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容

项目进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开始做一些标书的前期准备了。

我手里拿了一些其他客户的标书作为参考，研究技术应答书变成我每日工作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技术应答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件，客户方面提出对设备的具体技术需求，一条条地列在那里，要求厂商回答。

厂商怎么回答呢，在没看到第一份应答书之前我的脑子里还真没组织出具体的词句。说“我能”？“我一定能”？好像不太专业。
看了示范性的标书之后知道，原来是要说“满足”或者“支持”，有的还说“理解并支持”，我觉得这个有点蛇足，既然支持，那么肯定理解；难道还有谁会说“不理解并支持”的吗？

可你还真别说，日后我看到过回答“理解并不支持”的厂商，具体名字我忘了。不知道他是粗心打错了字还是想诚心质疑客户提出的技术需求。

喜欢和文字较劲，是我的一个大毛病。

有天晚上我和海容加班，我应海容的要求把格式修改了几遍的标书再一次打印出来。

海容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文字好像还是不对。

我说，没什么问题啊。

他说，还是觉得不好，再改一下。

疲惫无比的我觉得他成功地触摸了我的底线：“我对我的这个标书负责。”我说。

之后我们争了起来，一度很僵。

办公室里只有那个质量不大好的日光灯镇流器在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兄弟，吃饭去。

在那个已近打烊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蟹先生饭店里，我们聊了很多，我记得好像还喝了两杯，就象两个尽释前嫌的老朋友。

小陈

之后，我和海容的合作变得渐渐顺滑起来。海容说过我们是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那么两只绑在一起的蚂蚱相互蹬来蹬去除了让大家一起难受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他开始跟我聊对于一些项目里关键人物的看法。我知道这对一个销售很重要，我也知道其实一个人在外单兵作战的销售也许有时需要一个旁观者的建议。

这个话题后来渐渐变成我们之间的主要谈话内容。经常是我们从客户那里口干舌燥地出来上了电梯以后，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会问一句，这个人怎么样？我会答一句我的看法。

但是关于项目操作具体的思路海容从来缄口不言，我也从来没问。只是看见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代理走马灯一般在我们的会议室轮转。我想，那是他的游戏，我还是继续我的“理解并支持”吧。

一次应海容的要求陪一个客户到上海，他叫小陈。我们在机场碰面，小陈长得挺魁梧。一开始话不太多，到飞机上以后我们俩就无话不谈了。

到上海已经是晚上，那时的虹桥机场对于出租车的管理还很混乱，尤其是到了夜晚。我们被管理员塞上了一辆标识暧昧的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女人，一听说去华亭宾馆，顿时如丧考妣般拉长了脸，同时嘴里的上海话开始不干不净。

坐在前座的我用洋泾浜回了一句，册那，侬子卜清爽点！

那厮继续咕哝，车出了收费站后她愈演愈烈，索性把车停下了，要赶我们下车。面对这个有点疯狂的女人，我正手足无措，才搞明白情况的小陈大吼一声，你给我开车，信不信我揍你的人。

车很安静地开到了华亭。

下车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咕咕哝哝地解释了几句。

之后我和小陈成了好朋友。有事没事我都去他那里坐坐，不聊生意也聊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情，有时也约着到对面的体育馆去打两杆斯诺克。

这是我的第一个客户朋友。

老范

忘了是思科的哪个老板有过一句名言，说每天工作再累、心情再委屈，只要回家打开电脑看看思科的股价，就什么都有了。

当时思科的股价还在上升期，每天创新高变成一件大家很习惯的事情。因此，那时满世界到处开会在思科也变得顺理成章。

那年冬天在海南三亚开全国工程师大会。

思科开内部会议的传统是普通员工两人共享一个标准间，老板可以单间。每到这种时候，选择和谁同居变成一件挺微妙的事情：第一，选择范围有限。一般共享房间的都是team里面的同事；第二，各自生活习惯未知。是否抽烟睡觉时是否打呼晚上是否磨牙等等平时彼此毫不相干的生活细节对于同居的那几个晚上却变得非常重要。

