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三国史》
然而张角信徒中出现有宦官却足以反证这么一个事实：尽管有部分被阉割的人可以借助自己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而获得利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被欺压的对象，不然为什么会有人要从事危险的叛乱行动呢？
有趣的是，恰恰是皇帝权力被另一批人所侵犯才导致了东汉宦官势力的登场。这种威胁表面上来自前任皇帝的妻子——皇太后的家族，也就是类似王莽的那种人，但真相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东汉王朝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皇室基因的异常糟糕导致历届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机会挑选听命于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权。这些新的君主往往来自地方，在中央没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回权力。
有趣的是，恰恰是皇帝权力被另一批人所侵犯才导致了东汉宦官势力的登场。这种威胁表面上来自前任皇帝的妻子——皇太后的家族，也就是类似王莽的那种人，但真相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东汉王朝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皇室基因的异常糟糕导致历届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机会挑选听命于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权。这些新的君主往往来自地方，在中央没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回权力。
这是一场又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政变，因为外戚往往掌握了所有军事力量而皇帝只有一些生理不健全的男人可以使用；但他们打了一个擦边球。每次政变，皇帝和宦官们并不需要消灭外戚的军队，他们只需在宫廷内控制住皇太后就可以了，因为外戚权力的来源就是前第一夫人的权威，所以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家族中的这个女性便只能任由皇帝处置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执政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将自己妻子的家属提拔上来，将他们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为新的外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王朝的皇帝们都很清醒地发现这么一个悲剧的事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是全国各大有权势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其余家族虽然在名义上尊奉他，实际上却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这皇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皇帝们只好任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新外戚以让他们和其他家族争夺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新的外戚集团坐大。
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执政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将自己妻子的家属提拔上来，将他们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为新的外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王朝的皇帝们都很清醒地发现这么一个悲剧的事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是全国各大有权势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其余家族虽然在名义上尊奉他，实际上却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这皇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皇帝们只好任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新外戚以让他们和其他家族争夺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新的外戚集团坐大。
于是历史就开始不断循环了：新皇帝用宦官干掉死去的老皇帝的外戚，然后又任用自己的外戚掌权，等自己死了，下一任皇帝又重复了这一行为。
然而宦官仅仅是失去了生殖器官，却没有失去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利用后，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帝国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公元168年的一次皇位更替过程中，他们直接跳过了新皇帝而自发组织了军事力量并战胜了企图消灭他们的外戚集团，然后无情地剥夺了大量地方领主的政治权利——尽管宦官们更想杀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但地方势力却普遍拒绝这一裁决并冒险收留了大量逃亡的官僚。
然而宦官仅仅是失去了生殖器官，却没有失去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利用后，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帝国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公元168年的一次皇位更替过程中，他们直接跳过了新皇帝而自发组织了军事力量并战胜了企图消灭他们的外戚集团，然后无情地剥夺了大量地方领主的政治权利——尽管宦官们更想杀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但地方势力却普遍拒绝这一裁决并冒险收留了大量逃亡的官僚。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某位被宦官打击的知识分子逃亡到山东地区投靠著名的孔子的后人、当地的大领主孔褒家中时，孔褒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孔融（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和异见分子）大胆地收留了他并在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他的哥哥回家后不但没有责怪弟弟反而辩解称这个决定是他所做，与孔融无关。孔家两兄弟的行为实际上是地方势力对宦官集团的变相抗议，而类似的窝藏逃犯情况几乎遍布了帝国的所有角落——没有人能与全帝国的地方势力对抗，所以宦官们也只好做出妥协：只要这些政敌们不再回来索要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么他们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他们的罪刑。
