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说到了吃饭，喝酒的事也就不能不提一下了，因为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特别是聚会性餐桌上，酒饭是一体化的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彼此牵扯的元素。无酒之饭，那是充饥，是果腹，是填饱肚子，是周期性的生理性活动，唯独不是“吃饭”！“吃饭”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活动，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行为！
刚刚走出校门的时候，我是滴酒不沾的。因为这个缘故，遭遇的尴尬和烦恼可以说绵绵不绝。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历练，目前能少许喝点了。以“喝够但不醉”为尺度，大约可喝三四两白酒，勉强可以应付一下场面。年轻的时候，由于不会喝酒，所以也就不大看得上喝酒的人，更不认同酒场习俗，对诸如“感情深一口焖、感情浅舔一舔”之类的劝酒格言，一向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不足为训的是，我对自己这种另类的价值观，不仅不注意掩饰，有时反而有意地流露一下，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既然如此幼稚，所以我相当长一个时期都无法溶入环境，始终游离于同事圈、同学圈之外，一些感受到我不屑的人并由此讨厌起我来。仅仅因为不喝酒这一件事，我就损失了不少人脉资源、口碑形象。
事实上在不少饭局上，不管你对酒精的态度、感情和承受力如何，喝还是不喝是由不得自己的。记得我刚从教研室调到机关不久，就和我们处长一起，陪校长去东部某省出差。到达目的地的当天晚上，当地一位副省级领导设晚宴招待我们。饭局开始后，主人漫不经心地（这是大领导面对低级别客人时的标准态度）向我们这几个客人敬酒，同行的几个人包括校长都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而我只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按照常理，尊贵的主人是不会在意跟班、随从之类的客人喝不喝酒的，你在他的眼里基本上就是一层稀薄的空气，几乎就不存在，他敬你酒纯粹只是履行一种程序，所以有大领导在场，逃酒往往也容易。但那个领导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却很较真儿，看我没有喝，立刻拂然作色，不客气地批评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事，长者敬酒也不喝，明显是不懂规矩嘛！”
一听这话我们处长立刻急出一头汗，赶紧向大领导道歉，并以严厉的口气让我赶快给领导敬酒陪不是。面对这样的氛围我也紧张起来，双手捧着酒杯趋步向前，诚恳地向大领导做了检讨，说自己年轻不懂规矩，请领导不要生气多多原谅，并将一大杯酒一口灌了下去。对于不会喝酒的人来讲，酒精的杀伤力是立竿见影的，一杯酒下肚，犹如嗞嗞作响的滚油在沿着弯弯曲曲的肠道蛇行，五脏六腑在灼烧，天地随之在倒旋，身体也开始飘忽飞升，人们的俯仰起坐一律成了影影绰绰的轮廓，热烈豪爽的谈笑一概成了隐隐约约的混沌的音符，再往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喝不了酒却不得不喝、非喝不可，这样的酒显然已经超越了饮品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表态行为的载体，喝酒成了调节气氛、增进感情、掩饰尴尬的道具。随着酒席文化的不断发展，表态酒的内涵越来越微妙、外延越来越丰富，如表示忠诚的酒，显示亲近的酒，表示悔过的酒，化解矛盾的酒，消愁解闷的酒，争风吃醋的酒，表演才干的酒，融通感情的酒——酒在这里是道具、是媒介、是一切，但唯一不是的就是“酒”自身。你可以洁身自好、“守身如玉”、标榜清高、拒绝喝酒，但你为此必须接受小小的代价——因为你对酒的拒绝，你跟环境就很难融为一体了，你会自外于同事朋友，自外于环境，人家会把你划入另类。人在江湖，洁身自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只能先溶入环境，然后再慢慢游离环境、影响环境、改造环境。
鉴于这样的考虑，为避免饭桌上的被动局面，避免被批评、被调侃、被原谅、被宽容的不良遭遇，我曾有意进行过若干年的适应性训练，培养对酒精的兴趣和感情，但几乎没什么效果，还是排斥如初、彼此敌对。在我的感觉系统，红酒永远是酸的，啤酒全都是苦的，而从茅台到二锅头的各种品牌、档次的白酒，则一律都是辣的。它们的滋味永远都怪异、难闻、不可接受，不仅刺激口鼻，尤其折腾肠胃、麻醉神经。
但我还是要喝酒，我必须喝酒，我不能不喝酒。不喝酒固然是我的权力和自由，但如何评价、对待我的不喝酒，却是人家的权力和自由。在这样一种外在的评价系统下，假如我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力和自由，势必会遭遇别人的权力反制，势必会为自己的自由付出或大或小、有形无形的代价。就你的胃是个胃，我们的胃难道是垃圾桶？就你的胃宝贵，我们的胃不是爹妈给的？类似的质疑、质问重复若干次以后，人家就会将你定义为只考虑自己是不是舒服、不考虑朋友是不是高兴的自私的家伙，就会把你当成斤斤计较、自私自矜、自外于朋友的装逼货，就可能真的不认同、不喜欢进而不接纳你了，把你看作不可交的另类、打进不入流的另册了。
既然我不能脱离更不能改变这个环境，既然我必然地要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既然我的情绪状态、生活质量与这个环境息息相关，我就得屈从、溶入这个环境！因此，我就得喝酒，有些时候还得喝高、喝醉、喝倒，我别无选择！
实践一段时间以后，虽然生理上还是排斥，但与酒精的敌对关系还是明显缓解了，情绪激昂、精神振奋的时候，我甚至也愿意喝上三杯两盏，个别情况下甚至能够不顾身体的排斥和肠胃的抵触开怀畅饮、灌它数碗。酒的味道不好，但酒精营造出的氛围却是好的——温暖迷人、洒脱豪迈、迷迷糊糊、其乐融融。呛鼻的酒、苦涩的酒、辛辣的酒，一经穿越口腔、灌入喉咙、流到肠胃，就可能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物理和化学反应。
忽然之间天宽了地阔了，渺小的人挺拔起来、崇高起来、刚硬起来了，矜持的人豪爽起来、热情起来、随和起来了，与朋友的隔膜和距离没有了，路人变成朋友了，对手变成亲人了，骄傲的人随和了，丑陋的人可爱了，可爱的人变得更亲切了，你与他人打交道变得容易了，与你说知心话的朋友多了，你在场面上能够应裕自如甚至一呼百应了，半醒半醉之下，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勾肩搭背、赤膊上阵、打情骂俏，好不潇洒——酒精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和他们，尽管这种改变可能是暂时的、虚幻的、浅尝辄止的、蜻蜓点水式的。