那次的会议我和老范同住，当时工程师team里也只有我们俩抽烟。

和老范在房间里边抽烟边聊天是我一直以来的美好回忆。记得那时聊些各自的工作感受，接触的有趣人物，以及team里面的人事琐事。老范谈事情一直很含蓄，但我问问题也很执着，结果到最后老范总能坏笑着默许我的推断。

我说，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人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老范沧桑地说，“自古有人处便有纠葛，没什么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还好，地处偏远，够不着。”

我说，两个人也有不少麻烦。

老范长叹一口气：“都差不多。咳，看在股票的份儿上吧。”

John Xu

亚龙湾的凯莱酒店有自己的专有沙滩。晚饭后我一个人到沙滩上走，海水一遍遍从脚上掠过，清凉而刺激。我到沙滩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椰青，躺到凉椅上用吸管慢慢地喝。

我给家人打了几个电话，海风渐渐地凉起来了。

回到房间，发现老范不在。周围几个房间的同事也都不见踪影，打手机也没人接。日间好像听他们说附近有一个叫做兴隆的小镇，那里到了晚间会有精彩的表演。

想起这个，我顿时心痒难耐，深悔刚才不该独自跑到海滩去。

坐卧不安了一晚，老范回来了。见我就问，刚才你跑哪里去了，打你电话也一直忙音。

我眼睛发绿地问他，你们去兴隆啦？

老范的矜持表情又来了，他笑着说，一般一般，没什么特别的。

又说，别急别急，还有第二场。

过了一会儿，房间电话响起来了，老范接起，连着说了五六个“嗯”。放下电话，老范简短地说：走！

第二场是John Xu带队，大家打车来到三亚市区吃宵夜。

凌晨2点的三亚大街上居然灯火通明，各色人等悠闲自在地晃来晃去。逡巡一番，我们找了一家店，各自挑选喜爱的食物，付费也是AA。我和John Xu率先结束，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在凌晨两点的灯火通明的三亚街头，我和他的谈话好像是在梦中。

三带一

临登机前，给三带一发了短信，叫他到机场接我。

自从那次深夜邂逅，三带一成了我的“熟的”，每次出差都约着他接送我去机场。他的出租车上贴着一张剪下来的报纸，刊登的是他拾金不昧将十万巨款还给失主的事情。

在从机场到家的将近一小时的路上，他在车上播放他钟爱的粗口碟，听到有趣处，我和他哈哈大笑。

这次他帮我刻了两张，我要给他钱，他坚决不要，说：“我还要谢你咧。”

“为什么？”

“我现在经常在你们那个酒店等客，又有了不少回头客。”

“哦，那不错，你本来就很会做生意嘛。”

“你是在一个叫‘死磕’的公司吧？”他问。

我笑了，问：“你怎么知道？”

“有一个你们的同事，住在酒店里面，有时候晚上无聊他跑下来跟我们一帮司机打‘斗地主’，诶，他蛮有意思的。”三带一由衷地感慨。

“他长什么样儿？”

“哦，白白胖胖的。他打起牌来理论很多，但老是输。”

我想我当时真的是由衷地欣赏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白白胖胖的家伙。

老李

后来有一段时间，开始天天在客户那边泡着，做交流，做演示，有时没事也在那儿呆着，聊聊天。

有一次正为一个小项目跟小俊他们做交流，由于现场没有投影仪，拿了块黑板在那里画着。正讲着，看见老李的小分头在大门的玻璃窗那里晃了一下。

当时的那个项目，老李他们公司和我们是竞争对手。由于原有设备是他们的，因此，含沙射影地攻击一下他们的弱点是我必须的工作之一。

思科一直告诫自己的销售人员不可以直接在客户面前指名道姓地攻击对手。因此，在最初的那几年里，出现在客户面前的思科员工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挺含蓄的风格，那意思是，我是专业选手，我不干那些下三滥的犯规事情。这种风格，有其正面作用。但是，在后来逐渐变得血雨腥风的残酷竞争中，这种风格渐渐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反而让客户觉得你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

