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细说多尔衮的一生》（不定期更新，不会中断）
从西周时期，周王室大举分封诸侯开始，历经春秋战国，诸侯们先后崛起，互相攻伐，到秦始皇一统六国，结束战乱，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高度集中的统一国家。但秦朝的暴政激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大秦帝国在统一了短短十几年以后，就灭亡于农民起义的风暴中。秦灭亡后，刘邦与项羽相争于中原，楚汉战争中刘邦击败了项羽，建立西汉。西汉统治了200多年后，大臣王莽手握权柄，建新（新朝）代汉，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中原，成势于华北，率领军队灭了新朝，并击败了各地割据势力，定都于洛阳，建立了东汉，延续了汉朝在全国的统治。
请看上图二，这是汉朝十三州的分布图，州相当于今天的省一级，中国在进行地域的行政划分之时，遵循的是地方均势原则。如果州与州之间实力不平衡，实力强的州就可以吞并实力弱的州，造成了“弱者淘汰、强者更强”的局面，进而使实力强的州（地方）有足够的底气去威胁中央。因此，为了维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中央在划分州的范围时，要尽量使州与州之间的实力相差无几，达到均衡，继而使它们（州）谁也不能吞并谁，无法坐大，这就是地方均势原则。从上图二中（汉朝十三州分布图）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个特点---北方的州面积比较小，南方的州面积比较大，这并不是说汉朝统治者特别偏爱南方（进而给南方的州如此多的土地），根据“地方均势原则”，这恰恰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面积小的北方州其综合实力（包括人口、经济等）与面积大的南方州对等，南方要拿出如此多的土地才能与北方如此少的土地在经济上实现对等，也就说明了在两汉时期，南方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北方，“北强于南”的经济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这里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往往面积大的州（省）所处的地区其经济是落后的，面积小的州（省）所处的地区其经济是发达的，这道理可以用在当代，今天东部的经济比西部发达，因此，东部的省份面积较小，而西部的省区面积一般都比较大。
那么中国古代“北强于南”的经济格局何时发生变化呢？应该是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发生改变。八王之乱后，北方的中原大地战争频繁，而南方相对安宁、远离战争（南方处于原始大森林状态，不是宝地，没人争夺），因此，大量北方人为了躲避战乱，迁移到南方定居，就这样，北方人口大幅度锐减，南方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上南方逐步超过了北方，而北人南迁的过程还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南方在获得大量人口和技术的物质基础上，南人大规模地开发江南地区，他们众志成城，一起动手砍伐树木，把“原始大森林”夷为平地，江南地区在脱下“原始大森林”的假面目后，人们才发现以丘陵、平地为主（且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的江南地区非常适合农耕经济的发展。于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实现一夜崛起，经济上“南强于北”的格局逐步形成，江南地区也从一个“原始大森林”变成“鱼米之乡”。
从上文中可以得知，古代经济“北强于南”的格局之所以会发生改变，是因为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而北人之所以大规模南迁，是因为长时间且频繁的战乱；而战乱的频繁始于西晋的八王之乱，因此，西晋八王之乱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开始从“北强于南”转变为“南强于北”。有人会问，在西晋以前，曾出现过春秋战国的战乱（长达500多年），为何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现象呢？原因有三：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恪守“义战”原则。我就拿宋襄公为例，宋楚大战，楚军渡河，宋人提醒宋襄公可以趁楚军渡河之时，偷袭楚军，但宋襄公恪守“义战”原则，要堂堂正正战胜楚军，结果楚军上岸后，就击败了宋军。因西周时期的周礼影响，春秋战国的诸侯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恪守“义战”原则，讲求军队是正义之师，不会随便杀戮，不耍阴谋诡计，因此，在500多年的战乱中，军队伤亡惨重，但滥杀平民的情况并不多，百姓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对南迁的渴望并不那么迫切；第二、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诸侯国都是华夏族政权（自己人打自己人），因此，必然把华夏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滥杀无辜、任意而为、奸淫掳掠等情况并不是太严重，还没有到达非南迁不可的地步；第三、春秋战国是青铜时代，生产工具以青铜为主，靠这种工具去开发江南的“原始大森林”，难度甚大。但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了西晋时期，医学水平大幅度提高，人类在“原始大森林”的生还率也在不断提升，同一时间，生产工具也在不断改进，人类开始具备大面积开发“原始大森林”的能力，因此，当北方出现“八王之乱”时，大量北人被迫选择南迁。
