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沐雨 2016-12-15 07:13:01
好，但是却不会像您一样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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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感，有所发。谢谢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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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翻出《金瓶梅》来看。有一些不认识的字，到处都查不到。五笔打不出来，估摸其读音用拼音也打不出。很奇怪：难道是兰陵笑笑生自造，亦或这些个明代的字到而今已经被彻底淘汰了？

谁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一问题一直令《金瓶梅》的研究者们困惑。偶尔读这些考证文章，感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最早接收到的兰陵笑笑生是王世贞这一信息一直盘踞头中，挥之难去。屠隆、贾三近、徐谓、李开先、王稚登、汤显祖、冯梦龙、蔡荣名等，在我这里，似乎离《金瓶梅》都很远很远……
同样，对《金瓶梅》版本的考证也千头万绪，难成定论。绣像本与词话本的巨大区别，令考证者如入迷雾，难识草蛇灰线般的羊肠小道。但不管怎样，两个版本源于同一起点，却似乎是可以确定的。比较起来，更喜欢绣像本的“文”味。

对比古人张竹坡、文龙、绣像本无名氏对《金瓶梅》的批注和今人刘心武对《金瓶梅词语》的批注，以及田晓菲（秋水堂）对《金瓶梅》的评论。觉其各有千秋，亮点纷呈。比较起来，更喜欢秋水堂的论述，因为它是整体性的，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的，而且对绣像本和词话本进行很多对比，对古评也有所阐释，很是全面。
张竹坡的批注很注意《金瓶梅》里人物的命名。经他分析，小说里的每一人物的名字都别有深意，而且小说的结构和故事的情节甚至季节的变化乃至一个节气、一场雨、一阵风都与这些人物命运起伏紧密相关。虽然觉得有些牵强，但批注能做到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的要旨、从头到尾有明确的连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较起来，绣像本无名氏的批注似乎要零乱一些，多是就事论事型的即兴发挥，缺乏整体把握和前后连贯。而且，有些批注还低俗粗鄙，感觉其并非出自“端正”文人之手。

《金瓶梅》里的人物一人一性，各有特色，世俗的内容占据着他们生命的大部甚至全部。初看，他们可恨、可鄙甚至可耻；但认真分析，他们却是现实世界里真实的生命。与古典诗词里那些超凡脱俗、浪漫无度的人物比起来，《金瓶梅》里的人物更具生活味道，是真实的生活中的人。

网上下载的《金瓶梅》足本，可以看到公开发行本中被注以“以下删掉××字”而被删掉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对“性”的大胆、直接描述，粗鄙俚俗甚至有些污浊。不结合小说的前后与作者的立意，仅从这些单独的文字看，名曰“淫秽”不为过。但如果将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少了这些文字，小说结构被阉割、人物塑造不全面的问题便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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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蹇修”一词，不明其意，百度一下，才知道其为伏羲氏之臣，古之贤者，是媒人的代称。后见“冰人”一词，虽结合上下文，知道是媒人的意思，但还是百度了一下。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发现媒人的代称很多，其出处亦各不相同。
“伐柯”，语出《诗•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子思《中庸》有曰：“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但后人显然更注重《诗•豳风•伐柯》里紧跟在“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后面的一句：“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于是，伐柯便顺着诗意成为媒人的代称。
“蹇修”，见屈原《离骚》“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脩以为理”句。王逸注：“蹇脩，伏羲氏之臣也……言己既见宓妃，则解我佩带之玉，以结言语，使古贤蹇脩而为媒理也。”故后世以其为“媒人”的始祖和代称。但章炳麟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菿汉闲话》中说：“上古人物，略具《古今人表》，不见有蹇脩者。此盖以上有宓妃，故附会言之耳。今谓蹇脩为理者，谓以声乐为使。如《司马相如传》所谓以琴心挑之。《释乐》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蹇。则此蹇脩之义也。古人知音者多，荷蒉野人，闻击磬而叹有心。钟磬可以喻意明矣。”章说虽然也有道理，但从“蹇修”一词在后世的运用与流传来看，王说更加贴切，更为国人认可。
“冰人”，因《晋书·艺术传·索紞》中的故事：“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 紞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而成为媒人的另一代称，索紞解梦虽略显牵强，但因其“阴阳”之说锲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为后世所接受。
“月老”，本是神话传说中主管婚姻的神，其故事见唐李复言《续幽怪录·定婚店》：“韦固少未取，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捡书，因问之。答曰：‘此幽明之书。’固曰：‘然则君何主？’曰：‘主天下之婚姻耳。’回问囊中赤绳子，曰‘以此系夫妇之足，虽仇家异域，此绳一系之，终不可易。”因所履职责，逐渐演变为媒人的另一代称，而且其知晓度大大超过“伐柯”、“蹇修”、“冰人”。
但普及率最高的媒人的代称却是“红娘”。红娘是唐元稹《莺莺传》里崔莺莺的婢女，为崔莺莺与张生牵线搭桥，相约西厢，巫山云雨，虽有其名，但并不十分重要，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婢。但到了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红娘的形象更为丰满：从奉命监督莺莺与张生，到牵线搭桥，再到在崔母发觉莺莺与张生的私下结合后据理力争，使崔母被迫承认崔张的婚事。崔张追求爱情的过程，几乎成为红娘性格塑造的陪衬。于是，一个婢女通过文学的再造成为最著名的媒人，而她的名字也成为媒人最知名的代称。
探究媒人代称的出现与流传不难发现，出处越古远，其知晓率越低，出处越邻近，其知名度越高：先秦《诗》里的“伐柯”战国《离骚》里的“蹇修”几乎不为人知，而唐传奇里的“月老”和元戏剧里“红娘”却家喻户晓；出处越简捷，其流传率越低，出处越丰盈，其认可度越高：诗里偶然咏及的形象，自然难与传奇里须眉皆动的老者和戏剧里俏皮伶俐的少女匹敌。
仅媒人一词，就有如此繁多的代称，而且有如此美妙的出处，中国文字的渊源深厚、古韵悠然、丰盈优美，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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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很清闲。
一方面因为“秋老虎”发威，热浪袭人，温度高到历史难企的域值，下班回家便裸着上身，躲进空调；虽不敢如鲁迅般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自嘲，倒也落得清静安宁。另一方面因为在《所谓文化》里看到余秋雨“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虽然无法做到“六不”，但不看报纸、不上网、不打听之流似乎可以努力一下，便强迫自己清静安宁下来。
但难以置信，令人窒息的无聊空虚从清静安宁里弥漫开来，无处不在地包裹着本来就无聊空虚的身体与大脑，令人坐立难安，辗转反侧。

夜，本是无法寻到边际的无聊空虚的黑洞，黑洞里的清静安宁无法救赎本已无聊空虚的身体与大脑。
夕阳西沉，夜幕降临，夜本应令一切不再躁动的漆黑外套，已成为中世纪巫师的黑袍。巫师骑着扫帚四处飞窜，手中的魔杖随意挥洒，点染出的情景与意象飘飞摇曳、天马行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捉摸其一二。想涅磐般真正清静安宁，但巫师点染的情景与意象却若即若离，反复呈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的，是如书桌上铜铸眼镜王蛇眼晴里无法分清的情绪与意向。
这只蛇在无聊空虚的夜里突然生动起来。吐出的蛇信纤细温柔，仿佛江南春风拂岸时的新柳；紧抿的双唇坚定固执，似乎黑石大山不顾世俗的倔犟；而那圆睁的眼睛里，既透露出聪颖狡黠，也隐藏着憨拙愚笨，或许还有质朴傻呆；盘曲的身子鳞片栉比，远远望去，可以感觉到它身躯的柔软与微凉……