当然，这是后话了。

交流会间歇，我和小俊他们在探讨一个细节。这时老李走了进来，开始和客户搭讪。看到我在黑板上画的图，他很郁闷，直接在上面比比划划地反驳。

我觉得挺好笑，和老李打了个招呼，说还没到你的时间哪，太着急了吧。

老李也笑着说，不许你对我们进行污蔑。

这天和老李是遭遇战，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大学里一起坐在课堂里的我们俩现在居然一起周吴郑王地站在客户面前唇枪舌剑，这恐怕是大学毕业涕泪交流地喝告别酒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估计那天他也是因为看到我在那里才这么做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公司出来进行交流的时候都是黑压压一片藏青西装和电脑包。

小俊他们挺高兴，象看表演一样看着站在他们面前的我和老李。

后来，老李他们赖以和我们竞争的产品线被思科收购了，大家体面地结束了竞争。

老王

酒吧里的灯光很暗。这一条街上的酒吧里面的灯光都被调节得如同鬼火，鬼火般的灯光下影影绰绰一堆堆人显得十分暧昧。

我和海容坐在一个靠窗的卡座里，海容无聊地玩弄他的手机和几块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备用电池，我在抽烟。

海容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突然说：不妙啊，兄弟。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最近我们经常被客户咨询一些问题，个个都是一针见血地奔着我们的弱点来的，这说明对手也开始行动了。

又过了一根烟的功夫，我们等的人来了。他很老练地坐下，叫了一杯冰水，跟我们互换名片，我看了一下，是一家代理，叫老王。以前没见过。

“现在的情况你们都感觉到了吧。”他掏出一根烟点上，“你们很危险。”

海容挺平静地看着他。

后来他们就项目里的人事情况聊了两句。谈话的时候，海容一直研究地看着老王的眼睛。老王很坦然，神色自若地边喝水边抽烟边回答海容的问题。我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一个很大的玉石戒指。

“这样，其他的话我也不多说，你们先把材料给我看一下，我们回头研究研究。”老王说。

我把一些事先准备好的产品的技术资料给他，他急匆匆地走了。

“这个人怎么样？”海容重新靠回卡座的靠背。

“应该不会全是假话吧。”我也有点没谱，尤其是在这种鬼火似的灯光下。

“以后多跟他们聊聊吧。”海容叹了一口气说，他重新靠到卡座的靠背上，眼望窗外，手里转动着手机，“对了，你什么时候去美国？”他又问。

“呃，应该是下下周。”

“咳，还是做工程师好啊。”海容说。

国燕

尽管自从进公司起就开始偷偷揣摩何时可以出差去美国，但当机会真的到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快得有些突然。

那是一个在美国总部举办的所谓工程师训练营，SE bootcamp。Kevin照顾我们这批新进来的工程师，给我们都报了名：有老范、国燕、我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工程师小吴。

申请签证的时候，老范被拒了。我们都觉得很意外，我尤其觉得失望。当时的签证办起来挺容易，不象911以后还要录指纹什么的。公司这边有专人把需要办理的护照交由美商会统一送进去，过几天就出来了。很方便。

第一次拿到签证的时候，我还敝帚自珍地摩挲了半天，觉得自己的签证照片不够帅。在一旁的国燕很有经验，又是上网查资料又是打电话地准备起来。其实需要准备的事儿还真不少，要确认机票、订酒店，还要预订训练营的座位。我索性委托他帮我一起办了。

这天Yong也在办公室，看到我们几个摩拳擦掌地做憧憬状，又宽容地笑了。他提醒我们，转机经过日本成田的时候一定要吃碗地道的乌东面，这样才能抵销一路上美联航的恶劣伙食带来的影响。

