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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

公元2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由奥古斯都确立的罗马帝国和秦始皇-汉高祖奠定的中华帝国均已成为旧大陆两端无可争议的霸主，而地处两国之间的帕提亚帝国（或译作安息帝国）与贵霜帝国也成功地继承了波斯和印度的古老文明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一系列的自然人文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旧大陆各文明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地衰败。
一方面，全球气候的恶化使得欧亚腹地的游牧民族大量放弃自己原有的栖息地而不断向南方农耕地带移动，这些原本自发、分散的行为最终演变为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民族迁徙，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战争，其结果则是前文所提及的四大帝国均直接或间接地为异族所消灭。
另一方面，四大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决定了他们在面对野蛮、强大的敌人时手足无措，以至于战争来临之际，他们不但无法团结本国本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反而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政客争斗中相互掣肘，最后被蛮族所一一征服。
中国的三国时代便是这一系列战略失误中的一次，和东、西罗马帝国的出现一样，中华帝国在第二汉王朝时期便因为各种问题而解体，随后短暂统一的第一晋王朝同样没能抵挡游牧民族的打击。在两位皇帝被俘后，幸存的贵族们在南方的扬子江一带建立了颓废的第二晋王朝，他们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一样维持了原有领土一半的统治，并最终在三个世纪后被彻底征服。
此后，纯正的汉族人基本消失在了历史中，一个吸纳了更多活力基因但仍然大量保持了原有文化的新型汉族开始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三国史原本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放之于在漫长的中国史中更不算起眼。但出于一系列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家在公元7世纪以后对这段历史所进行的小说化、戏曲化改造，三国的人与故事逐渐深入民间，这段历史已然成为了全中国最广为熟知的一段。
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曾经风靡一时的毛语录中的内容，却一定知道很多发生在三国的故事并认识许多三国的历史人物。三国的文化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还成为了日本、东南亚等国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了解了三国史，你就几乎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精髓。
尽管第二汉王朝被三国之一的魏国正式终结于公元220年，但在无论是史学家、文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不认可以这个时间作为三国历史的开端，这就好比我们不能简单把1776年7月4日作为合众国历史的开端一样。史学界普遍将第二汉王朝被一位名叫董卓的边疆军官所架空而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但这起事件也只能被视作是三国历史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所以若想深入了解三国历史，我们还需要把时间往前推移，那也将是本课程第二讲要讲述的内容。至于第一课的话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中国区别于西方所特有的文化知识，以免大家在听课时出现常识性错误。
首先是文字方面。
中国人的文字——汉字并不是字母文字，而应该被算作象形字的变形体，所以他们用每一个字代表特定的含义，再由这些字组合出特定含义的词，最后用这些字和词组成句。这种字词句的优势在于其能精确表达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各种细节，比如我们可以在中国人的文字中找到无数种解释“笑”的词语而不需要通过句子的语境来进行区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汉字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太过庞大臃肿。
权威统计告诉我们世界上共有90000多个汉字，其中有7000多个为该文字使用群体（不一定是汉族人，也可能包括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所通用，3500个为常用，而我们都知道，英文只需要26个字母便可以不断制造词语，而通过齐普夫定律推算，汉字的信息熵高达9.65比特，而拼音文字（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等）的这个数值一般都在4.00左右.
对此专家的解释是，一种文字的这个数值越大，它所能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但同时其结构也会越复杂。
以上知识能有助于我们看懂中国人的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职务名等等。
先来看人名，以三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人物曹操和诸葛亮为例，曹操的名字叫Cao Cao，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但它们在翻译成英文后却完全一样。更糟糕的是，汉字中还有数十个字可以这样发音，所以在没有辅助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英文版的中国人名翻译回中文。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于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含义（少数助词之类的字除外），所以曹操英文名中的第二个Cao在这里原本是一个褒义词，但它同时可以表示f字母开头的那个单词的意思（你懂的）。
诸葛亮的姓名就更加的复杂了，因为这里实际上有三个汉字，分别是ZhuGe中的Zhu和Ge，以及后面的那个Liang字，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看似是一个单词的“ZhuGe”中放入两个大写字母的原因。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写成“Zhu Ge Liang”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只有父姓，没有母姓、祖姓等，而“ZhuGe”这个词是一个完整的父姓，“Liang”则是他的名。
到这里大家可能也看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人的姓名书写阅读习惯是姓在前名在后，如果非要以我们的习惯来称呼诸葛亮的话应该是Liang Zhuge，这也是现在西方的习惯做法，而我们的总统先生在中国也应该被称作奥巴马?侯赛因?贝拉克。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称呼奥巴马先生，所以出于礼貌以及研究中国文化的需要，我们也不应该随意更改人家的姓名顺序。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文化分歧在于中国人的妻子是不需要跟随丈夫改姓的，所以曹操虽然有很多夫人，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曹夫人，所以大家今后就不要再产生“为什么丁夫人是曹操的妻子”这样的疑问了。
