题，但也意识到不依靠汉人绝对不行。如果把汉人全都推到对立面，那比李成栋厉害的大有人在。
在“大有人在”当中，他首先想到了“三顺王”。
孔、耿、尚三人一直奋斗在大清统一全国的第一线。如果连他们都不可信，那普天之下，也没有几个汉人值得相信了。
因此，多尔衮转变态度，急令三人班师回朝，经过短暂休整，再次委以重任，南下平乱。
除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还对三人的王爵重新加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赐予金册金印。
“三顺王”变“三南王”，王还是那个王，但地位和待遇明显有所提高。
在很多宫廷戏中，我们常听到一句台词：“朕册封你为……”
其实，这属于为了艺术效果的简化处理，真正的情况，还需要一个严肃的仪式。
古代的皇帝授予藩属国、诸侯、宗族、妃嫔、功臣等爵位的时候，都要举行一定仪式，对受封者宣读爵位名号的诏书。这种诏书叫“册文”，简称“册”。宣读后，将册文连同印玺授给被封人，作为信物，永久保存。这一过程，称为册封。
在清代，只有亲王以上，才能享受金册金印的待遇。郡王及其同等级人士，可获得银质金饰（相当于镀金）的册印。再往下，一律用纸册。
由此可见，三王的地位已经相当之高，尤其在汉官当中，就算到顶了。
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们确实没有辜负大清，最后都成了“死忠粉”。尤其尚可喜，为了朝廷不惜跟自己的儿子兵戎相见。后面我们再细说。
得到如此高的封赏，三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南走了。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按照原计划，应该由尚可喜攻西南，孔有德攻东南。眼看要出发，尚可喜却突然表示不愿意去西南，理由是水土不服。
说实在的，这个理由太过牵强。你水土不服，谁水土服？大家不都是东北吗？谁也不是台北的。相对来说，东南、西南不都是南吗？有啥区别？
还好孔有德发扬风格，不跟他计较，主动请缨去西南，事情才圆满解决。然而，孔有德不会想到，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
在命运的叉路口，向左或向右，有时候差别很大。
除此之外，多尔衮还下令其他身在外地的部队，也尽可能的支援评判，以就近为原则。

（253）【爱新觉罗·福临卷】

这次镇压行动，可谓规模空前，大清拼尽了全力。
不用全力也不行，一下子丢了大半个中国，弄不好就要被人家赶回东北玩泥巴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同总兵姜瓖突然（“三南王”出兵之前）起义，再次掀起了山西、陕西地区反清的热潮。
据地方奏报，姜瓖之所以造反，主要因为对阿济格“扰民甚重、排斥汉官”的行径深为不满。
迫于无奈，多尔衮只能亲自出马，为这位不省心的亲哥哥擦屁股。
自从当上摄政王以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倒不是他思想腐化、安于享乐，而是朝廷内的形势实在太复杂。虽然他大权在握，但上面毕竟还有个名义上的皇帝，轻易不敢离开京城。
这回实在没办法，放眼一看，能打的基本都派出了，总不能指望小皇帝御驾亲征吧。当然，顺治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倒可以名正言顺的当皇帝。可那个时候，恐怕大清就没了，他要这皇位有何用。
本来阿济格从大同出关，就为了镇压蒙古诸部的造反。谁成想前方还没个结果，后方先乱套了。如果再搭上个小皇帝，那“蒙古朋友”就更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了。不仅如此，内地的各方势力也会受到鼓舞，坚定反清的信念。
不管怎么说，多尔衮还算是一个以家族利益为重的人。他想当皇帝不假，却不想因为自己的欲望而毁了家族多年的基业。从他的表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他没有硬抢皇位。也正因为这样，大清才没有重蹈蒙古帝国（忽必烈）的覆辙。
对于这一点，顺治多少也能够理解，顺治的重孙子（乾隆）更能理解。
经过权衡，多尔衮决定自己上。
当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多尔衮并没有丧失理智。毕竟已经多线作战，他深感兵力不足。作为大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他本人更不能有半点闪失。
因此，他第一时间写信给姜瓖，解释说：之前都是误会，阿济格向来性格鲁莽，也不是针对你。不过放心，这回我保证收拾，给你一个交待。希望你能不计前嫌，我也既往不咎。
姜瓖回复，少来这套！
多尔衮并不气馁，以近乎请求的口吻再次致信：别人面子你可以不给，我的面子你还能不给吗？
姜瓖回复，不给！
谈判就此破裂。
多尔衮不停调兵遣将，下令阿济格准备足够数量的红衣大炮，并调集同在山西境内的尼堪、博洛、硕塞等亲王向大同方向集结。另外，他还指令陕西方面的平X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等配合作战，以阻断邻近的支援。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254）【爱新觉罗·福临卷】