在无聊空虚的夜里，陪伴着的既有这条看上去有点怕怕的蛇，也有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
他“关怀”的是三个历经晚清、民国与新朝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而他们“关怀”的，是国家的命运与自由的精神。两种“关怀”在书里聚集、碰撞，产生出令人震撼的历史烟云、人文诉求、心灵血泪与命运波涛。
去旧趋新，是痛苦的，因为它必须将自己曾经信仰的东西亲手葬送。如果去旧是一种心灵的自觉，痛苦之后必然有大智慧、大快乐；如果趋新是一种被迫，痛苦之后必然是更锥心泣血的痛苦。趋新去旧，是必然的，因为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前途与自由精神的基本前提上是生存；没有身体与大脑的物质存在，谈何思考、思想，何从关注、关怀？三个在去旧趋新过程里的不同个案，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人性重构时的丰富内心世界。丰富，却难以详说；丰富，却不便深究。历史的洪流里，再丰富的内心都可能只是宏大事功可有可无的注脚，都可能只是必然过程似隐似现的微波。他们虽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依然可读可思的文字，但当张东荪终步监狱、王芸生荣归极乐、潘光旦瘐毙病床时，他们的生命已然只是物质化的生命。他们的思想可以超越时代、穿透历史，但他们的生命却只能停留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渐至腐朽。
鼎新革故，势之必然，不容选择。但我却想沉溺在“故”里，如书桌上的铜铸眼镜王蛇，吐出扬州瘦西湖边垂柳般的蛇信，探讯盛夏里西津古渡可有渡人的兰舟；睁圆南京玄武湖鳞鳞波光般的双眼，寻觅涌上金山滔天巨浪里的白、青二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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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来得太突然：只一场雨，便不期而至；来不得及体会舒心的凉爽，便有一股子冷的感觉袭来。
在秋凉里，只坚持了一天的短袖，就感冒了。响亮的喷嚏令人莫名惊诧，如川的鼻涕源源不绝，喉头的暗痒激起低沉的咳嗽，眼泪盈满眼眶随时都可能溢流。虽然这感冒与风花雪月一点关系都没有，却很意外地想起《诗经·陈风·泽陂》：“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虽非“有美一人”，心情平和，却身体微恙，“伤如之何”；暗夜沉沉，咳嗽不已，“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就想：这先秦的“有美一人”，是不是因思念爱人伤心，也伤身感冒了？！
长袖薄衬衣只穿了半天，它已不能完成保护身体的任务，换上应是深秋行头的厚厚的棉布衬衣，依然是凉意袭袭。晨起，不由自主地打开衣柜，要找一件外套包裹自己。手指滑过衣衫，悲凉满心：前几年的九月底，还短袖薄衫，短裤凉鞋，而今九月初竟然要两件衣身！这样的体质，是未老先衰，还是老之已至？！
傍晚，特意去滨河路走了一圈。频频四顾，观察行人着衣。还好，短袖偶尔可见，长袖成为主流，两件也不稀罕。与我年龄相仿的，有长袖，也有两件，甚至还有毛衣。走着走着，微汗浸身，心情好起来：原来，不是身体，而是天气。渐渐地，跨步高远，足履轻盈，有欲舞欲飞之势。

四季轮回，年年如斯。人的情绪，在四季轮回里悄然变化。夏日溽热，盼望秋凉；秋日万山红遍硕果累累，盼望银妆素裹轻松悠闲；冬日酷寒，盼望春暖；春日暖意融融意态醺醺，盼望热烈似火热切如炙……
在四季轮回里，如树木年轮般增长的身体衰老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必然过程。当生命的年轮渐至丰盈，岁月的序齿也渐显无情。暗夜的辗转，可能再也不是因为莫名的思念，而只是对俗语所谓“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的诠释；不尽的疲惫，可能再也不只因为无穷的劳累，而只是对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体认；激情不在，宠辱不惊表象下隐藏的是世事如常，心如枯井；豁达大度，恬淡自然情绪里储满的是无可奈何，安然认命。
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既是生命的见证，也是人生的宿命。在短短的见证里，斯多噶学派的修身养性，伊壁鸠鲁宗派的人生求其愉悦，犬儒学派的生活但求自适，毕达哥拉斯的宇宙之理可由数字译码，都只是见证生命的一种手段，可令生命旅程更为充实丰满，却无法更改人生只是过程的必然宿命。在永恒的宿命里，基督教上帝代表的超越理念，佛教诸法皆空的终极意义，伊斯兰教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唯一指向，都是人生无法圆满前提下的宗教指引，只有信仰“神”，顺从“神”，崇敬“神”，才能在永恒的宿命里开放一朵鲜艳的未来之花：依傍于“神”之左右，永得“神”之眷顾。
只是，这生命既然还在见证，就应让它见证到美好的内容。于是，在世事如常、心如枯井、无可奈何、安然认命的同时，得识友之欢颜，得见书之温馨，便是我信仰、顺从、崇敬的“神”。就想：在人生必然消失的宿命里，也开放一朵鲜艳的并非未来之花：依傍于“神”之左右，永得“神”之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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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沉静。
窗外不时传来汽车轰鸣和摩托呼啸，但夜的沉静却一寸一寸地袭扰过来，渐渐地包裹了身心。
沉静，是因为空寂。
把自己装进书里。格非在《人面桃花》里把一位叫秀米的江南女子放置到清末民初的际会风云中，令她朦胧地成长，意外地恋爱，悲情地受辱，虚妄地革命，绝决地回归，沉静地消失。让一位美艳若初开桃花的女子历经劫难，饱受凌辱，渐入“疯”境，无疾而终，很有将美毁灭给人看的味道。故事的离奇，情节的跌宕，令人唏嘘。但真正撼动内心的是她革命失败被捕异外获释后主动放弃“言说”的沉默。沉默里，有她全部的曾经，所有的爱恋，无目的的将来。她的沉默，把人带入无处着陆的飘飞，四顾茫然的空虚，永无止境的沉寂。
出发前，在书柜前逡巡，满满当当挤着的书们发出阵阵轻啸，希望得我青睐。拿出，放回……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最终鬼使神差地选定了三本：阎连科的《一个人的三条河》，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格非的《人面桃花》。
其实，空寂早有苗头。正因为这个若有若无可以感觉的苗头，才会逡巡于书柜，带三本书。当空寂得空虚，空虚得虚无的时候，书或多或少可以慰籍难以安神的灵魂。只是，很不幸，《人面桃花》不但未能慰籍空寂，反而把本来喧闹的夜色弄得更加沉静。书里秀米的沉默，好像在故意昭示现实生活里另一种无边无际的沉默，令人在这沉默里陷入无法自拔的空虚。
今年的长假，与往年的长假似有不同；但究竟有什么相异之处，却也说不明白；好像清楚，却又不知如何表达；假以词句，却又怕不甚妥贴……在这样不知何所措的境地，沉默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恍惚有点理解夜色为何沉静，也如秀米般沉默起来，渐渐沉默到这江南女子沉默的内心深处去了。很奇怪地，在沉默里被沉静空寂包裹时，竟感受到一丝温馨与柔软，于想像里化为一泓秋水，轻吟慢淌过江南初败的荷塘，注入残留着桂花清香的小溪。只不知，这小溪沉醉的流淌，最终走向何方！

