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建国70年》 第二稿（连载）
第二十一章 欲得周郎顾 时时误拂弦
涂腾又举起了斧子。其其格见了说：“可不能劈，能顶多大事。”“这火硬，燃烧的时间长，劈吧。”随着劈字出口，斧头落了下去，“等日子好过了再买新的。”边劈边自我安慰。涂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把这个炕桌劈开，又把它放进灶堂引着，取了出来，放在小火盆里，又把小火盆摆在了堂地上，加入了一些小木块，不一会家里暖和多了。其其格惋惜的说：“多好的炕桌呀，怪可惜的，”说着脱去了上衣，涂腾用铜钱给她刮。刮完了前身，又刮后背，最后刮了刮脖子，经刮痧过的身体，出现了一道道紫红色的血印，有的血印形成了黑泡。刮完后其其格重新躺下，感觉身上不冷了，也不疼了，轻快多了。
自打连功去了以后，为了减轻对他的思念，其其格把凡是连功的东西，都付之一炬。涂腾又把家搬到了另一个小村庄，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小村离获龙湖近在咫尺，这湖方圆几十里，湖里水产极其丰富。隆冬季节，涂腾学成了鱼把头，刨冰凿洞就能打到鱼，再加上一年一度的冬捕，一家人改善生活、补补身子满不是问题。
丧子之痛无论怎样补救，在短时间内也无法缓解，其其格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胸部疼闷难忍，腋下、锁骨下淋巴结都肿了，形成了一串串大小不等的疙瘩，触之疼痛。在胸骨的任脉这条线上，第二肋骨、膻中和胸骨柄的上缘，长出了三个疙瘩，大如鸡蛋，破后溃烂流脓，连内衣都无法穿。只好在内衣前片挖了三个大窟窿，外面再加上带大襟的袄，大袄做的大一点，给前胸留一个宽松的环境，免得磨擦患处，以减轻疼痛。左侧的乳房肿胀疼痛，失去了挺拔，圆润的美感。分泌出的乳汁浓黄粘稠，不能哺育婴儿，它的生理功能不行了。
涂腾搬着妻子到处寻医问诊，先生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症号，不敢冒然下药，只是开些不痛不痒的太平药方，吃了怎么也不见效。
第二年开春，阳气上升，浊气下降，万物复苏，封了一冬的冰雪终于有了松动。树上的嫩叶，滩里的绿草也跃跃欲试，想突破春寒的羁绊钻出地面，给这个迟到的春天添上一笔色彩。其其格的心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也有所改善，她的病也该好了。
涂腾打听到“马拉盖庙”有一位蒙古高僧，是主持，医术精湛，会看很多疑难杂症，许多别的医生看不了的不治之症，被判了死刑的病人，到他那儿竟也能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而且该僧人还广布佛法，乐善好施，不取小费，只是为了救苦救难，普度众生，颂扬佛法而已，完了收个香火钱。涂腾安置好两个孩子，赶上牛牛车，搬上妻子到百里之外的“马拉盖庙”寻医问诊。
由于路途较远，一路上日行夜宿，走了三天才来到了这佛教圣地。这座千年古刹，坐落在半山坡上，虽然地处东北，荒凉贫瘠，但这里树木林立，错落有致，雪松翠柏，老柳苍槐，护抱着寺院，更显得苍劲老道，古朴典雅，藏龙卧虎。要是在南方，这阳春三月的季节，早已花红叶绿，鸳鸯戏水，百鸟鸣唱了。而这里的乔木灌木，耸杨垂柳却仍在“鼾睡”之中，唯有那松柏，抗严寒、战冰雪，郁郁葱葱，泛着碧绿，敢和气候抗衡，与日月争辉，更显得寺院，深不可测。由于草地连绵，苍莽辽阔，人烟稀少，寺院规模不大，僧人不多，因此，这寺院显得寂静许多。进了山门，穿过弄堂，就来到大雄宝殿。大殿里供奉着三世佛，佛像身披凡夫俗子奉献披红和敬献的袈裟，下面有几位香客顶礼膜拜。夫妻俩也献上带来的香火，燃着，插入香炉，便虔诚的下拜祷告。这一套仪式结束后，涂腾找到小沙弥说明来意，小沙弥领着夫妻俩来到后院上房，见到这位高僧。只见这位老方丈，年过七旬，髯发似霜染，慈眉善目，左手捻佛珠，右手敲木鱼，正在专心致志背诵佛经，一看便知是位得道的高僧。小沙弥待方丈做完功课后，才向前稽首给做了引荐。涂腾向方丈详细叙说了妻子的病情，方丈示意让其其格坐在跟前，举手搭脉。片刻，方丈又叫其其格伸出舌头，看了看舌苔，解开衣襟看了疮口，说：“贵夫人的病症和本人心气过胜，思虑过重有关。又有长期受压抑，情绪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五志过极，气机不畅等诱因，造成阴虚火旺，阳气不能宣发，邪郁化火所致。上焦火，邪气火和阴气汇合，侵入血脉，气血流通不畅，重则血流薄疾，凝聚在胸，灼伤脉络，郁结局部，又导致迫血妄行，致使正不压邪，阴阳失调，积患成疮疡。还祸极了乳房生变，不能排乳。《灵枢.痈疽》说：“火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亏的是，你原来的身体素质极好，不至于酿成大患。”他停顿一下接着又说：“但此痈和胸中邪气入血攻心不成，从任脉的华盖、膻中、玉堂三穴释放出来，才溃烂成疮，流脓不止，这又叫连环疮。”涂腾急着问：“有治吗？”方丈答道：“治倒是有治，治以清热解毒，理气化瘀，祛风除燥方可。但行医者，治了病，治不了命。大凡患者，三分诊治，七分调养。这就全靠自我保护，自我调理。现在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要顺其自然，千万不能过于苛求。如果精、气、神理顺，则一顺百顺。顺则通，通就达到了医患配合的理想境界，效果会更好，那你解脱病痛之苦的日子就不远了。”方丈的一席话说的夫妻俩茅塞顿开，心领神会，不住的点头。方丈接着说：“我给你配点药，你吃着看看，不行再换方子。”说罢起身说了声：“稍后。”走出正房到西厢房，过了好一会，端出一个磁盘进了正房，磁盘上面放着一个纸包和一个小磁盏，磁盏里有一些粉红色的油质膏剂。来到其其格面前，让她暴露出疮口，方丈用一根银签，取出一些药膏涂抹在她的疮口上。其其格顿时感到奇凉无比，微有刺痛。方丈又从大纸包内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是一些散剂，叫小沙弥取来一小酒盅黄酒，让其其格用黄酒将药服下。并告诉她一日服两次，忌凉、冷、腥、辣食物。随后他们又闲谈了一些其它事儿，方丈见其其格服药后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才让小沙弥领着夫妇俩到东厢房休息。
傍晚其其格又一次照方丈的方法用了药，服完了药后，感觉到身上的燥热去了一大半，疮口的疼痛也减轻许多，也有了精气神。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调理，其其格的疮口逐渐好转，自我感觉症状也减轻了，精神头也提起来了。病情稍微有些好转，心里惦记着家里的两个孩子，急着想回去。方丈听说夫妻俩急着要走，也不阻拦，况且病情已经稳定，没什么大事了，并嘱咐其其格别生闲气，遇事往前看，心放宽，能过得去就行，不必过于斤斤计较，把心放宽以利养病。又从西厢房取来一些药来，让夫妻俩带上，反复叮咛按时服药，随着病情好转，症状减轻，用药的次数可酌情均减。涂腾说：“我们离贵寺路途遥远，行程不便，药用完了病还没有痊愈，如果来不了，您的药是怎么配制的？用什么药可以替代？能告诉我吗？”方丈迟顿了一下说：“告诉你也无防，这膏剂是用蛇油、獾油加红花、没药、冰片，用蛇胆汁调制而成。散剂则是牛黄、黄连、蜈蚣、鳖虫之类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理气的药。吃完这些药你的病也该好了，如不行的话，你们也配制不了，夫妻俩还须在来敝寺一次。”说的俩口子满心喜欢，取出些钱来递给方丈，方丈依然不收，说：“待你们病体痊愈后，来敬香还愿吧。”夫妻俩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千谢，万谢，并给方丈磕了一个响头，又到佛像前敬了一柱香，拜了拜后，才离开了这座千年古刹，返回故里。
一路上归心似箭，回来后其其格病情一天天好转，疮口也逐渐愈合，但奇痒无比。病好了情绪自然也就好，最后，药也快用完了，病也痊愈了。但疮口患处好了之后结痂，痂退了，留下了三个大疤，成为永久性的记念，一到阴天下雨这疮疤就隐隐痒痛。左侧乳房肿胀也随着病情的好转轻了许多，最后萎缩了贴在了肋条上，彻底失去了乳房的美感，生理功能也随之消失，不分泌乳汁，更不能哺育婴儿了。
又隔了一年半载，夫妻俩到马拉盖庙烧香还愿，谢过了老方丈。涂腾和其其格还和老方丈学了点儿医理，药理，涂腾修内，其其格修外，为他们日后在抗联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都是后话了。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十八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北抗联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其其格正是在那一年牺牲，她那时是一名医务兵，在她手里救治了无数的伤员。1939年，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涂腾所在的部队暂时解散，一部分人返乡，一部分人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还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国内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他们配合苏军，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人这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太多了。世上意想不到的事也太多了，有时乌云遮日，瘴气逆流，横行乡里，使人一落千丈；有时则云消雾散，时来运转，苦尽甜来，从劫难中逃出。当你感觉身处困境的时候，未必不是一次新生的机遇。在悬崖峭壁前，有的人看到的是绝路，有的人却看到了一副梯子。老话说，大难过后，必有大福。这话可以这样理解：首先要经历大难，一帆风顺不行；其次，要在大灾大难中挺得住，走得出来。所以在艰难困苦、险山恶水面前，选择不怕，有足够的信心；调动所有潜能，智慧、能力、耐心，也许就能找到一条出路，把困难变成机遇，到达理想的彼岸。聪明、经验和才能，也许我们并不缺乏这些东西，关键是怎样把它们派上用场。涂腾夫妇，包括三个儿子，通过这一次次的大难，变得聪明、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不屈不饶、坚韧不拨的品格。这使得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涂腾又举起了斧子。其其格见了说：“可不能劈，能顶多大事。”“这火硬，燃烧的时间长，劈吧。”随着劈字出口，斧头落了下去，“等日子好过了再买新的。”边劈边自我安慰。涂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把这个炕桌劈开，又把它放进灶堂引着，取了出来，放在小火盆里，又把小火盆摆在了堂地上，加入了一些小木块，不一会家里暖和多了。其其格惋惜的说：“多好的炕桌呀，怪可惜的，”说着脱去了上衣，涂腾用铜钱给她刮。刮完了前身，又刮后背，最后刮了刮脖子，经刮痧过的身体，出现了一道道紫红色的血印，有的血印形成了黑泡。刮完后其其格重新躺下，感觉身上不冷了，也不疼了，轻快多了。
自打连功去了以后，为了减轻对他的思念，其其格把凡是连功的东西，都付之一炬。涂腾又把家搬到了另一个小村庄，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小村离获龙湖近在咫尺，这湖方圆几十里，湖里水产极其丰富。隆冬季节，涂腾学成了鱼把头，刨冰凿洞就能打到鱼，再加上一年一度的冬捕，一家人改善生活、补补身子满不是问题。
丧子之痛无论怎样补救，在短时间内也无法缓解，其其格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胸部疼闷难忍，腋下、锁骨下淋巴结都肿了，形成了一串串大小不等的疙瘩，触之疼痛。在胸骨的任脉这条线上，第二肋骨、膻中和胸骨柄的上缘，长出了三个疙瘩，大如鸡蛋，破后溃烂流脓，连内衣都无法穿。只好在内衣前片挖了三个大窟窿，外面再加上带大襟的袄，大袄做的大一点，给前胸留一个宽松的环境，免得磨擦患处，以减轻疼痛。左侧的乳房肿胀疼痛，失去了挺拔，圆润的美感。分泌出的乳汁浓黄粘稠，不能哺育婴儿，它的生理功能不行了。
涂腾搬着妻子到处寻医问诊，先生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症号，不敢冒然下药，只是开些不痛不痒的太平药方，吃了怎么也不见效。
第二年开春，阳气上升，浊气下降，万物复苏，封了一冬的冰雪终于有了松动。树上的嫩叶，滩里的绿草也跃跃欲试，想突破春寒的羁绊钻出地面，给这个迟到的春天添上一笔色彩。其其格的心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也有所改善，她的病也该好了。
涂腾打听到“马拉盖庙”有一位蒙古高僧，是主持，医术精湛，会看很多疑难杂症，许多别的医生看不了的不治之症，被判了死刑的病人，到他那儿竟也能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而且该僧人还广布佛法，乐善好施，不取小费，只是为了救苦救难，普度众生，颂扬佛法而已，完了收个香火钱。涂腾安置好两个孩子，赶上牛牛车，搬上妻子到百里之外的“马拉盖庙”寻医问诊。
由于路途较远，一路上日行夜宿，走了三天才来到了这佛教圣地。这座千年古刹，坐落在半山坡上，虽然地处东北，荒凉贫瘠，但这里树木林立，错落有致，雪松翠柏，老柳苍槐，护抱着寺院，更显得苍劲老道，古朴典雅，藏龙卧虎。要是在南方，这阳春三月的季节，早已花红叶绿，鸳鸯戏水，百鸟鸣唱了。而这里的乔木灌木，耸杨垂柳却仍在“鼾睡”之中，唯有那松柏，抗严寒、战冰雪，郁郁葱葱，泛着碧绿，敢和气候抗衡，与日月争辉，更显得寺院，深不可测。由于草地连绵，苍莽辽阔，人烟稀少，寺院规模不大，僧人不多，因此，这寺院显得寂静许多。进了山门，穿过弄堂，就来到大雄宝殿。大殿里供奉着三世佛，佛像身披凡夫俗子奉献披红和敬献的袈裟，下面有几位香客顶礼膜拜。夫妻俩也献上带来的香火，燃着，插入香炉，便虔诚的下拜祷告。这一套仪式结束后，涂腾找到小沙弥说明来意，小沙弥领着夫妻俩来到后院上房，见到这位高僧。只见这位老方丈，年过七旬，髯发似霜染，慈眉善目，左手捻佛珠，右手敲木鱼，正在专心致志背诵佛经，一看便知是位得道的高僧。小沙弥待方丈做完功课后，才向前稽首给做了引荐。涂腾向方丈详细叙说了妻子的病情，方丈示意让其其格坐在跟前，举手搭脉。片刻，方丈又叫其其格伸出舌头，看了看舌苔，解开衣襟看了疮口，说：“贵夫人的病症和本人心气过胜，思虑过重有关。又有长期受压抑，情绪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五志过极，气机不畅等诱因，造成阴虚火旺，阳气不能宣发，邪郁化火所致。上焦火，邪气火和阴气汇合，侵入血脉，气血流通不畅，重则血流薄疾，凝聚在胸，灼伤脉络，郁结局部，又导致迫血妄行，致使正不压邪，阴阳失调，积患成疮疡。还祸极了乳房生变，不能排乳。《灵枢.痈疽》说：“火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亏的是，你原来的身体素质极好，不至于酿成大患。”他停顿一下接着又说：“但此痈和胸中邪气入血攻心不成，从任脉的华盖、膻中、玉堂三穴释放出来，才溃烂成疮，流脓不止，这又叫连环疮。”涂腾急着问：“有治吗？”方丈答道：“治倒是有治，治以清热解毒，理气化瘀，祛风除燥方可。但行医者，治了病，治不了命。大凡患者，三分诊治，七分调养。这就全靠自我保护，自我调理。现在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要顺其自然，千万不能过于苛求。如果精、气、神理顺，则一顺百顺。顺则通，通就达到了医患配合的理想境界，效果会更好，那你解脱病痛之苦的日子就不远了。”方丈的一席话说的夫妻俩茅塞顿开，心领神会，不住的点头。方丈接着说：“我给你配点药，你吃着看看，不行再换方子。”说罢起身说了声：“稍后。”走出正房到西厢房，过了好一会，端出一个磁盘进了正房，磁盘上面放着一个纸包和一个小磁盏，磁盏里有一些粉红色的油质膏剂。来到其其格面前，让她暴露出疮口，方丈用一根银签，取出一些药膏涂抹在她的疮口上。其其格顿时感到奇凉无比，微有刺痛。方丈又从大纸包内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是一些散剂，叫小沙弥取来一小酒盅黄酒，让其其格用黄酒将药服下。并告诉她一日服两次，忌凉、冷、腥、辣食物。随后他们又闲谈了一些其它事儿，方丈见其其格服药后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才让小沙弥领着夫妇俩到东厢房休息。
傍晚其其格又一次照方丈的方法用了药，服完了药后，感觉到身上的燥热去了一大半，疮口的疼痛也减轻许多，也有了精气神。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调理，其其格的疮口逐渐好转，自我感觉症状也减轻了，精神头也提起来了。病情稍微有些好转，心里惦记着家里的两个孩子，急着想回去。方丈听说夫妻俩急着要走，也不阻拦，况且病情已经稳定，没什么大事了，并嘱咐其其格别生闲气，遇事往前看，心放宽，能过得去就行，不必过于斤斤计较，把心放宽以利养病。又从西厢房取来一些药来，让夫妻俩带上，反复叮咛按时服药，随着病情好转，症状减轻，用药的次数可酌情均减。涂腾说：“我们离贵寺路途遥远，行程不便，药用完了病还没有痊愈，如果来不了，您的药是怎么配制的？用什么药可以替代？能告诉我吗？”方丈迟顿了一下说：“告诉你也无防，这膏剂是用蛇油、獾油加红花、没药、冰片，用蛇胆汁调制而成。散剂则是牛黄、黄连、蜈蚣、鳖虫之类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理气的药。吃完这些药你的病也该好了，如不行的话，你们也配制不了，夫妻俩还须在来敝寺一次。”说的俩口子满心喜欢，取出些钱来递给方丈，方丈依然不收，说：“待你们病体痊愈后，来敬香还愿吧。”夫妻俩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千谢，万谢，并给方丈磕了一个响头，又到佛像前敬了一柱香，拜了拜后，才离开了这座千年古刹，返回故里。
一路上归心似箭，回来后其其格病情一天天好转，疮口也逐渐愈合，但奇痒无比。病好了情绪自然也就好，最后，药也快用完了，病也痊愈了。但疮口患处好了之后结痂，痂退了，留下了三个大疤，成为永久性的记念，一到阴天下雨这疮疤就隐隐痒痛。左侧乳房肿胀也随着病情的好转轻了许多，最后萎缩了贴在了肋条上，彻底失去了乳房的美感，生理功能也随之消失，不分泌乳汁，更不能哺育婴儿了。
又隔了一年半载，夫妻俩到马拉盖庙烧香还愿，谢过了老方丈。涂腾和其其格还和老方丈学了点儿医理，药理，涂腾修内，其其格修外，为他们日后在抗联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都是后话了。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十八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北抗联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其其格正是在那一年牺牲，她那时是一名医务兵，在她手里救治了无数的伤员。1939年，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涂腾所在的部队暂时解散，一部分人返乡，一部分人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还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国内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他们配合苏军，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人这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太多了。世上意想不到的事也太多了，有时乌云遮日，瘴气逆流，横行乡里，使人一落千丈；有时则云消雾散，时来运转，苦尽甜来，从劫难中逃出。当你感觉身处困境的时候，未必不是一次新生的机遇。在悬崖峭壁前，有的人看到的是绝路，有的人却看到了一副梯子。老话说，大难过后，必有大福。这话可以这样理解：首先要经历大难，一帆风顺不行；其次，要在大灾大难中挺得住，走得出来。所以在艰难困苦、险山恶水面前，选择不怕，有足够的信心；调动所有潜能，智慧、能力、耐心，也许就能找到一条出路，把困难变成机遇，到达理想的彼岸。聪明、经验和才能，也许我们并不缺乏这些东西，关键是怎样把它们派上用场。涂腾夫妇，包括三个儿子，通过这一次次的大难，变得聪明、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不屈不饶、坚韧不拨的品格。这使得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第二十二章 林证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
林原的冬天，像是个蹒跚的长者，来得慢，去得也慢。他不仅带来了白茫茫的雪，还带来了刺骨的风。这种风，能把雪吹得老高，像是长者的白胡子；但它可不是柔软的那种，它就是著名的“白毛风”。这名字不知从何而起，据林原人分析，大概和“白毛女”没什么瓜葛。首先，从身份上来看，“白毛女”属于被压迫人民，而“白毛风”的气焰却很嚣张，它是冬天的顽主，呼来啸去的，十分霸气。其次，从气质上看，也绝然不同，“喜儿”是系红头绳的青春少女，是过年吃不上饺子的穷苦人，这和“白毛风”的一统江湖，也明显不一样。
管它什么出身，“白毛风”在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就开始造访，是林原冬天不请自来的常客。说是常客，是指他从来不和你客气，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成果显著－献给你一个面目全非、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时候雪大，“白毛风”的哨子，经常会吹上一整天、一整夜。第二天，想出去，那可真是门都没有－开不了。涂成的任务就是推开木质、纸糊的窗户，再扒开厚重的棉窗帘，爬出去；用铁锹把门前的积雪挖开，好开门出去，这都是为“白毛风”所赐。
它还会给涂成们带来别样的惊喜，那就是屋后的大雪坡。雪坡会高过屋顶，他们可以跑着步上房，再从上面以各种姿态下来：或滑或滚，用各样工具⋯可以搞得十分奇葩。堆雪人、打雪仗这些东东，在涂成他们眼里都属于低级趣味。在大雪天里，他们会用马尾捉鸟，用木棒绑成高跷来追着跑。
涂成自幼在获龙湖边长大，关于它的记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印象最深的还是获龙湖的冬天，因为林原的冬天太过漫长。
十月末，当最后一缕秋风吹过，冬天就悄无声息地来临了。湖面上的冰层开始出现，由冰晶到冰片，越来越宽，越来越厚，从湖边结到中心，不过几天的光景。宛如一层晶莹剔透的玻璃，水里的鱼儿水草仍然清晰可见。再过几天，这层“玻璃”就仿佛逐渐被薄雾笼罩，模糊起来，直到变成了“磨砂”；湖里的景物再也看不清。冰层越来越白，整个湖面如同一块洁白的美玉，镶嵌在苍茫大地。
再过几天，湖边民房的烟囱已经开始冒烟，人们升火取暖了。天空中飞舞的，不再是雨滴，悄悄地换成了六瓣的小花，纷纷扰扰，在地上聚成纱、积成棉，再也不肯融化。清晨，湖边的小树长满了毛绒绒的雾凇，正是天造地设的人间奇景。宋代曾巩有诗：“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澹千门雾凇寒。”明代杨慎说：“琼敷缀叶齐如剪，瑞树开花冷不香。”这些玉树琼花虽没有香味，却美到了极致，妙到了尽头。一时间，仿佛所有的树木都成了艺术品，让人不忍触碰，不忍吹气，生怕碰掉了，吹化了⋯
而此时的获龙湖，冰面也厚到已经能够撑起一辆木轮老牛车，人们不再从桥上过河。冰面上很自然地踩出了一条条的路，在“白玉”上画出各种图案。喜欢追求刺激的人们，真会把牛车赶上冰面，玩一把老牛大挪移，那种惊艳，绝对是陆地上体验不到的。
上私塾时，涂成每天从冰路上穿越获龙湖的湾角，那感觉，仿佛跨过了时空，走进未来。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懂得追女孩子，他的一个好哥们给心仪的女生写情书，其中有一句：我等得获龙湖上的雪都化了，都没化了你的心⋯真想不到，那个年代的人，竟然也能如此浪漫。获龙湖上的雪，一冬天都不会融化，棉软洁净，踩上去咿呀作语，就像是在和你爱的人对话。那些雪，不正像是纯洁无暇的爱情么？是啊，这样的爱，是那么纯真，那么深沉。情人如雪亦如冰，那份感情，正如寒冰下面封存的湖水，真切深厚；虽不易感知，无法看到，却无怨无悔，永世不变。
这时，涂成他们这群孩子，尘封已久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他们从库房里找出冰鞋、冰车，开始成群结队地奔向湖面，开启了一冬的欢乐。冰车最容易做，几块木板拼接，固定好粗铁丝或者条铁，就可以在冰面上快速滑行。粗铁丝可以在烫出的洞里穿过，条铁则需要打上眼儿，再用铁钉固定。一副木制手柄，再配上两根铁棍，就是永恒的“发动机”－双臂一挥，就可以自由滑行了。这种“滑行”，在巨大的冰面上，显得格外奢侈，极速的快感，简直就是在“翱翔”了。
冰车都是自家做，可谓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都有，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大同小异。木板绑上毛皮或者棉垫，人或跪或坐，十分舒服。滑过一断时间，条铁或铁丝被磨得钲光瓦亮、十分光滑，与坚韧的冰面相得益彰，配合默契。轻轻一点，就可以冲出老远。冰车有多种玩法，不仅可以追逐竞速，还可以打冰球，那场面，堪比专业比赛！获龙湖冬捕期间，每年都有例行的民间活动，四面八方的人都会赶来参加。
这时候，获龙湖最为热闹。滑雪、冬捕、滑冰，再加上林原浓浓的年味：冰上爆竹，舞狮舞龙、秧歌高跷，猪八戒背媳妇，老婆婆骑毛驴，二人摔跤⋯
涂成的家境虽然不好，但父亲还是让他读了几年私塾，后来更是跑到东萍和吉春的学校学习了几年，涂成因此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在哥哥涂腾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区小队，受过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当时的部队中，像涂成这样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的人才确实不多，再加上涂成一直坚持学习、勤于思考，打仗勇敢，战争中曾6次负伤，像这样“能文能武”的人才在普遍以“泥腿子”为主的队伍中，就显得鹤立鸡群，更为突出。所以，他被樊沐野一眼相中，去了40军，年纪轻轻就加入了正规军。
涂成虽然年轻，但打仗却十分勇猛，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辽沈战役中，每场战斗结束，不仅能缴获大量粮食物资、武器弹药，还能搜集一些书报杂志，涂成每每会从缴获的书籍中挑出自己喜爱的，“截留”下来，自己在行军与打仗之余学习。涂成不仅自己学习，还要求身边的战友也要加强学习，尤其是革命胜利之后。跟涂成一起战斗过的官兵，都知道他为人很低调，又有文化，大家都喜欢和他相处。
他的群众路线执行的很到位，部队每到一地驻扎，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当地的社情、敌情。通过这样的座谈，让他对敌情了解得比较透彻。他成了樊沐野最好的参谋，若不是想让他在基层锻炼几年，樊沐野早就把他调到军部了。
涂成一直把自己当成职业军人。有人说，一群人中，不看个头长相，哪个衣着最整洁，那个人就是涂成。确实，一打仗打下来，哪个不是一身土一脸泥，军挂也是大洞小窟窿的。但是，涂成每战下来，一到驻地，他的样子又一下子恢复成“正规军”了。即使在最艰苦的朝鲜战场，他也从未改变干净整洁的习惯。
涂成还特别喜欢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后来涂成在文革中被描绘成了一个粗鄙不堪的“色情狂”。能打会玩，是涂成的特点之一，部队每拿下一座城市，只要有时间，涂成就会在城里逛一圈。另外，涂成喜欢古典音乐，解放后自己有了房子，他便把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不时的听上一段。
有人说，他是四野的一员悍将，这一点儿都不假。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他已经是一名团长，名闻全军，被公认为打仗能人。
其实辽沈战役时，涂成差点成为“烈士”。在攻打锦阳时，他们的战壕已经抵近到距敌只有几千米的一个小山坡。就在战斗结束前夕，敌人的一阵炮弹突然飞来。一发口径不下100毫米的炮弹，就落在离他不到10米的地方，炮弹落地溅起的泥土石块冰雹样砸到他身上，当时的涂成就在炮弹的杀伤范围内。令人欣慰的是，那是发臭弹，他毫毛无损地活了下来。他遇到臭弹是万幸也是不幸，不然，历史上会多了位英烈，几十年后，他也不会被投进自己人的监狱了。冲入锦阳城中时，那场面，说是枪林弹雨那一点儿都不夸张。枪声密到透不过气来，子弹比雨点还要多。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冲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他能做的就是多扔手榴弹，扔完了再捡，战场上有数不清的尸体，数不清的手榴弹。
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涂成调任师参谋长，已经是副师级干部了。但他不善于走上层路线，和平时期又无仗可打，不显山不露水的，看不出本事。所以，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再也没有升迁机会。涂成因此心灰意冷，决定转业。另外就是终身大事，部队接触人少，总没有合适的。手续很快就办妥了，他到东萍市民政局任副局长。正在这时，梁家燕再次闯入他的生活。
他和家燕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却从未提及过感情方面的事。同战争时期不一样，这回是真正的谈恋爱了，梁家燕在东萍的部队医院工作，也还是单身，知道涂成来到了东萍，急忙跑来找他。
涂成被打了个猝不及防，要知道，梁家燕比他整整大了五岁！但涂成还是接受了这桩婚事，因为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再说，梁家燕是他的恩人，朝鲜战场，正是梁家燕用体温救活了他，还治好了他的伤腿。人得懂得报恩！“为了报恩也得娶了他！”涂成这样想。
两个人到照像馆拍了黑白结婚照，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婚礼仪式很简单，回到林原，在哥哥涂腾家里，把亲朋好友喊来吃了顿饭，就算举行了。回来之后，梁家燕便把铺盖卷儿搬过来了，和涂成的紧紧靠在一起。那个年代，再没有其他东西。唯一的家俱就是一张钢管床，和一个木制的小红柜。证已经领了，搬到一起了，婚就算是结了。
这当然不能算做爱情，若有，也是纯粹为了婚姻的爱情。新婚之夜，他们依然像是在朝鲜时那样，背靠着背睡了一夜。两个人都没觉得有任何别扭和不妥，像是在重温旧梦。在涂成眼里，家燕永远像个姐姐，在梁家燕看来，涂成永远像个孩子。
婚后的生活也是极其平淡，说来可笑，睡了很长时间，家燕还是一个处女。两个人还在背靠背睡！后来，在家燕的谆谆教诲下，涂成才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但之后的性生活绝对谈不上和谐，不论涂成怎么努力，梁家燕始终像具尸体，抑或是木头。这或许是因为她的工作性质，梁家燕在医院是妇科主任，用涂成的话来说就是，懂得太多了，一丝一毫的神秘感都没有。她做爱就像完成任务、例行公事，梁家燕的卫生也搞到了极致，比那种有洁癖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弄得涂成很不舒服。刚结婚两年，两人就分开住了，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
最最关键的是，期待之中的爱之结晶始终没有到来。本来做爱的次数就少，可能还是由于过去曾长期在战场上生活，曾度过艰苦卓绝的日子，一定影响到了梁家燕的生育能力。反正，她没能怀孕，吃了许多药，也不管用。
林原的冬天，像是个蹒跚的长者，来得慢，去得也慢。他不仅带来了白茫茫的雪，还带来了刺骨的风。这种风，能把雪吹得老高，像是长者的白胡子；但它可不是柔软的那种，它就是著名的“白毛风”。这名字不知从何而起，据林原人分析，大概和“白毛女”没什么瓜葛。首先，从身份上来看，“白毛女”属于被压迫人民，而“白毛风”的气焰却很嚣张，它是冬天的顽主，呼来啸去的，十分霸气。其次，从气质上看，也绝然不同，“喜儿”是系红头绳的青春少女，是过年吃不上饺子的穷苦人，这和“白毛风”的一统江湖，也明显不一样。
管它什么出身，“白毛风”在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就开始造访，是林原冬天不请自来的常客。说是常客，是指他从来不和你客气，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成果显著－献给你一个面目全非、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时候雪大，“白毛风”的哨子，经常会吹上一整天、一整夜。第二天，想出去，那可真是门都没有－开不了。涂成的任务就是推开木质、纸糊的窗户，再扒开厚重的棉窗帘，爬出去；用铁锹把门前的积雪挖开，好开门出去，这都是为“白毛风”所赐。
它还会给涂成们带来别样的惊喜，那就是屋后的大雪坡。雪坡会高过屋顶，他们可以跑着步上房，再从上面以各种姿态下来：或滑或滚，用各样工具⋯可以搞得十分奇葩。堆雪人、打雪仗这些东东，在涂成他们眼里都属于低级趣味。在大雪天里，他们会用马尾捉鸟，用木棒绑成高跷来追着跑。
涂成自幼在获龙湖边长大，关于它的记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印象最深的还是获龙湖的冬天，因为林原的冬天太过漫长。
十月末，当最后一缕秋风吹过，冬天就悄无声息地来临了。湖面上的冰层开始出现，由冰晶到冰片，越来越宽，越来越厚，从湖边结到中心，不过几天的光景。宛如一层晶莹剔透的玻璃，水里的鱼儿水草仍然清晰可见。再过几天，这层“玻璃”就仿佛逐渐被薄雾笼罩，模糊起来，直到变成了“磨砂”；湖里的景物再也看不清。冰层越来越白，整个湖面如同一块洁白的美玉，镶嵌在苍茫大地。
再过几天，湖边民房的烟囱已经开始冒烟，人们升火取暖了。天空中飞舞的，不再是雨滴，悄悄地换成了六瓣的小花，纷纷扰扰，在地上聚成纱、积成棉，再也不肯融化。清晨，湖边的小树长满了毛绒绒的雾凇，正是天造地设的人间奇景。宋代曾巩有诗：“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澹千门雾凇寒。”明代杨慎说：“琼敷缀叶齐如剪，瑞树开花冷不香。”这些玉树琼花虽没有香味，却美到了极致，妙到了尽头。一时间，仿佛所有的树木都成了艺术品，让人不忍触碰，不忍吹气，生怕碰掉了，吹化了⋯
而此时的获龙湖，冰面也厚到已经能够撑起一辆木轮老牛车，人们不再从桥上过河。冰面上很自然地踩出了一条条的路，在“白玉”上画出各种图案。喜欢追求刺激的人们，真会把牛车赶上冰面，玩一把老牛大挪移，那种惊艳，绝对是陆地上体验不到的。
上私塾时，涂成每天从冰路上穿越获龙湖的湾角，那感觉，仿佛跨过了时空，走进未来。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懂得追女孩子，他的一个好哥们给心仪的女生写情书，其中有一句：我等得获龙湖上的雪都化了，都没化了你的心⋯真想不到，那个年代的人，竟然也能如此浪漫。获龙湖上的雪，一冬天都不会融化，棉软洁净，踩上去咿呀作语，就像是在和你爱的人对话。那些雪，不正像是纯洁无暇的爱情么？是啊，这样的爱，是那么纯真，那么深沉。情人如雪亦如冰，那份感情，正如寒冰下面封存的湖水，真切深厚；虽不易感知，无法看到，却无怨无悔，永世不变。
这时，涂成他们这群孩子，尘封已久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他们从库房里找出冰鞋、冰车，开始成群结队地奔向湖面，开启了一冬的欢乐。冰车最容易做，几块木板拼接，固定好粗铁丝或者条铁，就可以在冰面上快速滑行。粗铁丝可以在烫出的洞里穿过，条铁则需要打上眼儿，再用铁钉固定。一副木制手柄，再配上两根铁棍，就是永恒的“发动机”－双臂一挥，就可以自由滑行了。这种“滑行”，在巨大的冰面上，显得格外奢侈，极速的快感，简直就是在“翱翔”了。
冰车都是自家做，可谓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都有，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大同小异。木板绑上毛皮或者棉垫，人或跪或坐，十分舒服。滑过一断时间，条铁或铁丝被磨得钲光瓦亮、十分光滑，与坚韧的冰面相得益彰，配合默契。轻轻一点，就可以冲出老远。冰车有多种玩法，不仅可以追逐竞速，还可以打冰球，那场面，堪比专业比赛！获龙湖冬捕期间，每年都有例行的民间活动，四面八方的人都会赶来参加。
这时候，获龙湖最为热闹。滑雪、冬捕、滑冰，再加上林原浓浓的年味：冰上爆竹，舞狮舞龙、秧歌高跷，猪八戒背媳妇，老婆婆骑毛驴，二人摔跤⋯
涂成的家境虽然不好，但父亲还是让他读了几年私塾，后来更是跑到东萍和吉春的学校学习了几年，涂成因此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在哥哥涂腾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区小队，受过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当时的部队中，像涂成这样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的人才确实不多，再加上涂成一直坚持学习、勤于思考，打仗勇敢，战争中曾6次负伤，像这样“能文能武”的人才在普遍以“泥腿子”为主的队伍中，就显得鹤立鸡群，更为突出。所以，他被樊沐野一眼相中，去了40军，年纪轻轻就加入了正规军。
涂成虽然年轻，但打仗却十分勇猛，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辽沈战役中，每场战斗结束，不仅能缴获大量粮食物资、武器弹药，还能搜集一些书报杂志，涂成每每会从缴获的书籍中挑出自己喜爱的，“截留”下来，自己在行军与打仗之余学习。涂成不仅自己学习，还要求身边的战友也要加强学习，尤其是革命胜利之后。跟涂成一起战斗过的官兵，都知道他为人很低调，又有文化，大家都喜欢和他相处。
他的群众路线执行的很到位，部队每到一地驻扎，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当地的社情、敌情。通过这样的座谈，让他对敌情了解得比较透彻。他成了樊沐野最好的参谋，若不是想让他在基层锻炼几年，樊沐野早就把他调到军部了。
涂成一直把自己当成职业军人。有人说，一群人中，不看个头长相，哪个衣着最整洁，那个人就是涂成。确实，一打仗打下来，哪个不是一身土一脸泥，军挂也是大洞小窟窿的。但是，涂成每战下来，一到驻地，他的样子又一下子恢复成“正规军”了。即使在最艰苦的朝鲜战场，他也从未改变干净整洁的习惯。
涂成还特别喜欢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后来涂成在文革中被描绘成了一个粗鄙不堪的“色情狂”。能打会玩，是涂成的特点之一，部队每拿下一座城市，只要有时间，涂成就会在城里逛一圈。另外，涂成喜欢古典音乐，解放后自己有了房子，他便把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不时的听上一段。
有人说，他是四野的一员悍将，这一点儿都不假。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他已经是一名团长，名闻全军，被公认为打仗能人。
其实辽沈战役时，涂成差点成为“烈士”。在攻打锦阳时，他们的战壕已经抵近到距敌只有几千米的一个小山坡。就在战斗结束前夕，敌人的一阵炮弹突然飞来。一发口径不下100毫米的炮弹，就落在离他不到10米的地方，炮弹落地溅起的泥土石块冰雹样砸到他身上，当时的涂成就在炮弹的杀伤范围内。令人欣慰的是，那是发臭弹，他毫毛无损地活了下来。他遇到臭弹是万幸也是不幸，不然，历史上会多了位英烈，几十年后，他也不会被投进自己人的监狱了。冲入锦阳城中时，那场面，说是枪林弹雨那一点儿都不夸张。枪声密到透不过气来，子弹比雨点还要多。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冲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他能做的就是多扔手榴弹，扔完了再捡，战场上有数不清的尸体，数不清的手榴弹。
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涂成调任师参谋长，已经是副师级干部了。但他不善于走上层路线，和平时期又无仗可打，不显山不露水的，看不出本事。所以，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再也没有升迁机会。涂成因此心灰意冷，决定转业。另外就是终身大事，部队接触人少，总没有合适的。手续很快就办妥了，他到东萍市民政局任副局长。正在这时，梁家燕再次闯入他的生活。
他和家燕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却从未提及过感情方面的事。同战争时期不一样，这回是真正的谈恋爱了，梁家燕在东萍的部队医院工作，也还是单身，知道涂成来到了东萍，急忙跑来找他。
涂成被打了个猝不及防，要知道，梁家燕比他整整大了五岁！但涂成还是接受了这桩婚事，因为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再说，梁家燕是他的恩人，朝鲜战场，正是梁家燕用体温救活了他，还治好了他的伤腿。人得懂得报恩！“为了报恩也得娶了他！”涂成这样想。
两个人到照像馆拍了黑白结婚照，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婚礼仪式很简单，回到林原，在哥哥涂腾家里，把亲朋好友喊来吃了顿饭，就算举行了。回来之后，梁家燕便把铺盖卷儿搬过来了，和涂成的紧紧靠在一起。那个年代，再没有其他东西。唯一的家俱就是一张钢管床，和一个木制的小红柜。证已经领了，搬到一起了，婚就算是结了。
这当然不能算做爱情，若有，也是纯粹为了婚姻的爱情。新婚之夜，他们依然像是在朝鲜时那样，背靠着背睡了一夜。两个人都没觉得有任何别扭和不妥，像是在重温旧梦。在涂成眼里，家燕永远像个姐姐，在梁家燕看来，涂成永远像个孩子。
婚后的生活也是极其平淡，说来可笑，睡了很长时间，家燕还是一个处女。两个人还在背靠背睡！后来，在家燕的谆谆教诲下，涂成才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但之后的性生活绝对谈不上和谐，不论涂成怎么努力，梁家燕始终像具尸体，抑或是木头。这或许是因为她的工作性质，梁家燕在医院是妇科主任，用涂成的话来说就是，懂得太多了，一丝一毫的神秘感都没有。她做爱就像完成任务、例行公事，梁家燕的卫生也搞到了极致，比那种有洁癖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弄得涂成很不舒服。刚结婚两年，两人就分开住了，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
最最关键的是，期待之中的爱之结晶始终没有到来。本来做爱的次数就少，可能还是由于过去曾长期在战场上生活，曾度过艰苦卓绝的日子，一定影响到了梁家燕的生育能力。反正，她没能怀孕，吃了许多药，也不管用。
第二十三章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1958年，涂成到林原县担任副县长。林原县是东萍地区的大县，这里民风淳朴，四季分明，是个农业大县。林原水资源丰富，境内拥有三条大河的源头，其中一条便是东松河。东松河从草原出发，在一望无际的湿地中蜿蜒而行，到处留情，河水随地形起伏流淌。有时拐个急弯；有时结个扣带；有时集成个小淖泊；有时冲出条窄沟渠；有时像飘逸的哈达；有时像怪异的闪电。
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不同，林原的河水大都是由南向北流，境内自流井和泉眼随处可见，是真正的活水福源。东松河之源在湿地深处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坝拦截，形成一个马蹄形水库。犹如天马腾飞前，在草原上留下了深深印记。这里便是获龙湖的上游水库“莲花水库”。从水库开始，由南向北，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河，便是东松河。它是最早的支流，它清明安静，像一位纯洁的少女，在草原上潺潺走过，映衬着天上的白云。远远望去，形成白色的水体，像游龙、似玉带，盘旋在群山之下。形成了一个冠绝天下、独一无二的景观，被称为－东松神韵。
那一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但其最后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早在上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上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全国各地都纷纷行动起来，林原县也不例外。各部门、各地方都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涂成被抽调到炼钢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但他的积极性始终不高，县委书记虽然挂帅，却不管具体工作。上级统计数据时，林原县的完成率位于全区倒数第一，县委书记在行署挨了批，回来后火冒三丈，把涂成骂了个狗血淋头。涂成是部队出身，也练就了一通坏脾气，和书记当面就嚷了起来。当然，结果是他因为工作不力，被从指挥部里赶了出来。指挥部换了人，按照上级安排，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数据这才上去了。
涂成不服，向区政府写了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就是拔苗助长式的自我毁灭，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不能急于求成。另外，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会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从而使战线越拉越长。况且，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 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但这些建议又怎么会有人听？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没追究他的责任就不错了。
经过突击蛮干，提前完成了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估计大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同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其它领域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冒进倾向，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除了工业方面的大跃进，农业方面，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农村中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全国上下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
涂成开始反思，这样下去在地方也肯定没有出头之日。大丈夫能屈能伸，要适时而动，必须要顺应潮流，适应形势，不能把部队的工作方法带到地方来。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涂成被安排主管最不起眼的文教卫生，正赶上了这个机会。
他组织林原县的文人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他们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著名诗人、中国文联 郭沫若在《跨上火箭篇》诗中写道：“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几时飞上天？工农文章遍天下，作家何得再留连。”“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荷马但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千万。李冰蔡伦接联翩，建筑圣人赛鲁班。哥白尼同达尔文，牛顿居里肩并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艺界不甘落后，“卫星”满天飞的情景。涂成他们在林原县就是如此。
涂成邀请县委主要领导，参加全县文艺干部大会。当着县委书记的面，涂成发表了他对文艺“大跃进”的看法：“在这种工农业的大跃进形势下，科学、技术、教育、文艺这些部门，就显得有些落后。”“林原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涂成作完报告的当天下午，县委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0部，此时也增加为20部。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与此同时，上层也已经有了大动作。中国作协举行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向各地分会发出竞赛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了上海分会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林原县一炮打响，走在了全国文艺界的前面，县委书记和涂成因此受到表扬，区委和省委也特别重视，要在全区甚至全省范围内推广林原经验。
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国庆9周年后，文艺界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准备大放文艺“卫星”。为此，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艺术“卫星”领导小组。以后，艺术“卫星”领导小组不断举行各种会议，研究艺术“卫星”标准以及如何发射问题，并制定了创造艺术“卫星”的初步计划。根据标准，艺术“卫星”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各地公社、县、省的各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都积极发射大量艺术“卫星”，并层层选拔，最后产生全国艺术“卫星”，参加明年国庆前后举行的全国艺术展览月、全国电影展览月、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作为国庆十周年盛大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也召开大跃进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礼的问题。在京城，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７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上港市委书记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川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在随后的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问题，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3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著名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指出：“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郭沫若还身体力行，深入到农村采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民歌的搜集和创作的洪流之中，并豪情万丈地写了几十首“大跃进”的诗歌。其中一首《迎春序曲》诗这样写道：“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在上港，《解放日报》上也发表了《让诗传单飞遍全市》的文章，认为诗歌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文章批判说：“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模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作者还身体力行，在《街头文艺》上发表诗歌。其中有一首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诗中写道：“我们工人骨头硬，刺刀底下夺江山。拔白旗，插红旗，干劲要叫天地翻！钢水滚滚火光闪，定叫英美吓破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在郭沫若、周扬等人大力支持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从领袖到百姓，从诗人到大字不识的农民，都充满激情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
1958年，涂成到林原县担任副县长。林原县是东萍地区的大县，这里民风淳朴，四季分明，是个农业大县。林原水资源丰富，境内拥有三条大河的源头，其中一条便是东松河。东松河从草原出发，在一望无际的湿地中蜿蜒而行，到处留情，河水随地形起伏流淌。有时拐个急弯；有时结个扣带；有时集成个小淖泊；有时冲出条窄沟渠；有时像飘逸的哈达；有时像怪异的闪电。
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不同，林原的河水大都是由南向北流，境内自流井和泉眼随处可见，是真正的活水福源。东松河之源在湿地深处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坝拦截，形成一个马蹄形水库。犹如天马腾飞前，在草原上留下了深深印记。这里便是获龙湖的上游水库“莲花水库”。从水库开始，由南向北，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河，便是东松河。它是最早的支流，它清明安静，像一位纯洁的少女，在草原上潺潺走过，映衬着天上的白云。远远望去，形成白色的水体，像游龙、似玉带，盘旋在群山之下。形成了一个冠绝天下、独一无二的景观，被称为－东松神韵。
那一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但其最后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早在上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上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全国各地都纷纷行动起来，林原县也不例外。各部门、各地方都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涂成被抽调到炼钢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但他的积极性始终不高，县委书记虽然挂帅，却不管具体工作。上级统计数据时，林原县的完成率位于全区倒数第一，县委书记在行署挨了批，回来后火冒三丈，把涂成骂了个狗血淋头。涂成是部队出身，也练就了一通坏脾气，和书记当面就嚷了起来。当然，结果是他因为工作不力，被从指挥部里赶了出来。指挥部换了人，按照上级安排，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数据这才上去了。
涂成不服，向区政府写了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就是拔苗助长式的自我毁灭，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不能急于求成。另外，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会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从而使战线越拉越长。况且，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 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但这些建议又怎么会有人听？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没追究他的责任就不错了。
经过突击蛮干，提前完成了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估计大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同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其它领域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冒进倾向，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除了工业方面的大跃进，农业方面，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农村中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全国上下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
涂成开始反思，这样下去在地方也肯定没有出头之日。大丈夫能屈能伸，要适时而动，必须要顺应潮流，适应形势，不能把部队的工作方法带到地方来。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涂成被安排主管最不起眼的文教卫生，正赶上了这个机会。
他组织林原县的文人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他们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著名诗人、中国文联 郭沫若在《跨上火箭篇》诗中写道：“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几时飞上天？工农文章遍天下，作家何得再留连。”“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荷马但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千万。李冰蔡伦接联翩，建筑圣人赛鲁班。哥白尼同达尔文，牛顿居里肩并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艺界不甘落后，“卫星”满天飞的情景。涂成他们在林原县就是如此。
涂成邀请县委主要领导，参加全县文艺干部大会。当着县委书记的面，涂成发表了他对文艺“大跃进”的看法：“在这种工农业的大跃进形势下，科学、技术、教育、文艺这些部门，就显得有些落后。”“林原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
涂成作完报告的当天下午，县委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0部，此时也增加为20部。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与此同时，上层也已经有了大动作。中国作协举行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向各地分会发出竞赛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了上海分会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林原县一炮打响，走在了全国文艺界的前面，县委书记和涂成因此受到表扬，区委和省委也特别重视，要在全区甚至全省范围内推广林原经验。
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国庆9周年后，文艺界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准备大放文艺“卫星”。为此，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艺术“卫星”领导小组。以后，艺术“卫星”领导小组不断举行各种会议，研究艺术“卫星”标准以及如何发射问题，并制定了创造艺术“卫星”的初步计划。根据标准，艺术“卫星”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各地公社、县、省的各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都积极发射大量艺术“卫星”，并层层选拔，最后产生全国艺术“卫星”，参加明年国庆前后举行的全国艺术展览月、全国电影展览月、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作为国庆十周年盛大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也召开大跃进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礼的问题。在京城，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７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上港市委书记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川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在随后的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问题，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3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著名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指出：“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郭沫若还身体力行，深入到农村采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民歌的搜集和创作的洪流之中，并豪情万丈地写了几十首“大跃进”的诗歌。其中一首《迎春序曲》诗这样写道：“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在上港，《解放日报》上也发表了《让诗传单飞遍全市》的文章，认为诗歌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文章批判说：“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模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作者还身体力行，在《街头文艺》上发表诗歌。其中有一首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诗中写道：“我们工人骨头硬，刺刀底下夺江山。拔白旗，插红旗，干劲要叫天地翻！钢水滚滚火光闪，定叫英美吓破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在郭沫若、周扬等人大力支持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从领袖到百姓，从诗人到大字不识的农民，都充满激情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
第二十四章 三日入厨下 洗手作羹汤
林原县，在涂成的推动下，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县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有《红旗歌谣》、《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大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至于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更是不计其数，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
可是，这场以民歌创作为中心的群众性诗歌运动，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产物，同样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对当时的错误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艺术价值上看，绝大多数诗歌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口号，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在“新民歌运动”开展一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这是“大跃进”运动中农村真实的写照。“新壁画运动”是涂成在“大跃进”运动中创新的又一个亮点，他认为画画是群众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这场大规模的农村群众美术运动的中心。
在县委的推动下，涂成很快在林原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壁画创作活动。有些乡镇甚至提出了“壁画化”的奋斗目标，号召要普及和实现“壁画乡”、“壁画村”。
“满城题壁皆诗画”，以林原县为模版，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壁画创作活动。据涂成统计，在那时，林原县“即有上千个农村美术组，几千个美术骨干，完成壁画两万幅，宣传张贴画上万幅，达到村村有壁画，队队有壁画，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后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万人，完成壁画十万幅，宣传张贴画八万幅，达到一半的村社户户有壁画。……有一个乡镇的农民，在大跃进中，一夜就完成500多张张贴画，八郎乡农民三天中就完成两万幅壁画”。龙吟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12天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六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安平省的人民提出了豪迈的口号，要使自己的家乡变成壁画省，事实上许多县早已成了壁画县了，有的县一县即有五万多幅壁画；龙吟县有一万幅壁画，平均五户即有壁画一幅；其中一个县拥有壁画五万幅”。即使是西川的央则地区从拉则到土登，在1940平方公里的山沟中画了一百多幅壁画，其中在拉则至央金的长达720多华里的公路两旁，筑起了壁画墙，平均每里路就有一二幅，可谓是“世界第一大画廊”。
各地创作的壁画，多以表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主题，其中有许多新鲜别致的构思，但普遍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和定型化的形象。一幅成功的作品出现后，常常很快被复制数十乃至上百幅。喷吐火焰的土高炉，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大象的家畜，排山倒海的青年农民以及孙悟空、穆桂英、龙王爷、苏联火箭等等，是最常见的形象符号。拉则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
“大跃进”运动中的农村壁画，尽管在鼓舞广大群众的干劲、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普及艺术知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一哄而上的突击式的、强迫的行政命令式的美术创作与宣传活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在艺术质量上难以令人满意，所产生的只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都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年，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川都会议，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刘少奇在河豫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报道：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继续提高现有高等院校并由国家投资兴建新的院校外，同时打破办大学的神秘观点，地方和群众也开始大办高等学校。林吉省第一所县办大学——林原工业大学，只花了500元就办成了，这也是拜涂成所赐。由于业绩突出，他深得县委赏识，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安平省在一年就创办了55所高等学校。西川省两天涌现12所新的高等学校。河豫省高校猛增到42所。河热省正兴县北早村就成立了“农业科学院”和一所“农业大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农业大学下放到农村实习的一批学生、本地的农业技术员和农村的几个不识字的“土专家”，农业大学则抽调一些中学教员和农业技术干部当“教授”。我国高等学校数量猛增。
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豫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河豫日报》在社论《打破迷信办大学》中说：“今天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由群众自己办、自己教、自己学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萌芽”，是“一个创举”。林吉省林原县一个乡6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12所大学外，还提出了“人人学、个个抓、超过京大和清华”的口号。林原县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 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 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视察京城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以群众政治运动方式，突击办学，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运动学校”，而无多少实际教育效果。
涂成思想上的转变，梁家燕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从前的实干家变成了喜欢空谈，吹牛拍马、趋迎奉承的社会油子。从前在战场上奋勇拼杀、不怕牺牲的精兵强将，如今却成了畏首畏尾，偷奸耍巧的势利小人。
大跃进中，涂成片面强调高指标。在他身上，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林原各地纷纷提出非常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这和涂成的倡导，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充分体现了涂成思想上的转变。在农业上，涂成不断强调“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可实际上却全是造假和浮夸。
两个人都忙于工作，涂成当上了副书记之后，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连家也不回。梁家燕最着急的就是孩子的事儿，大哥家的女儿被二哥带到了荷兰，梁家是没什么指望了。涂家倒是有仨儿子，自己又不好去说，只能让涂成去试试。
两口子好不容易见了面，家燕急忙说：“孩子的事儿，孤儿院一直没有合适的，咱俩这岁数，实在是不能再等了。我都快愁死了！”“别急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涂成笑着说。家燕见他不当回事儿，拉下了脸说：“你就不能认真点儿？你不拉扯孩子，将来谁管你？”“这得碰合适的吧？”涂成说，“你当是抓小猪崽儿呢？”“我是没办法了，都问遍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家燕急得直跺脚。“我天天忙的，哪顾得上这个？”涂成说。“你大哥家不是仨儿子呢吗？不然的话你问问人家？”“这倒也是⋯”涂成一边想一边说。
涂腾头一回经历这种粮食短缺的年月。他做饭时掺了多一半菜，问连胜：“好吃不？”连胜答道：“好吃是好吃，可就是不爱吃。”一句话说得涂腾心里酸溜溜地，眼里含着泪。可不，这饭别说孩子们不爱吃，就是大人们也没胃口。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瘦了下来，特别是连捷，肋条一根根地都能数得过来，就显得肚子大。
快到麦收了，家里粮食一时接不上，林场的人们也快炸了窝。涂成事先打过招呼，如果粮食结济不上，可以上他那里去拿。今年开春，涂成还用自行车送来了麦子和棒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只说大哥家里人口多，费粮。涂腾想去县城买点面，不想再麻烦弟弟了，谁成想不知怎了，到现在也没发工资。无奈之间，也只能到弟弟家或要或借，倒个坑。到了涂成家，涂成恰好不在，在大门口遇见了登船家里的。登船家里的说：“大哥来了，我姐在我们家里玩纸牌呢，我给您喊一声。”“哎，谢谢啊。”梁家燕正在邻居家玩纸牌，一时也下不了场子，涂腾等得心焦气躁。可其实这也怪不得梁家燕，那玩纸牌的想退场，也不大容易。输了，想捞一把补补亏空，自己不想走；赢了想走，没门，打牌的不让你走，反正轻易下不了战场。梁家燕好久没回来，涂腾心里犯了疑惑：“是不是这两口子有意躲着我，要不然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她知道我来了呀。”又等了一会，还不见他们回来，心里敲上了鼓。“这是怎么说的，是你们叫我来的，不是我非要来。”“可是求着你们了，离了你们这个臭鸡蛋，我还不做蛋糕哩。”想到这里，一股怒火从心头一下子燃起来，起身返回了林场。在路上想起了父母亲，想起了其其格，想起了正饿着的孩子们，想起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涂腾刚到家就躺在了炕上，自己还在郁闷之中。不大一会儿，涂成两口子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涂成还用自行车驮着四五十斤白面，虽然不多，但架不住路远，又在大梁上驮着梁家燕，早已满头大汗，连内衣也湿透了。一进屋就冲着哥哥发火：“有这样的没有？我后脚进屋，你前脚就走了，你就不等我一会？有什么着急的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涂成对大哥向来尊敬，可经梁家燕一番填火，所以才有这么一通气呼呼的指责。涂腾本来就理亏，又见把弟弟累成这个样，气早已经消了，忙递过去毛巾给了涂成，并陪着笑脸说：“我等不见你嘛。”“是不是缺吃的了？”“嗯。”“我拿来点面，你们先吃着吧，过几天再驮点，你可真是气死我了。”“弟别跟我一样啊，别气出个好歹的。”你还别说，生多大的气价不住三句好话，这不哥哥脸上带着笑，弟弟的气也消了，哥俩合好如初了。过了些日子，涂成又送来了些玉米面，涂腾发了工资，在县城又买了点儿，这么搭配着吃，粮食问题暂时解决了。
林原县，在涂成的推动下，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县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有《红旗歌谣》、《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大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至于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更是不计其数，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