然而，一个消息，打乱了多尔衮的计划。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三月，大清（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辅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不争气的大哥惹下的祸还没平息，而争气的老弟却眼看就要安息，得知消息，多尔衮差点一口鲜血喷地上。
他当即下令班师回朝，希望能看弟弟最后一眼。
当然，连皇位都能放下的多尔衮，也不可能为了弟弟不要江山。所谓班师，只不过是他自己带着亲兵返回，而其他将领和大部队仍然留下围困大同。
临走之前，他一股脑儿将硕塞、博洛、尼堪全都由郡王提为亲王，意在让他们更加为朝廷卖力。
料理完这些，多尔衮向着京城一路狂奔。然而，天不遂人愿，刚走到居庸关的时候，噩耗传来，多铎已经离世，享年三十六岁。
相对来说，确实有点儿太年轻，或许真的天妒英才吧。
多铎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当然，这只能站在大清的角度来评价，对于中原汉人来说，他也可以说罪孽深重。作为所谓“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直接领导，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
《清史稿》总编赵尔巽先生，在“诸王传”序中有句评语：“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
赵先生的意思，清初打天下，全靠诸王。我们也可以负责任的说，在入关以后，多铎无疑是诸王之中最给力的一个。
对此，多尔衮应该也会有同感。
世上的事，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尤其同为亲兄弟的阿济格，就不怎么给力。这位大哥打仗倒也还可以，关键总不让人省心，很多本来好好的事，非要节外生枝。用家常话来讲，这人干点儿活就要工钱。
突然失去“不要工钱”、踏实干活的好弟弟，多尔衮悲痛欲绝，直接换上素服，一路嚎啕哭回京城。
有些影视剧里，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多铎不仅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还为多尔衮谋划如何篡位。我只能说，艺术高于生活吧。
多铎的身后事，只能靠多尔衮来安排。为表隆重，多尔衮为他举行了国葬。只不过，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没有到场，因为都在外面打仗。
当然，对于多铎来说，毫无意义。而对于多尔衮来说，意义也不大，再高规格的葬礼，也无法改变他低落的心情。

（255）【爱新觉罗·福临卷】

好在诸路大军比较争气，才稍微能让多尔衮感到欣慰。他们似乎也在向多铎的在天之灵证明，自己并非平庸之辈。
谭泰、何洛会在江西，面对金声桓、王得仁的七万大军，毫不退缩。
尤其谭泰，不愧为扬古利的兄弟，作战奋勇当先。在九江、南昌等地，他多次击溃金声桓所部，致使其身中两箭落水身亡。随后，他再接再厉，又大败王得仁，收复江西大部分地区。
在此之前，听说金声桓被围，李成栋还算比较讲究，亲自带兵赶来增援。按他的想法，内外夹击，肯定能打一波漂亮的反围剿。
想法不错，可惜他少算了一点，金声桓的溃败速度。
得知李成栋前来，正在兴头上的谭泰生怕他跑了，带着精锐骑兵一路狂奔南下，终于在信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将其堵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李成栋所部毫无准备，四散奔逃。李成栋本人的结局，比较悲惨。据说由于跑得太匆忙，他不小心失足落水，淹死了。
最可悲的，当时居然没人发现。后来清点人数时，他的部下才发现带头大哥不见了。可以说，死的不明不白。
恢复王爵的济尔哈朗，在新生代宗室勒克德浑的配合之下，也同样势如破竹，尤其湘潭一役，生擒前明湖广总督、中湘王（永历追封）何腾蛟。这样一来，湖广地区的危机也基本解除。
离京城比较近的大同战场，也不断有好消息传来。
“戴罪立功”的鳌拜，在大同北山击溃姜瓖。致使姜瓖无力反击，只能死守。与此同时，阿济格等人也不断推进，缩小包围圈。
期间，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心情好转的多尔衮再次亲征。
此次亲征，虽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但给了大同叛军足够的压力。
这年（公元1649年）八月，总兵杨震威斩杀姜瓖，并将其人头献给朝廷。