古语有曰：沉默是金。
沉默，是任性？任性于自谓的不可理喻，任性于知性里的小脾性？沉默，是拒绝？拒绝流于形式的表达，拒绝安于现状的守持？沉默，是无奈？无奈于想往与现实的冲突，无奈于希望与绝望的交织？沉默，是考验？考验宽容忍耐的极限，考验忠贞坚守的底线？
西谚又云：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
沉默，是力量的积蓄，终有一天，沉默会冲破乌云，让阳光笼罩沉默的身心！沉默，是情绪的储备，假以时日，沉默将剪开嫩芽，催绽花蕾，令沉郁的日子万紫千红，缤纷纷呈！沉默，是思虑的沉淀，屡经拔梳，滤去杂质，理出真情，素面相向，会心一笑，笑出关山万重咫尺天涯，山高水远海阔天空……
仿佛，沉默如蜜，甜暖身心。
但愿，沉默若想，馨被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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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突然地，就到了北京。
北京，是来过好几次的。很奇怪，突然从僻远的小县城来到首善之区，除必须添加一件外套外，竟觉得这里并无特别之处。住进宾馆，关了门窗，躺在床上，拿起书来，身体的感觉被思绪的活跃取代，纯粹得仿佛一人躺在天地间。
罗尔纲1944年写过一本小书《师门辱教记》，“记述向适之先生求学问道，师生相处五年，情谊至深的人生经历。”及至看到他随胡适赴北平，才又回到现实，想起窗外夜色掩映下的便是罗尔纲笔下名为北平的北京。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重印了罗尔纲的这本书，并很谦逊地将书名更改为《师门五年记》，“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可见，胡适也很看重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作者所记述的那段北平时光。想到自己现在就置身于胡适罗尔纲谱写师徒佳话，师徒佳作迭出的城市，有一种初到时不曾有的感慨涌上心头。
这座城市已经不可挽回地从胡适教诲罗尔纲时的北平演进为今日的北京。七十多年，弹指一挥。这对有名为师徒均己作古，师尊悬冢孤岛，叶落未归根;徒者墓茔木拱，冥冥中期待与师再次相逢。但他们曾经的存在，他们在这座已然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城市过往里留下的痕迹，令北京多了许多北平的回忆。
并不轻看北京，却没由头地喜欢北平。当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济济一堂时，文化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只能忝居末位，甚至被政治、军事强暴。文化或许只有远离政治中心，才有可能自成格局。北平，便是文化主导这座城市的时期。检视北平文化圈，胡适、罗尔纲只是其中比较著名者之二。那时，这里大师云集，冠冕满城，光耀闪烁，灿若星河。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归集、整理、提升，并开启了融入世界大格局的进程。这，或许就是北平的意义。
“大师后再无大师” 的悲凉，肯定会击中许多企盼大师的灵魂。逡巡于罗尔纲笔下的北平，品味“胡适之师”对下一代学人的谆谆教诲，自然会对历史、文化、教育、大师品行、城市气宇等等，生出许多关于昨日今日、这里那里、我者他者的思绪。
但北京早已不是北平，到北京也不是来体味曾经的北平。
北京，于我，只是工作旅途中的必经，世俗生活里的停留。不可完成的任务必须完成，再多的困难也必须克服，艰辛不可言说。置身京城，困于进展缓慢、难见前景的工作，沮丧袭袭。
好在有闲暇，可捧书。在曾经一砖一瓦一街一景都注满文化的城里，在每字每句每章每节都跳动看作者血脉的书中，一切，全部，别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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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不经意间又重新拾起“写”的兴趣来。
翻开以前的文字，慢慢读来，许多滋味涌上心头。曾经，虽笔头拙笨，却激情似火地涂鸦。今日看来，那些文字朴拙得就像初中生的习作，单调，枯燥，一付为写而写的怪模样。细细咀嚼回味，这怪模样里有竟一种谓之为坚持的东西，虽无华彩，却偶露峥嵘，时放微光。有些文字，仿佛不是自己的笔触，自己干涸的灵感小溪，怎么可能流淌出清澈的山泉；自己荒芜的思绪原野，怎么可能长满葱茏的松柏甚至开放鲜艳的杜鹃；自己几至死亡的生命之树，怎么可能结出纯甜的果实甚至异香弥漫？
越读越惊心，如开卷茫然般。惊心之余，有一种沉寂蛰伏的情绪从内心深处慢慢升腾，初如草蛇灰线若有若无，进而雾霭炊烟时隐时现，渐至浓墨重彩漫漶成灾。一直以为，时光可以洗尽铅华，岁月能够磨蚀记忆。但读着过往的文字，内心涌出的却如此鲜活生动，令人不得不再三捡拾，审视。捡拾的，或许是旁人不愿侧目的泥块，但它却和本来就如泥土般笨拙的自己匹配。审视观照的，或许是他者早已观透的帷幕，但它却能将世界的精彩囿于一帘供自己鉴赏。
文字，再朴拙的文字组合都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能牢牢吸引创造这种组合者的目光。虽然，无法和那些如椽巨笔比肩，但浸润着自己心思的文字却依然令自己开眼开心。这些文字，从一开始就是写给自己看的。今天，能够欣赏它们的，依然只有自己。只是，现在重新看来已有了许多不同于当初草草写来的念头。于是，轻敲健盘，添加删改，在往者的身体刻上今者的印迹。一切，似乎又生动起来，活泛起来，仿佛令人卑微的笑靥。曾经写过的，正在写着的，甚至将来要写的，在神奇的时光隧道里互相试探，渐渐靠拢，彼此缠绕，慢慢融汇，不分你我，终成一体。
重新拿起笔进行文字组合，“写”或许将成为一种新的“存在”。在这种自我陶醉的存在里，平淡的日子会变幻或许迷蒙或许绚烂的光晕，庸常的思绪将结出或许苦涩或许酸甜的果实，无聊的生命可如书鱼般穿行于字里行间寻找到或许雅正典纯或许嬉皮无度的前世今生……其实，怎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的过程，是这种“存在”里的自我陶醉。有了陶醉，便有了寄托；有所寄托，便觉得充实；因为充实，便可以挺直腰，昂起头，乱云飞渡关山万重地会心一笑，于尘埃里仰望那朵既是过往又是现实更是未来的神性之花。
此时，现在，便正于“写”的“存在”里，想像着那朵既是过往又是现实更是未来的神性之花，慢醉，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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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之为“神实主义”的《炸裂志》，是阎连科的最新作品，是一部来源于生活却显然“高”于生活的小说。其“高”，首先体现在用传统“志书”的体例来写小说，其次体现在小说的头尾处有自己明显的存在。但更重要的“高”却并不是这些，而是它把近几十年的社会变化浓缩到这个叫“炸裂”的村子里，浓缩到孔明亮和朱颖两个主要人物身上。
孔明亮以“卸东西”起家，从村长、镇长、县长、市长，一直干到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卸”并不明正言顺，其实就是“偷”。更重要的是，他的成长并不只有自已的努力，更有朱颖的功劳。原始起点的村长，就是朱颖让给他的。朱颖从炸裂出走后，曾经从事的事业也不光明正大，回到炸裂一直从事着并不光明正大的事业。如果硬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朱颖的事业，或许只有“娼”最为合适。
奇怪的是，“偷”与“娼”的组合竟然所向无敌，搅得炸裂风生水起，令炸裂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由村而镇，由镇而县，由县而市，由市而大都市。在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里，社会的所有元素都经历了应当经历的变革，都因为这些变革而成就了自己。虽然并不知道因为成就自己而失去了更多宝贵的东西，也不知道成就了的自己是一付什么模样，却依然自在自得，趾高气扬，睥睨万物，不可一世。
这样的小说有难以言说的震撼力。炸裂的历史，或许是一个阶段的写照，炸裂的“进步”，好像我们正在经历。炸裂之“炸”之“裂”，仿佛有原子分裂的力量，可以毁灭一切，却又恍惚只是一个寓言，正向我们昭示着无法预知的未来。