老范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到了那边一定要代我把该干的事儿都干了。”然后冲我和国燕眨眼睛。

Jessie

我们预定的是美联航的经东京飞旧金山的航班，从上海出发。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照例到Jessie家里和他们共进晚餐。

Vincent下厨做了几个小菜。这厮的本帮菜做得不错，而且最厉害的是做完了每次都能自己检讨一番：哪个菜成功在哪里，哪个菜哪个步骤还差点火候，弄得像专业的电视烹饪节目。Jessie和我只管吃。不同的是，Jessie是个挑剔的食客，菜里面的任何瑕疵均无法骗过其卓越的味觉系统。发现了之后还要点评，点评了以后接着吃。她的点评和Vincent的自我检讨在饭桌上相映成趣，给饭菜增色不少。

对于这一点，我自叹弗如。我是个饕餮食客，吃得很多很快，吃完全无心得。看着他们俩过招只能抹着油嘴傻乐。

饭后大家喝茶聊天。说到次日的美国之行，已经有过赴美经验的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他们对那里印象不错。后来又说到旅行这个话题，Jessie突然起身说：“你还有一本东西在我这里，记得吧？”

说完起身跑到里面翻箱倒柜一番，拿了一个文件夹出来给我看。

原来是我95年去新疆出差的时候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自己胡乱写的文字，是我送给Jessie的礼物。她用文件夹里的薄膜一张一张保存得很好。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挺感动。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那时的自己已经很遥远了？”Jessie说。

“是啊，惭愧。”我真心地说，“好久没再弄这样的东西啦。”

“要不现在把这个东西移交给新的女主人吧？”Jessie笑着问。

“不。”我笑了，“这是给你的。”

Jessie没再说什么，从她的嘴角我知道她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国燕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提前了整整三个小时到达虹桥机场国际出口。结果没想到出关手续办得异乎寻常地顺利，所有事情办完跑到里面坐下的时候距离起飞还有两个小时。

国燕他们也到得挺早，大家坐在阳光照射的大玻璃窗前无所事事。
“你有驾照吗？”国燕问我。我说没有，他又问了其他几个人，结果没一个人会开车。

“惨了，”国燕说，“那边没车很惨的。”

接着，他又给几个去过美国的同事打电话，确认在机场如何叫出租车之类的事情。

出远门，有个这样的同伴真好。

美联航的飞机统一漆成深灰和蓝色，我挺喜欢，独自站在玻璃窗前端详了很久。今天天气很好，空气难得地清澈纯净。硕大的747飞机背上隆起一块，带着低低的轰鸣声趴在阳光下。

我的毛病又犯了，我用力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第一次飞出这个国家。

hshen2007

从上海飞东京成田机场挺快，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此时距离下一个联程航班起飞还有大约七个小时，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准备在机场办临时签证到成田镇去晃晃。

手续办得挺顺利，日本工作人员的英语说得让人不敢恭维，我们的同样不敢恭维，好在大家最终都能弄懂彼此的意思，最后拿到一个为期三天的短签。有几个同事不愿意折腾，留在机场逛免税店去了。我和国燕还有小吴轻装下到机场地下，坐地铁前往成田。

地铁挺干净，人很少。四壁贴满了各种广告，但还不显得杂乱。也有液晶屏幕播放滚动的电视广告和到站通知。我对国燕说，你说咱们几个这么坐着不说话，不也跟本地人差不多嘛。

遂讲起了国语，国燕甚至“册那，册那”不绝地说起了上海话。

中间到站停车，上来几个日本女中学生，穿着海军领制服，及膝的裙子，脚踝上方堆着罗里罗嗦的长毛线袜。

突然见到了制服少女的真人版，我们几个的中文谈话都不留神停止了。

成田是个挺干净的小镇，街道狭窄而且曲里拐弯。我们三人漫无目的地信步徜徉，顺着一条小街一直走下去。我注意到这里街边的排水道都盖着一种很精致的不锈钢盖板，上面有狭长的镂空孔洞，是个挺不错的设计。