（256）【爱新觉罗·福临卷】

与此同时，多尔衮信任汉人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
吴三桂在陕西严防死守，防止山陕两地势力串联，有效地配合了大同平叛。
孔有德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月，接连剿灭前明黄顺、林国瑞等部，也取得不俗的战绩，并随时准备西进桂林。
尚可喜于同年十一月，攻陷广州，使得朝廷的控制范围再次向最南端延伸。
唯一不太理想的，当属耿仲明。他还没来得及立功，走到半路，就畏罪自杀了。
之所以自杀，因为他触犯了当时所谓的“逃人法”。
后代史学专家总结，清初有三大弊政，剃发、圈地和逃人。
关于“剃发”的问题，前面已经详细谈过。至于“圈地”，我暂时打算放到后面康熙和鳌拜的故事里再说。
现在，我们简单聊一聊“逃人”。
从字面上来看，“逃人”并不复杂，无非因为有人逃跑，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不过，有两个方面值得详细分析一下：这些人为什么要逃，以及出现逃人之后清廷的态度。
首先说，为什么逃跑？
我们稍微扯远点，要从社会形态说起。
起初马克思最先提出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后来经过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不断归纳总结，最终演变成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现在国内公认的其实有六种：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五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那么，这些社会形态如何区分呢？或者说有什么具体表现？主要就看生产关系。
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含三项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
书本上的定义比较生硬，其实我们简单理解就一句话：社会财富由谁来掌握，掌握财富的人如何统治创造财富的人。【正因为两者不是同一种人，才有了所谓的阶级矛盾】
比如奴隶社会，财富由奴隶主掌握，称为统治阶级；奴隶自然是被统治阶级，没有人身自由，无条件为奴隶主工作，所创造的成果也全归奴隶主所有。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说回大清。
在入关之前，女真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我们之前介绍努尔哈赤，说他是地主家的大儿子，其实不够严谨，准确地说，应该叫奴隶主家的大儿子。
而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完全处于所谓的“封建社会”阶段，甚至明末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单从社会形态而言，大明明显要比大清先进许多。
有人说，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倒退。照本宣科的话，可以这么说，毕竟它将资本主义扼杀于萌芽之中。可事实上，完全说倒退，也不怎么准确。我个人认为，只能说大清按下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暂停键。因为此后中国并没有退回“奴隶制”，而是停留在“封建社会”，并由大清将其发展到极致。
不能因为社会中存在奴隶，就简单粗暴地把它归纳为“奴隶社会”。
有奴隶不要紧，即便大明这样成熟的“封建社会”，也存在奴隶。就好像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没有被完全消除一样。这都很正常，关键在于什么构成了社会的主体。
封建社会主要由地主（统治阶级）和农民（被统治阶级）构成，即便有奴隶存在，也只能算非主流。正因为此，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朝代更迭，其实就干一件事，斗地主。
农民跟奴隶比起来，最大的优点在于有人身自由，有时候还可以拥有少量的财富。
然而，随着大明疆土的不断沦陷，大清统治区扩大，越来越多的汉人被俘虏，失去人身自由，分配给八旗子弟做奴隶。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体会过自由滋味的人，突然失去自由，那感觉相当痛苦。
因此，大量的汉人（也有满人和蒙古人）铤而走险，走上集体逃亡的道路。