可是，这场以民歌创作为中心的群众性诗歌运动，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产物，同样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对当时的错误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艺术价值上看，绝大多数诗歌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口号，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在“新民歌运动”开展一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这是“大跃进”运动中农村真实的写照。“新壁画运动”是涂成在“大跃进”运动中创新的又一个亮点，他认为画画是群众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这场大规模的农村群众美术运动的中心。
在县委的推动下，涂成很快在林原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壁画创作活动。有些乡镇甚至提出了“壁画化”的奋斗目标，号召要普及和实现“壁画乡”、“壁画村”。
“满城题壁皆诗画”，以林原县为模版，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壁画创作活动。据涂成统计，在那时，林原县“即有上千个农村美术组，几千个美术骨干，完成壁画两万幅，宣传张贴画上万幅，达到村村有壁画，队队有壁画，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后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万人，完成壁画十万幅，宣传张贴画八万幅，达到一半的村社户户有壁画。……有一个乡镇的农民，在大跃进中，一夜就完成500多张张贴画，八郎乡农民三天中就完成两万幅壁画”。龙吟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12天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六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安平省的人民提出了豪迈的口号，要使自己的家乡变成壁画省，事实上许多县早已成了壁画县了，有的县一县即有五万多幅壁画；龙吟县有一万幅壁画，平均五户即有壁画一幅；其中一个县拥有壁画五万幅”。即使是西川的央则地区从拉则到土登，在1940平方公里的山沟中画了一百多幅壁画，其中在拉则至央金的长达720多华里的公路两旁，筑起了壁画墙，平均每里路就有一二幅，可谓是“世界第一大画廊”。
各地创作的壁画，多以表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主题，其中有许多新鲜别致的构思，但普遍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和定型化的形象。一幅成功的作品出现后，常常很快被复制数十乃至上百幅。喷吐火焰的土高炉，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大象的家畜，排山倒海的青年农民以及孙悟空、穆桂英、龙王爷、苏联火箭等等，是最常见的形象符号。拉则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
“大跃进”运动中的农村壁画，尽管在鼓舞广大群众的干劲、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普及艺术知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一哄而上的突击式的、强迫的行政命令式的美术创作与宣传活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在艺术质量上难以令人满意，所产生的只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都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年，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川都会议，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刘少奇在河豫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报道：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继续提高现有高等院校并由国家投资兴建新的院校外，同时打破办大学的神秘观点，地方和群众也开始大办高等学校。林吉省第一所县办大学——林原工业大学，只花了500元就办成了，这也是拜涂成所赐。由于业绩突出，他深得县委赏识，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安平省在一年就创办了55所高等学校。西川省两天涌现12所新的高等学校。河豫省高校猛增到42所。河热省正兴县北早村就成立了“农业科学院”和一所“农业大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农业大学下放到农村实习的一批学生、本地的农业技术员和农村的几个不识字的“土专家”，农业大学则抽调一些中学教员和农业技术干部当“教授”。我国高等学校数量猛增。
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豫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河豫日报》在社论《打破迷信办大学》中说：“今天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由群众自己办、自己教、自己学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萌芽”，是“一个创举”。林吉省林原县一个乡6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12所大学外，还提出了“人人学、个个抓、超过京大和清华”的口号。林原县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 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 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视察京城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以群众政治运动方式，突击办学，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运动学校”，而无多少实际教育效果。
涂成思想上的转变，梁家燕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从前的实干家变成了喜欢空谈，吹牛拍马、趋迎奉承的社会油子。从前在战场上奋勇拼杀、不怕牺牲的精兵强将，如今却成了畏首畏尾，偷奸耍巧的势利小人。
大跃进中，涂成片面强调高指标。在他身上，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林原各地纷纷提出非常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这和涂成的倡导，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充分体现了涂成思想上的转变。在农业上，涂成不断强调“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可实际上却全是造假和浮夸。
两个人都忙于工作，涂成当上了副书记之后，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连家也不回。梁家燕最着急的就是孩子的事儿，大哥家的女儿被二哥带到了荷兰，梁家是没什么指望了。涂家倒是有仨儿子，自己又不好去说，只能让涂成去试试。
两口子好不容易见了面，家燕急忙说：“孩子的事儿，孤儿院一直没有合适的，咱俩这岁数，实在是不能再等了。我都快愁死了！”“别急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涂成笑着说。家燕见他不当回事儿，拉下了脸说：“你就不能认真点儿？你不拉扯孩子，将来谁管你？”“这得碰合适的吧？”涂成说，“你当是抓小猪崽儿呢？”“我是没办法了，都问遍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家燕急得直跺脚。“我天天忙的，哪顾得上这个？”涂成说。“你大哥家不是仨儿子呢吗？不然的话你问问人家？”“这倒也是⋯”涂成一边想一边说。
涂腾头一回经历这种粮食短缺的年月。他做饭时掺了多一半菜，问连胜：“好吃不？”连胜答道：“好吃是好吃，可就是不爱吃。”一句话说得涂腾心里酸溜溜地，眼里含着泪。可不，这饭别说孩子们不爱吃，就是大人们也没胃口。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瘦了下来，特别是连捷，肋条一根根地都能数得过来，就显得肚子大。
快到麦收了，家里粮食一时接不上，林场的人们也快炸了窝。涂成事先打过招呼，如果粮食结济不上，可以上他那里去拿。今年开春，涂成还用自行车送来了麦子和棒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只说大哥家里人口多，费粮。涂腾想去县城买点面，不想再麻烦弟弟了，谁成想不知怎了，到现在也没发工资。无奈之间，也只能到弟弟家或要或借，倒个坑。到了涂成家，涂成恰好不在，在大门口遇见了登船家里的。登船家里的说：“大哥来了，我姐在我们家里玩纸牌呢，我给您喊一声。”“哎，谢谢啊。”梁家燕正在邻居家玩纸牌，一时也下不了场子，涂腾等得心焦气躁。可其实这也怪不得梁家燕，那玩纸牌的想退场，也不大容易。输了，想捞一把补补亏空，自己不想走；赢了想走，没门，打牌的不让你走，反正轻易下不了战场。梁家燕好久没回来，涂腾心里犯了疑惑：“是不是这两口子有意躲着我，要不然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她知道我来了呀。”又等了一会，还不见他们回来，心里敲上了鼓。“这是怎么说的，是你们叫我来的，不是我非要来。”“可是求着你们了，离了你们这个臭鸡蛋，我还不做蛋糕哩。”想到这里，一股怒火从心头一下子燃起来，起身返回了林场。在路上想起了父母亲，想起了其其格，想起了正饿着的孩子们，想起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涂腾刚到家就躺在了炕上，自己还在郁闷之中。不大一会儿，涂成两口子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涂成还用自行车驮着四五十斤白面，虽然不多，但架不住路远，又在大梁上驮着梁家燕，早已满头大汗，连内衣也湿透了。一进屋就冲着哥哥发火：“有这样的没有？我后脚进屋，你前脚就走了，你就不等我一会？有什么着急的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涂成对大哥向来尊敬，可经梁家燕一番填火，所以才有这么一通气呼呼的指责。涂腾本来就理亏，又见把弟弟累成这个样，气早已经消了，忙递过去毛巾给了涂成，并陪着笑脸说：“我等不见你嘛。”“是不是缺吃的了？”“嗯。”“我拿来点面，你们先吃着吧，过几天再驮点，你可真是气死我了。”“弟别跟我一样啊，别气出个好歹的。”你还别说，生多大的气价不住三句好话，这不哥哥脸上带着笑，弟弟的气也消了，哥俩合好如初了。过了些日子，涂成又送来了些玉米面，涂腾发了工资，在县城又买了点儿，这么搭配着吃，粮食问题暂时解决了。
第二十五章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那是一个令人无法独善其身的时代，天空中仿佛充满了哀怨的幽灵，大地一片凄凉，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道，所有空间都被阴霾笼罩。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惶恐不安，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生活得胆战心惊，因为他们正在一步步地沦为亡国奴。有些人，已经在白色恐怖中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他们没有信仰、没有追求，随波逐流、不知所从。更有甚者，有些人还贪生怕死，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充当汉奸、走狗，走上了背叛人民的道路。唯一庆幸的是，仍然有许多爱国志士，他们以新思想为指引，获得了崇高的信仰，站在历史的潮头。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了民族的重新崛起，为了革命的成功；不惜一切代价，抛头颅、洒热血，奋勇争先、顽强斗争，下定决心把强盗们赶出中国。
金珠的父亲邦达嘉措，正在这时，审时度势，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大潮中，他的信仰坚如磐石、坚定不移。他在紧要关头，离开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弃商从戎，参加了革命，由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杰出贡献和成就，以及在黄埔军校和西点军校的学习经历，他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升任31师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他率领部队英勇战斗，不幸壮烈牺牲。
在这场战役中，上演了邦达父子俩共同抗日的英雄故事。金陵沦陷前不久，中共驻金陵代表团就派毕雄辉到安平，组建中共皖中工委，动员和组织皖中各县人民抗战。1938年春，中共龙吟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开始在淮南铁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1938年初，中共中央从延兴将李万喜等派回龙埠，成立中央安平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沿岸李宗仁的部队，阻击日军北犯。邦达嘉错的儿子邦达，早年间在法国接触了共产国际，他因此而获得了红色信仰。回国后，他被延兴方面派到新四军总部，他亲率一部，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入龙埠、徐川、合平三点之间作战。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集团军，牵制由金陵渡江北上的日军。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国共合作的成功范例。
邦达嘉措与儿子邦达参加了不同的党派，他们信仰不同，却因为抗日，被卷入了同一场战争。共同的民族危机意识，使他们并肩战斗、同仇敌忾。日军在台儿庄北五里刘家湖村设有炮兵阵地，排列10门大炮，向台儿庄猛轰。邦达嘉措派31师8团3营营长高鸿立率领士兵，每人一把大刀，8颗手榴弹，杀入敌人炮兵阵地，砍得敌人无法招架，弃炮而逃。当时台儿庄战场上流传着：“活张飞大闹刘家湖”的佳话。
作为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抗战中的第一次胜利，在台儿庄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日军凭借火炮优势，攻入台儿庄内。守卫的31师师长邦达嘉措立即组织敢死队，准备夺回阵地。战士们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踊跃报名。邦达嘉措宣布：“每名敢死队员赏大洋30块。”报名的战士当即表示：“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敢死队趁夜色冲入敌阵，白刃战中，有的受了伤，又从血泊中爬起来，用大刀砍杀敌人；有的拉响身上的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阵地夺回来了，57名敢死队员却只剩下11人活着回来⋯
台儿庄之战，新四军的付出也很大，战斗最惨烈时，在邦达他们之前，一个营的战士全部牺牲了，而他所在的连145人，到战役结束时，包括连长在内，只剩下18人。
攻入县城，日本人要邦达嘉措投降，他坚决不肯，兵尽粮绝之时，援军未到，他命令砸毁电台，亲自上西北城墙，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该排全部阵亡，决定到西关车站继续组织防守，邦达嘉措腹部中弹，并再次负伤，用手枪饮弹殉国。当时县长知道后，从城墙跳下，陪同殉国。邦达嘉措师长殉国后，第31师的将士大多数在与日军的死拼中牺牲。邦达嘉措的壮举，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有所印证：“若无嘉措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先烈所成就也。”
邦达得知父亲去世，悲愤之余又十分自豪，他说：“我父亲是好样的，他因为抗日而弃商从戎，是我的榜样，我一定会继承他的遗志，把抗击日寇的战斗，进行到底！”
当日军增兵鲁南，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亲赴前线车辐山车站，并去台儿庄南站观战。李宗仁劝阻说：“委员长之安全系全国长期抗战之成败，万万不可在此久留。”蒋介石却说 ：邦达嘉措师长与31师全师壮烈殉城前，我痛惜未曾与之谋面，今池师长又将及生死关头，我既来此，不可却步。蒋终于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陪同下去台儿庄南车站会见了池峰城，这使池惊喜有加。蒋拉着池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池说 ：“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蒋对池嘉许、勉励一番，挥手告别。
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中国军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奋，命令一下，杀声震天。双方便展开了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日军头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此顽强进攻，很快便溃不成军。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反包围圈，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
激战4天，国军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是国民党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台儿庄战役的结局，是日军战役进攻中的一次败退。这对于日军侵华战争以来尚属首次。对日军来说，这不仅是在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败。“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载文称对台儿庄战役评价到：“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而李宗仁更是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之日寇强敌，更说明了只要众志成城、精诚团结、拼死抵抗、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抗战爆发以来，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大多抱悲观的看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出，有的国家甚至不敢相信。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队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所以，英国报刊发表了赞扬此战中国胜利的评论。显然，这次胜利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为争取外援增添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周恩来评价“台儿庄大捷”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芦元贵也出生在央金的一个显赫家族，与邦达家族是世交。芦元贵与金珠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发小，芦元贵从小特别就喜欢金珠，把她当成自己的媳妇。他俩同岁，元贵比金珠生日大，他们还曾吃过同一个奶妈的奶，感情深骛，就像是一对亲兄妹。
芦元贵的曾祖父曾做过“佐领”，伯父是中医，他父亲熟读古籍，精通英文，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在政府担任要职。芦元贵的母亲，也是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他们住在央金的察院胡同。家族氛围充满了书香气，这种书香气息，影响了他的一生。3岁时，父母就教他背古诗，6岁时，随姨母读《论语》，还学英文，吟诗作对，9岁上小学。仅仅一年后，天资聪颖的他，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央金二中。然而身处乱世，他和他的家族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中，
悲剧开始不断上演……
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随政府仓促南迁，去往双庆；他和母亲则留在沦陷区。金珠此时与他同病相怜，从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不得不尝尽国破家亡的艰辛，接受世事无常的心酸。芦元贵想要提亲，可是面对动荡的局势，只好暂时作罢。
那个年代，金珠在央金结识了桑吉，两个人志同道合、一见钟情。爱情的星星之火，瞬间发展成燎原之势。在那段时间里，卢元贵害了相思病；脑子里面全是金珠的影子，他见金珠参加了八路军，还谈上了恋爱，于是他寝食难安、满腹心事⋯但金珠这么多年，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哥哥，对他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即使这样，芦元贵也没有放弃，他仍像从前一样，整天往邦达家里跑，就为了照顾金珠母女。金珠的两位哥哥，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先后参加革命，家族的产业无人照看，逐渐衰落。
央金解放后，金珠与桑吉终于结束了爱情长跑，走到一起，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惜好景不长，革命中出生的孩子命运多舛，桑吉夫妇为了解放全中国，顾不上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在一次部队的紧急转移中，金珠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托付给了当地老乡......
桑吉英勇就义后，对金珠的打击太大了。这时，芦元贵对她帮助很大，经常去安慰她，而此时的他也早已娶妻生子，两个人再没有到一起的机会了。
那是一个令人无法独善其身的时代，天空中仿佛充满了哀怨的幽灵，大地一片凄凉，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道，所有空间都被阴霾笼罩。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惶恐不安，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生活得胆战心惊，因为他们正在一步步地沦为亡国奴。有些人，已经在白色恐怖中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他们没有信仰、没有追求，随波逐流、不知所从。更有甚者，有些人还贪生怕死，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充当汉奸、走狗，走上了背叛人民的道路。唯一庆幸的是，仍然有许多爱国志士，他们以新思想为指引，获得了崇高的信仰，站在历史的潮头。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了民族的重新崛起，为了革命的成功；不惜一切代价，抛头颅、洒热血，奋勇争先、顽强斗争，下定决心把强盗们赶出中国。
金珠的父亲邦达嘉措，正在这时，审时度势，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大潮中，他的信仰坚如磐石、坚定不移。他在紧要关头，离开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弃商从戎，参加了革命，由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杰出贡献和成就，以及在黄埔军校和西点军校的学习经历，他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升任31师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他率领部队英勇战斗，不幸壮烈牺牲。
在这场战役中，上演了邦达父子俩共同抗日的英雄故事。金陵沦陷前不久，中共驻金陵代表团就派毕雄辉到安平，组建中共皖中工委，动员和组织皖中各县人民抗战。1938年春，中共龙吟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开始在淮南铁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1938年初，中共中央从延兴将李万喜等派回龙埠，成立中央安平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沿岸李宗仁的部队，阻击日军北犯。邦达嘉错的儿子邦达，早年间在法国接触了共产国际，他因此而获得了红色信仰。回国后，他被延兴方面派到新四军总部，他亲率一部，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入龙埠、徐川、合平三点之间作战。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集团军，牵制由金陵渡江北上的日军。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国共合作的成功范例。
邦达嘉措与儿子邦达参加了不同的党派，他们信仰不同，却因为抗日，被卷入了同一场战争。共同的民族危机意识，使他们并肩战斗、同仇敌忾。日军在台儿庄北五里刘家湖村设有炮兵阵地，排列10门大炮，向台儿庄猛轰。邦达嘉措派31师8团3营营长高鸿立率领士兵，每人一把大刀，8颗手榴弹，杀入敌人炮兵阵地，砍得敌人无法招架，弃炮而逃。当时台儿庄战场上流传着：“活张飞大闹刘家湖”的佳话。
作为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抗战中的第一次胜利，在台儿庄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日军凭借火炮优势，攻入台儿庄内。守卫的31师师长邦达嘉措立即组织敢死队，准备夺回阵地。战士们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踊跃报名。邦达嘉措宣布：“每名敢死队员赏大洋30块。”报名的战士当即表示：“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敢死队趁夜色冲入敌阵，白刃战中，有的受了伤，又从血泊中爬起来，用大刀砍杀敌人；有的拉响身上的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阵地夺回来了，57名敢死队员却只剩下11人活着回来⋯
台儿庄之战，新四军的付出也很大，战斗最惨烈时，在邦达他们之前，一个营的战士全部牺牲了，而他所在的连145人，到战役结束时，包括连长在内，只剩下18人。
攻入县城，日本人要邦达嘉措投降，他坚决不肯，兵尽粮绝之时，援军未到，他命令砸毁电台，亲自上西北城墙，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该排全部阵亡，决定到西关车站继续组织防守，邦达嘉措腹部中弹，并再次负伤，用手枪饮弹殉国。当时县长知道后，从城墙跳下，陪同殉国。邦达嘉措师长殉国后，第31师的将士大多数在与日军的死拼中牺牲。邦达嘉措的壮举，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有所印证：“若无嘉措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先烈所成就也。”
邦达得知父亲去世，悲愤之余又十分自豪，他说：“我父亲是好样的，他因为抗日而弃商从戎，是我的榜样，我一定会继承他的遗志，把抗击日寇的战斗，进行到底！”
当日军增兵鲁南，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亲赴前线车辐山车站，并去台儿庄南站观战。李宗仁劝阻说：“委员长之安全系全国长期抗战之成败，万万不可在此久留。”蒋介石却说 ：邦达嘉措师长与31师全师壮烈殉城前，我痛惜未曾与之谋面，今池师长又将及生死关头，我既来此，不可却步。蒋终于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陪同下去台儿庄南车站会见了池峰城，这使池惊喜有加。蒋拉着池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池说 ：“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蒋对池嘉许、勉励一番，挥手告别。
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中国军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奋，命令一下，杀声震天。双方便展开了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日军头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此顽强进攻，很快便溃不成军。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反包围圈，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
激战4天，国军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是国民党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台儿庄战役的结局，是日军战役进攻中的一次败退。这对于日军侵华战争以来尚属首次。对日军来说，这不仅是在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败。“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载文称对台儿庄战役评价到：“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而李宗仁更是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之日寇强敌，更说明了只要众志成城、精诚团结、拼死抵抗、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抗战爆发以来，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大多抱悲观的看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出，有的国家甚至不敢相信。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队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所以，英国报刊发表了赞扬此战中国胜利的评论。显然，这次胜利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为争取外援增添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周恩来评价“台儿庄大捷”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芦元贵也出生在央金的一个显赫家族，与邦达家族是世交。芦元贵与金珠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发小，芦元贵从小特别就喜欢金珠，把她当成自己的媳妇。他俩同岁，元贵比金珠生日大，他们还曾吃过同一个奶妈的奶，感情深骛，就像是一对亲兄妹。
芦元贵的曾祖父曾做过“佐领”，伯父是中医，他父亲熟读古籍，精通英文，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在政府担任要职。芦元贵的母亲，也是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他们住在央金的察院胡同。家族氛围充满了书香气，这种书香气息，影响了他的一生。3岁时，父母就教他背古诗，6岁时，随姨母读《论语》，还学英文，吟诗作对，9岁上小学。仅仅一年后，天资聪颖的他，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央金二中。然而身处乱世，他和他的家族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中，
悲剧开始不断上演……
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随政府仓促南迁，去往双庆；他和母亲则留在沦陷区。金珠此时与他同病相怜，从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不得不尝尽国破家亡的艰辛，接受世事无常的心酸。芦元贵想要提亲，可是面对动荡的局势，只好暂时作罢。
那个年代，金珠在央金结识了桑吉，两个人志同道合、一见钟情。爱情的星星之火，瞬间发展成燎原之势。在那段时间里，卢元贵害了相思病；脑子里面全是金珠的影子，他见金珠参加了八路军，还谈上了恋爱，于是他寝食难安、满腹心事⋯但金珠这么多年，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哥哥，对他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即使这样，芦元贵也没有放弃，他仍像从前一样，整天往邦达家里跑，就为了照顾金珠母女。金珠的两位哥哥，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先后参加革命，家族的产业无人照看，逐渐衰落。
央金解放后，金珠与桑吉终于结束了爱情长跑，走到一起，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惜好景不长，革命中出生的孩子命运多舛，桑吉夫妇为了解放全中国，顾不上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在一次部队的紧急转移中，金珠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托付给了当地老乡......
桑吉英勇就义后，对金珠的打击太大了。这时，芦元贵对她帮助很大，经常去安慰她，而此时的他也早已娶妻生子，两个人再没有到一起的机会了。
第二十五章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邦达父子的抗日，被国人一时传为佳话。邦达嘉措和邦达都出生于央金，父子两是最早参加革命的爱国人士，他们利用在国际上的商业链条，为组织提供后勤保障和活动连络。后来，他们获得了不同的信仰，邦达嘉措加入了国民党，邦达则辗转到了延兴，由于业绩突出，颇受领导层赏识。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一生却过着俭朴的生活，没有任何恶习。他是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英、法、苏、美工作或考察过的干部，精通英语、俄语，邦达的卓越才华和见识，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五四运动爆发时，邦达在武昌读书，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西川央金后，邦达联络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戏剧的形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他们举行了多次公演，演出效果非常不错，场场爆满。
他创建了“光央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光央》和《金江报》。他多次领导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各种工会。后被推选为学联 ，出席了在上港召开的首届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邦达到上港大学学习，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后来，邦达担任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港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
之后，他担任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邦达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港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
到东北工作之后，多次成功组织了工人大罢工。后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邦达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还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后来，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直到 “九一八”事变后，他才被营救出狱。
出狱后，他带着光荣的使命，远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与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
1936年起，他又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几个报刊。两年后，邦达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文章。建国前夕，40岁的邦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他奉命再次去东北工作，并逐渐成为东北局党政军重要领导人。
邦达的工作能力很强，这是公认的。 曾说过，邦达干起工作来从来都是拼命三郎。他把东北地区建设成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可靠后方，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与赞赏，被称为汉族人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元帅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多亏两个麻子，一个是邦麻子，一个是洪麻子（指洪学智）。这邦麻子就是邦达。
1952年底，中央调邦达到中央工作，共有五位同志，当时被称为“五马进京”。邦达到京后，曾被委以重任。他在党内的确是个传奇人物。这个身高力壮、性情豪爽的藏族大汉生前叱咤风云，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岁月里，更是勇猛强悍、雷厉风行。1935年，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与西北红军主力会师，正当两军会师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突进。
张学良的东北军被推上“剿共”前线后，尚未与红军真正交手，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部队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军团确定了佯攻、打援的作战方针。当一一○师匆忙赶来时，恰好落入我军伏击圈。此时，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军虽拼死顽抗，但激战六个小时，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被俘获3700多人，师长和参谋长皆被击毙。在这场大胜仗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邦达并没有留在指挥部，而是来到了阵地前沿。当我军发起最后冲击时，邦达甩掉了上衣，挥舞着手枪，赤臂与战士们一道向敌人冲去。
出生于央则地区的邦达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侠，性情外向、敢说敢干，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志都曾评价他粗中有细，一方面是勇敢，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人本来就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确实，生活中，邦达给人的印象是说话粗俗，办事鲁莽，但他并非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在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邦达的文化程度并不低，他又平易近人、极善言谈，很有煽动力。邦达的强悍作风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邦达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邦达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邦达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全被惊呆了，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邦达当年31岁，身高体壮，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之中出手狠辣，颇符合他莽直的性格。
但是，他的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担当党政大员。邦达出身嘉绒贵族世家，又常年经商，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异端，是革命和斗争的对象。邦达起初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尽可能保持低调。战争年代，邦达与普通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换洗，从不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战士一样的伙食，从不搞特殊。他在当时也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来。邦达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平时喜欢读书，很少与人交往，无论是见到上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
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他个人的野心和权力欲，他暗中与人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争权夺势的活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利用组织内部的某些分歧，添油加醋、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乘机实施暗箱操作，试图攻击、整垮阻碍他仕途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内部矛盾的激化。最终结果，就是置道义与法律于不顾，放任自己的行为，引起过错的发生。
被解除职务后，邦达一度陷入消沉，对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清醒认识。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仿佛从悬崖跌至谷底。在痛苦和慌乱中，他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想到了用手枪自杀，由于发现及时，被秘书舍命抢下。但是，他那时心意已决，已经无法回头。半年之后的一个晚上，邦达特别兴奋，与妻子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妻子与邦达说完话后，便与小女儿一道，在房间里睡下了。凌晨3时，邦达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见邦达仍未起床，妻子便让小女儿喊他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妻子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京城医院的医生们来到现场，立即在邦达的床上开始抢救。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医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宣布他已经死亡。结果查明，邦达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导致死亡。至此，邦达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面部鼓胀的血管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无血的苍白…
因为邦达的事儿，格来和金珠也受到了牵连，他们都被免职、调查，受到种种非人的迫害。格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仅有的产业也被没收充公，成为了压垮邦达家族这匹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珠那时尚能维持生活，格来最苦，他和妻子出狱后被下放农村，住的是牛棚，吃的是糟糠。那时候过年都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酸酸臭臭的渣滓，这东西有些人宁愿饿死都不吃，可他们为了活着，却硬是咬着牙吃了下去。但是，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格来丧失革命意志，他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在京城林场时，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顺利实施，他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之后，他又被调到教育部门，但依然是老样子。像他这样的人，真的是干什么都一样。正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才能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但他的妻子和儿女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妻子虽然是一位教师，仍未逃脱劫难，也在监狱中度过了很多年。儿子单增和女儿白玛，靠自己拣破烂，邻居朋友帮忙，才勉强活了下来。只有二子朗噶跟随姑姑金珠，生活尚能维持。
金珠也被隔离、批判，还让她老实交代与哥哥的阴谋诡计。让她写如何背叛革命，让她写悔过书。幸运的是，她得到了芦元贵的帮助。
在时代的巨变中，藏边人民也都经历了一生中最苦的几年。严刚追求的芦春笋，正是芦元贵的女儿，那时候她也从央金下放到拉则的次仁乡，恰好在严刚的临村，成为一名下乡知青。在一次锅庄舞会中，她识了身材高大，英俊挺拔的严刚。两个人双双坠入爱河，发展成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
而当时桑杰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受到严刚的感染，他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恋人。当然，锅庄舞会自然是最好的场所。桑杰那阵子每逢舞会必去，希望能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孩儿；但是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很快就失去了信心。
严刚给他打气：“有个成语叫‘好事多磨’，就是说这感情方面要看缘分的，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桑杰仍然显得信心不足：“我没文化，没财富，只有一身蛮力，哪个姑娘会爱上我呀？⋯”桑杰开始顾意回避锅庄舞会，又去忙着放牧打猎。严刚苦劝不听，这段时间，只好和芦春笋一起去。
其实，这桩婚事金珠和卢元贵都不太同意，他俩都想让芦春笋和桑杰结合。这也难怪，桑杰是金珠的干儿子，而卢元贵也是旧情难忘，想把未实现的梦想转嫁到年轻人身上。
邦达父子的抗日，被国人一时传为佳话。邦达嘉措和邦达都出生于央金，父子两是最早参加革命的爱国人士，他们利用在国际上的商业链条，为组织提供后勤保障和活动连络。后来，他们获得了不同的信仰，邦达嘉措加入了国民党，邦达则辗转到了延兴，由于业绩突出，颇受领导层赏识。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一生却过着俭朴的生活，没有任何恶习。他是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英、法、苏、美工作或考察过的干部，精通英语、俄语，邦达的卓越才华和见识，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五四运动爆发时，邦达在武昌读书，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西川央金后，邦达联络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戏剧的形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他们举行了多次公演，演出效果非常不错，场场爆满。
他创建了“光央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光央》和《金江报》。他多次领导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各种工会。后被推选为学联 ，出席了在上港召开的首届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邦达到上港大学学习，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后来，邦达担任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港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
之后，他担任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邦达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港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
到东北工作之后，多次成功组织了工人大罢工。后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邦达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还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后来，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直到 “九一八”事变后，他才被营救出狱。
出狱后，他带着光荣的使命，远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与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
1936年起，他又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几个报刊。两年后，邦达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文章。建国前夕，40岁的邦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他奉命再次去东北工作，并逐渐成为东北局党政军重要领导人。
邦达的工作能力很强，这是公认的。 曾说过，邦达干起工作来从来都是拼命三郎。他把东北地区建设成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可靠后方，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与赞赏，被称为汉族人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元帅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多亏两个麻子，一个是邦麻子，一个是洪麻子（指洪学智）。这邦麻子就是邦达。
1952年底，中央调邦达到中央工作，共有五位同志，当时被称为“五马进京”。邦达到京后，曾被委以重任。他在党内的确是个传奇人物。这个身高力壮、性情豪爽的藏族大汉生前叱咤风云，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岁月里，更是勇猛强悍、雷厉风行。1935年，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与西北红军主力会师，正当两军会师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突进。
张学良的东北军被推上“剿共”前线后，尚未与红军真正交手，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部队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军团确定了佯攻、打援的作战方针。当一一○师匆忙赶来时，恰好落入我军伏击圈。此时，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军虽拼死顽抗，但激战六个小时，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被俘获3700多人，师长和参谋长皆被击毙。在这场大胜仗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邦达并没有留在指挥部，而是来到了阵地前沿。当我军发起最后冲击时，邦达甩掉了上衣，挥舞着手枪，赤臂与战士们一道向敌人冲去。
出生于央则地区的邦达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侠，性情外向、敢说敢干，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志都曾评价他粗中有细，一方面是勇敢，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人本来就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确实，生活中，邦达给人的印象是说话粗俗，办事鲁莽，但他并非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在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邦达的文化程度并不低，他又平易近人、极善言谈，很有煽动力。邦达的强悍作风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邦达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邦达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邦达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全被惊呆了，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邦达当年31岁，身高体壮，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之中出手狠辣，颇符合他莽直的性格。
但是，他的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担当党政大员。邦达出身嘉绒贵族世家，又常年经商，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异端，是革命和斗争的对象。邦达起初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尽可能保持低调。战争年代，邦达与普通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换洗，从不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战士一样的伙食，从不搞特殊。他在当时也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来。邦达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平时喜欢读书，很少与人交往，无论是见到上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
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他个人的野心和权力欲，他暗中与人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争权夺势的活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利用组织内部的某些分歧，添油加醋、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乘机实施暗箱操作，试图攻击、整垮阻碍他仕途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内部矛盾的激化。最终结果，就是置道义与法律于不顾，放任自己的行为，引起过错的发生。
被解除职务后，邦达一度陷入消沉，对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清醒认识。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仿佛从悬崖跌至谷底。在痛苦和慌乱中，他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想到了用手枪自杀，由于发现及时，被秘书舍命抢下。但是，他那时心意已决，已经无法回头。半年之后的一个晚上，邦达特别兴奋，与妻子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妻子与邦达说完话后，便与小女儿一道，在房间里睡下了。凌晨3时，邦达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见邦达仍未起床，妻子便让小女儿喊他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妻子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京城医院的医生们来到现场，立即在邦达的床上开始抢救。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医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宣布他已经死亡。结果查明，邦达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导致死亡。至此，邦达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面部鼓胀的血管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无血的苍白…
因为邦达的事儿，格来和金珠也受到了牵连，他们都被免职、调查，受到种种非人的迫害。格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仅有的产业也被没收充公，成为了压垮邦达家族这匹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珠那时尚能维持生活，格来最苦，他和妻子出狱后被下放农村，住的是牛棚，吃的是糟糠。那时候过年都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酸酸臭臭的渣滓，这东西有些人宁愿饿死都不吃，可他们为了活着，却硬是咬着牙吃了下去。但是，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格来丧失革命意志，他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在京城林场时，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顺利实施，他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之后，他又被调到教育部门，但依然是老样子。像他这样的人，真的是干什么都一样。正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才能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但他的妻子和儿女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妻子虽然是一位教师，仍未逃脱劫难，也在监狱中度过了很多年。儿子单增和女儿白玛，靠自己拣破烂，邻居朋友帮忙，才勉强活了下来。只有二子朗噶跟随姑姑金珠，生活尚能维持。
金珠也被隔离、批判，还让她老实交代与哥哥的阴谋诡计。让她写如何背叛革命，让她写悔过书。幸运的是，她得到了芦元贵的帮助。
在时代的巨变中，藏边人民也都经历了一生中最苦的几年。严刚追求的芦春笋，正是芦元贵的女儿，那时候她也从央金下放到拉则的次仁乡，恰好在严刚的临村，成为一名下乡知青。在一次锅庄舞会中，她识了身材高大，英俊挺拔的严刚。两个人双双坠入爱河，发展成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
而当时桑杰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受到严刚的感染，他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恋人。当然，锅庄舞会自然是最好的场所。桑杰那阵子每逢舞会必去，希望能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孩儿；但是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很快就失去了信心。
严刚给他打气：“有个成语叫‘好事多磨’，就是说这感情方面要看缘分的，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桑杰仍然显得信心不足：“我没文化，没财富，只有一身蛮力，哪个姑娘会爱上我呀？⋯”桑杰开始顾意回避锅庄舞会，又去忙着放牧打猎。严刚苦劝不听，这段时间，只好和芦春笋一起去。
其实，这桩婚事金珠和卢元贵都不太同意，他俩都想让芦春笋和桑杰结合。这也难怪，桑杰是金珠的干儿子，而卢元贵也是旧情难忘，想把未实现的梦想转嫁到年轻人身上。
第二十七章 鹿门何必去 此地可躬耕
1958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启动成功！
1958年秋，一位领导找到宇学先，说：“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你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宇学先当然懂得这句话的意义，他没作太多考虑，当即表示同意。
回家后，妻子问起来时，他说：“我要调动工作，是一项秘密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宇学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部队深院和大漠戈壁。
当宇学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兴奋难眠，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回国之前，他曾经接受过这样一场审讯。他当时是一位美军上校，被怀疑有政治倾向。检察官问：“你效忠政治吗？”“不。”“那你效忠谁？”“我效忠中国人民。”这位受审的美军上校军官，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航天之父”的宇学先。
当时的宇学先，哪怕做做样子，在法庭上顺从他们，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抵触情绪，就不会遭受被软禁5年的无妄之灾。
那时候的他，其实真并没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只不过是想念自己的祖国罢了。检察官的指控冤枉了他。但是，宇学先的心中有一个底线是不可触碰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绝对不会与自己的人民为敌。大洋彼岸的中国，政权更替，家国风雨，他依然怀念养育自己的土地，效忠自己的人民。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就这样，宇学先为自己的原则付出了代价。美国人软禁了他整整五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曾经在一个月之内，体重减轻30斤！如果不是周总理全力营救，这位天才科学家能否重获自由，还真是未知数。
曾有“一个宇学先抵得上五个美军机械师”的说法，但事后看来，这个说法仍然低估了他的能力。只有美国政府，才真正明白他的重要性：“何只五个师？”他们不惜撕下“尊重人权”的面纱，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软禁迫害他。
宇学先出生于安平龙吟县的祖屋，父亲当时是大学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宇学先排行老三，出生8个月后，他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京城。在京城崇德中学，他与杨振宁是同学好友。宇氏家族在江南属于名门望族，文风昌盛，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在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宇学先，自幼耳濡目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都十分精通。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宇学先忠厚老实，绰号叫“宇老憨”。下课后，他俩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宇家谦恭自守、兴教爱国的一贯教诲。大学毕业后，宇学先考取了奖学金，赴美留学。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奖学金不够，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时间，他和同学合住在一位老太太的阁楼里，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来后，宇学先看了看，对同学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同学就把自己那份给了学先。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学业极为优秀，引起了大名鼎鼎的冯•卡门教授的注意。冯•卡门教授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技奇才”，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他亲自写信，邀请宇学先到加州理工学院来，成为自己的学生，宇学先接受了教授的邀请。
教授倾心传授毕生所学，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努力，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教授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为聪明，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教授曾经访问中国，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深表同情。珍珠港战役后，美国迫切需要科学人士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为美国研发核武器。作为一个中国人，宇学先被获准参加机密工作，随意出入美国五角大楼。这一特权，持续了整整八年。外籍人员参与机密工作，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殊荣。众所周知，美国人在这方面从来都很保守，之所以为宇学先开了绿灯，原因只有一个：他实在太优秀了。
35岁时，他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许多学术大牛白发苍苍时才能取得的身份，宇学先在三十多岁就拥有了。事业上非常成功，宇学先的爱情，也同样完美。47年，宇家因战乱躲到了央则地区。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他在央金的美人沟遇到了自己的夫人赵英，她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赵宇两家是同乡，又是至交。因此宇家才会到央金避难，宇家当时无女，便将自己聪明伶俐的三女儿赵英过继给了宇家。所以名义上，赵英是宇学先的小妹。宇学先出国留学的时候，赵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当时即使相见，也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而此次相逢，赵英却已经出落成了眉目如画的绝代佳人。令三十多岁的宇学先不禁怦然心动。可是赵英一开始却没有看出他的心思，还热心地帮自己这位干哥哥介绍名门闺秀。然而，在各种场合，宇学先灼热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赵英。有一天，宇学先送赵英回家。赵英喜欢唱歌，她挑出一张喜欢的唱片放给宇学先听，没想到学先却说：“不好⋯不好⋯不用了⋯”，两人陷入一阵沉默。然而，学先岂是那种畏首畏尾的男人？突然之间，他便开口说道：“你跟我去美国好吗？”赵英被他的直白搞得措手不及：“不行，我有男朋友了。”学先说：“我也有女朋友，但从这会儿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那天正是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学先的才华和智慧打动了赵英，二人不久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起返回美国。
在美国，宇学先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赵英则成为他的贤内助，照料他的生活。还在闲暇时间研究声乐，两人琴瑟和鸣，感情深笃。
建国后，许多科学家思念祖国，纷纷踏上归国路途；宇学先夫妇也不例外。就在他们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政府扣留。美国人绝不允许这个掌握了核心机密的科学家回到中国。一位海军次长宣称：“宇学先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从此，宇学先和他的家人始终处于无时不刻的监视之中，过得屈辱而又艰辛。他的学术也受到了极大干扰，所有重要的研究都禁止他参加。
曾经在二战时期为美国和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竟然沦为了政府的囚徒。其实，只要他顺从了对方的意愿，就可以摆脱困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位绝顶聪明的天才科学家，却坚决不肯让步，固执得有些傻气。哪怕只是口头上的应承，他都不愿意。无论检察官如何咄咄逼人，他始终坚持着那句话：“我效忠中国人民。”在特殊年代，为了赢得权位和财富，人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宇学先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信念，并为他的信念付出了代价。
漫长的软禁和监视，仿佛看不到尽头。但他咬紧牙关，从未松口。他为了祖国饱受折磨，祖国也并没有忘记他。总理一直关注着他的处境，最终以释放11名朝鲜战争中被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为代价，使他们同意放宇学先一家回到中国。
五年归国路，终于达成夙愿。他们临行前，美国人还是不放心，在过海关的时，突然扣留了他的书本和笔记，防止他将核心技术带往中国。
回国之后，宇学先如鱼饮水，受到了毛 的亲自接见，并被委以重任。
在他的建议下，中国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新篇章。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全身心地扑在了祖国的国防事业建设上，经常一连几个月都不见踪影。赵英由于长时间不知丈夫的去向，亲自前往国防部“索夫”：“宇学先去哪儿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宇学先教同事们“骗”老婆：“要是她在单位附近看见你们，就告诉她你们是来这边办事儿的！”他住的宿舍楼，四周都是铁丝网，看门的大爷每晚10点就锁门睡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铁丝网拽出很宽的一条空隙，帮助宇学先钻过去，再把他的自行车举起来递送过去。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国的国防事业蒸蒸日上。
