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听说的就多了，倒路鬼把人迷在山上的事，农村基本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版本。
在江家堰塘钓鱼时，我还遇到个老太婆，那个时候有七十多岁了，是个小脚。我看她那么大年纪还自己洗衣服，跟她摆了下龙门阵。
听她说嫁来这里生了十二个儿女（有点嚇人吧），夭折了一多半。解放后死到只剩一个儿子，本来孤儿寡母要好好过，哪知道这个儿子跳战得很，好事不做，跟形势搞运动是个积极分子。
前几年破四旧，到庙里（就是我们学校所在地）动手把菩萨拉了下来，接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痛，一命呜呼，剩下孤老太婆成了五保户，由生产队供养。
从那时起我对有些不敢讲的东西有了一点认识，而且信了，想来实在辜负了党的教育，有愧啊有愧。
扯远了。知青来了带来很多干部认为大孽不道的东西。
偷鸡摸狗就不说了，光唱的歌就够现行反革命的标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改成“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杀鸡炖膀筷子伸长些。。。”，我是一个兵要这样唱：“我是一个兵，爱吃炒花生，哪个给我抓一把，硬是喜欢得很。。。”。遭当官的听到，非开他娃娃的现场会不可。
我们的小伙伴也只敢在好朋友面前唱几句。有回被老妈听见老，把我和弟弟狠骂了一顿，差点让老爸请去吃笋子炒肉，可能是怕别人听见，只好私下教育。
还有些歌谣，什么梭叶子（作风不好的女人）喷（川话靠的意思）电杆，脑壳上顶个白板板，这是骂警察的，不堪入耳的也学不了那么多，听了笑一阵就过了。

渐渐长大点，有些问题会想会探索了。
很多同学住在凯江边，说是会游泳，但从不见他们下水，想和他们比赛一盘都没有机会。后来拉练了一次，才搞明原因。
刚刚过了春节，寒假才完，开学就组织几个班级的同学到人民渠工地上拉练。
这工地在幸福公社，与中江接壤。全部学生，由老师带领，慢慢向目的地进发。
拉练嘛，要有拉练的样子，中午饭在新建公社小学埋锅自制。等一帮小娃娃把午饭搞好吃完，已经下午三点，张主任决定就地扎营。
上午走了十五公里，大家都皮塌嘴歪，巴不得莫走了。
把别个学校的教室霸占了，课桌并起来当床。一大帮小孩，叽叽喳喳像进了麻雀窝。
等到铺盖卷打开才发现只有盖的，没有垫的，老师就动员大家要要么对折半盖半铺，要么两人合伙滚一个被窝。
小伙伴们好不容易有在一起睡觉的机会，打打闹闹，这个被窝进那个被窝出，也不管那个被窝脏那个有味道。结果发现有好几个同学是光屁股穿空心棉裤的，还有几个穿的白窑裤。
空心的不大好意思，穿白窑裤的更不好意思。
早上天亮了我 才看清，原来白窑裤都是化肥口袋改的。
就在这两年，各地开始用化肥，最早是日本援助还是买进来的，那时没有塑料袋编织袋，用的涤纶布口袋。
一个队分几口袋，只有点种时混一点，想多要没门。用完后口袋由队长发给有学生的家庭，给娃娃做窑裤（内裤），要改掉我们农村人不穿窑裤的历史。
当地有民谣唱到：远看一个大干部，近看穿的衩衩裤（开裆裤），前头现日本，后头现尿素。流传甚广。

