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这是1969年4月初的事。
李轼是由杨建国介绍到这个搬运工地来的。杨建国已经和工头说好，头一天一起来认认地方，打算第二天再开始干。
杨建国已经在这里混了一段时间。他刚下乡不到一个月又跑回来了。
杨建国不愿意在农村呆，说干一天还挣不到一包烟钱，还不如回城里找点临时工干干，所以跑回来做临时工。但这个年头临时工也并不好找，不是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找到的。这年月的最高指示是“抓革命，促生产”，意思是要两不误的。实际情况是各类单位都在忙着“抓革命”，抓得热火朝天，有些把“促生产”的事情放在后面，有些干脆就不生产了。这种情形下，搞基建的单位很少，不要说正式的工作岗位，连临时的活路也是僧多粥少。所谓的临时活路，不外乎就是搬运建筑材料、开挖土方、修建时当小工这类下苦力的粗活儿。
* * *
“建国，这人是哪个？干活路这样忘命。”
“老黄牛。”杨建国随口回答。一看李轼神情一愣，晓得他没有明白过来，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大家都这样叫他，他也这样应承。他姓黄，又有一身气力，壮实得像头牛，更像牛的是，他整天不出声，光埋头干活路。休息时，自己一个人远远找地方坐下，要嘛闷头抽烟，要嘛坐着发呆，不大跟大家打堆说笑。”
趁老黄牛走到坎上歇气时，杨建国拽着李轼过去跟他打招呼：
“老黄牛，这是我同学，叫李轼，明天来干，日后多照应点。”
老黄牛像没听见一样，没有应声，甚至连眼睛都没有转过来，只是随意点点头，算是晓得了。
李轼这时才从正面看清老黄牛的脸。一头杂草茬般的短发顶在头上，腮帮上的胡子也是硬扎扎的，五官棱角分明，像斧劈出来的一样，眉毛粗而黑，眼窝里的眼睛却没有神。一脸的沧桑，像河边的卵石滩。李轼觉得老黄牛的面部比他的后背更吸引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又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见过。这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过他没有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这人也有点太不合群了。”
“他就这样一个人，心眼儿实在，大好人一个。”
虽然没有跟老黄牛说上一句话，老黄牛给李轼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19章 一付箩筐钱

一周后，李轼对这个搬运工地的情况大致熟悉了。
工地在南岸。枯水季节，江水还是清亮的。江边到河坎间露出一段坑坑洼洼的河滩地，除了沙土，就是鹅卵石或者淤泥烂地。翻上河坎，又是一个缓坡台地，有一些绿油油的蔬菜地。这层台地到夏季涨大水时会被淹没的。土薄石头多的地方，却长满生机勃勃的野草，比蔬菜的生命力旺盛多了。从这一层台地再往上爬，又是一个七八米高的陡坡，上了这个陡坡，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南岸坝。
李轼干活路的地方，说是工地，其实就是在靠码头的河滩上，简单平整出一块地方来堆放货物，旁边再搭一个简易的工棚。可以堆放一些工具，也可以供人歇歇，躲雨躲太阳。
说是码头，也不是那种停靠货轮、客轮的正规码头，只不过是在离货物目的地近便的河边，临时找一个能停得住船的地方。一般是在水深一点流速又缓一点的河湾。
江岸上的一个机械厂正在搞基建，修房子。李轼他们就是为这个厂搬运建筑材料。所需要的砖、瓦、沙、石、木材等货物都由船运来，一堆一堆地堆在河边。那是因为船有时走得急，搬运工先从船上把货卸下来，堆在河滩。船先走了，然后再由搬运工把货运到机械厂的工地上，这种先卸货后运货的方法居多。有时船期不急，船就停在河边，一停几天。搬运工直接从船上把这些建筑材料运到机械厂的工地上，这种方法效率高一些，又可减少一些损耗。船与岸边搭着两块跳板，一条上一条下，跳板又窄又晃，也不太好走，搞得不好，会跌下水去。从河边到机械厂的路程并不远，三四里路，但全是缓坡或者陡坡，东西就靠这帮子人挑上去或抬上去。
搬运工的劳动工具也很简单，各自准备一根扁担一付箩筐就行了。箩筐要是用坏了自己再掏钱买一付就成了，一块多钱，劳动工具的成本不算高。

