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青跟着姐姐杨秀兰去了北京，在那个破旧的体育馆里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里，到晚上，大家喊完口号，还会闲聊一阵。说说各自家乡有什么好，风土人情，奇闻异事，以及各自对某一问题的疑惑……开始，杨秀青不说话，只是听着；后来熟悉了，杨秀青也偶尔说几句。
孤山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文化的人没用。至于没文化的人怎么个没用法，孤山村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得明白。有一个晚上，杨秀青又想到了这句话。杨秀青年纪小，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就请教周围的红卫兵对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没想到大家对这句话的意见还不一致，这个说没文化这么个不好，那个说没文化那么个不好，说着说着就争论开了，而且越争论声音还越大。
大家伙的热烈争论影响到了旁边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头发有点卷曲，带着副酒瓶底，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看。“酒瓶底”被吵了，放下书，没好气地说：“这个问题还有必要争论吗？”
“怎么就没必要了？”正争论兴起的一个红卫兵问。
“我问你，毛主席上过军校吗？”“酒瓶底”放下书，用手推了推酒瓶底。
“没上过，怎么啦？”
“十大元帅呢？”
“嗯——几乎都上过，又怎么啦？”
“怎么啦？那我问你，打仗的时候是上过军校的元帅指挥毛主席，还是没上过军校的毛主席指挥上过军校的元帅？”
刚才热烈争论的几个红卫兵都不说话了。“酒瓶底”又捧起了那部书，
“当然是没上过军校的毛主席指挥上过军校的元帅了，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杨秀青想知道个清楚明白。
“酒瓶底”又翻了两页书，然后瞥了杨秀青一眼：“毛主席喜欢看书，比那些个元帅有文化，这就是原因，你说没文化有用吗？”
哦，原来文化有怎么大的用处！从那一刻开始，杨秀青可以说是顿悟了。
当兵三年，杨秀青更是深深体会到了文化的作用。复原回到孤山村，杨秀青一坐上书记的宝座，第一件事就是和张发财说学校的问题：“叔，我看还是让孤山村小学一至五年级全部复课的好。”
“你忘了你饿肚子的经历了？”张发财反问。
“我们现在不是不饿肚子了嘛。”
“你年纪小，可能忘了，五八、五九年时候，我们还高高兴兴向共产主义进发呢。谁能知道六零年，我们就开始吃草了？不信回去问问你母亲。我记得六零年过年，孤山村每户人家都把面疙瘩和莜面糠和在一起吃，吃完了拉不出去，用手指抠——这人呀，要是倒起霉来快得很。年轻人，可别太乐观！”
杨秀青觉得张发财的担心不无道理，也就没有再坚持，不过这事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是他的一块心病。
孤山村小学全年级复不了课，孤山村的孩子们一上到三年级就毕了业。我们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杨荔也一样，读完小学三年级就毕了业。铺在杨荔面前的唯一道路就去生产队劳动，好在杨荔有个了不起的姑姑——杨秀兰。
结了婚的杨秀兰有两大不满意：一是，杨秀兰对老公张大元的面貌不满意，一不高兴了，就说张大元长得真难看，出去丢她杨秀兰的人。好在张大元嘴好，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杨秀兰哄高兴了；二是，杨秀兰对自己当年犯下的那个错误耿耿于怀，一直认为，如果自己没把乌兰牧骑读成鸟兰牧骑，现在的自己可不定在哪里呢，也根本不会嫁给张大元。
可以说，杨秀兰对自己的过去一直无法释怀。

因为杨荔的性格和模样很像杨秀兰，所以杨秀兰从小就非常喜欢杨荔。见杨荔小学三年级毕业，马上要去地里劳动了，杨秀兰就向大哥大嫂提议，说她想把杨荔带到杨柳渠，让杨柳继续上学。
刘四梅和杨秀兰不对头，本不想让杨荔去杨柳渠，可是想到杨荔留在孤山村不仅上不成学，而且还得浪费家里的粮食，更重要的是这时的刘四梅身边又有了两个男孩，所以刘四梅就让杨秀兰把杨荔领走了。
杨荔去了杨柳渠后，杨秀兰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看。杨荔在杨柳渠上完小学，读完初中，然后上高中。其实，杨柳渠高中也是名存实亡了，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老师教着七八个别有用心的学生。杨秀兰让杨荔上高中，真实的想法是想把杨荔推荐上大学生。
杨秀兰把她自己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全部寄托在了杨荔的身上。
杨秀青当兵复原回来之前，杨柳渠公社的书记王立竹被调走，新上任的书记叫王飞竹，是王立竹的亲兄弟。杨柳渠公社推荐工农民上大学的权力就攥在王飞竹一个人的手里。
凡是权力落到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在运用这些权力的时候又不受任何监督，那么什么原则、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就有极高的概率滑落成为一句空话。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要人的本性不变，这话就不会错。
下乡到杨柳渠公社的知识青年有好多，这些知识青年都想着回城。凭着手里推荐上大学的权力，几年来，王飞竹推荐的都是漂亮的女知青。
为什么都是漂亮的女知青？背后发生了什么？杨秀兰闭着眼睛就能想得出来。
漂亮女知青让杨秀兰推荐杨荔上大学的计划一再落空。没办法的杨秀兰和杨荔只能等着，等着漂亮女知青的不出现。
文化大革命除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外，还有一大景观，就是城里的知识青年下乡。杨秀兰进了公社后，分管公社的红卫兵下乡工作。
张发财觉得红卫兵不会种地，只能浪费粮食，所以就不让杨秀兰把红卫兵分到孤山村去。做到这一点很容易，杨秀兰就没有把红卫兵分到孤山村。可是，后来因为诸多偶然的巧合，杨秀兰还是把几名知识青年分到了孤山村。
如果没有这几名知识青年到来，孤山村人，包括杨荔、杨秀兰的故事会按照它惯有的逻辑进行下去。因为来了知识青年，他们的故事就拐上了另一条路，而且因为他们的到来，都影响到了孤山村下下一代的后人。
我们先把孤山村众人的故事撂下，看看这几名知识青年是怎么来到的孤山村。