（257）【爱新觉罗·福临卷】

出现“逃人”之后，清廷非常重视。
不重视也不行，随着统治区的扩大、八旗人员的增多，劳动力的需求量特别大。他们不懂什么社会形态、生产关系，只知道没有人干活肯定不行。对于八旗贵族的心情，现在逢年过节时，“北上广”地区的雇主们大概最能理解。
于是，清廷不断加大对“逃人”的处罚力度，颁布了许多相关法令，合称为所谓的“逃人法”。从刚开始的体罚，到抓获后直接处死，后来就连有逃亡想法的人也要处死，再后来又发展到家人连坐。
即便如此，逃人的问题仍然严重。
到了顺治年间，朝廷发现，“逃人”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因为有人私自窝藏他们。
“逃人”根本不怕死，怕死就不跑了。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好吧，既然他们不怕死，那些窝藏他们的人，也称为窝主，有家有业的，总该怕死吧。
因此，朝廷决定，从下游“销赃”渠道入手，重点打击窝主。顺治颁布诏令，凡窝逃者，本人正法、家产籍没；家人流、徙关外，给八旗边兵为奴。
很不幸，耿仲明正好赶上了这个“好时候”。而选择自杀，可能他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免得连累家人。
其实，耿仲明死得相当冤枉。
首先犯罪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手下，而且当多尔衮派人询问时，他的认错态度也很好，立刻组织自查，交出了三百多名嫌疑犯，同时上书请罪。
当时正值用人之际，了解情况以后，多尔衮并不打算追究，不仅对他宽大处理，连他的手下也免于死刑。
按理说，这已经算相当好的结果，可事情坏就坏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上。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辽东十万火急，袁崇焕快马加鞭从广东赶到京城，尚且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可能在负责的官员看来，发个免罪的文书不算啥急事儿，走的一般流程，驿站“平邮”。
结果，一件皇帝不急，太监也不急的事，急死了耿仲明。
你说冤不冤枉？
更冤的还在后面，当他的死亡通知传到京城，多尔衮反而火了：谁让你死的？
古人常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反过来也一样，君没要臣死，臣不能随便死。
随便死的后果很严重，不许祭奠、不发抚恤金、不让后代继承爵位。
除了耿仲明个小插曲之外，诸路大军整体的平乱任务基本圆满完成。全国的形势，又回到了大清稳步推进的正轨。

（259）【爱新觉罗·福临卷】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嫌疑人呢？
有的。
刑侦人员在破案的时候，也经常会反过来考虑，受害人死亡之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可能有人会说，那不废话吗？当然是顺治啊，不又绕回来了嘛。
其实我想说，很有可能，还真没那么理所当然。
我们来想想，从多尔衮的死，顺治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亲政了，再没有人分他的权力了，对吧？
可仔细想想，其实这是逻辑误区。即便多尔衮不死，只要不造反，顺治早晚也要亲政的。皇帝大婚以后，就要亲政，这是规矩。为了迟早属于自己的东西，有必要铤而走险吗？
如果说为了大权独揽，或者怕多尔衮造反，那也不太科学。要知道，谋杀多尔衮的风险确实也很高啊。一旦事情泄漏，或者杀人失败，等待顺治的将会是什么？皇权虽然被限制，但也比没有强吧？顺治愿不愿意，或者敢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还是个问题。
顺治年轻，但处事老成，这么大的事，不会不全盘考虑。
那么，有没有比顺治获得利益更多的人呢？
个人认为，应该是有的。
准确的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
孝庄太后，及其家族。
在本文的【皇太极卷】里，我们介绍过“崇德五妃”，说她们清一色都姓博尔济吉特。
为什么大清的皇族对这个姓氏的女人情有独钟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成吉思汗的全名叫博尔济吉特（孛儿只斤）·铁木真。因此，这个姓氏相当于蒙古的国姓。在成吉思汗死后，只有他的直系后裔—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人及其后代，才有资格继承汗位，被称为“黄金家族”。后来，拖雷之子蒙哥夺得蒙古汗位，这个范围被进一步缩小为拖雷的后代。再后来的事，大家也知道，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内讧。最终忽必烈胜出，建立大元。严格来说，“黄金家族”的范围又被缩减到忽必烈一支。
由此可见，姓博尔济吉特，不一定是“黄金家族”，但“黄金家族”一定姓博尔济吉特。
娶到博尔济吉特的女人，就等于娶到了蒙古的正统，如果碰巧这个女人来自“黄金家族，那就是正统中的正统。
孝庄太后，既姓博尔济吉特，又是“黄金家族”的后裔。
这样一来，顺治身体里，一半流淌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血液，另一半流淌着“黄金家族”的血液。从蒙古的角度讲，由他来当皇帝，也相当于“黄金家族”的后裔在统治天下。
这既是蒙古帝国的荣耀，也是科尔沁部的荣耀，更是孝庄太后家族的荣耀。
为了保住如此的荣耀，杀个所谓的“摄政王”也是十分值得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多尔衮多个鸡毛！
那么，动机有了，有没有实施的可能呢？
似乎也有的。
多尔衮死的时候，孝庄的大哥，吴克善就在现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做了什么，但至少脱不了嫌疑。
另外还有一点嫌疑，顺治亲政以后，娶的第一位皇后，就是吴克善的女儿。
这算不算一种利益交换，也未可知。
看来一代还不够，他们要把两家的血脉继续融合下去。
从这个角度讲，孝庄的嫌疑确实很大。为了保护儿子，她愿意冒任何风险；为了家族的利益，她也会义无反顾。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后来顺治钟情于别的女人时，她的反应会那么强烈。
说了这么多，能不能确定是孝庄她们干的呢？对不起，我不能。只能说，孝庄的嫌疑，要比顺治大。
最后，我还要说一种可能，或许所有的怀疑都是错的，多尔衮真的纯属自然死亡。
可能因为破伤风，或者外伤感染，处理不及时，导致死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绝不排除这种可能。
有人可能仍然怀疑，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亲政之前）死？
没有为什么，说白了，就是巧合。
如果历史读的多了，你就会发现，中国历史进程走到今天，可以说，有一半都是巧合。
有时候，结论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趣味往往在于我们思考的过程。