那年我在招待学长的一个饭局上，见识了痛喝表态酒的一个极端案例。参加那次饭局的有一个陌生朋友，据介绍是学长任职的H省所属某县的县长。县长是文人出身，博士毕业后留任大学教师，后来“学而优而仕”，通过竞聘当上了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位处长，几年前空降到县里任县长。处长县长虽然级别相当都是正处，但含金量大不一样，一县之长管辖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人口，基本上是“一方诸侯”，所以由处长到县长，无疑是重用。这位年轻的县长据说也很争气，就任县长后的几年间政绩相当可观，口碑也不错。凭借他的出身和政绩，当时正在谋求该县县委书记一职。县长是典型的文人形象，谈吐儒雅、谦虚平和，喝酒也很节制，与我们互相敬酒时，只是端端小杯、碰碰杯沿，颇有博士范儿，对此我们也理解。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向学长敬酒的时候，呈现出的则是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风格。只见他端起茅台酒瓶子，咕嘟咕嘟将面前的一个饭碗注满，不听别人包括学长的劝阻，一鼓作气喝了两碗，喝完后即刻奔向卫生间喷吐半天，然后窝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了。他不是假醉，是真的醉了，而且是大醉深醉。真实的醉酒状态是装不出来的，脸色、表情、步态、语气甚至呼吸的频率都会传递出真实的信息。
大醉一场，不是出于别人的逼迫，而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县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喝得越多、醉得越深，留在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就越是清晰。这个印象是诚恳忠诚的印象，是表态站队的印象，是奋不顾身的印象，是无私奉献的印象，所以也是能让领导感动和开心的印象。直到现在，学长还对县长那次的豪爽决绝津津乐道。几个月后，他如愿转任县委书记。就像由处长到县长的调整一样，县长到县委书记的转任，行政级别没变，还是属于一个层级的岗位调整，但就权力而论，却是二把手向一把手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把手的转换。这样一种角色的转换，根本原因肯定不是那次豪饮，其间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也是各种力量幕后博弈的结果，但那次醉酒的记录肯定是一个加分项目。
在酒场上浸淫若干年以后，许多人对酒精会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态度：生理上排斥，心理上依赖。说到喝酒，几乎每一个都摇头皱眉，都有一肚子痛苦记忆——伤害身体、损害形象、妻儿埋怨、父母担忧等等，这都是真实情况；但是假如三天没有酒局，心里又空得发慌，总要找理由、找机会喝个痛快。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互相对立，左右都不是。有次几个同事正在吃饭小酌，在此期间一位朋友来餐厅找我说事。我们赶紧给他腾位置、摆餐具、倒酒劝菜，但他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抱拳作揖诚恳地解释：
“各位兄弟多谅解，我胃出血刚好没几天，实在不能喝酒，为了老婆孩子，求大家放过我，别让我喝了！算我欠大家的，回头一定补上。”
他说的胃出血我是知道的，是长期喝酒引起的毛病，的确刚刚治好出院。我说明了情况，让大家别劝了。可是我的一个部下不识好歹、不知轻重，还是硬要人家喝：“刘处你只喝一小杯，哪怕抿上一小口！”他脸色立马沉了下来，不耐烦地甩开我那个部下，冲我发了火，说我对手下“管教不严”，如此不懂事，不尊重老同志。然后，他就端着一杯水加入饭局，并以水代酒双方相敬。随着饭局的推进，气氛越来越浓烈，彼此的知心话也越来越多，他渐渐坐不住了，慨然站起来，要求给他倒一杯酒：
“弟兄们如此热情，我非常感动。我身体欠佳不能多喝，但必须喝一小杯表达心意！”话未毕，酒先干。稍后，因为一个什么新的理由，他又敬了大家一杯，大家又逐一回敬。再往后，就没什么顾忌了。那天虽然我强力劝阻，但他仍旧大醉而归。
第二天，他夫人打来电话，对我表达了强烈不满。我谦恭地聆听，并真诚道歉！

担任副处长以后，我过了几年平静且充实的日子。处长品行、能力都不错，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能跟大家一起商量，对与他的意图相左的意见，只要与他的个人权威和利益没有明显冲突，基本上能够理性面对、择善而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不同的个性和声音。对三个副处长大体上也能一碗水端平。
史副处长与他走得很近。实事求是地说，老史的水平能力很一般，但他有一个特别的优势：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挖掘并及时表扬处长的优点，几乎能从处长的每一次发言中发现“重大意义”，并要求大家认真学习领会。虽然这样的马屁属于小儿科级至多是小学生级，处长却很受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再聪明的人都有软肋，都有性格爱好方面的局限性。与每一个领导、每一个男人（也许还包括每一个女人）一样，下面的谄媚奉承的确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和满足，马屁被轻轻拍打时那种麻酥酥的颤栗和陶醉，是人世间的一大享受，自然也是他的享受。
但他的脑子是清醒的，他知道史副处长的主要优势就在于此。对他自己而言，史的这个优势很有意义，可以持续地满足他的精神需求，可以保持身心愉悦；但对社会而言，这个优势却不是建设性的，它既无法产生GDP、无法提升工艺水平从而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也无法增进一个民族的眼界智慧，无法提升社会的道德境界、法制水准从而提升其软实力，总体上是一种让人轻视和不屑的品格，处理不好会引火烧身。所以，处长对老史的马屁式奉承、讨好式赞美，受用归受用、舒服归舒服，但并没有给予对等的回报，一直不肯让他染指核心业务、处理重大事项。相反，对拍马屁的力度和频度都相对有限的我及另一个副处长老牛，他倒更为信任和放手。
“一把手”现象，无论在政治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都是一个有必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过去在中学、大学的课本上经常看到日复一日、鹦鹉学舌般的经典表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不是英雄创造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基本区别。其实，人民与英雄并不是对立的，英雄本来就是人民的核心、中坚，是人民中的出类拔萃者，英雄创造历史也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也不是对立的，是分析看待历史的两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能够构成互补效应。
对于一个单位来说，这个单位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把手”的历史。一把手如果是曹操刘备，就会有一堆郭嘉、荀彧、陈群、徐晃、张郃、关羽、赵云、黄忠之类的大英雄；一把手如果是武大郞，部下也自然会是一群矬子或自动降低弯曲为矬子的大个子。因此，“一把手”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期的国家，对各级“一把手”有效的权力制衡还相当有限，在一些单位甚至少到几近于无的程度。在这种条件下，单位的风气、员工的精神状态、施政效率和质量等等，都与一把手关系极大，一把手的风格和面貌就是一个单位的风格和面貌。那几年我们处正是由于有了一个比较优秀的处长，整体说来是政通人和、有声有色的。
好日子往往过得快，几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然后，我又一次送走了一位高升的处长。