每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晕眩感觉，不知为何。正在晕着，国燕突然拉了我一下，说：诶，红灯区红灯区。我顺着看过去，果然有些很醒目的广告贴在一个灯箱里，大体是一些女孩子的介绍和联络方式。我们仔细端详了许久。

由于时间并不是很充裕，我们在所谓红灯区没有逗留太久，找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饭馆就钻进去了。

里面传来一声苍老的问候，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婆婆。她掀起半截的门帘从里面出来，唯唯诺诺地请我们坐到榻上，然后拿过菜单。一看，只有日文。

“册那。”国燕说。

老婆婆还是笑着看着我们。

依照脑袋里残留的一点点日语经验，我找到有“定食”字眼的部分，瞎点了一个“うなぎ定食”，他们俩也只能跟从。老婆婆退下去之后，我暗自祈祷，希望这个“うなぎ”别是个太难吃的东西。

结果，端上来的是鳗鱼饭套餐。我长出了一口气。

在我当天的日记里，公元1999年3月21日的这顿鳗鱼饭花了我们每人1800日元。

Elaine

我给Elaine打了个电话，她说一会儿过来接我。

酒店在San Jose的Milpitas，当时还叫Holiday Inn。房间挺旧，墙角放着老式的轰隆作响的空调，茶几上摆着全套的咖啡具。我用咖啡机泡了一杯自己带来的茉莉花茶，拉开厚厚的窗帘打开玻璃窗，外面是刺眼的阳光。不远处双向八车道的101高速公路上满是大大小小的汽车在高速行驶，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清新味道，这让我觉得国内带来的烟抽起来都变了味。由于时差，我觉得身体轻飘飘地站不住。

不一会儿，Elaine和她老公到了。十几年不见，Elaine已经是成熟的少妇。看着她，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前的形象和十几年跟着父母一起远赴重洋的那个小表妹联系在一起。她的老公是印尼华人，名字是Fred，姓是一大串英文字母，到现在我也没记住。他长着一张娃娃脸，看着很可爱。

一起到他们家晚饭。我的主要谈话对象是Elaine，用中文。Fred只能听懂极少的中文，说就更勉强了。我硬着头皮跟他进行了一番英语交流，后发现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要演变成《英语九百句》里面的情景对话，遂讪讪作罢，他也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也很宁静。这让从喧嚣的国内来的我很惊讶，一对二十出头的年轻夫妇怎么每天晚上的活动就是晚餐之后电视再之后就是洗了睡，而且还觉得挺自得其乐，当时的我觉得挺不理解。

抽烟的时候，我自觉地跑到室外，顺着空无一人的小区便道走了一会儿。这里很安静，家家户户的窗口都泛出温暖的黄色灯光，可是都没什么声音传出来，偶尔一辆车从身边滑过，或者一架闪着灯的飞机从夜空传来微弱的引擎声。

Poynting:

有道理。

考克斯

训练课挺乏味，尤其是还没倒好时差的我们面对一堆鬼佬用英文授课。

学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刚开始的几天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时差。对于我们几个从中国来的学员，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是最难熬的时候，那时正是国内的凌晨。眼前的景象渐渐变得迷糊，老外的英语宣讲不仅无法进入脑袋里的翻译缓冲区，反而成了不错的催眠曲，我坐在那里就渐渐进入了睡眠。

之后头猛地向下一冲之后醒来，还好没有磕在桌子上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四处看了一下，坐在我旁边的国燕双手抱在胸前，头低着好像在看眼前的资料，后才发现他已入梦乡多时，呼吸均匀而节奏缓慢，已经进入深睡阶段了。另有几个学员正在苦苦地和睡意挣扎，身体前后左右地晃动，目光呆滞而神情木然。当然也有索性就趴在桌子上睡觉的，讲师也不以为意。

