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一开始，学校就组织政治学习，这段时间主要是贯彻两个凡是的洗脑运动。蒋老师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看出来又是大脑壳的路线斗争，应该对李校长提过建议。
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是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好像两张报纸说法有点不同步，学校表现也就不是那么积极，广播里念念人民日报社论了事，不组织发言。
都是些老运动员，说左说右可能都要背时，干脆保持沉默。
操场外那一大片油菜都长到一人多高了，已经有了花苞。
文艺女同学每天吃完晚饭，便单独或者结队到田埂上钻进去徜徉，手里还装模作样拿本书，其实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做她们的彩色梦。
情窦初开的男生当然也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在里面乱串，期待能遇见自己心仪的女生，说几句话，滋润下他们干渴的心灵。
学校对谈恋爱是绝对禁止的。来自农村的菜鸟们都很听话，心里再想，遇见了都不敢说话。
城镇上来的胆子要大些，也有很强的自信，所以大家还是暗暗给他们分成几对，仔细观察，想搞点故事来yy一下。
学校日防夜防，到高二时还是有人中招。有个同学是县城来的，跟一个女生比较说得来。有天晚上两人在教室楼下礼堂幽会，被李校长逮个正着。
那段时间学校都在化学老师的带领下搞化肥（实际上是现在的生物肥）920，发酵时要用谷草盖起来保温，平常那些谷草就堆在礼堂里，占了一半。两人在里面坐在谷草上说悄悄话还是干什么（不许乱想，谅他们也没有那个胆子），谷草窸窸窣窣响，被李校长听见，终于东窗事发交班主任处理。

第二天一早，蒋老师把二人分别狠批了一顿。
因为头天晚上有人看见，这种绯闻火速传遍全校，为防止出问题，蒋老师责成班长把人看住。
那个时候男女问题很大，出问题会影响前途的，搞不好有人会想不通。
班长凤头鸡领命，沟子（屁股）都在展劲，好久没有这么具体的亮架势的机会了。
安排所有班干部小组长，男女分开，每班两人，二十四小时不离身近距离看护了两天。
其间最累的还是班长，自己要值班，还要查岗。
两天后，两位同学请了几天假，大家也就偃旗息鼓，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男同学干脆转学一走，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李校长是个敦厚长者，也不给处分，到此为止。
随着政治干扰减少，学习也就成了头等大事。老师们也有时间更多地关心我们的学习。
每天晚上自习时，老师们都轮流到教室答疑，对他们看得上的同学重点辅导。教化学的王老师更是积极，经常要蒋老师把晚自习时间让出来，给大家复习他的化学。
王老师也是一位奇人，听口音好像是内江或者泸州那边的人，地方口音浓厚，经过半年的适应，我们都能听懂。流传最广的是他解释六六粉分子式，写在黑板上，嘴里大叫炭啰氢啰啰啰。本来是炭六氢六氯六，他把发音为陆的字统统念成啰。我们开头好笑，时间一长也习惯了。

王老师身材不高，是学校少有的胖子老师，但是看起来很结实。要知道那时候胖子极少。
他的光头长得很是奇特，脑门以上是个斜坡，不像一般的光头圆圆的。走起路来急急火火，在木楼板上咚咚咚地响。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声音动作和疗老板正好相反。
听他的课也不会瞌睡。他上课前，起码要准备两根教鞭，讲课时教鞭挥舞，黑板上讲桌上打的啪啪响，声音又大，除非变猪，谁又能睡得着？
听他的课，同学们大多津津有味，我们坐在前排的更是紧张，第一怕教鞭搀起来的碎屑飞起来打到自己，二怕唾沫星子喷到脸上。
王老师讲课激情四射，每每都是声嘶力不竭，大喊大叫，到了后来，多数同学都喜欢上了他的化学课。
受罪的是第一排的同学，虽然喜欢，还是习惯把书立起来，趴在桌上遮住脸，防止他嘴里的炸弹喷到脸上。
还有个奇特之处，据前排同学讲，（我在第二排）王老师的上排牙齿是双排的。这些同学观察细微，都是因为趴在桌上要往上看。
后来我开玩笑，估计听他的课多了，翻白眼肯定水平高，难怪做地一排的漂亮小女孩好多人追不上。
至今我对王老师的一个动作还记忆尤新。上课前，一个矮胖光头在走廊里，撅着大屁股，使劲在抽铁扫把里的斑竹。
铁扫把是我们对用斑竹捆扎的公用清扫用具的称呼，也是王老师的教鞭来源。