西晋八王之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外族政权的出现），在八王之乱前，少数民族入侵华夏大地，主要是以抢掠财宝、人口、**等财物为目的，他们往往攻占一座城池之后，把城池的宝物、人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他们（少数民族）的后方基地，随后他们就会放弃城池，撤回大漠。但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改变了原有的手法，他们抢占汉人的城池，统治汉人的江山，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少数民族政权（即外族政权），外族政权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下情况：1、降低汉人的地位；2、因文化落后和残暴个性，对平民进行任意杀戮、随意的奸淫掳掠。其结果是导致了平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为了生存，北方人选择南迁来躲避战乱。
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宝地，因此，中原就成为了众人抢夺的焦点。西晋八王之乱后，进入“五胡乱华”时期，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纷纷建立外族政权，在疯狂杀戮和掠夺的情况下，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活动，三次南迁活动都是因为外族入侵并建立外族政权而引起的，它们分别是：1、西晋的八王之乱（及其后的五胡乱华）；2、唐朝的安史之乱；3、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战。下一节后记将介绍这三次南迁活动的具体过程。（未完，待续）
此时后金国的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高潮阶段）：以皇太极为首的大汗集团，此时已经得到两黄两白四旗支持，共98牛录；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的三大贝勒集团得到两红两蓝四旗支持，共105牛录，大汗集团与三大贝勒集团目前的比分是98：105（单位：牛录），处于不相伯仲、旗鼓相当的状态，皇太极终于有足够的底气对三大贝勒下手了。皇太极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手段对付三大贝勒，而第一个遭殃的人是领导镶蓝旗（33牛录）的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努尔哈赤的弟弟）的二儿子，三大贝勒中的二贝勒，他是靠出卖自己的父亲进而获得努尔哈赤的信任，阿敏在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杀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是后金国的开国功臣，很有威望。努尔哈赤死后引发的汗位争夺战中，阿敏积极支持皇太极继任大汗，并在这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皇太极继任大汗后，阿敏联合代善、莽古尔泰用强大的军事实力钳制皇太极，让皇太极动弹不得。又因阿敏好杀戮、好屠城、强抢民众财宝，盲目自大，看不起汉人，不肯与汉人为伍，这些均与皇太极的拉拢汉人、实现后金国汉族化的战略思想格格不入，二人政治分歧很大，最终导致了皇太极和阿敏走向敌对状态。
阿敏从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野心很大（有割地称王之志），皇太极继位初期，派阿敏率领镶蓝旗攻打朝鲜，阿敏征服朝鲜后竟要挟皇太极把朝鲜分封给他，实现阿敏割地为王的野心，皇太极用了很多方法才迫使阿敏放弃这个念头，撤兵回后金，但从此皇太极更加忌恨阿敏。阿敏还经常无视皇太极制定出来的制度和规矩，随意行事，尽管皇太极一忍再忍，但阿敏得寸进尺，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进一步去挑战皇太极的底线，这样的人已经严重威胁到皇太极的汗权统治，所以等皇太极羽翼渐丰后，第一个铲除的就是阿敏。
皇太极对付阿敏的办法就是纵容恶行。阿敏经常不听皇太极的号令，经常触犯后金的法律法规，不管皇太极如何规劝，阿敏都不听从。于是，皇太极索性不劝阿敏，皇太极对阿敏所犯的错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不追究阿敏的责任（让阿敏有种错觉：皇太极怕了阿敏，进而让阿敏继续肆无忌惮地犯错），但皇太极会把阿敏每一次犯的错误都记录下来，积小错而成大错，等阿敏的错误积累成大错的时候（死十次都无法赎罪），皇太极就和阿敏算总账，一招之内置对手于死地。
皇太极继位的第四年，皇太极带领后金大军进入关内（山海关以西）的华北地区，连夺明朝四城，并派阿敏负责防守关内四城。但明军很快进行反攻，阿敏害怕明朝军队的强大，不但在没有和明军交手的情况下（毫不抵抗下）带着镶蓝旗撤回东北（连丢四城），而且在撤退前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强抢妇女、财宝。这件事让皇太极暴怒，皇太极决定要和阿敏来一场大清算，皇太极马上召集后金国的一班文武大臣开会，在会上皇太极和阿敏当面对质：
皇太极：“看来你是死不悔改，那好，我来告诉你错在哪：第一、当明军对我们进行反攻时，你丢下其他部队（友军），自己带领镶蓝旗撤回关外（东北），置友军于绝地上，是为不义；第二、你看到明军强大，不敢与之交手，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逃跑，是为不勇；第三、你逃跑前，还大量杀害汉族平民，抢掠财宝，是为不仁；第四、我们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攻打明朝，就因你一个人而导致空手而回，是为不智。如此不义不勇不仁不智的行为，你竟然说你没有做错？”
阿敏说：“我有什么错？当对手实力太强的时候，撤退才能保存实力；至于说屠杀汉人，这哪里是错？努尔哈赤当大汗的时候，杀个汉人不算什么，为何轮到你皇太极当大汗，却有那么多没用的规矩？”
皇太极怒道：“住口，你要搞清楚现在是谁当大汗！我们以前只知道屠杀汉人，不会笼络汉人，结果只会加深两族之间的矛盾，导致后方起义不断，而我们每占一座城都会遇到猛烈的抵抗，付出更多的牺牲。现在我禁止军队任意杀戮，有意缓和我们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是为了我们日后和明朝作战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抵抗和伤亡。而你（阿敏）又一次屠杀汉人，使我之前的努力（缓和种族矛盾）全部付诸流水，你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该当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