很早就知道叶兆言，但直到最近读他的《陈年旧事》才知道：他是叶圣陶的孙子，叶至诚的儿子。这样的身世，令他的文字有一种难得的积淀与传承，读起来细腻雅正温柔人文。
记忆里的叶兆言是写小说的，但《陈年旧事》却不是小说，而是“非虚构的文字，说是散文也好，说是随笔也行”。叶兆言自己说：《陈年旧事》“的体例与《陈旧人物》大致相同，当作续集也未尝不可，无非说说过去的人，谈谈过去的事。”一个“陈”，一个“旧”，把这书的主旨概括得再好不过，那些过往的人物，与那些过往人物相关的那些旧事，经过陈年的发酵，在叶兆言的笔下散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醇香，飘飘摇摇，不绝如缕，令人流连。
其实，《陈年旧事》里的人与事，在其他地方早就读到过。在岳南的《南渡》《北归》《离别》，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钱波、夏宇、王占景编的《原来如此》之一、之二里，这些人，这些事，更为丰富，更为厚重。但奇怪的是，同样的人，同样的事，经叶兆言一剪裁，再用他的文字一叙述，却突然有了不同的况味，短短的几页，却令人品读再三，余味无穷。
在《陈年旧事》里，叶兆言不仅仅写文人，还写武将。虽然只写了七个：桂永清、杜聿明、王叔铭、胡宗南、孙立人、林虎、陈绍宽，却令书生色不少。文武齐备，“陈年”更丰盈，“旧事”也在温柔里透出一丝勇猛来。
《陈年旧事》是中信出版社一个叫“思享家”系列图书之一种。曾经买过好几本：野夫的《乡关何处》，赵越胜的《燃灯者》，高尔泰的《草色连云》，徐晓的《半生为人》，但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系列，看了《陈年旧事》才知道。我喜欢的出版社有三联书店、广西师大、上海文艺、湖南文艺，中信未列其中，但它竟然能够弄出这么精彩这么有品味的一个系列来，令我不得不刮目视之。
读完《陈年旧事》，就想读《陈旧人物》。只可惜，找遍几乎所有的网上书店，到处都是“缺货”。只见其名，不见其书，遗憾之至，无以言表。遗憾之余，也对自己买书的赏鉴水平有了深深的怀疑：为什么当初就没发现叶兆言的这本好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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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写十个文人，一个政治人物。十几篇文章，长短不一，内容丰富，涉猎广阔，有生动的记述与引用，有深刻的反思与追问。
十个文人是：1949年初被郭沫若著文斥责的沈从文，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被大批判的俞平伯，1957年反右斗争被发配到北大荒的丁玲，1959年冬天反右倾运动被批1970年被折磨至死的赵树理，1949年底从美国返回文革初期投湖自尽的老舍，1959年后一直磕磕绊绊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却意外死亡的郭小川，文革中进入样板戏创作班子八十年代才真正步入文学盛年的汪曾祺，被江青拉在身边风光无限却只想创作的浩然，筹办文协（作协前身）1965年被挤出作协的严文井。一个政治人物是：2009年在巴黎逝世时还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林希翎。
这十一个人物，写得最详细的是郭小川，从他1955年调任作协秘书长开始，1959年因《一个和八个》被批，1962年调《人民日报》社，文革中挨斗、解放、审查、躲避，一直写到1976年10月在从林县回北京途中意外身亡。郭小川对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从坚决拥护、疑惑执行到若有所思、初步反省，不仅仅是大多数文人思想历程的典型代表，也是整个民族趔趄前行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探究，此书的副署的标题“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虽能准确地概括全书的主旨，却无法统揽隐于主旨背后的深刻内涵。
初中时，略知一些文学常识，一直奇怪：作家们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大多是民国时期写的呢？比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同样是这些作家，为什么一解放，就写不出好作品呢？读了《人有病，天知否》似乎有点明白了：原来是创作自由的问题。在特定的年代里，虽然不断宣讲“百花齐放”，其实却只能是“八个样板戏”；虽然反复提倡“百家争鸣”，其实却只能是“主题先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别人用心或者一颗红心的人挑出刺来，说是“影射”，走了资产阶级路线，打入另册，饱受批判，祸及家身。叶圣陶1956年在回复作协的短函中说：“希望出些题目，指明哪些方面该注意，值得写。”再天真的文人也知道“殷鉴不远，在夏之后世”，在这样的环境下，为求自保，违心践行命题作文者有之，焚稿烧诗自我批判者有之，缀笔忘耕转为他业者有之。谁还敢自由地写？没有创作自由，谁还能写出好的作品？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掌控中国文坛的“沙皇”、“女皇”，一个偏执狂，只会拼命揣摸“上”之意图，毫无独立人格；一个神经质，只会由着心性实践“我”之理论，缺乏开阔视野。但都心狭气盛，容不得一丝半毫的不敬和异见。对曾有个人恩怨的文人，对稍具独立意志的文人，轻则批评、痛骂、挂起，重则批判、打击、消灭。集聚在这样的领导者身边受其重用的文人，如果心术不正，人品不端，亦步亦趋，紧跟上级，整起文人来，更是变本加厉，无以复加，其狠毒，其下作，不可言说。
《人有病，天知否》多次写到刘白羽，写到他在作协的所作所为。上学时曾经读过《长江三日》，印象很深。觉得能写出如此刚健、雄浑、鲜明、飘逸，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散文的人，一定性格开朗，心胸开阔。但《人有病，天知否》里的刘白羽却盛气凌人，气量狭小，“政治”得可怕。看着看着，突然想起“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为五百年来最者”的阮大铖。阮大铖的五古可以上接陶潜，下追王维、孟浩然，明清二代，能超过他的大约没有什么人。但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却很是不堪。
读《人有病，天知否》，沉痛不已：我们的国度，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不堪入目的过去。沉痛之余，却又庆幸：幸好今天有一个宽松、宽泛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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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识的生命的突然消逝，令人不知所措。茫然四顾，青山依旧，河水常流，周围的一切还是老样子。一个生命的存在与否，对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亿万年、吞噬了不知多少鲜活生命的大自然，没有丝毫撼动。而与这个生命熟识的另外一些生命，却不可能像大自然那样无动于衷，许多平日里不可能有的东西一下子把心塞得满满当当，令人无法呼吸。但很奇怪，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心同时却又是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唯一能感知的就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那么豪气干云，却一下子沉静如山。那么生龙活虎，却一下子烟消云散。难道当初的豪气只是今日沉静的预演，难道现在的消散注定是昨天生动的必然？如果，如果一切生命都会没有预期地走到这个终点，那么，那么生命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当被谓为命运的东西一下子夺走本应存在的生命时，人类个体亦或群体还有信心自谓万物之灵长吗？
总想这样的问题，总想找到答案。虽然每次感概一番、伤感一阵后，因找不到答案而渐渐麻木甚至遗忘，但感概与伤感却是真诚的。感概时一阵阵的叹息，叹息得自己找不到自己，伤感得如无根的苇草被吹到半空，寻不到着陆之地。不知不觉，走入循环。循环往复的，是对昨日的怀念和对明天的茫然。追求也好，努力也好，渐渐地淡化而成空中随时可能被风吹散的云彩，在怀念与茫然之间，汹涌而至的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当下与过好每一个日子的信念。
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或许，对于人杰来说，衡量其人生价值的是“深度”。但对芸芸众生来说，没有时间，哪有空间，没有空间，何来深度？庸常生命在乎的只是“长度”。有长度，才能更好地完善自我，才能更好地陪伴亲人，才能更好地在大千世界里立足自己的位置，行善尽孝，悌兄友朋，履职尽责。

人类已经延续了多久？生命究竟由什么主宰？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个平庸的人，不但思考，而且思考这么深奥的问题，高高在上的上帝肯定早已笑得难以自持了。上帝是有权力笑的，在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威力面前，人类都渺小如齑粉蠢笨如猪豕，何况一个的庸常个体呢？
谁都知道：答案，并不存在！但生命却有一股无法言说的动力，一直想要找到并不存在的答案。或许，有一个答案掌握在万能的上帝手里。那么，就让它冷笑吧，生命，依然会去思考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寻找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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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硕果累累，是收获的季节，但因为与冬的距离太近，在历代的文人骚客笔下，秋都与愁相连。
欧阳修在《秋声赋》里就说：“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叶灵风在《秋》里一边赞美着秋：“不知是怎样，一年四时中我所最留恋的独是秋天；夏是伧夫，春是艳姝，冬是嫠妇，只有秋天才是一位宜浓宜淡，亦庄亦喜，不带俗气，有伟大的心情，文学的趣味，能领略你的一位少女。”一边也深深地感叹：“然而秋天也是最足动人愁思的一个：红颜薄命，这大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丽尼的《秋夜》则令人感觉到秋的可怕：“寻水的田蛙被饥饿的土蛇追赶着，发出了哀哀的鸣声。秋风在田野之中作着不可理解的咒语。‘黑暗里面还有前途么？’于是，哀愁的心如铅一般地沉落了，给每个人加上了重负。”
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只一瞬就把我们带入他的愁里：“又是一番秋意！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连着阴沉的气氲，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秋！’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和此时外来的怨艾构合，产出一个弱的婴儿——‘愁’。”
当然，最能撩动人心深处的秋景秋情秋愁秋绪的，还是李清照的《声声漫》：“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微寒的身体与意识轻轻地飘飏起来，飘入没有边际的寂寞，又悄悄地坠落下来，坠入永难着底的空洞。

连续几天雨一下，秋便来了。
早晚的凉意，是秋的讯号。一丝丝的凉随着一缕缕的风轻轻抚过，令早晨的迷离里渐渐有了冬日赖床的意味，稍一放松，便又沉入松弛的睡眠里，做起秋日特有的梦来。
或许是因为秋的凉意已深入肌髓，很奇怪，秋梦也有秋天的况味。仿佛有桂子的淡香萦绕，只嗅得到香，却见不到花；于是，在梦里想像着金桂银桂挂满枝头的金黄与银白，想像着树下徜徉流连的身影。仿佛是刚刚开过的荷塘，花已谢，叶正败，枝渐枯，踟蹰徘徊的于荷塘的，是不愿离去的脚步；于是，在梦里想像着盛夏的荷塘月色，想像着含苞欲放的荷花，想像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深意。
梦游四海，梦游四季。秋梦，也有不是秋天的况味的内容。仿佛山巅，怪石嶙峋，奇松突兀，石阶旁铁链半垂，铁链上铁锁遍布，铁锁反射的阳光浓烈热情；这是何时，是在哪里？仿佛海边，海涛声声，海鸥翩翩，天蓝如海，海蓝如天，天海相连，一望无际，无涯无边的岂止是海天；还有什么，从何说起？仿佛街边，仿佛湖畔，仿佛喧嚣的白日，仿佛静寂的夜晚……或许，秋梦，是想把曾经的日子逐个梦一遍。或许，秋天，是一个回忆的季节，在用梦的形式咀嚼曾经的快乐与甘甜。
辛弃疾有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虽然现在就是秋天，而且已经到了人生的秋季，但在秋凉里，却不想去愁。因为，愁的，都是愁绪满怀的文人骚客，我没资格去愁。既然如此，就让我如辛弃疾般说一声“天凉好个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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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不相信人类有什么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牵制，也受到自己内心需求的制约。叔本华说：“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却不能要自己想要的。”这句格言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给我以启迪，在生活面临困难之时，不论是涉及自己还是他人，它总能给我以慰籍和坚韧。叔氏这句话可以减轻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对自己和别人太过苛求。不仅如此，这句话还会让人形成这么一种人生观，即幽默在其中有着应有的地位。