第四卷

第三十一章 愤怒与激动
第三十二章 到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
第三十三章 通知下乡
第三十四章 不一样的父亲
第三十五章 一路颠簸
第三十六章 捅鸡屁股
第三十七章 爱美遭鄙视
第三十八章 急行军
第三十九章 第一次见面
第四十章 吃了一个裤裆里的馒头

第三十一章 愤怒与激动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史称十年浩劫。
到了1976年，可以说是黎明前的最后一丝黑暗了，不过这点黑暗可不好过。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年是以悲伤开头的，1月8日，我们国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第二日，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三天后，当总理的灵车驶经长安街，驶往八宝山的时候，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伫立在街旁，目送总理离去。这天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十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打倒了无数的开国先烈，彭德怀、贺龙、陈毅、刘少奇……他们也曾多次想把周恩来给打倒。可是直到周恩来去世的这一天，他们的这一阴谋都没有得逞。活着的时候没能把你怎么了，现在你死了，能饶得了你！在周总理的治丧活动中，“四人帮”就想着法地对一个因鞠躬尽瘁而死了的伟人开始践踏、吐口水、拍砖……
当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有关事宜时，姚文元下令不许组织悼念此报道，在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
“四人帮”不明白，周恩来已经永远活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周恩来虽然死了，可是亿万的人民群众没死，当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重要的是，民众没有把这种愤怒埋藏很久。
从1976年的3月下旬，由北京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的各种活动，对周恩来的悼念逐步发展成对 “文革”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控诉。

杨秀兰坐火车去北京路过的煤城是位于山西省北部的一座中等城市。因为煤城距离北京近，所以北京发生的由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抗议“四人帮”运动很快就传到了煤城。
煤城铁路二中同一班级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叶辉，一个叫汪贵明。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那会，他们年纪尚小，现在他们可都长大了，正处于容易愤怒与激动的年纪。
4月4日这天中午，汪贵明兴冲冲地跑到了叶辉家，进门就说：“你听说了没，我们学校上午有人去广场纪念周总理了？”
“他们是怎么去的？”叶辉听了，很有兴趣。
“从后门偷偷溜出去的。要不我们也去纪念纪念总理？”
“怎么纪念？空着两只手？”
“弄个横幅，扛着去广场？”
“好。”
两个年轻人说干就干，他们花了一个下午，制作出了一副长长的横幅。横幅白底黑字，上面写着：“我们的总理是好总理！”
叶辉和汪贵明把横幅打开，让它在阳光的余晖里迎风招展。“这么长的一条横幅，就我们两个去，是不是壮不起声势？”叶辉说。
“是有点——要不我把徐巧丽叫上，再让她叫几个女生来。”汪贵明的脸上露出一丝甜蜜的笑。
“我就知道你们俩有秘密。”
“谁？”
“你和徐巧丽。”
“呃——”汪贵明脸一红，算是承认了叶辉的指控，“你谁也别告诉，啊！”
徐巧丽是班里的班花，汪贵明喜欢，叶辉也喜欢。汪贵明承认了他和徐巧丽的关系不一般，叶辉的情绪就稍稍有些低落，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不管怎样，总不能嫉妒自己的好朋友吧。
由于时代变了，我们就得说明一下汪贵明和徐巧丽的关系，他们俩究竟怎么个不一般了。
汪贵明和徐巧丽，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两个相互喜欢的年轻人寻机会说几句淡如水的话而已。诸如你这几天过的好吗？今天早上你怎么迟到了半分钟？或者是昨天你回那么晚，你妈骂你了没有……他们俩绝没有发展到现在某些年轻人一相互喜欢上就站在大街上抱着啃的那种程度，他们暗地里好了半年，甚至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
既然是这么一种关系，那叶辉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汪贵明找叶辉帮忙修改过一篇文章。汪贵明把那篇文章抄到了黑板报上，徐巧丽看了后，俩人就好上了。
4月5日这天早上，汪贵明和徐巧丽偷着说了他和叶辉要打个横幅去纪念总理这事。
“纪念总理！”徐巧丽的两只眼睛变成了水晶球，含翠欲滴，“要不我把祁晓丽叫上，我们四个一起去。”祁晓丽是徐巧丽班里最要好的朋友。
“祁晓丽那么安静，你能叫得出来？”祁晓丽虽然没有徐巧丽生得漂亮，可是由于个子高，又很会穿衣服，所以在班里也很出众。汪贵明觉得能把祁晓丽叫出来更好。
“能。”徐巧丽很自信。
徐巧丽和祁晓丽说了这事，祁晓丽听说出去纪念周总理，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因为青春、因为激情、还因为那个年代处处燃烧着的革命热情，或者说只是因为总理，四个学生溜出了校园，扛了横幅，直奔位于煤城市中心的人民广场。
到了广场北大门，叶辉和汪贵明就展开了横副，两个女生很自然地走在了横幅前面。
美女加横幅实在是很拉风，他们还没走几步呢，就吸引过来一大群学生。这些学生一同簇拥着横幅进了人民广场。