（261）【爱新觉罗·福临卷】

处罚暂时停止，晋升却悄然开始。
顺治当然不会忘记当年冒死支持他的同志们，尤其最忠诚的索尼和鳌拜。
亲政之后，顺治第一时间召回索尼，不仅恢复其世职，晋升为一等伯，还一口气将其提拔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
议政大臣，前面我们介绍过，在最高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工作。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两份工作。
首先说“内大臣”，清朝独有的官职。
清初，朝廷设立了侍卫处，专门负责皇帝的安全，属于皇帝的亲军。
所有的侍卫，只能从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挑选，根红苗正。侍卫处总共有五百多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营。
侍卫处的最高长官称为领侍卫内大臣，但不止一个人，通常有六个，因为上三旗每旗都要选两人。注意，不管领导还是小兵，只能在上三旗中产生。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祖上做过正红旗领侍卫内大臣，那劝你离他远点。
总共一个营的兵力，分六个人管，每个人大概相当于管一个连。
可千万不要小看六个小“连长”，他们的品级可是正一品，武职中的顶级。很多将军打一辈子仗，也不一定混到这个位置。
内大臣的品级比领侍卫内大臣稍微低一点，从一品，但在大臣当中地位也相当高了。
接下来，我们说“总管内务府”，俗称“内务府大总管”。请注意，不是太监，不是太监，不是太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也许受了粗制滥造的宫廷剧影响，很多人一听“大总管”就以为是太监。事实上，完全两码事。内务府大总管，官级正三品（后改正二品），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官员。更何况，大清吸取了前明的教训，对太监管控非常严格，不可能给这么高的官位。
那么，内务府到底管啥？
啥都管。
只要跟皇帝生活有关，什么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归他们管。皇帝的私房钱（内库），也经由他们收支。哦，对了，前面刚提到的太监（宦官）们也在内务府的管辖范围，这可能也是大总管被误会成太监的原因之一。
工作都介绍完了，我们回顾一下索尼的权力范围。大到国家的重大决策、皇帝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小到皇宫的生活琐事，家里家外，都归他管。
何等的信任！
对鳌拜自然也不含糊，将其提拔为议政大臣，随后又进为领侍卫内大臣。