作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很少服膺别人。对他生长的文化传统中有着强大地位的宗教，他都说“对于我而言，体验生命永恒的奥秘，了解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领悟自然界中种种现象的根由，哪怕这种领悟是微不足道的，自己也心满意足。”但他在论及自由时，却对叔本华的“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却不能要自己想要的”这句话，津津乐道，阐释再三。
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对世界的认知有他独特有视角：世界本质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如果不能满足的欲求是某种痛苦，那么世界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本质；人们永远试图使自己的欲求满足，但这种满足却更加证明和显现了意志本身，这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无论一个人是乐天派还是悲观派，都不能摆脱根本上的痛苦，乐天派只是对现实的躲避，是自我欺骗所造成的假象。从这个立场出发，爱因斯坦认为：人类个体也好，群体也好，其精神上的自由和物质上的自由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而不存在“什么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的确，从物质的角度看，人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单独存在，他只能生存于家庭、社会、国家里。尽管可以像爱因斯坦般“独来独往，从未全身心地属于自己的国家、家庭、好友甚至亲人。”但却不可能如鲁滨逊那样漂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并在那里生活、生存。如果没有了“群居”这一特性，人，或许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既然生存于“群”中，是“群”的一员，每个人就不可能是完全独立于“群”外，而必须服从于自己“群”的角色，受“群”的管理，约束，牵制。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自由”吗？同样，从心灵的角度考察，人类不可能产生一个没有底蕴没有根基的心灵（或曰智慧）。人的心灵由文化的、民族的诸多历史性因素积淀而成。虽然禅宗认为通过修为顿悟可以达到“无念、无住、无相”，实现心灵的真正自由，但修为至此境界的有谁？因此，精神世界也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但人却是要追求自由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就要相对的自由。于是，叔本华告诫我们：“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却不能要自己想要的。”“做他想做的”，应该是指行为。行为是有限度的，因而它是“自由”的。每个人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承担不可预料的结果。叔本华曾因受不了一个女裁缝的吵闹多次劝阻无效后，坚决地“做”了“他想做的”：把她推下楼梯；结果是：造成她残疾，需按季付给她终生补偿。“要自己想要的”，应该是指欲望。欲壑难填，欲望无限，因而它是“不能”“自由”的。叔本华深知每个人想要的太广太多，如果让其“自由”，世界怎能承受？或许，在叔本华的话里，还有“做”与“要”的辩证：你得先“做”，要付出；才能“要”，才可能得到。
爱因斯坦受叔本华影响至深，对叔本华的哲学观点从心底里服膺。叔本华的这句话不但启迪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给我以启迪”；而且给他以慰籍和坚韧：“在生活面临困难之时，不论是涉及自己还是他人，它总能给我以慰籍和坚韧。”或许，爱因斯坦从叔本华这里看到的正是基于实践的“做”，他一直“做”着“他想做的”事：“体验生命永恒的奥秘，了解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领悟自然界中种种现象的根由。”当然，在爱因斯坦看来，这句话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可以减轻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对自己和别人太过苛求。”这是爱因斯坦理解下叔本华这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放低欲望，放开那些不必要的“要”，既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别人。“使人气馁的责任感”减轻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要求降低了，人生不再是折磨，世界因而更加美妙。在最后，爱因斯坦还把这句话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这句话还会让人形成这么一种人生观，即幽默在其中有着应有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弗洛伊德认为：幽默可以以社会许可的方式表达被压抑的思想；通过幽默，个人可以不需要恐惧自我或超我的反击，自由表达他的攻击（“实用的笑话”）或性欲。虽然不赞同弗洛伊德把什么都与性欲联系起来，但他对幽默的释义却似乎与爱因斯坦所谓的人生观有共同的哲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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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王跃文的《爱历无年》，完全是因为《国画》。作为特殊题材的开山之作，《国画》可谓经典，其后虽有不少类似作品，却没一部能够超过它。
《爱历元年》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这爱情平淡无奇，相识平淡，相恋平淡，相爱平淡，婚后平淡，既无刻骨铭心，也无天崩地裂，一路平淡下来，简直不敢相信是书里的爱情。而婚后的婚外，却风生水起，气象万千，令人迷惑：什么是爱？怎样来爱？或许，作者想写当下的世情，故意插入一段“婚外”，但来得奇怪，去得莫名的“婚外”，让人觉出其文的生硬做作，对作者多少生出些不待见来。看着看着，想起《漫水》，书里余公公与慧娘娘的婚外，如一坛乡村老酒，干净醇厚，令人生羡。难道现在都市的生活，真就是酒吧里调酒师调出的鸡尾酒，花色虽艳，却混合太多？
喜欢小说的开篇。感觉那是八十年代，那时的风气、人情、世事，那时的心思、性格、情绪，熟稔真切。因一个细节而陡然升起的好感，因莫名好感而意外收获的恋爱，就是想逃离小城寻觅广阔的意念和手段，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实在憨直，端庄纯净。如果说《爱历元年》讲述的真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在我看来，这爱情只存在于小说的开篇。
读王安忆的《天香》，却是还债。很早就知道王安忆，买下她好几本小说，却一直没认真读。很奇怪，骨子里却认定，以上海人和女性的细腻，王安忆的作品应该不俗。
《天香》写家族兴衰，那新筑的天香园，园里的闺阁裙衩，让人想起怡红院。但渐渐，写到“沪绣”，其先是草莽技艺、后为大户女红、渗入书画笔意、用心提炼升华、重回民间的过程，初看是循环，实则为轮回。在家庭兴衰、沪绣兴起的背后，展示的是中晚明时期的上海，由荒僻而繁荣、由商贾浮躁而厚重人文，一片泥沙垒积、蛮荒市井之地，聚风汇雨，渐成气候。
果然，小说细腻得出神入化。一花一草一木，一池一山一阁，闲闲写来，精细异常，如在眼前。特别是女性，一举手一投足，一言说一表情，看似无意，却透出小心眼小性情，一回三转，转而又回，怎能不荡气回肠？绣里的一针一线，一接一转，一旋一断，如描如绘，既是技艺，也有玄机，自有勾魂摄魄的魅力。文字的细腻，令人想起金宇澄的《繁花》，《繁花》用俚语说现代上海的市井生活，《天香》用雅言写古时上海的大户绣艺，两者异曲同工，都是书写海上传奇，为上海树碑立传。
女性的视角虽然独特，却脱不了江南的阴柔。《天香》里的男人，也染上了脂粉气，虽说是随情随性，洒脱无拘，但哪有《水浒传》里男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情意兴？越到后，禅意越浓，玄机越深，与以往的王安忆大不相同。或许，写作的目标，就是形而上的升华，而升华的路径，就是哲学的表达。
两本书，两个层级：一看，一读；一过眼，一过心。
看也好，读也罢，过眼也好，过心也罢，心绪随书而动，静思也有芜乱心得。潜入字里行间的愉悦快慰，偶有会心体悟的自在自得，如杂花生树，感觉：乱花渐欲迷人眼。人文的光辉、理性的光芒，照耀进平淡无奇的生活，世事仿佛也五彩缤纷、花团锦簇，才知：书里原来花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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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高华在世时，“国内有出版社主动表达出版”其文集的愿望（据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高华“为此着手整理文章，并决定将这部自选集命名为《历史笔记》。”但不知为何（其实是众所周知却又无法言说的原因）一直没有出版。2014年，高华离世两年多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几经周折，其文集在“自选集的基础上，再增添文章”，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于对往生者意愿的尊重”，文集“仍以《历史笔记》命名。”
《历史笔记》两卷，四编，繁体，橫排。第一卷含一二编。第一编《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分论国民党共产党两党1949年前各自的历史。”第二编《断裂与延续》“主要论及毛泽东时代，内容涵盖了多个历史事件。”第二卷含三四编。第三编《从“大破”走向“大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为一篇末刊稿。”是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撰写的“写作纲要”。第四编《读书有感》“多篇书评，论及对象既有风云人物，也有平头百姓，既有追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作家，也有大陆人所皆知的左翼文人。”第一卷的几乎全部篇目都可在高华在世时出版的《革命年代》和《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所选篇目大多相同）找到；第二卷除个别篇目在上述两书出现过外，其余均为初次结集印行。
高华的《历史笔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冷峻，二是深刻。
冷峻的基础是客观，是公正，是站在旁观立场的不偏不倚。高华叙述历史，无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意识倾向（这是现在很多所谓历史学家普通存在的问题），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预设褒贬，都不用现成固定的“条条框框”去简单地“套”，更不“一边倒”，是为是，非为非，不为“圣”溢功诿过，不为“恶”添丑加罪（其实，“圣”“恶”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圣”，也没有绝对的“恶”。高华笔下的“圣”或“恶”，不只是个人，而是群体，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群体，也包含底层真正支撑“大厦”的“基石”），不用春秋笔法，不搞太史公曰。叙事娓娓，拂去遮掩史实的尘埃，爬梳众说纷纭中的历史真相；评判铿铿，一针见血指涉是非功过，揭示历史和人性的深邃复杂。正因其对现当代史既不同于“文革”（“文革”中，根据政治的需要，对历史进行过广泛的篡改）也不同于当下（当下的表述重视事功，忽视对隐于事功背后的人性分析）亦不同于外岛（站在大陆的角度，台湾是否可称为“外岛”？台湾的历史研究近年虽无禁忌，却太过“百花”，许多流于庸俗）更不同于西方（西方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虽有置身事外立场客观优势，但终因文化差异而雾里看花，有所偏颇）的表述，读之才有不同于常的震撼。
高华的表述虽不可避免地有主观因素，有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立场观点和其个人因素的渗入，但他的主观却可以接受并能引起广泛的赞同。行走在高华表述历史的文字里，体会他有时显得无情的冷峻（对刘少奇的评价最能体现他的这种冷峻），面对现当代史中的疼痛（在现当代，中华民族有太多太多的疼痛，“文革”是这些疼痛中的最痛），在一起疼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疼痛之后之外的情绪漾起。虽说不清楚漾起的究竟是什么，指向何方，但内心深处的涟漪却有提纯的功效，你会觉得自己对历史中的那些人那些事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曾经囿于标准言说或被情绪左右的观点渐渐脱轨，驶向一个叫做“自我认知”的站台。在这个站台上，你或许能见到逝去的时光里的转承起合，甚至能捕捉到这转承起合后面的思绪悸动：高尚的，世俗的，卑劣的……
深刻是历史研究必然的走向，没有深刻，无以成就历史的功用，历史研究不仅仅要爬梳史迹，厘清史实，更重要的是要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在人类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势”中去考量，并能从这些考量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做到“鉴古知今”。高华在历史研究中既下足了“考据”的功夫（不推测推理，每一事件都有资料支撑，资料不全，不妄下结论），弄清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清晰脉略，又从史实出发，上升到了理论甚至哲学的高度（这个高度既不是新颖词汇的聚集，也不是奇异观点的罗列，而是令读者在受教益的基础上，自觉地去思考一些“大而无当”问题）。宏大事功背后的思想与性格冲突（可怕亦或可悲的是这种冲突往往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个人经历里命运的必然与偶然（偶然里有必然，必然里有偶然，丁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革命”与“反动”的洪流里合奏出历史“大浪淘沙”的“洪波曲”（郭沫若并不是个有独立意志的文学家亦或革命者，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天才”，虽然这些“天才”有些时候被用于“附势”），在他笔下，许多个人的生命经历成为历史的注释，这些注释是历史发展轨迹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影响甚至改造。深刻的不仅仅是他寻觅揭示了近现当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们（这是比传统观念宽泛得多的概念，不仅有革命的，也有被曾经称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甚至反革命的）探索建立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宏观历程，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在这个历程中人性的复杂和一些“个人”对这个历程的深远影响以及另一些“个人”在这个历程里的或自觉或跟随或无奈或完全丧失自我。这些深刻的提升，既有正剧效果，亦有喜剧色彩，更有悲剧的震撼。
历史研究中最见历史学家功力的或许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细微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华无疑深具此等功力，在《历史笔记》的许多篇目里，都能见到他此等功力的展现。许多史实，很多人都知道，都曾述及，给人见惯不惊之感，但当这些史实到了高华笔下，突然便具备了不同于常的功用，一下子便成为历史规律的组成细胞（比如，高华在探讨“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问题时，给出的所以如此的结论）。这些细胞裂变，扩展，漫漶成一串美妙的宏旨，见之则喜，喜然后思，思而颔首，会心无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笔记》既是给人以启迪的历史著作，也是可以照亮暗夜指引航向的灯塔，能把平庸的思绪提升到高于平庸的层次，让世俗的红尘凡心生出一些脱俗的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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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我一直向往却一直未能亲临的地域，很突然地却到了长春。
我心中的东北就是冬日的东北:天寒地冻，银妆素裹，一脚下去雪没脚脖，滴水成冰，哈气化凇，鼻涕不经意就成冰雕。从西南的零上十度，突然置身于东北的零下四度，长春给我的不是热烈，而是关外的凛冽。虽无大雪，但行走在夜晚几无行人的大街上，寒风扑面，一条单裤怎能抵挡蚀骨的冷！