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汇集到京城，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这项秘密的工作中来。从此，宇学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任务之中。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了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宇学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宇学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宇学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石泉，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宇学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在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宇学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他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他为原子弹理论设计做出的最大贡献。
谁都想不到，这个央金女婿，竟然能在中华大地上，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1958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启动成功！
1958年秋，一位领导找到宇学先，说：“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你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宇学先当然懂得这句话的意义，他没作太多考虑，当即表示同意。
回家后，妻子问起来时，他说：“我要调动工作，是一项秘密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宇学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部队深院和大漠戈壁。
当宇学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兴奋难眠，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回国之前，他曾经接受过这样一场审讯。他当时是一位美军上校，被怀疑有政治倾向。检察官问：“你效忠政治吗？”“不。”“那你效忠谁？”“我效忠中国人民。”这位受审的美军上校军官，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航天之父”的宇学先。
当时的宇学先，哪怕做做样子，在法庭上顺从他们，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抵触情绪，就不会遭受被软禁5年的无妄之灾。
那时候的他，其实真并没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只不过是想念自己的祖国罢了。检察官的指控冤枉了他。但是，宇学先的心中有一个底线是不可触碰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绝对不会与自己的人民为敌。大洋彼岸的中国，政权更替，家国风雨，他依然怀念养育自己的土地，效忠自己的人民。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就这样，宇学先为自己的原则付出了代价。美国人软禁了他整整五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曾经在一个月之内，体重减轻30斤！如果不是周总理全力营救，这位天才科学家能否重获自由，还真是未知数。
曾有“一个宇学先抵得上五个美军机械师”的说法，但事后看来，这个说法仍然低估了他的能力。只有美国政府，才真正明白他的重要性：“何只五个师？”他们不惜撕下“尊重人权”的面纱，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软禁迫害他。
宇学先出生于安平龙吟县的祖屋，父亲当时是大学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宇学先排行老三，出生8个月后，他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京城。在京城崇德中学，他与杨振宁是同学好友。宇氏家族在江南属于名门望族，文风昌盛，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在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宇学先，自幼耳濡目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都十分精通。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宇学先忠厚老实，绰号叫“宇老憨”。下课后，他俩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宇家谦恭自守、兴教爱国的一贯教诲。大学毕业后，宇学先考取了奖学金，赴美留学。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奖学金不够，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时间，他和同学合住在一位老太太的阁楼里，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来后，宇学先看了看，对同学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同学就把自己那份给了学先。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学业极为优秀，引起了大名鼎鼎的冯•卡门教授的注意。冯•卡门教授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技奇才”，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他亲自写信，邀请宇学先到加州理工学院来，成为自己的学生，宇学先接受了教授的邀请。
教授倾心传授毕生所学，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努力，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教授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为聪明，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教授曾经访问中国，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深表同情。珍珠港战役后，美国迫切需要科学人士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为美国研发核武器。作为一个中国人，宇学先被获准参加机密工作，随意出入美国五角大楼。这一特权，持续了整整八年。外籍人员参与机密工作，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殊荣。众所周知，美国人在这方面从来都很保守，之所以为宇学先开了绿灯，原因只有一个：他实在太优秀了。
35岁时，他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许多学术大牛白发苍苍时才能取得的身份，宇学先在三十多岁就拥有了。事业上非常成功，宇学先的爱情，也同样完美。47年，宇家因战乱躲到了央则地区。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他在央金的美人沟遇到了自己的夫人赵英，她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赵宇两家是同乡，又是至交。因此宇家才会到央金避难，宇家当时无女，便将自己聪明伶俐的三女儿赵英过继给了宇家。所以名义上，赵英是宇学先的小妹。宇学先出国留学的时候，赵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当时即使相见，也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而此次相逢，赵英却已经出落成了眉目如画的绝代佳人。令三十多岁的宇学先不禁怦然心动。可是赵英一开始却没有看出他的心思，还热心地帮自己这位干哥哥介绍名门闺秀。然而，在各种场合，宇学先灼热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赵英。有一天，宇学先送赵英回家。赵英喜欢唱歌，她挑出一张喜欢的唱片放给宇学先听，没想到学先却说：“不好⋯不好⋯不用了⋯”，两人陷入一阵沉默。然而，学先岂是那种畏首畏尾的男人？突然之间，他便开口说道：“你跟我去美国好吗？”赵英被他的直白搞得措手不及：“不行，我有男朋友了。”学先说：“我也有女朋友，但从这会儿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那天正是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学先的才华和智慧打动了赵英，二人不久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起返回美国。
在美国，宇学先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赵英则成为他的贤内助，照料他的生活。还在闲暇时间研究声乐，两人琴瑟和鸣，感情深笃。
建国后，许多科学家思念祖国，纷纷踏上归国路途；宇学先夫妇也不例外。就在他们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政府扣留。美国人绝不允许这个掌握了核心机密的科学家回到中国。一位海军次长宣称：“宇学先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从此，宇学先和他的家人始终处于无时不刻的监视之中，过得屈辱而又艰辛。他的学术也受到了极大干扰，所有重要的研究都禁止他参加。
曾经在二战时期为美国和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竟然沦为了政府的囚徒。其实，只要他顺从了对方的意愿，就可以摆脱困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位绝顶聪明的天才科学家，却坚决不肯让步，固执得有些傻气。哪怕只是口头上的应承，他都不愿意。无论检察官如何咄咄逼人，他始终坚持着那句话：“我效忠中国人民。”在特殊年代，为了赢得权位和财富，人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宇学先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信念，并为他的信念付出了代价。
漫长的软禁和监视，仿佛看不到尽头。但他咬紧牙关，从未松口。他为了祖国饱受折磨，祖国也并没有忘记他。总理一直关注着他的处境，最终以释放11名朝鲜战争中被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为代价，使他们同意放宇学先一家回到中国。
五年归国路，终于达成夙愿。他们临行前，美国人还是不放心，在过海关的时，突然扣留了他的书本和笔记，防止他将核心技术带往中国。
回国之后，宇学先如鱼饮水，受到了毛 的亲自接见，并被委以重任。
在他的建议下，中国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新篇章。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全身心地扑在了祖国的国防事业建设上，经常一连几个月都不见踪影。赵英由于长时间不知丈夫的去向，亲自前往国防部“索夫”：“宇学先去哪儿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宇学先教同事们“骗”老婆：“要是她在单位附近看见你们，就告诉她你们是来这边办事儿的！”他住的宿舍楼，四周都是铁丝网，看门的大爷每晚10点就锁门睡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铁丝网拽出很宽的一条空隙，帮助宇学先钻过去，再把他的自行车举起来递送过去。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国的国防事业蒸蒸日上。
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汇集到京城，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这项秘密的工作中来。从此，宇学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任务之中。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了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宇学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宇学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宇学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石泉，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宇学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在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宇学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他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他为原子弹理论设计做出的最大贡献。
谁都想不到，这个央金女婿，竟然能在中华大地上，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第二十八章 铅华不可弃 莫是藳砧归
楼兰古城曾经是人类生息繁衍的乐园。它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人们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人们沐浴着大自然的恩赐。但随后，由于地质变迁、沧桑更替，水源日渐枯竭；千万年的古风将曾经的绿洲吹拂成了死亡之海。
宇航是宇学先的另外一个骄傲，他19岁参军，被宇学先举荐，编入了“先遣军”。他和战友们一起，开着越野车，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成为第一批进入罗布泊的建设者。他们找到了适合“两弹”研究的实验基地，这里很有“51区”的味道，是测试核爆威力的绝佳试验场。
“西出阳关无故人”，走出阳关不到100公里，就是公路尽头。两块屹立不倒的雅丹残垣在向人们招手，又像是在抱肩冷笑，似乎在耻笑人类：“你们是如此的渺小，无论如何，也难逃我的“魔掌”！”罗布泊到处都是沙壳地形，是一种特殊路况，看上去一马平川，人走起来也不会发现什么异样。但实际上，表面坚硬的地表早已风化，十分脆弱。只要车轮驶过，会被立即压成碎末，变成附着力极低的沙土，对行进造成严重影响。经过研究，宇航他们还是找到了应对办法：沙丘和地表过度的地方，尽管被松软的流沙覆盖，也会有一定的坡度和颠簸，但吉普车还是完全应付得了的。这样，宇航他们驾驶起来轻松了许多，行进效率也提高了许多。
宇航虽然年轻，却是队里的“小专家。他在父亲的影响下，物理学得很好，知识丰富的很。这下全派上了用场：杠杆、滑轮组、木板、石头、沙袋、绞盘⋯都成了他的脱险工具。神秘的罗布泊，对它的征服永远伴随着热血与生命。人们的探索源自于对它的畏惧和好奇，可宇航他们却不一样，他们是源于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祖国的忠诚。
那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1959年，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之后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在之后的五年时间，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以中国大西北昔日的荒凉，就连生存都很困难，更别说搞什么科学研究。然而，宇航他们这些“五九六”战士，凭着爱国心和革命的豪情壮志，硬是把青城、西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古战场，建设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宇学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宇学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66年，在石泉发射场，宇学先和格来协助聂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宇学先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中国人再也不用忍气吞声了。抗美援朝战争告诉世界各国，中国人是不怕牺牲的；而“两弹一星”的成功，则告诉全世界，中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会输于他人。美国的一位教授曾经做出如此评价：“宇学先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央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冲击，加上他们所处的是军事管制单位，因此文革初期，宇学先所在的单位和他个人没有受到冲击。正是在这种保护下，他和一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埋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新成就。71年，造反派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宇学先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有的造反派还要求科学家们把核武器研究关键数据“交待”出来，这使身处逆境的宇学先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在被批斗时，他为了不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虽然处境很危险，他却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决不把重要科研成果披露一丝一毫。
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港，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要见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宇学先，总理批示要宇学先回京会见，救出了他，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
返程之前，杨振宁故意问：“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宇学先请示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宇学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他的祖国中国的强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他用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宇学先曾经在他的老同学和学生的心中，被叫做“傻子”。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股暖流，一行热泪：这是我们的英雄。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这艘航船，在科技创新强大引擎的驱动下，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
他一直关注着国内的科学事业。生病时，领导前来看望，他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宇学先之问”，至今还未能得到完美的解答。他反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纵观宇学先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华夏九万里国土，再也不用遭受 。
一位领导说：“宇学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1999年，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宇学先的名字赫然在列。
可是，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如他们一样优秀的宝贝，也会被无情冷落。文革时期，有两位功勋科学家被折磨致死。他们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68年，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回家，当她到了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当日，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常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一群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闻讯赶来，才将昏迷不省的老姚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
发现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 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她历尽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同时，她坚定不移地为丈夫申诉！
总理在得知姚桐斌被害消息时，命令造反派的头头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你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京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
提起丈夫，彭洁清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赵九章身上。68年的一个深夜，赵九章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赵九章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造反派赶出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仍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楼兰古城曾经是人类生息繁衍的乐园。它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人们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人们沐浴着大自然的恩赐。但随后，由于地质变迁、沧桑更替，水源日渐枯竭；千万年的古风将曾经的绿洲吹拂成了死亡之海。
宇航是宇学先的另外一个骄傲，他19岁参军，被宇学先举荐，编入了“先遣军”。他和战友们一起，开着越野车，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成为第一批进入罗布泊的建设者。他们找到了适合“两弹”研究的实验基地，这里很有“51区”的味道，是测试核爆威力的绝佳试验场。
“西出阳关无故人”，走出阳关不到100公里，就是公路尽头。两块屹立不倒的雅丹残垣在向人们招手，又像是在抱肩冷笑，似乎在耻笑人类：“你们是如此的渺小，无论如何，也难逃我的“魔掌”！”罗布泊到处都是沙壳地形，是一种特殊路况，看上去一马平川，人走起来也不会发现什么异样。但实际上，表面坚硬的地表早已风化，十分脆弱。只要车轮驶过，会被立即压成碎末，变成附着力极低的沙土，对行进造成严重影响。经过研究，宇航他们还是找到了应对办法：沙丘和地表过度的地方，尽管被松软的流沙覆盖，也会有一定的坡度和颠簸，但吉普车还是完全应付得了的。这样，宇航他们驾驶起来轻松了许多，行进效率也提高了许多。
宇航虽然年轻，却是队里的“小专家。他在父亲的影响下，物理学得很好，知识丰富的很。这下全派上了用场：杠杆、滑轮组、木板、石头、沙袋、绞盘⋯都成了他的脱险工具。神秘的罗布泊，对它的征服永远伴随着热血与生命。人们的探索源自于对它的畏惧和好奇，可宇航他们却不一样，他们是源于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祖国的忠诚。
那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1959年，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之后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在之后的五年时间，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以中国大西北昔日的荒凉，就连生存都很困难，更别说搞什么科学研究。然而，宇航他们这些“五九六”战士，凭着爱国心和革命的豪情壮志，硬是把青城、西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古战场，建设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宇学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宇学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66年，在石泉发射场，宇学先和格来协助聂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宇学先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中国人再也不用忍气吞声了。抗美援朝战争告诉世界各国，中国人是不怕牺牲的；而“两弹一星”的成功，则告诉全世界，中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会输于他人。美国的一位教授曾经做出如此评价：“宇学先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央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冲击，加上他们所处的是军事管制单位，因此文革初期，宇学先所在的单位和他个人没有受到冲击。正是在这种保护下，他和一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埋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新成就。71年，造反派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宇学先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有的造反派还要求科学家们把核武器研究关键数据“交待”出来，这使身处逆境的宇学先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在被批斗时，他为了不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虽然处境很危险，他却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决不把重要科研成果披露一丝一毫。
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港，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要见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宇学先，总理批示要宇学先回京会见，救出了他，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
返程之前，杨振宁故意问：“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宇学先请示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宇学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他的祖国中国的强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他用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宇学先曾经在他的老同学和学生的心中，被叫做“傻子”。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股暖流，一行热泪：这是我们的英雄。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这艘航船，在科技创新强大引擎的驱动下，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
他一直关注着国内的科学事业。生病时，领导前来看望，他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宇学先之问”，至今还未能得到完美的解答。他反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纵观宇学先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华夏九万里国土，再也不用遭受 。
一位领导说：“宇学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1999年，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宇学先的名字赫然在列。
可是，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如他们一样优秀的宝贝，也会被无情冷落。文革时期，有两位功勋科学家被折磨致死。他们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68年，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回家，当她到了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当日，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常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一群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闻讯赶来，才将昏迷不省的老姚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
发现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 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她历尽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同时，她坚定不移地为丈夫申诉！
总理在得知姚桐斌被害消息时，命令造反派的头头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你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京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
提起丈夫，彭洁清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赵九章身上。68年的一个深夜，赵九章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赵九章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造反派赶出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仍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第二十九章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龙埠地区的五黄六月，天气热的像蒸笼，蔚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找不到，风也不刮，雨也不下。到了晌午时分，地里的庄稼被太阳晒的蔫头耷脑，没有了精气神。狗吐着长长的大舌头；鸡张着大嘴搭拉着翅膀；牛卧在大树阴底下喘着粗气；鸭子泡在池塘里撵也撵不出来；知了爬在大树上，找个阴凉，扯着嗓子大声叫喊“热死啦，热死啦”。
小塘村里，十岁以下的小男孩都光着腚，赤着脚，一丝不挂，要是踩在地上，赶紧就得往阴凉地里跑，地烫得脚牙子生疼。小女孩们穿着小薄裙子，里面也不挂什么。大汉们则是大裤头，大背心，有的还光着脊梁，脊梁被太阳光刷得油黑油黑，绝对用不着补充维他命，更用不着补钙。只有大闺女和小媳妇们穿着八分裤，瘦汗衫，被衣服捂得汗津津，脸色红扑扑，更显得曲线分明，娇艳妩媚。这里是一早一晚干活，中午睡个大午觉，下午三四点钟才下地忙碌。不分男女头上都顶着草帽，肩膀上搭着毛巾，一个遮凉，一个擦汗，图方便。
不下地时，人人手里拿把扇子，左右摇晃。吴忠出来进去老是喊热，吴民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游泳，和他一般大的孩们常往池塘里跑，要么就干脆在家里水缸泡着。哥俩身上都起了痱子，一个劲的用手挠。晚上屋子里闷的不行，孩子们都爬到房顶上去睡，结果差点儿让蚊子给吃了。李万云还是有办法，她在院里铺上个草帘子，临睡前在附近点上艾蒿，又在孩子们身上都擦上了粉，驱赶蚊蝇之扰。孩子们都横躺竖卧在草帘子上，万云说古道今，讲这讲那的，不时地拿着蝇甩子赶蚊子。可为时已晚，吴忠和吴民的身上早被叮满了疙瘩,用手一挠泛起了大包。
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本身就是缺粮户，又没壮劳力，尽吃探潜粮，地里打下什么就吃什么，随着季节变。夏粮下来了主食就是白面，秋粮下来了品种还多一点，玉米面，高粱面，红薯，豆类等可以调剂着点吃。比不上县城粮店里买粮，花色品种多一点。虽然白面、大米不多，但每月都能吃到不同的面。到这时候,吴民天天和妈妈要着吃，正长身体呢，李万云也没办法，没地方弄去。这里陈粮多的主，可以随便调剂着吃，而他们家，只能是“跑单帮了”。
不长时间，家里人都病了，先是吴可拉肚子，后来发展到全家，挨个轮个遍，万云说这是换水土，过阵子就好了。特别是吴民咳嗽，气喘，痰盛，夜间尤其利害，躺不下不能睡眠。这里看病不便，附近没医院，人们看病得跑六七里地到柴村就医；还是中医，没西医和妇科。村里人有个小病小灾的就得自己扛着，要遇到个生孩子的，村里倒是有个接生婆—冯建妈，要是什么大病啦，急诊啦，就得跑到县医院。好在那个老中医每天路过小塘，万云在路口截住了他，把他请到家里给吴可把了脉，又到柴村卫生所去取药。取回来万云给吴可煎来吃。那药非常苦，特别难喝，吴可喝中药一点也不习惯，喝下去都要想吐。万云特别心细，药熬的特好。先把药放在药壶里用清水浸泡一段时间。煎时开始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熬，勤翻勤搅。到后来汤剩下不多时，更谨慎，翻的更勤了，生怕糊了。万云说药要是煎糊了就是毒药，不能喝，要喝了非但不能治病而且要死人的。最后剩下大大的一口，让吴可喝下去，用温白开漱口，再在屋里散步，然后静静躺在炕上醒药。第二天搜了搜渣又喝了一次。第三天又请来那个老中医再看脉，换了方子，再去取药。那位老中医嘱咐：“不要性急，病不是一下子得的，也并非两天就能治好。必求其本，标本兼治，全面考虑。”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是从整体出发，既要注意外部环境，又要考虑整体，不能孤立看问题。”他又停了一下接着说：“同样是咳嗽，气喘，发生的季节不同，用药往往完全不同，又因体质不同，临床处理也常不一致。再者‘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药下的轻了作用不大，下的猛了怕他吃不消。总之，不要性急，一定要配合好，慢慢把病治好。”老中医推心置腹一番长谈，使李万云幡然醒悟，从此积极配合医生。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不知是精神作用，还是那个老中医的方子的确管用，吴可的病情逐渐好转，又吃了几副终于好了。
吴可患病期间，花光了所有的钱，粮食也所剩无几，不够一家人吃。万云没办法，只好带上两个孩子外出乞讨。那时的小塘人，几乎有一半支撑不住，外出求生；这成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没人笑话。
有着超凡政治敏感的 ，在他和风细雨、谆谆教导般的讲话中同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可以看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看来充满和风细雨的经济建设气氛的讲话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萌芽。而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新阶级斗争纲领终于成形。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这是借着反右斗争势如破竹的政治优势，经过一系列逐节推动的政治发动得以形成的。中央发布指示，在农村展开了大鸣大放，进行了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将反右斗争的政治成果在农村普及化，将阶级斗争新纲领的威慑力普照到六亿农民头上。
同年公开发表的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明确指出今后每年要“在全体农村人口，集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正是这个《纲要》，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标。
同年冬天，全国广大农村涌现了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这时的农业行为无疑还在经济合理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已经为震惊世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心理铺垫。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潮头。到年底，整个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张满了“大跃进”的强弓。后来又批判了党内右倾分子搞的“反冒进”，指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一指示可以视为对“大跃进”的进一步推动。
之后，《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进一步推动了“大跃进”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还特别明确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该永远使用下去。”
“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做了推动“大跃进”的重要讲话：“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指示，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是全面号召开展“大跃进”的纲领性口号。
此后的一段时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农村空前热烈。在这个浪潮中，农村自发地诞生了最初的人民公社。在同年视察时，不失时机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讲话很快便作为一个号召传达全国，广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北安河扩大会议，将近一年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为了一系列明确的决定。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极为壮阔的规模开展了。全国农村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农村田野和城市的机关大院里，矗立起一座座熊熊燃烧的炼钢、炼铁的土高炉。
中小学生也没闲着，他们挥舞着系在竹竿上的红领巾，敲锣打鼓地与城市居民及乡村农民一起展开了轰麻雀运动，用这种全民动员的方法使麻雀在空中惊恐飞行不已，直至疲劳坠地而死。这种群众性的灭“四害”运动充分反映，在当时，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同时兴起的，还有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小学校的土高炉同样炉火熊熊。
当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终以经济上的惨重代价结束。它对经济上合理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对并不富足的物质储备的破坏都是空前的。横刮过来的“共产风”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上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还造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相当幅度的减少。饥饿所造成的恐怖与死亡，至今以极为惨烈的教训深深留在几亿农民的记忆中。
五八年提出的想法，里面有大量不可能的任务和指标。八大预备会上， 曾说：“……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这一切都成了运动开始的前奏。随后，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展开，免费医疗，大食堂，政社合一，小生产被消灭，家庭不能拥有锅碗瓢盆。 大跃进的后果，要到来年才显现出来。关于大跃进的定性，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大跃进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这倒不假，但当年的确也冒出了许多荒唐事。
但是，以目前的眼光来看，集体经济就一定不好么？恐怕也不见得。究其原因，还是中央的决策，一层层地传导，一层层地被曲解，直到最后就变了味，产生了各种味道。当然其中也有好味道，但大部分细节已经不切实际。急功冒进、借题发挥者比比皆是，政令得不到有效实施，精神得不到有效贯彻。
这也难怪，指导意见有了，该如何去做？基层并没有现成的蓝本，只能试试看，摸索着来，所以也就难免会走入误区。大跃进当中的荒唐事太多了，就拿小塘村来说，上面的政策下来了，村干部们一讨论，歪点子就来了，他们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干劲看赤膊”，要求“男人要打，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还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年轻媳妇和姑娘们不肯打赤膊，就立即被戴上“破坏共产主义”的帽子，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强行把她们的上衣扒光。有人说姑娘不应该打赤膊，干部和积极分子就一拥而上，把此人打翻，让他跪在地上。从上午跪到天黑，不许吃饭。 如此荒唐的“经验”还立即得到了龙吟县委的肯定，提出“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的口号，在全县推广。小塘公社更是充当先锋，开展了“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和打赤膊“拔白旗，插红旗”评比活动，不管是晴天下雨，也不管是严寒酷暑，小塘的姑娘媳妇出工，都是青一色的打赤膊。
为了达到所谓高产目标，小塘村的李万能发明了给小麦打“葡萄糖”的妙招儿。李万能是万云的堂叔伯兄弟，他在村里是有名的懒汉，好吃懒做，总想着咋占人家便宜。他没文化，其实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人，总想着天上掉馅儿饼，不劳而获。他每天也不认真劳动，满脑子尽是些歪点子。这不，大跃进的政策一出台，他就准备拉山头造反了。具体的做法就是：在小麦地里用木棍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粪汤，说是庄稼会长得快。谁知，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原因是酸碱平衡难以把握；小麦根系遭受破坏，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料，烧死啦。反倒是，没“打针”的地块麦苗像野草似的疯长。到了收获季节，打了针的地里，极少数麦穗随风摇晃，丰产希望落空了。结果，亩产不是几万，而是“几碗”。
后来李万能又发明了煮狗肉汤做肥料。公社专门组织了打狗队，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当然不能放盐。狗肉汤撒到田地里，结成一层硬痂，结果庄稼并没有因为喝了狗肉汤而增产反而减产了。还有就是李万能创造的破冰下田耕作，吃过年饭，大家都浸禾种，这当然违反自然规律。结果，因为地凉，播下去的种子全烂了。
但即便这样，李万能不仅没有收到打击，反而被评为善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的“智多星”，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因为那时候，整体的政策是要求出奇制胜，越离谱越好，能在运动中凸显出来；成为一马当先、杀出重围的干将。遭殃的当然少不了妇女，妇女来例假不能出工，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年，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于是，这个让干部们伤脑筋的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妇女说自己来例假，这会影响出勤率，关键是不知道真来假来。有一天，一位小塘村的女社员来请假，队干部不相信，竟然要求脱裤子检查。作为姑娘的女社员死活不肯。队长走上前来说：“照顾你是积极分子，不脱就不脱，得让我摸一把。”说着强行把手伸进了她裤子里，果然摸出了一手血，队长哈哈一笑：“给假三天”。 小塘大队的“摸一把”，使得耍流氓成为“先进经验”，在干部中间迅速传播，各公社纷纷效尤。而且不仅仅是“摸一把”的问题了，而是两把、三把……甚至摸起来就没个完。女社员不敢反抗，干部们乐此不疲。
而且，由于缺乏科学管理，人民公社成了纯粹的劳动集中营，老百姓没日没夜、没轻没重地被驱赶着做苦力。那时，村干部感到那么多的名字不好记，于是，用数字编号取代了名字，使人变成了只有代号的“畜生”。小塘村的农业连年减产，又碰上大旱灾，村集体却仍然报喜不报忧，搞些欺上瞒下的勾当。导致上面的救灾粮不能及时到位，人们长期陷入饥饿状态。李万云是对的，她一看撑不下去，带着吴忠和吴民出去讨饭了。吴可当时还抱有一线希望，还相信：“上面总会有办法的！”
龙埠地区的五黄六月，天气热的像蒸笼，蔚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找不到，风也不刮，雨也不下。到了晌午时分，地里的庄稼被太阳晒的蔫头耷脑，没有了精气神。狗吐着长长的大舌头；鸡张着大嘴搭拉着翅膀；牛卧在大树阴底下喘着粗气；鸭子泡在池塘里撵也撵不出来；知了爬在大树上，找个阴凉，扯着嗓子大声叫喊“热死啦，热死啦”。
小塘村里，十岁以下的小男孩都光着腚，赤着脚，一丝不挂，要是踩在地上，赶紧就得往阴凉地里跑，地烫得脚牙子生疼。小女孩们穿着小薄裙子，里面也不挂什么。大汉们则是大裤头，大背心，有的还光着脊梁，脊梁被太阳光刷得油黑油黑，绝对用不着补充维他命，更用不着补钙。只有大闺女和小媳妇们穿着八分裤，瘦汗衫，被衣服捂得汗津津，脸色红扑扑，更显得曲线分明，娇艳妩媚。这里是一早一晚干活，中午睡个大午觉，下午三四点钟才下地忙碌。不分男女头上都顶着草帽，肩膀上搭着毛巾，一个遮凉，一个擦汗，图方便。
不下地时，人人手里拿把扇子，左右摇晃。吴忠出来进去老是喊热，吴民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游泳，和他一般大的孩们常往池塘里跑，要么就干脆在家里水缸泡着。哥俩身上都起了痱子，一个劲的用手挠。晚上屋子里闷的不行，孩子们都爬到房顶上去睡，结果差点儿让蚊子给吃了。李万云还是有办法，她在院里铺上个草帘子，临睡前在附近点上艾蒿，又在孩子们身上都擦上了粉，驱赶蚊蝇之扰。孩子们都横躺竖卧在草帘子上，万云说古道今，讲这讲那的，不时地拿着蝇甩子赶蚊子。可为时已晚，吴忠和吴民的身上早被叮满了疙瘩,用手一挠泛起了大包。
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本身就是缺粮户，又没壮劳力，尽吃探潜粮，地里打下什么就吃什么，随着季节变。夏粮下来了主食就是白面，秋粮下来了品种还多一点，玉米面，高粱面，红薯，豆类等可以调剂着点吃。比不上县城粮店里买粮，花色品种多一点。虽然白面、大米不多，但每月都能吃到不同的面。到这时候,吴民天天和妈妈要着吃，正长身体呢，李万云也没办法，没地方弄去。这里陈粮多的主，可以随便调剂着吃，而他们家，只能是“跑单帮了”。
不长时间，家里人都病了，先是吴可拉肚子，后来发展到全家，挨个轮个遍，万云说这是换水土，过阵子就好了。特别是吴民咳嗽，气喘，痰盛，夜间尤其利害，躺不下不能睡眠。这里看病不便，附近没医院，人们看病得跑六七里地到柴村就医；还是中医，没西医和妇科。村里人有个小病小灾的就得自己扛着，要遇到个生孩子的，村里倒是有个接生婆—冯建妈，要是什么大病啦，急诊啦，就得跑到县医院。好在那个老中医每天路过小塘，万云在路口截住了他，把他请到家里给吴可把了脉，又到柴村卫生所去取药。取回来万云给吴可煎来吃。那药非常苦，特别难喝，吴可喝中药一点也不习惯，喝下去都要想吐。万云特别心细，药熬的特好。先把药放在药壶里用清水浸泡一段时间。煎时开始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熬，勤翻勤搅。到后来汤剩下不多时，更谨慎，翻的更勤了，生怕糊了。万云说药要是煎糊了就是毒药，不能喝，要喝了非但不能治病而且要死人的。最后剩下大大的一口，让吴可喝下去，用温白开漱口，再在屋里散步，然后静静躺在炕上醒药。第二天搜了搜渣又喝了一次。第三天又请来那个老中医再看脉，换了方子，再去取药。那位老中医嘱咐：“不要性急，病不是一下子得的，也并非两天就能治好。必求其本，标本兼治，全面考虑。”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是从整体出发，既要注意外部环境，又要考虑整体，不能孤立看问题。”他又停了一下接着说：“同样是咳嗽，气喘，发生的季节不同，用药往往完全不同，又因体质不同，临床处理也常不一致。再者‘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药下的轻了作用不大，下的猛了怕他吃不消。总之，不要性急，一定要配合好，慢慢把病治好。”老中医推心置腹一番长谈，使李万云幡然醒悟，从此积极配合医生。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不知是精神作用，还是那个老中医的方子的确管用，吴可的病情逐渐好转，又吃了几副终于好了。
吴可患病期间，花光了所有的钱，粮食也所剩无几，不够一家人吃。万云没办法，只好带上两个孩子外出乞讨。那时的小塘人，几乎有一半支撑不住，外出求生；这成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没人笑话。
有着超凡政治敏感的 ，在他和风细雨、谆谆教导般的讲话中同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可以看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看来充满和风细雨的经济建设气氛的讲话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萌芽。而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新阶级斗争纲领终于成形。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这是借着反右斗争势如破竹的政治优势，经过一系列逐节推动的政治发动得以形成的。中央发布指示，在农村展开了大鸣大放，进行了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将反右斗争的政治成果在农村普及化，将阶级斗争新纲领的威慑力普照到六亿农民头上。
同年公开发表的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明确指出今后每年要“在全体农村人口，集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正是这个《纲要》，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标。
同年冬天，全国广大农村涌现了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这时的农业行为无疑还在经济合理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已经为震惊世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心理铺垫。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潮头。到年底，整个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张满了“大跃进”的强弓。后来又批判了党内右倾分子搞的“反冒进”，指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一指示可以视为对“大跃进”的进一步推动。
之后，《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进一步推动了“大跃进”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还特别明确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该永远使用下去。”
“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做了推动“大跃进”的重要讲话：“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指示，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是全面号召开展“大跃进”的纲领性口号。
此后的一段时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农村空前热烈。在这个浪潮中，农村自发地诞生了最初的人民公社。在同年视察时，不失时机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讲话很快便作为一个号召传达全国，广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北安河扩大会议，将近一年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为了一系列明确的决定。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极为壮阔的规模开展了。全国农村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农村田野和城市的机关大院里，矗立起一座座熊熊燃烧的炼钢、炼铁的土高炉。
中小学生也没闲着，他们挥舞着系在竹竿上的红领巾，敲锣打鼓地与城市居民及乡村农民一起展开了轰麻雀运动，用这种全民动员的方法使麻雀在空中惊恐飞行不已，直至疲劳坠地而死。这种群众性的灭“四害”运动充分反映，在当时，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同时兴起的，还有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小学校的土高炉同样炉火熊熊。
当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终以经济上的惨重代价结束。它对经济上合理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对并不富足的物质储备的破坏都是空前的。横刮过来的“共产风”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上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还造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相当幅度的减少。饥饿所造成的恐怖与死亡，至今以极为惨烈的教训深深留在几亿农民的记忆中。
五八年提出的想法，里面有大量不可能的任务和指标。八大预备会上， 曾说：“……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这一切都成了运动开始的前奏。随后，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展开，免费医疗，大食堂，政社合一，小生产被消灭，家庭不能拥有锅碗瓢盆。 大跃进的后果，要到来年才显现出来。关于大跃进的定性，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大跃进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这倒不假，但当年的确也冒出了许多荒唐事。
但是，以目前的眼光来看，集体经济就一定不好么？恐怕也不见得。究其原因，还是中央的决策，一层层地传导，一层层地被曲解，直到最后就变了味，产生了各种味道。当然其中也有好味道，但大部分细节已经不切实际。急功冒进、借题发挥者比比皆是，政令得不到有效实施，精神得不到有效贯彻。
这也难怪，指导意见有了，该如何去做？基层并没有现成的蓝本，只能试试看，摸索着来，所以也就难免会走入误区。大跃进当中的荒唐事太多了，就拿小塘村来说，上面的政策下来了，村干部们一讨论，歪点子就来了，他们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干劲看赤膊”，要求“男人要打，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还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年轻媳妇和姑娘们不肯打赤膊，就立即被戴上“破坏共产主义”的帽子，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强行把她们的上衣扒光。有人说姑娘不应该打赤膊，干部和积极分子就一拥而上，把此人打翻，让他跪在地上。从上午跪到天黑，不许吃饭。 如此荒唐的“经验”还立即得到了龙吟县委的肯定，提出“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的口号，在全县推广。小塘公社更是充当先锋，开展了“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和打赤膊“拔白旗，插红旗”评比活动，不管是晴天下雨，也不管是严寒酷暑，小塘的姑娘媳妇出工，都是青一色的打赤膊。
为了达到所谓高产目标，小塘村的李万能发明了给小麦打“葡萄糖”的妙招儿。李万能是万云的堂叔伯兄弟，他在村里是有名的懒汉，好吃懒做，总想着咋占人家便宜。他没文化，其实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人，总想着天上掉馅儿饼，不劳而获。他每天也不认真劳动，满脑子尽是些歪点子。这不，大跃进的政策一出台，他就准备拉山头造反了。具体的做法就是：在小麦地里用木棍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粪汤，说是庄稼会长得快。谁知，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原因是酸碱平衡难以把握；小麦根系遭受破坏，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料，烧死啦。反倒是，没“打针”的地块麦苗像野草似的疯长。到了收获季节，打了针的地里，极少数麦穗随风摇晃，丰产希望落空了。结果，亩产不是几万，而是“几碗”。
后来李万能又发明了煮狗肉汤做肥料。公社专门组织了打狗队，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当然不能放盐。狗肉汤撒到田地里，结成一层硬痂，结果庄稼并没有因为喝了狗肉汤而增产反而减产了。还有就是李万能创造的破冰下田耕作，吃过年饭，大家都浸禾种，这当然违反自然规律。结果，因为地凉，播下去的种子全烂了。
但即便这样，李万能不仅没有收到打击，反而被评为善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的“智多星”，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因为那时候，整体的政策是要求出奇制胜，越离谱越好，能在运动中凸显出来；成为一马当先、杀出重围的干将。遭殃的当然少不了妇女，妇女来例假不能出工，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年，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于是，这个让干部们伤脑筋的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妇女说自己来例假，这会影响出勤率，关键是不知道真来假来。有一天，一位小塘村的女社员来请假，队干部不相信，竟然要求脱裤子检查。作为姑娘的女社员死活不肯。队长走上前来说：“照顾你是积极分子，不脱就不脱，得让我摸一把。”说着强行把手伸进了她裤子里，果然摸出了一手血，队长哈哈一笑：“给假三天”。 小塘大队的“摸一把”，使得耍流氓成为“先进经验”，在干部中间迅速传播，各公社纷纷效尤。而且不仅仅是“摸一把”的问题了，而是两把、三把……甚至摸起来就没个完。女社员不敢反抗，干部们乐此不疲。
而且，由于缺乏科学管理，人民公社成了纯粹的劳动集中营，老百姓没日没夜、没轻没重地被驱赶着做苦力。那时，村干部感到那么多的名字不好记，于是，用数字编号取代了名字，使人变成了只有代号的“畜生”。小塘村的农业连年减产，又碰上大旱灾，村集体却仍然报喜不报忧，搞些欺上瞒下的勾当。导致上面的救灾粮不能及时到位，人们长期陷入饥饿状态。李万云是对的，她一看撑不下去，带着吴忠和吴民出去讨饭了。吴可当时还抱有一线希望，还相信：“上面总会有办法的！”
第三十章 向前敲瘦骨 犹自带铜声
谁知道，这“办法”却始终不来。吴可病虽然让万云给治好了，可是家里的吃食没多久便吃光了。吴可再想出去，走路都费劲了，饿的眼冒金星，只好去吃“观音土”，结果拉不下来，上厕所大便时一蹲就是半天，把吃奶的劲儿全得用上，憋死完事，几乎把青筋都要破出来。他身体每况愈下，生活不能自理，可村干部仍然催他上工。吴可饿得连锄头都拿不动，村干部却让他犁地，还认为他偷懒，就用棍子打他。没想到这一打，吴可竟一命呜呼了。
那时候讯息不畅，李万云母子三人要饭回来，才知道吴可死了。问人，都不敢说，村干部说是病死的。那时候找谁评理去？又没有证据。不过，吴可也确实不是被打死的。村干部下手虽重，但也没打在要害，要说几棍子能打死人，那也不可能，最大的死因当然还是饥饿。万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唤不回丈夫了，她只好在黄纸上画馒头，画了无数张，烧给吴可，好让他在黄泉路上别饿着。
大跃进中，教育也没闲着。为“普及大学教育”，工厂、公社纷纷办起了“大学”。龙吟县城关镇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开办了一所红专大学和包括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师范在内的九所专科学校。最典型的就是小塘公社的“淮河大学”。公社从各大队调集木料、毛竹、稻草，搭起20多间草棚，从小学抽调来几个教师，每个大队都推荐一二十名学生，自带铺盖、钱粮，住进草棚，“大学”就开张了。学生学习少，干活儿多，名为大学，实际上是组建了个免费“光棍”生产队。万云把吴忠和吴民都送入了“大学”，她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让他们求学，而是让他们去吃个饱饭。
那时全国农村，城市到处都建炼钢的小高炉，连中南海里都有炼钢的小高炉，领导们甚至去亲自指导。全国都炼，中医们自然不能落后啊。于是，中医们大胆创造用中药炼钢，向小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中药，中药竟有炼钢铁的功能，能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真是世界材料学上的巨大发明。
大跃进最大的副产品就是吹牛，吹牛者不单单是小塘村的李万能，全国范围内一时间人才辈出。人们把各家的粮食都堆放在一块儿，在地里测产，结果便出现了亩产十万斤的超级大谎言。河豫的一个县委书记吹牛说，他们全县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了一遍，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表层的熟土起开堆放一边，再把下边一尺五深的生土挖出来，打碎，参上肥料回填，最后用熟土覆盖。这种牛皮，上面居然“相信”了，高兴地夸奖说“这是一项大发明”，而且当即要求各县照办。 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翻法每人每天翻不了5㎡。就算有农业劳力，其他事不干，一天也翻不了多少，全翻一遍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这么搞，把熟土都翻下面去了，翻上来的生土根本不长庄稼。尤其是河豫，这个省主要位于黄河冲积扇上，土壤下面都是沙子。深翻会加重土壤沙化，造成大面积荒芜。可是，当时谁敢说穿？上面这么一肯定，全国就推广起来了，后来的大规模减产跟这绝对有关系。
大跃进时期，还出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一个县就是一个团，公社为营，村为连。拆散家庭，按男劳力、女劳力、老年人和孩子重新组合，分别住在不同连队，在食堂就餐，分配不同的劳动定额和粮食定量，不到规定时间不能见面。这是在“消灭家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下的发明。 这一极端做法后来被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发扬光大，而且波尔布特更进了一步，把“消灭城乡差别”也结合了进来。具体就是把城里人统统赶到乡下。对此， 非常赞赏柬埔寨的做法，他对波尔布特说：“你们做得比我们好，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津门市有座规模很大的公墓，建公墓时，正逢总路线颁布，为了配合形势宣传总路线，便将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12个字做了墓区编号，如“鼓”区，“足”区，“干”区等等，然后再在区内用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如“鼓001”，即为“鼓区1号墓”，以此类推，每个墓区可以埋几百号人。人们只想到给公墓起个“跟上革命形势”的“好名字”，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就太荒谬了。老百姓对自己的亲人赶上哪个字很在乎，尤其忌讳“争、多、快、好”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与“死”联系起来就成了“争着死”、“死得多”、“死得快”、“死得好”。但是，既然赶上了也没办法。大家最喜欢的字是“省”，“死得省”也就是“死的少”，多吉利！所以，当时死了人埋，也得跑关系哩！
川都会议上还提出：“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一指示传遍全国，各地闻风而动，首先在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这就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家庭找到了突破口。 小塘社党委书记宣布：将分社的5个村混编为3个村，男女分开居住，老人和孩子也集中居住，学生住校。用三天时间搬完。一时间，就像炸了锅，人心惶惶，各家各户行动了起来，杀鸡宰兔，把家具、门窗拆毁作为劈柴卖给了供销社。李万云把家里的物件处理完后，把三只鸡都杀了，炖了一锅，她悲催地说：“好好吃顿团圆饭吧，明天就分开了，不知道哪天再见面了。” 乡里也召开大会宣布“我们乡明天进入共产主义”，还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财产不分你我，一切按公有制的需要重新分配……”说到这里，乡民们一哄而散，直奔乡、村的小商店，商店立即被洗劫一空。那些早就窥视别人家物件的人，闯进人家屋里把东西拿了就走。村前的街上到处都是追鸡捉鸭的人，抓到就杀了煮了吃。
那时候文化领域也在大跃进，乡里不光是有大学，还有个幼儿园。李万能早想要个孩子，怎奈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于是他就先跑到幼儿园，把恒昌的孩子抱回了家。然后，李万能再把恒昌老婆骗过来，锁在房子里。恒昌回家一看，老婆孩子都不见了。找了半天，人们才告诉他被李万能给据为“共同财产”了，急忙去找他评理。可李万能居然还振振有词：“你也不看一看当前形势？这是上面的新政策！你要是敢对抗‘大跃进’，非得被抓起来！”恒昌还真被他给说蒙了：“那⋯那⋯我该咋办？”李万能说：“你可以先把我老婆和你孩子带回去，只要她见了喜，你就能换回去了。”这事闹到乡里，书记说：“其他好说，这共妻的事先慢一步，等我请示了县里再说。”
大跃进时期，小塘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你经常会见到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干活的农民和农妇。这时的农民一般都是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否则就是大棒子的招呼。
搞“大跃进”，就要多打粮食。要多打粮食，就少不了肥料。可在大跃进时，种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为刮共产风时，说什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调，前人谓之“大同”。所以鸡鸭宰了，猪没人喂了，人畜粪少了。怎么办？ 小塘有人想出了一个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刨坟。上山铇坟，劈开棺木取出枯骨，运回社里办的肥料加工厂，制造骨肥。有一座坟，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来后，尸体仍未腐烂，肤色仍像死时一样。只好重新掩埋了。由于天气炎热，恶臭难闻，即使戴上双层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这些死人绝没有想到，他们死后的尸骨，会被从地下挖出来，制成肥料，而且这一切都以上面政策的名义。他们还将地里的土，弄成一个小山似的大土堆，然后在上面种麦子。当时农业生产有个八字法，其中之一是密植。如科学合理，本无过错。可密植的作用被瞎指挥者无限扩大了。他们这样算账：种下一粒种子收十粒，百粒种子收千粒。以此类推，下上百斤种，便打千斤粮，用上二百斤种，可收双千斤。如再将平面地变立体，一亩变十亩，产量就是双万斤。麦子楼的设想，就是这样形成的。为建麦子楼，小塘村遍地红旗招展，到处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上阵。小伙子用小车推，妇女们用筐抬，小学生也推着小木车，车头插着小红旗，放上小篮子，排着长长的队伍，投入到运土的行列中。土山似的麦子楼，麦种撒下一千斤。麦苗出土，一片翠绿煞是好看。谁知第再往后，因麦苗太密，相互争水分和养料，加之土堆高，干得快，先绿后黄，逐渐枯死，得了个种下千颗籽，麦无一粒收的后果。
李万能对哥哥李万喜总是羡慕不已，他是小塘村出来的战斗英雄，一炮打死了日本的名将之花。每逢过年过节，上面总有人来看他们的父母，还送来许多东西，李万能没少跟着粘光。可这么一来，他心里就很不平衡，人们甚至都快把他的名字忘了，每次都只介绍说：“这是李万喜同志的弟弟。”对“李万能”这仨字却只字不提。李万能总说：“他奶奶的！我是空有一身本事使不出来。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有遭一日毛长起，凤凰是凤凰鸡还是鸡！”他总惦记着，一定要做出点儿惊天动地的事情，好让全村人都瞧得起！
李万能想了好几夜，熬得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快成傻子了。最后还真搞出了点儿名堂－公鸡孵小鸡。试验的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在醉酒期间，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护到大。这个试验被全县推广，认为是获得了重大研究成果。还在安平日报上通篇报道。这下把李万能给捧上了天，他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把全村的公鸡都祸害完之后，李万能又琢磨上了猪，他在猪的甲状腺上注射牛奶，说猪就会安静老实，还说这样猪整天除了吃食外就是睡眠，每天能增长一公斤的肥肉。此发明又被当时的领导强令推广。小塘村没有奶牛，就要喂孩子的母亲们献奶，规定每人献奶十毫升，由兽医给猪注射，结果注射了人奶的猪不仅没肥，还死了不少。猪虽然死了，但不能说，社员们还得报喜，说这是大好事。
那一年，一声令下“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乡政府立刻变成了人民公社。不知是李万云他们回来带来的福气，还是“大跃进”余热的效果，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报应，夏粮丰收了，秋粮也堆成了山，多的没地方放了。生产队里放不下，村里的仓库也放不下，粮库里新盖了许多临时库房，也放不下这么多的粮食。地里还有没有刨的红薯，桔杆上还有没掰的棒子搭拉着脑袋，有的高粱穗也没有掐，冬天来了都烂在地里了，人们昏头昏脑地在忙着搞什么“钢”，可惜这丰收的景象，把人们迷惑了，麻木了，只有少数人在心疼，在叹息：这是造孽呀!