（262）【爱新觉罗·福临卷】

尽管顺治表现出“只升官，不降罪”的姿态，但所有人都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
原本依附多尔衮的大臣，比如苏克萨哈，纷纷倒戈，上书揭发多尔衮的罪行，以求与其划清界线。
对于大臣们的动作，顺治一直没有表态。除了在暗中继续观察他们的动向之外，其实也在等待，等那些“实权人物”的态度。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突然发难，联合巽亲王满达海、重亲王博洛、谨亲王尼堪共同上奏，列举数条多尔衮的罪状，并请求削去他的尊号。
当年努尔哈赤时期的八贝勒（四大贝勒、四小贝勒）中，济尔哈朗已经成为目前硕果仅存的一位。其地位和影响力，可想而知。
满达海是代善的儿子，博洛是阿巴泰的儿子，尼堪是褚英的儿子，都有显赫的背景和不俗的战绩，属于朝廷新贵。
事实上，另外仨人原本也依附多尔衮，在不久之前，刚刚被任命为“理政三王”，协助处理朝政。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协助，领导就再见了。
在济尔哈朗的劝说下，他们终于也能“识时务”，旗帜鲜明地反对多尔衮。
有了这帮人的支持，顺治感觉时机成熟，当机立断，对济尔哈朗提出了书面表扬。
在这种形势下，局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一场清算多尔衮的运动拉开帷幕。
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最终正式确定并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判处死刑，追夺一切封赏。
量刑重倒可以理解，可问题多尔衮已经死了，怎么执行呢？没关系，中国人有办法，毁墓掘尸，斩首示众。
随后刚林、何洛会、冷僧机、巩阿岱、锡翰等人相继被处死，籍没家产。属于宗室的，削去爵位，子孙开除宗籍。
这里重点提一下冷僧机。
在被清算的人当中，他的出身应该说最低，原本只是一个家奴。当年他为了上位，出卖了主子莽古济，还污蔑莽古尔泰，借以投靠了皇太极。后来皇太极驾崩，他又极力谄媚多尔衮。有一次，多尔衮生病。他和锡翰狐假虎威，逼着顺治前去探望。
在这次清算行动中，因其罪孽深重，第一批死刑名单里就有他。可不知为何被宽恕了，死刑没有执行。
本以为逃过一劫，可没过多久，处理锡翰的时候，顺治又把他想起来了。这次没跑了，直接被处死。看来，坏事做尽的人，终归没什么好下场。
当多尔衮被清算时，最提心吊胆的人当属多尔博。刚奉旨过来给人家当儿子，还不到俩月，如果为此遭到株连，被咔嚓了，那可真比赵四他爹死的还惨。
幸好顺治没有杀红了眼，明白多尔博并没有什么过错。于是，多尔博得以认祖归宗，回到多铎一支。当然，这也不能算惩罚。本来多尔博过来就为了继承爵位，现在爵位已经没了，留在这也就失去价值了。再说拣回一条命，偷着乐吧。

（263）【爱新觉罗·福临卷】

另外，在处理这帮人的过程中，顺治一直惦记着一个人。当然，不是为了收拾他，而是要为他平反。我们应该也能想到，他就是当年非常憋屈的豪格。
要说顺治对豪格有多深的感情，倒也不见得。可能因为当年有着同样的境遇，又作为兄弟，难免有些惺惺相惜。
同年八月，顺治恢复豪格肃亲王封号，并在墓前立碑以示纪念。碑文上清楚地写道：“…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豪格来说，对错已经没那么重要，再高的爵位似乎也毫无意义。
有人喜欢说，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有时候，迟到的正义，真的还算正义吗？
不过，还有一个与豪格地位相当的人，跟当年豪格的境遇一样，也在幽禁之所结束了生命。而他的死亡，倒可以算作对豪格在天之灵的一种慰藉。
我们的老熟人，阿济格同志。
跟豪格有所不同，他死于自杀，当然，并非自愿。
可能因为在监所呆得太闹心，阿济格突然放话，要把房子烧了。说来也巧，当晚便听到里面有拆墙和劈柴的声音。侍卫不敢怠慢，赶紧上报。
看来阿济格真的活够了，再不开窍也应该想到，现在有多少人等着拿他的脑袋邀功。
果不其然，得到消息，诸王第一时间联合上奏：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
这哪里是奏章，分明就是顺治的心里话。
既然下面揣测圣意如此到位，顺治也不再含糊，直接批示：赐阿济格自尽，其子劳亲一并赐死，除宗籍。
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该平反的平反。
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算，告一段落。