我学着国燕的姿势睡了一会儿，无奈头太重还是保持不了平衡，无奈只能像一些勤奋的学员那样干脆站到最后面去听课了。

这次训练营的主要内容还是以新员工定位为主，也有一些技术的内容。记得有一节内容是讲当时还是新概念的第三层交换，讲师是一个叫考克斯的家伙。开始时间过了很久他才匆匆赶来，啪地一下把一个摩托车头盔放在讲台上，然后回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题目，让我们上机操作。之后便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把脚翘在桌子上看书去了。

旁边有几个印度学员很崇敬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厮是即将推出的新型交换机的研发领袖。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考克斯也偶尔下来看看。我才注意到他的穿着很另类，有点现在所谓hip-hop的风格：一件宽大的牛仔衬衫，一条破破烂烂的渔夫裤子，一双饱经风霜的大头皮鞋，满头金色的乱发。当时我颇不以为然：高手就一定得这么颓废和另类么？

考克斯

做完了作业，考克斯开始讲解，他也不是美国土著，而是来自东欧的一个小国。他的讲话短句很多，我还听得比较明白。很多东西他讲到一半便不再往下继续，那意思是接下来的东西你要是还不会就别在这里呆着了。

简短的讲解之后，接着做题。这时大约他已经过了午后的困倦期，话开始多了起来，和几个坐在前面的学员聊天。白人的思维确实和东方人不太一样，他们从不像中国人那样含蓄隐忍地表达大侠风范，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们他很厌倦这种讲课，一点意思也没有，这课程里面的内容毫无意义。

我们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的直率，只能埋头做勤奋状。

后来有个学员指出一个题目里面的问题，他这才兴奋起来，大步跑到那个家伙旁边和他一起啪啪啪地敲了半天键盘，之后志得意满地起身，证明他的题目没有问题。

从他的嘴里，我隐约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托尼。这个我从安迪嘴里便听到过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显得更加立体：托尼这小子是思科路由器体系架构的主要设计者，大名鼎鼎的CEF快速转发架构就是他的手笔，后因与老板不合，用一堆木板将老板的办公室门钉死后附上一纸留言扬长而去，后与人创立Juniper。

课间到办公楼外面的吸烟区抽烟。思科在San Jose的园区占地巨大而分布稀散，每个办公楼周围都有几倍于办公楼面积的停车场。停车场里好车云集，一些鼎鼎大名的跑车在这里随处可见，敞篷车就敞着篷裸停在那里，任凭风吹日晒。

门口附近，在一堆光可鉴人的轿车中间，卓然停着一辆肮脏的摩托，前挡泥板高高扬起，巨大的水冷发动机暴露在外面，后面四个粗大的排气管末端满是油污。

他们说这就是考克斯的心爱座驾。

Hshen2007

失眠。

由于时差造成的失眠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彻底的失眠。一开始睡着了，到凌晨一两点钟就醒来，自己觉得好像睡了很久以为离天亮不远了，于是起床漱口洗脸之后拉开窗帘，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再一看钟，不禁颓然。

然后重新关灯上床，这时的大脑如清晨躁动的公鸡一般精神抖擞，变换了无数个睡姿也无济于事，床上的被子被自己卷得乱七八糟，心情也开始恶劣起来。想到失眠的后果是明天上课时更凶猛的瞌睡，于是还添上了着急。

可还是睡不着。

考克斯的摩托车；满是油污的排气管儿；思科办公室外明媚的阳光；Milpitas唐人街的越南粉店里面撒上了花生仁和薄荷叶的好吃的米粉；Elaine家的后院儿；小时候我带她从淮海路上走过，和她妈妈一起在老字号的“春江”吃生煎馒头；她妈妈对她很严厉；和Jessie一起到淮海路的三联买书；和朱总在元旦跑到衡山之巅；海容的用橡皮筋缠着的手机备用电池；老王的玉石戒指；安迪的不穿袜的脚；亚龙湾的海边。。。。。。