那时的社会，要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小塘村里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了食堂，让村民们都到食堂里来用餐。食堂里就那么几种饭菜，单调的很，人们大部分都不愿意来，大师傅们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饭，有时候竟馊了，只好去喂猪。后来食堂里改变了工作作风，引进了外地的先进经验，一个星期不吃重样饭，编着花样吃，人们还是不买账。队长了解情况才发现，有一个大师傅脏不说，还有一个坏毛病，闲来无事爱摸裤裆。他给人们打饭，另一只手却去搞小动作。原来他老婆患有梅毒病，把他传染上了，他下部瘙痒，一闲下来就不得不去挠两下。找到问题的结症后，生产队把他给开了，吃饭的上座率才略有增加。
大炼钢铁时，生产队的壮劳力都抽调去炼，地里的庄稼都泡了荒，上级分派下来的钢铁任务还是完不成。不知是谁出的坏主意，说人们在食堂里就餐，家里的锅闲着也没用，不如收上来，一来顶替了炼钢铁的指标，二来断了人们做饭的后路，也就都来食堂吃饭了，这样做一石双鸟，一举两得，岂不很好。
于是，村里派愣头青基干民兵到户里去收锅，不光是锅，除了铁锨、锄头、镐头等手使的工具外，凡是铁就要，什么勺子，铲子，盆子，外加上收铜，什么铜盆，铜壶、铜瓢等器皿，连立柜上罢器也给起下来收走了。你要是敢说个不字，就把你往“纲”上拉，说你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啦，弄不好在给你带上一顶帽子，那可吃不了兜着走啦。哎！立柜上没有了罢器，就好像人没有眉毛和眼睛一样，秃眉少眼很是难看。再说人们开启立柜也不方便，只好拴上根布头，嘀哩啷当，不伦不类，不像个样。
生产队就这么几个人，干了这，干不了那。光顾了炼钢铁了，钢铁元帅升了帐，来年夏粮减了产，波及秋粮也不行，接下来导致了秋黄不接，人们在也不狂了，在也吹不起鼻涕泡了。食堂里没有粮，“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半面一半红薯秧，做起了大菜团子，熬的小米稀粥像饭汤，一碗粥里找不到几颗米。家里有老底的，回家添补一口，没有沉粮的人家，就指望着食堂里的那顿饭，只好挨饿。到场光地净的时候，食堂在也维持不下去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的新生事物，办了一年多的食堂只好停办，人们各想各的办法，各奔各的前程了。
谁知道，这“办法”却始终不来。吴可病虽然让万云给治好了，可是家里的吃食没多久便吃光了。吴可再想出去，走路都费劲了，饿的眼冒金星，只好去吃“观音土”，结果拉不下来，上厕所大便时一蹲就是半天，把吃奶的劲儿全得用上，憋死完事，几乎把青筋都要破出来。他身体每况愈下，生活不能自理，可村干部仍然催他上工。吴可饿得连锄头都拿不动，村干部却让他犁地，还认为他偷懒，就用棍子打他。没想到这一打，吴可竟一命呜呼了。
那时候讯息不畅，李万云母子三人要饭回来，才知道吴可死了。问人，都不敢说，村干部说是病死的。那时候找谁评理去？又没有证据。不过，吴可也确实不是被打死的。村干部下手虽重，但也没打在要害，要说几棍子能打死人，那也不可能，最大的死因当然还是饥饿。万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唤不回丈夫了，她只好在黄纸上画馒头，画了无数张，烧给吴可，好让他在黄泉路上别饿着。
大跃进中，教育也没闲着。为“普及大学教育”，工厂、公社纷纷办起了“大学”。龙吟县城关镇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开办了一所红专大学和包括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师范在内的九所专科学校。最典型的就是小塘公社的“淮河大学”。公社从各大队调集木料、毛竹、稻草，搭起20多间草棚，从小学抽调来几个教师，每个大队都推荐一二十名学生，自带铺盖、钱粮，住进草棚，“大学”就开张了。学生学习少，干活儿多，名为大学，实际上是组建了个免费“光棍”生产队。万云把吴忠和吴民都送入了“大学”，她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让他们求学，而是让他们去吃个饱饭。
那时全国农村，城市到处都建炼钢的小高炉，连中南海里都有炼钢的小高炉，领导们甚至去亲自指导。全国都炼，中医们自然不能落后啊。于是，中医们大胆创造用中药炼钢，向小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中药，中药竟有炼钢铁的功能，能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真是世界材料学上的巨大发明。
大跃进最大的副产品就是吹牛，吹牛者不单单是小塘村的李万能，全国范围内一时间人才辈出。人们把各家的粮食都堆放在一块儿，在地里测产，结果便出现了亩产十万斤的超级大谎言。河豫的一个县委书记吹牛说，他们全县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了一遍，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表层的熟土起开堆放一边，再把下边一尺五深的生土挖出来，打碎，参上肥料回填，最后用熟土覆盖。这种牛皮，上面居然“相信”了，高兴地夸奖说“这是一项大发明”，而且当即要求各县照办。 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翻法每人每天翻不了5㎡。就算有农业劳力，其他事不干，一天也翻不了多少，全翻一遍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这么搞，把熟土都翻下面去了，翻上来的生土根本不长庄稼。尤其是河豫，这个省主要位于黄河冲积扇上，土壤下面都是沙子。深翻会加重土壤沙化，造成大面积荒芜。可是，当时谁敢说穿？上面这么一肯定，全国就推广起来了，后来的大规模减产跟这绝对有关系。
大跃进时期，还出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一个县就是一个团，公社为营，村为连。拆散家庭，按男劳力、女劳力、老年人和孩子重新组合，分别住在不同连队，在食堂就餐，分配不同的劳动定额和粮食定量，不到规定时间不能见面。这是在“消灭家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下的发明。 这一极端做法后来被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发扬光大，而且波尔布特更进了一步，把“消灭城乡差别”也结合了进来。具体就是把城里人统统赶到乡下。对此， 非常赞赏柬埔寨的做法，他对波尔布特说：“你们做得比我们好，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津门市有座规模很大的公墓，建公墓时，正逢总路线颁布，为了配合形势宣传总路线，便将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12个字做了墓区编号，如“鼓”区，“足”区，“干”区等等，然后再在区内用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如“鼓001”，即为“鼓区1号墓”，以此类推，每个墓区可以埋几百号人。人们只想到给公墓起个“跟上革命形势”的“好名字”，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就太荒谬了。老百姓对自己的亲人赶上哪个字很在乎，尤其忌讳“争、多、快、好”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与“死”联系起来就成了“争着死”、“死得多”、“死得快”、“死得好”。但是，既然赶上了也没办法。大家最喜欢的字是“省”，“死得省”也就是“死的少”，多吉利！所以，当时死了人埋，也得跑关系哩！
川都会议上还提出：“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一指示传遍全国，各地闻风而动，首先在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这就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家庭找到了突破口。 小塘社党委书记宣布：将分社的5个村混编为3个村，男女分开居住，老人和孩子也集中居住，学生住校。用三天时间搬完。一时间，就像炸了锅，人心惶惶，各家各户行动了起来，杀鸡宰兔，把家具、门窗拆毁作为劈柴卖给了供销社。李万云把家里的物件处理完后，把三只鸡都杀了，炖了一锅，她悲催地说：“好好吃顿团圆饭吧，明天就分开了，不知道哪天再见面了。” 乡里也召开大会宣布“我们乡明天进入共产主义”，还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财产不分你我，一切按公有制的需要重新分配……”说到这里，乡民们一哄而散，直奔乡、村的小商店，商店立即被洗劫一空。那些早就窥视别人家物件的人，闯进人家屋里把东西拿了就走。村前的街上到处都是追鸡捉鸭的人，抓到就杀了煮了吃。
那时候文化领域也在大跃进，乡里不光是有大学，还有个幼儿园。李万能早想要个孩子，怎奈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于是他就先跑到幼儿园，把恒昌的孩子抱回了家。然后，李万能再把恒昌老婆骗过来，锁在房子里。恒昌回家一看，老婆孩子都不见了。找了半天，人们才告诉他被李万能给据为“共同财产”了，急忙去找他评理。可李万能居然还振振有词：“你也不看一看当前形势？这是上面的新政策！你要是敢对抗‘大跃进’，非得被抓起来！”恒昌还真被他给说蒙了：“那⋯那⋯我该咋办？”李万能说：“你可以先把我老婆和你孩子带回去，只要她见了喜，你就能换回去了。”这事闹到乡里，书记说：“其他好说，这共妻的事先慢一步，等我请示了县里再说。”
大跃进时期，小塘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你经常会见到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干活的农民和农妇。这时的农民一般都是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否则就是大棒子的招呼。
搞“大跃进”，就要多打粮食。要多打粮食，就少不了肥料。可在大跃进时，种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为刮共产风时，说什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调，前人谓之“大同”。所以鸡鸭宰了，猪没人喂了，人畜粪少了。怎么办？ 小塘有人想出了一个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刨坟。上山铇坟，劈开棺木取出枯骨，运回社里办的肥料加工厂，制造骨肥。有一座坟，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来后，尸体仍未腐烂，肤色仍像死时一样。只好重新掩埋了。由于天气炎热，恶臭难闻，即使戴上双层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这些死人绝没有想到，他们死后的尸骨，会被从地下挖出来，制成肥料，而且这一切都以上面政策的名义。他们还将地里的土，弄成一个小山似的大土堆，然后在上面种麦子。当时农业生产有个八字法，其中之一是密植。如科学合理，本无过错。可密植的作用被瞎指挥者无限扩大了。他们这样算账：种下一粒种子收十粒，百粒种子收千粒。以此类推，下上百斤种，便打千斤粮，用上二百斤种，可收双千斤。如再将平面地变立体，一亩变十亩，产量就是双万斤。麦子楼的设想，就是这样形成的。为建麦子楼，小塘村遍地红旗招展，到处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上阵。小伙子用小车推，妇女们用筐抬，小学生也推着小木车，车头插着小红旗，放上小篮子，排着长长的队伍，投入到运土的行列中。土山似的麦子楼，麦种撒下一千斤。麦苗出土，一片翠绿煞是好看。谁知第再往后，因麦苗太密，相互争水分和养料，加之土堆高，干得快，先绿后黄，逐渐枯死，得了个种下千颗籽，麦无一粒收的后果。
李万能对哥哥李万喜总是羡慕不已，他是小塘村出来的战斗英雄，一炮打死了日本的名将之花。每逢过年过节，上面总有人来看他们的父母，还送来许多东西，李万能没少跟着粘光。可这么一来，他心里就很不平衡，人们甚至都快把他的名字忘了，每次都只介绍说：“这是李万喜同志的弟弟。”对“李万能”这仨字却只字不提。李万能总说：“他奶奶的！我是空有一身本事使不出来。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有遭一日毛长起，凤凰是凤凰鸡还是鸡！”他总惦记着，一定要做出点儿惊天动地的事情，好让全村人都瞧得起！
李万能想了好几夜，熬得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快成傻子了。最后还真搞出了点儿名堂－公鸡孵小鸡。试验的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在醉酒期间，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护到大。这个试验被全县推广，认为是获得了重大研究成果。还在安平日报上通篇报道。这下把李万能给捧上了天，他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把全村的公鸡都祸害完之后，李万能又琢磨上了猪，他在猪的甲状腺上注射牛奶，说猪就会安静老实，还说这样猪整天除了吃食外就是睡眠，每天能增长一公斤的肥肉。此发明又被当时的领导强令推广。小塘村没有奶牛，就要喂孩子的母亲们献奶，规定每人献奶十毫升，由兽医给猪注射，结果注射了人奶的猪不仅没肥，还死了不少。猪虽然死了，但不能说，社员们还得报喜，说这是大好事。
那一年，一声令下“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乡政府立刻变成了人民公社。不知是李万云他们回来带来的福气，还是“大跃进”余热的效果，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报应，夏粮丰收了，秋粮也堆成了山，多的没地方放了。生产队里放不下，村里的仓库也放不下，粮库里新盖了许多临时库房，也放不下这么多的粮食。地里还有没有刨的红薯，桔杆上还有没掰的棒子搭拉着脑袋，有的高粱穗也没有掐，冬天来了都烂在地里了，人们昏头昏脑地在忙着搞什么“钢”，可惜这丰收的景象，把人们迷惑了，麻木了，只有少数人在心疼，在叹息：这是造孽呀!
那时的社会，要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小塘村里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了食堂，让村民们都到食堂里来用餐。食堂里就那么几种饭菜，单调的很，人们大部分都不愿意来，大师傅们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饭，有时候竟馊了，只好去喂猪。后来食堂里改变了工作作风，引进了外地的先进经验，一个星期不吃重样饭，编着花样吃，人们还是不买账。队长了解情况才发现，有一个大师傅脏不说，还有一个坏毛病，闲来无事爱摸裤裆。他给人们打饭，另一只手却去搞小动作。原来他老婆患有梅毒病，把他传染上了，他下部瘙痒，一闲下来就不得不去挠两下。找到问题的结症后，生产队把他给开了，吃饭的上座率才略有增加。
大炼钢铁时，生产队的壮劳力都抽调去炼，地里的庄稼都泡了荒，上级分派下来的钢铁任务还是完不成。不知是谁出的坏主意，说人们在食堂里就餐，家里的锅闲着也没用，不如收上来，一来顶替了炼钢铁的指标，二来断了人们做饭的后路，也就都来食堂吃饭了，这样做一石双鸟，一举两得，岂不很好。
于是，村里派愣头青基干民兵到户里去收锅，不光是锅，除了铁锨、锄头、镐头等手使的工具外，凡是铁就要，什么勺子，铲子，盆子，外加上收铜，什么铜盆，铜壶、铜瓢等器皿，连立柜上罢器也给起下来收走了。你要是敢说个不字，就把你往“纲”上拉，说你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啦，弄不好在给你带上一顶帽子，那可吃不了兜着走啦。哎！立柜上没有了罢器，就好像人没有眉毛和眼睛一样，秃眉少眼很是难看。再说人们开启立柜也不方便，只好拴上根布头，嘀哩啷当，不伦不类，不像个样。
生产队就这么几个人，干了这，干不了那。光顾了炼钢铁了，钢铁元帅升了帐，来年夏粮减了产，波及秋粮也不行，接下来导致了秋黄不接，人们在也不狂了，在也吹不起鼻涕泡了。食堂里没有粮，“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半面一半红薯秧，做起了大菜团子，熬的小米稀粥像饭汤，一碗粥里找不到几颗米。家里有老底的，回家添补一口，没有沉粮的人家，就指望着食堂里的那顿饭，只好挨饿。到场光地净的时候，食堂在也维持不下去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的新生事物，办了一年多的食堂只好停办，人们各想各的办法，各奔各的前程了。
第三十一章 来船桅竿高 去船橹声好
好不容易过了麦收，又挨到了大秋，棒子、高粱都正灌浆，红薯也结了小孩子拳头大的块茎，人们盼着，盼着，挨饿的日子快要结束了。有一天老色来找李万云，她们嘀嘀咕咕不知说这什么，大人们说话，吴民也没理会。就是那天夜里，吴民在睡梦里发觉李万云好像是出去了，孩子们觉多，一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吴民起来，见李万云正在收拾玉米，就问：“妈妈，哪里来的？”李万云说：“你就别问了，给你们改善一下生活。”“老的晒晒脱粒，嫩的在棒裤上醒一醒吃，不老不嫩的才好吃。”“什么样的才行？”“用拇指轻微掐一下有浆汁似流不流为正好。”吴民也帮妈妈挑捡。李万云把挑好的玉米剥去长裤，只留最后一层纱衣，除去柔软的红缨，在水里洗净了，放在锅里；又倒入一些水，让它没了玉米。灶下加火，不一会儿，玉米的清香就溢满了整个屋子。煮熟了的玉米，珠圆玉润，发散出清香。孩子们象老鼠一样啃玉米，吴忠说：“这棒子真好吃！”吴民也说：“这老玉米又甜又香，比那菜饼子，山药面条好吃多了！”
过了几天，老色又来找李万云，李万云说：“老天爷，你可饶了我吧，我可不去了，让它把我吓死了。”老色说：“瞧瞧你那个胆，干不了个大事。”“我也不知怎么了，老觉得身后有人，又心慌，又气短，浑身还打哆嗦。”“你是自己吓呼自己，把树墩子说成是民兵，把我也吓的够呛。”“你还说呢，我都尿裤子了。我出去就后悔了，以后就是饿死，再也不做贼了。”
事后李万云说起这件事，贼也不是好当的，那天风很大，老色来了说“偷风不偷雨”邀了去掰棒子，回来煮着吃。李万云说这事多丢人，老色说谁想去做贼，不是没法儿吗，饿逼的。你别看人们都人模狗样的，都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谁不偷？都是贼！这个窗户纸就是不往破捅罢了。掰回来给孩子们煮煮吃，让孩子们解解馋。李万云问都拿什么？老色说只拿个小口袋就行了，半夜时我来喊你。可不能偷咱村的，我看好了，咱们去掰别村的。啊，原来如此。
过了些日子，吴民和小伙伴上北洼给羊打草，他见后山上小欢和吴来福往自己的车子里塞老玉米，他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也在独轮车的草里塞了几个玉米，回家的路上提心掉胆，生怕被看青的民兵碰上。怕什么偏来什么，派出去打前站的哨兵回来报告，桥头的大树下有看青的民兵守候，小桥是进村的必经之路，真没办法啦。翻过岗子就是小桥，孩子们的草里都有玉米，不敢走了，不约而同的在岗子下待了一会儿，见民兵没有走的意思，吴民的小心眼悬了起来，可麻烦了。吴来福说：“没关系，咱们大着胆往前闯，你越不自然，越证明你心里有鬼。”吴民挺了挺胸脯说：“你看这样行吗？”吴来福说：“行，行，看青的也是贼，不过他们偷，背着咱们罢了。”“瞎说，看青的怎能偷，我爷爷说那叫坚守自盗，很严重的。”那家伙咧着个大嘴扬扬得意地说：“哼，什么事也瞒不了我。”“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天我找小亏玩，见他手里拿着老玉米吃，他们家里又不出产玉米，哪里来的？亏他哥还是民兵呢。”“那要是亲戚给的呢？或是自留地的呢？你不冤枉了人家了吗。”“除非集体的，自留地的正灌浆呢，谁舍得。”吴民还想说什么，只听吴来福说：“快到村口了，别说话了提起精神来。”孩子们大着胆子过了村口，民兵在大树底下坐着，只是向孩子们撇了一眼，吴民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村口，到家了。到了家，一块石头落了地，低头一看，藏在草里的玉米，不知什么时候落出了半个身子，“啊！糟糕，愿不得民兵不露声色的看了一眼，其实他们早就发现了，人家没有管呀。”吴民跟李万云学了，李万云说：“看青的，好人哪！让神仙保佑哪些好人吧！” 又对吴民说：“这事不是什么光彩事，怪吓人的，咱以后可别再掰棒子啦，想吃掰咱家自留地的，吃的公气。”
自然灾害，把人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好在政局稳定，还没乱，但人心浮动，不是三天两天能缓解的。小塘村有一个优越条件，一家一姓，人们遵孔孟，守《朱自清治家格言》，循规蹈矩，不出大格。再者乡里乡亲，彼此都有个看顾。特殊的困难户，村里想办法救济，共度难关。
俗话说得好：“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千百年来，淮河哺育了亿万善良的劳动人民。然而，历史上黄河夺淮频现，淮河水系遭到极大破坏。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有雨无雨都成灾，淮河成了举世闻名的害河。那一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水灾。“不少是全村沉没”，灾情电报放到毛 的办公桌， 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李万云一家虽然幸免于难，房子却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洪水退后，李万云开始指导吴忠、吴民哥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第一步是垫房地基。原先的那三间根基还在，现成地基不能用，一是根基浅，承载力有问题；二是地势低，抵御不了像今年这样的特大洪水。为了省两个钱，吴忠喊来吴民和大蛋，以及吴来福。开始挖地基里的砖，大概是十几层吧，整砖摞起来，半拉砖和八分头放在一起，烂砖头放一堆，挖出来好大一堆。接下来就是推土垫根基。先买了一个宽胎的胶皮车下脚和两个车上脚。一个能推土，另一个带楼子用途广泛。
大坑距房址只有七八十米。先把坑里的苇子割了，留着做填料用。把第一层淤泥挖出来送进了小菜园。这一层淤泥黑呼呼，肥沃之极，是种菜的最好肥料。接下来是真正的考验－推土，开始还不觉得累，一个人装车一人推，几个人替换，都能休息。土挖得越来越多，坑挖得越来越深，取土就越来越困难。后来，一人根本推不上来，一人拉一人推，一车土一身汗。一伙人溜溜干了半个多月，挖了两米多的深坑，堆起个像小山包一样的根基。高出了东岗子，高出了街心的至高点。第一项垫房地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第二步是刨树，干透了之后，柳树解檐子，榆树做大梁，细的做檩子。先扒树皮，让它们快干。榆树皮能吃，晒干了，在碾子上碾成面，掺在高粱面、山药面里，这两种面就有了韧劲，劲到，口感好，也好吃。然后，再把没了皮的榆树埋在土里，沤一段时间刨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榆木日后不被虫子蛀蚀。
就是在这个当口出了事儿，吴忠大清早起来上工地上转，发现东西摆放不对头，什么人动了？仔细检查，大吃一惊，少了一棵榆树，一根檩条，还有西房断了的那架梁，让贼偷了！这些都是刚刚够的东西，离了谁都不行。那棵榆树是正房的第二道檩子，檩条是榆木的，正是跨屋贴山檩子的好材料。那架梁别看断了，更是用途广泛，做梁、檩条的垫木，窗台板全靠它了。这可怎么办呀！
本来就捉襟见肘，缺这少那，咬着牙盖房，好不容易把檐檩凑齐了，又让贼偷了，行船偏遇顶头风，真是没穷人的活路了。吴忠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心灰意懒，欲哭无泪，烦恼极了，又气又恨，恨不得马上抓住那个贼，把他刀劈斧剁，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狠。
吴忠定了一下神，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回家和母亲说了，邀上吴民和吴来福，上村头巷尾找了起来。从当村找到了上村，从上村又找到了柳村，又到了柳村的砖窑。功夫不负有心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窑上发现了那架断梁，正静静地躺在柴堆旁。物见本主会说话，吴忠顿时眼睛一亮，信口一声：“阿弥陀佛！苍天有眼，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立即找来窑主说明来意，窑主有意庇护，不说是谁来卖的。吴忠说：“那自然就是你干的啦，那咱们就到乡里派出所见吧。”窑主急忙说不是他，是你们村西短扛来的。吴忠说：“好了，咱们自有公断，但不许你烧毁，要是毁灭罪证那你可吃不了兜着走。”说罢吴忠到乡派出所说明情况，他们派人把西短抓了起来。西短的爸爸和媳妇着了急，忙请人说合。吴忠向来人性好，无心与人争斗；二来又是同村的，自己又是个副乡长，别人会说乡干部仗势欺人，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东西都回来了，拉倒得了，咱一心一意盖房去。由于吴忠没有深究，西短才被放了出来。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算是发展中的一段小插曲吧。
接下来就是打坯了。龙吟有一种土名叫小红土，这土粘性大，干透了之后，不怕雨淋，而且是雨越淋越红，越淋越好看。用这种土打出来的坯，结实耐用，可以用于外墙。打坯要有一个特制的模子和一个特制的梯形石杵。模子是枣木的可以活动，便于拆卸组装。枣木木质坚硬，生长缓慢，要长成能做模子的材料，得二三十年。物以稀为贵，一个模子当时的价格在，十大几块近二十元，那时的牛羊肉才五六毛钱一斤，合当今的价格在三、四百块钱呢。那时小塘村没几家有这个物件的。
打坯是俩个人的活，一人打坯，一人供土。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打坯前先选好地址。前提是有粘性的小红土，潮乎乎的最好。打坯的那个人，第一步先打一个炕。（打坯的床）炕稍许有点坡度，用石杵子夯实。第二步，平整地角，用来码放打好的土坯。这个地角是椭圆形，向内稍稍倾斜，让它产生拉力，预防倒塌。供土就是铲土，和准备打坯用的土。
打坯是个力气活，同时技术含量也很高。有一句诙谐话，说农村四大累“盖房、打坯、拨麦子…”最后一句话上不了纸面，不说也罢。因此，打坯非常累。那个石杵子有四十多斤，一块坯砸三十下，一架坯砸一万五千下，打一天手都是木的。供土的那个人站在宽长各不足一米，深一米的坑内，连续在模子里装土，装完还要准备下一个坯的土，抡上一天铁锹下来也够呛，胳膊都抬不起来。这个活计配合巧妙，连续性强，节奏快，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影响出坯速度，也就完不成每天五百块的任务了。因此，几个人要彼此兼顾，配合默契，才能把活干好。
两人操作，一人供土，完成装土的活，必须保证三锨装满，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多了成大肚子，少了是罗锅子，都不能用。技术高的人，第一锨在模子里就要装上百分之八十的土，然后，轮起铁锨上下翻飞，左扣右扣，有时还玩个花样反手扣，让你眼花缭乱。另一个人打坯，就是提石杵子完成坯在模子里成形的活。打坯前，跃上坯模把土蹬实，不令散落。再用双手握住石杵子，从模子后沿走V字形到前沿，使土进一步塌实。然后，使足劲猛打，把前面模子的土打实，再用柔劲打几下磨出亮皮。退到后面，再用猛劲把后面的土打实，再用柔劲磨出后面亮皮。最后，猛劲打中间，轻轻振动两侧的模子，使坯容易离开模子。全程猛劲打十二下，柔劲打十六下，轻打两下模子梆，总共三十下才能成形。成形的坯必须保证角满坯实，楞角分明，挨着模子的那一侧光亮，没有麻点。打完后，打坯的刚直起腰，那个供土的，就用一根特制的小木棍拨开卡子，敲打模子的两个堵头，通过震动再进一步使坯和模子分离。然后，翻一下模子，把成形的坯剥离开来，用卡子卡住模子，重新装下一个坯的土。打坯的把成形的坯，搬到打好的地角上，落起来，一个土坯就算完成了。要码放十三层零五个，正好是五百块，这是一天的工作量。干透的坯每块重量十八斤。从上面的全过程你可以看出来，哪一个环节也马虎不得，要不怎么叫技术含量高呢。
吴忠打坯的第一天就窝了火，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回村打坯，吴民供土。因是头一天，不是石杵子没有准，往模梆上砸，不然就是掼不到角上，这样的坯发糠禁不住雨淋。吴忠的两只手被震得起了泡，泡破了，磨的手生疼，只好裹上个手帕。吴民装土也是有一道，没一道，不是太满，就是份量小，上午收工时才熟练了。中午草草睡了个午觉，下午接着干，吴忠的手一碰那石杵子就钻心疼，直到手麻了才不疼了。干了两个来小时，加上天儿热，酷热的太阳无情地照下来，滚烫的地面，扬起丝丝尘土，干渴、饥饿时时侵袭着两个年轻人，午饭那三碗山药面冷汤，早化作汗水流干了，感觉石杵子比刚打坯时重了许多，两只手提起来就费力。心虚冒冷汗，动作僵硬、缓慢。怕什么偏来什么，不知道是动作变形碰撞了坯摞，还是地角没有打好，坯摞倒塌了，打好的四百多块土坯报废了一多半。俩个人心里这个气呀，第一天出师就这么不顺！打这以后，吴忠就落下一个病根，只要是饿了，心里就发慌，就虚，混身出冷汗，麻烦不行，有点虚脱的感觉，这是休克的前兆。要是马上吃一块巧克力糖，喝点牛奶什么的，或者拼命往嘴里添饭，兴许会好一点，躺下休息一会儿也能缓解。后来他口袋里总装着几块巧克力，一出现先兆马上含一块，就不会出现那些症状了。
第二天，吴忠在平整地角时经了心，码放坯子时也注意了，再没有出现倒塌现象，任务也完成了。接下来越打越顺，坯的质量也越来越高，半个月完成了十八架。吴来福和大蛋不断过来帮忙，替换他俩。房子的主体够了，又打了五架，共二十三架，连垒院墙的也有了，这才收了工，这一个战役也宣告结束。
再接下来就是打夯。就是把房子的地基夯实，在夯实的基础上建房。吴忠他们用的是木夯，是枣木的，柱状，有一米五高，下沿直径三十公分，上沿也有二十五公分。试想一下，得多少年的枣树才能长成这么粗？，那个枣木坯模子都得二三十年，但如果碰见这个枣木夯，那个模子就是孙子或重孙子辈了。夯的两头都打着铁箍，上沿有四个把手，下沿有四个铁环拴四根皮条。一架夯四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夯头。
打夯这一步很关键，砸好了地面软硬度一致，受力均匀，房子不裂。那天请来了两架夯。还请来了放线的把式。先超了平，方了地角，拉了线，在丈量好的框架内砸夯。打夯时夯头领唱夯歌，那三个夯工接唱下句“夯呀哈啁哇”。一个好夯头不但夯打的好，而且嗓音洪亮，唱出夯歌抑扬顿挫，气势磅礴，又风趣幽默，讨人喜欢。这样夯工们就能动作协调，整齐划一，保持旺盛的干劲儿。
打夯的那天，天空清朗。乡亲们主动来到工地助工，凑了两架夯打了起来，你来我往，此起彼伏，夯歌一浪高过一浪，吸引了很多乡亲围观。阳光下，男儿们又黑又亮的脊背和肩膀，充满暴发力的健子肉，特别抢眼。见人一多，夯工们更来了劲，特别是又来了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看热闹，那打夯的男儿们一时性起，忘了劳累，气喘嘘嘘，汗流浃背，很卖力气。领唱的夯头中有一个外号叫“大马褂”的，仗着他辈份小说话方便，嘴无遮拦，本人也爱开玩笑。那天他发了威，领唱是指人唱人，指物唱物，妙趣横生，诙谐动人，逗的人们开怀大笑。另一班一看分外眼红，那一班夯工纷纷和夯头开玩笑，说：“魁爷（他们老辈子会绕麻绳）你就会绕麻绳，能不能对过大马褂，也好好地来上两嗓子。”叫魁的那位夯头，咧嘴一笑说：“咱没那两下子。”
好不容易过了麦收，又挨到了大秋，棒子、高粱都正灌浆，红薯也结了小孩子拳头大的块茎，人们盼着，盼着，挨饿的日子快要结束了。有一天老色来找李万云，她们嘀嘀咕咕不知说这什么，大人们说话，吴民也没理会。就是那天夜里，吴民在睡梦里发觉李万云好像是出去了，孩子们觉多，一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吴民起来，见李万云正在收拾玉米，就问：“妈妈，哪里来的？”李万云说：“你就别问了，给你们改善一下生活。”“老的晒晒脱粒，嫩的在棒裤上醒一醒吃，不老不嫩的才好吃。”“什么样的才行？”“用拇指轻微掐一下有浆汁似流不流为正好。”吴民也帮妈妈挑捡。李万云把挑好的玉米剥去长裤，只留最后一层纱衣，除去柔软的红缨，在水里洗净了，放在锅里；又倒入一些水，让它没了玉米。灶下加火，不一会儿，玉米的清香就溢满了整个屋子。煮熟了的玉米，珠圆玉润，发散出清香。孩子们象老鼠一样啃玉米，吴忠说：“这棒子真好吃！”吴民也说：“这老玉米又甜又香，比那菜饼子，山药面条好吃多了！”
过了几天，老色又来找李万云，李万云说：“老天爷，你可饶了我吧，我可不去了，让它把我吓死了。”老色说：“瞧瞧你那个胆，干不了个大事。”“我也不知怎么了，老觉得身后有人，又心慌，又气短，浑身还打哆嗦。”“你是自己吓呼自己，把树墩子说成是民兵，把我也吓的够呛。”“你还说呢，我都尿裤子了。我出去就后悔了，以后就是饿死，再也不做贼了。”
事后李万云说起这件事，贼也不是好当的，那天风很大，老色来了说“偷风不偷雨”邀了去掰棒子，回来煮着吃。李万云说这事多丢人，老色说谁想去做贼，不是没法儿吗，饿逼的。你别看人们都人模狗样的，都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谁不偷？都是贼！这个窗户纸就是不往破捅罢了。掰回来给孩子们煮煮吃，让孩子们解解馋。李万云问都拿什么？老色说只拿个小口袋就行了，半夜时我来喊你。可不能偷咱村的，我看好了，咱们去掰别村的。啊，原来如此。
过了些日子，吴民和小伙伴上北洼给羊打草，他见后山上小欢和吴来福往自己的车子里塞老玉米，他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也在独轮车的草里塞了几个玉米，回家的路上提心掉胆，生怕被看青的民兵碰上。怕什么偏来什么，派出去打前站的哨兵回来报告，桥头的大树下有看青的民兵守候，小桥是进村的必经之路，真没办法啦。翻过岗子就是小桥，孩子们的草里都有玉米，不敢走了，不约而同的在岗子下待了一会儿，见民兵没有走的意思，吴民的小心眼悬了起来，可麻烦了。吴来福说：“没关系，咱们大着胆往前闯，你越不自然，越证明你心里有鬼。”吴民挺了挺胸脯说：“你看这样行吗？”吴来福说：“行，行，看青的也是贼，不过他们偷，背着咱们罢了。”“瞎说，看青的怎能偷，我爷爷说那叫坚守自盗，很严重的。”那家伙咧着个大嘴扬扬得意地说：“哼，什么事也瞒不了我。”“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天我找小亏玩，见他手里拿着老玉米吃，他们家里又不出产玉米，哪里来的？亏他哥还是民兵呢。”“那要是亲戚给的呢？或是自留地的呢？你不冤枉了人家了吗。”“除非集体的，自留地的正灌浆呢，谁舍得。”吴民还想说什么，只听吴来福说：“快到村口了，别说话了提起精神来。”孩子们大着胆子过了村口，民兵在大树底下坐着，只是向孩子们撇了一眼，吴民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村口，到家了。到了家，一块石头落了地，低头一看，藏在草里的玉米，不知什么时候落出了半个身子，“啊！糟糕，愿不得民兵不露声色的看了一眼，其实他们早就发现了，人家没有管呀。”吴民跟李万云学了，李万云说：“看青的，好人哪！让神仙保佑哪些好人吧！” 又对吴民说：“这事不是什么光彩事，怪吓人的，咱以后可别再掰棒子啦，想吃掰咱家自留地的，吃的公气。”
自然灾害，把人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好在政局稳定，还没乱，但人心浮动，不是三天两天能缓解的。小塘村有一个优越条件，一家一姓，人们遵孔孟，守《朱自清治家格言》，循规蹈矩，不出大格。再者乡里乡亲，彼此都有个看顾。特殊的困难户，村里想办法救济，共度难关。
俗话说得好：“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千百年来，淮河哺育了亿万善良的劳动人民。然而，历史上黄河夺淮频现，淮河水系遭到极大破坏。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有雨无雨都成灾，淮河成了举世闻名的害河。那一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水灾。“不少是全村沉没”，灾情电报放到毛 的办公桌， 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李万云一家虽然幸免于难，房子却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洪水退后，李万云开始指导吴忠、吴民哥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第一步是垫房地基。原先的那三间根基还在，现成地基不能用，一是根基浅，承载力有问题；二是地势低，抵御不了像今年这样的特大洪水。为了省两个钱，吴忠喊来吴民和大蛋，以及吴来福。开始挖地基里的砖，大概是十几层吧，整砖摞起来，半拉砖和八分头放在一起，烂砖头放一堆，挖出来好大一堆。接下来就是推土垫根基。先买了一个宽胎的胶皮车下脚和两个车上脚。一个能推土，另一个带楼子用途广泛。
大坑距房址只有七八十米。先把坑里的苇子割了，留着做填料用。把第一层淤泥挖出来送进了小菜园。这一层淤泥黑呼呼，肥沃之极，是种菜的最好肥料。接下来是真正的考验－推土，开始还不觉得累，一个人装车一人推，几个人替换，都能休息。土挖得越来越多，坑挖得越来越深，取土就越来越困难。后来，一人根本推不上来，一人拉一人推，一车土一身汗。一伙人溜溜干了半个多月，挖了两米多的深坑，堆起个像小山包一样的根基。高出了东岗子，高出了街心的至高点。第一项垫房地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第二步是刨树，干透了之后，柳树解檐子，榆树做大梁，细的做檩子。先扒树皮，让它们快干。榆树皮能吃，晒干了，在碾子上碾成面，掺在高粱面、山药面里，这两种面就有了韧劲，劲到，口感好，也好吃。然后，再把没了皮的榆树埋在土里，沤一段时间刨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榆木日后不被虫子蛀蚀。
就是在这个当口出了事儿，吴忠大清早起来上工地上转，发现东西摆放不对头，什么人动了？仔细检查，大吃一惊，少了一棵榆树，一根檩条，还有西房断了的那架梁，让贼偷了！这些都是刚刚够的东西，离了谁都不行。那棵榆树是正房的第二道檩子，檩条是榆木的，正是跨屋贴山檩子的好材料。那架梁别看断了，更是用途广泛，做梁、檩条的垫木，窗台板全靠它了。这可怎么办呀！
本来就捉襟见肘，缺这少那，咬着牙盖房，好不容易把檐檩凑齐了，又让贼偷了，行船偏遇顶头风，真是没穷人的活路了。吴忠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心灰意懒，欲哭无泪，烦恼极了，又气又恨，恨不得马上抓住那个贼，把他刀劈斧剁，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狠。
吴忠定了一下神，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回家和母亲说了，邀上吴民和吴来福，上村头巷尾找了起来。从当村找到了上村，从上村又找到了柳村，又到了柳村的砖窑。功夫不负有心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窑上发现了那架断梁，正静静地躺在柴堆旁。物见本主会说话，吴忠顿时眼睛一亮，信口一声：“阿弥陀佛！苍天有眼，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立即找来窑主说明来意，窑主有意庇护，不说是谁来卖的。吴忠说：“那自然就是你干的啦，那咱们就到乡里派出所见吧。”窑主急忙说不是他，是你们村西短扛来的。吴忠说：“好了，咱们自有公断，但不许你烧毁，要是毁灭罪证那你可吃不了兜着走。”说罢吴忠到乡派出所说明情况，他们派人把西短抓了起来。西短的爸爸和媳妇着了急，忙请人说合。吴忠向来人性好，无心与人争斗；二来又是同村的，自己又是个副乡长，别人会说乡干部仗势欺人，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东西都回来了，拉倒得了，咱一心一意盖房去。由于吴忠没有深究，西短才被放了出来。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算是发展中的一段小插曲吧。
接下来就是打坯了。龙吟有一种土名叫小红土，这土粘性大，干透了之后，不怕雨淋，而且是雨越淋越红，越淋越好看。用这种土打出来的坯，结实耐用，可以用于外墙。打坯要有一个特制的模子和一个特制的梯形石杵。模子是枣木的可以活动，便于拆卸组装。枣木木质坚硬，生长缓慢，要长成能做模子的材料，得二三十年。物以稀为贵，一个模子当时的价格在，十大几块近二十元，那时的牛羊肉才五六毛钱一斤，合当今的价格在三、四百块钱呢。那时小塘村没几家有这个物件的。
打坯是俩个人的活，一人打坯，一人供土。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打坯前先选好地址。前提是有粘性的小红土，潮乎乎的最好。打坯的那个人，第一步先打一个炕。（打坯的床）炕稍许有点坡度，用石杵子夯实。第二步，平整地角，用来码放打好的土坯。这个地角是椭圆形，向内稍稍倾斜，让它产生拉力，预防倒塌。供土就是铲土，和准备打坯用的土。
打坯是个力气活，同时技术含量也很高。有一句诙谐话，说农村四大累“盖房、打坯、拨麦子…”最后一句话上不了纸面，不说也罢。因此，打坯非常累。那个石杵子有四十多斤，一块坯砸三十下，一架坯砸一万五千下，打一天手都是木的。供土的那个人站在宽长各不足一米，深一米的坑内，连续在模子里装土，装完还要准备下一个坯的土，抡上一天铁锹下来也够呛，胳膊都抬不起来。这个活计配合巧妙，连续性强，节奏快，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影响出坯速度，也就完不成每天五百块的任务了。因此，几个人要彼此兼顾，配合默契，才能把活干好。
两人操作，一人供土，完成装土的活，必须保证三锨装满，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多了成大肚子，少了是罗锅子，都不能用。技术高的人，第一锨在模子里就要装上百分之八十的土，然后，轮起铁锨上下翻飞，左扣右扣，有时还玩个花样反手扣，让你眼花缭乱。另一个人打坯，就是提石杵子完成坯在模子里成形的活。打坯前，跃上坯模把土蹬实，不令散落。再用双手握住石杵子，从模子后沿走V字形到前沿，使土进一步塌实。然后，使足劲猛打，把前面模子的土打实，再用柔劲打几下磨出亮皮。退到后面，再用猛劲把后面的土打实，再用柔劲磨出后面亮皮。最后，猛劲打中间，轻轻振动两侧的模子，使坯容易离开模子。全程猛劲打十二下，柔劲打十六下，轻打两下模子梆，总共三十下才能成形。成形的坯必须保证角满坯实，楞角分明，挨着模子的那一侧光亮，没有麻点。打完后，打坯的刚直起腰，那个供土的，就用一根特制的小木棍拨开卡子，敲打模子的两个堵头，通过震动再进一步使坯和模子分离。然后，翻一下模子，把成形的坯剥离开来，用卡子卡住模子，重新装下一个坯的土。打坯的把成形的坯，搬到打好的地角上，落起来，一个土坯就算完成了。要码放十三层零五个，正好是五百块，这是一天的工作量。干透的坯每块重量十八斤。从上面的全过程你可以看出来，哪一个环节也马虎不得，要不怎么叫技术含量高呢。
吴忠打坯的第一天就窝了火，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回村打坯，吴民供土。因是头一天，不是石杵子没有准，往模梆上砸，不然就是掼不到角上，这样的坯发糠禁不住雨淋。吴忠的两只手被震得起了泡，泡破了，磨的手生疼，只好裹上个手帕。吴民装土也是有一道，没一道，不是太满，就是份量小，上午收工时才熟练了。中午草草睡了个午觉，下午接着干，吴忠的手一碰那石杵子就钻心疼，直到手麻了才不疼了。干了两个来小时，加上天儿热，酷热的太阳无情地照下来，滚烫的地面，扬起丝丝尘土，干渴、饥饿时时侵袭着两个年轻人，午饭那三碗山药面冷汤，早化作汗水流干了，感觉石杵子比刚打坯时重了许多，两只手提起来就费力。心虚冒冷汗，动作僵硬、缓慢。怕什么偏来什么，不知道是动作变形碰撞了坯摞，还是地角没有打好，坯摞倒塌了，打好的四百多块土坯报废了一多半。俩个人心里这个气呀，第一天出师就这么不顺！打这以后，吴忠就落下一个病根，只要是饿了，心里就发慌，就虚，混身出冷汗，麻烦不行，有点虚脱的感觉，这是休克的前兆。要是马上吃一块巧克力糖，喝点牛奶什么的，或者拼命往嘴里添饭，兴许会好一点，躺下休息一会儿也能缓解。后来他口袋里总装着几块巧克力，一出现先兆马上含一块，就不会出现那些症状了。
第二天，吴忠在平整地角时经了心，码放坯子时也注意了，再没有出现倒塌现象，任务也完成了。接下来越打越顺，坯的质量也越来越高，半个月完成了十八架。吴来福和大蛋不断过来帮忙，替换他俩。房子的主体够了，又打了五架，共二十三架，连垒院墙的也有了，这才收了工，这一个战役也宣告结束。
再接下来就是打夯。就是把房子的地基夯实，在夯实的基础上建房。吴忠他们用的是木夯，是枣木的，柱状，有一米五高，下沿直径三十公分，上沿也有二十五公分。试想一下，得多少年的枣树才能长成这么粗？，那个枣木坯模子都得二三十年，但如果碰见这个枣木夯，那个模子就是孙子或重孙子辈了。夯的两头都打着铁箍，上沿有四个把手，下沿有四个铁环拴四根皮条。一架夯四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夯头。
打夯这一步很关键，砸好了地面软硬度一致，受力均匀，房子不裂。那天请来了两架夯。还请来了放线的把式。先超了平，方了地角，拉了线，在丈量好的框架内砸夯。打夯时夯头领唱夯歌，那三个夯工接唱下句“夯呀哈啁哇”。一个好夯头不但夯打的好，而且嗓音洪亮，唱出夯歌抑扬顿挫，气势磅礴，又风趣幽默，讨人喜欢。这样夯工们就能动作协调，整齐划一，保持旺盛的干劲儿。
打夯的那天，天空清朗。乡亲们主动来到工地助工，凑了两架夯打了起来，你来我往，此起彼伏，夯歌一浪高过一浪，吸引了很多乡亲围观。阳光下，男儿们又黑又亮的脊背和肩膀，充满暴发力的健子肉，特别抢眼。见人一多，夯工们更来了劲，特别是又来了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看热闹，那打夯的男儿们一时性起，忘了劳累，气喘嘘嘘，汗流浃背，很卖力气。领唱的夯头中有一个外号叫“大马褂”的，仗着他辈份小说话方便，嘴无遮拦，本人也爱开玩笑。那天他发了威，领唱是指人唱人，指物唱物，妙趣横生，诙谐动人，逗的人们开怀大笑。另一班一看分外眼红，那一班夯工纷纷和夯头开玩笑，说：“魁爷（他们老辈子会绕麻绳）你就会绕麻绳，能不能对过大马褂，也好好地来上两嗓子。”叫魁的那位夯头，咧嘴一笑说：“咱没那两下子。”
第三十二章 一年将尽夜 万里未归人
说笑间夯工们干的更卖劲了，只见两个夯工把木夯举过了头顶，另外一只手牵引皮条。另外两个夯工马步持夯，待皮条把夯牵引下的一刹那，那两个夯工借力把夯掼下，只听咚的一声，砸的地都颤抖起来。人们都说吴忠家的地基可砸好了，砸的实在太结实了。
夯工们最怕的是追砖，在房地基犄角拐弯处砸下砖，以增加基础的坚固性。这是打夯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要劲的一道工序。把砖立着砸进砸好的地基内，还要保持砖完整不烂。等砖也追完了，再看夯工们已是挥汗如雨，疲惫不堪了。
砸夯的那天，张玉仙也来了。她是吴忠刚头年讨的媳妇，也是个苦人家出来的孩子。龙埠地区女孩子嫁人不仅不要彩礼，还得往出贴不少嫁妆，所以妇女的地位很低。生了闺女都不喜见，琢磨着送人才好。吴忠没花什么钱，就把玉仙娶回了家。乡里的大学解散了，吴忠见求学无望，决心在家里务农，挣钱养活家。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里供不起俩个孩子。父亲去世后，单凭母亲一己之力养活家，已经不可能。他是老大，必须做出牺牲，幸好吴民已经读到了高中，眼看着就熬出来了。张玉仙很想给干活的夯工们准备点饭菜，可是看看自家那点粮食，就没敢吱声，何况这村里还没有过这个先例。都是些挨着靠着相好的来助工，自来就是自己人，不挑理，要不人家也不来。没别的，李万云准备了大碗茶，吴忠准备了叶子烟、纸、火柴等等。那些围观的人们，瞧着黄澄澄的叶子烟，都想来上两口。
接下来的活儿就没那么累了，砌房基时使了点儿钢砖。超平、长角，都得请把式来干，吴忠他们只需要打下手，黄土做浆，和泥、填馅儿就可以。然后就是推坯。这个活更简单，把干透了的坯，从坯场推到房地基里，垛起来，来回两三里地，有力气就行。这活儿对吴忠来说那是搂草打兔子－稍带脚就干了，每天下班推上几车。但张玉仙看着心疼，也来帮着搬。这时的她，身孕已经显现了，肚子鼓鼓的，吴忠不让她干，就是不肯，一定要搬，也奈何不了。乡亲们见了不知道原因，说怎么你还叫媳妇儿搬坯，看她挺着个大肚子，要是有个好孬的，那还了得？快别让她干了。其实乡亲们哪知道，哪儿能拦得住？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分担丈夫的苦累。直到吴忠跟她发了脾气，她才悻然离去。
龙吟盖的都是平顶房，为了方便在房顶上晾晒东西，用的是长方形的檐子。房顶从后到前稍微有点坡度，前面留四个出水口，雨水从水口流出。由于用长方形的檐子，所以，得把干柳树破开解成方檐才可，这就得破料拉大锯了。
这个活是木工，充其量也就是个初级木工，是两个人的力气活。拉锯前木工师傅把被解的料先放好线，然后，把它固定，拴牢。拉锯的两个人，瞄准了线，一个人拉上锯，一个人拉下锯。手握锯把要灵活，用力要均衡，稍稍飘一点，不要用力过猛，不要让锯吃料太多，那样容易卡锯，走线。
木工放好了线，吴忠和吴民就拉了起来。这个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是怕走线，越小心，偏偏就走了线。一走了线，就要靠线，一靠线动作就要变形，拉着既费力又不舒服。木工做示范，人家拉得又轻松，又出活，闭着眼睛拉也不走锯。换上这哥俩无论哪个也能对付一阵子，两个人一齐上就不行了。有时候，也有其他原因，如锯弓不紧，锯料太大等等，这些问题都好对付。终归还是技术上的问题，道行浅。不是吴忠走了锯，就是吴民走了锯。而且，这两个人还脾气大，特别是吴忠脾气更大，有了错误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挑别人毛病，怨吴民怎么怎么的。直到互相埋怨，相互指责，最后“猪八戒摔钯子---躺倒不干”－停工。可是活在那儿摆着呢，不干什么时候也完不了，拗一会儿，火过去了，接着再干。实践出真知，在劳动中学习，活快干完了，也学会了。虽然这爷俩的拉锯技术，不是行家里手，但也比之前强多了。破开了檐子，又准备梁垫，檩替，过木，窗台板等。又把梁檩排了排，木工活也算结束了。
出了正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吴忠赶了几趟集，买了苇箔，油毡，窗户，门等等，万事俱备，只等着砌墙垒坯了。准备工作做好了，盖起来倒也痛快，铡刀铡了苇子，铺上油毡就上坯。老顺爷长角，允贤爷垒前脸，老顿大伯砌后山，吴来福和荣记哥垒两个山墙。担水的，和泥的，搬坯的…来的人还真不少，就连李万能这样的也来滥竽充数，小塘村的壮老力几乎都来了。最让人感动的是老永清大哥，拉着吴忠的手说：“人活着不易呀，能盖几次房呀，我虽然力气不如年轻人，能干多少干多少，我得来！我得来！”。
俗话说“把式上了墙，小工着了忙。”这话不假，坯活好干起墙快，一干就叫上了劲，担水的，和泥的，铲泥的紧忙活，把小工们给累得够呛，紧赶着，把式们还是不住劲的喊：“泥！泥！”
够快的，没出两天就平了口，第三天就在鞭炮声中上了梁。俗话说“上梁上檩小工打盹”，这时候的小工们能闲下来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是砌水口和封山。砌水口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一般的把式干不了。一是坡度要掌握好，不能尿沿；二是要正正的，不能跑偏。为了好看，把式们把托滴水的砖都磨了。封山是个力气活，十八斤的土坯，被人从地上扔出来，在不到一米的檩条缝隙中穿出，冲着接坯人的怀里走，到了接坯人手里时，坯已经失去了冲劲儿，接坯人一抓就抓住了。如果用力太大，接坯人接不好，稍偏一点就打在檩条上，掉下来坯摔成了两半，不小心砸在头上就更麻烦了。弱一点的人根本干不了，非得棒小伙才行，就是棒小伙也就是扔上个十来个，就得换人。更耍技术的是扔砖，每次扔两块，两块砖平行上升，好像粘在了一起，不能散开，接砖人两手一合，就把砖接在手中，那才叫技术呢。
再接下来就是上苇箔，铺苇叶。这两项活完了后，就是积坯。积坯是在铺好的苇叶上，斜压上一层土坯。俗话说“盖房积坯提溜泥的穿稀”，刚休息一会儿的小工，又是一阵紧忙活。积完了坯接着抹一层黄泥，就算完工了。
房子竣工后，为了答谢乡亲，特别是那些把式，吴忠在家里准备了两桌。晚上张玉仙给把式们蒸了玉米面和白面的窝头，有七八成玉米面，二三成白面。熬了一个大菜，里面加了猪肉。上了四个凉菜配了几个小炒，还上了碗。散打的白酒随便喝。要是放到现在，这个席面寒碜极了，根本拿不出手。不说是山珍海味吧，起码得有一两个硬菜吧，什么鸡啦，鱼啦得上几道吧，烹、炸、焖、溜的烹饪技术，得用一下吧。烟卷得上带嘴的吧，白酒得上瓶装的吧，还得准备点啤酒和饮料吧。可就是这简单的席面，李万云也老早就盘算上了，费尽了心机，吴忠两口子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了。吴忠和吴民轮换着给把式们敬酒，把式们夸哥俩实诚，玉仙厚道，饭菜做的好，走了好几家了，数这饭菜质量高，人也热情，吃的顺口。待把式们酒足饭饱走后，吴忠家已是囊中羞涩，毛罐里的粮食也所剩无几，就剩下桌子上的那几个窝头了。
后来给助工的人们发工钱，大家都不要，还是那句话“谁还不用谁，”“别小瞧人，以后不处了是怎么的？”等等，吴忠只有铭记在心，等将来再答谢人家了。
人不都是这样，就说前院，吴忠着近的一个当家哥哥吴来发，正是吴来福的堂弟。他家也被大水把房冲的裂开了。两家的关系处的也可以，你帮我，我帮你，互通有无，吴忠没少帮他干活。有一次吴忠借了他五块钱，过了些日子吴来发竟然说：“你借我那五块钱我不要了，你给我推坯咱们顶了账吧。”一句话说恼了吴忠，他要说“你帮我推推坯吧，”吴忠还真帮他干。话哪有那样说的，怕还不起钱是怎的？吴忠把钱还给了他，没有帮他干。吴来发这人别看膀阔腰圆，却不勤劳，总爱耍大样，跟街坊们吹嘘说：“我不盖是不盖，要盖就盖砖房。”人们也知道他的为人，对他的话不屑一顾。这不，他把他家的大稍门和两间东房扒了，六间房缩成了三间房，剩余的梁、檩，砖都变卖了才盖了三间房，就这还要吹。他爹妈是一对半疯子，管不了正点儿上，也管不了他，由着他来。人们给他起得绰号还真不少，好听一点的是“公子哥”，人们一叫他，他还美滋滋的呢，他不懂得这是贬意，人们在讽刺他。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浪荡公子”，是懒惰的意思。难听的也有，背地里叫他，“败家子”，“大尾巴狼”等等。
吴来发家的房是生产队里出工盖的，用了不少工钱。生产队干活速度快不了，光地基就砌了七八天，上面一天就垒一米。拉拉嘟嘟十来天才平口。过了好几天，又赶上了雨，他又懒的盖，把坯都淋湿了。那几天没好天，没等干透就上了梁，封了顶，整整盖了二十多天。房盖上了，美得他上县城看大戏，没到晌午，又下起了雨。他盖房时就赶上了雨，坯没干好撑不起重量，加上外面又是风又是雨，这房眼看着就要出危险。吴来发母亲在街上大喊：“快来救人来吧！要砸死人了！”听见这喊声，吴忠跑过去问：“大娘，怎么了？”老婆子答道：“房子快要倒了。”这时院子里聚了不少人，一看房子真得要倒，人们问：“发子呢？”“看戏去了。”“唉！”大家最后一致认为，只能用柱子先顶上吧。吴忠赶忙回家取来了锯，锯了几个柱子，找了几处着力点，如梁下，窗台和后山墙，给顶上了，总算没出险情。到现在那房子窗台上的顶木还没撤下来呢，也撤不下来了。
吴忠的房子虽然竣了工，可里面的活儿还多着呢。房顶上再抹一层牛粪泥，砌上烟囱。屋子里挂墙山，盘炕，垒锅台等等。这几样活一样也不轻松，牛粪泥是从生产队的牲口棚里，拉了几车牛粪，掺在黄土里，和成泥抹在房顶上，这种泥抹了房不漏。烟囱是砖的。挂山第一遍泥是用麦糠做染，第二遍是用谷糠。虽然没用那二米多的大靠尺检查，但瞧上去还行。
盖了房，也花光了钱，地里遭了灾，没有半点收成。村里食堂的面也快吃光了，整天瞎凑合。吴民上学只等着钱，李万云急的快冒了火，张玉仙也没办法，只是偷偷地抹眼泪。吴忠暗下决心：“我得出去挣钱！”吴忠挥泪辞别母亲和怀孕的妻子，踏上了打工之路。
出门在外，吴忠才知道打工有多不容易。全是脏活累活不说，挣得还少。光够自己吃喝，根本不可能给家里寄钱。吴忠只好问工头：“干什么最挣钱？”工头神秘一笑：“这年月，除了打砸抢，就是下煤窑了。”吴忠想了半天，如今也顾不上考虑下煤窑的危险了，一家子活命要紧！啥也不说了，干！
说笑间夯工们干的更卖劲了，只见两个夯工把木夯举过了头顶，另外一只手牵引皮条。另外两个夯工马步持夯，待皮条把夯牵引下的一刹那，那两个夯工借力把夯掼下，只听咚的一声，砸的地都颤抖起来。人们都说吴忠家的地基可砸好了，砸的实在太结实了。
夯工们最怕的是追砖，在房地基犄角拐弯处砸下砖，以增加基础的坚固性。这是打夯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要劲的一道工序。把砖立着砸进砸好的地基内，还要保持砖完整不烂。等砖也追完了，再看夯工们已是挥汗如雨，疲惫不堪了。
砸夯的那天，张玉仙也来了。她是吴忠刚头年讨的媳妇，也是个苦人家出来的孩子。龙埠地区女孩子嫁人不仅不要彩礼，还得往出贴不少嫁妆，所以妇女的地位很低。生了闺女都不喜见，琢磨着送人才好。吴忠没花什么钱，就把玉仙娶回了家。乡里的大学解散了，吴忠见求学无望，决心在家里务农，挣钱养活家。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里供不起俩个孩子。父亲去世后，单凭母亲一己之力养活家，已经不可能。他是老大，必须做出牺牲，幸好吴民已经读到了高中，眼看着就熬出来了。张玉仙很想给干活的夯工们准备点饭菜，可是看看自家那点粮食，就没敢吱声，何况这村里还没有过这个先例。都是些挨着靠着相好的来助工，自来就是自己人，不挑理，要不人家也不来。没别的，李万云准备了大碗茶，吴忠准备了叶子烟、纸、火柴等等。那些围观的人们，瞧着黄澄澄的叶子烟，都想来上两口。
接下来的活儿就没那么累了，砌房基时使了点儿钢砖。超平、长角，都得请把式来干，吴忠他们只需要打下手，黄土做浆，和泥、填馅儿就可以。然后就是推坯。这个活更简单，把干透了的坯，从坯场推到房地基里，垛起来，来回两三里地，有力气就行。这活儿对吴忠来说那是搂草打兔子－稍带脚就干了，每天下班推上几车。但张玉仙看着心疼，也来帮着搬。这时的她，身孕已经显现了，肚子鼓鼓的，吴忠不让她干，就是不肯，一定要搬，也奈何不了。乡亲们见了不知道原因，说怎么你还叫媳妇儿搬坯，看她挺着个大肚子，要是有个好孬的，那还了得？快别让她干了。其实乡亲们哪知道，哪儿能拦得住？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分担丈夫的苦累。直到吴忠跟她发了脾气，她才悻然离去。
龙吟盖的都是平顶房，为了方便在房顶上晾晒东西，用的是长方形的檐子。房顶从后到前稍微有点坡度，前面留四个出水口，雨水从水口流出。由于用长方形的檐子，所以，得把干柳树破开解成方檐才可，这就得破料拉大锯了。
这个活是木工，充其量也就是个初级木工，是两个人的力气活。拉锯前木工师傅把被解的料先放好线，然后，把它固定，拴牢。拉锯的两个人，瞄准了线，一个人拉上锯，一个人拉下锯。手握锯把要灵活，用力要均衡，稍稍飘一点，不要用力过猛，不要让锯吃料太多，那样容易卡锯，走线。
木工放好了线，吴忠和吴民就拉了起来。这个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是怕走线，越小心，偏偏就走了线。一走了线，就要靠线，一靠线动作就要变形，拉着既费力又不舒服。木工做示范，人家拉得又轻松，又出活，闭着眼睛拉也不走锯。换上这哥俩无论哪个也能对付一阵子，两个人一齐上就不行了。有时候，也有其他原因，如锯弓不紧，锯料太大等等，这些问题都好对付。终归还是技术上的问题，道行浅。不是吴忠走了锯，就是吴民走了锯。而且，这两个人还脾气大，特别是吴忠脾气更大，有了错误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挑别人毛病，怨吴民怎么怎么的。直到互相埋怨，相互指责，最后“猪八戒摔钯子---躺倒不干”－停工。可是活在那儿摆着呢，不干什么时候也完不了，拗一会儿，火过去了，接着再干。实践出真知，在劳动中学习，活快干完了，也学会了。虽然这爷俩的拉锯技术，不是行家里手，但也比之前强多了。破开了檐子，又准备梁垫，檩替，过木，窗台板等。又把梁檩排了排，木工活也算结束了。
出了正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吴忠赶了几趟集，买了苇箔，油毡，窗户，门等等，万事俱备，只等着砌墙垒坯了。准备工作做好了，盖起来倒也痛快，铡刀铡了苇子，铺上油毡就上坯。老顺爷长角，允贤爷垒前脸，老顿大伯砌后山，吴来福和荣记哥垒两个山墙。担水的，和泥的，搬坯的…来的人还真不少，就连李万能这样的也来滥竽充数，小塘村的壮老力几乎都来了。最让人感动的是老永清大哥，拉着吴忠的手说：“人活着不易呀，能盖几次房呀，我虽然力气不如年轻人，能干多少干多少，我得来！我得来！”。
俗话说“把式上了墙，小工着了忙。”这话不假，坯活好干起墙快，一干就叫上了劲，担水的，和泥的，铲泥的紧忙活，把小工们给累得够呛，紧赶着，把式们还是不住劲的喊：“泥！泥！”
够快的，没出两天就平了口，第三天就在鞭炮声中上了梁。俗话说“上梁上檩小工打盹”，这时候的小工们能闲下来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是砌水口和封山。砌水口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一般的把式干不了。一是坡度要掌握好，不能尿沿；二是要正正的，不能跑偏。为了好看，把式们把托滴水的砖都磨了。封山是个力气活，十八斤的土坯，被人从地上扔出来，在不到一米的檩条缝隙中穿出，冲着接坯人的怀里走，到了接坯人手里时，坯已经失去了冲劲儿，接坯人一抓就抓住了。如果用力太大，接坯人接不好，稍偏一点就打在檩条上，掉下来坯摔成了两半，不小心砸在头上就更麻烦了。弱一点的人根本干不了，非得棒小伙才行，就是棒小伙也就是扔上个十来个，就得换人。更耍技术的是扔砖，每次扔两块，两块砖平行上升，好像粘在了一起，不能散开，接砖人两手一合，就把砖接在手中，那才叫技术呢。
再接下来就是上苇箔，铺苇叶。这两项活完了后，就是积坯。积坯是在铺好的苇叶上，斜压上一层土坯。俗话说“盖房积坯提溜泥的穿稀”，刚休息一会儿的小工，又是一阵紧忙活。积完了坯接着抹一层黄泥，就算完工了。
房子竣工后，为了答谢乡亲，特别是那些把式，吴忠在家里准备了两桌。晚上张玉仙给把式们蒸了玉米面和白面的窝头，有七八成玉米面，二三成白面。熬了一个大菜，里面加了猪肉。上了四个凉菜配了几个小炒，还上了碗。散打的白酒随便喝。要是放到现在，这个席面寒碜极了，根本拿不出手。不说是山珍海味吧，起码得有一两个硬菜吧，什么鸡啦，鱼啦得上几道吧，烹、炸、焖、溜的烹饪技术，得用一下吧。烟卷得上带嘴的吧，白酒得上瓶装的吧，还得准备点啤酒和饮料吧。可就是这简单的席面，李万云也老早就盘算上了，费尽了心机，吴忠两口子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了。吴忠和吴民轮换着给把式们敬酒，把式们夸哥俩实诚，玉仙厚道，饭菜做的好，走了好几家了，数这饭菜质量高，人也热情，吃的顺口。待把式们酒足饭饱走后，吴忠家已是囊中羞涩，毛罐里的粮食也所剩无几，就剩下桌子上的那几个窝头了。
后来给助工的人们发工钱，大家都不要，还是那句话“谁还不用谁，”“别小瞧人，以后不处了是怎么的？”等等，吴忠只有铭记在心，等将来再答谢人家了。
人不都是这样，就说前院，吴忠着近的一个当家哥哥吴来发，正是吴来福的堂弟。他家也被大水把房冲的裂开了。两家的关系处的也可以，你帮我，我帮你，互通有无，吴忠没少帮他干活。有一次吴忠借了他五块钱，过了些日子吴来发竟然说：“你借我那五块钱我不要了，你给我推坯咱们顶了账吧。”一句话说恼了吴忠，他要说“你帮我推推坯吧，”吴忠还真帮他干。话哪有那样说的，怕还不起钱是怎的？吴忠把钱还给了他，没有帮他干。吴来发这人别看膀阔腰圆，却不勤劳，总爱耍大样，跟街坊们吹嘘说：“我不盖是不盖，要盖就盖砖房。”人们也知道他的为人，对他的话不屑一顾。这不，他把他家的大稍门和两间东房扒了，六间房缩成了三间房，剩余的梁、檩，砖都变卖了才盖了三间房，就这还要吹。他爹妈是一对半疯子，管不了正点儿上，也管不了他，由着他来。人们给他起得绰号还真不少，好听一点的是“公子哥”，人们一叫他，他还美滋滋的呢，他不懂得这是贬意，人们在讽刺他。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浪荡公子”，是懒惰的意思。难听的也有，背地里叫他，“败家子”，“大尾巴狼”等等。