（续前）

李轼注意到老黄牛的工具成本更低。别人在挑砖时，为了省事依然是用箩筐，只管把砖头往里丢就行了。而老黄牛是用自制的架子，架子由厚木条钉成的，木架四个角上是拧上很粗的钢丝，代替了绳子。一边码上20块砖，那一块红砖干爽时得5斤多，受潮时或
雨淋后就得有6斤多。李轼很奇怪老黄牛为啥这样费事。杨建国说，老黄牛这是为了省几个钱，因为砖的棱角很容易把箩筐磨坏。一般人挑得轻，磨损还小一点，像他挑这样重，一付箩筐要不了几天就不行了。不是箩筐被磨坏了，就是绳子被磨断了，所以老黄牛才自制一付挑子。老黄牛那根扁担也引起李轼的注意，那扁担比别人的扁担粗，油亮发黑，拎在手上发沉。老黄牛说是用青冈木做的，挑四百多斤一点不成问题。
其他人用箩筐是为了省事，每次只消把砖头扔在箩筐里就可以上肩走了。而老黄牛必须把砖头码得整整齐齐，而且是一横一竖交叉地码，才不至于在行走过程中垮掉。别人在中途歇气时，随时都可以放下箩筐，在缓坡上也行。老黄牛则必须走到平地放下架子，才不至于倒。换句话说，老黄牛为了省几个钱比别人多付出了体力。在别人看来，觉得并不划算，劝他说：
“老黄牛，你何必这样费事。费时费力，跟老子并不划算嘛。”
老黄牛则说：“我这样既不费箩筐，又能多挑些砖，有啥不划算啰！你们说费力，跟老子气力又不值钱。”

（续前）

李轼很高兴能在这工地上呆下来。活路累，劳力也不值钱，一天十来个钟头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有时能挣到一块钱，有时就是几毛钱。就是说像老黄牛这种好体力，有时一天下来还挣不了一付箩筐钱。所以李轼很能体会老黄牛的精打细算了，这不是生活习惯使然，而是生活压力所致。
话说回来，在这工地上干活路很自在。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力，多干少干都可以，反正每个人都是按完成的重量或数量算钱。遇到没活路或活路少时，就等于跟自己放假了。再说，劳力虽然不值钱，但总算有地方能混口饭吃。这年头，能混口饭吃，就很不容易了。

一次歇气时，李轼问杨建国为啥刚下乡就往回跑？他想杨建国起码得熬到供应粮吃完后，再跑回城。杨建国脱口就说：
“穷嘛！”
“穷有啥好奇怪的，乡下哪有不穷的！”李轼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句。
“你是不晓得！我去那个生产队太穷。你猜穷到啥地步？一个全劳力干一天，算是挣了10个工分，只有队上那些青壮男农民才算是全劳力，而我们这些男知青干一天就算8个工分。跟老子，你猜10个工分到年底决算值多少钱？听队上会计说就值8分钱。那我们挣的8个工分就只值6分多钱，跟老子，连买一包烟都不够，只够一碗茶钱。你说那种地方能呆住人吗？”
“照你这样一说，满天下的农民咋个活？”农村的穷，李轼还是有所了解的。而干一天就只值一碗茶钱，还是让他有点吃惊和不解。
“咋个活，农民祖祖辈辈都呆在那里，没地方可去，将就着活嘛。再说，活与不活、活得咋样，也不是我们操心得了的事。现在知青跟农民都一个样了，依我说还不如人家农民。农民从小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好比生来就是和尚，从小就吃素敲木鱼念经，习惯了。我们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又得吃素又得敲木鱼念经，一下子哪能适应！你说恼火不恼火。话说回来，人都是逼出来的，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嘛，各人想法活嘛。你说他们穷吧，他们反说比他们穷的生产队还有得是。你说这种鬼地方，我为啥不跑回来？你要是去了，说不定早就跑回来了。”
“倒也是。”
听杨建国这一说，李轼心想：中国的农民是忍辱负重惯了。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从心里更感谢杨建国介绍自己到工地上来。这年月找点活路干真不容易。
再者，李轼还觉得在这里自由，干活路的人虽杂，但互相都不多打听。干活路特别简单，各挑各的，多挑多得，少挑少得。一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到底人年轻，一觉起来就没事了。有事时，跟班长提前打个招呼，一两天不来也没啥关系。因为活路少，你要是少干一天，反而成全别人多干一天。