长春，是个怎样的城市？除了肃慎，扶余，大金，女真，一汽，长影，伪满帝京，它还有什么令世人无法忘怀的内容？
1948年5月至10月，国共双方在长春进行了一个惨烈却并不激烈的战役。对双方将士来说，战斗并不激烈，几场试探性的交锋后便各自坚守防线。十万军人守城，十万军人围城。守城的不出击，枯等沈阳大军来援；围城的不攻城，希冀歼灭来援的大军；而沈阳的大军却端坐不动，争争吵吵并不北援，于是，长春渐成一座死城。
被围于城里的不仅仅有军人，还有平民。战争中，平民永远是苦主，而1948年围城中的长春平民，更是苦主中之最苦。城外的补给早被切断，开初的空运也渐至中断，十万大军和远远超过大军的平民都需吃饭，于是，粮食成了长春市里的一个大问题。
守军有守军的办法:一方面挨家挨户征粮，积累备围，一方面放民出城，减少争食队伍。围城的有围城的高招:一直不许平民出城，让其与守军争食，不减争食队伍。而平民认为只要出了城，既远离了战火，又可随地就食，无异逃出生天，乃蜂拥出城，满怀希望的平民顺利穿越守军封锁，却被围城的硬挡着出不去，想再回城时守军却不许其入城。面对两道防线上荷枪实弹同样不给他们生路的士兵，平民一筹莫展，失去基本的生活资料，被夹在两道防线之间，上无片瓦，手无粒粮，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饥馁而亡者不知凡几，惨烈程度，何战可比？
或许，这就是战争的真相，这才是政治的底蕴。在被堵于两道防线之间即将灰气烟灭的平民眼里，没有所谓希望，也没有所谓正义，有的只是炮火下的无奈，只是慢慢饿毙的必然结局。

在长春，想起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想起他笔下的长春围城，想起那些没法统计也不愿统计不能统计不许统计的冤死平民，更觉这座城市的寒冷。寒冷着的不仅仅是零下四度的天气，还有我无比悲凉的内心。
张正隆还写过另一本与东北有关的书，书名脱胎于《雪白血红》名《雪冷血热》，虽也真实，却远没有前者真实得震撼与深刻。难道是《雪白血红》的曾经一禁，禁掉了作者追求真相的勇气和思辨真相的深刻？读他的《枪杆子》，也有这样的失望和疑惑。
在这样的城市与如此的心境里，肯定会做梦，肯定会梦到那些冤死的平民。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会在梦里惊扰我，因为他们善良得只知等待必然的死亡，他们六十多年前便认同了自己作为牺牲品的命运。
今夜，在长春，夜难眠，意踟躇，惨梦萦。