吴来发家的房是生产队里出工盖的，用了不少工钱。生产队干活速度快不了，光地基就砌了七八天，上面一天就垒一米。拉拉嘟嘟十来天才平口。过了好几天，又赶上了雨，他又懒的盖，把坯都淋湿了。那几天没好天，没等干透就上了梁，封了顶，整整盖了二十多天。房盖上了，美得他上县城看大戏，没到晌午，又下起了雨。他盖房时就赶上了雨，坯没干好撑不起重量，加上外面又是风又是雨，这房眼看着就要出危险。吴来发母亲在街上大喊：“快来救人来吧！要砸死人了！”听见这喊声，吴忠跑过去问：“大娘，怎么了？”老婆子答道：“房子快要倒了。”这时院子里聚了不少人，一看房子真得要倒，人们问：“发子呢？”“看戏去了。”“唉！”大家最后一致认为，只能用柱子先顶上吧。吴忠赶忙回家取来了锯，锯了几个柱子，找了几处着力点，如梁下，窗台和后山墙，给顶上了，总算没出险情。到现在那房子窗台上的顶木还没撤下来呢，也撤不下来了。
吴忠的房子虽然竣了工，可里面的活儿还多着呢。房顶上再抹一层牛粪泥，砌上烟囱。屋子里挂墙山，盘炕，垒锅台等等。这几样活一样也不轻松，牛粪泥是从生产队的牲口棚里，拉了几车牛粪，掺在黄土里，和成泥抹在房顶上，这种泥抹了房不漏。烟囱是砖的。挂山第一遍泥是用麦糠做染，第二遍是用谷糠。虽然没用那二米多的大靠尺检查，但瞧上去还行。
盖了房，也花光了钱，地里遭了灾，没有半点收成。村里食堂的面也快吃光了，整天瞎凑合。吴民上学只等着钱，李万云急的快冒了火，张玉仙也没办法，只是偷偷地抹眼泪。吴忠暗下决心：“我得出去挣钱！”吴忠挥泪辞别母亲和怀孕的妻子，踏上了打工之路。
出门在外，吴忠才知道打工有多不容易。全是脏活累活不说，挣得还少。光够自己吃喝，根本不可能给家里寄钱。吴忠只好问工头：“干什么最挣钱？”工头神秘一笑：“这年月，除了打砸抢，就是下煤窑了。”吴忠想了半天，如今也顾不上考虑下煤窑的危险了，一家子活命要紧！啥也不说了，干！
第三十三章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梁家河打小在京城胡同里长大，住了一辈子大杂院。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都是剃头匠，到他这儿，不知道已经传承了几辈。小手艺、养大家，梁家祖祖辈辈几代人，全靠它养活。到了这一辈儿，梁家河是老大，很早就子承父业，学会了手艺。他弟弟妹妹因此便没了传承技艺的责任，可以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先后求学，后来还参加了革命。可惜的是，最终没能聚在一块儿，姊妹三个分居三地：妹妹梁家燕在东北成了家，弟弟梁家川去了荷兰，只有家河留在京城。梁家川和方略一起去荷兰代办，由于是长期居留，允许携带全部家属。可这么一来，梁家川可吃了大亏，人家一家五口，他们却只有夫妻二人。梁家川不甘心，怎奈婚后多年，老婆也没结上个瓜，现在倒好，抱一个也来不及了。家川老婆是个孤儿，没有亲戚，娘家那边更没人。两口子商量多日，想来想去，也只能从家河那儿下手了。临走前一周，家川就来家里辞别：“哥，这次部里允许携带全家，人家方略带仨孩子呢。我这儿至少还有两个出国指标，若不用，太可惜了。”梁家河一听，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眉头一紧，更不说了。“哥，你知道，我媳妇儿怀不上孩子，我想⋯我想把红红带出去，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梁家川说。
梁家河虽然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心里还是一阵难受，扑扑地掉下了眼泪。家河明白，国外的生活条件远比国内强，孩子应该送出去，可自己只有这一个女儿呀！女儿送出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这一来只剩下儿子梁青，可女儿也是他的心肝儿宝贝呀！
“嗯，不急不急，你和嫂子再商量一下，我们也是好意，为了孩子好；再说不还有小青呢么，”家川说，“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
梁家河又低头不语了。家川见没个结果，只好先回去。晚上，家河与老婆商量了一夜，终于下定决心，让梁红和家川出国！对此，家河老婆倒挺看得开，她说：“家川他们反正也不生养，能亏待的了她？况且又没改了姓，自家兄弟，究竟不算外人，还姓梁吗，怕啥？”
说是说，可事到临头，她一边给梁红收拾东西，一边哭。临走时，两口子又躲在邻居家里哭，好像家里死了人，不敢送她。梁青见妹妹跟着叔叔走了，父母又哭成一团，他年纪虽小，却也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出去找小伙伴们一起疯玩，恨不能把房顶子都掀了。梁家川骗梁红说是出国旅游，说你爸妈先去了，咱们去找他们。等到了荷兰，又哄着说他们工作忙，再过几天就能见着啦⋯推来推去，小半年出去了。梁红毕竟还小，加上身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像是开启了童话故事。她的年龄，还形不成清晰的记忆，就渐渐忘记了京城的一切，也不嚷着找妈妈了。
梁红和方晓溪同岁，一起玩，一起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他们来荷兰时刚上小学，十多年仿佛一晃而过。这个充满了风车和郁金香气息的国度，生活条件很好，给家里送水、送奶的都是“预订”，这些人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耽误。这个国家特讲究规矩，应了人家就必须上门服务，这些是约定俗成的，伴随着梁红他们成长。
可梁青他们就没那么潇洒了，在国内，那个年代的社会就如同一艘颠簸不已的大船，连舵手们自己也搞不清前进的方向，经常产生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口号如同浪潮，一波波地改；运动周而复始，一轮接一轮地来。城市里大点儿的孩子都被下放到了农村，美其名曰“下乡知识青年”，小孩子也不学习，都在学校里装模作样地“劳动”。那个年月，京城已经开始挖地铁和地下管网，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释放地下空间”。拆下来的城墙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大部分都垒在地下了。温良涌瞄准了“挖城墙”这个挣钱的门道，三毛钱一块儿。成了最先致富的“无本儿生意”。
温良涌不仅爱习武，还是个戏迷，生活的贫穷挡不住快乐。一有空，就喜欢吊上几嗓子。家里吃饭桌子刚撤下去，就要喊来几个票友整两段。没乐器，就用嘴学京胡；用筷子敲棒子面“窝窝头”，也能打出“过门儿”来……
进了伏天儿，京城的夜晚还那么闷热，床上铺凉席，窗户换成了“冷布”（特别薄的豆包布）。温良涌翻箱倒柜，找去年藏起来的“竹帘子”，寻思着把它挂起来。找出来一看，早都散架了。原来这竹帘上的几节竹片，早被温建国抽出去“粘蜻蜓”了，只好再拿去请工匠修，又得花上好几毛！把个温良涌气得青筋暴起，牙关紧咬，又抽了几片竹子，准备敲烂温建国的屁股⋯
那时候，京城没那么多外来人口，孩子们去幼儿园，都是乘坐专门的“校车”。骑“校车”的大爷，每天一大早，在各个大杂院门口接孩子；到了傍晚，再挨门挨户送回来。学校门口没有那么多接孩子的家长，更没有维持秩序的“保安”。
那时候物资太紧缺了，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凭本儿，买上点儿东西得排半天队。温建国站得手脚发麻，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但最起码心情是愉悦的。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暴揍⋯即使这样，也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清新场面，更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瞎折腾了。
1955年， 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温良涌没得选择，女儿温建华和温建国都赶上了，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投身北大荒。他们是京城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东萍市林原县，建立了北大荒“京城庄”。全队共有248人，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4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从此，知青的历史开始被一圈圈的，深深地刻入岁月的年轮⋯ 他们和当地农民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捆麻绳、用钢叉、掏大粪⋯他们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整农田、修水利、盖鸡窝⋯温建国后来还当上了兽医，温建华成为一名从知青中培养出来的会计。他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学唱革命歌曲，教村里的青年们跳舞⋯
将军的孩子也不能搞特殊，同资本家一样，樊沐野的儿子樊清和于远方的女儿于莉莉，被同时下放到了南方。樊清在东广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在海北的粤北山区，在海连的五指山下，胶林蔗海⋯我们的青春化作了天边绚丽的彩霞，夜空熠烂的星月；我们的年华溶进了乳白的胶水和甜蜜的蔗汁⋯。一步步，我们从艰难岁月走出。我们走进工厂车间，走进校院军营，我们迎来了滚滚春潮，走进了新的时代。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1955年开始，整整十年，漫长而又短暂，漫长得恍如隔世，短暂得又如弹指一挥间。今天，刻满沧桑的脸上，依然流露着昔日青春的笑靥。今天，我们以成熟睿智替代了年少轻狂，我们把苦难经历化作精神财富，用事业成就证明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相约， 直到永远……”
知识青年其实最早起源于40年代。那时， 就曾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儿子毛岸英亲自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由于他开了先河，带了头，因而在十多年后，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从特定意义上讲，毛岸英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知识青年！
樊清在南方时，他所在的建设兵团，曾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那时，知识青年虽然仍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江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场面。
在云南插队，刚进入亚热带雨林时，于莉莉发现那里一个自称沙族的部落的女人，不知胸罩与内裤为何物，不懂得往水田中施肥能高产的道理。而一年之后，在她们的影响下，沙族女人们都戴上胸罩，穿上了内裤，水田经施肥后亩产翻了一番。在更多的山区里，孩子们是经过知青传播才知道了飞机、火车、电话，知道了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
其实，获益更多的是知识青年本身。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注定使这一代人身上充斥着民族责任感和义务感，把对祖国的苦恋升华为对人类的挚爱，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加强，远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他们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从不停息创造生活的欲念和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
五十年代的知青下乡，是中国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那个年代虽然很遥远，但已经有潜规则了，尤其是在东北，知青的工作生活全部由农村生产大队党总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你表现好你就是表现好，他说你表现不好，即使你的表现再好也是不好；如果你有抵触情绪，甚至胆敢冒犯他们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与入党、升学、参军、招工等所有机会绝缘，甚至还会给你扣顶帽子，换种更严厉的方式，对你继续进行再教育。那个年月，每天清晨，都要一大早去兵团总部去。
先念上几遍“语录”，然后请示当天的任务。时间一定要准时，不然的话戴着“红箍”人，会给你上帖，比现在的“黑名单”还厉害。那阵势，就像如今的“包工头”，在检查出场的工人，惦记着还有谁没到现场。晚上下班时，照样重复早上的“任务”，并且自我检讨一天的“过失”。
刚下乡时，知青们都意气风发、新鲜感十足，准备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有些“大作为”。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就被农村恶劣的环境，艰辛的劳作，给难住了。信心和理想瞬间崩塌，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再也不是战天斗地的宏伟蓝图，而是怎样尽快地返回城市。
而要想回城，就必须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在知青眼里，这些大队书记简直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几乎决定着每个下乡知青的前途和命运，哪个知青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于是乎，逢年过节时，知青们悄悄给书记送礼行贿，也造就了许多女知青不堪往事。
有些大队书记，表面看起来人模人样，背地里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有些知青为了自己的前途，除了贿赂钱财之外，还会送鱼肉等实物，如果恰巧碰上书记家盖房子，就会送砖瓦木料家具，冬天取暖时送锅炉煤炭劈柴等等。这些都不算什么，别管怎样，千万别碰上个好色的。
那时候，温建华想调回城里。她从家里要了不少钱，买了些农村不常见的礼品，都送给了书记，结果三年过去了，仍不见动静。后来，温建华才知道原因，那个大队书记是个色鬼，早已对她蠢蠢欲动了。建华虽是个良家妇女，但她实在无法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不得已，一天晚上，书记夫人到县里走亲戚，她独自到书记家里喝酒，把自己灌多；反正已经醉了，随他怎么着罢......后来才被批准。
梁家河打小在京城胡同里长大，住了一辈子大杂院。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都是剃头匠，到他这儿，不知道已经传承了几辈。小手艺、养大家，梁家祖祖辈辈几代人，全靠它养活。到了这一辈儿，梁家河是老大，很早就子承父业，学会了手艺。他弟弟妹妹因此便没了传承技艺的责任，可以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先后求学，后来还参加了革命。可惜的是，最终没能聚在一块儿，姊妹三个分居三地：妹妹梁家燕在东北成了家，弟弟梁家川去了荷兰，只有家河留在京城。梁家川和方略一起去荷兰代办，由于是长期居留，允许携带全部家属。可这么一来，梁家川可吃了大亏，人家一家五口，他们却只有夫妻二人。梁家川不甘心，怎奈婚后多年，老婆也没结上个瓜，现在倒好，抱一个也来不及了。家川老婆是个孤儿，没有亲戚，娘家那边更没人。两口子商量多日，想来想去，也只能从家河那儿下手了。临走前一周，家川就来家里辞别：“哥，这次部里允许携带全家，人家方略带仨孩子呢。我这儿至少还有两个出国指标，若不用，太可惜了。”梁家河一听，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眉头一紧，更不说了。“哥，你知道，我媳妇儿怀不上孩子，我想⋯我想把红红带出去，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梁家川说。
梁家河虽然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心里还是一阵难受，扑扑地掉下了眼泪。家河明白，国外的生活条件远比国内强，孩子应该送出去，可自己只有这一个女儿呀！女儿送出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这一来只剩下儿子梁青，可女儿也是他的心肝儿宝贝呀！
“嗯，不急不急，你和嫂子再商量一下，我们也是好意，为了孩子好；再说不还有小青呢么，”家川说，“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
梁家河又低头不语了。家川见没个结果，只好先回去。晚上，家河与老婆商量了一夜，终于下定决心，让梁红和家川出国！对此，家河老婆倒挺看得开，她说：“家川他们反正也不生养，能亏待的了她？况且又没改了姓，自家兄弟，究竟不算外人，还姓梁吗，怕啥？”
说是说，可事到临头，她一边给梁红收拾东西，一边哭。临走时，两口子又躲在邻居家里哭，好像家里死了人，不敢送她。梁青见妹妹跟着叔叔走了，父母又哭成一团，他年纪虽小，却也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出去找小伙伴们一起疯玩，恨不能把房顶子都掀了。梁家川骗梁红说是出国旅游，说你爸妈先去了，咱们去找他们。等到了荷兰，又哄着说他们工作忙，再过几天就能见着啦⋯推来推去，小半年出去了。梁红毕竟还小，加上身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像是开启了童话故事。她的年龄，还形不成清晰的记忆，就渐渐忘记了京城的一切，也不嚷着找妈妈了。
梁红和方晓溪同岁，一起玩，一起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他们来荷兰时刚上小学，十多年仿佛一晃而过。这个充满了风车和郁金香气息的国度，生活条件很好，给家里送水、送奶的都是“预订”，这些人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耽误。这个国家特讲究规矩，应了人家就必须上门服务，这些是约定俗成的，伴随着梁红他们成长。
可梁青他们就没那么潇洒了，在国内，那个年代的社会就如同一艘颠簸不已的大船，连舵手们自己也搞不清前进的方向，经常产生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口号如同浪潮，一波波地改；运动周而复始，一轮接一轮地来。城市里大点儿的孩子都被下放到了农村，美其名曰“下乡知识青年”，小孩子也不学习，都在学校里装模作样地“劳动”。那个年月，京城已经开始挖地铁和地下管网，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释放地下空间”。拆下来的城墙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大部分都垒在地下了。温良涌瞄准了“挖城墙”这个挣钱的门道，三毛钱一块儿。成了最先致富的“无本儿生意”。
温良涌不仅爱习武，还是个戏迷，生活的贫穷挡不住快乐。一有空，就喜欢吊上几嗓子。家里吃饭桌子刚撤下去，就要喊来几个票友整两段。没乐器，就用嘴学京胡；用筷子敲棒子面“窝窝头”，也能打出“过门儿”来……
进了伏天儿，京城的夜晚还那么闷热，床上铺凉席，窗户换成了“冷布”（特别薄的豆包布）。温良涌翻箱倒柜，找去年藏起来的“竹帘子”，寻思着把它挂起来。找出来一看，早都散架了。原来这竹帘上的几节竹片，早被温建国抽出去“粘蜻蜓”了，只好再拿去请工匠修，又得花上好几毛！把个温良涌气得青筋暴起，牙关紧咬，又抽了几片竹子，准备敲烂温建国的屁股⋯
那时候，京城没那么多外来人口，孩子们去幼儿园，都是乘坐专门的“校车”。骑“校车”的大爷，每天一大早，在各个大杂院门口接孩子；到了傍晚，再挨门挨户送回来。学校门口没有那么多接孩子的家长，更没有维持秩序的“保安”。
那时候物资太紧缺了，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凭本儿，买上点儿东西得排半天队。温建国站得手脚发麻，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但最起码心情是愉悦的。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暴揍⋯即使这样，也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清新场面，更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瞎折腾了。
1955年， 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温良涌没得选择，女儿温建华和温建国都赶上了，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投身北大荒。他们是京城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东萍市林原县，建立了北大荒“京城庄”。全队共有248人，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4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从此，知青的历史开始被一圈圈的，深深地刻入岁月的年轮⋯ 他们和当地农民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捆麻绳、用钢叉、掏大粪⋯他们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整农田、修水利、盖鸡窝⋯温建国后来还当上了兽医，温建华成为一名从知青中培养出来的会计。他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学唱革命歌曲，教村里的青年们跳舞⋯
将军的孩子也不能搞特殊，同资本家一样，樊沐野的儿子樊清和于远方的女儿于莉莉，被同时下放到了南方。樊清在东广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在海北的粤北山区，在海连的五指山下，胶林蔗海⋯我们的青春化作了天边绚丽的彩霞，夜空熠烂的星月；我们的年华溶进了乳白的胶水和甜蜜的蔗汁⋯。一步步，我们从艰难岁月走出。我们走进工厂车间，走进校院军营，我们迎来了滚滚春潮，走进了新的时代。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1955年开始，整整十年，漫长而又短暂，漫长得恍如隔世，短暂得又如弹指一挥间。今天，刻满沧桑的脸上，依然流露着昔日青春的笑靥。今天，我们以成熟睿智替代了年少轻狂，我们把苦难经历化作精神财富，用事业成就证明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相约， 直到永远……”
知识青年其实最早起源于40年代。那时， 就曾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儿子毛岸英亲自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由于他开了先河，带了头，因而在十多年后，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从特定意义上讲，毛岸英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知识青年！
樊清在南方时，他所在的建设兵团，曾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那时，知识青年虽然仍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江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场面。
在云南插队，刚进入亚热带雨林时，于莉莉发现那里一个自称沙族的部落的女人，不知胸罩与内裤为何物，不懂得往水田中施肥能高产的道理。而一年之后，在她们的影响下，沙族女人们都戴上胸罩，穿上了内裤，水田经施肥后亩产翻了一番。在更多的山区里，孩子们是经过知青传播才知道了飞机、火车、电话，知道了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
其实，获益更多的是知识青年本身。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注定使这一代人身上充斥着民族责任感和义务感，把对祖国的苦恋升华为对人类的挚爱，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加强，远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他们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从不停息创造生活的欲念和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
五十年代的知青下乡，是中国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那个年代虽然很遥远，但已经有潜规则了，尤其是在东北，知青的工作生活全部由农村生产大队党总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你表现好你就是表现好，他说你表现不好，即使你的表现再好也是不好；如果你有抵触情绪，甚至胆敢冒犯他们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与入党、升学、参军、招工等所有机会绝缘，甚至还会给你扣顶帽子，换种更严厉的方式，对你继续进行再教育。那个年月，每天清晨，都要一大早去兵团总部去。
先念上几遍“语录”，然后请示当天的任务。时间一定要准时，不然的话戴着“红箍”人，会给你上帖，比现在的“黑名单”还厉害。那阵势，就像如今的“包工头”，在检查出场的工人，惦记着还有谁没到现场。晚上下班时，照样重复早上的“任务”，并且自我检讨一天的“过失”。
刚下乡时，知青们都意气风发、新鲜感十足，准备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有些“大作为”。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就被农村恶劣的环境，艰辛的劳作，给难住了。信心和理想瞬间崩塌，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再也不是战天斗地的宏伟蓝图，而是怎样尽快地返回城市。
而要想回城，就必须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在知青眼里，这些大队书记简直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几乎决定着每个下乡知青的前途和命运，哪个知青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于是乎，逢年过节时，知青们悄悄给书记送礼行贿，也造就了许多女知青不堪往事。
有些大队书记，表面看起来人模人样，背地里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有些知青为了自己的前途，除了贿赂钱财之外，还会送鱼肉等实物，如果恰巧碰上书记家盖房子，就会送砖瓦木料家具，冬天取暖时送锅炉煤炭劈柴等等。这些都不算什么，别管怎样，千万别碰上个好色的。
那时候，温建华想调回城里。她从家里要了不少钱，买了些农村不常见的礼品，都送给了书记，结果三年过去了，仍不见动静。后来，温建华才知道原因，那个大队书记是个色鬼，早已对她蠢蠢欲动了。建华虽是个良家妇女，但她实在无法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不得已，一天晚上，书记夫人到县里走亲戚，她独自到书记家里喝酒，把自己灌多；反正已经醉了，随他怎么着罢......后来才被批准。
第三十四章 山风吹空林 飒飒如有人
1962年，高层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就把一些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京城郊区平柔县梁家坪的群众首次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的建议，这竟然是由村里的一名妇女提出来的！她就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家鸽。她们梁姓是梁家坪的大家族，姐妹很多，亲的厚的一大堆。她虽然年轻，但也在如此波澜壮阔的政治浪潮中，明白了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否则就会不明方向，不管是跟不上形势，还是站错了队，都会吃大亏。她参加了村里的选举，因为在村里极好的人缘和威信，她以很高的票数顺利当选支委，并被任命为妇女主任。京城市委对这一意见十分重视，并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这个试行办法得到了 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这正是后来联产承包制的萌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随后，在基层开展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在杭城会议上，制定了“前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六四年的初冬，京城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这场雪在几天前就酝酿上了，开始是天气出奇的暖和，仿佛又回到了秋天，到了傍晚，天气突变，气温骤降，天空灰蒙蒙、阴沉沉。太阳落山时，风力逐渐小了，接着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天刚亮，打开房门，嗬！好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空中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地上像铺了一张柔软的白地毯，一排排房屋像立起来的巨大白色火柴盒。天地一色，苍苍茫茫。近处，树枝上都挂上了一串串的雾凇，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瑞雪兆丰年”，待雪停了，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着这场雪。
有这场大雪罩着，今年天气比往年冷得多，早早步入了冬季。这场雪，使四清工作，变得更加冰冷。“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队到处接管大权，干部们全都靠边站。运动开始后，京城人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最前端。那时，年龄大点儿的青年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城里上中学的于桥和梁青他们，就成了参加“社教运动”的主力。于桥的父亲于远方是个大资本家，他曾垄断了京城的布料生意；京城人穿衣服，十有八九都是他的布。而且，他不仅有过人的商业头脑，还特别善于研判政治形势。建国前，他暗中支持革命，和平解放京城时，作出了很大贡献。建国后，他作为民主党派，参加了政协，并且上交了大部分的家产。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多么的明智。他被定性为爱国民主人士，保留了两处四合院不说，他的大部分收藏，也都得以存留。
他的一双子女－于桥和于莉莉，也没受到任何影响。于莉莉被选为第一批下乡知青，于桥也是班里的团支书。他追随梁青，把上学的教室改成了“运动指挥中心”。他俩收编了很多人，当然包括了几位漂亮的女同学。于是，这场运动就有了几分浪漫气息。梁青批评他的同学们了解的“实质性”问题太少。同学们就说，很多群众担心说实话，会遭到打击报复。梁青大声咳嗽了一声，又像电影里伟大导师列宁那样一挥手道：
“我们必须让人民群众明白：四清运动，是 发动的！是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是要彻底打倒一切反动派！一切反动分子，都是纸老虎！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梁青年纪虽然不大，但穿上了父亲那件四个兜的中山装，上面的衣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所以显得格外精明、干练。他脸色苍白，明显营养不良，紧锁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但他劲头十足，说话时握拳咬牙，宽敞的脑门儿和整齐的牙齿，在白炽灯下闪烁着亮光。
他们决定：要一对一的给工作组干部当帮手，从革命前辈身上，学习革命斗争经验。有的同学还带着课本和小说，被梁青痛批：“用这些东西，能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吗？简直胡闹！”“我们要先拉家常，再作调查，”梁青说，“要彻底打消群众的顾虑。”
梁青他们深入街道，对历届干部逐一筛查，结果还真查出不少问题：私分财物、贪污现金等等。还查获了不少男女作风问题，工作之余搞婚外恋。
农村也是如此，安平省委组织起了层级式的工作组。在基层，龙吟县各村镇都选了一些贫下中农，作为积极分子，参与了村里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员们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吃在贫下中农的家里，私下里还访贫问苦，搞一些侦探活动。然后，一个劲儿地开会，大队干部们开了一阵子，又开全村社员大会。能来的都让参加，每天讲解六十条。后来把小队干部也都集中起来，不让回家，办学习班，启发干部们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交待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等问题。吴忠和吴民也都参加了学习班，也在换思想。李万云成了四不清干部的家属，参加了工作队召集的四不清干部家属学习班，到工作队指定的地点开会。让他们劝说亲人们交待问题，揭发四不清问题。一时间，弄得风雨满城，人心慌慌。
吴忠和吴民那能有什么四不清的问题，也得学习。这里人们学习，那里工作队把小队、大队的账都封了，库房也贴上了封条。学习班设在了大队部，那时大队部特简陋，三间正房西里间有两张大桌子和几个长板凳，算是所有大队干部们，包括大队会计的办公室。堂屋和东里间，取了中间的界山墙，掏空了成为会议室。会议室没有凳子，谁参加会，谁带坐头。
连续开了几天会，人人都发了言，表了态。大概工作队认为这个村的“油水”不大，问题不多吧，就开始清库，查现金。那时生产队里的家底不厚，四队有两个工作队员，还有两个积极分子跟着，队干部们都参加了。工作队揭了库房门上的封条，吴民开了锁。过称，过数，用了二三个小时就清完了。又过了几天，工作队让吴忠和吴民还有一大批干部都先后下了楼，就是解放了，回了家，官复了原职。但大队和二队仍在查账，又过了些日子，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顶多也就是两个来月吧，工作队又召集全村的社员开大会，说这个村不错，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四不清问题。工作队表了态后，大队干部仍然是大队干部，工作队撤了。事后才知道，有人揭发大队和二队有四不清问题，工作队也很重视，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小塘村一姓一家，人们大面上都过的去，也都是本分人。再说村里也不富余，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贪。所以，四不清问题在小塘没有形成规模，也可能根本就没有。
可有的人不这样认为，说这里的问题大了去了。起因是在六二年村里回来了一个能人，会铁匠的技术，当上了村里的头头，他想领着乡亲们走一走无工不富的路子，开了个铁工厂，充其量也就是个铁匠铺。下设两个组，一组是红炉。打个社员们使用的镐头、锄头、镰刀、铁锨等工具。犁，马掌，钉子之类的用具等等。另一组是织筛子布，做成筛子出售。由于都是手工操作，这两组还不足十个人，规模小，效益甚微。每天丁丁当当，社员们汗流的不少，不用化妆都是三花脸，累也受得不小。他们抽调吴忠给他们拿笔杆当会计，那点账目对吴忠来说是小菜一碟，他还是拿大锤的时候多，不见拿笔杆。有人说这里有问题，说领头人有四不清问题，这个问题成了导火索，虽然是在这一次运动中过了关，可是，在接下来的细线条四清运动中，闹得不亦乐乎。
刚过了年没多久，就又开始了细线条四清，传达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回的四清和前一次不一样，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次运动和上次运动的搞法也不一样，“是一次比土改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追查什么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成份。上次是人人过关，遍地开花；这回是重点突破，有针对性的解决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要以典型为榜样，对社员开展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可不这样认为，说“什么粗线条细线条，是把干部当面来来磨，过了筛子又过箩呗。”
虽然说打了春了，可天气还冷着呢，显得阴森恐怖。白天还好，晚上，工作队让社员们学习二十三条，人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房梁上吊着个气灯，照得满屋子亮堂。东山墙放了一张学生用的课桌，一个凳子，工作队坐在 台上讲解文件。下面则是社员们拿着小板凳，或者小礅子，一堆儿一堆的，怎么坐的也有，冻得人们流青鼻涕，又放屁，加上男人们的大烟袋，抽了一锅又点一锅，没完没了地抽，把两间房熏的乌烟瘴气，苦了那些不会抽烟的，被动污染。老娘们儿则是仨仨俩俩的，有的手里还拿着针线活，掐着嗓子，小声叨咕，唠那没完没了的家长里短。和前几次开会一样，好象是有人有屁专门准备在会场里放似的，不知谁又使劲地放了个响屁，人们忍不住大笑，打破了少有的宁静。主持会的工作队员高声喊：“严肃点！严肃点！”“抽烟的住一住，出恭的外面请，看把个屋子熏成什么啦，都没法待了。”“管天管地，还管着拉屎放屁，哼，这是什么事呀。”不知道是谁小声嘟囔着。
这一个阶段完了，就转入了重点，让大队的头头说问题，又过了些日子查铁工厂的账。也没什么结果，像是要撤的样子。不知怎么的突然来了好多人，说以前搞的运动走了过场，原来工作队的头头挨了批，也撤换了，男男女女的人，工作队的力量扩大了。后来才知道有人又告了，说这个村在经济上有不少问题，问题就在铁工厂。揭发问题的是个残废军人，他们家也是贫农，根正苗红，又是个扛过枪的，负过伤的，因此，上面很重视。
这也是一种战术，工作组在进驻小塘之前，开了好几天会，经过了精心准备和谋划。这叫大兵压境，增加了不少的威慑力，再来个突然袭击，叫人防不胜防。这一招果然奏效，别的不说，那些小虾鳖之类的妖孽，别有用心的小人，以为时机已到，都想乘机捞点稻草。在过去，小塘村村风极正，哪能有他们这些人的市场，这一次是天赐良机，他们蠢蠢欲动，想登台表演了。
西头回来个小伙子，六二年返乡，自以为是从“心脏”（京城）回来的，经的多，见的广，说话都撇着嘴，带着京韵。他看着谁都不顺眼，非要和那些落难的人们较个针扎。凡是有他参加的会，你就看吧，狗仗人势，就显了他了；就他是个革命的，别人都是割草的。他又举拳头，又呼口号，眼睛瞪得像鸭蛋，嘴张得能吞下头牛，扯着嗓子“嗥嗥”直叫，想把天捅个窟窿，活脱一个凶神恶煞，可惜有蛋拽着呢，上不了天。他爹是一队的队长，也想试图阻止他，他哪把他爹妈放在眼里，与他爹划清了界线，还大义灭亲呢，他揭发他爹有影没影的事。运动初期，特别是发动群众的时候，工作队把他当作一枚筹码，一线主力排兵布阵，当成了一把利斧，指望着他劈开小塘村这座“华山”呢。
还有个横竖不讲理的。他爹妈闺女多，他是千顷地里一棵苗，从小娇生惯养，把他宠坏了。他姐姐，妹妹经常挨他的打，连他娘也不放过，还骂他娘不正经，他爹干着急叹着气：“逆子！逆子！”没办法。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人有如此恶劣行为，也恐怕非一日之功，究其原因，当地有句大实话，道破了玄机，“大眼贼不掏----灌出来的毛病”。他娘人白，长得不赖，俗话说“好汉无好妻，丑汉娶花枝。”他爹长得黑不说，还是个兜齿，他的一窝孩子都成了兜齿了。媳妇又白又水灵，加上又爱说道，爱和人们交际，这就有人出来说闲话操闲心了。他们在西头住，却参加了东头的生产队，在东头队里干活，这里头是不是“指导员的背包有问题”呢？老一辈子的事，有那事没那事，咱们不能妄加评论，更不能瞎说。按理说，爹妈之间的事，有你爹呢，轮不着儿子说三道四，再说了你娘生了你，养了你，你抱恩还来不及呢；可他偏要插上一扛子，跟他娘过不去，骂他娘打他娘，都娶了媳妇当了人父的主，还这样。你想想，跟他爹妈还那样呢，两旁外人那还在话下吗。像这种人运动初期，工作队也是用得着的，用他的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做、敢闯，恣意妄为的行为，用他的蛮横不说理，“一根筋”的精神，打开工作的局面，虽然比前一个稍次一点，但他有他的特点，两个人风格不同，还是独树一帜吧。
还有一个蔫坏蔫坏的家伙，是个外姓人，扛过枪，当过副连长，他说他有头疼病，疼痛起来就要命，因为这个刚解放就复员了，不过，他回来后没见他头疼过。他说他睡眠不好，你想就这瞎捉摸事，瞎操别人心的人，能不头痛吗。他那段光荣历史，还有个复员证，经常拿出来在人们面前炫耀，生怕人们忘记了。这个人还有“三大法宝”。一是手电筒，可就是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二是一本马列的书，对照别人用，他自己从来不用。三是有个小本本，光记载别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大事逮不着，再说，那时村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这三大法宝运动一开始真还管用，说起马列来头头是道，就是满嘴里跑唾沫；揭发别人的问题，不管有的没的，不讲情面，还硬往“纲”上拉。虽说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可万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一开始工作队真叫他给忽悠了，发现他，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可发现了人才，把他当成了主将，未来他就是小塘村的领路人啦。日子久了，他那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手电筒从小塘的大小队干部，照到了公社的干部，进而又照到了工作队，最后连公社四清工作队分团领导也给照上了。工作队这才如梦方醒，知道上当了。你想，那些没影子的事，捕风捉影的事和无中生有的事，提了一大堆，成绩倒是挺显著，可这些问题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要落实的，怎么落实？落实一件，是没影的事，落实一件，又是一件没影的事，这么大的工作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工作队被他愚弄了。鉴于他的胡说八道，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给四清工作队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损失也巨大。工作队奖给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差一点没把党籍丢了。通过这次教训，应该有一个前车之鉴吧，应该收敛一下吧，但他狗改不了吃屎，还是我行我素。运动一来他就积极起来了，还是那一套，“瞎胡闹，乱照一气”，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他的为人了，他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了活动空间。最后，活到七十八啦，在处理家庭事务中，也运用此类方法，儿媳妇们可不吃他那一套，儿子又不向着他说，老伴也不给他做主，乡亲们躲着他，把他当成臭狗屎。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过街的老鼠。他走了，走的很惨。很难猜测他走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是以死要挟对方？死也闹一场？还是自觉罪孽深重，羞愧难当？他是上吊死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是否也有忏悔之言，改善之意？不能武断，但他还是走上了这么一条不该走的路，不光彩的路，用那时的话说，这就是自决于人民，自决于党。现在加上一句，自决于家人吧。这件事非但老伴不给他主，乡亲们不问，村里也没管。民不告，官就不究。要说他也属于非正常死亡，就这么不了了之？他这最后一闹，也没闹起来，谁也没管，就这么不哼不哈的烧了，路是自己走的！
有这样的人运动还能搞好嘛？还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嘛？可笑，有人说小塘村是一个姓，五百年前是一家，骨头断了经还连着呢，团儿抱得紧。什么事情也不是必然的，这还是铁板一块吗？这一回运动吴忠又没躲过，当了半年会计，被审查了八个月。但他也因祸得福，认识了张玉仙—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她性格爽朗，活泼好动，心地善良，麦穗色的皮肤，个头不低，足有一米七。她和吴忠同属三队，行三，百家姓排行第一。大概是天生的缘分吧，吴忠和她相遇了。他们春种、夏锄、秋收，种的是一块地，锄的是一块田，又一块收秋，有机会朝夕相处，有机会相互了解，有机会倾诉情感，他们真诚地好上了。张玉仙家成份好，自然是农村的新生力量，是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那么，运动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吴忠就自然门清了。
她姥姥家缺舅少姨，她父亲就在小塘村当上了儿子和女婿的角色。小塘村不扶外姓人，她们一家子人不旺。哥仨一个拐子，一个痨病瓤子，还绝了一枝。她们家好几辈单传，到了她父亲这一辈，好容易哥俩了，偏她大爹家又出了偏差，有一个小子，先天胳膊伸不直，干不了重活，没有留后。还好，她母亲是个生产孩子的模范，可就是一连生了五个闺女，才翻了牌生了一个男孩。本想再生一个带把的孩子和他做个伴吧，谁料想又生了一个丫头片子，又赶上了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营养上不去，她妈妈又是个高龄孕妇，这个孩子先天发育不足，小胳膊小腿好像是格档码（高粱杆）插的，人没小猫大，红蔫蔫地，哭起来都有气无力，一家子为她担心，怕她成不了人。她们一大家子，大姐嫁了，二姐参加了工作。虽然走了两口，人口还是不少，她妈妈累的顾此失彼，晕头转向。可人再小也是个生命，大人们忙，孩子们上学，就最小的姐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看护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她的身上。那时的农村哪里有幼儿小车，家里人想了个好办法，用一个小篮子，在里面放个小垫子，把孩子放在里面，她姐姐或提，或挎着她，哄着她玩。有的人爱逗孩子，开玩笑说：“把你们这个小猫子给了我们吧，省得你成天价挎着怪费力的。”一句话吓得孩子提着篮子忙往家跑，生怕被别人抢了去，边跑边喊：“娘！有人要抢咱们的小娃啦。”她妈妈说：“人们逗你玩呢，谁要快给了谁吧，打发了算了，省得烦人。”她妹妹把小嘴一撅说：“俺不结！俺不结吗！”这孩子天命大，到后来是女大十八变，也出落成一个漂亮大闺女了。她父亲朴实，憨厚，人缘极好。土改时定了个雇农成份。根子红，人缘好，又是解放前的老党员，天生是农村的砥柱中流，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什么运动来了，他都是依靠力量，是当村干部的好材料。
那个年代，人们思想还很陈旧，青年男女之间交往很少。村里有闺女都嫁到外村去了，理由是一姓一家，其实五百年前是一家，到现在，有的早已经八杆子呼拉不着了。张玉仙不封建，又是外姓，她开创了小塘村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先例。夏天晚上，她上身着半袖白色汗衫，下身穿着只有大媳妇们才敢穿的黑色绸子短裤，包裹着翘翘的臀，露着修长的双腿，经常出没于吴家东院。那容貌体态，像极了二十一世纪的青春女性—靓丽抢眼，坦胸露腹，扭臀翘胯。什么八分裤，七分裤，短到大腿根的裤，裤腰低到只能遮住屁股蛋儿的裤，她们什么也敢穿。涂脂抹粉是小打扮，什么画眉、点眼影、做睫毛、抹口红、染指甲，连头发都弄得五颜六色，千姿百态。什么扎耳朵眼，拉双眼皮，再疯狂点儿得填鼻梁，隆胸，吸脂，“拔苗助长”等等，不惜花大量的金钱，追求个性。商家千方百计，拼命挣妇女们的钱，为女性准备的日用品、化妆品，季节服装，更是花样翻新。现代社会是女性的天下，妇女真是翻了天了。那时，张玉仙算最俏皮了，但同现在的浪漫女性比，天壤之差，峰丘之别，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了玉仙庇护，隔三差五地通风报信，加上吴忠本身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根本就没有经济问题。所以，他在运动当中没受什么挫折。
那个时候，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几个群众用不着充分发动，他们本身就有病，有一种对乡亲们嫉妒的病，还有一颗狼子野心，矛头直指那些头头，“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取而代之。他们怎么能得逞呢？工作队只把他们当作“当头炮”来用一用，炮一打完就没有用了，你想战士们已经冲上去了，再放炮，那不伤了自家的人吗。因此，他们得不了逞。还有，那时的法律也不健全，大鸣、大放、大字报，凡是揭发问题，什么听到的，看到的，道听途说的，有影的，没影的都能放。他们这伙人，正是钻了“法”的空子，要是现在早就判你诬陷罪了。
真金不怕火炼，问题总有落实的时候。问题一大堆，落实对不上号，不是查无踪影，就是子虚乌有，工作很被动，有的问题甚至是来了个倒脱鞋，弄得工作队走了好多冤枉路，到头来又回到了原处，你说气人不气人。
有一天，队长通知吴民，说工作队有请，不知道有什么事，叫马上去，在大雪家的东屋。吴民不敢怠慢，急忙赶到了工作队的驻地，进了院子碰见了大雪大娘，吴民打了个招呼：“大娘，工作队在你们东屋？”大雪大娘忙应着，并指了指东屋。吴民一进屋子，在外间屋外喊了一声：“有人吗？”有一位女性在屋里答话：“请进。”吴民一撩门帘，见一位有二十没二十的漂亮年青女子站在了自己面前，看着自己，吴民竟不好意思转过身去。听得那工作队员“卟哧”一声笑了起来，她也转过了身去。吴民这才扭过身来打量这位工作队员，身段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皮肤白腻。乌黑的长发披在脑后，被手帕挽在了一起，编成一个蝴蝶结的造型。“我是四队的，姓吴，找我来有事吗？”吴民问。“有几份表你帮我填一下。”“好，用什么笔体。”“你都会什么笔体？”“我会好几种呢，楷书，美术字，自由体。”“还有自由体？”那位工作队员捂着嘴又笑了起来。这位女子清脆铜铃般地“咯，咯”笑声，笑的吴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随便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写不用拿捏，也快。”“你分别写几种字体让我瞧瞧，”说着她递过来了一张白纸。吴民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一张床，床上有整齐的被褥，还有一个凳子外，别无它物。正想问在哪儿写呢？只见那位工作队员搬来了一张吃饭桌，放在了床上，又拿来了一块布子擦了擦，说：“麻烦你勉强在这里写好了。”吴民在生产队里劳动，队里男男女女的多了，大姑娘，小媳妇也有，但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一个陌生女子接触，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显得有点笨拙，也很不自然，还没写字呢，汗先出来了。问：“写什么呢？”“嗯，就写四清工作队吧。”吴民扒在桌子上分别用美术字，楷书，自由体写了三行，放下了笔，那位工作队员拿过去仔细端详了一会，说：“都不错，你什么文化程度？”“就算初中吧。”“噢，还行，就用这个方块字吧，方方正正地好看。”“行，写这样的字就是速度慢一点。”“不妨事。”说着递过来一块毛巾说：“快擦擦汗，看你热得。”吴民接过了毛巾，这才又看了一眼这个女队员，她俊俏端庄，眉眼秀丽，美人一个。吴民擦罢了汗把毛巾放在了毛巾架上，那位工作队员拿来了一叠表，说：“有几份表你填填。”时间过的真慢，吴民好不容易才填完了。那位工作队员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你还来，还有任务。”吴民答应了一声，又反问一句：“您贵姓？”“免贵姓刘，我叫玉藏，”说着伸出了手，吴民也递过了手去和她握了握。长这么大了吴民还从来没有和女性握过手，感觉软软地，绵绵地，很舒服。
吴民经常帮她干些抄写的活儿，一来一里就熟悉了。阳历八月，有一天她说她快要走了，要上龙埠，另开辟新的战场。她哭了，吴民心里也不好受，人熟为宝，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处的时间长了割舍不下也是有的。她说：“给你一个工作日记，做个留念吧。”吴民说：“不写点什么？”“让我想一想，那就明天再给你罢。”
第二天，吴民到了她那儿，她递给了吴民一本工作日记。是个湖蓝色的皮子，新闻纸的瓤子。大概是工作队统一制作的吧，上面还写着《龙埠地委四清工作团》的字样呢。吴民打开第一页，见没有留言，她说在里面，回去看吧。吴民合上了日记本，两个人就这么无言的坐着。有一会子了，又有一位工作队员来了，吴民才告辞回家了。到家后，吴民急不可待地打开日记本，见她写了三条留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自古木兰女中元，
为国杀敌忘食眠。（这个字写错了，写成了“酉”字旁加一个民字。）
更有桂英半百后，
从上战马镇边关。
今朝女士搞四清，
为党树仁终身献，
恨敌入骨爱人民，
美名远扬万古传。
签名写的是同志刘英。还有一个留言写的是艳敏。第二天，吴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她已经走了。后来吴民经常被工作队叫去干一些抄写之类的活，这活大队里给记工分，不受风吹雨打和日晒，累不着，还轻闲，很乐得干。
接下来搞阶级复议，重新划定阶级成份。人们管他什么“四清”啦，“八清”啦，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成份。上面说“唯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话虽然是这样说，反过来，正过来说都有理。那时阶级斗争闹得凶得呢，“天天讲，月月讲，时时讲，”别说是地主成份啦，就是个富农成份也是个污点。什么入党、上学、当兵、就业都是另册，要不干脆就没你的份。人在聪明，什么条件在好，就成份不好，再好的条件也没戏了，人们都拿白眼看你，没有好果子给你留着。闹得好像是地主这个还乡团又来了，还有了他们的代理人，一时间人心慌慌，草木皆兵。由此可见，人们对成份不能不掉以轻心了。
工作队对此项工作也非常重视，吴忠参与了此项工作，还请了好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户一户地回忆他们的成份。解放了十来年，参加土改的人大部分都在，也好回忆，不几天就回忆起来了。
1962年，高层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就把一些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京城郊区平柔县梁家坪的群众首次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的建议，这竟然是由村里的一名妇女提出来的！她就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家鸽。她们梁姓是梁家坪的大家族，姐妹很多，亲的厚的一大堆。她虽然年轻，但也在如此波澜壮阔的政治浪潮中，明白了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否则就会不明方向，不管是跟不上形势，还是站错了队，都会吃大亏。她参加了村里的选举，因为在村里极好的人缘和威信，她以很高的票数顺利当选支委，并被任命为妇女主任。京城市委对这一意见十分重视，并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这个试行办法得到了 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这正是后来联产承包制的萌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随后，在基层开展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在杭城会议上，制定了“前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六四年的初冬，京城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这场雪在几天前就酝酿上了，开始是天气出奇的暖和，仿佛又回到了秋天，到了傍晚，天气突变，气温骤降，天空灰蒙蒙、阴沉沉。太阳落山时，风力逐渐小了，接着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天刚亮，打开房门，嗬！好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空中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地上像铺了一张柔软的白地毯，一排排房屋像立起来的巨大白色火柴盒。天地一色，苍苍茫茫。近处，树枝上都挂上了一串串的雾凇，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瑞雪兆丰年”，待雪停了，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着这场雪。
有这场大雪罩着，今年天气比往年冷得多，早早步入了冬季。这场雪，使四清工作，变得更加冰冷。“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队到处接管大权，干部们全都靠边站。运动开始后，京城人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最前端。那时，年龄大点儿的青年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城里上中学的于桥和梁青他们，就成了参加“社教运动”的主力。于桥的父亲于远方是个大资本家，他曾垄断了京城的布料生意；京城人穿衣服，十有八九都是他的布。而且，他不仅有过人的商业头脑，还特别善于研判政治形势。建国前，他暗中支持革命，和平解放京城时，作出了很大贡献。建国后，他作为民主党派，参加了政协，并且上交了大部分的家产。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多么的明智。他被定性为爱国民主人士，保留了两处四合院不说，他的大部分收藏，也都得以存留。
他的一双子女－于桥和于莉莉，也没受到任何影响。于莉莉被选为第一批下乡知青，于桥也是班里的团支书。他追随梁青，把上学的教室改成了“运动指挥中心”。他俩收编了很多人，当然包括了几位漂亮的女同学。于是，这场运动就有了几分浪漫气息。梁青批评他的同学们了解的“实质性”问题太少。同学们就说，很多群众担心说实话，会遭到打击报复。梁青大声咳嗽了一声，又像电影里伟大导师列宁那样一挥手道：
“我们必须让人民群众明白：四清运动，是 发动的！是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是要彻底打倒一切反动派！一切反动分子，都是纸老虎！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梁青年纪虽然不大，但穿上了父亲那件四个兜的中山装，上面的衣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所以显得格外精明、干练。他脸色苍白，明显营养不良，紧锁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但他劲头十足，说话时握拳咬牙，宽敞的脑门儿和整齐的牙齿，在白炽灯下闪烁着亮光。
他们决定：要一对一的给工作组干部当帮手，从革命前辈身上，学习革命斗争经验。有的同学还带着课本和小说，被梁青痛批：“用这些东西，能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吗？简直胡闹！”“我们要先拉家常，再作调查，”梁青说，“要彻底打消群众的顾虑。”
梁青他们深入街道，对历届干部逐一筛查，结果还真查出不少问题：私分财物、贪污现金等等。还查获了不少男女作风问题，工作之余搞婚外恋。
农村也是如此，安平省委组织起了层级式的工作组。在基层，龙吟县各村镇都选了一些贫下中农，作为积极分子，参与了村里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员们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吃在贫下中农的家里，私下里还访贫问苦，搞一些侦探活动。然后，一个劲儿地开会，大队干部们开了一阵子，又开全村社员大会。能来的都让参加，每天讲解六十条。后来把小队干部也都集中起来，不让回家，办学习班，启发干部们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交待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等问题。吴忠和吴民也都参加了学习班，也在换思想。李万云成了四不清干部的家属，参加了工作队召集的四不清干部家属学习班，到工作队指定的地点开会。让他们劝说亲人们交待问题，揭发四不清问题。一时间，弄得风雨满城，人心慌慌。
吴忠和吴民那能有什么四不清的问题，也得学习。这里人们学习，那里工作队把小队、大队的账都封了，库房也贴上了封条。学习班设在了大队部，那时大队部特简陋，三间正房西里间有两张大桌子和几个长板凳，算是所有大队干部们，包括大队会计的办公室。堂屋和东里间，取了中间的界山墙，掏空了成为会议室。会议室没有凳子，谁参加会，谁带坐头。