在这之后第二汉王朝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为对方的傀儡了，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刘宏竟玩笑地称呼一位宦官是他父亲，另一位是他母亲。
在这之后第二汉王朝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为对方的傀儡了，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刘宏竟玩笑地称呼一位宦官是他父亲，另一位是他母亲。
客观而言，让宦官执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同时不了解皇宫以外的社会情况，却又富含了贪婪等各种人类的天性。在刘宏在位期间，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大量不合格官员的上任激发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张角能够在民间取得空前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汉族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与此同时，汉族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和鲜卑相对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给与了东汉另一种不一样的打击。相比于匈奴、鲜卑等蛮族，羌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们有一个永远不可被忽视的优势：人数。尽管落后民族普遍采取野蛮的妻子继承制（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以至于和他们同时代的民族基本都已灭亡，他们却仍然存在21世纪的今天。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羌族人将汉族人给同化了。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羌族人将汉族人给同化了。
一个重要的例子——三国著名军阀马腾（他的儿子马超拥有更高的人气）便是一个汉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马超的祖父原本是东汉的一个低级公务员，因为犯罪而逃到凉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况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尽管这一事件在日后给了儿子马腾和孙子马超以意外的政治财富，但普遍汉族人看来，本族人与未开化的民族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地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地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董卓并不是东汉末年唯一崛起的边疆汉族人——当张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义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向政府告密），东汉政府征调的四位镇压叛乱的指挥官均来自帝国边疆。已经出场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凉州人，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幽州的卢植和扬州的朱儁。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因为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战争中都戴着黄色头巾，所以这次全国性的大动乱被当时和后世称为“黄巾之乱”或“黄巾起义”。由于黄巾部队的数量太过庞大（上百万），东汉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工作，而这就给与了地方领主们以组建私人武装的机会。后来瓜分第二汉王朝的三巨头——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在此次战争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武装的规模对时局几乎无足轻重而且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三人日后分别参与到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时，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竟然都没有镇压黄巾起义的经历。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第三讲完。
看过的朋友都留个名吧，这份文档两年前便成型了，现在才发，实在是懒得改了（校检过几次了，不过说实话，作用也一般）。委实不容易，各位有兴趣的都支持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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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黄巾起义及之后的东汉政治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和曹操、孙坚、刘备一样组建自己的军队与黄巾进行战斗，面对以消灭富裕阶级为目的的黄巾军时，有产者们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参与者而不是决策者身份加入政府军是最常见的一种“报效祖国”的方式，后来闻名三国历史的一些人物，比如于禁、张郃等就是众多讨伐张角军队中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因为特殊的功劳而被授予一定的职务。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军，但也在战争中协助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任务，比如后来曹魏集团著名的谋士程昱便很好地在自己的家乡打败了一个响应张角的副县长。