在处长提升前的那几个月，我们处有两个人很紧张：一个是处长本人，一个是我。由于背景、资历、业绩诸多原因，处长的提升应该是没什么悬念的，但是他仍然紧张，只要红头文件没有下发，各种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谁都不敢包打天下；我则是陪着他一起紧张，虽然我不想这样，可是身不由己，克制不住。处长如果提升，我们处的三个副处长中，我是无可争辩的第一接替人选。牛副处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同事好兄长，但副处的任职时间已12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有相当优势的年龄，最终也过线了，已没有提升的可能；史副处长年龄比我小两岁，副处的任职时间也比我少2年，人品能力大家都不很看好，而且跟我一样是平民家庭出身，无法借重来自家庭的支持力量，权衡种种因素，他接任处长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对客观形势、自身情况进行冷静的评估以后，我仍然不敢自信。假如新处长从本处产生，我胜出的概率自然是很大的，但是从本处遴选确定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另外的可能性也是严重存在的：比如从上面派一个过来，从其他处室、下属单位调整一个过来等等，各种匪夷所思的可能性都有。我的有利条件当然不少，但是我的不利条件更多：经过职场上的多年磨砺，我正在成熟起来，但对“厚黑学”的研学显然还很不到家，脸皮还是太薄，因为个人原因找领导公关，对我而言仍旧是一个巨大的磨难和煎熬。我虽然很想提上一职当个处长，但同时我也很想保留一点小小的尊严，很想呵护我脆弱的心灵，让它避免承受不必要的伤害。我当然知道，这两种诉求必须得取舍，通常而言它们是无法兼顾的。
找找领导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并表示一点小小的“意思”，其实也是正常的事情，绝对上升不到伤害尊严的高度。问题是我自认为这是一种伤害，且难以接受这样的伤害。一件事情是什么性质、该如何评估，很大程度上在于“解释”，你把它解释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把公关、送礼之类的事情解释成一种无关痛痒的健身活动、一种自娱娱人的游戏、一种轻松愉悦的公益行为！考虑到我依然如此不成熟、不成器，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采取顺其自然的应对策略——假如领导把处长这个差事交到我的手上，我就高高兴兴、大大方方地接受，绝对不会忸捏作态，假意推辞；假如领导有另外的考虑、另外的人选，就拉鸡巴倒吧，没啥大不了的！
但因为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决断，所以我首先征求了老婆的意见。老婆态度通达，对我顺其自然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她也提醒我，既然不想到处献媚、主动争取，就要做好接受一个操蛋处长的思想准备，外派一个好处长的可能性有，但后者的概率也许更大。不要临时面对一个看不顺眼的新处长的时候，再吃后悔药。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半天默然。
我也征求了程思园的意见。她早就由同事变成我的部下，也早就由一个行侠仗义的职场新人变成成熟练达的业务骨干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陪我流过眼泪、抱过不平。她不时以怒其不争的态度，指责过、抱怨过我的软弱和犹豫。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过我同情、支持、力量。她甚至给了我别的一些更醉人、更有意思的东西。因此，这么些年以来，她理所当然地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在感情上、精神上甚至对她多多少少有了些依赖，习惯了在重大抉择面前与她商量一下，听听她的意见。