很多同学的尿素窑裤穿到小学毕业，经济条件好点才改过来。
那时候供一个学生都是很重的负担，有裤儿穿就阿弥陀佛了，哪还有那么多讲究。
忆苦思甜在学校还是在搞，但不管饭了，经常学校会请老贫农和以前的雇农长工来给我们做报告。
有次从四板桥请了一个老长工，在台上讲得声泪俱下。给地主扛活是受了多少苦多少累，吃饭不上桌，喝的星星酒（有油滴进去的残酒），吃的月亮肉（被人咬了一口的肉片），把同学们听得清口水长淌。
好多同学除了咬自己的舌头外，半年都吃不到肉，更不用说喝酒了。
寡油寡肉的（我们那边叫涝），不光是学生。
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姓候，二十多岁。按理有工资，又没有拖累，日子应该很好过。可能是身体太好，全部吃肥肉都过不了瘾。
年底学校食堂杀猪分肉，猪油炼好分，每人一碗。候老师等猪油稍凉，端起碗来咕嘟咕嘟就喝了下去，还到处找人打赌，说还能干一碗。
大家还以为第二天他肯定要拉肚子，结果平安无事。体育老师的身体真不是吹的。
到了公社小学，搀牛儿挤油这些游戏被全面禁止，怕在操场伤人，也让大家把精力用在读书上。
我们家娃娃多，也便有了一些竞争意识，到期末考试要比下成绩，还要比一下奖状。成绩好拿不到奖状也是白撘，照旧被老爸算账，那时候，六七个兄弟看你自己脱了裤子趴上板凳领打，看那脸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家的奖状那是从里屋贴到外屋的，人见人夸。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书看，只有老妈办学习班时在中学图书馆拿的几本。
老大眼光独到，净整的四大名著，外加延伸阅读的金瓶梅等等，我只搞了两本故事书，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被我们几个人都翻烂了。

老大的书我们是看不到的，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妈老汉都找不到。特别是红楼梦之类，小朋友是不许看的，不管是家长老师，逮到就要发财。
老大看书喜欢一个人在一边。由于环境不好，经常有砂和灰尘掉到书上，经常要吹灰，拍灰。久而久之便有了一系列固定动作。
老爸老妈打了骂了，那些动作就是改不过来，看书一专心，那里还顾那些。
现在五十几的人了，仍然嗜书如命，随时都不离手的。
诸位看官，如若那天在绵阳飞机场或其他地方，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知识分子爆腌子老头，拿本书一边看一边吹灰，眉飞色舞，大拇指无一刻停歇，时不时还大张嘴动动颈项，那恭喜你，遇见了我亲爱的大哥了。
他是我们一大帮弟弟妹妹的偶像，现在经常回老家陪妈妈。
我们要看书，就只有到张主任哪里借，大部头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随时都借的出来，毛选四卷家里两套想看就看。
毛主席语录都背完了，厉害的哪一段在哪一页都能被出来，厉害吧？
后来老大总结我们七八个弟兄为什么学习好，实在是因为看的书多，而且是真正喜欢，不是妈老汉逼的。

没过多久，老师们都把孩子带到了学校。学校里的小伙伴一下子有了十几个，是全公社娃娃最多的地方，都是六零后。
到放了学，玩游戏的分成几堆，篮球乒乓球一时间风靡起来，大冬天，手冷木了也要去投半天。
打乒乓要有拍子的，没有的要跟有的搞好关系，不然就在边上看吧。
老大有钱，买了一个带海绵的单面球拍，火哟不得了，天天别再裤腰带上，等闲人摸都不给摸。我们有时候借来打两板，硬要守在旁边，如果不注意，拍子碰到球台，立即收回，下次不借了。
我就悲吹了，跟老妈要了一个多月，五毛多买了个两面光板的，那乒乓球打起来声音都不对，还特别伤球，一般人都不喜欢跟我玩，太伤自尊了。
乒乓球那时有两种，红双喜的一毛二一个，另一种八分钱一个，质量要次一点。玩破之后还要修补，用铁片加热轻轻刮，把裂口封起来，这是个技术活，不小心就戳通报废。
糖厂的甘蔗照样拖，河边的猫鱼照样钓，李饼子的方酥饼子照样吃，老爸的债务继续增加，我们的奖状也越贴越多，过完春节，我接替老大，也升任红小兵大队长。