第20章 一根扁担撑家

半个月后，李轼觉得自己适应了。
干活路的人一般都在工地上吃中午饭、休息，连吃饭带休息，中午有一个钟头时间。搬运工们都自己带饭，个别人也到岸上小街的馆子头去吃饭。厂里管基建的人说他们可以到厂里食堂吃，但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到食堂去的，因为他们都穿得太破烂，又灰头土脸的。他们要是去排队买饭的话，厂里的职工会侧目视之。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煞风景，招人烦。好在带饭也不麻烦，往炉子边上一放就行了。老黄牛每天都是自己带的熟红苕，十几个，得有三四斤。有时带点咸萝卜，就着红苕吃，有时连咸萝卜都没有，就大口大口地干啃红苕。
一天在工棚吃午饭时，李轼和杨建国边吃饭边摆龙门阵。看着老黄牛把一条一条的红苕往嘴里塞，李轼想这时的老黄牛真像一头牛了，像鲁迅说过的那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城里居民粮食定量恢复到了23斤。但像老黄牛这样大的块头，即便不干体力活路，每月23斤也是肯定不够吃的，再加上油荤不足，就更差得多，就只能靠杂粮填饱肚子了。
他问杨建国：“老黄牛家是不是很恼火？咋顿顿吃红苕。”
“听王有才讲老黄牛有5个娃儿，老婆也没工作。一家7口，就指着他的一根扁担找钱。还有他是一个黑户，没有粮食供应。明摆着的事，你说他能不恼火嘛！我记得你刚来那天，你不是奇怪老黄牛干活路为啥这样亡命，现在你该晓得了吧。”杨建国边埋头吃饭边回答。
“他为啥是黑户？”李轼感到奇怪。停下了筷子。
“我也不太清楚是咋回事，王有才晓得。”
“这种搬运工都是临时性工作，说有就有，说没就有。他拖家带口的能靠这个过一辈子？”李轼问。
“不靠这个，他又靠哪个？走一步说一步嘛，一辈子的事，哪个想那么远。老黄牛人厚道，不多事，又舍得出气力，工头们喜欢用这样的人。再说这个工地没活路了，总有工地有活路，像老黄牛他们这些人在这塘子里头混久了，差不多都能接上。实在没有活路干，自己歇两天，家里也捱两天。听说他这样已经有七八年了，真不易。”杨建国不想跟李轼扯这个话题。在他看来，普天下困难的家庭多了，操心得完吗？话头一转，“李兄，不说老黄牛，就说我们吧，现在不是同样恼火吗？至于以后能干啥子，哪个又晓得？”
“真不晓得以后能咋样，天晓得。但我想你不至于在农村修一辈子地球吧？”李轼回答。

（续前）

对杨建国的话，李轼的回答是不确定的。他看着河滩上种菜的农民，正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挥着锄头。人们把这种农村劳动称为“修地球”，是中国式的幽默，形像中带一种苦涩。那种在地里的小菜，则很像农民，一出生就被种在地里，很难挪窝了，一挪窝就枯死。而他们则像这河滩上的鹅卵石，不晓得被江水带走了多远，好容易被冲上岸，突然一天又被人捡起来，扔回了大江，下一站在哪里？天晓得。
这事在杨建国没下乡前，他们曾经多次摆谈过。李轼对一夜之间上千万的学生就被领袖一句话打发下乡，很是不理解。“文革”中荒唐事情太多，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荒唐的政策，他坚信这种荒唐的政策三五年之内必定改变。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下乡，想看看结果究竟怎样。
今天，杨建国再次问他，他也觉得是一件说不准的事了，几下把碗里剩下的饭扒进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然后站起身，准备到江边洗碗去。
“一辈子修地球，那可保不齐，你不是也怕这个才整死都不去的嘛。你看宗陵，他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尚且不愿意在农村干，出来跟我们抢饭碗。你说我能甘心在农村呆一辈子吗？不要说在农村呆一辈子，像现在这种挑抬行当我也不愿意一辈子干。整天日晒雨淋，钱又没几个，一点保障都没有。唉，说归说，但现在还只能干，跟老子现在要找一个临时饭碗都不容易。”
杨建国已经吃完饭，边用筷子敲着空碗说话，边迈出工棚，同李轼到江边洗碗去。两人蹲在江边洗碗， 4月下旬的江水还是清澈的，但常在江边的人就能看出它已经不如之前清亮了。李轼不由想到江水的颜色、流量一年四季都有变化，年年都有不同，世上哪有不变的东西？就对杨建国说：
“说实话，我有时也觉得悬乎。但事情总会有变化的，这点我确信无疑。有了初一，就有初二。三年不变，五年还能不变？我想就算是老黄牛也巴望有改变的那一天吧。”
杨建国晓得“有了初一，就有初二”这句话是李轼的口头禅，意思是不用着急，该来的事情总会来的。李轼生日在初二，有一次一个朋友说你的生日要是早一天在初一就好了。李轼说有啥好不好的，有了初一自然就有初二。后来这话就成了李轼劝人不要着急的话。不过今天杨建国却并没有觉得宽心，于是说道：
“那可难说得很。你没有看老黄牛的神情，能有活路干就不错了。”
李轼嘴上说得肯定，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把握，上头的事哪个说得清楚。眼下能清楚的是，这种活路也不是天天有的，也是僧多粥少，干一天算一天。
明天的事咋样还真难说。