连续开了几天会，人人都发了言，表了态。大概工作队认为这个村的“油水”不大，问题不多吧，就开始清库，查现金。那时生产队里的家底不厚，四队有两个工作队员，还有两个积极分子跟着，队干部们都参加了。工作队揭了库房门上的封条，吴民开了锁。过称，过数，用了二三个小时就清完了。又过了几天，工作队让吴忠和吴民还有一大批干部都先后下了楼，就是解放了，回了家，官复了原职。但大队和二队仍在查账，又过了些日子，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顶多也就是两个来月吧，工作队又召集全村的社员开大会，说这个村不错，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四不清问题。工作队表了态后，大队干部仍然是大队干部，工作队撤了。事后才知道，有人揭发大队和二队有四不清问题，工作队也很重视，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小塘村一姓一家，人们大面上都过的去，也都是本分人。再说村里也不富余，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贪。所以，四不清问题在小塘没有形成规模，也可能根本就没有。
可有的人不这样认为，说这里的问题大了去了。起因是在六二年村里回来了一个能人，会铁匠的技术，当上了村里的头头，他想领着乡亲们走一走无工不富的路子，开了个铁工厂，充其量也就是个铁匠铺。下设两个组，一组是红炉。打个社员们使用的镐头、锄头、镰刀、铁锨等工具。犁，马掌，钉子之类的用具等等。另一组是织筛子布，做成筛子出售。由于都是手工操作，这两组还不足十个人，规模小，效益甚微。每天丁丁当当，社员们汗流的不少，不用化妆都是三花脸，累也受得不小。他们抽调吴忠给他们拿笔杆当会计，那点账目对吴忠来说是小菜一碟，他还是拿大锤的时候多，不见拿笔杆。有人说这里有问题，说领头人有四不清问题，这个问题成了导火索，虽然是在这一次运动中过了关，可是，在接下来的细线条四清运动中，闹得不亦乐乎。
刚过了年没多久，就又开始了细线条四清，传达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回的四清和前一次不一样，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次运动和上次运动的搞法也不一样，“是一次比土改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追查什么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成份。上次是人人过关，遍地开花；这回是重点突破，有针对性的解决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要以典型为榜样，对社员开展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可不这样认为，说“什么粗线条细线条，是把干部当面来来磨，过了筛子又过箩呗。”
虽然说打了春了，可天气还冷着呢，显得阴森恐怖。白天还好，晚上，工作队让社员们学习二十三条，人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房梁上吊着个气灯，照得满屋子亮堂。东山墙放了一张学生用的课桌，一个凳子，工作队坐在 台上讲解文件。下面则是社员们拿着小板凳，或者小礅子，一堆儿一堆的，怎么坐的也有，冻得人们流青鼻涕，又放屁，加上男人们的大烟袋，抽了一锅又点一锅，没完没了地抽，把两间房熏的乌烟瘴气，苦了那些不会抽烟的，被动污染。老娘们儿则是仨仨俩俩的，有的手里还拿着针线活，掐着嗓子，小声叨咕，唠那没完没了的家长里短。和前几次开会一样，好象是有人有屁专门准备在会场里放似的，不知谁又使劲地放了个响屁，人们忍不住大笑，打破了少有的宁静。主持会的工作队员高声喊：“严肃点！严肃点！”“抽烟的住一住，出恭的外面请，看把个屋子熏成什么啦，都没法待了。”“管天管地，还管着拉屎放屁，哼，这是什么事呀。”不知道是谁小声嘟囔着。
这一个阶段完了，就转入了重点，让大队的头头说问题，又过了些日子查铁工厂的账。也没什么结果，像是要撤的样子。不知怎么的突然来了好多人，说以前搞的运动走了过场，原来工作队的头头挨了批，也撤换了，男男女女的人，工作队的力量扩大了。后来才知道有人又告了，说这个村在经济上有不少问题，问题就在铁工厂。揭发问题的是个残废军人，他们家也是贫农，根正苗红，又是个扛过枪的，负过伤的，因此，上面很重视。
这也是一种战术，工作组在进驻小塘之前，开了好几天会，经过了精心准备和谋划。这叫大兵压境，增加了不少的威慑力，再来个突然袭击，叫人防不胜防。这一招果然奏效，别的不说，那些小虾鳖之类的妖孽，别有用心的小人，以为时机已到，都想乘机捞点稻草。在过去，小塘村村风极正，哪能有他们这些人的市场，这一次是天赐良机，他们蠢蠢欲动，想登台表演了。
西头回来个小伙子，六二年返乡，自以为是从“心脏”（京城）回来的，经的多，见的广，说话都撇着嘴，带着京韵。他看着谁都不顺眼，非要和那些落难的人们较个针扎。凡是有他参加的会，你就看吧，狗仗人势，就显了他了；就他是个革命的，别人都是割草的。他又举拳头，又呼口号，眼睛瞪得像鸭蛋，嘴张得能吞下头牛，扯着嗓子“嗥嗥”直叫，想把天捅个窟窿，活脱一个凶神恶煞，可惜有蛋拽着呢，上不了天。他爹是一队的队长，也想试图阻止他，他哪把他爹妈放在眼里，与他爹划清了界线，还大义灭亲呢，他揭发他爹有影没影的事。运动初期，特别是发动群众的时候，工作队把他当作一枚筹码，一线主力排兵布阵，当成了一把利斧，指望着他劈开小塘村这座“华山”呢。
还有个横竖不讲理的。他爹妈闺女多，他是千顷地里一棵苗，从小娇生惯养，把他宠坏了。他姐姐，妹妹经常挨他的打，连他娘也不放过，还骂他娘不正经，他爹干着急叹着气：“逆子！逆子！”没办法。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人有如此恶劣行为，也恐怕非一日之功，究其原因，当地有句大实话，道破了玄机，“大眼贼不掏----灌出来的毛病”。他娘人白，长得不赖，俗话说“好汉无好妻，丑汉娶花枝。”他爹长得黑不说，还是个兜齿，他的一窝孩子都成了兜齿了。媳妇又白又水灵，加上又爱说道，爱和人们交际，这就有人出来说闲话操闲心了。他们在西头住，却参加了东头的生产队，在东头队里干活，这里头是不是“指导员的背包有问题”呢？老一辈子的事，有那事没那事，咱们不能妄加评论，更不能瞎说。按理说，爹妈之间的事，有你爹呢，轮不着儿子说三道四，再说了你娘生了你，养了你，你抱恩还来不及呢；可他偏要插上一扛子，跟他娘过不去，骂他娘打他娘，都娶了媳妇当了人父的主，还这样。你想想，跟他爹妈还那样呢，两旁外人那还在话下吗。像这种人运动初期，工作队也是用得着的，用他的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做、敢闯，恣意妄为的行为，用他的蛮横不说理，“一根筋”的精神，打开工作的局面，虽然比前一个稍次一点，但他有他的特点，两个人风格不同，还是独树一帜吧。
还有一个蔫坏蔫坏的家伙，是个外姓人，扛过枪，当过副连长，他说他有头疼病，疼痛起来就要命，因为这个刚解放就复员了，不过，他回来后没见他头疼过。他说他睡眠不好，你想就这瞎捉摸事，瞎操别人心的人，能不头痛吗。他那段光荣历史，还有个复员证，经常拿出来在人们面前炫耀，生怕人们忘记了。这个人还有“三大法宝”。一是手电筒，可就是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二是一本马列的书，对照别人用，他自己从来不用。三是有个小本本，光记载别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大事逮不着，再说，那时村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这三大法宝运动一开始真还管用，说起马列来头头是道，就是满嘴里跑唾沫；揭发别人的问题，不管有的没的，不讲情面，还硬往“纲”上拉。虽说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可万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一开始工作队真叫他给忽悠了，发现他，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可发现了人才，把他当成了主将，未来他就是小塘村的领路人啦。日子久了，他那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手电筒从小塘的大小队干部，照到了公社的干部，进而又照到了工作队，最后连公社四清工作队分团领导也给照上了。工作队这才如梦方醒，知道上当了。你想，那些没影子的事，捕风捉影的事和无中生有的事，提了一大堆，成绩倒是挺显著，可这些问题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要落实的，怎么落实？落实一件，是没影的事，落实一件，又是一件没影的事，这么大的工作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工作队被他愚弄了。鉴于他的胡说八道，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给四清工作队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损失也巨大。工作队奖给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差一点没把党籍丢了。通过这次教训，应该有一个前车之鉴吧，应该收敛一下吧，但他狗改不了吃屎，还是我行我素。运动一来他就积极起来了，还是那一套，“瞎胡闹，乱照一气”，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他的为人了，他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了活动空间。最后，活到七十八啦，在处理家庭事务中，也运用此类方法，儿媳妇们可不吃他那一套，儿子又不向着他说，老伴也不给他做主，乡亲们躲着他，把他当成臭狗屎。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过街的老鼠。他走了，走的很惨。很难猜测他走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是以死要挟对方？死也闹一场？还是自觉罪孽深重，羞愧难当？他是上吊死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是否也有忏悔之言，改善之意？不能武断，但他还是走上了这么一条不该走的路，不光彩的路，用那时的话说，这就是自决于人民，自决于党。现在加上一句，自决于家人吧。这件事非但老伴不给他主，乡亲们不问，村里也没管。民不告，官就不究。要说他也属于非正常死亡，就这么不了了之？他这最后一闹，也没闹起来，谁也没管，就这么不哼不哈的烧了，路是自己走的！
有这样的人运动还能搞好嘛？还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嘛？可笑，有人说小塘村是一个姓，五百年前是一家，骨头断了经还连着呢，团儿抱得紧。什么事情也不是必然的，这还是铁板一块吗？这一回运动吴忠又没躲过，当了半年会计，被审查了八个月。但他也因祸得福，认识了张玉仙—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她性格爽朗，活泼好动，心地善良，麦穗色的皮肤，个头不低，足有一米七。她和吴忠同属三队，行三，百家姓排行第一。大概是天生的缘分吧，吴忠和她相遇了。他们春种、夏锄、秋收，种的是一块地，锄的是一块田，又一块收秋，有机会朝夕相处，有机会相互了解，有机会倾诉情感，他们真诚地好上了。张玉仙家成份好，自然是农村的新生力量，是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那么，运动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吴忠就自然门清了。
她姥姥家缺舅少姨，她父亲就在小塘村当上了儿子和女婿的角色。小塘村不扶外姓人，她们一家子人不旺。哥仨一个拐子，一个痨病瓤子，还绝了一枝。她们家好几辈单传，到了她父亲这一辈，好容易哥俩了，偏她大爹家又出了偏差，有一个小子，先天胳膊伸不直，干不了重活，没有留后。还好，她母亲是个生产孩子的模范，可就是一连生了五个闺女，才翻了牌生了一个男孩。本想再生一个带把的孩子和他做个伴吧，谁料想又生了一个丫头片子，又赶上了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营养上不去，她妈妈又是个高龄孕妇，这个孩子先天发育不足，小胳膊小腿好像是格档码（高粱杆）插的，人没小猫大，红蔫蔫地，哭起来都有气无力，一家子为她担心，怕她成不了人。她们一大家子，大姐嫁了，二姐参加了工作。虽然走了两口，人口还是不少，她妈妈累的顾此失彼，晕头转向。可人再小也是个生命，大人们忙，孩子们上学，就最小的姐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看护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她的身上。那时的农村哪里有幼儿小车，家里人想了个好办法，用一个小篮子，在里面放个小垫子，把孩子放在里面，她姐姐或提，或挎着她，哄着她玩。有的人爱逗孩子，开玩笑说：“把你们这个小猫子给了我们吧，省得你成天价挎着怪费力的。”一句话吓得孩子提着篮子忙往家跑，生怕被别人抢了去，边跑边喊：“娘！有人要抢咱们的小娃啦。”她妈妈说：“人们逗你玩呢，谁要快给了谁吧，打发了算了，省得烦人。”她妹妹把小嘴一撅说：“俺不结！俺不结吗！”这孩子天命大，到后来是女大十八变，也出落成一个漂亮大闺女了。她父亲朴实，憨厚，人缘极好。土改时定了个雇农成份。根子红，人缘好，又是解放前的老党员，天生是农村的砥柱中流，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什么运动来了，他都是依靠力量，是当村干部的好材料。
那个年代，人们思想还很陈旧，青年男女之间交往很少。村里有闺女都嫁到外村去了，理由是一姓一家，其实五百年前是一家，到现在，有的早已经八杆子呼拉不着了。张玉仙不封建，又是外姓，她开创了小塘村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先例。夏天晚上，她上身着半袖白色汗衫，下身穿着只有大媳妇们才敢穿的黑色绸子短裤，包裹着翘翘的臀，露着修长的双腿，经常出没于吴家东院。那容貌体态，像极了二十一世纪的青春女性—靓丽抢眼，坦胸露腹，扭臀翘胯。什么八分裤，七分裤，短到大腿根的裤，裤腰低到只能遮住屁股蛋儿的裤，她们什么也敢穿。涂脂抹粉是小打扮，什么画眉、点眼影、做睫毛、抹口红、染指甲，连头发都弄得五颜六色，千姿百态。什么扎耳朵眼，拉双眼皮，再疯狂点儿得填鼻梁，隆胸，吸脂，“拔苗助长”等等，不惜花大量的金钱，追求个性。商家千方百计，拼命挣妇女们的钱，为女性准备的日用品、化妆品，季节服装，更是花样翻新。现代社会是女性的天下，妇女真是翻了天了。那时，张玉仙算最俏皮了，但同现在的浪漫女性比，天壤之差，峰丘之别，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了玉仙庇护，隔三差五地通风报信，加上吴忠本身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根本就没有经济问题。所以，他在运动当中没受什么挫折。
那个时候，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几个群众用不着充分发动，他们本身就有病，有一种对乡亲们嫉妒的病，还有一颗狼子野心，矛头直指那些头头，“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取而代之。他们怎么能得逞呢？工作队只把他们当作“当头炮”来用一用，炮一打完就没有用了，你想战士们已经冲上去了，再放炮，那不伤了自家的人吗。因此，他们得不了逞。还有，那时的法律也不健全，大鸣、大放、大字报，凡是揭发问题，什么听到的，看到的，道听途说的，有影的，没影的都能放。他们这伙人，正是钻了“法”的空子，要是现在早就判你诬陷罪了。
真金不怕火炼，问题总有落实的时候。问题一大堆，落实对不上号，不是查无踪影，就是子虚乌有，工作很被动，有的问题甚至是来了个倒脱鞋，弄得工作队走了好多冤枉路，到头来又回到了原处，你说气人不气人。
有一天，队长通知吴民，说工作队有请，不知道有什么事，叫马上去，在大雪家的东屋。吴民不敢怠慢，急忙赶到了工作队的驻地，进了院子碰见了大雪大娘，吴民打了个招呼：“大娘，工作队在你们东屋？”大雪大娘忙应着，并指了指东屋。吴民一进屋子，在外间屋外喊了一声：“有人吗？”有一位女性在屋里答话：“请进。”吴民一撩门帘，见一位有二十没二十的漂亮年青女子站在了自己面前，看着自己，吴民竟不好意思转过身去。听得那工作队员“卟哧”一声笑了起来，她也转过了身去。吴民这才扭过身来打量这位工作队员，身段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皮肤白腻。乌黑的长发披在脑后，被手帕挽在了一起，编成一个蝴蝶结的造型。“我是四队的，姓吴，找我来有事吗？”吴民问。“有几份表你帮我填一下。”“好，用什么笔体。”“你都会什么笔体？”“我会好几种呢，楷书，美术字，自由体。”“还有自由体？”那位工作队员捂着嘴又笑了起来。这位女子清脆铜铃般地“咯，咯”笑声，笑的吴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随便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写不用拿捏，也快。”“你分别写几种字体让我瞧瞧，”说着她递过来了一张白纸。吴民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一张床，床上有整齐的被褥，还有一个凳子外，别无它物。正想问在哪儿写呢？只见那位工作队员搬来了一张吃饭桌，放在了床上，又拿来了一块布子擦了擦，说：“麻烦你勉强在这里写好了。”吴民在生产队里劳动，队里男男女女的多了，大姑娘，小媳妇也有，但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一个陌生女子接触，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显得有点笨拙，也很不自然，还没写字呢，汗先出来了。问：“写什么呢？”“嗯，就写四清工作队吧。”吴民扒在桌子上分别用美术字，楷书，自由体写了三行，放下了笔，那位工作队员拿过去仔细端详了一会，说：“都不错，你什么文化程度？”“就算初中吧。”“噢，还行，就用这个方块字吧，方方正正地好看。”“行，写这样的字就是速度慢一点。”“不妨事。”说着递过来一块毛巾说：“快擦擦汗，看你热得。”吴民接过了毛巾，这才又看了一眼这个女队员，她俊俏端庄，眉眼秀丽，美人一个。吴民擦罢了汗把毛巾放在了毛巾架上，那位工作队员拿来了一叠表，说：“有几份表你填填。”时间过的真慢，吴民好不容易才填完了。那位工作队员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你还来，还有任务。”吴民答应了一声，又反问一句：“您贵姓？”“免贵姓刘，我叫玉藏，”说着伸出了手，吴民也递过了手去和她握了握。长这么大了吴民还从来没有和女性握过手，感觉软软地，绵绵地，很舒服。
吴民经常帮她干些抄写的活儿，一来一里就熟悉了。阳历八月，有一天她说她快要走了，要上龙埠，另开辟新的战场。她哭了，吴民心里也不好受，人熟为宝，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处的时间长了割舍不下也是有的。她说：“给你一个工作日记，做个留念吧。”吴民说：“不写点什么？”“让我想一想，那就明天再给你罢。”
第二天，吴民到了她那儿，她递给了吴民一本工作日记。是个湖蓝色的皮子，新闻纸的瓤子。大概是工作队统一制作的吧，上面还写着《龙埠地委四清工作团》的字样呢。吴民打开第一页，见没有留言，她说在里面，回去看吧。吴民合上了日记本，两个人就这么无言的坐着。有一会子了，又有一位工作队员来了，吴民才告辞回家了。到家后，吴民急不可待地打开日记本，见她写了三条留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自古木兰女中元，
为国杀敌忘食眠。（这个字写错了，写成了“酉”字旁加一个民字。）
更有桂英半百后，
从上战马镇边关。
今朝女士搞四清，
为党树仁终身献，
恨敌入骨爱人民，
美名远扬万古传。
签名写的是同志刘英。还有一个留言写的是艳敏。第二天，吴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她已经走了。后来吴民经常被工作队叫去干一些抄写之类的活，这活大队里给记工分，不受风吹雨打和日晒，累不着，还轻闲，很乐得干。
接下来搞阶级复议，重新划定阶级成份。人们管他什么“四清”啦，“八清”啦，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成份。上面说“唯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话虽然是这样说，反过来，正过来说都有理。那时阶级斗争闹得凶得呢，“天天讲，月月讲，时时讲，”别说是地主成份啦，就是个富农成份也是个污点。什么入党、上学、当兵、就业都是另册，要不干脆就没你的份。人在聪明，什么条件在好，就成份不好，再好的条件也没戏了，人们都拿白眼看你，没有好果子给你留着。闹得好像是地主这个还乡团又来了，还有了他们的代理人，一时间人心慌慌，草木皆兵。由此可见，人们对成份不能不掉以轻心了。
工作队对此项工作也非常重视，吴忠参与了此项工作，还请了好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户一户地回忆他们的成份。解放了十来年，参加土改的人大部分都在，也好回忆，不几天就回忆起来了。
第三十五章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还有一项，就是划新时期的富农，这一项工作难度大。有的人有这种想法，大概整出几个新富农来，堤上村的“阶级复议”才算有成绩，富农名单里有永芳家，大嘴梨家，最后到了工作队手里。工作队也觉得沉掂掂地，多了两户富农，就意味着多了两户敌人，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继承父辈的成份，那得遗传多少人呀？不知有多少人要跟着倒霉呢！工作队征求吴忠的意见，吴忠权衡了一下当时两家的经济状况，觉得还够不上新富农的条件，这样做不妥。工作队尊重了吴忠的意见，最后把这两户抹去了，这两户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了一场劫难。有的人不这样，看人家稍微过的好一点，就眼红人家，就给人家划一个新富农，成心和人家过不去，往绝路上逼人。像这样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干那些损阴的事没好结果。听说别的村里也有，小塘村也生出这样的人来了，只是他们没能当权，所以就没有得逞罢了。
第一张“复议榜”终于贴出来，吴忠家是下中农，一块石头落了地。接着第二榜，关键的第三榜定性榜也出来了，吴忠家还是下中农，一家子都很高兴，这还得感谢爷爷呢，要不是他在解放前就把地都卖掉了，这成份还保不定是啥的呢。
这一次运动过后，小塘村的大队干部进行了调整。除了李万能被保留外，其他成员被免职换了班，因为李万能除了吹牛，还真挑不出其它违规的事儿。大队支书换了从张垣回来的锤头，大队会计换了吴来发。支部委员换了不少，也算彻底调整了吧。这次调整更偏重于苦大仇深，贫雇农们当干部。并多了一个贫下中农委员会的组织，原来只是个贫协代表。阶级斗争这根弦弹得更响了。
工作队也有打盹和眼睛不亮的时候，嗑瓜子嗑出个嗅虫，调整班子调进了沙子。就说这个吴来发吧，这个人儿时就不怎么样，贼胆子，瞎话连篇。靠着他爹那一辈要过饭，土改时定了个贫农成份。这回细线条四清，因根红苗正，有个工作队员在他们家里吃住，给他弄了个会计当当，还娶了一个媳妇。开始还夹着尾巴呢，接下来就显了原形，管什么公家、集体、个人的钱和物，谁的钱？这么说吧“阎王爷打酒的钱”也敢花，也拿来去赌，去嫖。村里那能容忍了这个，但还是耐着是乡亲，没有怎么他，只是把他给开了，从此他丢了官。大集体时大家伙兜着呢，他还不怎么显山露水，后来承包了，各干各的，没人养活他了，他的家景是每况与下，发展得连锅也揭不开了，媳妇跟别人了，给他留了一个根，这孩子让他给带坏了，比他还加一等。父子俩一起折腾，把他爹妈留下来的家底折腾光了，又折腾哥们的，两个哥哥叫他祸害的不轻，直到和他断绝了关系，不来往了。他混得穷困潦倒，家里四壁空空，又无隔夜粮，他是四处求食，惨不忍睹。混到这个份上，应该收敛了吧，但他还是我行我素，靠着猴子一样聪明的脑袋，穿着也是人模狗样，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双皮鞋也是擦的锃亮，出出进进，不了解底细的人，对他还彬彬有礼，然而，一旦被了解底细的人，捅破了窗户纸，就惨了：“谁不知道你小子！装得他妈哪门子独头蒜！别他妈的摆了！”他只能尴尬地笑笑，打哈哈应付过去，生怕一不留神，让人给抖落了“骗子和诬赖的家底。”
四清过去了，工作队撤了，小塘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还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城市里，也是一片寒鸦社鼓。严如花和温建华是第一批返城的青年，谁知道回来之后又赶上文革，想要好好念书是不可能了。温建华从东北回来，被保送进了一所大学，可没上几天课就全乱了，她和严如花是同学，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宿舍。这几天宿舍的伙伴都出去搞串联，只剩下他俩。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温建华睡不着，半躺在床上和如花说：“老师们今天又被批斗了，他们多不容易呀。”严如花也有同感：“老师被叫作‘臭老九’，个个都是牛鬼蛇神，唉…”一副惋惜的样子。温建华说：“真想把他们救下来，这事儿闹的，也太不像话了。”如花一听，赶忙上来捂她的嘴，说：“快别瞎说！你这也就跟我发发牢骚，千万别对别人说！小心那叫什么来着？⋯对！小心隔墙有耳！”
“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年的冬天和往年一样冷，一样皎洁的月光。若是往年，春节过后闹花灯，唱小戏、蹬高跷、跑旱船、二人摔跤，整个正月都是热火朝天，春意盎然，可那年搞的是运动。运动，强身健体本来是件好事，可它是政治运动，一冠上政治色彩，这运动的味儿，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严如花和温建华他们都还只是学生，大人们的事儿他们其实很少关心，但不知不觉就被卷入其中。开始还只是跟着喊喊口号，举举旗子，可越闹越大了，才知道这是来真格的。温建华在东北付出了自己的贞操，才回城上了学；有了一生都难以痊愈的创伤，却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她没心思参加什么串联、文斗武斗，学校太乱，她就躲到家里请病假，被同学批评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管他呢，爱怎么说去呗。就这样，头一个学期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什么也没学到。
只是觉得父亲温良涌最近忙了许多，有时晚上还到单位去，说是开会，很晚才回来。常常误了饭，妈妈惦记的不行，叫她去喊爸爸，也回不来。往年虽然也忙，爸爸一个人顶好几个人干活，也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可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精气神儿十足。可这回不知怎么了，眉头不展，一脸的严肃，话也不多。她和弟弟见爸爸不高兴，也躲得远远的。
又过了一段日子，到了快开学的时候，听人们说。因为搞运动，今年学校的寒假延长了，什么时候开学另行通知。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听说推迟开学，都很高兴，这回可以铆足了劲，好好玩了。虽说是玩，可建华心里也惦记着，俗话说“干什么谋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温建华去找严如花，严如花也对学生运动不感兴趣，正有点儿心焦不耐烦。那年是个坎，下学期就二年级了，是关键年，关键学期，照往年应当有严格的期末考试，听学长们说，搞不好要留级的。特别是温建华因为条件所限，入学晚了，和严如花一个年级，更着急。她俩随着人流，三五成群到校园里探听消息，想看个究竟。
到了学校大门，跃入眼帘的是一张白纸黑字的通知，开学的日期推迟了。既然来了就进学校看看吧，看看操场，再看看久别了的教室。进了学校穿过操场，见院子里四周的墙壁上都贴满了白纸，连教室的门和玻璃上都贴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用毛笔书写的黑字。有的还配有插图，插图画的非常丑陋，特别是人物，画得头大脖子细，人不人，鬼不鬼，难看死啦。严如花说这是漫画，就是这样的画风。温建华看着看着，看见了一幅图画写有谢副校长的字样，就仔细阅读，上面个别的字是连笔字和草书，不认识，就问她；严如花看了看也不认识，连看带蒙大概意思懂了。这幅画画了一个小人，长了一个硕大的头，带了一顶小帽，上身是半截袖现在叫T恤，光着多半个胳膊，袖子上还缝着一个红十字袖标，穿着大裤衩，背着一杆大枪，一只手还拿着一个注射器，嘴里念念有词，意思是说自己是大头卫生兵吧。谢副校长平时着装讲究，一惯西服革履，神采奕奕，英俊潇洒，讲起课来超凡入圣，洒脱自然，每每令学生们倾倒，尤其是像她们这些女学生。再看这画面上的小人和谢副校长，简直判若两人，整个就是跳梁小丑，这不是活糟蹋人吗。在往下看，又看见了李春老师的名字，这个老师可是国学课挑大梁的，教得可太好了，学生们都佩服的五体投地，是严如花的偶像。如花曾说：“他要是再年轻一点儿，我就追他！”画面上的他，挺着个大肚子，一对搭拉眉，撇着个血盆大嘴，说他过去当过财政局局长，开一个条子就能拿好多钱。看着看着，严如花和温建华有些茫然了，整个画面没一个好的，全是些丑八怪，她俩想来想去，怎么也不明白，好端端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好好的老师怎么突然间就变成大坏蛋了呢？变得认不得了呢？这是为什么呢？严如花和温建华看着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上面的名字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但看了之后，觉得心里异常沉重，没心思再往下看了，便一道回家了。
又过了些日子，温建国回来说，今天区里的大礼堂又抓人了，抓的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正开着会，现场就抓人。他们是在礼堂的门口看到的，从里面出来十几个人，倒背着手，被反捆着，还有兵押着，上了汽车。人说把他们押到监狱里去了，看了怪吓人的。他说了之后，建华妈妈梁家雀顿时坐不住了，不时向门外张望。梁家雀与梁家河是堂兄妹，没工作，是地到的家庭主妇。温建华问：“弟，你是怎么知道的？怎么不喊我一起去。”建国说：“是我的同学小侯子告诉我的，他不让我告诉别人，说要保密的。”“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爸爸在公安局上班，在家里他偷听着才知道的，就邀了我一同去瞧了。”温建华听了非常遗憾，这么大的事情居然错过了。她虽然是女孩子，对学校的事情漠不关心，却也时刻关注着身边的人和事儿。
晚上温良涌回来，梁家雀问起白天的事，温良涌回答：“你是怎么知道的，”“还保密呢，孩子们早回来说了。”“开始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去大礼堂开会。会上宣布的，边念边抓，被抓的人一点儿都不知道，有的还绑起来了。大老朱就给抓了，他和我挨着坐，台上一念他的人名，立刻就过来了两个人，把他胳膊一架就走了，唉，不过没捆他，怪瘆人的。”他接着又说：“下班后我拐了个弯，到了老朱大哥家告诉了他爱人，他爱人哭着说已经知道了，说他们已经来过了，还搜了家，不知道要找什么，乱翻了一通，什么也没翻出来。真是，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梁家雀也陪着唉声叹气，自言自语的说：“等明天去看看他老朱大娘去吧，人不逢时，怪可怜的。”温建国说：“我们同学，青尧他爸也被抓了，今天下午我找他玩，他蔫了，他妈妈和他姐姐哭得眼睛红红的。”
第二天，梁家雀让温建华在家看着温建国，不让他再出去疯跑。自己独自一人往老朱大娘家走去，建华见妈妈一出门，知道是上老朱大娘家去，想起了她那慈祥的面孔，那回包饺子给自己兜里装了那么多糖。这回她在难处，也想去看看，就悄悄地跟在了梁家雀身后。梁家雀心里装着事儿，也没有看着他。快到了才发现，让她回去，偏不肯。梁家雀一时也拿他没法儿，只好让他跟着去了。
到了老朱大娘家，见她哭得跟泪人儿似的，上下眼睑都肿了，脸色苍白，见了家雀，刚止住的泪水又淌下来，梁家雀一时语塞，也拿不出什么漂亮词儿来安慰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陪着掉眼泪。老朱大娘是童养媳，对自己这个一手拉扯大的小丈夫感情深厚，既有妻子的深情厚谊，又有长辈的舔犊母爱。孩童时怕他不成人，小心呵护，入学后怕他不成器，挑灯陪读，步入军界又为他提心掉胆，转业到地方为他日日辅溺，就是为了这几十年如一日，扯不开打不断的爱。她自己勉强硬撑，真是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这不，刚安顿下来，又赶上了这当子事。
梁家雀虽然没说过多的劝解话，但话头话尾分担着老朱大娘的痛苦和不幸，缓解着她身上的忧伤和压抑。她们彼此都很理解，心照不宣，此刻两个女人的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坐了一会子，梁家雀看老朱大娘心情稍好一点儿了，心里放心不下家里的一堆事儿，又说了几句宽心的话就回家了。
又过了些日子，这些被抓的人，转移到了河热监狱，老朱大娘也回老朱的原籍了。一来离监狱近点，隔一段时间能看看他；二来这里的气候、水土自己也确实难受；三是老家兄弟姐妹，侄男外女也有个照看。
这伙人送被送走，地方运动升了级，面儿扩大了，温良涌也成了挨批的靶子。孩子们是听爸爸妈妈言谈话语中悟到的，起因是前年他被调到乡镇厂子工作，每天离城里有一百多里地，交通不便，很少回家。那时条件不好，办公地点设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宅子里，那宅子很大，有正房五间，不少配房，房和墙间隔有五六米，垒有四米多高的土墙，每个墙角都有一个像岗楼一样的炮楼子，冲南的大门铁筒似得，宅子的主人是用来防土匪的，加上那时点煤油灯，要是墙头上再安上铁丝网，活生生的一个监狱。温良涌解放前干镖行时，吃尽了夫妻两地分居的苦头，受尽了颠簸逃难的辛酸，饱偿了兵痞、土匪折磨的苦难，这回夫妻又一次分开，妻子的身体又不好，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既愁肠百结又无可奈何，只有抱怨，说过一些如：“自己人不逢时，尽走背字，单位的房子像监狱一样的话”，被人家抓住了把柄，说什么“这是右倾思想，攻击社会”等等，上纲上线，小题大做。
那是个整人的时代，总能找到办法对付你。又放出一股风：“干部家属在家里不干活，吃闲饭，应该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自己养活自己。”一石激起千重浪，干部家属一时恐慌万分，六神无主，梁家雀也被划到圈子之内。她想让丈夫去向领导述说一下家里面的实际情况，温良涌是个万事不求人的主儿，那句求人的话从来就说不出口，况且现在领导看你不顺眼，正找你的茬呢，哪儿能去说。其实梁家雀哪是个能闲得住的人？从来就没有吃过一天闲饭，挺着大肚子也找着干零活。记得那年生建国，正是个腊月二十九，那年小经，二十九就是年三十。下午，梁家雀还在忙着准备全家的年夜饭，感觉到肚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疼，凭着自己以往的经验，她意识到自己将要分娩，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丈夫不在身边，只好喊来莲婶，莲婶没生育过孩子，经验不足。她去叫接生婆，接生婆还没到，梁家雀已经把孩子生下来，收拾完躺炕上了。傍晚温建华回家后，见爸爸准备晚饭，觉得有点怪，这才发现母亲给生了个小弟弟。家务事多，哪能躺得住，刚过了三天就下地，去烧饭了。
还有一项，就是划新时期的富农，这一项工作难度大。有的人有这种想法，大概整出几个新富农来，堤上村的“阶级复议”才算有成绩，富农名单里有永芳家，大嘴梨家，最后到了工作队手里。工作队也觉得沉掂掂地，多了两户富农，就意味着多了两户敌人，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继承父辈的成份，那得遗传多少人呀？不知有多少人要跟着倒霉呢！工作队征求吴忠的意见，吴忠权衡了一下当时两家的经济状况，觉得还够不上新富农的条件，这样做不妥。工作队尊重了吴忠的意见，最后把这两户抹去了，这两户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了一场劫难。有的人不这样，看人家稍微过的好一点，就眼红人家，就给人家划一个新富农，成心和人家过不去，往绝路上逼人。像这样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干那些损阴的事没好结果。听说别的村里也有，小塘村也生出这样的人来了，只是他们没能当权，所以就没有得逞罢了。
第一张“复议榜”终于贴出来，吴忠家是下中农，一块石头落了地。接着第二榜，关键的第三榜定性榜也出来了，吴忠家还是下中农，一家子都很高兴，这还得感谢爷爷呢，要不是他在解放前就把地都卖掉了，这成份还保不定是啥的呢。
这一次运动过后，小塘村的大队干部进行了调整。除了李万能被保留外，其他成员被免职换了班，因为李万能除了吹牛，还真挑不出其它违规的事儿。大队支书换了从张垣回来的锤头，大队会计换了吴来发。支部委员换了不少，也算彻底调整了吧。这次调整更偏重于苦大仇深，贫雇农们当干部。并多了一个贫下中农委员会的组织，原来只是个贫协代表。阶级斗争这根弦弹得更响了。
工作队也有打盹和眼睛不亮的时候，嗑瓜子嗑出个嗅虫，调整班子调进了沙子。就说这个吴来发吧，这个人儿时就不怎么样，贼胆子，瞎话连篇。靠着他爹那一辈要过饭，土改时定了个贫农成份。这回细线条四清，因根红苗正，有个工作队员在他们家里吃住，给他弄了个会计当当，还娶了一个媳妇。开始还夹着尾巴呢，接下来就显了原形，管什么公家、集体、个人的钱和物，谁的钱？这么说吧“阎王爷打酒的钱”也敢花，也拿来去赌，去嫖。村里那能容忍了这个，但还是耐着是乡亲，没有怎么他，只是把他给开了，从此他丢了官。大集体时大家伙兜着呢，他还不怎么显山露水，后来承包了，各干各的，没人养活他了，他的家景是每况与下，发展得连锅也揭不开了，媳妇跟别人了，给他留了一个根，这孩子让他给带坏了，比他还加一等。父子俩一起折腾，把他爹妈留下来的家底折腾光了，又折腾哥们的，两个哥哥叫他祸害的不轻，直到和他断绝了关系，不来往了。他混得穷困潦倒，家里四壁空空，又无隔夜粮，他是四处求食，惨不忍睹。混到这个份上，应该收敛了吧，但他还是我行我素，靠着猴子一样聪明的脑袋，穿着也是人模狗样，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双皮鞋也是擦的锃亮，出出进进，不了解底细的人，对他还彬彬有礼，然而，一旦被了解底细的人，捅破了窗户纸，就惨了：“谁不知道你小子！装得他妈哪门子独头蒜！别他妈的摆了！”他只能尴尬地笑笑，打哈哈应付过去，生怕一不留神，让人给抖落了“骗子和诬赖的家底。”
四清过去了，工作队撤了，小塘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还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城市里，也是一片寒鸦社鼓。严如花和温建华是第一批返城的青年，谁知道回来之后又赶上文革，想要好好念书是不可能了。温建华从东北回来，被保送进了一所大学，可没上几天课就全乱了，她和严如花是同学，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宿舍。这几天宿舍的伙伴都出去搞串联，只剩下他俩。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温建华睡不着，半躺在床上和如花说：“老师们今天又被批斗了，他们多不容易呀。”严如花也有同感：“老师被叫作‘臭老九’，个个都是牛鬼蛇神，唉…”一副惋惜的样子。温建华说：“真想把他们救下来，这事儿闹的，也太不像话了。”如花一听，赶忙上来捂她的嘴，说：“快别瞎说！你这也就跟我发发牢骚，千万别对别人说！小心那叫什么来着？⋯对！小心隔墙有耳！”
“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年的冬天和往年一样冷，一样皎洁的月光。若是往年，春节过后闹花灯，唱小戏、蹬高跷、跑旱船、二人摔跤，整个正月都是热火朝天，春意盎然，可那年搞的是运动。运动，强身健体本来是件好事，可它是政治运动，一冠上政治色彩，这运动的味儿，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严如花和温建华他们都还只是学生，大人们的事儿他们其实很少关心，但不知不觉就被卷入其中。开始还只是跟着喊喊口号，举举旗子，可越闹越大了，才知道这是来真格的。温建华在东北付出了自己的贞操，才回城上了学；有了一生都难以痊愈的创伤，却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她没心思参加什么串联、文斗武斗，学校太乱，她就躲到家里请病假，被同学批评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管他呢，爱怎么说去呗。就这样，头一个学期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什么也没学到。
只是觉得父亲温良涌最近忙了许多，有时晚上还到单位去，说是开会，很晚才回来。常常误了饭，妈妈惦记的不行，叫她去喊爸爸，也回不来。往年虽然也忙，爸爸一个人顶好几个人干活，也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可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精气神儿十足。可这回不知怎么了，眉头不展，一脸的严肃，话也不多。她和弟弟见爸爸不高兴，也躲得远远的。
又过了一段日子，到了快开学的时候，听人们说。因为搞运动，今年学校的寒假延长了，什么时候开学另行通知。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听说推迟开学，都很高兴，这回可以铆足了劲，好好玩了。虽说是玩，可建华心里也惦记着，俗话说“干什么谋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温建华去找严如花，严如花也对学生运动不感兴趣，正有点儿心焦不耐烦。那年是个坎，下学期就二年级了，是关键年，关键学期，照往年应当有严格的期末考试，听学长们说，搞不好要留级的。特别是温建华因为条件所限，入学晚了，和严如花一个年级，更着急。她俩随着人流，三五成群到校园里探听消息，想看个究竟。
到了学校大门，跃入眼帘的是一张白纸黑字的通知，开学的日期推迟了。既然来了就进学校看看吧，看看操场，再看看久别了的教室。进了学校穿过操场，见院子里四周的墙壁上都贴满了白纸，连教室的门和玻璃上都贴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用毛笔书写的黑字。有的还配有插图，插图画的非常丑陋，特别是人物，画得头大脖子细，人不人，鬼不鬼，难看死啦。严如花说这是漫画，就是这样的画风。温建华看着看着，看见了一幅图画写有谢副校长的字样，就仔细阅读，上面个别的字是连笔字和草书，不认识，就问她；严如花看了看也不认识，连看带蒙大概意思懂了。这幅画画了一个小人，长了一个硕大的头，带了一顶小帽，上身是半截袖现在叫T恤，光着多半个胳膊，袖子上还缝着一个红十字袖标，穿着大裤衩，背着一杆大枪，一只手还拿着一个注射器，嘴里念念有词，意思是说自己是大头卫生兵吧。谢副校长平时着装讲究，一惯西服革履，神采奕奕，英俊潇洒，讲起课来超凡入圣，洒脱自然，每每令学生们倾倒，尤其是像她们这些女学生。再看这画面上的小人和谢副校长，简直判若两人，整个就是跳梁小丑，这不是活糟蹋人吗。在往下看，又看见了李春老师的名字，这个老师可是国学课挑大梁的，教得可太好了，学生们都佩服的五体投地，是严如花的偶像。如花曾说：“他要是再年轻一点儿，我就追他！”画面上的他，挺着个大肚子，一对搭拉眉，撇着个血盆大嘴，说他过去当过财政局局长，开一个条子就能拿好多钱。看着看着，严如花和温建华有些茫然了，整个画面没一个好的，全是些丑八怪，她俩想来想去，怎么也不明白，好端端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好好的老师怎么突然间就变成大坏蛋了呢？变得认不得了呢？这是为什么呢？严如花和温建华看着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上面的名字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但看了之后，觉得心里异常沉重，没心思再往下看了，便一道回家了。
又过了些日子，温建国回来说，今天区里的大礼堂又抓人了，抓的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正开着会，现场就抓人。他们是在礼堂的门口看到的，从里面出来十几个人，倒背着手，被反捆着，还有兵押着，上了汽车。人说把他们押到监狱里去了，看了怪吓人的。他说了之后，建华妈妈梁家雀顿时坐不住了，不时向门外张望。梁家雀与梁家河是堂兄妹，没工作，是地到的家庭主妇。温建华问：“弟，你是怎么知道的？怎么不喊我一起去。”建国说：“是我的同学小侯子告诉我的，他不让我告诉别人，说要保密的。”“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爸爸在公安局上班，在家里他偷听着才知道的，就邀了我一同去瞧了。”温建华听了非常遗憾，这么大的事情居然错过了。她虽然是女孩子，对学校的事情漠不关心，却也时刻关注着身边的人和事儿。
晚上温良涌回来，梁家雀问起白天的事，温良涌回答：“你是怎么知道的，”“还保密呢，孩子们早回来说了。”“开始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去大礼堂开会。会上宣布的，边念边抓，被抓的人一点儿都不知道，有的还绑起来了。大老朱就给抓了，他和我挨着坐，台上一念他的人名，立刻就过来了两个人，把他胳膊一架就走了，唉，不过没捆他，怪瘆人的。”他接着又说：“下班后我拐了个弯，到了老朱大哥家告诉了他爱人，他爱人哭着说已经知道了，说他们已经来过了，还搜了家，不知道要找什么，乱翻了一通，什么也没翻出来。真是，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梁家雀也陪着唉声叹气，自言自语的说：“等明天去看看他老朱大娘去吧，人不逢时，怪可怜的。”温建国说：“我们同学，青尧他爸也被抓了，今天下午我找他玩，他蔫了，他妈妈和他姐姐哭得眼睛红红的。”
第二天，梁家雀让温建华在家看着温建国，不让他再出去疯跑。自己独自一人往老朱大娘家走去，建华见妈妈一出门，知道是上老朱大娘家去，想起了她那慈祥的面孔，那回包饺子给自己兜里装了那么多糖。这回她在难处，也想去看看，就悄悄地跟在了梁家雀身后。梁家雀心里装着事儿，也没有看着他。快到了才发现，让她回去，偏不肯。梁家雀一时也拿他没法儿，只好让他跟着去了。
到了老朱大娘家，见她哭得跟泪人儿似的，上下眼睑都肿了，脸色苍白，见了家雀，刚止住的泪水又淌下来，梁家雀一时语塞，也拿不出什么漂亮词儿来安慰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陪着掉眼泪。老朱大娘是童养媳，对自己这个一手拉扯大的小丈夫感情深厚，既有妻子的深情厚谊，又有长辈的舔犊母爱。孩童时怕他不成人，小心呵护，入学后怕他不成器，挑灯陪读，步入军界又为他提心掉胆，转业到地方为他日日辅溺，就是为了这几十年如一日，扯不开打不断的爱。她自己勉强硬撑，真是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这不，刚安顿下来，又赶上了这当子事。
梁家雀虽然没说过多的劝解话，但话头话尾分担着老朱大娘的痛苦和不幸，缓解着她身上的忧伤和压抑。她们彼此都很理解，心照不宣，此刻两个女人的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坐了一会子，梁家雀看老朱大娘心情稍好一点儿了，心里放心不下家里的一堆事儿，又说了几句宽心的话就回家了。
又过了些日子，这些被抓的人，转移到了河热监狱，老朱大娘也回老朱的原籍了。一来离监狱近点，隔一段时间能看看他；二来这里的气候、水土自己也确实难受；三是老家兄弟姐妹，侄男外女也有个照看。
这伙人送被送走，地方运动升了级，面儿扩大了，温良涌也成了挨批的靶子。孩子们是听爸爸妈妈言谈话语中悟到的，起因是前年他被调到乡镇厂子工作，每天离城里有一百多里地，交通不便，很少回家。那时条件不好，办公地点设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宅子里，那宅子很大，有正房五间，不少配房，房和墙间隔有五六米，垒有四米多高的土墙，每个墙角都有一个像岗楼一样的炮楼子，冲南的大门铁筒似得，宅子的主人是用来防土匪的，加上那时点煤油灯，要是墙头上再安上铁丝网，活生生的一个监狱。温良涌解放前干镖行时，吃尽了夫妻两地分居的苦头，受尽了颠簸逃难的辛酸，饱偿了兵痞、土匪折磨的苦难，这回夫妻又一次分开，妻子的身体又不好，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既愁肠百结又无可奈何，只有抱怨，说过一些如：“自己人不逢时，尽走背字，单位的房子像监狱一样的话”，被人家抓住了把柄，说什么“这是右倾思想，攻击社会”等等，上纲上线，小题大做。
那是个整人的时代，总能找到办法对付你。又放出一股风：“干部家属在家里不干活，吃闲饭，应该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自己养活自己。”一石激起千重浪，干部家属一时恐慌万分，六神无主，梁家雀也被划到圈子之内。她想让丈夫去向领导述说一下家里面的实际情况，温良涌是个万事不求人的主儿，那句求人的话从来就说不出口，况且现在领导看你不顺眼，正找你的茬呢，哪儿能去说。其实梁家雀哪是个能闲得住的人？从来就没有吃过一天闲饭，挺着大肚子也找着干零活。记得那年生建国，正是个腊月二十九，那年小经，二十九就是年三十。下午，梁家雀还在忙着准备全家的年夜饭，感觉到肚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疼，凭着自己以往的经验，她意识到自己将要分娩，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丈夫不在身边，只好喊来莲婶，莲婶没生育过孩子，经验不足。她去叫接生婆，接生婆还没到，梁家雀已经把孩子生下来，收拾完躺炕上了。傍晚温建华回家后，见爸爸准备晚饭，觉得有点怪，这才发现母亲给生了个小弟弟。家务事多，哪能躺得住，刚过了三天就下地，去烧饭了。
第三十七章 无为在岐路 儿女共沾巾
涂成想了很久，不知怎么和大哥去说，虽然他三个儿子，可是个个都是心头肉啊。但他明白，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梁家燕是医生，这几年什么招儿都使了，就是没有效果；靠医院治疗恐怕没什么戏。孤儿院又没合适的，这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见了涂腾，涂成说：“大哥，这些年你自己带三个孩子，太不容易了！”“连战已经十五岁了，连胜也十二了，只有连捷小些，也上了小学，”涂腾说，“三个孩子都很懂事，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涂成见他这么说，虽然有点儿泄气，也只好直截了当地说：“大哥，你看我们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也没要上孩子，想抱一个吧，又没合适的⋯” 涂腾一听，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心立刻像是瓷罐落地，碎成了一堆。一时之间，他真的无法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叹了口气说：“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过了些日子，梁家燕又来了，坐了好大一会儿，拉了一会儿闲事，用商量的口气和涂腾说：“大哥，您这么多孩子，让我给您带一个吧，您看我这每天心烦的。唉 ！”她见涂腾没答腔接着又说：“每天出来进去就我们俩个干大人，孤苦零叮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活的怪没劲的。特别是你弟弟，连个精气神也领不起来，成天价抱怨我，说什么‘这么长时间，公鸡也该下颗蛋了！你真烧包呀！’唉！我真是没办法呀，自己生不出来。”涂腾嘴上不说心里老大不快，虽说自己孩子多，可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摸摸那个也心疼，那一个也舍不得，看梁家燕也说出了口，是给，是不给，自己真难为情。再说，其其格生前可从来没嫌过多，个个都很爱，她的在天之灵能同意吗？梁家燕见涂腾不说什么，知道这事很为难，这件事也不该自己来说，应该让涂成再来提提,可自己就这么性急,冒昧地就怎么又说出了口,让涂腾感到很突然,同时自己也觉得很没面子。她就这么想着告了辞，扫兴地回家了。
梁家燕走后，涂腾心里好像打翻了调料瓶，酸甜苦辣不是滋味，不给吧他们两口子说出了口，也怪可怜的。不过，自己有过殇子的经历，都多少年了心里仍割舍不下，何况死的那个连功还小，自己都承受不了，再送别一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给吧，给那一个呢？老大都这么大了，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他能接受得了吗？再说眼下都能指上了。老三已经八岁了，也上了学，胖墩墩的，憨态可掬，从不哭泣；玩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爱学小驴叫，爱戴套缨子，用绳子把他系在小树桩上，他就在原地打转转，孩子们说他在学小驴拉磨，他也不恼。就这么挨个数，已经数了好几天了，数来数去，盘算来盘算去，那个也舍不得，唉，可怎么办呢？
涂腾成天价愁眉不展，已经好几天了，茶也不思，饭也不香，活也懒得做，家也懒得收拾，涂成夫妻二人的话不时在耳边响起：“让我给您带一个吧，”“我们俩个干大人，孤苦零叮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活的怪没劲的，”“我自己又生不出来，”一个女人的无奈，可怜，梁家燕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一奶同胞的深情厚谊，又不由得不舍身处地的替涂成想一想。于是他又换了一个角度思考，孩子跟了他们肯定受不了委屈，梁家燕心灵手巧，能描龙能绣凤，茶饭厨艺精湛，更重要的是她心眼好，脾气好，为人和善，知道疼人，会比我更强，更胜过我疼爱孩子。孩子的居住条件，生活条件，受教育条件等等都要胜过自己。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孩子就是有点多，还真有点看不过来，常常是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丢三落四的。那就让她带一个？他自己问自己，那就带一个吧，离的又这么近，孩子要是不愿意，合不来，又跑回来了。那让她带哪一个呢？他又搬起了手指头，数来数去想起了连胜。这孩子从小就透着那么一股机灵劲，应变能力强，憨厚、朴实还很随和。这孩子十二了，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他们带他也不很累，应该是最佳人选。其其格能同意吗？跟她商量商量？离的太遥远了！还是让长生天选择吧！想通了之后，烦恼没了，身上轻松了一大半。涂腾从外屋的大红柜上拿来一个签桶，挑了三根留下，其他的都拿出去。凑在灯前一看，是“吉”、“大吉”和“上上吉”。“就让长生天来决定吧！”涂腾闭上眼睛默念着摇了一会儿，拿出一根来，在灯下一看，是个“大吉”，依顺序，那自然是涂连胜了。“其其格呀，长生天和我们想的一样啊！”涂腾兴奋地说。
开始连胜当然不同意，架不住涂腾死乞白赖的说。你老叔家如何如何好，他们家没小孩，就你自己是个宝，吃好的，穿好的，没人和你争，没人和你抢，你看多好，这里有你哥哥弟弟，好东西轮到你就不多了。日子久了不想在了，爸爸再把你接回来。你两边跑着，想在哪在哪，由着你。小孩好圈哄，终于说的连胜心动了，答应了涂腾。
事不宜迟，第二天吃完早饭，涂腾乘热打铁领着连胜上了涂成家。涂成正在炕上打盹，见哥哥来了，还领个孩子，不用细讲，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梁家燕也在，她一下子来了精神，异常兴奋，忙拉住连胜的手，摸摸这，摸摸那，连胜不好意思，直往涂腾怀里钻。梁家燕乐哈哈地上街买了大串和块糖回来，塞在了连胜手里，连胜手里兜里都塞的满满当当。涂成买菜时又买回来一堆玩具，什么“小兔爷”、“不倒翁”、“泥娃娃”，还有吹的“短笛”...摆了一炕，连胜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玩具，刚才的腼腆劲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自己和玩具玩去了。
涂腾和家燕说：“你那次去我没说，这几天让你难过了，这不我把连胜领来了，让他陪着你们过吧。”梁家燕早高兴的合不拢嘴：“这还用说嘛，你们爷俩一进来我就明白了，我谢谢您了。您放一万个心吧，我会疼他的，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吃完午饭，涂腾乘连胜不注意遛了出来。一路上还是无精打采，没着没落的，像是丢了魂儿，又像是缺了什么，时不时地眼里就流下了泪水。小哥几个在一块玩，好一会、孬一会，这下缺了一个真不适应，连战想弟弟，连捷想哥哥。过了几天捎来信儿，说连胜在那里很好，别惦记他，涂腾的心才稍宽了些。时间长了，孩子们才淡漠了。涂成夫妇大小都是干部，家庭条件，吃穿用度，都强过涂腾；涂连胜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涂成去了趟派出所，把连胜的户口也迁了过来，这就算是三口人家了。
４月初，春耕生产大忙时，涂成又开始忙起来，党委号召大办这项，大搞那项，项目诸多，都要大搞，运输任务自然很繁重。为了加快运输进度，涂成便提出，要搞“运输车船化”，层层贯彻，要突击搞上去。东北地区的农民，世世代代运送东西基本上都是靠肩挑，往往是开工时挑担肥，收工时挑担物，耕种旱地作物时，更是天天用肩挑。改变这种状况是大家多年的心愿，所以一听要搞“车子化”，都很高兴。但是怎样才能“化”？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一要有材料；二要有资 要有技术；四还要修好乡间小道，所以就迟迟没能“化”起来。当时，对上级指令要无条件执行，哪容得花时间去准备，无论如何都要把车子“化”起来。于是，涂成在县里召开“誓师大会”，会上批判了“唯条件论”，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各生产队要家家做一辆“鸡公车”（独轮车）或“跃进车”（双轮板车），第二天要推到县里受检阅。涂腾回农场后，马上召开社员大会，不折不扣地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大家争取插红旗，拔白旗，会后要立即行动。于是家家找材料，户户夜造车，各自发挥“创造力”；这可真成了闭门造车。懂木工固然做得快些，好些；不懂技术的“亲帮亲，邻帮邻”，也要勉强“完成任务”；有的自己动手，粗制滥造，也凑了数。个别社员“找窍门”，将装衣服的木箱做成车箱，装配成车子。第二天，家家推着五花八门的“车子”，前往县城接受检阅。由于这些车子多是七拼八凑马虎制成，很快就“散”了架。大多数都是去时推着去，回时扛着回。即便这样，车子“化”也统计数字上报了，还受到上级表扬，报纸上大肆宣扬：《林原县争先实现车子化》。本来想用车代替肩挑，用心是好的，但急于求成，车子没有做好，路没修好，无法实现，变成空热闹一场。
有一句俗语：“多只鸡乸（母鸡）多只春（蛋）”，有些领导人便引伸为插秧密些，株数多些，自然产量就高。于是，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号召“大搞密植”，有些甚至要求“密Ｘ密”，还要学东广大搞直播。果园生产队也百分之百贯彻上级意图，晚上大搞直播，播种量比正常多了好多倍，播得象田里的秧苗那样密。由于排灌条件没搞好，肥料又不足，特别是密得难以通风，许多禾苗得不到阳光，不少被挤死，不死的也枯萎变黄了，大多数禾苗不长穗，只有近畦边的少量禾苗，才生出一些稻谷来。当年大幅度减产，变成了“多养鸡乸少生春”。这时，林吉省委一些大人物，看到报上连载到处入高产卫星的消息，便盲目乐观起来，认为粮食已过关，可以“任食三餐干饭不要钱”。果园生产队领导又照搬上级指示，三餐吃大锅饭。一位记者采访涂腾：“你们生产队今年稻谷收成差，有条件这样做吗？”涂腾回答：“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我们生产队是减了产，但是其他地方大丰收，天下农民一家亲，我们的稻谷吃完后别地儿一定会运来给我们吃的。”记者心里清楚，唯有苦笑：“但愿如此！”后来，队里稻谷吃光了，别地儿也没有运粮给他们。涂腾只好带着两个儿子，跑到涂成家里混饭吃。
“大炼钢铁”时，全国各地都热烘烘地大干，炼钢炉遍地开花，真是热火朝天。涂腾所在的农场，当然也要参与这场“全民战争”。县里由涂成挂帅，成立了“钢铁师”，他要求各乡镇都立下“军令状”，只准出成绩，不许失败。他还派人到各个农场督战，涂腾自然又是坚决响应县委号召，立即行动。他一面派人到县里参观学习，参观过一些机关、学校、街道、郊区农村的炼钢铁工地，学习人家怎样砌炉，如何下料以及掌握火侯等等方面。一方面又紧急动员：凡我农场人员，不论男女老幼，毫无例外都要投入战斗，马上行动！他们在一片荒地上平整土地，在“取经”人员回来指导下，连夜砌炼钢炉，经过一夜的紧张苦战，砌出了三个小土炉。到第二天早上，果园村的社员出勤经过，都赞叹“一夜之间变了样！”当天，大家又忙于烘干炉身，备料、备战。第二天就下料点火，涂腾脚踏自行车，带动风箱，吹旺炉火。他们都在炉旁苦战，轮班作业。经过一夜“浓烟滚滚”，观察炉内情况的人，认为“炉内一片红云，看来矿石已炼成铁了。”于是第三天停火出炉。大家都兴高采烈，观看“胜利果实”。只见炉门打开，挖出一大团象火球一样的物体，大家兴奋异常，都热烈鼓掌庆贺。然而，等那团火球冷却之后，却变成一堆混杂着煤渣、矿石的废物点心。有人认为炼钢“失败”，涂腾却说：“不要胡说！这黑色的就是铁！”。后来，经过“内行人”鉴定，这是“烧结铁”。实际上只是一堆炉渣而已。在总结会上，涂腾认为：“虽然不算太成功，但也没失败，还要继续苦战，要炼得更好。”怎样才能炼得更好呢?有人认为“矿石质量不高，含铁成份少，所以炼不出好铁。”有人又认为“燃料质量有问题，火力不够”。于是一方面派人到燃料商店去洽购好煤；一方面又派人打探那里有好的铁矿石。终于有人探到“麻龙山”有“铁矿石”，认为那些“矿石”表面发黑，质量一定好。既然寻到宝，涂腾便下决心“要捷足先登”，当晚便立即组织人力上山找矿石。月黑风高，全靠手电筒照亮，根本看不清，再加上人们不懂得鉴别“矿石”与石头的区别，上了山便胡乱寻“矿”。这时候，山上的蚊子，可寻见了难得的饕餮大餐，成群结队地飞来“享用”。人们忙乎了一夜，到头来，寻到的“矿石”，只不过都是些“石头”，经过技术人员分析，铁含量极低，再炼也是白费气力。总结行动，最得意的还是麻龙山上的蚊子，所以当时就有人戏写打油诗曰：“全民大炼钢，麻龙夜找矿，蚊公欢迎我，亲吻到天光。”
事过一年，《林吉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的文章，署名为涂成，批判有人提出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涂腾读后认为：“讲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似乎言过其实，但据我所知，有些地方炼得好，有的地方则炼得没那么好，我们所炼的就不够好，因此，讲‘大炼钢铁有得有失’会更加公允一些”。他这么说，到反右倾整风时，被指为“得不偿失论的变种”，因而多次受到批判。