这年的暑假，外婆因为没有小外孙在面前（孙子都大了，不用操心），便来到我们家呆了一个来月。
四姨每星期来一次，帮老妈洗洗衣服，做些家务。老妈两姊妹很怕外婆，可能小时候被打怕了，看起来也不怎么亲热。
倒是我们一大帮娃娃，跟外婆关系好得很。特别吴老四吴老五两个，外婆从小带他们，感情深厚，天天柳倒，睡觉都要和外婆一起。
老爸对老丈母那是百般将就，买了最好的叶子烟，切得细细的给外婆享用（老人家水烟袋不离手的）。火镰子燧石都没收，把自己的五星打火机奉上，老人家喜欢的走路把小脚都翻起来了，到处夸女婿。
每天只要出太阳，就搬把椅子错在门口，看一大帮外孙在院坝里打打闹闹，时不时吼上几句。这才是真正的天伦之乐。
外婆这个暑假后，轮流到每个儿女家住了一两个月，好像自己心里有数，身体就每况愈下，所以到寒假我们也不好再去了，只是老爸老妈经常回去帮忙照顾。
这个寒假老爸老妈又去了外婆家，吴家几弟兄也去了东北过年，我们三个请黄叔来照顾，留守家中。
没有人管了，天天疯玩，寒假作业一两天就搞定（那时作业很少），我还到四板桥的一个同学家学了几天打席子，练习花青蔑黄蔑，居然也还像模像样，跟同学打了一床青蔑席子，卖了人民币三元两角。吃了别个几天的午饭，也不好意思分钱，把别个家的腊肉都吃了一节，尼玛确实不好意思说。

到了过年，吃的倒是一般，最牛叉的是我们的火炮。
那时候每年冬闲，都搞大会战修水利，大的工程像人民渠，小的个公社的提灌站小水渠等，每年都在搞，搞雷管炸药就十分方便了。
黄叔带了二十来发雷管，一大圈导火索。他把导火索仔细塞进雷管，还是胆小，导火索有五寸长，有单放的，有两个一连的。把学校的好多地方都炸了一遍。那个土墙的公共厕所，差点被我们弄垮。
邓家几弟兄都躲得远远的，尼玛放几个小火炮，怎敢跟雷管比？而且火炮要五分钱三个，老子的不要钱。
春天一到，悲催的钓鱼吃鱼汤面的日子又来了。我的钓鱼线早已用完，现在有老爸供应，钓鱼的又加上了吴家老大老二，每天的鱼送都送不完。
每月的清油仍然只有二两五，肉有了半斤，发的票厚厚的一沓，几月份用哪几张经常搞不清。买油豆腐干粉条海带都要到区上供销社，老爸干脆把临近几张统统带上才敢骑车去买。
整凯江里的鱼也流行用炸药炸了。糖厂那个姓梁的最会选地方，曾经创造过一炮炸一百零八斤的纪录。
老爸也很心动，全然不顾我们几弟兄吃鱼已经吃得想吐了，说起来一冲一冲的，要去炸他几炮，争取留个美名，出把风头。

选的地点就在牛头石外，觉得这里水深定有大鱼。找来雷管炸药，炸了几炮，只炸起来一两条巴掌大的小鱼，捞都懒得去捞，搞得大家兴趣索然。
我们那里有个说法，穿过女人的鞋之后，就跟鱼没了缘法，无论什么办法都拿不到大鱼。老爸自称绝不信封建迷信，要想法再干。
有一天雷管炸药又搞来了，光硝铵炸药就有半口袋。
问题又来了，酒瓶用完了，卫生院的输液瓶要两角一个（这种瓶子耐高温，可以灌开水当热水袋用，而且数量不多，很少有人输液）。商量半天，找了一块油布，把炸药包起来，顺手捡块砖头拴起，在河边鼓捣半天，准备开炸。
我老汉麻起胆子，用烟头把导火索点燃就用力扔了出去。
那炸药包沉下水去，咕嘟咕嘟冒了一阵泡，突然轰的一下从水里冒了上来，把在坡上看闹热的一帮人吓得转头就往坡上跑，过了良久，才听见一声巨响，水柱飞起半天高，泼得到处都是。
大家惊魂未定，七嘴八舌总结经验，一致认为可能是砖头没有绑好。于是重新再做一个，这回要仔仔细细，把砖头像绑私娃子一样（当地形容绑的仔细）绑好，心里打着鼓，再一次点燃导火索，丢到牛头石外面。