第21章 俩人一根杠

工地上的活路，有时需要打伙干。
一天，李轼刚到工地，宗陵对他说：“小李，今天杨建国没有来，你跟王有才一根杠子。”
宗陵是这一摊人的班长，工头指定的，他是工头的一个远房亲戚。宗陵比李轼大不了几岁，二十三四，替工头招呼这个二十来人的工地，有时派派活路，自己也靠干活挣钱。他当班长没有一分钱补贴。为了表明自己的光明正大，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先说断，后不乱。”
王有才，岁数与宗陵差不多，留着一个光头，光着膀子，一身干巴巴的肌肉，一看就晓得是有气力的人。要说搬运工这行当中能挑的能抬的人不少，有些是天生的膀大肩阔，腰腿硬扎，重担上肩啥事都没有，像老黄牛这样的。有些身板虽不粗壮，但长年干这活路，也熬出来了，挑起一二百斤的担子，腿也不打闪闪，王有才就是这样的人。王有才脸上也没啥肉，一脸削瘦，因为头上没留头发，眉毛显得黑，眼光刺人，透着一股狠劲。
需要打伙干的活路是抬条石。机械厂正在盖房子，这些条石是用来做墙基的。条石一般40厘米到50厘米见方，一米多长，轻点的三四百斤，工地上的说法得两人拱，就是两人一根杠子抬。重点的四五百斤，得四人拱。拱石头一般都有固定搭档，两人一根杠子，相互都有照应，有默契了干起来省力省心。临时搭档就找俩人个头高矮差不多就行，混一阵也就行了。今天需要抬的都是三四百斤的条石 。

（续前）

王有才晃着膀子过来了。他个子比李轼高点，身形并不魁梧，却渗出一股剽悍劲。王有才盯着李轼，一扬下巴问：
“你小子干过吗？跟老子瘦兮兮的也来吃这碗饭。行不行啊？”
“没干过。行不行，试试不就晓得了。”
“哟嗬，跟老子没干过你还出来混？我先跟你小子说，这可不是试着耍的，弄得不好要伤人的。你李四要不行，趁早跟宗陵说换张山来！”
“这不也是没办法才出来混的嘛。你老兄就多照应一下。”
“好说，好说。”
李轼不太愿意跟王有才一根杠子，但这话也说不出口。自己是新来的，屁股都还没坐热，没有资格挑三拣四，况且这事也由不得自己挑选。

（续前）

王有才给李轼的印象不好，直觉这小子说话油、动作狠、眼神毒，不好相处。李轼还记得他刚跟杨建国来的第一天，杨建国跟王有才打招呼：
“老王，这是我同学，来混口饭吃，今后多照应。”
王有才沉着一张脸，一双鹰隼般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李轼一遍，扬起下巴后才点点头：
“好说，好说。”
刚来的第二天，中间歇气时，王有才就凑到他跟前问：
“兄弟，叫啥子名字？”
“李轼”
“哟嗬，你这名字好记，张三李四嘛。我有两个兄弟伙也在这里，有一个就叫张山。你一来就把张三李四凑齐了。”王有才开怀地笑起来。
李轼没有说话，他原想跟王有才说是苏轼的“轼”，一想王有才未必能晓得苏轼是何许人，于是觉得没有必要跟王有才解释自己不是张三李四的“四”，一个称呼而已，咋叫都没有关系。
“多大了？”王有才又随口一问。
“十九。”
“哟嗬，才十九，你老哥我都二十四了。兄弟，是知青吧。”
听王有才这一问，李轼立刻警觉起来。3月份他在一个建筑工地挑泥巴，因有人向施工方说他是没下乡的知青，没干几天就被辞退了。后来又在另一个工地挖土方，同样的原因，也被开销了。他迅速看了对方一眼，谨慎地回答：
“是。”
“下去了吗？”
“没去。”
“你小子不是建国同学吗？他去了，你为啥没去？”
“不想去。”
“哟嗬！看不出来，你这小子跟老子还挺硬气。下就下嘛，不就是下乡嘛，有啥球关系！我家姊妹也有人下乡。不过，不去也好，那都是一些屙屎不生蛆的地方。”王有才的口气中，根本就没有把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当一回大事来看。

（续前）

李轼不想和王有才多说这事。他觉得跟王有才说不明白，王有才也理解不了。老三届中学生的年龄，从高66级到初68级至少跨了6个年头。当时中国大多数城市家庭都有子女是知青，有些家庭甚至一下就赶上有三四个。李轼根本就不认为知青应该下乡去，尤其是像这样赶鸭子式的，一篙竿全赶下河。下乡能起啥作用？说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更是胡扯。有几个知青能相信这种鬼话？但领袖的话，哪个又敢不执行？更不能去公开反对。
他已经明白王有才就是随便一问。不过他第一眼印象就不喜欢王有才，觉得王有才身上有一种他不熟悉的味道，而且他不喜欢那种刚见面就打听别人的人。所以简单地回答：
“硬气有啥用，这不还得到这里来混口饭吃嘛。”
“跟老子，一看就看出来 ，你小子不像是经常干重活路的人。”王有才一边说，一边从裤兜掏出一个烟盒，一看已经空了，随手捏扁扔在地上，把手一伸，“有烟吗？来一根。”
坐在鹅卵石上的李轼没起身，递出一根烟，说：
“咋就能看出来？我跟你有啥不一样？”
接过烟的王有才一屁股坐在李轼旁边的鹅卵石上，不慌不忙地把烟点上，然后才很肯定地说：
“哟嗬，还用得着看吗！一付斯文相，你看你小子穿的就跟我们不一样。一看就是一个学生娃儿。老子在这种工地混了五六年，还能看不出个一二三来。”
对王有才这种充大的口气，李轼心里很不安逸，心想你也不过比我大四五岁，开口一个娃娃，闭口一个小子。所以冷冷地回了一句：
“我穿的也不比你好。”
“老子不是说穿的好坏，好坏差不多，穿法不一样。你看这工地上有几个穿长裤儿的？你看我们都穿短裤儿，利索。就是穿长裤儿的也挽着裤腿，哪有像你这样穿得周吴郑王的。”
“周吴郑王”是当地口语，借用百家姓中的几个姓氏，意为规规矩矩的。李轼心想穿着就是个人的事，这有啥稀奇的，脱口就出：
“不就是各人的习惯嘛。”
“再说，你要真是干过的，不出一个月，早就跟老子晒得一样黑了。”
李轼不由得看了看王有才那一身紧绷绷的肌肉，心想王有才说得没错，也晓得他没有啥恶意，就说：
“刚来不久，不懂的地方多，你老兄多照应照应。”
“好说，好说。我和建国也是朋友嘛。”王有才很随便地点点头，把烟屁股丢在地上，晃着肩膀走了。
“那就多谢老兄了。”李轼冲着他背影喊了一声。