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上面呈尖形，很像一把刺刀。当年，解放煤城的时候，牺牲了很多的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他们，煤城市政府就建了这座纪念碑。
纪念牌下立着一幅庄重、肃穆的总理画像，画像四周还摆了好多花圈，花圈四周围着好多人，他们个个神情悲戚，少数人默默留眼泪，多数人喊着口号。
人们看见汪贵明和叶辉打出了这么长的一条横幅，就自动给他们让路。汪贵明、叶辉，徐巧丽、祁晓丽很容易就站到了总理画像的前面。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总理是好总理！”站到最高处，汪贵明就带头喊上了口号，之前默默流眼泪的人也加入了进来，跟着一起喊。口号喊得越响亮，围过来的人就越多。
十年了，这个国家再也不能这么折腾下去了，借着总理的逝世，他们尽情地发泄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就在这场悼念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五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进了广场。他们是来清场的， 4月5日这次事件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看见警察来了，那些路过凑热闹的群众自动往外散。留在广场中心不走的都是些愤怒如潮、热血澎湃、誓要把这场纪念活动进行到底的坚定分子。
为了尽快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警察先把两个实在不想离开的年轻人推上了警车。纪念碑下，站在最高出的叶辉四人明明白白看见了这一幕。
“我们不走，这又不犯法，看他们能把我们怎样？”汪贵明的情绪正处于最高潮。
“对。我们就不走！”徐巧丽和祁晓丽异口同声说。
警察把外围的十几个学生推上警车，终于看见了汪贵明和叶辉打出的巨大横幅。擒贼先擒王，这面旗帜不倒，他们的任务就不算是完成，五个警察分开人群直奔纪念碑下。
叶辉本想着离开算了，可汪贵明和两个女生不愿走，他就不好一个人做缩头乌龟。看见警察过来了，叶辉说：“我们不要和警察起冲突。”
发生在4月5日煤城市人民广场这场悼念活动的结果是：包括叶辉、汪贵明、祁晓丽、徐巧丽四人和其他坚持留下来不走的三十多个人——事后查明这些人都是在校的学生——被带到了煤城市公安局。
这里之所以用“被带到”了公安局，而不是用“被抓到”了公安局，是因为这些学生根本没有跑的打算：警察让他们离开广场，他们不离开，警察推他们上警车，他们就上警车。他们如此配合，警察只好把他们拉回来了。
警察把三十多个学生带进了公安局的一间大会议室，派了两个年轻警察在会议室门口站岗——象征性地看管着这群非暴力不合作者。
进了会议室后，心中装着正义，愤怒仍没有宣泄完的学生不停地质问门口的两个警察：“请问，我们犯什么法了？!”“请问，我们悼念周总理有错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周总理为了我们受了多少委屈？！”

第三十二章 到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

其实，站岗的两个警察也知道这次学生们做的没错：总理应该悼念；“四人帮”确实可恨；可是他们和学生的处境不一样。
学生每天的工作是坐在教室里听课。不想听了可以打个盹或者盯着漂亮女老师的胸部想入非非一番，不管池塘边榕树上的知了叫了没有，也不管操场上的秋千停没停着蝴蝶，即使隔壁班的那个女孩好久没有经过我的窗前，晚上回家照样有饭吃。
可做警察就没有这么轻松自由，不听上级指挥就让你滚蛋。自己滚蛋了倒没什么，可是还有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只要帝国主义没有骑到我们国人头上拉屎撒尿，警察是不会轻易激动到让家里的孩子、老人、老婆挨饿。国歌里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由现实利益决定的。
两个警察虽然理解学生，不过他们知道，向这些愤怒与激动的学生是解释不清他们的苦衷，再一个，他们也没法解释，所以只好选择沉默。
因为理解，警察不想难为这些学生，可是既然把他们拉了回来，那就得给个说法。
如果警察贸然对这些学生说：“你们回去吧！”这些学生还真有可能不回去。即使因为呆得烦了，真的要走，走时也会嘘几声嘲弄嘲弄你。到了外面可能还会大势宣扬一番，说什么公安局就是小旅馆，我们想去就去，想走就走。那样，作为国家重要执法部门的公安局将颜面何存？
学生们在会议室内嚷嚷了十几分钟，一个面相和善的老警察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老警察挥手要大家安静，说安静了才好说话。等大家安静下来，老警察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拿出一支钢笔，摊开了手里的记录薄，用商量的口气说：“我先记录一下你们的名字。”
“我们又没有犯错，记名字做什么？”旁边的一个学生立马问。
“你不是说你们没有犯错嘛。既然相信自己没有犯错，还怕留下个名字？”老警察反问。
老警察的激将法起了效，三十多个学生都主动报了自己的大名。在记录名字的时候，老警察还问了每个人的家庭住址，所在学校的校名。
“你们可以回去了。”记录完最后一名学生的信息，老警察站起了身。
“这就让我们走了，嘿！”一个学生说。于是乎大家伙又嚷了起来，“就是，为什么把我们拉来？请问我们悼念总理有错吗？”“我们就不走，你们得给我们个解释。”
老警察双手抱拳，像是在请求饶恕：“好好好，你们不想走，那就在这里呆着吧！”说完把记录簿一合，离开了会议室。
大家伙在会议室里又嚷嚷了半个多小时，他们的肚皮发出了抗议。抓革命、促生产，无论做多么伟大的事情都需要肚皮的支持，肚皮不支持，啥都干不成。就在大家想着离开算了的时候，他们所在学校的校长被警察叫了来。
三十多名学生分别来自煤城市的五所学校，所以一共来了五位校长。
五位校长先是和学生们见了面，然后被警察叫到了另一间办公室训了一顿，最后在那名老警察的陪同下，垂头丧气又回到了会议室。当着警察的面，五位校长把自己学校的学生叫到跟前，象征性地说了几句，最后让学生们回去。
学生们只好跟着校长出了公安局。