至于地名我们当然也是采取音译的办法，虽然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就像阿拉斯加的原意是“伟大的土地”，或者阿肯色的原意是“靠近地面的微风”一样。不过有些地名却可以直接意译，比如众所周知的黄河就是如此，因为沿岸水土流失严重，每一千升黄河水中可以过滤出83磅的泥沙，所以大家不怎么亲切地称呼这条河为“黄色之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地名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黄河在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是比较清澈的，所以那时候大家并不把它称为黄河而称为“大河”，而今天的北京在当时也不是这个名字，而为了方便大家读懂和查阅历史，本讲将会全部使用现代名词来讲述这些地名，而为了与人名相区分，一切音译的地名都会用一个塞满大写字母的单词来表示，比如成都我们就会写成ChengDu。
除了人名、地名，我会尽量用具有相似功能的现代职务名来代替古代职务名，正如用首相一词来取代古埃及的“维西尔”一样，否则大家可能还没能了解到这些国家的历史便会晕倒在一堆的词汇当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具备“首相”功能的中国古代职务数不胜数，随便举例便有“太宰”、“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我当然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地掌握这些名词，但我们得先学会爬，再学会走，再学会跑，不是吗？
接下来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是中国历史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中国人在古代所使用的是一种六十进制的复杂纪年方法，但是通常大家都习惯以皇帝来标记历史年代。公元前2世纪以前，人们直接用皇帝名字来纪年，比如他们要是有一个皇帝叫威廉一世，那么人们就会把威廉一世登基的第二年成为威廉一世二年。
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第一汉王朝著名的好战皇帝刘彻让自己的手下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即让一些名叫“年号”的东西替代自己的名字来标记年份，这就是年号纪年法。年号是一些特定的名词，比如有一次刘彻外出打猎看到了一只得白化病的犀牛（也有可能是断了一只角的鹿），于是便将这一年改为元狩元年（“元狩”是“吉祥的狩猎”的意思，“元年”是第一年的意思），而到元狩六年的时候他又考古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三足容器（中国人称之为鼎），于是便将这一年改为了元鼎（“吉祥的鼎”的意思）一年，所以公元前117年既可以是元狩六年，也可以是元鼎元年。
年号纪年法是一种毫无规律的纪年方法，它几乎完全以统治者的兴趣而诞生于灭亡，这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因为古代人没有计算机之类的智能存储读取系统，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甚至更多个相同的年号被时隔数百年的几位君主所采用，于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件文物上标了“建兴元年”四个字（即“建立并繁荣的第一年”）千万不要急着确定其时间，因为这个年号中国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十次，另外还在朝鲜境内被使用过一次。
鉴于此，本讲中的所有年份将统一使用公元纪年法。
另一个时间上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历法是夏历，这是一种能精确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是太阳历和太阴历的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也让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所有中国古代书籍中的月份和日期与公历之间完全不对接的事实——夏历时间一般比公历要提前一到两个月。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将每个中国历史时间转化为公历时间，但为了节省的工作量，除非特别说明，本讲中的所有月份和日期均采用中国的夏历，毕竟时隔了这么久，而且如果各位要给中国的名人举办周年诞辰的话最好也使用夏历时间，这才算是对他们的尊重。
空间方面，大家要是能在心中记住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当然是最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必须简单了解几个常见地理名词的意义和方位。以下两张图是中国的地形图和三国时期的政区图，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中国的地理基本情况是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北方地形比较平坦，南方则相对比较崎岖。
除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看到地图上标出的那两条最长的自西向东流入太平洋的河流，北方那条“Ω”形状就是黄河，它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其流经的地区是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北方地区”。南方那条更长的“w”形状是长江，它是中国乃至亚欧大陆最长的河流（黄河位居第二），但因为流经的地方多为丘陵、盆地并且覆盖有大量森林，所以开发程度较晚，这也是长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长期不如黄河的原因。
第二幅图，在黄河附近标出的那两个城市，西边的是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东边的是洛阳，它们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便轮流成为全中国的首都，直到公元后10世纪才结束（但仍然会不时成为军阀政权的首府所在）。长安西南方向标出的那个城市叫成都，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三国之一的蜀汉帝国的首都，至今仍是中国军队在西南地区的总部所在。而长江入海口附近的那个城市是南京，它在三国时期被称作建业，是三国之一的吴帝国的首都。
以上四个城市中国在10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四个城市，控制了它们几乎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中国——这就是目前大家需要掌握的地理常识，我想应该不困难吧？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在于，如果有一天你跑到华人社区去和他们交流三国历史，结果却发现他们所讲的和我在这门课程中所教的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话千万别来找我或者汤姆院长要求退学费，因为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尴尬，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一本叫《三国演义》的书籍。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公元14世纪左右的时候，一个叫罗贯中的人将三国的故事整理成了一本历史小说，结果这本书在中国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获得了空前的追捧，以至于今天大部分人对三国这段历史的认识都来源于此。而我们都知道，小说毕竟是小说，虽然《三国演义》与历史的吻合度非常高，但公认的观点是这本书有十分之三的部分属于完全虚构，尤其是那些经常的细节部分，而这些也是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两个”三国时代的原因。
鉴于此，我们的课程将穿插两条主线，一条是讲述三国时代的历史，一条则是研究这段历史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最后再添加一些有趣的课题讨论，比如你们当中几位在课前向我请教的有关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刘备的性取向问题等等。
OK，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段传奇的东方文化之旅吧！