听了我的想法后，她的反应很激烈，说得特别难听：“遇到这么好的机遇你竟然像个驼鸟一样想回避，太窝囊了，太没责任感了！你趁早滚回家让你老婆养活得了！什么‘顺其自然’，狗屁，那是窝囊废的托词！好机会能‘自然’地‘顺’到你的头上？你以为你是谁？你是皇亲国戚?你是白马王子？太他妈让人气愤了！”她的话的确很难听，但一针见血地点到了我的死穴。我满脸羞愧地接受了她的责骂，但再三思虑之后仍然不想改变初衷。她看我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就气呼呼地提着外套拿起手包，摔门而去。
事先我估计到了她不会认同我的想法，但如此激动愤怒却是我没有料到的。她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呢？有必要吗？此刻，我倒沉静下来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啊。跟老婆商量也罢，跟她探讨也罢，其实我的本意并非真的是商量，我是在寻求支持，寻求对我的决心的认可和声援！获得她们的支持我会更有力量、更加坚定，没有这些支持也得按我自己的心愿、自己的价值观走下去，天塌不下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有了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有了些不耐烦的口气。她在我那段灰色的困难时期给我提供的巨大支持和眷顾，使她天然地具备了对我颐指气使的权力，而我相当一个时期也很认同、很享受她的这一权力。但这种权力是以相互间的理解和欣赏为基础的，一旦失去了这个基础，它就变味了，对我来讲她的支使指责也就不再是一种享受了；非但不是享受，我甚至有些抵触和厌烦了！我们的关系已经有四五年了，说短也不短了，也许到了反思和检讨一下这种关系的时候了。我一边平静地继续喝茶，一边看着室外萧索的秋叶枯草，一任思绪飘飞。一壶茶即将见底的时候，我吃力地站起身来准备告辞，全身的骨节吱吱嘎嘎地响作一团，提醒着我突发而至的老态。
买单更衣后正要离开，茶室包间的门“嘭”地一声被推开了——是她，她板着个脸又回来了:“算了，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你就是这么个人，永远也变不了！你的事情，就随你吧，按你说的，顺其自然吧！”说完将脱下的外衣递给我，接着按响呼叫铃，要红酒，要水果，要小吃……至少在我面前她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我的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了。
随后的事情照例是由她发起的，她向来是个进攻型、主动型的女人。包间里的沙发不够长也不够宽，但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平台，也勉强够用甚至还别有意趣，特别的环境将我们迅速推送到一种特别的状态。那是一曲美丽的“大地飞歌”，是一场浸人心魄的潇潇春雨，是一次山川沼泽、白山黑水间的怡人秋游。长江在奔流，黄河在咆哮，草木在摇曳，山峦在起伏，鸟儿在歌唱……歇息半天后，我渐渐清醒过来。
生活待我不薄了，我没理由也不应该企求更多的东西了，多少是个够啊！
我既然已准备好放弃，也就不可能有更坏的结果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反而很平静，大有旁观者“看戏”的从容淡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去找事，事情却来找我了。一天处长神秘地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在某某报登过一篇评价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迟疑片刻说：“是的，的确登过一篇有关托尔斯泰的借题发挥的小文章。怎么了处长？”
他先是责备了我一番：“你小子真不够意思，发表分量这么重的文章也不让我分享一下，怕我看不懂啊？怕我嫉妒你啊？”尽管他是玩笑，我还是赶紧解释：“处长你这玩笑开大了，可别吓唬我！我不向你汇报是怕你笑话，拿着一篇小稿子向你炫耀，那不是班门弄斧、给你奉送笑料嘛！”随后他告诉我，有人给领导打匿名电话，说我这篇稿子有严重的立场问题和政治问题，高司长正在研究我那篇文章，其后可能会跟我谈话，要我做好思想准备！
我登时一头冷汗！出身平民家庭，没有人给自己遮风遮雨，加上生性胆小，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惊吓，出冷汗成了常态。又在人生的一个关节点上、在一个不经意的枝节上遭遇一次性质未定、前景不明的危机，不知道能不能安全化解。

各位朋友：我要出差数天，在此期间无法更新，请大家理解！谢谢！

那篇稿子实际上只是一篇2000字左右的随笔性文字，是我在重读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名著《复活》后的一些浅显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我就托尔斯泰的宗教情绪、宗教感情对他作品和人生的影响，尝试着谈了一些看法，发了一通感慨。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不仅是创作了一批传世经典的伟大作家，而且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领袖之一。能够在俄罗斯甚至人类的精神文化史上享有这样一种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他是一个充满宗教情怀、殉道感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悲天悯人的智者仁者才可能具备既包容天下同时严格自省的伟大品格。当今中国的许多作家，不缺天分、不缺才气、不缺智慧，缺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怀，因此写不出震撼人心的大作品。
这些想法就是那篇文章的动因，也是文章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文章发表以后，多少还产生了一些反响，很快就被三两家文摘性报刊转载了。文章在学术上毫无建树，观点基本上也是老生常谈，如果说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那不过就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在假话充斥、谎言堆砌的荧屏和版面上，突然冒出几句真话，有时也是比较吸引人的。但即使用最严格的标准去挑剔，文章的内容也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去检举揭发的大问题呀？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宗教信仰”及其关联词汇，都是些相当陌生的字眼。对许多人来讲，是按照这样的逻辑链条去认知相关问题的：宗教感情就等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就等于封建迷信，封建迷信就等于思想反动！你人都反动了变质了，不撤你、不处分你就是烧高香的大好事了，还想升职还想发展？做梦去吧！用这样的逻辑考量和评判，我那篇文章搞得不好可能还真是个问题。
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司长找我谈话，在煎熬中苦等两天，终于盼到了他的电话。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他的办公室，没等他招呼，就主动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椅子上落座，强压着不安，若无其事地等着他开口。司长正在漫不经心地浏览一个文件，一边低着头刷刷地翻看一边对我说：
“最近写文章了没有？”他单刀直入，切入正题了。
“呵呵，司长您抬举我，我写过的那些小豆腐块儿严格说是算不上什么文章的。今年比较忙，连小文章也写得少了。最近刚在《****报》上刊登了一篇小稿子。您要是有兴趣，回头就给您送来，您给点拨点拨。”
“就是写托尔斯泰那篇吧？我已经看过了，有人给我推荐过了。但人家可是作为问题向我反映的，说你的文章观点立不住，思想感情有偏差。我找来看了看，倒是没看出有多大问题，你也别有思想负担。但是以后还是要引以为戒，业余时间写写文章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要多写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文章，至于那些旁门左道、别出心裁、故作惊人之论的文章，我劝你最好还是少写，免得给别人留下话柄，你说呢？托尔斯泰可赞美的地方那么多，你干嘛非要赞美他的什么宗教情感？你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排斥宗教的？”