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从国内看，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国际形势看，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震荡；直接原因是某些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如关于中国史学分期的争论。
“百花齐放”，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则是指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它成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文革前，文艺领域好戏连台、异彩纷呈。郭沫若的《蔡文姬》、吴晗的《海瑞罢官》，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老舍的《茶馆》 ；但是，“双百”方针并未坚持贯彻下去。
1962年，涂连战刚刚度过了19周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入伍录取通知书。东萍同批入伍新兵共有100名，来自全区各所中学，大部分是高三应届生，也有个别高二学生。他们响应青藏军区号召，准备到西南边境学习外语，参加边防斗争。
那时涂连战和同学们都是“一腔热血”。“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尽管对青藏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都争着去那个神秘的地方。”涂连战说。他在战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涂连战还记得，那年七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考大学，“青藏招兵通知一下来，全班90%的同学都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筛选，1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应征入伍，18岁的涂连战感到无上光荣。
青藏军区司令员当时恰好在京城，他接见了路过京城的百名学生兵，鼓励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将来大有作为。年轻的小伙子们踌躇满志，并没有想到自己将扎根边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更不会料到将在雪域高原参加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
1962年，列车满载学生兵离开京城，大约16日到达兰川。在兰川训练军姿军容队列，学习藏族民族政策和传统后，8月17日继续坐火车西行。到甘南红柳园，改乘“大道奇”。上路时，同学们坐在卡车里志气昂扬，攀上唐古拉山口，情势急转，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有人休克，口吐白沫。“饿了想吃，见饭就饱”。刚从林原一中毕业的涂连战，自昆仑山口至亚雄，几天时间一口东西都没吃。他身材瘦高，战友们笑他饿成了这样儿。经过两个月辗转，学兵们终于抵达西萨。那时，正值下午四点左右，布达拉宫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壮丽辉煌，看到这样的景色，旅途劳苦瞬间蒸发，“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从此我们将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
涂成想了很久，不知怎么和大哥去说，虽然他三个儿子，可是个个都是心头肉啊。但他明白，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梁家燕是医生，这几年什么招儿都使了，就是没有效果；靠医院治疗恐怕没什么戏。孤儿院又没合适的，这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见了涂腾，涂成说：“大哥，这些年你自己带三个孩子，太不容易了！”“连战已经十五岁了，连胜也十二了，只有连捷小些，也上了小学，”涂腾说，“三个孩子都很懂事，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涂成见他这么说，虽然有点儿泄气，也只好直截了当地说：“大哥，你看我们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也没要上孩子，想抱一个吧，又没合适的⋯” 涂腾一听，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心立刻像是瓷罐落地，碎成了一堆。一时之间，他真的无法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叹了口气说：“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过了些日子，梁家燕又来了，坐了好大一会儿，拉了一会儿闲事，用商量的口气和涂腾说：“大哥，您这么多孩子，让我给您带一个吧，您看我这每天心烦的。唉 ！”她见涂腾没答腔接着又说：“每天出来进去就我们俩个干大人，孤苦零叮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活的怪没劲的。特别是你弟弟，连个精气神也领不起来，成天价抱怨我，说什么‘这么长时间，公鸡也该下颗蛋了！你真烧包呀！’唉！我真是没办法呀，自己生不出来。”涂腾嘴上不说心里老大不快，虽说自己孩子多，可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摸摸那个也心疼，那一个也舍不得，看梁家燕也说出了口，是给，是不给，自己真难为情。再说，其其格生前可从来没嫌过多，个个都很爱，她的在天之灵能同意吗？梁家燕见涂腾不说什么，知道这事很为难，这件事也不该自己来说，应该让涂成再来提提,可自己就这么性急,冒昧地就怎么又说出了口,让涂腾感到很突然,同时自己也觉得很没面子。她就这么想着告了辞，扫兴地回家了。
梁家燕走后，涂腾心里好像打翻了调料瓶，酸甜苦辣不是滋味，不给吧他们两口子说出了口，也怪可怜的。不过，自己有过殇子的经历，都多少年了心里仍割舍不下，何况死的那个连功还小，自己都承受不了，再送别一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给吧，给那一个呢？老大都这么大了，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他能接受得了吗？再说眼下都能指上了。老三已经八岁了，也上了学，胖墩墩的，憨态可掬，从不哭泣；玩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爱学小驴叫，爱戴套缨子，用绳子把他系在小树桩上，他就在原地打转转，孩子们说他在学小驴拉磨，他也不恼。就这么挨个数，已经数了好几天了，数来数去，盘算来盘算去，那个也舍不得，唉，可怎么办呢？
涂腾成天价愁眉不展，已经好几天了，茶也不思，饭也不香，活也懒得做，家也懒得收拾，涂成夫妻二人的话不时在耳边响起：“让我给您带一个吧，”“我们俩个干大人，孤苦零叮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活的怪没劲的，”“我自己又生不出来，”一个女人的无奈，可怜，梁家燕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一奶同胞的深情厚谊，又不由得不舍身处地的替涂成想一想。于是他又换了一个角度思考，孩子跟了他们肯定受不了委屈，梁家燕心灵手巧，能描龙能绣凤，茶饭厨艺精湛，更重要的是她心眼好，脾气好，为人和善，知道疼人，会比我更强，更胜过我疼爱孩子。孩子的居住条件，生活条件，受教育条件等等都要胜过自己。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孩子就是有点多，还真有点看不过来，常常是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丢三落四的。那就让她带一个？他自己问自己，那就带一个吧，离的又这么近，孩子要是不愿意，合不来，又跑回来了。那让她带哪一个呢？他又搬起了手指头，数来数去想起了连胜。这孩子从小就透着那么一股机灵劲，应变能力强，憨厚、朴实还很随和。这孩子十二了，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他们带他也不很累，应该是最佳人选。其其格能同意吗？跟她商量商量？离的太遥远了！还是让长生天选择吧！想通了之后，烦恼没了，身上轻松了一大半。涂腾从外屋的大红柜上拿来一个签桶，挑了三根留下，其他的都拿出去。凑在灯前一看，是“吉”、“大吉”和“上上吉”。“就让长生天来决定吧！”涂腾闭上眼睛默念着摇了一会儿，拿出一根来，在灯下一看，是个“大吉”，依顺序，那自然是涂连胜了。“其其格呀，长生天和我们想的一样啊！”涂腾兴奋地说。
开始连胜当然不同意，架不住涂腾死乞白赖的说。你老叔家如何如何好，他们家没小孩，就你自己是个宝，吃好的，穿好的，没人和你争，没人和你抢，你看多好，这里有你哥哥弟弟，好东西轮到你就不多了。日子久了不想在了，爸爸再把你接回来。你两边跑着，想在哪在哪，由着你。小孩好圈哄，终于说的连胜心动了，答应了涂腾。
事不宜迟，第二天吃完早饭，涂腾乘热打铁领着连胜上了涂成家。涂成正在炕上打盹，见哥哥来了，还领个孩子，不用细讲，顿时明白了什么意思。梁家燕也在，她一下子来了精神，异常兴奋，忙拉住连胜的手，摸摸这，摸摸那，连胜不好意思，直往涂腾怀里钻。梁家燕乐哈哈地上街买了大串和块糖回来，塞在了连胜手里，连胜手里兜里都塞的满满当当。涂成买菜时又买回来一堆玩具，什么“小兔爷”、“不倒翁”、“泥娃娃”，还有吹的“短笛”...摆了一炕，连胜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玩具，刚才的腼腆劲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自己和玩具玩去了。
涂腾和家燕说：“你那次去我没说，这几天让你难过了，这不我把连胜领来了，让他陪着你们过吧。”梁家燕早高兴的合不拢嘴：“这还用说嘛，你们爷俩一进来我就明白了，我谢谢您了。您放一万个心吧，我会疼他的，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吃完午饭，涂腾乘连胜不注意遛了出来。一路上还是无精打采，没着没落的，像是丢了魂儿，又像是缺了什么，时不时地眼里就流下了泪水。小哥几个在一块玩，好一会、孬一会，这下缺了一个真不适应，连战想弟弟，连捷想哥哥。过了几天捎来信儿，说连胜在那里很好，别惦记他，涂腾的心才稍宽了些。时间长了，孩子们才淡漠了。涂成夫妇大小都是干部，家庭条件，吃穿用度，都强过涂腾；涂连胜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涂成去了趟派出所，把连胜的户口也迁了过来，这就算是三口人家了。
４月初，春耕生产大忙时，涂成又开始忙起来，党委号召大办这项，大搞那项，项目诸多，都要大搞，运输任务自然很繁重。为了加快运输进度，涂成便提出，要搞“运输车船化”，层层贯彻，要突击搞上去。东北地区的农民，世世代代运送东西基本上都是靠肩挑，往往是开工时挑担肥，收工时挑担物，耕种旱地作物时，更是天天用肩挑。改变这种状况是大家多年的心愿，所以一听要搞“车子化”，都很高兴。但是怎样才能“化”？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一要有材料；二要有资 要有技术；四还要修好乡间小道，所以就迟迟没能“化”起来。当时，对上级指令要无条件执行，哪容得花时间去准备，无论如何都要把车子“化”起来。于是，涂成在县里召开“誓师大会”，会上批判了“唯条件论”，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各生产队要家家做一辆“鸡公车”（独轮车）或“跃进车”（双轮板车），第二天要推到县里受检阅。涂腾回农场后，马上召开社员大会，不折不扣地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大家争取插红旗，拔白旗，会后要立即行动。于是家家找材料，户户夜造车，各自发挥“创造力”；这可真成了闭门造车。懂木工固然做得快些，好些；不懂技术的“亲帮亲，邻帮邻”，也要勉强“完成任务”；有的自己动手，粗制滥造，也凑了数。个别社员“找窍门”，将装衣服的木箱做成车箱，装配成车子。第二天，家家推着五花八门的“车子”，前往县城接受检阅。由于这些车子多是七拼八凑马虎制成，很快就“散”了架。大多数都是去时推着去，回时扛着回。即便这样，车子“化”也统计数字上报了，还受到上级表扬，报纸上大肆宣扬：《林原县争先实现车子化》。本来想用车代替肩挑，用心是好的，但急于求成，车子没有做好，路没修好，无法实现，变成空热闹一场。
有一句俗语：“多只鸡乸（母鸡）多只春（蛋）”，有些领导人便引伸为插秧密些，株数多些，自然产量就高。于是，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号召“大搞密植”，有些甚至要求“密Ｘ密”，还要学东广大搞直播。果园生产队也百分之百贯彻上级意图，晚上大搞直播，播种量比正常多了好多倍，播得象田里的秧苗那样密。由于排灌条件没搞好，肥料又不足，特别是密得难以通风，许多禾苗得不到阳光，不少被挤死，不死的也枯萎变黄了，大多数禾苗不长穗，只有近畦边的少量禾苗，才生出一些稻谷来。当年大幅度减产，变成了“多养鸡乸少生春”。这时，林吉省委一些大人物，看到报上连载到处入高产卫星的消息，便盲目乐观起来，认为粮食已过关，可以“任食三餐干饭不要钱”。果园生产队领导又照搬上级指示，三餐吃大锅饭。一位记者采访涂腾：“你们生产队今年稻谷收成差，有条件这样做吗？”涂腾回答：“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我们生产队是减了产，但是其他地方大丰收，天下农民一家亲，我们的稻谷吃完后别地儿一定会运来给我们吃的。”记者心里清楚，唯有苦笑：“但愿如此！”后来，队里稻谷吃光了，别地儿也没有运粮给他们。涂腾只好带着两个儿子，跑到涂成家里混饭吃。
“大炼钢铁”时，全国各地都热烘烘地大干，炼钢炉遍地开花，真是热火朝天。涂腾所在的农场，当然也要参与这场“全民战争”。县里由涂成挂帅，成立了“钢铁师”，他要求各乡镇都立下“军令状”，只准出成绩，不许失败。他还派人到各个农场督战，涂腾自然又是坚决响应县委号召，立即行动。他一面派人到县里参观学习，参观过一些机关、学校、街道、郊区农村的炼钢铁工地，学习人家怎样砌炉，如何下料以及掌握火侯等等方面。一方面又紧急动员：凡我农场人员，不论男女老幼，毫无例外都要投入战斗，马上行动！他们在一片荒地上平整土地，在“取经”人员回来指导下，连夜砌炼钢炉，经过一夜的紧张苦战，砌出了三个小土炉。到第二天早上，果园村的社员出勤经过，都赞叹“一夜之间变了样！”当天，大家又忙于烘干炉身，备料、备战。第二天就下料点火，涂腾脚踏自行车，带动风箱，吹旺炉火。他们都在炉旁苦战，轮班作业。经过一夜“浓烟滚滚”，观察炉内情况的人，认为“炉内一片红云，看来矿石已炼成铁了。”于是第三天停火出炉。大家都兴高采烈，观看“胜利果实”。只见炉门打开，挖出一大团象火球一样的物体，大家兴奋异常，都热烈鼓掌庆贺。然而，等那团火球冷却之后，却变成一堆混杂着煤渣、矿石的废物点心。有人认为炼钢“失败”，涂腾却说：“不要胡说！这黑色的就是铁！”。后来，经过“内行人”鉴定，这是“烧结铁”。实际上只是一堆炉渣而已。在总结会上，涂腾认为：“虽然不算太成功，但也没失败，还要继续苦战，要炼得更好。”怎样才能炼得更好呢?有人认为“矿石质量不高，含铁成份少，所以炼不出好铁。”有人又认为“燃料质量有问题，火力不够”。于是一方面派人到燃料商店去洽购好煤；一方面又派人打探那里有好的铁矿石。终于有人探到“麻龙山”有“铁矿石”，认为那些“矿石”表面发黑，质量一定好。既然寻到宝，涂腾便下决心“要捷足先登”，当晚便立即组织人力上山找矿石。月黑风高，全靠手电筒照亮，根本看不清，再加上人们不懂得鉴别“矿石”与石头的区别，上了山便胡乱寻“矿”。这时候，山上的蚊子，可寻见了难得的饕餮大餐，成群结队地飞来“享用”。人们忙乎了一夜，到头来，寻到的“矿石”，只不过都是些“石头”，经过技术人员分析，铁含量极低，再炼也是白费气力。总结行动，最得意的还是麻龙山上的蚊子，所以当时就有人戏写打油诗曰：“全民大炼钢，麻龙夜找矿，蚊公欢迎我，亲吻到天光。”
事过一年，《林吉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的文章，署名为涂成，批判有人提出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涂腾读后认为：“讲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似乎言过其实，但据我所知，有些地方炼得好，有的地方则炼得没那么好，我们所炼的就不够好，因此，讲‘大炼钢铁有得有失’会更加公允一些”。他这么说，到反右倾整风时，被指为“得不偿失论的变种”，因而多次受到批判。
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从国内看，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国际形势看，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震荡；直接原因是某些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如关于中国史学分期的争论。
“百花齐放”，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则是指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它成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文革前，文艺领域好戏连台、异彩纷呈。郭沫若的《蔡文姬》、吴晗的《海瑞罢官》，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老舍的《茶馆》 ；但是，“双百”方针并未坚持贯彻下去。
1962年，涂连战刚刚度过了19周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入伍录取通知书。东萍同批入伍新兵共有100名，来自全区各所中学，大部分是高三应届生，也有个别高二学生。他们响应青藏军区号召，准备到西南边境学习外语，参加边防斗争。
那时涂连战和同学们都是“一腔热血”。“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尽管对青藏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都争着去那个神秘的地方。”涂连战说。他在战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涂连战还记得，那年七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考大学，“青藏招兵通知一下来，全班90%的同学都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筛选，1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应征入伍，18岁的涂连战感到无上光荣。
青藏军区司令员当时恰好在京城，他接见了路过京城的百名学生兵，鼓励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将来大有作为。年轻的小伙子们踌躇满志，并没有想到自己将扎根边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更不会料到将在雪域高原参加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
1962年，列车满载学生兵离开京城，大约16日到达兰川。在兰川训练军姿军容队列，学习藏族民族政策和传统后，8月17日继续坐火车西行。到甘南红柳园，改乘“大道奇”。上路时，同学们坐在卡车里志气昂扬，攀上唐古拉山口，情势急转，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有人休克，口吐白沫。“饿了想吃，见饭就饱”。刚从林原一中毕业的涂连战，自昆仑山口至亚雄，几天时间一口东西都没吃。他身材瘦高，战友们笑他饿成了这样儿。经过两个月辗转，学兵们终于抵达西萨。那时，正值下午四点左右，布达拉宫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壮丽辉煌，看到这样的景色，旅途劳苦瞬间蒸发，“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从此我们将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
第三十八章 牧童骑黄牛 歌声振林樾
到西萨一个月，他们并没有像在招兵时说的那样学习军事外语，而是参加政治学习，进行形势教育和队列训练。边境越来越紧张，印军建立入侵据点，袭击我军哨所。印军越过克节朗河，打死我军干部战士多名，群情激愤，新兵都写了请战书。百名学生兵在当时的青藏军区是稀有的高学历人才，军区领导决定让他们到实战中锻炼。
“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还是学生，是去学外语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心理准备。”涂连战说。
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做准备。晚上，部队已经向前线开进了，学生兵打散分配到各个连队，一片漆黑中，匆匆登上路过西萨之郊的运兵车。来不及告诉家人自己上了前线，在战场三个月更不可能写信，两军对阵，部队的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直到登上运兵车的一刻，百名学生兵只在照相留念时端了一回枪当作道具，压根儿没学过射击。
部队开到麻麻转运站，眼前的景象让新兵目瞪口呆：空棺材码得像小山一样，那是为可能阵亡的将士准备的。“我头发嗡地一下就炸起来了，这些棺材有没有我的？难说啊⋯⋯”涂连战忘不了那样的视觉冲击。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麦克马洪线”以北。南岸是印军，北岸是我军阵地。靠近近阵地时，已经没有了公路，车开不过去，所有炮弹都靠人和骡马往山坡上运，一个来回要六小时。涂连战说：“印军根本想不到，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能趟过林间泥溏把120迫击炮抬上阵地。这种炮仅一个底座就几百斤，一发炮弹47斤，战士的肩膀都压破了，血肉模糊，衬衫甚至长在了肉里，开刀手术才脱得下来。如果120迫击炮没抬上去，只有82迫击炮，威力就大大减弱了。”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新兵爬坡都胸闷气短，但谁也不愿当怂包，坚持跟着老兵扛大炮上山。最让他们震撼的是支前藏民，负重能力惊人。“藏族男人上一次山，肩上背两发120炮弹，脖子上挂两发82炮弹，手上还能再提两发60炮弹；藏族女人也能一次背两袋50斤的面粉。”涂连战说。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影响严重，作战艰苦十分罕见。
中印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从西疆喀喇昆仑山口到两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和印度喜马偕尔邦3地交界处为西段；从这里到中国、尼泊尔、印度3国交界处为中段；从中国、印度、不丹3国交界处，大体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界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3国交界处为东段。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的一些边境地区，还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在东段，印度军队在青藏和平解放前后，越过传统习惯线，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侵占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在西段，54年后，印度军队侵占了中国西疆卖争拿马和青藏巴里加斯地区。1959年，印度政府总理在给中国政府总理的信中正式提出，把已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和历来由中国西疆管辖的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版图。这些中国领土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个福建省。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央边界分歧，在此以前，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印军又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撒20公里，印方仍然拒绝。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上先后共建立了43个据点。
印度政府把中国的宽容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声称要以武力对付中国，加紧进攻中国的准备和部署。在西段，印军部署5600余人。在东段，印军部更布署了约1.6万余人。印军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劝阻和警告，连续进攻驻守在“麦克马洪线”以北青藏山南地区择挠桥和扯冬的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47人。在东段和西段，入侵印军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之后又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
面对印度集结兵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冲突的形势，中国驻青藏、西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进入战备状态。在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当天，奉命开始自卫反击。在东段，青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沿克节朗河右岸~线展开的进攻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攻占多地。接着兵分5路南进，进占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的后方基地达旺。经过几天反击作战，青藏边防部队全歼印军第7旅，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吒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驻守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在反击中拔除了入侵印军的据点。在西段，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采用逐次转用兵力攻坚拔点的战法，全歼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接着趁势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西疆边防部队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37个入侵印军的据点，随后停止反击。
中国政府为缓和被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3项建议。印度政府再次拒绝，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应付紧急情况”内阁，决心对中国长期作战。印度大造反华舆论，迫害华侨，封闭中国银行驻印机构，驱赶中国记者。同时，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部署。印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的兵力增到3万余人。后来，印军在中印边境再次全线发起进攻。面对印度军队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实施反击。在东段，青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4个旅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沿公路作线式分布、兵力部署前重后轻的特点，以一部兵力牵制正面入侵印军，一部向邦迪拉方向迂回，集中主力沿西山口两侧实施迂回包围。歼灭侵入西山口地区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先后收复德让宗、申隔宗、邦迪拉及以南的吉莫山口。在西段，西疆边防部队冒着零下40℃的严寒，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全部扫除侵入班公洛地区的印军据点。配合东、西两段主攻方向作战的其他边防部队，也同时向当面印军实施反击，逼近传统习惯线。
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主动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印军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名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退了印度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90余个据点，歼灭入侵的印军一部，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沉重地打击了印度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提高了中国和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威信，并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俘虏人员的先例。在反击战中，涂连战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在执行摧毁地堡任务时，当涂连战将爆破筒塞入地堡，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出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防部授予涂连战“战斗英雄”称号。
这场战争是由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起的，是政治军事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政府则坚持扩张主义立场，执意以武力实现其领土要求。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即使在印军蓄意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严重事态下，仍克制忍耐，这就在政治，外交斗争和道义上处于主动地位。只是在印军完全拒绝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才后发制人，实施反击。而在首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申明大义，仍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蛮横拒绝和平谈判，再度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被迫反击并取得反击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赢得了主动，得到了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这场战争，中印双方力量对比虽互有优长，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大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高于印度军队。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印度军队，原属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过战，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其参战部队主力印军第四师系属“王牌部队”。印军技术水平好，后方运输线短，后备兵团机动快，补给便利。但印军又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军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和殖民主义色彩，沿袭英军的基本制度，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士气较低，内部矛盾重重。且战术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近战、夜战。而中国边防部队，则是中在解放战争中久经考验的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多数部队具有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系正义之师，得道多助。这个特点为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客观基础。
这场战争，是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中方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诸这场战争的特点，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筹谋划。参战部队扬长避短，依靠政治优势，吃苦耐劳，英勇善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在中印边境这一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到西萨一个月，他们并没有像在招兵时说的那样学习军事外语，而是参加政治学习，进行形势教育和队列训练。边境越来越紧张，印军建立入侵据点，袭击我军哨所。印军越过克节朗河，打死我军干部战士多名，群情激愤，新兵都写了请战书。百名学生兵在当时的青藏军区是稀有的高学历人才，军区领导决定让他们到实战中锻炼。
“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还是学生，是去学外语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心理准备。”涂连战说。
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做准备。晚上，部队已经向前线开进了，学生兵打散分配到各个连队，一片漆黑中，匆匆登上路过西萨之郊的运兵车。来不及告诉家人自己上了前线，在战场三个月更不可能写信，两军对阵，部队的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直到登上运兵车的一刻，百名学生兵只在照相留念时端了一回枪当作道具，压根儿没学过射击。
部队开到麻麻转运站，眼前的景象让新兵目瞪口呆：空棺材码得像小山一样，那是为可能阵亡的将士准备的。“我头发嗡地一下就炸起来了，这些棺材有没有我的？难说啊⋯⋯”涂连战忘不了那样的视觉冲击。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麦克马洪线”以北。南岸是印军，北岸是我军阵地。靠近近阵地时，已经没有了公路，车开不过去，所有炮弹都靠人和骡马往山坡上运，一个来回要六小时。涂连战说：“印军根本想不到，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能趟过林间泥溏把120迫击炮抬上阵地。这种炮仅一个底座就几百斤，一发炮弹47斤，战士的肩膀都压破了，血肉模糊，衬衫甚至长在了肉里，开刀手术才脱得下来。如果120迫击炮没抬上去，只有82迫击炮，威力就大大减弱了。”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新兵爬坡都胸闷气短，但谁也不愿当怂包，坚持跟着老兵扛大炮上山。最让他们震撼的是支前藏民，负重能力惊人。“藏族男人上一次山，肩上背两发120炮弹，脖子上挂两发82炮弹，手上还能再提两发60炮弹；藏族女人也能一次背两袋50斤的面粉。”涂连战说。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影响严重，作战艰苦十分罕见。
中印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从西疆喀喇昆仑山口到两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和印度喜马偕尔邦3地交界处为西段；从这里到中国、尼泊尔、印度3国交界处为中段；从中国、印度、不丹3国交界处，大体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界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3国交界处为东段。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的一些边境地区，还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在东段，印度军队在青藏和平解放前后，越过传统习惯线，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侵占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在西段，54年后，印度军队侵占了中国西疆卖争拿马和青藏巴里加斯地区。1959年，印度政府总理在给中国政府总理的信中正式提出，把已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和历来由中国西疆管辖的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版图。这些中国领土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个福建省。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央边界分歧，在此以前，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印军又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撒20公里，印方仍然拒绝。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上先后共建立了43个据点。
印度政府把中国的宽容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声称要以武力对付中国，加紧进攻中国的准备和部署。在西段，印军部署5600余人。在东段，印军部更布署了约1.6万余人。印军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劝阻和警告，连续进攻驻守在“麦克马洪线”以北青藏山南地区择挠桥和扯冬的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47人。在东段和西段，入侵印军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之后又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
面对印度集结兵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冲突的形势，中国驻青藏、西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进入战备状态。在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当天，奉命开始自卫反击。在东段，青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沿克节朗河右岸~线展开的进攻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攻占多地。接着兵分5路南进，进占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的后方基地达旺。经过几天反击作战，青藏边防部队全歼印军第7旅，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吒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驻守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在反击中拔除了入侵印军的据点。在西段，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采用逐次转用兵力攻坚拔点的战法，全歼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接着趁势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西疆边防部队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37个入侵印军的据点，随后停止反击。
中国政府为缓和被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3项建议。印度政府再次拒绝，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应付紧急情况”内阁，决心对中国长期作战。印度大造反华舆论，迫害华侨，封闭中国银行驻印机构，驱赶中国记者。同时，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部署。印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的兵力增到3万余人。后来，印军在中印边境再次全线发起进攻。面对印度军队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实施反击。在东段，青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4个旅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沿公路作线式分布、兵力部署前重后轻的特点，以一部兵力牵制正面入侵印军，一部向邦迪拉方向迂回，集中主力沿西山口两侧实施迂回包围。歼灭侵入西山口地区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先后收复德让宗、申隔宗、邦迪拉及以南的吉莫山口。在西段，西疆边防部队冒着零下40℃的严寒，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全部扫除侵入班公洛地区的印军据点。配合东、西两段主攻方向作战的其他边防部队，也同时向当面印军实施反击，逼近传统习惯线。
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主动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印军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名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退了印度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90余个据点，歼灭入侵的印军一部，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沉重地打击了印度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提高了中国和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威信，并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俘虏人员的先例。在反击战中，涂连战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在执行摧毁地堡任务时，当涂连战将爆破筒塞入地堡，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出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防部授予涂连战“战斗英雄”称号。
这场战争是由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起的，是政治军事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政府则坚持扩张主义立场，执意以武力实现其领土要求。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即使在印军蓄意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严重事态下，仍克制忍耐，这就在政治，外交斗争和道义上处于主动地位。只是在印军完全拒绝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才后发制人，实施反击。而在首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申明大义，仍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蛮横拒绝和平谈判，再度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被迫反击并取得反击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赢得了主动，得到了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这场战争，中印双方力量对比虽互有优长，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大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高于印度军队。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印度军队，原属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过战，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其参战部队主力印军第四师系属“王牌部队”。印军技术水平好，后方运输线短，后备兵团机动快，补给便利。但印军又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军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和殖民主义色彩，沿袭英军的基本制度，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士气较低，内部矛盾重重。且战术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近战、夜战。而中国边防部队，则是中在解放战争中久经考验的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多数部队具有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系正义之师，得道多助。这个特点为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客观基础。
这场战争，是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中方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诸这场战争的特点，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筹谋划。参战部队扬长避短，依靠政治优势，吃苦耐劳，英勇善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在中印边境这一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第三十九章 明朝挂帆席 枫叶落纷纷
秋日的傍晚，古老的东松河水仍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流过原野；林原的最后一抹阳光即将收回山脊。每家每户的门口，仍旧齐齐地挂着金色的玉米，在夕阳的余晖下闪闪发亮，牛棚上厚厚的稻草，依然在述说着松嫩平原上鱼米之乡的故事⋯
1966年，如此美丽的风景之下，却发生了太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林原的人们已经开始晚餐，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司机老刘开车来接涂成，参加县委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一则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几个常委谁都没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之后，县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学校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涂成是县委副书记，他当副县长时，曾主管文教卫生多年，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县政府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涂成作为主管副县长，就成了众矢之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他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来反戈一击，给涂成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街上游斗，这可是林原县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涂成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威风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他回家吃饭，梁家燕已经为他煮好了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个荷包蛋，可涂成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
确实，这落差也太大了，曾经的战斗英雄，县委领导，如今竟在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分子，成了阶下囚？涂成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时，梁家燕从卧室里拿出来一个她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涂成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对他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涂成这才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吃了个精光。吃完了涂成才发现，梁家燕两眼含着泪花－那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涂成这下心里有了底，不再怕戴高帽子游斗。接下来，涂成的家也被查抄，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他仅存的几本古诗书抄走，还教训说：“放着毛 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简直反动透顶！”比起后来的遭遇，这些都是小意思，林原的学生都是刚刚开始造反，胆子还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涂成开始还没遭太大罪。第二次抄家时，恰好涂腾在，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涂成问他：“你从哪里弄来个红卫兵袖章？”后来才知道，原来红卫兵袖章是涂连胜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革委会，就先放在桌子上。涂腾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活灵活现的话剧。
又过了几天，形势越来越紧，有些人渐渐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县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过去的所有常委，包括书记在内，都被以各种理由打倒，拉到 台上批斗。还让涂成第一次尝到了坐“喷气式”飞机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还点名要梁家燕上台揭发，家燕没办法，只能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来，竟然为涂成表起功来，说涂成来林原没几年，作了不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她话音还没落，就被“革命”群众给轰下台去了。涂成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傻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表功，有你好果子吃的。果然，没多久，医院也被冲击，梁家燕作为院长，自然首当其冲，脱不了干系，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涂成还厉害。
最让涂成意想不到的是，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也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他苦口婆心劝其安心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涂成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也被他说成是涂成拿肮脏的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涂成一个多月的工资啊。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文革”开始后，京城揪出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纷纷效仿，林原的造反派们也不甘落后，就把涂成和梁家燕，再加上副县长刘子明三个人打成林原的“三家村”，理由也似乎很“充分”，因为他们仨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什么实质性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涂成和梁家燕“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梁家燕祖藉是京城的，“文革”时期，天下大乱，分成许多派系。那时，时兴大串联，不断有京城人来林原，涂成和梁家燕都特别好客，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来林原避难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他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带上孩子串亲戚找饭吃。没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却被定性成了反革命的“夫妻店”。
时间长了，涂成夫妇对这样的生活也逐渐适应了。有批斗会，就去参加，无非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低头不语，等捱过时间，只要别挨打，也就算是万幸。不过，长期的“革命”过程，不断有新的“敌人”出现，人们对他俩兴趣变淡；批斗的次数也少了很多。
这段时间，涂成没事儿时，也能四处走走，不像开始那么颓废了。他们夫妻俩，也能私聊一下笑话。涂成说：“部队整队集合，之前都是喊‘向右看——齐！’但现如今却不能这么喊了。因为‘右’字与‘右派’是一个阵营。有人便将口令改成了‘向左看——齐’和‘向中看——齐’。”“过了一阵，有人提意见了：‘左’和‘中’有‘左倾’和‘中庸’的嫌疑，不如改成‘向左排（派）——看齐’和‘向中央——看齐’！”涂成说，“这样一来，向右转又麻烦了，有人灵机一动，喊：‘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三次左转，果然转向了右面！”
梁家燕笑得直不起腰来。他和涂成自从认识并结婚以来，还真没这么高兴过。两个人都忙着工作，又没有孩子，从来没有真正交过心。所谓患难夫妻，真是一点儿都不假。梁家燕也说：“林原造反兵团宣传队集体进餐，是这么说的：——‘上战场，枪一响，痛下决心，死在战场上。——为毛 而战！牺牲就牺牲！死亡就死亡！——兵团战士永远是文革的铁拳头！’声音宏亮，气势磅礴！”
涂成又接过来说：“刘子明饭前是这么‘请示’的：——‘毛 呀，老人家！是您宽宏大量，给我一碗饭吃，我是有罪的，我本不该吃！我记您的恩，吃了好改造！要脱胎换骨，要重新做人！最后再谢您的恩，让我吃上这碗饭！’声音非常小，我伸了大半天耳朵才听见。”
“我是见机行事。如果旁边的人站得远，我就瞎说一气，反正没人听见，”梁家燕说，“有个挨斗的老师，就翻翻嘴唇，做做样子，那声音是‘咕嘟咕嘟咕嘟•••’”
的确，那时候人们的语言功能已经很变态，姜昆年轻时有个照相的相声段子：
甲：为人民服务——同志，问点事。
乙：要斗私批修——你说吧！
甲：灭资兴无——我照张像。
乙：破私立公——照几寸？
甲：革命无罪——三寸的。
乙：造反有理——你拿钱。
甲：突出政治——多少钱？
乙：立竿见影——一块三。
甲：批判反动权威——给你钱！
乙：反对金钱挂帅——给你票。
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乙：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甲：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
乙：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那时候，照相馆门口的《顾客须知》也很奇葩：凡是到我革命照相馆，拍给门相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我革命话，须先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后面还有：“本照相馆特规定二十个不照，请革命顾客遵照执行：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烫发相不照，戴红领巾不照，穿舞蹈服不照，穿花衣服不照，眼睛小一点儿不照，鼻子高一点不照•••••••”
这几年，涂成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梁家燕也被打、被虐成疾，作为医生，她被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涂成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梁家燕和在家里没人管的涂连胜，身心憔悴。一天，涂成从干校回了家，涂连胜哭着说，造反派已经斗了他好几天了。
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块钱，没地儿栽赃，就把涂连胜喊去了。说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块钱，不承认就不让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涂成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他和梁家燕的工资，从来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那时找谁说理去？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涂成心疼孩子，怕涂连胜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块钱给那位造反派儿子。狠狠心，把涂连胜送回到大哥涂腾那里了。