铁二中的校长姓刘，是个瘦且高的老头。
这位刘校长可不简单，在文化大革命闹腾最厉害的那段时间，刘校长听说有个红卫兵头头要斗他，立马化了装逃回了他的农村老家。直到听说那个红卫兵头头被另一群红卫兵给打死了，刘校长才回的煤城。
“我们悼念总理有错吗？还教训我们？”刚出公安局，一名仍不甘心的男同学就在刘校长身后嘀咕。
刘校长听见了这话，本打算不理的，可是一想，觉得不对：我只想混个退休，好回家颐养天年，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这些学生最好不要给我惹麻烦。可是身后这十个学生绝对是学校里的不安定因素，是今后最有可能给他制造麻烦的人。
为了这十个麻烦制造者不再给自己制造出新的麻烦，刘校长就用手扶了自己的腰说：“我二十几年的腰椎间盘突出，今天在学校里站了一个上午，中午刚回家，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因为你们几个被警察叫了来。警察不批评你们，可把我这个老头子着实教训了一顿。”
说到这里，刘校长把自己的瘦高身体摆成了一个S形状，拱起双拳说：“我求你们以后行行好，别再给我和你们那辛苦的爸妈惹祸了，行吗？”
刘校长的表演见效真快，马上没有学生嘀咕了，而且他的这番话还触及到了一位学生的痛处。
徐巧丽的父亲也是位老师。不幸的是徐老师没有刘校长识时务，徐老师听说红卫兵要批判他，就坐在家中等着。红卫兵来了后，让徐老师交代罪行，徐老师看着那个马上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红卫兵头头说：“你还来批斗我，你不知道你爷爷都做过些啥？你爷爷当年是个矿主，雇了……”
那个红卫兵头头一脚就把徐老师踢翻在地，并义正词严说：“你这是污蔑我们红卫兵。污蔑红卫兵就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把他的嘴封了。”
五个红卫兵上去就把徐老师的嘴给封了，并用麻绳绑了徐老师，拉了就走。当天夜里徐老师“畏罪自杀”，早早见了马克思。
由刘校长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徐巧丽当下保证说：“您放心！我们保证以后再不给您惹麻烦了。”徐巧丽一带头，其他学生也就做了同样的保证。
“那我可谢谢你们了！中午饭还没吃吧！赶紧回家吃饭，下午继续来学校上课，不过可不能再上街游行了。啊呀，我的腰哇！”刘校长拱手、作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看着刘校长离去的背影，之前问刘校长话的那个男生说：“这就算完事了？”
“当然，还能怎样？就是可惜了我和叶辉精心制作的那条横幅。”汪贵明对那条横幅惋惜得很。
除了被没收的横幅，汪贵明认为这事就算过去了，其实没有。那名老警察之所以记录学生们的信息，最初的意图可能就是为了找个人把他们给领回去。老警察自己也没料到他记录下的那份名单后来竟然有了其它用处。什么用处呢？那份名单最后成了三十几名学生的下乡通知书。

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一句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口号看上去没什么，实则非常具有鼓动性。
在这句简单的口号里, 毛泽东为躁动的年轻人画下两个美好愿景：一个是广阔天地；另一个是大有作为。把这两个愿景合在一起，就是在广阔的天地上大有作为一番。想想这是多么富有诗意、令人憧憬、向往、充满无限革命斗志的一幅魅丽图景！更重要的是，这幅图景是毛主席亲手为大家绘制的。
伟人就是伟人，就这么一句口号，毛主席就让无数的城市青年抱着要到乡下广阔天地盖起社会主义高楼大厦的宏伟愿望，忍泪拜别父母，义无反顾奔向了社会主义的广大农村。
口号可以喊得美丽，可是现实的教育最深刻，因为它不管你相不相信，就在那里摆着，等着你去亲身体验。
知青们到了乡下那片广阔天地后，这才发现，理想和现实有时候差得实在是太远了，他妈的太他妈远了：吃住差就不说了，单工作一项就让他们大失所望：向贫下中农学习，原来只学一样，就是天天拿着锄头挖地球——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把地球挖穿。
愚公移山的精神之所以值得表扬，是因为那两座大山最后被“神奇般”地移走了，要是那两座大山没有被移走，“愚公”就是真愚了，愚公移山也就成了蚍蜉撼树的同义语。
住不好、吃不好，受苦受累、干着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已经很惨了，更让无数知识青年忍受不了的是，他们还要受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不讲卫生、满口脏话的所谓领导干部的欺负。
男知青还好些，女知青就麻烦了，好多的女知青成了某些无耻干部嘴里的肉。
知识青年下乡的十几年中，发生了很多领导干部强奸、侮辱女知青的事件？某材料上说：上山下乡的青年总数约1600万，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
被小偷掏了钱包，可以大喊着说：“我被人偷了钱包。”被奸污了的女知青可不愿大喊着说：“我被奸污了。”能喊出这种话的不叫知识青年，应该叫傻妞。
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理想、宏伟信念支撑的受苦受累，外加随意被欺负，谁都不愿意干。

@陈沫2014 2016-03-24 08:18:07
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上面呈尖形，很像一把刺刀。当年，解放煤城的时候，牺牲了很多的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他们，煤城市政府就建了这座纪念碑。
纪念牌下立着一幅庄重、肃穆的总理画像，画像四周还摆了好多花圈，花圈四周围着好多人，他们个个神情悲戚，少数人默默留眼泪，多数人喊着口号。
人们看见汪贵明和叶辉打出了这么长的一条横幅，就自动给他们让路。汪贵明、叶辉，徐巧丽、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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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燃烧的思念 2016-03-24 21:10:00
青春 热血，热血 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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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十万 2016-03-24 21:41:16
青春 已过，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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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集体被激情与愚昧撞了下腰，然后回到了正途。