第22章 王有才的照应

今天第一次开始拱条石，杨建国不在工地，打伙的是王有才，李轼心里没底，王有才能照应自己吗？
在这种劳动场所干的人，情况各异，有像老黄牛、王有才这样文化很低，靠卖气力为生的人。也有些文化高的人，一些曾经是在很好的单位呆过，因各种原因落难下来，如曾经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的老师，曾经的演员，曾经的政府人员。还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在这里混一碗饭吃。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来到这里的人都靠卖气力为生了，所以，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过去。各人干好自己的活路就成，不熟悉时都不相往来，交谈也不多。

刚一开始干，李轼就发现王有才的刁滑。他一起身就感到特别重，原来王有才总是把绳子往他这方多挪一点。李轼想，这也太明显了，这名堂哪个不懂，立马说：“绳子放中间，要不你来抬我这头。”
王有才一看这招不灵，又来第二招。起身的时候，本该两人合着“一、二、起”的号子同时起身。王有才总是一边喊“起”，一边就先直起身子，那重量随着杠子的倾斜就压向李轼，弄得李轼起身很费劲。李轼刚想起身，王有才一使劲，立刻就把李轼压得一个狗爬，差点嘴啃在地上。要是王有才先站直了，李轼连腰都直不起来。开始几次李轼忍了，后来一看王有才老这样，就明白王有才是故意的。心想这样整下去，自己肯定整不过王有才，弄得不好闪了腰，麻烦就大了。

（续前）

李轼哪肯吃这个哑巴亏，心想老子充其量不干了。等下一次开始时，王有才又故伎重演，他把杠子往地上一撂，说：
“王哥，你别跟我耍心眼，别以为我没干过就好欺负。我们两个人是一根杠子，要打伙，两个人齐心干，不干就散球伙！”
王有才一愣，眉毛一扬，心想这小子的头也不好剃。在他看来，收拾一下新来的，哪个工地都一样。让新来的人晓得一下规矩，晓得敬畏先来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一个刚来没两天的人，居然敢跟他王有才叫劲，眼神一横，立刻拉下脸：
“哟嗬，还敢跟老子耍横！你晓得老子是……”
李轼没有回避王有才的眼光，没等他把话说完，就马上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管球你是哪个！我就是来干活路的，不是来让你收拾的。你要是故意整我，老子就不干了，等建国来了再干。”
王有才一听李轼的话，不由地认真看了对方一眼，对方个头不高，体形单薄，不像是有力道的人，但目光中那种冷峻，却分明透出一股硬气。王有才想你跟老子再硬，我也不虚你。刚想发作，转念一想，何必跟一个新毛头一般见识，有损自己的名声。宗陵要是晓得了，背后肯定说老子是半夜吃柿子拣软的捏。再说杨建国跟自己打过招呼，让照应李轼，所以他没有翻脸。反而露出一脸的大度，显示他的江湖豪气：
“哟嗬，嘴巴还挺硬。好说，那你来喊号子。不要让人说老子欺负新毛头，传出去让人笑话我王有才不仗义。”
“我来喊就我来喊，有啥希罕的。”李轼毫不示弱地说。
这一折腾后，王有才没有再为难李轼，算是相安无事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一根杠倒还算顺手了。