听了高司长的话，我如释重负。他是明白人，没有因为有人匿名告我就借机上纲上线。他是在信马由缰地翻阅文件的过程中跟我谈话的，这固然反映出作为谈话对象的我在他心目中的渺小卑微，同时也说明他没有对匿名电话反映的问题当回事儿。但这个电话的消极后果还是有的。比如司长对我那篇文章的定性表述，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没有多大问题”，这里面的微妙差异一般人体察不到，但其中的差异的确是存在的，至少他已认为我那篇稿子是属于“旁门左道”的惊人之论了。
一篇发表在**部直接管控的D报系列上的文章，本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司长的心目中却成了“没多大问题”，我心里很不服气、也很不甘心。要是在平时倒也罢了，但是在正被领导权衡、审视、挑剔的关键时刻，我唯恐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给我帮倒忙，所以那几天一直苦思冥想，努力设计一个给高司长“洗脑”的好办法，以便澄清他对我那篇文章的不太正面的评价。
很好，机会很快就来了。生活总是这样，只要你真心去寻求，机会往往会不期而至。几天后南方某省我们这个系统主管部门的一个调研组，由厅长带队到到我们局走访调研，咨询一些政策性问题，对当地行业改革发展的一些设想征求意见、寻求支持。当晚赵副局长受局长的委托宴请客人，要求高司长组织并参加宴会。这个调研项目因为是我们处协调安排的，所以也就承担了相关的接待任务，晚宴自然也要由我们处来张罗。鉴于赵副局长、高司长都要参加，处里对晚宴很重视，处长要求我亲自到餐厅安排。
我前一天就预定了餐厅包间，当天下午又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餐厅现场办公，与餐厅经理商定晚宴标准和菜品清单，确定座位排序并摆好桌签，备好各类酒水，打开窗户通风，关闭窗帘遮阳，督促服务员再次将餐厅的犄角旮旯清理了一遍，并调试了供领导致词用的无线话筒备用。准备工作刚刚告一段落，司长就提前过来了。他说刚刚在新闻大厦参加完一个活动的开幕式， 台上站了半天有点儿疲劳，干脆直接过来休息一会儿。
我心里一阵儿窃喜，把饭局准备情况简单汇报了几句，然后就设法将话题转到了我那篇文章上。我说近几个月我利用业余时间连续看了托尔斯泰几部作品，有的是重温，有的是第一次阅读，收获很多。我说托尔斯泰虽然出身大贵族，对穷人却很同情，面对他们的恶劣处境，他很为自己的富贵愧疚，毕生都在为改善农奴的生活奔忙辛苦。他不仅是个优秀的大文豪，也是个善良的好人，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价值观体系中其实也包含了社会主义成分。列宁对托尔斯泰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因为事先做了不少案头准备，构想了思路，并反复默记梳理，所以我讲得很流畅、很有条理，差不多就像背讲稿一样。
问题就出在这“流畅”上了。高司长听了以后呵呵一笑：“你对托尔斯泰还是有研究的，看来你去大学当个老师比较合适，做机关工作委屈你了。”我心里一紧，他这话什么意思？是表扬还是讽刺？即使是表扬也不是好事啊！一个公务员序列中的副处级领导，在争取晋升正处的关键时刻，领导却表扬你对文学有研究，这不是在说我不务正业嘛！“去大学当个老师比较合适”，不就是说我当公务员、当处长副处长不合适吗？我心里更沮丧了，整个饭局的全过程都心不在焉、七上八下。

因为心里郁闷，晚上犹豫了好久，还是仍不住给她打电话发泄了一下。果不其然，听完我的叙述后她照例是恨铁不成钢式的埋怨，说我不仅“糊涂一世”，而且也“糊涂一时”：
“你那不是显摆你自己吗？人家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能不知道托尔斯泰是个什么人？你自以为聪明，但考虑问题有时比我还幼稚！”
我心里的火气腾地一下子燃烧起来了：
“我现在从你这里得到的总是没完没了的指责！不论我做得怎么样，你都能找到指责的理由！这怎么就是显摆呢？我向来都是唯唯诺诺、夹着尾巴做人，他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他聊聊托尔斯泰的良苦用心，他也不可能不明白！我的事情你为什么总是看不惯？我就那么不堪、那么龌龊、那么下作吗？”
与她相处中的种种不快、别扭、冲突，此刻都一幕幕电影似的浮现在眼前，心里越想越气。既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赶紧了结算了，所以，不等她回应，我就啪地扣下了手机！
虽然不认同她的批评、抗拒她的埋怨，但她的语气态度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却是巨大的。给她打电话交流一下，原本是想获得一些安慰，结果却更忐忑、更没着落了。很长一个时期了，她对我是一百个看不惯，原本的欣赏几乎感觉不到了，原本的体贴也早就不见了踪影。这些指责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为了我好，但理解和默契显然少了。我心里很堵，对她也渐渐有了些芥蒂和厌烦。妹妹啊，找你说说心里话，是为了缓解压力，是为了排泄一下郁闷，是为了寻求心理支持！我并不想听你讲道理，你的优势在别的事情上——与性别有关的一些事情上——而不在“讲道理”上！论讲道理，你还真的差了那么点儿火候，欠了那么点儿层次。当然了，女人嘛，层次欠缺一点儿也未必是坏事，要不然就更找不着北了！
但我就那篇文章所做的澄清和表白，似乎真的没有设计好，也许真的有点做作、有点卖弄。如今的领导大都愿意将自己包装成文人型、专家型、学者型领导。即使本来没有多少文化，也要通过种种手段，努力将自己包装成有文化、有大文化的样子。我却自以为高明，没有条件却硬是创造条件，给领导上了一课，纯属自找没趣。既然我给人家“上了一课”，既然我让人家不痛快了，人家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小小地刺我一下、给我点难堪，也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我只企求他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对我的“修理”和警示仅限于此，不要再升温升级，不要真的跟我计较！

本以为高司长为我那篇文章做的“旁门左道”的定性以及小小的讽刺责难，就能为“托尔斯泰风波”画个句号了，没有料到的是此事并没有过去，而且还在进一步发酵膨胀。几天后，人事司的校友悄悄告诉我，有人写匿名信告我状了，要我小心点儿。我心里一阵惊惧，连忙问他告我的匿名信都写了些什么、目前都谁看了、领导有什么表示，但他王顾左右将话题支开了，安慰我没什么大事，别太多虑，心里有个准备就好。
校友虽然是人事部门的干部，但在人事任免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影响力，其全部优势和分量仅仅在于能近水楼台、了解一些人事任用调整方面的动向、争议、布局。但这方面的信息也很重要，当事人如果能在定局之前了解到人事决策程序的进程、走向、动态等相关信息，就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展开工作，有时能够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反败为胜、改变定局。不少人事部门的干部就是靠掌握和利用相关信息广结善缘、布下人脉资源大网的。校友主动向我透露了一点儿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经略人脉资源的一个小动作。但因为我们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也因为我没有承诺相应的回报，所以他提供的信息只是表面的、抽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除了让我紧张不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效果。