（264）【爱新觉罗·福临卷】

最后，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多尔衮到底有没有罪。
这个问题，得一分为二的看。
对于顺治来讲，多尔衮肯定有罪，因为要抢他的皇位。
这又回到另一个问题，多尔衮到底想不想当皇帝。前面也大概提过，我的观点是，他一直有这种想法，而且随着权力的膨胀，欲望也越来越明显。
有人把多尔衮比作周公，认为他只想辅佐顺治，并没有称帝的打算。
我觉得，从他的行为轨迹来看，他不像周公，更像曹操。
当然，也许有人仍然坚持认定他不想篡位，理由是多尔衮到死也没称帝。
这种理由也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怎么充分，因为当皇帝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比如前面【引文】中说过的也先，那么有实力，也只不过封自己为瓦剌的太师。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为什么诸侯都快没了，天子还在？
难道他们不想当皇帝（大汗）？当然想。
可惜他们缺乏当皇帝的正当性、合法性、正统性……总而言之，就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因此，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硬抢。
要想名正言顺，也并非没有办法，只要天子自愿把皇位让出来即可，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禅让”。可天子又不傻，哪有心甘情愿让位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迫于无奈。
其实，如果时机成熟，多尔衮很有可能也会逼顺治“禅让”。只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
也许多尔衮最大的悲哀，或者说幸运，在于死的太早。因为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我觉得，白居易有两句诗，写得特别到位：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我们都知道，姓姬，名旦，周文王（谥号，下同）之子、武王之弟。在武王去世之后，他一心辅佐年幼的成王，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佳话。【周公正吃饭，一听有贤士来访，立刻把口中的饭吐回碗里，去接待客人。忙的时候，一天要反复好几次。】
可在他归辅政的过程中，他的兄弟却散布流言说：“主少国危，天下将倾。”
虽然他收拾了那些造谣者，但影响始终未消除。直到他最后归政于成王，谣言才不攻自破。
王莽，出生在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家族，但他本人却勤俭朴素、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总而言之，在当时来讲，绝对堪称全国道德模范。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德行可以比肩孔子那样的先贤，成为儒家新时代的圣贤。
还有，他的叔叔请求为他封侯，深怕皇帝不同意，居然要把自己的封地让出来给他。
然而，就这么个“圣人”却篡了孺子婴（西汉最后一个皇帝）的位，改创新朝。
正因为如此，白居易才感慨道，假如两个人提前身死，那么，谁好谁坏，世人能分得清楚吗？
至于多尔衮到底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行为，判断他可能要当皇帝。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顺治信了，所以给他定了罪。

（265）【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过，对于大清来讲，多尔衮应该是无罪的。不仅无罪，反而有功。
正因为他顾全大局，没急着抢皇位，才维持了大清政局的稳定。
自古以来，政治就以妥协为灵魂。不懂妥协的政权或个人，终将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幸好多尔衮懂政治，又有实力。
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等到入关，大清就解体了。
另外，他加强了皇权，改革中央机构，才使得大清更像一个“封建”朝廷，而非地方土著部落。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该削弱诸王。如果没有多尔衮，单凭顺治想要对付这帮叔叔大爷，几乎没有可能。
尽管多尔衮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帮助顺治，但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种结果。
只有权力集中，才能使中央的政令得到高效执行，从而实现武装统一全国。
懂政治、懂军事的多尔衮，知人善任，重视汉人，才使得清军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虽然多尔衮去世的比较突然，但给顺治留下的，绝不是个烂摊子，相反，是一个政治基本稳定，国家基本统一的大好局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顺治应该感谢多尔衮。可惜，顺治恐怕不明白，即便明白，也必须装糊涂。
不过，没关系，大多数历史人物，最终都会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因为有两样东西的存在：足以沉淀一切的时间和乐于评论功过是非的后人。
最后，再多说一句，后人之中也包括顺治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乾隆皇帝。他出来说了句公道话：“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这句话比较简单，相信不用翻译，也能理解大概意思：看到您的故事，我想哭。您没错，您有功，您冤枉，我要为您平反，恢复爵位。
当然，乾隆本人的行事作风有些做作，后面我们肯定也会详细说。不过，这件事，如果乾隆不做，恐怕也没人会做了。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有一点肯定没错：大清欠多尔衮一句抱歉。