这一炮时间要长点，等了一会，药包还是冒了上来，又把大家吓了一跳，照旧炸了一根大水柱。
又一次总结，最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砖头是木有烧透的泥巴，遇水就散；第二，这个老师胆子太小，炸鱼直接搞不成，尼玛导火索有一两拤长，冒十几秒的泡，再懒的鱼都晓得要跑，炸个屁。散伙。
老爸这回大失颜面，很长时间不提炸鱼，心里可能在暗暗计较，要想个办法，安全地炸多多的鱼上来。
夏天的时候凯江的凡条子就像天上的麻雀一样，在每个滩的上下游，都是一片一片成群结队地往上游，好像上游有个天堂在等它们一样。老爸被上次炸鱼教训了一回，决定去教训凡条子一次。
经过漫长的等待，到了夏天涨水前，凯江缓缓地流，不紧不慢，清澈的河水蓝茵茵的，一眼能看到底。
老爸像个出征的勇士，带着三个小帅锅，带了大量装备，起心要整个几十斤凡条子回来。
这一次看倒鱼炸，滩下游水花大水又响，冒多久的泡都吓不走它，给我乖乖的等到挨炸，哈哈哈哈哈！

观察了一会，只见那些凡条子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有多少。
老爸把我们支开，点燃导火索，把那个装了一斤多硝铵的酒瓶扔进河里。
这些鱼儿根本没有反应，优哉游哉的游来游去，浑不知大祸将至焉！
等了好半天，一拤长的导火索烧完，只听一声闷响，水里一下子翻腾起来，众多鱼儿随水浪如潮一样翻滚了起来。
我们一看那么多鱼，忍不住就要下水，被老爸喝止，要等水静下来。
炸鱼时，鱼多半是震昏了，直接炸死的很少（老爸用电雷管炸的那次除外）。
昏过去的鱼还有个特点，冬天的会浮在水面，夏天的都沉底。
等看清楚，大家兴奋无比，只见水底雪白一片，被鱼铺满了，没有一百斤也有八十斤。
拿出捞网，老爸把朱医生送的晾衣绳拴在我们腰杆上，嘴里还含一根供销社借来的沼气管，号令一声，就要我们下去收获战利品。
那水大概有四五米深，我们刚潜到底便感觉吃不消，气不够用，耳朵被水压的生疼，胡乱捞一下，赶快上浮。
几弟兄换了好几次，都是如此。老爸亲自上阵，结果也一样。那沼气管根本没有作用，吸都吸不动。两只耳朵，牵连到头都痛起来，干脆不干了。
弄了一下午，就捞起一斤多鱼。几爷子望鱼兴叹，这才是真的看得见摸不到，只好悻悻而归。
回去向老妈一汇报，把老妈笑安逸了。老爸郁闷不已，紧（老）在回忆什么时候穿了女人的鞋子？难道是晚上起夜穿错了？不可能哟。

这一仗输得没有话说，看来此生要整鱼是没多少指望了。从那以后，再也没看见老爸去炸鱼，可能已经认命了。
那时候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除四害，苍蝇蚊子天天人在打，老鼠已被猫咪剿灭，麻雀就没办法了。
夏天的稻田里，丢块石头，不知道要飞起几十万只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其实麻雀基本上不吃农作物的，不知道得罪了哪个，被撵得到处乱飞。
会飞的打不到，我们就去抄它的老窝。搬把楼梯上房，把阳瓦揭开，就会有一窝麻雀蛋。把我们住的房子顺屋檐翻完，起码弄一两百个。
每年的春天夏天，我们都要翻一遍。老妈看不下去了要阻止，就编个理由要上去捡漏防雨，这件事时必须要做的。捡漏是假，上房呈英豪是真。
有了麻雀蛋还要从房顶上拿下来。装兜里肯定不行，动来动去就碎了，还流一口袋，装碗装盆都不行，麻雀蛋皮薄，稍微一磕碰就玩蛋。总结好久才找出好容器来——用草帽翻过来装。
郁闷的是，好几年时间，掏了几千个麻雀蛋，没有一个可以吃，全是要抱小麻雀的。
武汉人看见肯定喜欢，他们爱吃的毛蛋就是这个调调。四川人好像没人吃过，我第一次看见武汉人吃这东西，差点吓坏了，还好他们舍不得给我吃，说不能浪费。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总算逃过一劫。