我的脑袋像一台失去控制的发动机，无法停歇，而我在一旁束手无策。

我打开灯，靠在床头，绝望地打开电视。里面有过时的新闻，有四五十年代的黑白电影，有滚动播放的直销广告，还有一个专栏节目的重播：主持人把宿有积怨的两个人请上直播室，让他们当众吵架，互相揭短，同时还有旁观者的评论。吵到一定程度，两个人控制不住准备动手，这时直播间里冲出几个工作人员把他们隔开，架到各自的椅子上，继续吵。

我看了一下表，已是凌晨4点多钟，这个时候我国内的朋友们在做什么呢？朱总正在和家人吃饭？Jessie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海容又在办公室的椅子里手按着太阳穴发呆？老范还在办公室准备下一场seminar？阿杰在讲电话？马克在打牌？

没拉窗帘的窗户渐渐泛白，而我的睡意也渐渐来了。

出租车司机

有人说，可以从纵贯加州的101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来判别网络经济的兴衰。这话有一定道理。1999年的101公路，经常是挤满了网络新贵的座驾。高峰时期自不必谈，就是平时也经常会一堵车就是几英里的长龙。顺着这条高速公路从旧金山开到San Jose，你会看到所有当时叱咤风云的网络公司的崭新的办公楼：Lucent，Nortel，3Com，Bay Networks，SUN。。。。。。看到这些，对于一个在这一行里扑腾不久的新人来说，就像是穆斯林来到了麦加。

当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在101上疾驰的时候，我和国燕没有心情瞻仰麦加，我们在盯着计价器里不断跳动的数字。

国燕打听到附近有一个叫Fry’s的电子产品市场，我们几个便一起叫了辆出租车前往。San Jose地广人稀，也没有在街上晃悠的出租车，需要打电话叫车。麻烦酒店的前台服务生帮我们叫了一辆，等了20分钟，车来了。一开车门，一股浓重的咖喱味扑面而来。包着头巾的印度司机挺友善，主动操着卷舌头的印度英语跟我们聊天。一开始，我们还挺高兴，可是随着车左转右转最终转上了101，我们觉得有点不对了。

不是说很近吗。

国燕打了个电话给这里的朋友，得知我们被当冤大头了。当时跟他投诉，印度司机笑容满面地咕哝了一大通，听不懂，几句对话之后大家进入死循环，只得结帐。这里的出租车结帐也是可以用信用卡的，不过那时不是POS，而是那种人工的拉卡机，来回“喀嚓”一下就得 。国燕气急败坏地在单据上签字后跟我说，一定要跟他们公司投诉。临走，这个司机还留给我们一张名片，说以后可以直接叫他的车，不用经过公司了。

我心里一动，跟国燕说算了算了别投诉了。

过了几天，我们结束课程回国。我打了这个司机的电话，约他到时送我们去机场，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司机很高兴。

这次他没绕路，车到机场的时候计价器里是100多块，我来付账。我递给这个司机一张国内工商银行的Moneylink储蓄卡，他拿去又是“喀嚓”一下，我画押走人。

在候机厅里跟国燕他们说起这件事，大家都很高兴。国燕说，这应该是我国自中印边界冲突以来为数不多的外交胜利之一。

小毛

出国一周，疲惫不已。去的时候偷到的一天，回国的时候又还了回去。这一去一来让人有一种脱离了原有时空规则的感觉，觉得好像很漫长。飞机上无聊的时候我还和国燕探讨过这样一个物理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脆就坐飞机原地升空，等地球转到了美国上方再落下来呢，也省得跟地球的自转较劲。

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居然还辩论了很久，想想自己的物理学得真是不怎么样。

一周时间，所有事情都没有什么变化：思科的办公室还在协泰；虹桥的出租车还是一片混乱；延安路高架还是经常堵车；电视里还在热播《还珠格格》；Kevin还在焦头烂额地调配各个区域的人手；老范还在没完没了地写方案；海容还在出差；