还有些人的行为则比较温和，比如后来孙吴集团的重要领导人物鲁肃，当时就选择了将家产分给同乡以换取本地的和平。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和曹操、孙坚、刘备一样组建自己的军队与黄巾进行战斗，面对以消灭富裕阶级为目的的黄巾军时，有产者们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参与者而不是决策者身份加入政府军是最常见的一种“报效祖国”的方式，后来闻名三国历史的一些人物，比如于禁、张郃等就是众多讨伐张角军队中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因为特殊的功劳而被授予一定的职务。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军，但也在战争中协助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任务，比如后来曹魏集团著名的谋士程昱便很好地在自己的家乡打败了一个响应张角的副县长。还有些人的行为则比较温和，比如后来孙吴集团的重要领导人物鲁肃，当时就选择了将家产分给同乡以换取本地的和平。
比较令人意外的一个例子是曹操未来的亲信保镖许褚，此人在动乱期间也集结了一支雇佣军并多次与敌人进行战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势力。不过许褚本人虽然力量惊人但不善言辞（据说有一次敌人向他索取一头牛作为粮食，结果那头牛不肯从命，而许褚直接用双手将其拉回了原地），作战勇敢而为人却比较内向，所以确实更适合做一个保镖而非领导。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个观点有利于管理者，同样也对被管理者有益无害。
黄巾的队伍在一年内便被消灭殆尽，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合理的新秩序规划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尽管如此，起义军的影响却没有在帝国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且正是黄巾军证明了东汉政府的虚弱，因为一支如此庞大的反政府组织竟然要到最后暴动的时刻才被东汉的中央知晓，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政府所应该表现的。
黄巾的队伍在一年内便被消灭殆尽，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合理的新秩序规划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尽管如此，起义军的影响却没有在帝国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且正是黄巾军证明了东汉政府的虚弱，因为一支如此庞大的反政府组织竟然要到最后暴动的时刻才被东汉的中央知晓，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政府所应该表现的。
所以张角失败后，各地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暴动，但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流寇性质，唯一的两个例外是马超父亲马腾参与领导的西北多民族联合兵变和汉中地区最早的道教派系五斗米教（因为加入教会需要交纳五斗米作为会费）领导的起义——这两地的起义军领袖都成功地将自己转化为了地方军阀并掌握了各自底盘上的军政大权。当然，这也是由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这点我们后面会一一提到。
尽管面临如此危机，东汉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及时改变自己的政策，卖官鬻爵现象继续横行。虽然刘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似乎有过反省并试图改变帝国的窘境，他一面开始任用一些具有良好品格的官员，同时开始亲自阅兵并改革军队系统。假如他能多活一些时间，这些新政或许会产生一些成效，但不幸的是，这些希望都随着他的病重而被带入历史的坟墓了。
尽管面临如此危机，东汉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及时改变自己的政策，卖官鬻爵现象继续横行。虽然刘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似乎有过反省并试图改变帝国的窘境，他一面开始任用一些具有良好品格的官员，同时开始亲自阅兵并改革军队系统。假如他能多活一些时间，这些新政或许会产生一些成效，但不幸的是，这些希望都随着他的病重而被带入历史的坟墓了。
最后一个能把全国政治力量集合在一起的人是刘宏妻子的哥哥何进。尽管皇甫嵩等人在黄巾战争中立下了许多功劳（主要是皇甫嵩和朱儁，卢植在与张角的对垒中遭到了宦官的政治迫害，董卓接替他后则被张角打败），但何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是比较抢眼的——当四大武将外出征战时，是何进而不是别人坐镇帝国的首都洛阳并成功防止了黄巾军的渗透与进攻。
何进出自一个屠夫家庭，这个出身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是相当备受歧视的。但他妹妹因为出众相貌（据说身高达到了古代人中罕见的160公分）而获得了刘宏的宠爱，进而被立为了帝国的第一夫人，何家也因此而发达。
何进在黄巾战争中的稳重表现让东汉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地方势力均对他产生好感，而那些因为黄巾起义而被赦免的宦官政敌们（之前大多逃亡在外）也纷纷加盟了何进的私人政治俱乐部，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军阀混战中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如此一来他的实力便急剧膨胀起来了。
何进出自一个屠夫家庭，这个出身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是相当备受歧视的。但他妹妹因为出众相貌（据说身高达到了古代人中罕见的160公分）而获得了刘宏的宠爱，进而被立为了帝国的第一夫人，何家也因此而发达。
何进在黄巾战争中的稳重表现让东汉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地方势力均对他产生好感，而那些因为黄巾起义而被赦免的宦官政敌们（之前大多逃亡在外）也纷纷加盟了何进的私人政治俱乐部，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军阀混战中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如此一来他的实力便急剧膨胀起来了。