每年谷子打完，地犁一遍，就要泡水过冬。
秋老虎刚刚晒完，天气还热的遭不住，我放了学奉命去掐猪皮拱，看见田边沟里有鱼，终于知道猫咪从哪里逮的鱼了。
有天突发奇想，拿了个筲箕去水沟里堵起一头，赶过来还捞了好几条鲫鱼，把猫鱼解决了。
捞了几次都有收获，最后一次，尼玛一筲箕捞出三条蚂蟥来，把我吓得扔了家私就跑。找张主任的儿子把筲箕拿回来，几条蚂蟥就地正法，在太阳下晒死再用火烧（老年人讲必须这样做，不然弄不死）。再不敢去捞了，吓死宝宝了。
田里黄鳝多，都在田埂上打洞，虽然不害庄稼，却都怕它把田埂弄垮。这东西也贪吃，但是用钩很难钓起来。一缩进洞里，要么把线扯断，要么把沟拉直，逮它要晚上出动。
用三片一寸左右宽的竹片，穿个钉子做销子成剪刀状，刀口那一面削成锯齿，便是一个黄鳝夹。
用细竹筒装满洋油（煤油），上面塞块破布，便是个火把。准备就绪晚上就可大展身手。
那黄鳝晚上就要出洞，在水面晒月亮（没听说过吧？）所以黄鳝肉大家都知道是滋阴的。
晚上打着火把到田里逮黄鳝，我们那里叫踩黄鳝。一晚上整一两笆笼是稳稳当当的。
我和几个同学去踩了一次，才夹了两条，脚上踩着一条，从我脚趾头中间飚出去，把我吓得怪叫，又怕蚂蟥，从此再也不去了，宁愿给他们提鞋抱裤子。

因为有知青，带来了很多操哥做派。
穿的军装一般人是搞不到的，夏天的背心也演化成了短袖衫。
园领的叫和尚领，最不受欢迎，起码要印几个字穿出来才有面子。
有一种和尚领例外，那就是海魂衫，海军战士穿的那种，穿一件神气。
我们这个区物质供应是我到过的地方最差的。海魂衫从未卖过，走了好几个公社都没有。
有一天打听到城郊区有卖，就磨着老妈第二天一定要去买一件 。
老妈那天心情好，给我一元钱，一尺四川省布票，一斤粮票，由我自由支配。
我从早上起床就开始激动，早饭草草吃完就上路。
这时三台县城到西边的公路已经不经过太平渡，而是从禾家公社过来（即是现在的三中路）。
以前的公路由于要顺凯江一路往上中间还要过次渡船，已经废弃。
从我们家到禾家公社有十几里路，人小脚短，一个人孤独地走了差不多一上午才到。
禾家公社在山上，公社的单位都依山而建，学校又盖在山脚。
供销社一看就比我们公社的气派，全是整块石头砌的，还是好几道拱门，供销社和食店（饭馆）都在这一溜房子里。（这几间房子至今还发挥同样作用。）
一进供销社，直奔柜台，还好，摆着一摞整整齐齐的海魂衫。一看标签，六毛八一件，不要布票。狂喜啊，不要布票，又省了两毛多（那时布票卖两毛多一尺）。
赶紧掏钱，把衣服买到手，这才稳下心来。只恨自己不是城郊区的人，尼玛福利太好了有木有？什么都有卖的有木有？
激动完了放松下来，肚子也饿了，直接去了隔壁食店，点一个回锅肉先。饭先来一碗四两，吃完还不够，又来了两碗，共计一斤二两，才把肚儿吃饱。
这是我这辈子干饭吃得最嗨的一次。盘点下来，刚刚把一块钱用完（回锅肉两毛，饭一毛一斤五两粮票），这才优哉游哉，得意洋洋地凯旋而归。