46

在家的温馨港湾里，停泊着一艘随时可以启航的船。
艳阳高照，天高云淡，海天一碧，驾船驶出，领略海之辽阔雄壮，随波涛起伏于深蓝里，气韵无由生动，视野，为之阔，胸襟，为之开。夜月朦胧，万籁俱寂，任船随波荡出，微风吹起波澜，海面翻卷着皎洁的鱼鳞，熏风扑面，情绪无由温柔，浅斟低酌间，有千般柔美，万种风情涌上心头。就是在积月的梅雨季，在肆虐的狂风中，在阴霾如石、凛冽如刀的日子里，这艘船，依然能给被恶劣自然环境围困的心灵带来慰籍与希望。
出海，既是一种诱惑，也成一种习惯。只要一空闲下来，就邀朋呼伴，一起出海。有时，踏浪的是人类闪耀群星⑴之一颗亦或浮澡烟尘⑵之一粒，他们的先知先觉与生动生活引领着时代与时尚，同行，可以感受知识的美妙绚丽与生活的眩目迷人。有时，嬉水的是追忆逝水年华⑶的尤利西斯⑷亦或阿尔巴特街⑸的日瓦戈医生⑹，他们冷静的旁观与真切的参与表演着逝去的时间与事件，同行，可以感知世界和日子的平凡与伟大。有时，站在船头的是思想家⑺亦或一个神经衰弱者⑻，他们苦苦的寻觅与追求揭示着隐藏于表象背后的真理，同行，可以感觉思想的深邃离奇与精神的丰富多彩。有时，船仓里坐着查拉斯图拉⑼亦或堂吉诃德⑽，他们荒诞的言语和行为正在被人嘲笑却也正在嘲笑嘲笑他们的人，同行，可以感慨正常与反常间仿佛的那一丝界限和反常与正常间无法识辩的区别……这是一艘百年孤独⑾的古船⑿，穿过马桥⒀、空山⒁，南渡⒂镀金时代⒃，西游⒄巴马修道院⒅，驶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⒆。
海里，远处，有传说中的仙岛。岛上，山中，有一位喜欢读书写字的人。随船出海，想寻到仙岛，想踏上岛去，想建一所房。这房，蓝天为盖，白云为絮，大地为坝，青山为院，峭壁为墙，绿树为窗，晨雾为帐，流水为练，霞光为妆。想邀那喜欢读书写字的人，住房里，携手，并座，相视，相依，忘我，忘她，在流岚雾霭里鸟鸣风和中，一起读书，谈书，亦或一起书写。想邀那喜欢读书写字的人，再驾船出海，寻一无天无地无山无水无色无相之所在，心神合一，伫立于无，相拥，相亲，忘生，忘死，沉溺于书，浓醉于书，血肉，融入书，魂魄，化为书。
书房，漂遥于家之一隅，是艘随时可以启航的船。这艘船，操智慧之舵，树思想之桅，划精神之桨，挂希望之帆，出懵懂混沌迷雾，破世俗红尘牢樊，清洁、温暖、睿智着我世俗利碌的身心，鼓励、催促、鞭策着我向纯粹高洁靠拢，靠拢，再靠拢……

注：
⑴《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译。
⑵《浮躁的烟尘—--深圳的一百个女人》，[中国]苏灵著。
⑶《追忆似水年华》，[法国]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李恒基等译。
⑷《尤利西斯》，[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
⑸《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苏联]雷巴科夫著，夏仲翼等译。
⑹《日瓦戈医生》，[苏联]帕斯特尔纳克著，力冈等译。
⑺《思想家》，[英国]布莱恩·麦基著，周穗明等译。
⑻《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四小时》，[法国]奥克塔夫·米切尔著，卢颖译。
⑼《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德国]尼采著，楚图南译。
⑽《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董燕生译。
⑾《百年孤独》，[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黄锦炎等译。
⑿《古船》，[中国]张炜著。
⒀《马桥词典》，[中国]韩少功著。
⒁《空山》，[中国]阿来著。
⒂《南渡记》，[中国]宗璞著。
⒃《镀金时代》，[美国]马克·吐温著，张友松译。
⒄《西游记》，[中国·明朝]吴承恩著。
⒅《巴马修道院》，[法国]司汤达著，郝运译。
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日本]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47