这当然是宦官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几乎可以默认每一位在后宫得宠的女人都是得到了宦官支持而上位的，所以何进一开始的政治立场毫无疑问是亲近宦官的。但当他自己已然成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并拥有了强大实力时，他迅速转到了宦官的对立面并在刘宏死后意图将他们尽数消灭。
但是何进并没有统一自己家族的力量。他的弟弟、继母都反对消灭宦官计划，而何进权力的来源，他的妹妹、刘宏的遗孀同样也不同意何进的过激政策。何太后的行为看似不可理解，其实却蕴含着极强的政治讯息：她不愿意自己和孩子成为哥哥的附庸。两百年前的王莽正是利用了这种关系而取代了第一汉王朝，而仅仅四十年前，另一位名叫梁冀的外戚也被怀疑谋杀了当时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这一切都是外戚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
但是何进并没有统一自己家族的力量。他的弟弟、继母都反对消灭宦官计划，而何进权力的来源，他的妹妹、刘宏的遗孀同样也不同意何进的过激政策。何太后的行为看似不可理解，其实却蕴含着极强的政治讯息：她不愿意自己和孩子成为哥哥的附庸。两百年前的王莽正是利用了这种关系而取代了第一汉王朝，而仅仅四十年前，另一位名叫梁冀的外戚也被怀疑谋杀了当时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这一切都是外戚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
关键时刻，一些官僚出于对宦官的仇恨而开始了无限制的报复行动，其中尤以东汉中央的司法部长（注：司隶校尉）袁绍和行政部长（注：河南尹）王允二人反应最为激烈。
袁绍出自一个官僚世家，他祖上四代都有担任最高中央领导人的经历，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宦官与袁家有任何特殊过节，所以袁绍对宦官的仇恨大概是出自耳濡目染的意识形态教育而非亲身经历。相比之下，王允与宦官之间早有深仇大恨。王允来自帝国的边疆并州（今中国的山西省），他在十九岁的时候便亲手斩杀了一位宦官同乡（而按照中国古代的观点，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才算是成年人），由此而不断遭受宦官集团迫害，流亡海外多年，直到何进执政时才回归政坛。
袁绍出自一个官僚世家，他祖上四代都有担任最高中央领导人的经历，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宦官与袁家有任何特殊过节，所以袁绍对宦官的仇恨大概是出自耳濡目染的意识形态教育而非亲身经历。相比之下，王允与宦官之间早有深仇大恨。王允来自帝国的边疆并州（今中国的山西省），他在十九岁的时候便亲手斩杀了一位宦官同乡（而按照中国古代的观点，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才算是成年人），由此而不断遭受宦官集团迫害，流亡海外多年，直到何进执政时才回归政坛。
王允对宦官的态度很简单：杀光。这既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多年遭遇的一种发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极其错误的思维：是皇权的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出现了问题而导致了社会的腐败，所以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就必须对所有腐败时期的皇权使用者进行残酷清洗，而且最好的方法一定是将其全部肉体消灭，这在中国的俗语中被称作“锄草的时候要将根茎一起拔除”，意思是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尽管拥有所有边疆政治家一样的冲动性人格，但王允同样被认为具有阴谋家的沉稳风格，所以即使下手凶猛，但他并没有对宦官做出任何不合规范的行为；事实上宦官们的腐败使王允根本无需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便可以大量逮捕他们中的大部分。相比而言，袁绍在何进无法绕开太后而清除宦官时提出了一个极不成熟的建议：他希望何进征召一些地方军事力量进京恐吓刘宏的遗孀。而这，恰好给与了地方军事力量以介入中央政治的权力。
尽管拥有所有边疆政治家一样的冲动性人格，但王允同样被认为具有阴谋家的沉稳风格，所以即使下手凶猛，但他并没有对宦官做出任何不合规范的行为；事实上宦官们的腐败使王允根本无需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便可以大量逮捕他们中的大部分。相比而言，袁绍在何进无法绕开太后而清除宦官时提出了一个极不成熟的建议：他希望何进征召一些地方军事力量进京恐吓刘宏的遗孀。而这，恰好给与了地方军事力量以介入中央政治的权力。
最先响应何进号召的帝国军官是来自并州的丁原，此人仅有识字写字的文化水平，但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虽然一直是文官，但却曾亲自追杀过地方上的叛贼。丁原在进京前便有意安插了一个名叫张杨的部将进京与中央高官接触，当时刘宏尚在人世并对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是何进的外甥的刘辩很不满意，于是便有意废黜刘辩的继承人地位。但此时何进的力量已经非常的强大，于是刘宏建立了一支新的军事力量交予自己的亲信宦官蹇硕掌管。丁原可能是希望张杨能在这支新部队中获得一席之位，但结果却让他失望了——当时共有8人进入了新军的领导岗位，其中就包括了大家族子弟袁绍和后来三国三巨头之首的曹操，但并没有张杨。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将丁原视作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恰恰相反，丁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即便在他进京并被委任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后，他仍然派出了一个叫张辽（此人后来成为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人物）的手下外出招募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为他的卫戍部队司令可能只是挂名，并没有实权，所以这才不得不自己扩充军队。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将丁原视作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恰恰相反，丁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即便在他进京并被委任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后，他仍然派出了一个叫张辽（此人后来成为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人物）的手下外出招募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为他的卫戍部队司令可能只是挂名，并没有实权，所以这才不得不自己扩充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