渐渐地大了些，随着政治运动的减少，走人户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老爸不用说，到县城十几公里，骑自行车像玩一样，他还是爱走老路过太平渡，基本不上山，要好走一些。
心情一好时，就带上儿子。我们也经常求老爸带我们去县城，要和我们几个有出息的表哥亲热一下。
大姨是老妈几姊妹最大的，她的儿子自然也最大。
大表哥在邮局工作，骑一辆加重永久牌自行车跑邮路。那自行车是绿色的，很让我们骄傲，每次到了我们这边，都要坐上他的座驾，跑上一段过过瘾。
到外婆家还经常要他送我们到刘营（那时叫飞马），他也乐此不疲，谁叫他是大班长呢？他以下的亲堂弟表弟妹达二十人之多，责任重大。
大舅家里有了三个千金（大舅是再婚），跟我们玩不到一起。二舅我们是又怕又爱。
他独自在县城，见了几个侄儿喜欢得不得了，每每见到，都有收获，零食玩具总有一样。
可怕的是他那一脸的络腮胡，几天剃一次，长出点桩桩。只要一见我们，抱起来强行亲热，那胡子专门要在脸上蹭，又热又痛。
二舅亲过之后，便会拉着我们到百货公司去转一圈，有时也到三台有名的万宝全。可以向他要衣服，零食或玩具。
有次弟弟进城，什么都不要，硬要了一杆手枪，铁皮做的，一扣扳机还啪啪响。舅舅劝他也不听，只好花三块多买下。
拿回家玩了几天，被老大用铁环换掉，因为还不到滚铁环的季节，只滚了半个月，老大不知道哪里弄来一个大梨子又把铁环换回来。梨子一吃，哦嗬，成了空手，直怪老大狡猾狡猾的。

那时三台县城最热闹的还是新西街，县革委，汽车站，百货公司，照相馆，都在这条街上。还有一个琴泉旅社，带有一个洗澡堂，天天都有人头上顶块毛巾，端个脸盆出出进进。
大十市边就是新华书店，这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
北街口堆了一大堆大鹅卵石，每块都有五六十斤重，也不知道用来干什么。这堆石头后来好多年都还在。我估计二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有印象。
三台的名人我们都在各种旅游介绍上听过，什么杜甫李商隐等等。现代的这几年有了个梁光烈，官当得很大。
三台人这几十年还有一个名人，你找个人问县委书记是谁县长是谁可能很多人说不出来，但这个人是家喻户晓，三岁娃娃到八十老头人人皆知，曹瓜是也。
曹瓜姓名人们早就忘记了。
早在文革初期，就有很多人看过他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片段。这位仁兄不知道是取向有问题，还是性格原因，爱着女装，爱跳舞。家住哪里，父母兄弟等等我们乡下人根本无从考证。
在县城呆上两天都能遇见他，那个时候他的街头个人表演每天都有好几场，县城的人看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像隔壁邻居一样相处。这是三台人的包容，没有人随便去笑话他。
曹瓜很爱卫生，每天出来都是干干净净，走路历来都是快步，看他每天匆匆忙忙早出晚归，像赶场子一样。遇见熟人还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说话温文尔雅，遇见对他不友好的人也不发火，所以一个县城里所有人也没有谁会躲他，他也不用那个帮他。
这位仁兄远观起来犹如一位世外高人，所作所为似尽得人生真谛，无忧无虑，悦人悦己，其乐也无边矣。
若诸位去到三台县城，在新西街武昌馆市场一带，还可以见到他，只是年纪大了，虽然容貌看起来不老，跳舞估计是跳不动了。
曹瓜的大名听说已远播绵阳中江射洪，可见影响深远。三台人有时吵架都会把他翻出来，毕竟出名四五十年了。