起初我猜测匿名信反映的是我跟她之间的情事。与她频密来往已经四五年了，虽然每次聚会都要精心设计一番，时间、地点、方式反复斟酌、小心翼翼。但百密一疏、贻人口实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通话时被张三捕捉到一个音节，吃饭时被李四发现一个身影，这种概率真的不能排除。一旦某一个人发现了蛛丝马迹，就等于全世界的人都发现了，零零碎碎的信息原料会被许多热心的口头文学创作者，加工整理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故事链，成为一次次精神大餐的主菜被反复消费。何况，我与她能为大家提供的可不只是片断的素材，以我们相当频密的聚会记录而论，别人如果编排几个香艳小故事，即使细节上不尽准确，整体而言离事实也不会太远。这几乎是让我心里发虚的仅有的一件事，也差不多是唯一能陷我于被动的一件事了。
实情还是处长悄悄告诉我的：匿名信的内容与匿名电话一样，还是我那篇有关托尔斯泰的小文章，打电话的与写信的应该是同一个人。那位热心人可能发现了，他的电话只是小小地给了我一个惊吓，让我经历了几个失眠的夜晚，但并没有产生他期待的其他结果。高司长虽然对我那篇文章没什么正面的评价，甚至相当不感冒，但并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去给我的文章上纲上线，因此就更谈不上改变任用我的决心了，这个结果与他的初衷落差太大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将匿名电话的内容加工成一封告状信，并做了一番认真严密的论证，认定我是一个宗教情结、宗教信仰很深的人，是一个对×××主义有贰心的人，从而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匿名信一式三份，分别寄给了柳局长、分管人事的焦副局长以及干部司的赵司长。据局办的朋友说，两位局领导看了匿名信以后，都调阅了我那篇文章的原文。但看完以后的反应大不一样：柳局长没有任何表示，就将匿名信扔到一边了；焦副局长却批了一段话，那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局是守护国家意识形态高地的重要职能部门，任用干部必须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决不能为立场信念不坚定的人提供任何机会。建议局长阅示并上党组会一议！”
我接任处长的事当时虽然还没有上会研究，但有关领导在个别沟通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剩下来的只是走程序的问题了。但匿名信的横空出世以及焦副局长大义凛然的批示，成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微妙的平衡眼看着又要被打破了。

据我了解，焦副局长并不是个有政治洁癖的理想主义者，实际情况是他原本就不赞成用我，事后我得知，他想用的是人事教育司培训处的副处长小胡。就能力而言，小胡当个处长也是可以胜任的。他的短处是有过三次婚史，都是他以感情不和为由将对方踹走的。离婚不违法不违纪，其中的道理和苦衷也许足以令人同情，但作为体制内的公务员，反复离婚再婚，无论如何也算是个人形象上的硬伤，在晋职提升上肯定是减分项目，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把手否决了这个意见。匿名信来得非常及时，给焦副局长提供了新的由头，顺着这样的由头，他想从政治上给我找点麻烦。
几天后的党组会上，作为最后追加上去的一个小议题，讨论了对匿名信的认定问题。局党组成员一共7个人：局长，4位副局长，纪检组长，办公厅主任。负责记录的党组秘书后来告诉我，讨论我这个议题的时候，气氛比较沉闷，只有局长和分管干部人事以及分管我们司业务的两个副局长发言，另外几个领导都埋头各自批阅文件，几乎没怎么听。分管业务的徐副局长认为，不论从平时的表现还是从那篇文章本身分析，都得不出我政治上有问题的结论。党报性质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果真的有问题，责编、老总和作者早就被××部追究责任了，根本轮不上咱们这个部门操心，我们似乎太敏感了。但焦副局长不这么看，他从表扬我入手开始了他的发言：
“肖邦这个同志我了解，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业务上也比较钻研，是个好同志，起初我也是同意他接处长的。但看了那封信以后，感觉还需要再观察观察。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不少人实际上是被中情局收买、为美国人服务的。小肖倒不会是这样的人，就凭他这个身份资格，人家也不会去收买他！但他会不会受这些人蛊惑，会不会上当受骗，就不好说了。”焦对我个人没有成见，此前此后对我的态度也都是亲切友好的，但既然他自己的亲信需要这个位置，就有必要将我丑化一番、修理一下了。
柳局长虽然没有赞同焦的对我“再观察一段”的意见，但也没有明确否定这个意见，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人事教育司会同我们法规司，找几个专家将我那篇文章“会诊”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不一定认同焦的理念和观点，但他不能不在乎这个人，毕竟是一个班子里的同事。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协调整个体系的运行，有时一把手也得或多或少做一些妥协。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很着急。我的文章政治上有没有问题，并不像空气中有没有PM2.5那样明确，它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关键得看是什么样的专家来“会诊”。学术界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由于理论修养、做人操守、现实境遇、门派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是南辕北辙，有的比张春桥、姚文元还要左，有的比尼克松、基辛格还要右，有的则是摇摆不定，何时向左偏、何时向右摆，关键要看自己的利益在哪个方面。我的短文虽然没有问题，但我既对有关专家的学术建树缺乏敬意，更对他们的学术操守没有信心，怎么能淡定得起来？我必须得让领导们了解这些情况，对一篇文章进行“会诊”，是很不靠谱的。
但我不敢直接找高司长，只好求处长帮忙，请他说服司长与人事教育司协商一下，在邀请哪些专家这一关键问题上，必须体现我们司的存在感，不能任由人教司摆布，我自己被人算计了事小，我们司为人教司垫了背就太窝囊了。处长给我泼了冷水：
“兄弟，你的分析很对，什么专家会诊，纯粹是扯淡！但我们不宜给高司长主动捅破这层纸。以高司长的聪明，他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就像我们比司长还高明似的，不好。“摆布”、“垫背”什么的就更不能说了，你说的“摆布”，站在领导的角度讲，也许就是部门之间的相互支持，呵呵！别太急，静观比较好，听我的！”处长不是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人，所以他中规中矩、拿捏得很稳，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所幸的是高司长态度比较积极，主动参与了这件事的策划，没有任由人教司独家操办。经两家协商，明确从一家社科研究机构、一家高校各请两名专家，两个单位推荐的2名专家要分属文学理论专业和宗教专业。两个司的领导还达成了如下共识：拟邀请的专家我们只提人数和专业方面的需求，但不提具体人选，究竟谁来，由专家所在单位酌定。