第三十三章 通知下乡

到了七十年代，明白了真相，受不了农村艰苦生活，那些有勇气、有胆量的知青就开始往城里跑，回城后他们发誓再也不去农村了；没勇气、没胆量私自回城的知青则继续在乡下挖地球，外加一项工作就是天天翘首以盼国家政策转变，好让他们回城。
下了乡的知识青年跑回城要工作，当年毕了业的学生以及到了工作年龄的年轻人也要工作，这么多工作指标下面解决不了，最后全部堆到了市委领导的面前——国家包办一切，不找你找谁。市委领导很头疼，召集各部门领导开会，商讨怎么解决这些人的工作问题。
喝了一上午的茶，中午吃过一餐饭，又经过一个下午，各部门领导经过商讨、推诿、各种勾心斗角，想出了十几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让各机关事业单位、工厂等犯过错误的，以及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年轻人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些人里包括那天去广场纪念总理的人。那天去广场的人很多，不过大部分都没有留下名字，除了那位老警察记录的那一份。
当年，临到学校快放假的时候，刘校长把叶辉、汪贵明、祁晓丽、徐巧丽四人叫去了他的办公室。那天在公安局留了名字的本校学生有十个人，这十个学生都要下乡，刘校长不一次性把这十个学生全部叫来宣布，是怕人多了反对他不好控制。
即使只叫来了四个学生，刘校长仍然怕一说出这个消息，四个学生做出过激反应吓着自己，所以他先打预防针：“上级部门让我通知你们个事，可能对你们来说不是好消息，不过也看你们怎么想了。”
“什么事，您说吧？”汪贵明问。四个学生早忘了被警察带到公安局那事。
“是这么回事，上面要你们四个人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是对你们的锻炼。”刘校长好像在和四个学生随意聊天，话说得极平淡，别说仰扬顿挫，连个声调的变化都没有。一句话说完，刘校长细看四个学生的反应。

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可是通过口耳相传，四个学生都听说过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遭遇，所以他们都不想去。
徐巧丽父亲“畏罪自杀”后，她母亲就得了病，症状类似神经病前兆，清醒一阵糊涂一阵，清醒时候没什么，糊涂时嘴里碎碎念，到了外面连自个的家都寻不到，而且徐巧丽还有个未成年的弟弟需要人带。所以四个人里，徐巧丽是最不想——也不能下乡的那一个。
乍一听刘校长说要他们下乡，徐巧丽立马急了：“我们班那么多学生，为什么只让我们四个下乡？！”
“你们四个做过什么，不记得了？”刘校长摊开了双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
“是……是因为我们那天的游行？”叶辉第一个反应过来。
“那天，我们学校被带到公安局的学生全部要下乡。”刘校长拿起桌上的一份名单，“这不是，你们看看。”
叶辉把名单拿过去细看，确实只有十个人的名字。
“下乡的知青不是都回城了吗？为什么还要我们下乡？”汪贵明脸红脖子粗问。
“谁说都回城了？你也太天真了！回城先得给安排工作，城里哪有那么多的工作？”刘校长反问。
“那也不应该让我们下乡呀？”祁晓丽也急了。
“怎么不应该了？”刘校长叹了口气，“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下了乡的要回城，不让回就私自往回跑。跑回来后天天去政府各个部门要工作；你们毕业了也要工作。市里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提供，只能让一部分学生下乡了。碰巧你们又在公安局留了名——唉——我平时要你们好好学习，不要管那些个闲事，可是你们偏偏不听，这不就是自找麻烦。”
刘校长一番话，说得大家没了言语。当时喊口号的激情一旦遭遇现实难题，就像午夜里的流星，瞬间就没了踪影。
“不过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们下乡的地方比较好，是内蒙古的丰城县。丰城离我们煤城不远，到时候，你们想回来就能回来。”看见大家没话说了，刘校长又安慰。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只有下乡一条路？”徐巧丽根本没考虑下乡远近的问题。
“这是市政府党委会议上做出的决定，谁都不好更改。除非你们能和市长大人说得上话。”刘校长说。
四个学生当然和市长大人说不上话，不过他们的父母有能和市长大人说上话的。
叶辉的父亲叶子军是煤城钢厂的厂长，而煤城钢厂是煤城市最大的一个厂，有十几万工人在那里上班，管理着这么大一个厂的厂长自然能和市长大人说得上话。再一个，即使说不上话，叶子军也有办法把叶辉塞进工厂里，不让叶辉下乡。
叶辉的母亲出生在农村，叶辉曾在他农村的姥姥家呆过好几年，对于下乡以后的生活，叶辉比他的同学更清楚。叶辉不想下乡，可是叶辉对于让父亲出面把他留下来这事却不太积极。原因是，以叶辉的了解，他父亲不一定愿意出面把他给留下。
对于多数做父亲的人而言，只要能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就最好不让孩子受苦。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与众不同。
叶辉的父亲叶子军有着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少时读书读得很好，后来志愿参军。参军后的第二年去了朝鲜，用叶子军的话说，他在朝鲜用铁锹拍死过美国大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究竟牺牲了多少志愿军战士，是个迷，反正不是个小数字。幸运的是叶子军没有成为那个数字中的一员，朝鲜战争结束后叶子军顺利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叶子军先是在鞍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了煤城，当上了煤城钢厂的厂长。
叶子军可能不愿出面把叶辉留在城里，不在他的人生经历上，主要原因在叶子军崇拜的人身上。叶子军崇拜谁？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崇拜毛主席，不过多数都是嘴上说说。他们张口毛主席如何如何，闭口毛主席如何如何，可是在行动上却没有一点毛主席的影子了。叶子军崇拜毛主席，却是身体力行。
毛主席喜欢看书，叶子军也喜欢看书；毛主席只抽烟不喝酒，叶子军也是只抽烟不喝酒；就连毛主席爱吃辣，北方出生的叶子军也跟着学。过分的是，他还要求叶辉也吃辣，说什么，吃辣能锤炼出一个男人的真正性格。
还有，叶子军经常用毛主席教育子女的故事教育自己的子女。叶辉有个妹妹，小叶辉两岁，名叫叶星，叶子军给叶辉兄妹最常讲的就是毛岸英的生平。
1922年，毛岸英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那年，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了牢房。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弟弟来到了上海。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流落街头的毛岸英做过些什么？大家可以想想一下。后来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
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后面。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当时，毛泽东已经是名副其实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红色革命圣地的最高统治者。处在这个位置上的毛泽东给毛岸英安排一份好工作可以说相当容易。毛泽东也给毛岸英安排了工作，让毛岸英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
这还不是现在的我们最难理解的，最难理解的是在建国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因为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出兵朝鲜就成了毛泽东一生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是把毛岸英送上了朝鲜战场。毛岸英去了朝鲜没有两个月就在美军的空袭中牺牲了。
父亲崇拜的毛主席主动把自己的亲身儿子送上了战场，我只是个乡，而且还是因为犯了错，被政府指定的，父亲会为我出这个头吗？叶辉真的很怀疑。
没了办法的四个人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汪贵明看徐巧丽，徐巧丽背过了脸；看祁晓丽，祁晓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到了这个时候，汪贵明才想到，这次四个人的下乡全是因为他惹下的。
自己要下乡，已经很惨了，现在连刚找下的女朋友都不理自己，这可真是惨上加惨！
平时乐观开朗的汪贵明这下可乐观不起来了，一门心思想着怎样才能不用下乡。刘校长说除非有一个能和市长大人说上话的人，汪贵明就往这方面想，他把自己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想了个遍，没有一个能和市长大人说得上话的，徐巧丽的父母就不说了，听徐巧丽说，祁晓丽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一样，都是普通工人，最后汪贵明盯上了叶辉。
为了写好那篇专给徐巧丽看的文章，汪贵明在叶辉家里呆过整整一个下午。
那个下午，汪贵明看到过一份红头文件。那份文件给汪贵明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叶辉的父亲好像是个煤城钢厂的一个大领导——普通人家是没有那种红头文件的。可是因为当时心里眼里只有一个徐巧丽，汪贵明也没有问叶辉。这个印象对当时的汪贵明没有意义，现在可有了意义。
想到这件事，汪贵明觉得灰暗的天空有了丝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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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不一样的父亲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汪贵明和叶辉做了几年的好朋友，竟然不知道叶辉父亲的真实身份？他确实不知，因为叶子军不让叶辉兄妹随便对外人讲。
在鞍钢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叶子军经历了大跃进、四清运动和激烈的文化大革命。经过这些运动的洗礼，叶子军充分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和复杂——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失误可以把你祖宗十八代挖出来鞭尸的年代。
认识到这一点的叶子军就很低调，很谨小慎微，特别是当了煤城钢厂的厂长以后更是。所以他就一再告诫叶辉兄妹不要把自己的身份给说出去。
可是父母叮嘱是一回事，儿女听不听却是另外一回事。要想让儿女听自己的话，取决于做父母的平时在儿女面前树立了什么样的形象。
如果做父母的在社会上没地位，在家里既不懂得怎么教育自己的儿女，也不疼爱儿女，只顾着自己舒服，那儿女自然不听你的；如果做父母不仅对儿女慈爱，又懂得怎么教育儿女，而且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儿女自然会听你的。
叶子军给叶辉兄妹树立的就是后一种形象。
在四人回到教室之前，汪贵明把叶辉拉到一个僻静处，开口就问：“叶叔叔是不是煤城钢厂的一个大领导？”兔子是很温顺的动物，可是被逼急也会咬人。平时的汪贵明是乐观开朗的一个大男孩，现在因为下乡，也是被逼急了，所以一张嘴就开始蒙人。
“不是呀！你这是听谁说的？！”由于事出突然，叶辉回答得有些迟疑，心说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
“没听人说。我在你家看到一份文件，上面说叶叔叔是钢厂的厂长。”看叶辉犹豫，汪贵明就更大着胆子蒙了。