格非的《雪隐鹭鸶》有个副署：《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书名源于《金瓶梅》25回的“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买这本书、读这本书完全是因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和他的作家身份，就如看待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一样，以为作家评作品，因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应该很有启迪。
或许是教授的学术思维影响了格非撰书的构思。格非不但视《金瓶梅》为传统小说之巅峰，更将其顶礼为晚明之“百科全书”，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中用两卷的篇幅来考察书中所反映晚明之“经济与法律”、“思想与道德”，走入学术之路。他在序言中说：“如果读者对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也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问题的关键是：我对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很感兴趣，也硬着头皮读了卷一和卷二，虽并非一点教益也没有，但却没有严谨的学术收获；倒是读了卷三，觉得作者的品评颇有深意，颇见功力。因想：如果格非以其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力，像《秋水堂论金瓶梅》的作者田晓菲般逐回对《金瓶梅》进行文学品鉴，那必将是部旷世伟作，必会令人耳目全新，受益良多。可惜，格非没走这个路子。所以，《雪隐鹭鸶》在我这里，也就成了旱地萝卜：一半地下，一半地上，地上地下，异如霄壤。
任何人品评《金瓶梅》都无法回避书中大量直接细微的“性”的描写。在《雪隐鹭鸶》里，格非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解释这一现象，从明代的社会风气的堕落，从色情小说的集中爆发，从纵欲最终有因果报应的道德说教，还联系到十八世纪欧洲色情小说的大规模出现和自然主义书写的泛滥等多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甚至从作者蓄意隐去真实姓名，在充分享受“匿名写作”的自由时，将自己的性幻想纤毫毕现露骨大胆地表达出来的角度来剖析书中的“性”，并将其与欧洲著名色情小说作家萨德的一系列色情小说，比如《索多玛一百天》进行对比分析。然而，看了很久，依然无法得出一个比较直观的结论：作者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多直接细微的“性”的描写。其实，这一切已无法弄清，其真实意图只有作者本人知道。几百年来，人们对其缘由进行过很多种分析探讨，都有合理的成份，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一统的理论上、文本上令人信服的答案。十八世纪欧洲色情小说和自然主义书写，比如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左拉的《萌芽》等中的“性”描写，含蓄青涩，多用比喻与暗示，露骨的也最多写到心理与身体的感受，给读者无限的想像空间，读者多多少少可以领略到一种文学艺术的“美”；而《金瓶梅》却是直接写行为过程写技艺花样，直观得有些污秽，细腻得有些变态。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金瓶梅》的艺术手法无疑是高超的，其书写方式无疑是奇妙的；其“科”虽齐备，但要把它推崇到“百科全书”的高度，却有些牵强。书里直观细微的“性”的描写，不管从那种角度看，都是对阅读者的承受能力、欣赏水平和道德准则的巨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不适合大众阅读，只适合学者研究，历朝历代，对其“禁绝”或者对其“洁化”，是有道理的。
格非在“修辞例话”部分，择要对《金瓶梅》的表达书写技巧和结构安排等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既有“点”上的，也有“面”上的，总体一个结论：《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不仅仅高于“三国”、“西游”、“水浒”，也高于传统认为最高的“红楼”。而对其中一些写作技巧和谋篇布局的分析，更是认为其已超越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创作技巧。固然，经过格非的分析，对《金瓶梅》的文本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作者埋伏在很多地方的“预设”、“曲笔”，得以显示庐山真面，作者灵巧的结构安排，也会在格非的分析下一一显现出来。比如天泉、二泉、三泉、四泉的名号，比如一个又一个同名的人物的出现，都有深意。但真要把它《金瓶梅》当成了不起的“天书”，却也有过誉之嫌。在愿意将其视为一本难得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有疑虑，这样的文学作品怎么推广，怎么普及呢？真还是个两难选择。世面上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著作可要么汗牛充栋，但真要寻本“足本”《金瓶梅》却是难上加难。这现象，岂是一字两字说得清楚？！
格非在品评《金瓶梅》时，针对作者针砭时弊的无限悲悯，发明了“佛眼”一词。虽然其内涵丰盈，但可一言蔽之：作者站在很高很高的高度（相当于基督教上帝的高度），对书中的每个人都充满悲悯。的确，读到《金瓶梅》里淫欲无度的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终归黄泉时，竟然涌不出恨意，也没有恶人恶报的痛快，反而有许多怜悯布满身心。《金瓶梅》里几乎没有一个纯粹的好人，他们要么纵淫无度，要么贪赃枉法，要么忘记人伦，要么丧失天良，要么假仁假义，要么泼皮无赖……但《金瓶梅》里也几乎没有一个纯粹的坏人，他们要么有真性情，要么有苦经历，要么四处讨好而不得好，要么出人头地不忘旧恩……或许正因为其“复合”，这些人才是真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这些人，也不仅仅只是艺术形象，他们通通都是道具与代表，作者想书写与揭露的是晚明的世情世象，是在商品涌潮裹挟下的传统伦理道德的逐渐沦丧。作者站在世外，俯瞰西门庆等的所作所为，不但对这些人满怀悲悯，对这些人所处的世道也充溢着不尽的哀怜。于是乎，我们读起《金瓶梅》来，就自然而然地无法恨谁，也无法喜欢谁，只会怜悯他们。在我看来，格非的《雪隐鹭鸶》在破解《金瓶梅》的人文密码时，“佛眼”说是最具创意也最中肯綮的。
格非在谈到书名《雪隐鹭鸶》时说：“这个意象，很容易让我们体味到平常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或许还会让我们联想到在晚明思想和文学界极为流行的‘空’和‘无’。”鹭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意象。白居易《白鹭》吟曰“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亦垂丝”，王维《栾家獭》咏道“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更别说杜甫那句广为人知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了。结合格非的副署：《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觉得与书名中“鹭鸶”比较匹配的诗句，应是白居易《 池上寓》“水浅鱼稀白鹭饥，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格非取其书名的寓意，或许有《金瓶梅》之虚无隐于声色的意蕴，或许更有声色与虚无似是而非、混沌不明、清浊难分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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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悄然袭来，只一天的预演，便猛烈得受不了。
周末，同学相约到龙观去玩。路远坡陡，山高林密，快到目的地，下车行走，林间野物窜动，山巅白云缭绕，步子若踩着棉花，既有些轻快，也有些绵软。想来，此时风寒便已侵入因爬坡而冒着微汗的身体了。
周一，轻轻的咳嗽淡淡的，喉头不难受，痰也没有，只是时不时想清理一下嗓子。因支气管炎，平日经常有这样的咳嗽。坐在办公室，看贾平凹的《老生》。他的小说大段大段引用《山海经》，读来很吃力。手里有本三秦出版社的《山海经·搜神记》，买回来一直没读过，于是拿出来对照着读。西安的贾平凹，西安的三秦出版社，就这么一下子撞到了一起，这《山海经》再不认真读，真有些对不住冥冥中的定数。
只一天的平静，便天崩地裂了。从周二起，咳起来地动山摇，几乎没的停歇的时候。可怕的不是咳，而是一咳就头晕目眩，要不是立即蹲下身子，好几次差点就倒在大街上。不停地吃药，喝糖浆，蒙头大睡时加一床被盖发汗，外出行走时添加了衬裤汗衫捂着，一直折腾到腊月三十天才略有好转，哪还有心思在刘歆的“山海”里找寻贾平凹的“老生”？
于是，今年的春节便与以往有了许多不同。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只是在打麻将时，多了我时不时的咳嗽。
合家团聚的春节，就是麻将春节。天天睡到十点左右爬起来，吃了午饭开打，打到六七点钟吃晚饭，饭后又开打。平时难得聚齐的兄弟姊妹妯娌，就着一点小小的彩头，打得昏天黑地，暗无天日。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天天如此，日子过得很有规律。今天你手性好，打得鸟语花香、莺歌燕舞；明天他牌来得硬，自然其乐融融、乐不思饭；晚上我摸不上牌，难得的出手阔绰、身冒微汗。不过正好，出汗可治感冒，在不间断的麻将里，咳嗽竟然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比一天咳得轻松了。
有时，也提前回家。但坐在床上，却不愿拿起一直看着却还未看完的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吕著通史，用词庄严，引用丰富，学术味道浓酽，只可惜江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时错漏不少，序言里“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竟然写成了“祸篝车”。整整一个春节，它静静地卧在床头柜，冷眼看着回家即钻入被窝的我，肯定会有满书的不屑与轻蔑。
还有重庆大学出版社印行的沈从文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本来已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沈从文文集》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28卷，但看到朋友买了《花花草草坛坛罐罐》，还是买了本回来，相约春节一起读来。因为有感冒的借口，春节便放纵自己成天麻将，在小赌娱情的“家搭子”里，哪还有心思去顾看沈从文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看朋友的微信动态和QQ说说，也没认真读过这书，庆幸还有机会再一起读来。
父母早就回来了。但天天麻将，哪有时间陪父母？每天晚上回家，父母都已睡觉；早晨起来，父母已经外出。只午饭、晚饭时间，一家人才聚齐。妹妹家满桌的饭菜，既有妹妹的辛劳，也有母亲估摸着的打理。父亲戏谑母亲的劳碌，我们在听起来格外亲切的同时，内心也涌出许多自责。
正月初五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陪着父母看电视。八点过，弟弟启程回市里。于是，我的春节，我们家的春节，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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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甘冽，纯净，透明，盛于瓶内，注入杯中，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你随意地端起杯，举到嘴边，杯脚一抬，一杯酒啜入嘴里。你微微皱皱眉，轻轻眯眯眼，喉头一松，酒顺溜地滑下去。微辣异香刺激着你的嘴、喉、肠、胃，你觉得自己被点燃了，长吁一口气，扬扬眉，咧咧嘴，笑容浮上脸来。
被点燃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你觉得自己的激情与文采全被点燃了。你旁若无人地高歌起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然而，孤坐花间，一人独酌，你感觉多少有些孤单。你走进月色，仰望明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夜风拂过你发热的脸庞，你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身处何时，但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美酒杯杯，将你带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世间的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唯有这酒，让你难分难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但这愁真就能消解吗？不能，真不能。你也知道酒解不了自己的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于是，面对无奈的人生，面对刚才还激情四射的豪情与酒，你唏嘘起来：“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
孤烛一支，微光闪闪，酒吧里显得既温馨又昏暗甚至暧昧。她独坐卡座，目光散淡略透幽怨，短发齐颈略显零乱，脸色微红略呈倦态。她手支桌沿，温柔地端起桌上的酒杯，将那一泓淡红举到嘴边。与手相连的那泓淡红浸润出来，在她指尖点上豆蔻，与嘴相接的那泓淡红洇染开来，在她唇边抺开胭脂。音乐轻柔地奏着，是那首曾经风靡一时的《我心永恒》。柔情结束，冰山碰触，席琳·迪翁的一串高音，把她惊醒。她象从梦里醒来似的，疑惑地看看四周，眼中透过一丝失望，脖子一仰，将那泓在手里端了许久许久的浅红一饮而尽。
她或许是在等人，但“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她感觉到秋风里的萧瑟，放下手中的杯，拉拉肩上的披风，曲曲挺真的背脊。如烟似雾从她身边飘过来的，是淡淡的幽香：“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她眼里的失望一丝浓过一丝，慢慢幻成晶莹剔透的珍珠：“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也许，她等的是一个她无法等到的人，就是等到了，也只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看着她一杯接着一杯，自斟自饮，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可惜，我不饮酒。
我无法举起酒杯，豪气干云地唱和你的豪情：“先生醉生即高歌，千古英雄耐我何？”我无法拍着胸脯，义薄云天地抚慰你的孤寂：“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无法搂着你的肩膀，同病相怜地排解你的愁绪：“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我无法一杯一杯又一杯，与你沉醉于虚无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只能旁观，只是过客，欣赏着你将人生诠释为一杯又一杯的洁白。
很可惜，我不饮酒。
我无法走过去，坐在她的对面，就着幽幽红烛，举起手中酒杯，与她“一醉解千愁”。我无法看着她，用目光里的温柔解开她一丝浓过一丝的幽怨：“何处难忘酒，天涯话旧情。”我无法张开自己笨拙的嘴，劝止她一杯接着一杯的醉饮：“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我只能远远的站着，静静地盯视，看着她将思念化为一杯又一杯的淡红。
我为自己不饮酒而痛感可惜。
是啊，不饮酒，便无法体验微醺、慢醉、沉醉的感觉。不饮酒，便无法体会以酒解愁愁更愁、酒入愁肠化为相思泪的况味。不饮酒，便享受不到大块吃肉、大碗饮酒的粗犷与豪迈。不饮酒，便营造不出酒吧里，红烛下，两人细啜慢品娓娓而谈的浪漫与温馨。
惜哉，吾不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