应该说，这个方案是相当专业的，比较彻底地颠覆了人教司既往的那种神秘、粗陋、走风漏气的办事风格，这种局面与我们司的参与有关，但主要还是平衡局领导有关要求的结果。据说局长和焦副局长对这篇小文章的集体会审都很关注，都对他们提过明确要求，指示他们对受邀专家把好关，拿出公正的结论。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只能尽量客观公正，让两个领导大体上都能认可。
专家的争论是异常激烈的。
一位姓刘的研究员认为，宗教感情、宗教情绪虽然不是政治立场问题，但却是一种不健康情绪的反映。解读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有多种视角、多种方法，宗教情怀并不一定是科学的方法。一些人总想标新立异，有意无意地与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刻意保持距离。连我们自己特有的语言你都不想用、不屑用了，你还算是可靠的人吗？
宋教授的观点代表了另一种倾向性意见：宗教情感是人类情感体系中最伟大的情感之一，人的理性精神、情感境界和个人阅历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后，才可能将普通人的个人情感升华为宗教情感，它的特点就是对弱者、对他人、对生命的一种普遍的怜爱和包容，为了实践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承受苦难、自我牺牲。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它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通相溶的，是应该承认、应该倡导并努力去实践的一种情感。他认为我那篇文章对这种情感的解读虽然比较肤浅，但基本倾向是能够成立的，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位专家的基本观点是，我那篇文章只是一个业余读者的粗浅心得，既没有学术含量，也没什么政治问题，甚至一些概念的使用也不伦不类、不合规范，不值得如此重视。
第四位专家的大致评价是，文章的作者是个有点想法的人，一个公务员能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多少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不是坏事，应该提倡。
四个人四种评价， 观点的倾向性和分量都有很大差异。如果试图用统计数字说明一下的话，大体可以这样表述：一人认为有问题，三人认为没问题或基本没问题，总体态势对我有利。按照最初的设想，四个专家要共同出具一个审查意见，形成一个对文章的权威鉴定。但他们的观点很不一致甚至明显对立，已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意见了，讨论的结果是各写各的。
焦副局长以刘研究员评审意见中的“不健康情绪”、“与自己的话语体系保持距离”等尖锐评价为依据，还是不同意用我。但柳局长认为，既然多数专家认为我的文章没有政治上的问题，那就不要改变人事部门最初的考评意见了，否则，请专家评审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半个月以后，任命我为法规司综合处处长的红头文件终于下发了。结果没有意外，但我那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及其节外生枝的专家评审拖累了大家，我们这批调整干部的任用时间，比原定计划晚了二个多月。
局长在任用我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实他只是在几次会议上、几个讲话的起草过程中跟我打过几个照面，谈不上有多少好感，更到不了欣赏的程度。他之所以坚持用我，据说只是因为他对焦副局长推荐的人选比较反感，仅此而已！
处长的任用文件下发以后，管人事的焦副局长、管业务的徐副局长以及我们高司长，都先后跟我谈了话。两位副局长的谈话都是例行公事，司长因为与我空间距离比较近，所以大话套话之外，也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告诫我，我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容易给人抓住把柄，需要加强修炼。他说我对时事政治问题比较关注，且愿意发表看法，一般而言这是个优点，但对于一个体制内的公务员来讲，就很难说是优点了。那么高深复杂的问题，你一个小干部够得着吗？能把握好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把握不好也没关系，往往都一笑了事，但有的人就未必会这么宽容豁达了，说不定就给记在他的本本上了。这个本本可能永远派不上用场，但它是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引爆，将你炸得遍体鳞伤。
高司长比较清高也比较骄傲，平时跟我没什么交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能微微点个头回应一下就算不错了，至于私交就更谈不上了。这次能得到如此推心置腹的叮嘱，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心里很温暖很感动，决心不辜负他的好意，改一改自己的心性，不再对时政大事说三道四。但最终成效不大，沉默三五天之后，还是克制不住，迅速回归到了“清谈政治家”、“饭桌议政派”的行列。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开阿克i 2020-12-18 09:55:13
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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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好

@liuxiang512 2020-12-19 18:43:54
看着真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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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

@吴斯宁 2020-12-19 20:33:37
有惊无险，又进一步。主人公其实应该从中会吸取到从政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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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主人公显然不是一个很通人情世故的人