四姨的单位在学街上，和南街交叉的地方叫小十市，那个医院那时候是老房子，沿街也是一水的木结构瓦房，很古老的那种。
这些都是门面房，一路走过去，我都要不由自主地读一下铺板上写的数字。那铺板开门一块一块取下，关门又安上，为防止搞错，都标上数字。那些数字都大写，多念了几次，搞的我现在还经常混淆柒和柴，别和捌。
南街一直往外，要过一道古城门，那几年还没有楼房，一看，尼玛好高哦。顺楼梯爬上去，臭烘烘的，有些不讲卫生的人在上面大小便，估计是乡下人进城找不到厕所才会干这种事。
出城门就看见凯江，只是已到了末端，再往下几百米便汇入涪江。南门外水流平缓，是个钓鱼的好地方，到现在每天都有人在此垂钓。
那个时候三台有好几个有名的工厂，最有名的是水泵厂，扳手厂和车圈厂，丝厂棉纺厂也一应俱全。我有一个表哥就在水泵厂，还是个骨干，心里想他，实际是想他帮我们车个牛儿。
大表哥会吹长笛，参加了各单位联合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哪里遇见了漂亮的表嫂。
表嫂是跳舞的，在棉纺厂工作，无论身材样貌都远胜表哥。
到现在我们有时还向大表哥请教，凭他长得像马云的样子，瘦得像竹竿的身材，是怎么把大表嫂追到手的？这不科学，肯定有绝招。
住在城里，经常看到城郊的农民进城抢粪。
那时化肥还没人用得起，也买不到，所以城里各单位的厕所就被有关系的生产队包了。单位的头头也有好处，吃菜就要省不少钱。
老百姓也省事，人家把厕所洗的干干净净，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那些街上的公共厕所就没人管了，所以农民们就比赛哪个起得早。经常队长拿工分引诱，四五点钟就有十几二十个来挑粪，遇见其它队的还经常吵架打架，弄得大家睡个懒觉都睡不好。

城里虽然闹热，始终不是自己的家。在这里总有点莫名的恐惧，和我小时候的一件糗事有关。
那次去外婆家路过县城，住在大姨家，跟老大在新华书店看书入了迷，老大走了也不知道，出门就找不着路了。吓得坐在大十市那堆鹅卵石上大哭，哭累了睡着了，大人找到八点钟才找到，要是有人贩子，憋憋要遭。
回到家，那才是我们自己的天地。钓鱼遛狗，逗猫惹草，有那么多小伙伴，还有那条清清的凯江。
自从有了糖厂，公社也有了收入，搞了一个水塔，把凯江水抽上来，接上管子，各单位也有了自来水。
我们抬水偷懒，就到学校伙食团去接。当然老妈还是要吃银龙桥的水，这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抬回来了，她也吃不出来。
林彪死后，对下的运动少了很多，学校只是组织老师学习文件，也不怎么开批斗会了，学生更是不会组织什么大 活动。
老大也即将毕业，上高中也基本成了定局。因为老大成绩好，一直担任班长，同学已经有人发出话来，谁都不上，他都要上。所以推荐起来也一帆风顺。
我和弟弟也觉得要解放了，老大一天管东管西，早就烦了。有次我和弟弟想不做作业出去玩，被他用朱医生送来的绳子拴在树上一下午，被多人参观，脸都藏到裤裆里了。
在老大面前，我们是不会挨打的，等老爸回来一告状，沟子上又要遭几下。