王老师一家都住在学校里，夫人杨老师也教化学，负责三班和四班。有几次王老师有事，由杨老师代课，让我们领教了另一种风格。
杨老师温文尔雅，说话轻言细语，像妈妈一样呵护她的学生，跟王老师的大气磅礴截然相反。
难道这就是天作之和，阴阳互补？
因为找不到斗争大方向，集体活动又不得不搞，李校长通过公社联系了一个讲书的在公社大礼堂讲革命故事红色娘子军。
连续四天全校集合，浩浩荡荡到公社礼堂，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行行出状元。
那个讲书的把节目一报出来，大家就没了兴趣。尼玛电影看了无数次，那点故事都会背了。虽然不讲话（电影放的是芭蕾舞剧），音乐都会哼。还十块钱一晚上，小心观众会跑。
那说书匠一开头，描述环境就把大家震住，跟他的思路一路深入，把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那口才真正不是吹出来的。光一场打斗，就可以侃半个小时，每天晚上结束时肯定留个悬念，搞到第二天上课都没有兴趣，大家一起猜结果。
讲了四天，折磨了我们三天，总算讲完，细想一下，别个四天挣你一个月的工资，还是有道理的。
几年后，我在上大学时坐茶馆，听几个川大的老教师摆古。
说起成都（或四川）最有名的一个说书人，在抗战时期的广汉飞机场讲武松打虎，几个当兵的天天偷跑出来听书，说到西门庆跟潘金莲上床前戏，说了两个晚上，才脱了一只绣花鞋。那几个当兵的又想听，又怕长官发现关禁闭，急的抓耳挠腮，端起枪就跟先生毛起，你狗日的今天再不脱，老子就给你抹脱。把先生嚇安逸了，赶紧草草说完，快快逃命。
一般人不信这故事，我是深信不疑。因为我领教过。

书听完，招飞行员的又来了，这应该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在高中选拔。
那时三台人要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当兵，读书是后来的事了。而且家家户户都以子女在外工作为荣，这种思维到现在都还流传，只是太容易做到，所以不稀奇了。
那时有人在外地挣现大洋，这家人地位都要高好长一截。有个同学，父亲在铁路工作，他平常就十分骄傲。三台人不想走远的，就到黑水甘孜那边的林业局当伐木工，也会成为一家人的骄傲。
招飞先登记，量身高称体重都是土办法。好笑的是称体重，因为没有磅秤，一帮男生，挨个吊在食堂称菜的秤钩上过磅，真正的老鼠爬秤钩。
初选一完，很多人心里有多个指望。我是莫眼（无机会）的，老妈出生成分高，政审肯定不过，而且身高体重无一过关，还是好好学习，到时上山下乡，干得好弄个会计拖拉机手之类，就很满足了。
有两三个同学初检过关，到县城复检，虽然被刷下来，说明也是佼佼者，女生看他们的眼光也不一样，我们这帮矮穷矬只剩下羡慕嫉妒恨了。
一闹又是一个多月才进入正轨，老师们必须赶一下了。本来也没有什么教学大纲，参照文革前的进度，肯定要提前，两年学制当三年用，只好减少作业和练习时间。
我最怕的是数学。天生对抽象的东西不敏感，学起来很费力。特别是代数里的数列，到现在都还懵懵懂懂的，没搞懂。

教数学的老师姓刘，是个老教师。五几年就教数学，还是我老爸的老师，大哥也在他教导之下过了一年。
有天讲代数，把我弄的云里雾里，答不上提问，遭他猛烈打击：“我从你老汉教到你哥哥，又到你，就是你最笨。。。”云云，同学哄堂大笑，把老子弄得没有一点面子，学习委员得嘛，心里暗恨。到晚上自习时他又专门找我补课，又表扬了一盘，这才让我心理找到平衡。
刘老师个子很高，精瘦，一身看起来没有几两肉，讲课也很有激情。谁要不用心，他的粉笔头要打鼻子，绝对打不到嘴巴。
因为讲课过分投入，他的声音本来不洪亮，比较尖细，时不时回出现破音，来半句鸭青嗓。他也不自知，同学们笑过几次，习惯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高二下学期，刘老师比其他老师提前调走，好像去了台中。只在同学群里时不时有他儿子的留言，按他的年纪，应该有九十好几了。
刘老师调走时，国家恢复高考，可能台中也十分需要这种老教师的经验。其他几个老师他们还没发现或是领导换得太多不知道，才让我有幸在高中全程接受他们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