秒删的节奏呃……

又有敏感词汇了╮(╯_╰)╭

第二讲被和谐到死，我只能一段一段发了……

第二讲 秦-汉政治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崩溃

统治公元2世纪中华帝国的是刘姓家族世袭的第二汉王朝。普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王朝，而在讲述它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汉王朝之前的中国政治历史。
根据未经文物考证的文字记载，中国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27世纪的黄河流域，当时一个原始部落在被誉为汉族人始祖的“黄色帝王”统治下不断发展，进而成为了全东亚最强大的人类集团。之后“黄色帝王”的子孙们轮流继承了他的霸业，先后经历了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和世袭君主制的夏王朝。
夏王朝曾短暂灭亡于来自东方的一个精通射箭的部落，不久得到了恢复，但最后仍然被来自北方的商王朝所驱逐；商王朝建国六百年左右后被周王朝所取代。据说这两个王朝的始祖都是“五个帝王”中的一位（他叫喾，是“黄色帝王”儿子的孙子）的妻子，但两人都在一次外出归来后被发现意外怀孕，所以这两起桃色事件使得她们的孩子都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权利。
虽然情夫来历不明，但原始社会人类对于婚外情的态度似乎并不激烈，所以喾的两个妻子的后代仍成为了贵族中的一员并繁衍生息了商、周两个家族。所以尽管商、周两朝的创始人没有对黄色帝王政治遗产的第一继承权，但他们仍然能够在自身高贵血统的帮助下集结许多力量以发动对前朝的武装政变，然后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是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普通平民的儿子身上的（事实上今天也不大可能出现）。

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政治权力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宙斯不得不将世界分为三块而将海洋与冥间让给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样。当“黄色帝王”崛起的时候，他几乎只要管理好一个大村庄就可以了，即便他的村庄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四千多年前的一个氏族会有多少常住人口。但当历史发展到商王朝、周王朝的时候，所谓的“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以至于已经有了几乎今天的一到两个日本的规模，于是上层的、中央的管理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基层的、地方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们失去时空上的紧密联系，各级政治的代理人便开始出现并瓜分了君主的权力，贵族政治的破产进程也由此而开始了。
事实上早在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当时通过选举上台的最后一位君主（注：即帝舜）的家境便很糟糕，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是“黄色帝王”直系后裔的事实。但商王朝建立时的开国功臣、政府的首相伊尹却是公认的奴隶出身，但他一度成为了摄政王，权倾一时。
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例，贵族世袭政治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当周王朝发现自己掌握的地盘实在太大而无法直接管理时，他仍然是选择将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属、姻亲和社会已存在的各大贵族家庭而不是直接交给人民统治，所以名义上中国在周朝是一个国家，但其内部却十分复杂，君主干涉各诸侯的内政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并应当受到指责的。