可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有了改变，具体是什么，也说不清楚。

Team里新来了一个工程师，叫小毛。

小毛长得瘦弱单薄，和他的雄厚履历不成正比。他面孔白皙，浑身上下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人的眼神也总是清澈见底，让人不禁涌起一种对于女孩子或者小孩子才会有的怜惜。

小毛很爱看书。我这里指的书，是那些满是英文和指令的技术书。他是真爱看，不象我们大多数人是为了谋生而痛苦地看。他看得很投入，很享受，很幸福。后来有一次team里面一起到外地开会，小毛托运了大箱子，手里拿着本打印出来的思科技术资料上了飞机。当时我心理阴暗地对他说，喂，不至于吧？

小毛很无辜地看着我说，我喜欢看。

说完开始给我讲解这本资料里面的细节。

Kevin

周一正好在总部参加例会。

会上Kevin和大家讨论一个最近普遍存在于销售和工程师之间的矛盾，那就是究竟向客户推荐什么样的产品。在这一点上，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思路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工程师看重自己的专业形象，希望推荐给客户使用的产品对得起自己之前天花乱坠的介绍，希望它成熟稳定以免日后给自己增加售后的麻烦；销售人员的考虑就复杂得多，需要完成的销售指标、公司希望主推的技术方向、还有一些具体商务细节上的考虑，都会使得销售们努力的方向和工程师发生一些分歧。

“尽量满足销售的要求，”Kevin说，“但是我们要把关，不要发生原则上的技术错误。”

日后，我见过太多挺好的工程师数年营造起来的光辉形象被一个不成熟的产品毁于一旦，也见过太多工程师不得不尴尬无比地推翻自己前不久在客户面前的说法，其目的只是为了推销一种更新的产品。

海容对此有一句精辟的总结：兄弟啊，我们都是出来“卖”的。

我想他说的没错。如果把思科这种一对一的销售和工程师的搭档比喻成一个夜市里的餐饮小地摊，那么销售就是那个数钱拉客的店主；工程师呢，只能是那个负责擦桌子，上菜单，报菜名，记点菜，然后端着菜跑上来嘴里还吆喝一声“来----啦----”的那个伙计了。

看着围坐在会议桌边的这一堆伙计，我有点悲从中来。

其实我们不是什么去登顶华山的剑客，我们只是在去华山的路上尽力亮出漂亮的招式以便卖出身后那一堆剑的把式而已。

阿军

我说过，一旦你认清楚你是谁，接下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啦。经过这次出国和回国的一次会议，我想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这里的角色：让安迪、托尼和考克斯们登顶比剑去吧，那已经不是属于我的世界，无论从背景从环境还是从时间上来说。

我只专心地在山脚下使出我的招式，和身后的小老板海容一起吆喝、卖剑。

艰难地解决了自己心里如何面对“卖”这个字的问题，接下来的便是如何称职地漂亮地专业地去“卖”了。

回家以后到办公室，见到一张陌生面孔，此人留着一个短短的奇怪发型，行走时一路小碎步，但步态极其执着。看着他我想起了一个人，那是系列电影《神探波罗》里面的那个波罗。

打了招呼，知道他是过来协助马克的，我问原来的李丁干嘛去了，此人声音很低沉地嘻笑了一句：到更需要他的地方去了吧，呵呵。

他叫阿军。

在办公室听过他打电话，很有意思，经常会听到他很诚恳地告诉客户某个产品的缺陷。他会声音低沉并几乎保持一个音调地说：这个东东不好的，包转发不是线速的，不好用的。

是那种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这对当时见了客户就只会唾沫横飞地玩儿命说啥都好的我来说震撼不小，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崇拜地向他请教。

他说：“这是招数啊，呵呵，不可以外传的。呵呵，你先跟他说这个产品不好，他就信任你了，接下来你推荐的东西他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呵呵。。。。”

这是个高明的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