“你看错了吧？”叶辉相信家里不会放这样的文件。
“没有看错，我……我记得清清楚楚。”汪贵明对蒙人的伎俩不熟，叶辉一否定，他的眼神就开始躲闪，一看就是心虚。
“你是希望，不是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叶辉努力撇清。
“那……叶叔叔不是厂长，那也是个领导，是领导就能和市长大人说得上话。让叔叔出面和……”
“我们的刘校长也是领导，他能和市长大人说上话吗？”
汪贵明被叶辉问得卡了壳，支吾了半天说：“叶叔叔真的不是厂长？”
“不是，”这次叶辉回答得更干脆了，“他只是一个小的车间主任，还没刘校长官大。”
“真的和市长大人说不上话？”汪贵明仍不死心。
“说不上！要是能说上，我还愁眉苦脸做啥？”
汪贵明看叶辉，发觉叶辉真的是愁眉苦脸，没有一点假装的样子。留下来的希望是没有了，汪贵明突然蹲下身子，捂住了脸。“要不是因为我，徐巧丽也就不会下乡了……”
“你为什么只说徐巧丽？我们不是都得要下乡吗？”叶辉不知道徐巧丽的家庭情况。
“你不知道，我们下乡没什么，可徐巧丽不行。她没了父亲，母亲又有病，家里还有个未成年的弟弟，她要是下了乡，家里谁管呀？”汪贵明好像体验到了徐巧丽的难处，所以触动了真情，开始哭泣。
这是叶辉第一次看见汪贵明哭，不过他啥也没说，他自己都可能留不下来，还能说啥。某些时候，面对现实的残酷，语言真的很苍白。
从公安局出来的那天晚上，叶辉就和叶子军说了自己这一天的经历，当时叶子军没说什么。从中叶辉也看出父亲是支持他上街悼念周总理的，要不然依着父亲低调、事事算计成败得失的性格一定会教训他几句。
叶辉回家，把学校让自己下乡的事告诉了叶子军。
被警察关了半天，没什么，这次要下乡，可不是小事。叶子军听了后，没有责备叶辉，而是点燃了一支烟，开始了踱步。这是叶子军每遇到重大事情，一时难以做出决策的惯有状态。
父亲这是在考虑要不要出面把我留下？叶辉心里想，要是他有了决定，我再说什么就没用了。“爸，你说我们上街悼念周总理有错吗？”叶辉想从做事的正确性上左右叶子军的想法。
“没错。”叶子军犹豫了一下回答。
“那他们还让我们下乡？”
“他们也没错。”叶子军当然知道煤城市委的困难，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没有多的工作岗位提供，这才不得已让一部分学生下的乡。