周王朝在一开始还是能维持自己在地方的威信的，但当它在公元前8世纪被一支蛮族重创后便陷入了类似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的内部大分裂境地，最终强势的诸侯获得了和周王一样的权力，而每一位有志向的诸侯都想获得土地和人口，于是不得不提拔一些底层的、熟悉社会运转规律的人成为权力中心人物、为自己服务；而反过来，被提拔的人又希望上层能更大尺度地分权给自己，这就导致了双方矛盾不断。征战天下的诸侯们一方面认识到了必须任用下层有才能的人而不是已经腐化的贵族阶级来帮助自己战胜外敌，一方面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新人会逆袭而夺取自己手上的权力。

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周王朝时期地方最大的两个诸侯国，齐国和晋国的君主都遭遇被自己的幕僚取而代之的命运，其他各国未成功的政变数不胜数。

一部分来自桂族却又经常混迹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让贵族政治延续，但改潮换代的代价又让他们痛心疾首，于是这群人开始不断寻找能允许上下层共同治理天下的办法，其中成就最大的两个人是著名的孔子和比小近三百岁的韩非子。孔子找到的办法是用礼仪和修养限制所有人的欲望，让大家和谐共处；韩非子则主张制定明确的成文法以严惩违反规则的人。这两种思想便是后来秦皇-汉武政治体系的理论来源。

秦始皇是公元前3世纪西方大国秦国的君主，他十分欣赏韩非子的观点，然后打造了一个残酷的法律帝国并战胜了其余诸侯，成功统一了全中国。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秦国的法治传统早在秦始皇出生一个世纪前便已经确立了，那是韩非子的前辈商鞅送给秦国的一份大礼。因为商鞅的改革，秦国逐渐成为了天下第一强国，由秦国统一中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秦始皇出色地在自己执政期间完成了这一任务罢了。
骄傲的秦始皇向世人宣称自己是天下的第一个皇帝，他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功绩，然后认为严刑峻法是自己成功的唯一法宝。于是乎，他开始周而复始地无限制使用自己的特权，对于任何反对自己的人都施以最恐怖的肉刑，这些行为最终在他死后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暴动，秦王朝也就此灭亡了。

取代秦王朝的是著名的汉王朝，它的名字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名字的由来，因为汉王朝是汉民族整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黄色帝王”奠定的原本属于他家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地方部落开始渗入到了东亚几乎所有角落，当其他民族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群高文明的群体时，那些人会自称是“汉王朝来的人”，于是这个称呼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
汉王朝在建立后一度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迷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秦始皇能够以法治夺取胜利，最终也因为法治导致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为“真理派”（注：即道家）的思想开始盛行，它讲究“什么都不做就是做好的做”、“一切都有真理注定，没必要违抗宿命”，于是汉朝就这样休息了一个多世纪，总算是弥补了秦汉之交的内战所造成的社会破坏。

但是公元前2世纪上台的汉武帝却不认为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好事，起码，当北方的匈奴人跑到两国边境耀武扬威时什么都不做换来的只是屈辱和仇恨。于是汉武帝重新塑造了帝国的政治思想，他拾回了秦始皇的法治观念，又打算用强权来治理天下。短时间内他是成功的——汉朝成功打退了匈奴人并让对方尝到了耻辱。但常年的战争让汉王朝国力亏损严重，汉武帝和他的继承者们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法律虽好，但治理国家仍然需要道德补充。因为法律只会告诉人们什么是错和坏，道德却能教育人们什么是好和对。
这便是中国著名的“里面是道德、外面是法律”政治思想的来源。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理论上调和了长期以来上下层人群之间的矛盾：下层人当然可以参与到上层政治中来，因为只要他们是出自真善美的道德心，那么政府的大门就永远会为他们敞开；但如果他们想趁机犯上作乱，改变被不断宣传美化为尽善尽美的已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法律将对他们严惩不贷。