（续前）

李轼原来没有抬过条石，杨建国告诉过他抬条石要领，腰板一定要绷直，脚往外蹬，身子往里靠。行走时一手扶杠头，一手拽抬绳。杨建国还说，抬条石走的距离短，二三十米远，远点的也就六七十米。所以起身后，憋住一口气，脚步合着号子的节奏走，一阵子就到。
没两天，小条石都抬完了。到了四个人拱大条石时，王有才和李轼还是一根杠子，另外两人一根杠子。因为是坡路，四人拱时，个儿高的两人在后面，这样搭配都省点儿气力。套绳子时，王有才说：
“我来，这有讲究”。
原来前后两根抬绳圈，各自套在条石两端，李轼细看，王有才把绳圈刚好套在条石的边沿上。抬到目的地往回走时，李轼问：
“这是啥讲究？”
“哪个那头的绳子套得多，哪个那头重。要是套少了，容易脱掉，搞不好，砸在脚上，那就跟老子自认倒霉。所以，平路时，后面的、前面的套得差不多。在上坡路时，走后面的重，后面的套得少；前面的易脱，前面的套得多。在下坡路时，情形正相反。这样大家都轻省，绳子也脱不了。”
李轼心想这王有才到底是老手，不由把拇指一伸说：“行，老王。”
“行啥行，这都是练出来的。你以为老子这五六年是白混的。”王有才面上没有任何表情地说，心里想的却是，你小子还有得练。接着说：
“这不光是为了轻省，也是为了了免得出事。有一次，有人就是套少了，跟老子绳子滑脱了，把脚砸伤了。养了好几个月，一分钱没有挣到，倒帮补了不少医药费。万幸的是没有落下残疾，还可以接着干。我跟你说，你跟老子不是厂里的人，厂里不会管你。黄皮也不会管你，你是自愿来的，这是规矩，只能靠各人小心。”
“多谢王哥。”李轼一听，明白王有才是好心关照自己，道了一声谢。
打伙干的活路，比自己单独干更累，因为那由不得个人，条石有多重，就得抬多重，别人的步子有多快，你就得有多快。幸好那批条石不多，尺寸也是小的，不算特别重。

一晃，李轼在工地快一个月，觉得自已熬出来了，心里还有几分自得，觉得没有想象中那样难。原来听杨建国说得咋个咋个恼火，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他把这种感觉告诉杨建国。
杨建国一笑，没说话。他心里想：你老兄还没有熬出来，自得的早了一点。

外出几日，故停了几日，抱歉。

第23章 先说断后不乱

原本以为自己在工地上站住脚了，５月初的一次丢包，就让李轼彻底现了原形。
一天早晨，李轼刚到，宗陵就说：“小李，今天丢包。你干还是不干。”
李轼一愣，忙问：“丢包？丢啥包，咋个丢法？”
宗陵看了他一眼说：“看来你是没有干过，等一阵我跟你讲一下规矩，简单得很，一听就明白。先说断，后不乱嘛。”
“丢包”，就是搬运工干活路时的一种协作方法。
有时是收货方要得急，为了加快进度，需要大家突击干。更多时候是因为一批活路，收货方只认总账，不记每个人的细账，只能大家打伙干。遇到这种情况，由领头的人把路程分成大致差不多的几段，标出记号，一人挑一段。第一段那人叫“发包”，后面段的叫“接包”，最后一段的叫“收包”。发包的人将挑子挑到第二段，第二段接包的人接过发包人手中的挑子，赶紧往下一段挑，到划记号的地方就交给下一段的人。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传到收包人手中，由他挑到堆放点。在这个过程中，每段的人又将一付一付的空挑子，一段一段地返回到发包人手中。在流转中，如果哪个的动作慢了，上一家就直接将挑子丢在你那段的地上，他转身去接上家。
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发包的人就是一个专门的人，只负责装货，不挑。丢包的担子重量大约一百六七，班长根据大家的劳力情况，安排发包人在开始装货时取一个中间重量。规矩是事先讲好的，干过的人都明白，参加丢包就得顶下来，半途退出就等于白干了，拿不到钱。一旦半途有人退出，剩下的人还得重新划分包段，也是麻烦事，所以都不希望半途有退出的人。

（续前）

听宗陵讲完规矩，李轼才明白“丢包”是咋回事，也明白为啥宗陵早上一说今天丢包，就有几个人走了。其中就有原来坐办公室的老殷老昆俩人，晓得自己体力跟不上，就主动放弃了。宗陵问：
“咋样，想好没有哇，干哇？”
“干。”
李轼心想自己干了一个把月，平日里挑一百五六已经不成问题了，有时也挑过一百八九，“丢包”也不至于把自己丢下吧。再说，今天丢包挑的是沙子，没啥难度。
听到李轼的回答，宗陵走过来，手上一把小纸团，往李轼面前一伸，说：“小李，你是新来的，照顾你，你先抓。”
李轼明白了，这是为了公平起见，靠抓阄来决定哪个挑哪一段。李轼想都不想，就伸手一抓 ，运气不错，挑中的那一段路还算比较平缓。上家是老黄牛，下家是王有才，王有才那段正赶上是一大坡。宗陵自己从不先抓，最后剩下的阄就是他的。李轼看了一下自己挑到的这段路，大约一百多米不到二百米，他想这个距离自己差不多能一肩到头，心想自己刚才决定干的主意是对的。
丢包开始了，刚开始还行，十多个来回后，李轼感到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那流转的速度明显比自己单个挑的速度快多了，再说，单个挑的时候，累了就地一歇，哪个也不会干涉你。这打伙干的事就不行了，你一慢，就耽误了大家，就算别人不说话，你心里也过意不去。一急，李轼更觉得腰有点直不起来，不由自主地往下弯，腿也不像自己的，想迈一步，却只迈出半步。恍惚间，他看到王有才那一脸不屑的神情，他送过去的挑子，差一步王有才也不接。等李轼抓起空挑子，急急忙忙赶回段首，老黄牛已经给他撂下三四付挑子了。按规矩，你没有及时接走挑子，上家就可以将挑子依次放在后面，等于你的那段距离就会越来越长。李轼注意到，老黄牛每次都是将挑子挑过划线标记，还往前多走几步。李轼心中明白，这是老黄牛在帮自己，让自己少走几步。李轼连说多谢，但老黄牛一脸漠然，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声不应，撂下担子，抓起空挑子转身就走。