涂腾知道他们两口子目前的情况，只能含泪答应了，从此，涂连胜又回归了本源，重新回到了生父身边。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涂成夫妇只能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可即使是这样，痛苦依然在继续。涂成的一位战友，为了升官表功，竟然把他在朝鲜战场上假装尸体以及与梁家燕相拥而眠的事情抖了出来。而且，涂成在文艺大跃进时，一直强调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这些本来都算不了什么，万万没有想到，却被指责为“好色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涂成夫妇都有作风问题，妄图把他们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为了打倒涂成，这些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处心积虑。
秋日的傍晚，古老的东松河水仍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流过原野；林原的最后一抹阳光即将收回山脊。每家每户的门口，仍旧齐齐地挂着金色的玉米，在夕阳的余晖下闪闪发亮，牛棚上厚厚的稻草，依然在述说着松嫩平原上鱼米之乡的故事⋯
1966年，如此美丽的风景之下，却发生了太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林原的人们已经开始晚餐，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司机老刘开车来接涂成，参加县委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一则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几个常委谁都没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之后，县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学校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涂成是县委副书记，他当副县长时，曾主管文教卫生多年，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县政府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涂成作为主管副县长，就成了众矢之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他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来反戈一击，给涂成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街上游斗，这可是林原县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涂成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威风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他回家吃饭，梁家燕已经为他煮好了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个荷包蛋，可涂成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
确实，这落差也太大了，曾经的战斗英雄，县委领导，如今竟在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分子，成了阶下囚？涂成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时，梁家燕从卧室里拿出来一个她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涂成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对他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涂成这才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吃了个精光。吃完了涂成才发现，梁家燕两眼含着泪花－那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涂成这下心里有了底，不再怕戴高帽子游斗。接下来，涂成的家也被查抄，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他仅存的几本古诗书抄走，还教训说：“放着毛 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简直反动透顶！”比起后来的遭遇，这些都是小意思，林原的学生都是刚刚开始造反，胆子还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涂成开始还没遭太大罪。第二次抄家时，恰好涂腾在，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涂成问他：“你从哪里弄来个红卫兵袖章？”后来才知道，原来红卫兵袖章是涂连胜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革委会，就先放在桌子上。涂腾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活灵活现的话剧。
又过了几天，形势越来越紧，有些人渐渐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县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过去的所有常委，包括书记在内，都被以各种理由打倒，拉到 台上批斗。还让涂成第一次尝到了坐“喷气式”飞机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还点名要梁家燕上台揭发，家燕没办法，只能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来，竟然为涂成表起功来，说涂成来林原没几年，作了不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她话音还没落，就被“革命”群众给轰下台去了。涂成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傻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表功，有你好果子吃的。果然，没多久，医院也被冲击，梁家燕作为院长，自然首当其冲，脱不了干系，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涂成还厉害。
最让涂成意想不到的是，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也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他苦口婆心劝其安心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涂成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也被他说成是涂成拿肮脏的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涂成一个多月的工资啊。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文革”开始后，京城揪出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纷纷效仿，林原的造反派们也不甘落后，就把涂成和梁家燕，再加上副县长刘子明三个人打成林原的“三家村”，理由也似乎很“充分”，因为他们仨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什么实质性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涂成和梁家燕“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梁家燕祖藉是京城的，“文革”时期，天下大乱，分成许多派系。那时，时兴大串联，不断有京城人来林原，涂成和梁家燕都特别好客，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来林原避难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他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带上孩子串亲戚找饭吃。没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却被定性成了反革命的“夫妻店”。
时间长了，涂成夫妇对这样的生活也逐渐适应了。有批斗会，就去参加，无非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低头不语，等捱过时间，只要别挨打，也就算是万幸。不过，长期的“革命”过程，不断有新的“敌人”出现，人们对他俩兴趣变淡；批斗的次数也少了很多。
这段时间，涂成没事儿时，也能四处走走，不像开始那么颓废了。他们夫妻俩，也能私聊一下笑话。涂成说：“部队整队集合，之前都是喊‘向右看——齐！’但现如今却不能这么喊了。因为‘右’字与‘右派’是一个阵营。有人便将口令改成了‘向左看——齐’和‘向中看——齐’。”“过了一阵，有人提意见了：‘左’和‘中’有‘左倾’和‘中庸’的嫌疑，不如改成‘向左排（派）——看齐’和‘向中央——看齐’！”涂成说，“这样一来，向右转又麻烦了，有人灵机一动，喊：‘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三次左转，果然转向了右面！”
梁家燕笑得直不起腰来。他和涂成自从认识并结婚以来，还真没这么高兴过。两个人都忙着工作，又没有孩子，从来没有真正交过心。所谓患难夫妻，真是一点儿都不假。梁家燕也说：“林原造反兵团宣传队集体进餐，是这么说的：——‘上战场，枪一响，痛下决心，死在战场上。——为毛 而战！牺牲就牺牲！死亡就死亡！——兵团战士永远是文革的铁拳头！’声音宏亮，气势磅礴！”
涂成又接过来说：“刘子明饭前是这么‘请示’的：——‘毛 呀，老人家！是您宽宏大量，给我一碗饭吃，我是有罪的，我本不该吃！我记您的恩，吃了好改造！要脱胎换骨，要重新做人！最后再谢您的恩，让我吃上这碗饭！’声音非常小，我伸了大半天耳朵才听见。”
“我是见机行事。如果旁边的人站得远，我就瞎说一气，反正没人听见，”梁家燕说，“有个挨斗的老师，就翻翻嘴唇，做做样子，那声音是‘咕嘟咕嘟咕嘟•••’”
的确，那时候人们的语言功能已经很变态，姜昆年轻时有个照相的相声段子：
甲：为人民服务——同志，问点事。
乙：要斗私批修——你说吧！
甲：灭资兴无——我照张像。
乙：破私立公——照几寸？
甲：革命无罪——三寸的。
乙：造反有理——你拿钱。
甲：突出政治——多少钱？
乙：立竿见影——一块三。
甲：批判反动权威——给你钱！
乙：反对金钱挂帅——给你票。
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乙：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甲：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
乙：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那时候，照相馆门口的《顾客须知》也很奇葩：凡是到我革命照相馆，拍给门相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我革命话，须先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后面还有：“本照相馆特规定二十个不照，请革命顾客遵照执行：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烫发相不照，戴红领巾不照，穿舞蹈服不照，穿花衣服不照，眼睛小一点儿不照，鼻子高一点不照•••••••”
这几年，涂成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梁家燕也被打、被虐成疾，作为医生，她被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涂成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梁家燕和在家里没人管的涂连胜，身心憔悴。一天，涂成从干校回了家，涂连胜哭着说，造反派已经斗了他好几天了。
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块钱，没地儿栽赃，就把涂连胜喊去了。说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块钱，不承认就不让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涂成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他和梁家燕的工资，从来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那时找谁说理去？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涂成心疼孩子，怕涂连胜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块钱给那位造反派儿子。狠狠心，把涂连胜送回到大哥涂腾那里了。
涂腾知道他们两口子目前的情况，只能含泪答应了，从此，涂连胜又回归了本源，重新回到了生父身边。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涂成夫妇只能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可即使是这样，痛苦依然在继续。涂成的一位战友，为了升官表功，竟然把他在朝鲜战场上假装尸体以及与梁家燕相拥而眠的事情抖了出来。而且，涂成在文艺大跃进时，一直强调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这些本来都算不了什么，万万没有想到，却被指责为“好色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涂成夫妇都有作风问题，妄图把他们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为了打倒涂成，这些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处心积虑。
第四十章 何人夜吹笛 风急雨冥冥
最终，涂成夫妇被打入大牢。最可怜的是梁家燕，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救下了无数的伤员，又在病床上抢救了无数个病人，最终却被在病床上折磨致死。她在临死前痛苦万分，反动派却不让医生上前作最后的抢救，哪怕再打上最后一剂止痛药、强心针⋯梁家燕在临终前，明明知道丈夫和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却还是：“涂成，我不能再照顾你和连胜了，我其实是爱你的，只是没机会对你说了⋯”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掉泪，造反派头头只好赶紧盖上白布，下命令：“她罪该万死！哭什么？快推出去！”
家燕死后，涂成也没了生的愿望，他被定性为叛贼、色狼，与杀人犯一个待遇－被戴上了脚镣。那些日子里，他仍然被逼着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到最后，涂成已经接近半疯癞状态，他被迫书写的材料，由于没有事实依据，只能胡编乱造。后来不让写，可他却已经收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写。写的材料，让人看了哭笑不得，这些材料多半是写在一些小纸条上，有写在学生作业本撕下的纸上，也有的写在香烟壳上；写的东西，把一个黄色的牛皮纸文件袋都塞满了。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没什么重要事儿，全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某某的母亲偷了隔壁邻居的几个煤球；某人的父亲在单位食堂偷抓吃了菜素；还有，某同事曾经穿游泳衣在走廊弹风琴等等，都是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事情。被他作为重要情报，向上反映。他劳累过度，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发言、表态，涂成只好念报纸，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在批判小组会上发言，他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涂成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人把他从地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他交代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他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后来又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触犯了天条。“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还有人要揪他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造反派就为此而开了专门的批判会，说够枪毙的，要他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说这一定是故意的，不可能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涂成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得有个文字凭证，从来没听说还有口误罪，这纯粹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这样离谱的罪名，最终夺走了涂成的生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战场上身经百战、浴血拼杀那么多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无数发敌人的子弹都没把他打死，最后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下。
1969年，第二批“北大荒”建设兵团，成员中不少都来自京城，王东进和温建国就是其中一员，黎冰和樊华紧随其后。黎冰的父亲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良，他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还因为他是正直的艺术家。他热爱海瑞，是用赤诚的心来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个活海瑞。可以说《海瑞罢官》是马良在晚年推出的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人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他们找京城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65年，又到上海，一些人共同策划，由姚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进行的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 审阅。此时他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京城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文汇报》发表了文章，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
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
同年，毛泽东在肯定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某些人的官。他们也是‘海瑞’。”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人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 。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从那时开始，黎冰家庭遭到洗劫，她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改姓“黎”，表面上意思是“离开”，其实大有深意：“黎”代表黑色，是希望看到未来黎明之光的意思。父亲被囚禁，一家子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最后含冤去世。马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北大荒”地区属于平原地带，包括了嫩江、松江流域的广大荒芜地区。该地区江深水阔、水温冷凉，是中国唯一一条没有被污染的江河。江中的野生鱼生长缓慢，肉质鲜美，而且鱼类资源丰富而珍贵。这里并非自古以来就荒凉无人开垦，曾经击败辽与北宋的女真人就曾在此地生存。“北大荒”地区，素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美誉，那曾经是一个神话般的时代。
清朝时满族入关，俄国势力趁虚而入；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先的龙脉，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使得沃土千里、人迹罕至。
直到五十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才使得北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北大荒现在又有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王东进和温建国他们，从红卫兵变成了建设者，他们热情高涨，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了这片黑土地。这里平均海拔54米，万分之一的坡降构成罕见的平坦地势；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非常高。浩瀚的获龙湖依傍其旁，秀丽的完达山横贯其中。北部是气度不凡的小兴安岭，莽莽山地、平缓丘陵，还有宽大的谷地。西部是松嫩平原，以及梦幻般的大草原。东部是大面积的低湿沼泽，漂浮垡变幻莫测，有“鬼沼”的神奇传说。
这里是冰雪的故乡，冬季漫长、寒冷、干燥，滴水成冰、鹅毛大雪，那是一点儿都不假。寒冷是黎冰她们这些拓荒者面临的首要劲敌。北大荒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之地。夏天，这里荆莽丛生，沼泽遍布，野兽成群，蚊虻成阵，因草水多多，蚊子就多。晚上睡觉，蚂蚁和蛇常会爬进被窝里。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边爬？四脚蛇，蛤士蟆，肉蚂蟥。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酣睡似榻前，须见一日之短长。大烟儿泡，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酣战玉龙披甲苦，图南鹏鸟振翼忙。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
北大荒的东、北两面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区内有无数的川溪涧泉切割；有冰雪断道，荆柴封路；有毒虫结阵，猛兽成群；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使历史上的北大荒在传说中凶险无比。当年，著名作家聂绀弩下放此地，目睹此景，不由慨然放歌：
秀色蕴于险峰之顶。
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
北大荒是祖国的一片宝地。
从1958年起，北大荒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像涂连战那样的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像樊华她们那样的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都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这里。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建场的时候，进点建场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把泥水溅起老高，人都变成了泥猴。没有伙房，露天打灶；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水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有时工作的地方处处是水，中午吃饭无蹲坐之地，只好边走边吃。出征归来，脸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得胖出一圈。经过奋斗，他们建起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什么是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便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字字铿锵有力，发人深思。北大荒人在创造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更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忠诚与坚韧为后人留下了名传千古的创业精髓。
人们赞美拓荒者，歌颂拓荒牛，更颂扬在艰苦跋涉中取得辉煌业绩的北大荒精神。几十年来，我国的十万拓荒者在关东三江平原的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半个世纪来，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用火热的激情、青春和汗水把人生道路上的句号划在了祖国边陲那曾经荒芜凄凉的土地上，他们以艰苦卓绝的北大荒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垦荒英雄们跋山涉水、勇往直前，他们已把生命融入了这片荒原，用青春和智慧征服了这片桀骜不驯的黑土地。
最终，涂成夫妇被打入大牢。最可怜的是梁家燕，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救下了无数的伤员，又在病床上抢救了无数个病人，最终却被在病床上折磨致死。她在临死前痛苦万分，反动派却不让医生上前作最后的抢救，哪怕再打上最后一剂止痛药、强心针⋯梁家燕在临终前，明明知道丈夫和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却还是：“涂成，我不能再照顾你和连胜了，我其实是爱你的，只是没机会对你说了⋯”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掉泪，造反派头头只好赶紧盖上白布，下命令：“她罪该万死！哭什么？快推出去！”
家燕死后，涂成也没了生的愿望，他被定性为叛贼、色狼，与杀人犯一个待遇－被戴上了脚镣。那些日子里，他仍然被逼着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到最后，涂成已经接近半疯癞状态，他被迫书写的材料，由于没有事实依据，只能胡编乱造。后来不让写，可他却已经收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写。写的材料，让人看了哭笑不得，这些材料多半是写在一些小纸条上，有写在学生作业本撕下的纸上，也有的写在香烟壳上；写的东西，把一个黄色的牛皮纸文件袋都塞满了。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没什么重要事儿，全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某某的母亲偷了隔壁邻居的几个煤球；某人的父亲在单位食堂偷抓吃了菜素；还有，某同事曾经穿游泳衣在走廊弹风琴等等，都是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事情。被他作为重要情报，向上反映。他劳累过度，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发言、表态，涂成只好念报纸，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在批判小组会上发言，他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涂成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人把他从地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他交代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他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后来又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触犯了天条。“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还有人要揪他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造反派就为此而开了专门的批判会，说够枪毙的，要他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说这一定是故意的，不可能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涂成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得有个文字凭证，从来没听说还有口误罪，这纯粹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这样离谱的罪名，最终夺走了涂成的生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战场上身经百战、浴血拼杀那么多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无数发敌人的子弹都没把他打死，最后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下。
1969年，第二批“北大荒”建设兵团，成员中不少都来自京城，王东进和温建国就是其中一员，黎冰和樊华紧随其后。黎冰的父亲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良，他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还因为他是正直的艺术家。他热爱海瑞，是用赤诚的心来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个活海瑞。可以说《海瑞罢官》是马良在晚年推出的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人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他们找京城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65年，又到上海，一些人共同策划，由姚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进行的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 审阅。此时他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京城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文汇报》发表了文章，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
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
同年，毛泽东在肯定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某些人的官。他们也是‘海瑞’。”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人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 。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从那时开始，黎冰家庭遭到洗劫，她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改姓“黎”，表面上意思是“离开”，其实大有深意：“黎”代表黑色，是希望看到未来黎明之光的意思。父亲被囚禁，一家子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最后含冤去世。马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北大荒”地区属于平原地带，包括了嫩江、松江流域的广大荒芜地区。该地区江深水阔、水温冷凉，是中国唯一一条没有被污染的江河。江中的野生鱼生长缓慢，肉质鲜美，而且鱼类资源丰富而珍贵。这里并非自古以来就荒凉无人开垦，曾经击败辽与北宋的女真人就曾在此地生存。“北大荒”地区，素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美誉，那曾经是一个神话般的时代。
清朝时满族入关，俄国势力趁虚而入；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先的龙脉，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使得沃土千里、人迹罕至。
直到五十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才使得北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北大荒现在又有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王东进和温建国他们，从红卫兵变成了建设者，他们热情高涨，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了这片黑土地。这里平均海拔54米，万分之一的坡降构成罕见的平坦地势；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非常高。浩瀚的获龙湖依傍其旁，秀丽的完达山横贯其中。北部是气度不凡的小兴安岭，莽莽山地、平缓丘陵，还有宽大的谷地。西部是松嫩平原，以及梦幻般的大草原。东部是大面积的低湿沼泽，漂浮垡变幻莫测，有“鬼沼”的神奇传说。
这里是冰雪的故乡，冬季漫长、寒冷、干燥，滴水成冰、鹅毛大雪，那是一点儿都不假。寒冷是黎冰她们这些拓荒者面临的首要劲敌。北大荒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之地。夏天，这里荆莽丛生，沼泽遍布，野兽成群，蚊虻成阵，因草水多多，蚊子就多。晚上睡觉，蚂蚁和蛇常会爬进被窝里。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边爬？四脚蛇，蛤士蟆，肉蚂蟥。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酣睡似榻前，须见一日之短长。大烟儿泡，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酣战玉龙披甲苦，图南鹏鸟振翼忙。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
北大荒的东、北两面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区内有无数的川溪涧泉切割；有冰雪断道，荆柴封路；有毒虫结阵，猛兽成群；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使历史上的北大荒在传说中凶险无比。当年，著名作家聂绀弩下放此地，目睹此景，不由慨然放歌：
秀色蕴于险峰之顶。
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
北大荒是祖国的一片宝地。
从1958年起，北大荒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像涂连战那样的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像樊华她们那样的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都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这里。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建场的时候，进点建场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把泥水溅起老高，人都变成了泥猴。没有伙房，露天打灶；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水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有时工作的地方处处是水，中午吃饭无蹲坐之地，只好边走边吃。出征归来，脸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得胖出一圈。经过奋斗，他们建起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什么是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便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字字铿锵有力，发人深思。北大荒人在创造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更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忠诚与坚韧为后人留下了名传千古的创业精髓。
人们赞美拓荒者，歌颂拓荒牛，更颂扬在艰苦跋涉中取得辉煌业绩的北大荒精神。几十年来，我国的十万拓荒者在关东三江平原的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半个世纪来，几代拓荒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用火热的激情、青春和汗水把人生道路上的句号划在了祖国边陲那曾经荒芜凄凉的土地上，他们以艰苦卓绝的北大荒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垦荒英雄们跋山涉水、勇往直前，他们已把生命融入了这片荒原，用青春和智慧征服了这片桀骜不驯的黑土地。
第四十一章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芦元贵的儿子芦春峰，从小就爱啼哭，一哭起来没完没了。弄得芦元贵逢人便说：“这孩子是我们上辈子造的孽呀，这辈子是来讨债的。”等他长大了些，才发现原来得了一块宝，这孩子天赋极高，不论算数还是国文，一学就会。还没上学，唐诗三百首早已倒背如流了，教员出数学题早已难不住他。芦元贵顿时改了口：“这孩子生了我家真是太可惜了……”再大些，要接受怎样的家庭教育，父子两人之间却有较大争执。芦元贵坚持要送他到大城市的学校，并给他请高级别的家庭教师，进行严苛辅导，以尽其才，芦春峰则只想着每天快快乐乐的玩，过普通人的生活。为了培养他，芦元贵放弃了继续做生意的想法，把铺子转给了金珠，自己带着芦春峰到川都求学，以做小买卖为生。芦春峰被送入川都九中，这个学校历史悠久被称为树德中学，由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创办，以“忠、勇、勤”为校箴，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
芦春峰是个天才，芦元贵为了把他培养成为人中翘楚，家教极严。该玩的年龄不让玩，不让他出去社交。总之不让这个，不让那个，生活中唯有学习，学习，学习⋯芦春峰的童年，每天都在背诵诗文，求证公式，推导定理之中度过。本来，川都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缓慢的城市。街上是一成不变的深绿，云层是一成不变的浅灰，空中永远飞舞着淋不湿衣服的牛毛细雨。人们都习惯于夜生活，晚上到酒吧夜店喝酒K歌玩耍，在街头打麻将，街上的各类商铺，第二天早晨都很晚才开门营业。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千年不变，万年不变，亘古不变。在这样的条件下，芦元贵却让他起早贪黑的学习，芦春峰岂能如意？芦春峰在小学只读了不到两年，就直接念了初中。虽然成绩很好，比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丝毫不差，但她永远都不会融入他们的群体，因为年龄和心理差距太大了。
后来，面对战争年代的动荡，芦元贵又计划送他出国，不久，芦春峰便自杀了。他是在火车开来时，猛不防冲向铁轨的，一边跑一边喊“爸爸我恨你……”这是对父亲多大的怨恨与报复啊。控制欲极强的芦元贵，将孩子成长空间中所有的冗余都剪除，结果使他的人生越走越窄，最终选择了自杀。芦春峰的死，足以证明，即使是天才，也要有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要有快乐的生活，正常的童年，才能走得更远。童年的教育方式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芦元贵悲痛欲绝，回到央金后一直在思索，感觉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却把一位天才少年毁掉。后来，在金珠的帮助下，才逐渐解开了心结。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儿子的话，让孩子正常发育，正常生活。他从此决定不再生养，再过几年到寺庙修行，了却残生。 经了这种事儿，芦元贵的老婆也快急疯了；她是农村出身，自己没主意，什么都听丈夫的，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好在还有个乖巧的女儿芦春笋，不然的话真没法活了。
一首英文歌曲的歌词，恰是当时芦元贵的心情写照：
Fly away little pretty bird
飞吧可爱的小鸟
And pretty you'll always stay
亲爱的你永留我心
I see in your eyes a promise
在你眼中我看到希望
Your own tender love you'll bring
带着你的满腔柔情
But fly away little pretty bird
但你还是飞走吧
Cold runneth the spring
因为春已斟满严寒
Love's own tender flames warm this meeting
爱那温情之火温暖了此刻的相逢
And love's tender song you'll sing
你将哼起那首轻柔的情歌
But fly away little pretty bird
可我美丽的鸟儿你还是飞走吧
And pretty you'll always sing
如此你将永远自由歌唱
I cannot make you no promise
我不愿让你失去希望
For love is such a delicate thing
因为爱是那么精致又脆弱之物
For he'd only clipyour wings
因为他只会剪掉你的羽翼
Fly far beyond this dark mountain
飞离这阴霾的山林吧
To where you'll be free evermore
去那令你永远自由之地
天才毕竟少数，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如何养育孩子是很现实的话题。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难免娇生惯养。可当时，芦元贵虽然先育一子，却也落入了这个俗套。家长总是想千方百计地创造一切条件，让孩子学习好，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 总想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未来。
什么是合适的？什么不合适？似乎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最重要，那便是爱。在孩子成长中，无论如何引导，都该以爱为出发点，以爱贯穿始终，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特别是家庭教育，越级只是教育的形式，未必是最好的形式，或许只是拔苗助长。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父母都该明白：智力和天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意志精神，比意志精神重要的是胸怀修养，比胸怀修养重要的是道德品质。
人们总说时光匆匆，其实，时光是看得见的。时光会停顿，只是在心中每停留一秒都会令人引发回忆，畅想未来，总之会令人激动不已。人类热衷探索穿越，有的是穿越到未来，为的是先睹为快；有的是穿越到古代，目的就是想让时光再现。好在人类有能记住美丽的大脑，对所有的过去，都会心一笑，对所有的未来，都欣然一眸。时光天生具备厚度，注定要靠一世去衡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桑杰的本事越来越大，他从央金寺学来的武艺越练越好；他从山里打回的猎物越来越多；他精心喂养的羊群也越来越肥，羊的数量超了，需要赶到拉则城里去卖，卖回了钱，才可以贴补家用。养父母都已经岁数大了，总让他自己去，桑杰也乐得去城里走一遭，顺便看看干娘金珠。他每次都要喊上严刚和林向东，严刚还要领上临村的芦春笋。四个年轻人，一支皮鞭，一驾马车，一路上有说有笑，倒也不寂寞。
其实那时候的经济情况都差不多，全国一盘棋。拉则电影院演着同样的电影，开着同样的会，只是唱的戏不同，演的是川剧。严刚他们看了几场，并没有迷上女演员，却被一个会“变脸”的男演员震撼。他和林向东去找过那个人，想拜师学艺，但人家坚决不肯，说是祖传绝技概不外传。弄得严刚和林向东很失望，好几天打不起精神。剧场出来不远就是广场和“灯光场”，广场只有在六一儿童节或开批斗会时才用，或是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灯光场”却是县城的活动中心，不论是否有比赛，每天都热闹非凡。当然在赶交流会的时，这里偶尔还能看到胸口碎大石、枪扎肚脐眼儿、与眼镜蛇亲嘴之类的传统技艺演出，那可就是收费的了。平时都要把门锁住，架不住人们翻墙、翻大门进去。这里只有一块场地，年轻人和孩子往往会被赶出去，只好在旁边看，或去广场玩，想玩还轮不上呢。灯光场只有在比赛的时候才亮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营造出这么一块儿亮光光的所在，着实是件了不得的神奇事！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各种篮球比赛，到时候，场地得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膏粉划好界线，蓝球筐上的网子也会被换成新的。遇到有比赛的日子，晚饭也可以不吃，球必须要看。当然，桑杰他们想看，就得碰上时间了，看运气是否能带来眼福了。当时知青队是县里的强队，严刚篮球水平不高，但是个子高，也成了当仁不让的队员。学校的老师们也组队，组织学生去充当啦啦队，所以拥趸众多，现场气氛最为热烈。在看比赛的时候，他们认识了朗噶，他那时候是中学学生的头头。朗噶最喜欢一位姓张的老师，正是他的体育老师。张老师个高人也帅，是队里的头号球星，球场上英姿飒爽，冲锋陷阵，英勇无敌。文革开始后，英雄也被打倒，朗噶把他保护下来，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打击，只选了几个平常表现不好，喜欢教训人的老师批斗。
那时值日生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生炉子，两个男生一组，从家里带上牛粪和一点点煤油，早早地来到学校把炉子点着。 朗噶的牛粪都是桑杰他们送的，一到秋天，就会给金珠家里送上几车干粪，还要搭上很多牛羊肉和野味山货。金珠也每次倾其所有，热情招待，特别喜欢这几个来自山里的年轻人。
桑吉死后，儿子又找不到下落，金珠就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朗噶身上，后来又加上了桑杰。在她的精心抚养下，朗噶健康成长，成为一条英武强壮的藏族汉子。朗噶喜爱交友，朋友众多。文革期间他被捧为红卫兵的头领，大伙儿全听他的，对他唯命是从。在这种情况下，金珠当然不会受到伤害，正是因为有了朗噶的保护。况且，拉则山高皇帝远，造反派的声势和力量远不如内地。拉则人民的生活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该生产的生产，该种地的种地，该放羊的放羊。本来是亲生的母子，在那个时代，却被阴差阳错地定格成了一门干亲，多么残忍！可对金珠来说，其实是同样的结果，虽然桑杰在金珠心目中一直是个谜，但她却对谜底毫无兴趣，在她的内心世界，拥有了朗噶和桑杰，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幸福。她没有放弃寻找，怎知道她的亲生骨肉，早已出现在自己面前！
常去拉则，就免不了会参加锅庄舞会。伴随着青稞酒和酥油茶的香味，优美的旋律和舞姿的锅庄，正是使青春活力发酵的绝佳场所。林向东也在这里很快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儿，只剩下了桑杰。桑杰出来多了，也开始在人群中寻寻觅觅，但是一直没有太中意的；直到见了嘉央，一颗尘封的心，才开始怦然跳动，一发而不可收。嘉央正是藏族美女的绝佳样板：头发微卷黝褐，像是古朴的黑陶；眼睛深邃迷人，像是纯洁的海子；鼻梁幽然耸立，像是美丽的雪山；嘴唇鲜粉美艳，像是盛开的杜鹃⋯嘉央和严刚春笋早已认识，他们赶快给桑杰介绍。嘉央一着桑杰，也是个标准的藏族帅哥：扎丝头带轻拢着卷发，方方正正的脸上，五官帅气十足；褐色的皮肤油光闪亮，脖子上系着一串瞪着双眼的天珠。两个人一见钟情，在舞蹈中手拉着手，肩挨着肩，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芦元贵的儿子芦春峰，从小就爱啼哭，一哭起来没完没了。弄得芦元贵逢人便说：“这孩子是我们上辈子造的孽呀，这辈子是来讨债的。”等他长大了些，才发现原来得了一块宝，这孩子天赋极高，不论算数还是国文，一学就会。还没上学，唐诗三百首早已倒背如流了，教员出数学题早已难不住他。芦元贵顿时改了口：“这孩子生了我家真是太可惜了……”再大些，要接受怎样的家庭教育，父子两人之间却有较大争执。芦元贵坚持要送他到大城市的学校，并给他请高级别的家庭教师，进行严苛辅导，以尽其才，芦春峰则只想着每天快快乐乐的玩，过普通人的生活。为了培养他，芦元贵放弃了继续做生意的想法，把铺子转给了金珠，自己带着芦春峰到川都求学，以做小买卖为生。芦春峰被送入川都九中，这个学校历史悠久被称为树德中学，由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创办，以“忠、勇、勤”为校箴，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
芦春峰是个天才，芦元贵为了把他培养成为人中翘楚，家教极严。该玩的年龄不让玩，不让他出去社交。总之不让这个，不让那个，生活中唯有学习，学习，学习⋯芦春峰的童年，每天都在背诵诗文，求证公式，推导定理之中度过。本来，川都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缓慢的城市。街上是一成不变的深绿，云层是一成不变的浅灰，空中永远飞舞着淋不湿衣服的牛毛细雨。人们都习惯于夜生活，晚上到酒吧夜店喝酒K歌玩耍，在街头打麻将，街上的各类商铺，第二天早晨都很晚才开门营业。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千年不变，万年不变，亘古不变。在这样的条件下，芦元贵却让他起早贪黑的学习，芦春峰岂能如意？芦春峰在小学只读了不到两年，就直接念了初中。虽然成绩很好，比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丝毫不差，但她永远都不会融入他们的群体，因为年龄和心理差距太大了。
后来，面对战争年代的动荡，芦元贵又计划送他出国，不久，芦春峰便自杀了。他是在火车开来时，猛不防冲向铁轨的，一边跑一边喊“爸爸我恨你……”这是对父亲多大的怨恨与报复啊。控制欲极强的芦元贵，将孩子成长空间中所有的冗余都剪除，结果使他的人生越走越窄，最终选择了自杀。芦春峰的死，足以证明，即使是天才，也要有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要有快乐的生活，正常的童年，才能走得更远。童年的教育方式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芦元贵悲痛欲绝，回到央金后一直在思索，感觉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却把一位天才少年毁掉。后来，在金珠的帮助下，才逐渐解开了心结。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儿子的话，让孩子正常发育，正常生活。他从此决定不再生养，再过几年到寺庙修行，了却残生。 经了这种事儿，芦元贵的老婆也快急疯了；她是农村出身，自己没主意，什么都听丈夫的，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好在还有个乖巧的女儿芦春笋，不然的话真没法活了。
一首英文歌曲的歌词，恰是当时芦元贵的心情写照：
Fly away little pretty bird
飞吧可爱的小鸟
And pretty you'll always stay
亲爱的你永留我心
I see in your eyes a promise
在你眼中我看到希望
Your own tender love you'll bring
带着你的满腔柔情
But fly away little pretty bird
但你还是飞走吧
Cold runneth the spring
因为春已斟满严寒
Love's own tender flames warm this meeting
爱那温情之火温暖了此刻的相逢
And love's tender song you'll sing
你将哼起那首轻柔的情歌
But fly away little pretty bird
可我美丽的鸟儿你还是飞走吧
And pretty you'll always sing
如此你将永远自由歌唱
I cannot make you no promise
我不愿让你失去希望
For love is such a delicate thing
因为爱是那么精致又脆弱之物
For he'd only clipyour wings
因为他只会剪掉你的羽翼
Fly far beyond this dark mountain
飞离这阴霾的山林吧
To where you'll be free evermore
去那令你永远自由之地
天才毕竟少数，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如何养育孩子是很现实的话题。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难免娇生惯养。可当时，芦元贵虽然先育一子，却也落入了这个俗套。家长总是想千方百计地创造一切条件，让孩子学习好，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 总想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未来。
什么是合适的？什么不合适？似乎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最重要，那便是爱。在孩子成长中，无论如何引导，都该以爱为出发点，以爱贯穿始终，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特别是家庭教育，越级只是教育的形式，未必是最好的形式，或许只是拔苗助长。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父母都该明白：智力和天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意志精神，比意志精神重要的是胸怀修养，比胸怀修养重要的是道德品质。
人们总说时光匆匆，其实，时光是看得见的。时光会停顿，只是在心中每停留一秒都会令人引发回忆，畅想未来，总之会令人激动不已。人类热衷探索穿越，有的是穿越到未来，为的是先睹为快；有的是穿越到古代，目的就是想让时光再现。好在人类有能记住美丽的大脑，对所有的过去，都会心一笑，对所有的未来，都欣然一眸。时光天生具备厚度，注定要靠一世去衡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桑杰的本事越来越大，他从央金寺学来的武艺越练越好；他从山里打回的猎物越来越多；他精心喂养的羊群也越来越肥，羊的数量超了，需要赶到拉则城里去卖，卖回了钱，才可以贴补家用。养父母都已经岁数大了，总让他自己去，桑杰也乐得去城里走一遭，顺便看看干娘金珠。他每次都要喊上严刚和林向东，严刚还要领上临村的芦春笋。四个年轻人，一支皮鞭，一驾马车，一路上有说有笑，倒也不寂寞。
其实那时候的经济情况都差不多，全国一盘棋。拉则电影院演着同样的电影，开着同样的会，只是唱的戏不同，演的是川剧。严刚他们看了几场，并没有迷上女演员，却被一个会“变脸”的男演员震撼。他和林向东去找过那个人，想拜师学艺，但人家坚决不肯，说是祖传绝技概不外传。弄得严刚和林向东很失望，好几天打不起精神。剧场出来不远就是广场和“灯光场”，广场只有在六一儿童节或开批斗会时才用，或是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灯光场”却是县城的活动中心，不论是否有比赛，每天都热闹非凡。当然在赶交流会的时，这里偶尔还能看到胸口碎大石、枪扎肚脐眼儿、与眼镜蛇亲嘴之类的传统技艺演出，那可就是收费的了。平时都要把门锁住，架不住人们翻墙、翻大门进去。这里只有一块场地，年轻人和孩子往往会被赶出去，只好在旁边看，或去广场玩，想玩还轮不上呢。灯光场只有在比赛的时候才亮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营造出这么一块儿亮光光的所在，着实是件了不得的神奇事！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各种篮球比赛，到时候，场地得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膏粉划好界线，蓝球筐上的网子也会被换成新的。遇到有比赛的日子，晚饭也可以不吃，球必须要看。当然，桑杰他们想看，就得碰上时间了，看运气是否能带来眼福了。当时知青队是县里的强队，严刚篮球水平不高，但是个子高，也成了当仁不让的队员。学校的老师们也组队，组织学生去充当啦啦队，所以拥趸众多，现场气氛最为热烈。在看比赛的时候，他们认识了朗噶，他那时候是中学学生的头头。朗噶最喜欢一位姓张的老师，正是他的体育老师。张老师个高人也帅，是队里的头号球星，球场上英姿飒爽，冲锋陷阵，英勇无敌。文革开始后，英雄也被打倒，朗噶把他保护下来，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打击，只选了几个平常表现不好，喜欢教训人的老师批斗。
那时值日生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生炉子，两个男生一组，从家里带上牛粪和一点点煤油，早早地来到学校把炉子点着。 朗噶的牛粪都是桑杰他们送的，一到秋天，就会给金珠家里送上几车干粪，还要搭上很多牛羊肉和野味山货。金珠也每次倾其所有，热情招待，特别喜欢这几个来自山里的年轻人。
桑吉死后，儿子又找不到下落，金珠就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朗噶身上，后来又加上了桑杰。在她的精心抚养下，朗噶健康成长，成为一条英武强壮的藏族汉子。朗噶喜爱交友，朋友众多。文革期间他被捧为红卫兵的头领，大伙儿全听他的，对他唯命是从。在这种情况下，金珠当然不会受到伤害，正是因为有了朗噶的保护。况且，拉则山高皇帝远，造反派的声势和力量远不如内地。拉则人民的生活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该生产的生产，该种地的种地，该放羊的放羊。本来是亲生的母子，在那个时代，却被阴差阳错地定格成了一门干亲，多么残忍！可对金珠来说，其实是同样的结果，虽然桑杰在金珠心目中一直是个谜，但她却对谜底毫无兴趣，在她的内心世界，拥有了朗噶和桑杰，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幸福。她没有放弃寻找，怎知道她的亲生骨肉，早已出现在自己面前！
常去拉则，就免不了会参加锅庄舞会。伴随着青稞酒和酥油茶的香味，优美的旋律和舞姿的锅庄，正是使青春活力发酵的绝佳场所。林向东也在这里很快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儿，只剩下了桑杰。桑杰出来多了，也开始在人群中寻寻觅觅，但是一直没有太中意的；直到见了嘉央，一颗尘封的心，才开始怦然跳动，一发而不可收。嘉央正是藏族美女的绝佳样板：头发微卷黝褐，像是古朴的黑陶；眼睛深邃迷人，像是纯洁的海子；鼻梁幽然耸立，像是美丽的雪山；嘴唇鲜粉美艳，像是盛开的杜鹃⋯嘉央和严刚春笋早已认识，他们赶快给桑杰介绍。嘉央一着桑杰，也是个标准的藏族帅哥：扎丝头带轻拢着卷发，方方正正的脸上，五官帅气十足；褐色的皮肤油光闪亮，脖子上系着一串瞪着双眼的天珠。两个人一见钟情，在舞蹈中手拉着手，肩挨着肩，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