可以说由秦始皇、汉武帝奠定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直到今天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因为从理论上看它确实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理论和现实经常不合拍，尤其在政治领域。至此，传说时代以来的血缘贵族政治已正式在人民的心中被驱逐，皇族以外的任何对公共权力的世袭占有都将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个观念被无意地体现在第一、第二汉王朝官方修订的史书目录中——第一汉王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编纂的史书中将历史人物的传记分为了皇帝君主的传记（注：即本纪）、世袭贵族的传记（注：即世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注：即列传），而第二汉王朝的官修史书则取消了所谓的世袭贵族的传记而将他们并入了所有君主以外的历史人物传记中。
然而，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刚确立没多久便被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因为它本身就包含有一对致命的矛盾在其中：
1、已有的政治体系从来也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不可能不被反对；
2、既然如此，究竟是反对呢，还是不反对？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规则制定者是否应该同等遵守规则”这件事情上，而历史很悲剧地告诉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规则制定者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毫不客气地斩断所罗门结一样，只要人们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规则制定者，那么一切规则就都不是规则了。
最早看破这一点的人是汉王朝的末代外戚王莽，他成功而且合法地把自己变成了皇帝，这时候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不但没有约束他，反而成为了他约束别人的工具。不过因为一系列的错误，王莽最终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取而代之的是汉王朝的远方亲属所建立的第二汉王朝，因为其首都在汉王朝首都长安东边的洛阳，于是大家也称它为东汉王朝。

第二讲结束

篇幅比较长，每讲都有4000+的字数，是不是没什么人看？正在看的朋友都回复一个吧，3q~

早安各位，今天会更第三讲

第三讲 第二汉王朝的衰败

第二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因为家族势力的衰败，东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在崛起的过程中只能不断收编地方军阀以壮大自己，于是地方的大农场主们实际上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诸侯，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以地域和血缘组合成的地方领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挤占的公务员岗位数量与其在地方上控制的土地数量不相上下，而时间的积累则让一些家族在政府内部出现近乎世袭的领导岗位垄断局面，后来三国时期著名的袁绍、袁术兄弟正是出自这么一个四代都做过政府首相的家族。
和平时期这些人经常相互标榜以提高各自的社会知名度，比如曹操年轻时就曾被相关大家族人物评价为“能平定社会的人”，而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也曾被比作“沉睡的巨龙”，仅就这些措辞来看便已经十分的叛逆了，但毕竟是文化圈的游戏，所以皇帝也好其他执政者也罢都没有对其进行干涉。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第二汉王朝本身出现衰败而且让这些人有机会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那刘姓家族在政治上的灭亡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这个机会被一位名叫张角的农民所带来。张角原本是个农村医生，有学习过一些不系统的“真理派”学说，同时深受占卜术、预言术等思想影响，进而创立了一个名叫“和平道路”（注：即太平道）的新教派。在传教的过程中，他利用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的不满，不断宣传“汉朝末日”学说，同时在183年或者184年的时候秘密告诉教徒说汉朝将在184年3月5日灭亡，由他领导的黄色的世界将取而代之。
张角的宗教行为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在他活跃传教的很多年前便已经有两个人利用自己对“真理派”学说的理解而建立了两个教派，他们中的一个是活跃于今天四川地区的张陵（或者被称作张道陵），一个是活跃于今天浙江地区的于吉——后者的学说似乎是张角思想的直接来源。不过两人的影响始终在落后的地区（四川和浙江当时都不算是中国的发达地带），而只有张角则成功地将自己的宗教推广到了全国，其中就包括有富庶的黄河流域。

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张陵和于吉等不成熟的行为创造了中国最早的独立宗教，也就是现在的道教。尽管更为成熟的佛教已经开始从次大陆经中亚而传入中国，但很显然，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学说消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张角和他前辈们要更得本国的人心。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张角的信徒中竟然还有东汉皇宫中的宦官。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要对第二汉王朝的衰败负直接责任，但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我们便发现这种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生殖器的男人，他们因为无法与皇帝的女人偷情而被委以照顾皇室饮食起居的重要任务；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位宦官曾杀害嬴政的儿子并企图取而代之，但他很快便失败并给了晚辈们一个教训：没有属于自己的血缘家庭，任何宦官企图推翻皇权的行为都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政治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