（续前）

李轼想起上个月刚来的第三天就遇上走跳板挑砖，跳板太长，一闪一闪的，不太适应。他干了一阵有点累，在跳板上脚下一晃，眼看要跌下去，被后面的老黄牛一把扶住。等他上岸停下来，转身要谢老黄牛时，一看老黄牛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后来，他看见老黄牛又搬来一块大石头，顶在跳板中间，减小跳板的晃动。他心中一热，刚想说话，老黄牛冲他一摆手，又干活路去了。今天的老黄牛也这样，出于他的本性，帮了李轼一把，并不在意李轼谢不谢他。
想到老黄牛对自己的帮助，李轼想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下来。熬了两个多小时，额上的汗、脖子上的汗、全身的汗哗哗流，李轼已经不去擦它了，任它流淌。就在他感到撑不住时，宗陵的声音响起来：歇口气。
早已汗流浃背的李轼一屁股躺坐在地下，闭着眼睛靠在一个土坎上，像瘫了一样，任汗水流也不擦它。宗陵跟过来问：
“咋样？顶不住别死撑哇。等杨建国来了商量商量，不行，就算了哇。过两天有松活点的活路再干。”
李轼没气力跟他说话，没睁开眼睛，只是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宗陵一愣，没有弄明白李轼点头是啥子意思，是想等杨建国来了商量后再说 ，还是就算了。看到李轼累趴的那个样子，他也不好再追问下去，只好说你先歇息。
杨建国前几天回生产队去了。他每个月总是要回去呆几天，用他的话说是隔三差五露露面，多多少少在队长眼前晃晃，再给队长送一包烟，队长就不会找茬了。走前他跟宗陵打个招呼，说李轼原来没干过，劳力差些，遇到有恼火的活路时，让宗陵多照应李轼。宗陵想要照现在这个情形，李轼肯定会拖累大家，速度上不去，最好是不要让他干了。但这个黑脸他不想唱，自己答应过杨建国，要照应李轼的。得罪人的事他不想出头，他想最好是让王有才去唱这个黑脸。

第24章 条条蛇都咬人

老黄牛仍像往常休息时一样，坐在一个稍高点的地方，一脸漠然地望着远处，抽他的叶子烟。眼前的江水急匆匆地往东赶，载着江面上的东西，一刻不停地闪过去，刚一离去，上游的江水又哗哗地赶过来。金沙江从西边的大山奔涌过来，西边的大山是他的老家。离开老家快20年，尽管老家双亲已经不在了，没啥亲人了，他还是思念那块土地。江面上已有杂物漂浮，江水有一点发浑了，是该涨水的时候了，要是在老家，应该是收麦子、插秧子、点苞谷的时候了。眼前好像浮现出山林的黧青和秧田的浅绿。早些年，他曾经想回去，却又回不去了，那里多少有点让他感到生疏了。想到此，他不由叹了一口气，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一双大手，还是那样粗糙，布满老茧。这双手已经不会干农活了。
这些年的人情冷暖，他是很有感触的。过去的同事，偶尔遇见他时，有的人远远地就绕开了，怕沾上晦气一样，有的人可以跟他擦肩而过，却像不认识一般。老黄牛心里想，我老黄牛人穷志不穷，你不想理我，我更不会理你，各过各的日子，老子求不到你门下。李轼的狼狈，他全部看在眼里，这点体力活路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但对李轼这种初来乍到的学生娃儿就不轻松了。李轼刚来时，老黄牛没有过多说啥，不过他心里想这样瘦弱的一个人，像根豆芽菜似的，干不了几天就得拍屁股走人。后来李轼呆下来了，他也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人得生活，人都是逼出来的。混到这种工地上来的人，十有九个都是逼到这分上的，他心里想，只要靠自己劳力谋生的人就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工地也跟营盘差不多，来来往往的人，有些呆得长，有些呆得短，有些只是过客，他见多了。
老黄牛心下明白，这些年青人本人和他们的家头从没有想让他们干一辈子，无非是临时性的干一阵。对这一切他也很了然，如果换了自己，也不会让自己的娃儿来干这个。当有好的去处时他们自然就走了，没有人会记得他老黄牛。所以老黄牛对李轼这些新来的人只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关老子球事，何必帮你们，说不定过几天就拍屁股走人了。但老黄牛是一个忠厚成性的人，想归想，一旦真看着有人恼火时，他又忍不住伸手帮一把，根本不在乎这个人以后是否还能记着自己。所以李轼虽然没有张嘴求他，他还是照样帮忙。