叶辉的心思不在对错上，他的目的是要叶子军出面把他留下。叶辉的心思，叶子军猜出来了：“你不想下乡？”
叶辉不说话。这是默认叶子军说对了。
这个时候的叶辉还不明白，世界上的某些事你是不能直接来的。比如你想要去东面的某地，你就不能抬脚往东走，你得先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军事上把这叫迂回，政治上叫策略。
管理着那么多工人的叶子军当然有能力把叶辉给留下，可是他在这事上有犹豫：儿子下乡了要受罪；不下乡又接受不了锻炼。他怕受苦，所以不想下乡，这不就是缺少锻炼的结果。
“你还记得毛岸英的故事不？”叶辉的心迹的暴露让叶子军有了决定。
“记得。”一听叶子军说出毛岸英三个字，叶辉就知道这事要糟。
“记得就好。那你觉得毛主席爱毛岸英不？”
“当然爱了，”叶辉无精打采说，“毛主席亏欠杨开慧那么多，毛岸英又受过那么多的苦，哪有不爱的道理？”
“嗨！我儿子很懂道理。”叶子军欣慰一笑，“和主席比我只是个凡人，可是我这个凡人一直试着站在主席的高度去考虑问题，试着教育你和叶星，特别是你……”
“可是去了乡下我又能学到些什么知识？”叶辉知道父亲一做出决定，就很难有挽回的余地，所以心里很不舒服。
“我让你下乡不是学知识的。”
“那学什么？种地吗？我在我姥爷家种过地。”
“你认为我对你就这么点期望？”叶子军对叶辉的顶撞非常不快，“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出人头地，我也不例外。”
“这我知道。”叶辉又顶了一句。
“你知道！那你知道具备什么素质的人才能出人头地吗？”这次叶辉没顶嘴，叶子军继续往下说：“有文化、有理想、有魄力、有毅力……都是一个要出人头地的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不过这些素质有的来自父母；有的需要运气的眷顾；有的能从书本中获得；可是还有一些要素必须得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中经过挫折和磨难才能拥有。比如一个人临危不惧的定力，坚忍不拔的毅力——我一直觉得你在这些方面有缺陷，看到你不想下乡，就更觉得是了。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那我要是回不来，一辈子呆在农村呢？”叶辉说出了他最怕的结果。
如果叶子军一直呆在煤城钢厂厂长的位置上，让叶辉回城很容易，可是钢厂是国家的，不是叶子军个人的。叶子军保证不了这一点，那么叶辉说的就真是个问题了。“不会的，知青下乡的政策一点要变。”叶子军考虑一下说。
“上面有政策？”叶辉很惊喜。如果上面有政策让他们下乡几年后回城，那叶辉也不在乎，不就是在农村呆几年嘛，自己又不是没有呆过。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们一定会回来。”
“原来只是你的感觉！”叶辉又泄了气。
“即使回不来，又能怎样？”叶子军见叶辉这么不想下乡，心里便来了气，“毛岸英虽然死在了朝鲜，可是这不能否定主席教育子女的方法不对。教育子女和干革命工作一样，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叶子军这话背后隐藏的意思是：如果叶辉死在了乡下，他也不后悔。
做父亲的这样狠，叶辉还能说啥。他当下做了决定：不争了，下乡。“爸，我下乡。”叶辉说。
“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叶子军看叶辉。
“不后悔。”

问题解决了，父子之间也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凝固了下来，连空气也不流动了，一切静止得让人尴尬。从小到大，叶子军和叶辉这对父子的关系一直不错，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争论过。争论过后，父子俩觉得生疏了些。
“你不怪我让你下乡？”隔了好久，叶子军问。
“不怪。我想通了。”叶辉说。
这简单的两句对话并没有消除父子间的生疏。为了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叶子军就试着理解叶辉的困惑：“你是不一想到要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生活，就有些恍惚、不知所措？”
“嗯，是有这种感觉。”
“其实这也没什么，我当时去朝鲜，不要说不知道朝鲜是个怎样的地方了，就连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未知数，不还不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如果你有困惑了，就想想黄继光、董存瑞以及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想想他们扛着枪去朝鲜路上的情景……”叶子军想要拉近父子间的关系，反而说远了。
“我会这样想的。”叶辉说，“其实我也不是去打仗，根本不用这样想。我是怕，去了农村，做不出一点成绩，白白浪费时间。”懊恼过后，叶辉也在想着缓和父子之间的关系。
“你下乡只是为了锻炼自己，做出成绩那是以后的事情。”
“什么都做不好，怎么能把自己给锻炼出来。我是想着，下了乡后，我怎么做才能最好的锻炼自己？”