暑假照样天天泡在凯江，那时候的水里鱼的品种多样。曾经在洗内裤（游泳裤）时篼起过一条乌棒（乌鱼），倒把老汉下了一跳。
我在钓猫鱼时，还逮过一只小团鱼，只有五分硬币那么大，正在水里努力地游泳时，被我一把捞了上来。在罐头频里养了一个星期，可能饿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喂），开始咬人了，只有放生。
由于妹妹在我家，我们经常到她大姨父那里去玩。
他是个铁匠，姓代，在铁匠铺里是师傅。他的徒弟长的五大三粗，膀子上的肌肉鼓得多高。打铁时，徒弟先要拉风箱，速度要快。等铁烧得红中带白，用钳子夹出来，招呼一声，徒弟赶忙丢下风箱，拿起大锤，跟着师傅的小锤，叮叮当当，反复锻打，最后才是淬火工序，大功告成。
师徒二人都极其认真，正如代铁匠开会讲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打铁不要夹灰卷口。
铁匠打铁的声音很有节奏感，如果别人听了觉得烦，铁匠也会被找麻烦，这些都是听他讲的从学徒就要注意的。
我们经常在铁匠铺下的凯江边捡二炭，偶然还可以捡到废铁，攒多点卖到供销社，买个本子几支铅笔还是没问题。
黑头只要带它到河边，喊一声，自己就跳进河里游一圈，游完自己回家，从不在外玩。

区上的中学就在我的出生地，以前是三台第六中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解放前这里是个很大的丝厂，叫裨隆丝厂，为这个丝厂，还专门从凯江修了一条水泥沟到厂里，称为茧沟。
老板是当地人，有钱。围墙角上还有个三层的碉楼，至今还在。一个厂可以办个中学，规模可见一斑。
老大上高中报到时我们还没开学，就柳（缠）到老爸要一起去。这是我家第一次有人住校，当然老爸要亲自安排，于是用自行车带着我们两兄弟，背了一床棉絮一床被子，到了学校——万安中学。
这里我也不是第一次来，小时候跟老妈来学习班来过好几次。（再小时，根本不敢进），这次打的主意还是想来搞点书或是什么好玩的东西。
等把老大的床铺好，我就去图书室那边一看，那还有书，早就搞得干干净净，还被一个食堂的大师傅盘问半天，心都慌了，赶快逃跑。
跟老爸又去了老妈的单位，说实话见了朱医生心头还是打鼓，老爸还让我喊人，我才不理，凭什么？
街上其它单位的叔叔阿姨都很亲热，好几年不见，都认不出来了。老爸得意洋洋，原来是带我们显摆来了。

老爸带着我们，把学校的老师拜见了几个，都在教育系统，开会经常在一起，彼此都还熟悉。
老大头次出门，心里可能还是惴惴，磨到下午天快黑才回来。
我也升了初中。
小学实际是语文为主，算术只熟练掌握了四则运算，珠算我到现在都没有弄醒豁，难道那时我就知道这东西后来会被计算器代替？先见之明哦。
初中多了几门课，政治是必须的，物理改成农机，音乐体育都齐全，化学有课无老师也就算了。
懵懵懂懂的少年，才读了四年书，就成了初中生了。
毛主席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是可怜的新一代，尼玛那字写得像鸡哈（老家称乱抓叫哈）的一样。老大取笑我时，也不想想，你小学都读了六年得嘛。
弟弟也大些了，和吴老大一班，仍然是个匪头子，这是所有老百姓家幺儿的通用形象。只是老妈严令每天上下学必须和他一起，把路上这段时间看住，其余时间想管也管不了。
初中同学又有了新面孔，好几个月才混熟，那个时候三台县杂技团团有名的魔术师李登才的儿子也和我们一个班。
这下我们又多了点骄傲的本钱，就好像豁倒千万人的魔术师和我们有点关系似的，结果别个见到我们谁知道你老汉是谁。正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杂技团是这两年才开始演，中间断了很多年。
平常在老西街川剧团的剧场里演出，那时候票要提前好几天买，当场的票根本莫想。
我和老爸去看过一场，杂技魔术混演，杂技也就柔术蹬技钻火圈水火流星之类，压轴的还是魔术。
李登才耍的好的是钓鱼，他手上拿根钓鱼线，跑到观众席，这里抖抖那里抖抖，忽然会钓出一条尺把长的大鱼来。也不知道藏在哪里，看他穿的也单薄，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等我回到学校，问他儿子，人家神秘的笑笑，喊自己猜。尼玛太害人了，几天都睡不着瞌睡，脑壳都想痛了。心想从此后你娃娃只要少交次作业，立即报告老师。补充一句，上了初中，我还是学习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