（266）【爱新觉罗·福临卷】

【小插曲】南党案

在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埋藏了多年的恩怨再次被引爆，就是所谓的“南北党争”。
之前我们讨论满、汉问题的时候，一直把中原人统称为汉人。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怎么严谨。
在当时来讲，北方的人，才称汉人，而南方的人，则称为南人。所谓南北，大概就以淮河为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文言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中的“淮”，指的就是淮河。
南北的区分由来已久，到元朝时，居然被官方肯定了下来。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不用说，自然是蒙古人；
第二等，叫色目人。听名字大概也能猜到，指的那些眼睛有点特殊颜色的西方人，比如契丹人、波斯人等；
第三等，汉人，主要指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包括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等；
第四等，南人，主要指中原地区（原南宋统治区）的南方人，包括汉族和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
如此一来，原本藏在台下的东西被摆在了台面上。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这种隔阂确实存在。
就连鲁迅先生也专门写过文章，阐述这个问题，名字就叫《北人和南人》。其中明确指出，“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
当时汉人（北人）一般称南人为“蛮子”，而我们今天经常听北方人管南方人叫“南蛮子”，大概便也源于此。
这种情结带入到朝廷，就变成了南北之间的党争。有人把清初的党争怪到东林党头上，称其为明末党争的余毒。说实在的，这锅东林党背的有点冤。如果按此逻辑，那东林党岂不也是中了上千年传统思维的余毒。
既然长久以来都有矛盾，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激化了呢？
前文说多尔衮重用汉人，其实也不够严谨。在朝堂之上，文官之中，准确的说，他尤其重用南人。
所谓南党的代表人物陈名夏就跟多铎交往甚密，跟多尔衮关系自然也不一般。
南人受到重用，自然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到北人的利益。
我个人一贯认为，党争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利益不同。
南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此之前，就刚刚扳倒了那位“哪朝都是爷”的冯铨。
冯铨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被贬回家之后依然“心系朝廷”，随时准备反击。
另外，由于八旗制度建立在入关之前，八旗汉军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北人。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南人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利益。
“南北战争”一触即发，而清算多尔衮正好给双方提供了借口。

（268）【爱新觉罗·福临卷】

为了行文的连续性，我们提前介绍一下后来的故事，关于陈名夏的命运。
大概三年以后，那时的陈名夏已经恢复了吏部尚书的职务。一次机缘巧合，让他发现了一件事：顺治在内宫喜欢穿汉服，甚至穿起前明的皇袍来，还跟身边的人显摆汉服的美观、舒适。
善于“投机”的陈名夏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以讨好顺治，又可以笼络汉官，甚至还可以收买天下百姓之心。于是，他对宁完我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如果说“谄媚睿王”只能算掺和了皇帝的家务事，可以原谅，那这句“留发复衣冠”就要严重得多，等于动了大清的“基本国策”。
很多人匪夷所思，觉得陈名夏还不至于傻到分不清宁完我是敌是友，怎么会跟他说那样的话？
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倒觉得陈名夏挺聪明的。
首先，这话不能跟满人说，否则可能当场就给他砍了。再者，跟一般的北党份子说也没用，因为他们听了也不敢再复述。只有像宁完我这种汉人+北党，又是“努尔哈赤时代”的元老，既有整他的心，又有传话的胆量，才非常合适。
不得不说陈名夏的眼光不错，宁完我确实合适，真的把那句话告诉了顺治。
只可惜，他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
宁完我有点过于积极，为了能一举将陈名夏扳倒，除了那句话之外，还总结了“私改票拟”等数条罪名。最关键的，在弹劾的结尾，还加上了一句致人于死地的话：“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
如果说皇帝最讨厌的字眼儿是“篡位”的话，那排在第二位的肯定是“结党”。
更何况，那时的顺治已经被家里的事闹搞得心烦意乱，对于党争更加不胜其烦，也懒得再给陈名夏擦屁股了。
经过九卿会审、吏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复审，一致认为陈名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论罪当斩。
顺治也没有保他，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同意，只不过把执行的方式改成了绞刑，留他个全尸。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方式更说明顺治烦他，因为绞刑比砍头更痛苦。
谁知道呢？真实的想法恐怕只有顺治本人才清楚。
反正对于陈名夏来说、结果都一样。他的死亡，也为“南党案”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