第三十五章 一路颠簸

怎么做才能把自己锻炼好？这是个比较宽泛的问题，不好回答。如果叶子军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老粗，就这个问题可能唠叨一大堆：什么好好劳动了，注意和领导搞好关系了……这些话有用吗？也许有点用，但是用处不大。
叶子军很欣慰的看了叶辉一眼，然后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给叶辉讲一个故事：“我党有一个高级将领，走过长征。建国后，他的子女问他是怎么走过的那两万五千里路。你知道那个高级将领是怎么回答的？”
“怎么回答的？”
“那个高级将领说：‘跟着走。’下乡虽然不是走两万五千里长征，但是有点像。你可以学习那位将领的做法，他跟着走，你呢？就应该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后来叶辉知道，他父亲说的那位高级将领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解决完自己的事情,叶辉这才想到了徐巧丽。他说：“那天我们出去还叫了班里的两个女生，其中一个女生没了父亲，母亲又有病，家里还有个年幼的弟弟……”
“自己做下的事自己承担！”身为一个大厂的厂长，叶子军经常听到这样的求情，说自己的家庭如何困难，希望厂长大人照顾照顾。叶子军哪里能顾得过来那么多人，所以很烦这一套。再一个，自己的儿子都没想着留下，怎么会出面帮外人？
叶辉没能使自己留下来，其他三人就更没办法了。
汪贵明心里上接受了这铁一般的事实，就找到了叶辉，自责说：“不就是下个乡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没什么了不起。”叶辉很高兴汪贵明能看得开。
“唉——可惜的是连累了两位女生，她们可要把我恨死了。”叶辉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就没回应。汪贵明继续沉痛自责：“这事说来全怪我，要不是我想出的制作横幅，警察来的时候，又坚持着不走，我们就不会下乡。下了乡以后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呢！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怎么会想到把你扯进来，把你扯进来就不说了，还把徐巧丽和……”
“这事我也有责任。”叶辉说。
“你能有什么责任？这事全怪我。”
“我参与了，就有责任！”
“唉，我们俩这是谁跟谁呀！”汪贵明很亲热地搂住叶辉的肩膀，“我有责任，就是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也就是我有责任。纠缠这些干啥？还是想个办法让两个女生谅解我们吧，我们还得一块下乡呢。”
“要不我们找她们道个歉？”叶辉问。
“就是，做个男同志，就得有担当。”

汪贵明领着叶辉去了徐巧丽家，在外面，汪贵明把徐巧丽喊了出来。没有几天时间，徐巧丽清瘦多了，眼睛里是如浓云般的忧郁，化不开。“你们俩怎么来了？”徐巧丽没想到叶辉会来。
“我……我们，”汪贵明开始支吾，“我当时真没想到，出去游行一次竟然会造成这种结果——让我们下乡。巧丽你不怪我们吧？”汪贵明推叶辉，让叶辉说话。
“我也没想到，害得你也要下乡。所以，我们来……是向你说声……”叶辉正要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徐巧丽打断了他：“没什么，不就是下乡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我们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只能走命运为你安排的那条路，和汪贵明、叶辉一样，徐巧丽也接受了这一事实。
“你……你不怪怨我们了？”汪贵明心头一喜，他以为获得徐巧丽的谅解很难，没想到这么容易。
“怪怨你们做啥？你们还不是一样要下乡。”
“你能离开吗？”叶辉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
“能。”徐巧丽停顿了好久后回答，“没什么困难。”
“阿姨能照顾得了自己？”汪贵明小心翼翼问，他深怕触到徐巧丽的痛处。
“你们放心吧！谢谢你们。”徐巧丽急着要回去，“到了下乡那天见吧！”
“那祁晓丽……”叶辉不知怎么说好。
“祁晓丽是我叫出去的，和你们没关系。”徐巧丽和两个男生挥了挥手，然后就回去了。
叶辉和汪贵明不知道，祁晓丽很是怪怨了徐巧丽几天。后来，当祁晓丽认识到自己是铁定要下乡的，这才不得不原谅了徐巧丽。要是不理徐巧丽，下乡后连个朋友都没有。
几年前，知青们下乡，因为有憧憬、有希望，下乡的那个场景热闹红火：红花、彩色横幅，敲锣打鼓，还有欢送的学生。叶辉他们下乡，别说憧憬、希望了，事实是，他们是因为犯了错误，而被政府惩罚送下乡的，和古时候官府发配犯人有点相似。所以，他们走时的那个送行场面，简单、冷清。
下乡那天的早上，没有红花，也没有彩色横幅，只有一辆破旧的军用卡车早早等在校门外。
父母们把儿女送到学校门口，放下行李卷，开始了对儿女新一轮的叮嘱。叮嘱在家里说了好几遍的老话。
这些没有新意的话又一次让做父母的流下了眼泪。首先哭出声音的是徐巧丽的母亲。“妈，您别哭了，别担心我，您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徐巧丽一个劲地安慰。
由徐巧丽母女开始，送行的和被送的又都哭成了一片。有希望、有憧憬、再长的离别，人们也能忍受；没了希望、没了憧憬，人就很容易崩溃。
叶子军没有来，叶星来了。叶星流着泪说：“哥，你要注意身体，去了就给家里写信。”
“知道了，哭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叶辉拍了拍下叶星的肩头，“爸不是不让我们哭得吗？你忘了？”这话很见效，叶星慢慢不哭了。
“照顾好爸，啊！”叶辉把行李放进了车厢，第一个爬上了卡车。“你回去吧！”叶辉喊叶星，“站久了小心被别人带哭了。”
“我不哭了。”叶辉的乐观感染了叶星。叶辉为何能怎样乐观？因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去面对下乡后的所有困难。
“汪贵明、贵明，先把行李放上来。”叶辉喊正和父母道别的汪贵明。
汪贵明安慰了父母几句，就把自己行李递给了叶辉，接着又把徐巧丽和祁晓丽的行李分别举到了车厢边，叶辉一一接过去，把几件行李并排放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