（续前）

李轼正在闭目歇气，王有才晃着肩膀过来了，一脸的嘲笑和不屑，说：
“哟嗬，小子，不行了吧，不行了就趁早打道回府！别以为啥子人都能吃这碗饭，你看你一身肋巴骨，没几两肉，跟老子把大家都耽误了。”
李轼没精神头理他，眼睛都没有抬，由他说去，心里想：老子不用你撵，我还真不想干了。
“咋了，你小子还赖着不想走？”
李轼心想，懒球理你。头也不抬，挪挪身体，让身子在土坎上靠得更舒服一些。
“来吧，抽根烟吧，跟老子提提精神，不管你走不走。”王有才弯下腰，递给李轼一根烟，声音中有一种看闹热的轻松。
李轼睁开眼看了王有才一下，轻轻摇摇头，又保持他那种舒服的姿势。他现在连抽烟的精神都没有，所以没有接王有才递过来的烟。王有才有点不高兴了，把烟叼在自己嘴上，心想这小子真不识抬举。他刚想开口，正好这时，杨建国来了。李轼仍坐在地上，冲建国点点头说：
“我不想干了，有点吃不消。”
“挺着吧，现在到哪个工地你都得过这一关。用你的话说，有了初一，就有初二。回头我帮你，反正我今天也不能半途加入。”杨建国说。
王有才冲杨建国点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又斜了李轼一眼，哼了一声，抽着烟，扭头走了。
李轼也晓得活路不好找，心想，别人都能干，我也能干。俗话说条条蛇都咬人，到哪里都没有松活的，那就再硬撑下去。

二十分钟后，丢包又开始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李轼感到自己有点眼冒金星，看不清楚周围的人。他觉得担子越来越重，距离越来越长，身上的气力越来越少，时间反而越来越慢，身上的汗水把里面的短裤都湿透了，心跳得“咚咚、咚咚”地响，好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
有几次他都想撂下担子不干了。稍定下神来看杨建国，想说自己不干了。杨建国没有接他的目光，只是一趟一趟地帮他挑担子，也是一身的汗水。李轼心里一热，明白好友是要帮自己过这一关，还有啥好说的，牙一咬又低头开干。
杨建国帮着李轼挑，将累积起来的担子很快挑完了，又继续帮着挑。但他没有出全力，要出全力，他自己一个人就够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熬过来的，所以他要减轻李轼的压力，别一家伙压垮了，同时还得让李轼不闲着，要让李轼自己熬出来。李轼没有体会到这些，他只顾埋头苦干。李轼终于听到宗陵喊收工的声音，如释重负，扁担一丢，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土坎喘气。一个上午总算熬过去了。

第25章 换包

中午休息，要在以前，李轼就拽上杨建国到江里游一趟，清爽清爽。今天丢包太累，饭后他就躺在工棚里歇着，话都懒得说。他缓过劲后，就问建国，因为他有点奇怪上午的速度为啥越来越快：
“为啥后来速度更快了？”
“工地上的人都是靠熟人面子来的，哪个也不好说让哪个走，让哪个留。工头根本就不到工地来，不会管这些烂事，当班长的宗陵也不会为这点事得罪人。工地就这规矩，第一个人，就是发包的人，通过加快速度，把体力差的人淘汰出去。这样，大家体力差不多，干起活路来方便，分钱也好算账。你想要是总在你这一段压下担子，耽误进度，让别人少挣钱，就算别人不开腔，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得主动退出。”杨建国说。他晓得宗陵会做人，不会自己出头来说，是想让别人说或让李轼自己主动退出。
“难怪早上一开始，老殷老昆几个人走了”李轼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那要是我抓阄时抓到第一个，不就可以慢点发包吗？”。
杨建国刚想回答。宗陵已经大声喊：“开干了，开干了，到时候了。”
李轼觉得还没有歇够，在工棚里躺了一个多钟头，李轼的呼吸刚顺畅了，心跳也恢复了平静。宗陵这一喊，下午丢包又开始了，少说得有５个钟头。李轼正在捉摸自己能不能挺下去。宗陵发话：
“换包。”
“换包？换啥子包？”李轼一愣，看着其他人脸上都很平静，像早晓得咋回事一样，忙问。
杨建国说：“这也是规矩。为了公平，一段一段互相挨着换，第一段换到第二段，第二段的换到第三段，依此类推。现在就该老黄牛到你这一段，你到王有才那段，王有才到下一段。这三四天下来，平路、坡路、直路、弯路大家就都轮了一遍，哪个都没有二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