就在我提升为处长前后的两三年内，老爹老娘相继去世。如今他们已离开这个世界十多年了，但每当想起送别他们时的窘境，我仍旧隐隐作痛。我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尘埃，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特质，面对父母的时候也是这样，虽然没有让人感动和称道的孝顺，但履行义务还算尽心尽力，爹娘比较满意，自己也大体心安。但我在爹娘葬礼上的表现却成了我此生的一大心结，至今想起来仍然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我的老家是西北地区某四五线城市郊区的一个“城中村”。 对于中心城市的居民而言，“四五线” 、“城中村”大多是个空洞的概念，只有亲自在它的角角落落体验上一段时间，才能把握住包含在这个概念中的丰富况味和无奈。
每次对老家的体验，几乎都是从火车站开始的。走出城南火车站的站台，你会在一群司机的拉扯撕抢中被塞进一辆土烘烘的出租车，叮当作响的出租车将会拉着你驶出开阔气派的站前广场，顺着宽畅干净的城市南北贯通线，途经高楼林立、草坪密布的高新区，穿过无精打采、萧条破败的老城，再往北走上半个小时左右，就能看到我们村的景观了：楼房平房、新房旧房、土坯房砖混房，五花八门的住房，按照地势的自然走向，自由自在地盘踞在那里。一条色彩斑斓、粘稠混浊的小河在街巷间蜿蜒流淌，只是搞不清小河的源头是山泉还是生活污水。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垃圾桶，一个个袒胸露怀横陈在街面上。我家那个窄小的院落、那几间摇摇欲坠的平房，就隐藏在这个地势地貌相当复杂的大千世界里。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城不乡、不三不四的地界上，出生长大并在18岁那年成功逃离的，之后每年一次或者两次捏着鼻子回家休假探亲，度日如年地数着返回省城或者北京的日子。最后两次回家，则是以京城处级干部的身份回来给老爹老娘办理后事。
送别老爹那次，我实际上提前一周就回来了。呆了四五天，看着老人精神逐渐见好，每天又能下炕在小院里转转悠悠，干些随时寻觅发现的小活计，我自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加上请假时间也即将到期，就踏上了回京的列车。但我其实并没有直接回京，我在经过省城的时候中途下了车。在家里陪老爹的那几天，熬磨得够呛，我想作个弥补，享受一下被同学朋友接待追捧的感觉。当晚在同学处的饭局尚未结束，一个电话就追了过来，说老爹不行了，要我马上回家。我急忙借了一辆车即刻启程，急驰四五个小时，大约在夜里的十二点赶到家里。

几个小时的路途上，老爹一辈子艰辛苦寒、节衣缩食的场景，从脑子里一幕幕地滑过，痛惜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个不停。因为前座有司机在，我努力调匀呼吸，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令人难堪的是，从进入家门的那一刻起，面对进进出出忙碌后事的亲戚乡亲，我的悲伤就不在了，流泪也没有了，按照乡俗民情，这个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大哭一场的。在我们老家，哭得是不是痛切、声音是不是响亮、时间是不是足够长，是衡量子女是否孝顺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便一个对父母粗暴苛刻不仁不义的子女，如果在老人去世后哭得死去活来，很大程度上也能得到乡亲们的谅解。
所以在即将迈进家门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展示自己悲伤的时候到了，可以哭一哭了，同时我也为自己的自我告诫提醒而暗自尴尬。但是，我把握不了自己的情绪，当我单独呆在一个房间的时候，悲伤总会不期而至，可是一旦面对大家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无影无踪了。我平静地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交流老爹的病情病程、走以前的表情预兆等等，交流中却没有半点伤情。那时老爹已经入殓，按照家里邀请的主事人的说法，逝者入殓后就不能开启棺材了，否则便有种种的不好。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不再要求与老爹面对面告别。
西北农村的葬礼，从入殓到出殡的整个流程，都是相对固定的，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的环节：一是烧纸，一是报庙。烧纸，就是逝者的平辈、后辈以棺材为圆心，披麻戴孝半跪着围成一个半圆，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别到棺材的前面焚烧纸钱、磕头哭诉，追思逝者的种种好处和难处，忏悔本人在履行义务方面的种种欠缺，表达对逝者离去的痛惜不舍的情感。仪式一开始，我就格外紧张，严峻地板着脸，旁观着哥哥姐姐们真诚悲痛的哭诉。
随着司仪的一声断喝“老儿子肖邦烧——纸——了——”，我立即从半跪状态中吃力地站起来，机械地向前走了几步，在老爹棺材前面的棉垫上跪下，嗫嚅着轻轻叫了一声“爹”，重重地磕头三次，沉吟片刻后缓缓站起，退回到我原先的位置，呆呆地瞅着地面。一个葬礼，一个婚礼，是农村地区——包括我们那个小城市的“城中村”地区，最初它们原本就是地道的农村——最重要的娱乐项目，承担着为全村老小提供乐趣和谈资的重要使命。在外面特别是京城体制内做事的更是这一娱乐节目中的重要角色，特别受人关注。老爹烧纸这一天，来了足有几百人，层层叠叠围着我们，有滋有味地观看并点评着。这个时候，全场一片寂静，随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嗡嗡的低语声。

“鼓匠”班子的乐手们早已洞悉了其中的名堂，精神头立刻大振。但他们都厚道人，拿了主家的报酬，自然就要为主家遮羞，在领队的示意下，唢呐、笙、管等吹奏乐器突然奏出了一个高亢、悲怆的旋律，锣、鼓、铙、镲等打击乐器随之跟了上来，一曲凄惨婉转的《苦伶仃》及时将现场的古怪气氛调整到了伤感的基调上。烧纸继续进行。
气氛扭过来了，但并不等于大家忘记了这件事。烧纸结束以后，围观的老乡陆续都散去了，但仍有不少人还三三二二地聚在我家的小院外，一边聊着什么，一边向我家院里观望，期待着后续节目。节目还真的来了，三姐夫率先向我发了难。当三姐试图将我从窘境里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循声过来，喝斥三姐赶紧回家帮忙给客人做饭，然后满脸怒容、一言不发地从我面前扬长而去。看到他这个态度，我老姐不干了：“三姐夫，你什么意思呀？弟弟是犯了政府的哪个法条，值得你这样给他脸子看？”
三姐夫也发火了：“说起来他还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怎么连先人留下来的老规矩也不讲？就是因为他，咱家都成了十里八乡的稀罕了！念书要是念成这个样子，还念毬个甚用？”
面对三姐夫对我煞有介事的责难，三姐坚决地站到了维护我的立场上：“你就别丢人现眼瞎说八道了！弟弟平时对爹的孝敬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怎么不神气？他烧纸的时候哭不出来，是因为他害羞。”
“老人都没了还害羞个蛋？真要哭不出来的话，装也得装一装吧？”
“像你那样，没皮没臊的，自然是不知道害羞了！你去装吧，我弟弟才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