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省人的帝都闯荡史
但说实话，除了敬重以外，我对他也是有些埋怨情绪的：调到本处后，他硬是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内不给我分配专管业务。他最初给出的理由是，我的文字功夫不错，不宜陷入具体事务，主要参与一些机动工作更有意义。领导的抬举肯定很容易让人陶醉，也很容易让人迷失理性、催眠判断力，最初一个时期我真的以为他对我另眼相看，并且很为这样的安排沾沾自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产生了疑惑，甚至隐隐约约有了些被愚弄的感觉。所谓“机动工作”，说白了就是处里同事都不愿干的工作，就是几大板块业务边界线上的工作，也就是“三不管地带”的工作，名为“机动”，实为“打杂”。这样的安排，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
一是严重影响了我的威信。由于这样的分工以及个别人对这种分工的有意屈解渲染，不少局外人都认为我业务素质不行，做不了主业、当不了主力，领导不敢放手至少是不敢倚重。
二是严重影响了我的利益。既然我没有专管业务，在审批程序链的任何一个节点上都找不到我的位置，对任何人都没有制约，所以就成了一个谁都可以不理睬的人。一些到办公室“公关”的人，对别的同事笑容可掬、毕恭毕敬，对我只是敷衍一下，个别人甚至无视我的存在。
二是严重影响了我的利益。既然我没有专管业务，在审批程序链的任何一个节点上都找不到我的位置，对任何人都没有制约，所以就成了一个谁都可以不理睬的人。一些到办公室“公关”的人，对别的同事笑容可掬、毕恭毕敬，对我只是敷衍一下，个别人甚至无视我的存在。
明白自己在处里的这种微妙形势后，我不再沾沾自喜了，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的边缘性安排是领导对我的“重用”了。这个发现倒是没有影响到工作状态，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渐渐有了些怨愤情绪。我内心深处不时冲动一番，想诉苦、想抗议、想骂人、想怠工，但最终只是想想而已。与焦处长在一起改稿的时候，她曾问过我的工作情况，我当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个机会，含蓄地表达了对工作分工的一点意见，但仅仅是点到为止。她是大户人家出身，在蝇头小利之类的事情上天生就不敏感，对我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竟然一点感觉没有，气得我够呛。但我无法透彻地向她辨析此事，一方面是怕被她看轻，同时也担心被刘处误解。一声叹息后只好说服自己，接受这一暗亏。
这种局面并不是领导有意造成的。焦处对我的正面评价就不必说了，即便刘处也没有轻视我的意图，私人感情也是相当不错的。基于这种情况，权衡再三之后，最后我还是忍了。个人利益固然重要，但维护在焦处面前的男子汉形象更重要，维持与刘处的良好私交更重要，处好与同事的关系更重要。为了这一大局，我就吃点亏吧！何况这亏也无足轻重。我已经从边远省城调到了首都北京，从一所不入流的院校调到了副部级机关，这个身份转换给我本人和家人带来的直接间接、当下长远的种种好处，是非常实在也是非常巨大的。相对于这样的好处，分工不公给我带来的损伤，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何况，我的牺牲、我的隐忍，大家包括领导都看在眼里，这种隐忍终究也会成为塑造我个人正面形象的重要因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样的心态和价值观，支持我度过了刘副处长直接领导下的最初的几年。
这样的心态和价值观，支持我度过了刘副处长直接领导下的最初的几年。
刘处不让我分管具体业务的真正原因，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调入综合处的时候，处里的人员编制基本已经配齐，“势力范围”已经瓜分完毕，这种分工格局是处领导考虑各种关系、权衡各种因素之后，不动声色地促成的。但我的调入为这种业已形成的格局增添了变数。假如给我明确一个分管领域，就得调整原先的分工体系，我分管什么，别人就必须出让什么，但作为一个管控若干审批项目的小有实权的部门，出让分管业务就等于出让自己的利益，没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个别的甚至会以各种方式消极抗拒。工作安排上的平衡、失衡再到新的平衡，这种波动状态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在这种动态调整中，才能更好地实现领导意图、保持团队活力。但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刘副处长来讲，却成了难题。他资历尚浅，个性也偏软，驾驭不了这种局面。
据说刘处开始想从副调研员老张那儿划出一块儿业务给我。老张负责的业务范围跨度很大，当初切块儿分工时，就说好其中的一块儿是由他暂时代管，但他从代管中尝到了甜头，宁可自己频繁出差，宁可经常加班，再也不想轻易放手了。每当刘副处长试图请他让出代管的那一块儿业务以后，他总能找出种种借口拖着不办。今天从思想境界上找理由表白：身为老同志应该多为领导分担责任，多做点工作是应该的，苦点累点没关系；明天又从工作流程上找借口：某某项目正处于可行性论证的关键时期，主管人员临时调整，怕衔接不好影响质量。在利益面前，老张不仅即刻让自己的脸面增厚半米，还用豪言壮语为它涂上了一层美丽的色彩。面对他的严防死守，刘处也无可奈何，最终是和稀泥了事。
虽然刘副处长并不想在工作分工上亏待我，但他面对的两个人——我和老张——分量和实力相差悬殊。老张不仅级别与他相当，都是副处级干部，而且比他年纪大、资历深，又是法规司初创时期同时调到我们处的元老级人物。凭借这份资本，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与刘处抗衡一下，完全可以给刘制造一些障碍至少是增加一些不快。而我则是从外省调来不久的新手，还是一个可以随便揉捏的软柿子，一时半会儿还没有资格与领导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度上牺牲我而迁就老张，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他知道我不会因此怠工，即使有点小情绪、发点小牢骚，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至少无法构成他的心理负担，所以就让我坐了几年冷板凳。
我们处大致有三个板块业务，各有一个副处长分管。处长的个人风格比较超脱大气，她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文章，只要个人利益和发展前景不受影响，本处内部的权力格局如何调整、业务资源如何分配，她其实并不在意，一般情况下也不干预。所以三个副处长的自主权都比较大，各个板块儿人员的工作安排，基本上都是分管副处长们说了算。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关干部的流动性比较大，坐上几年“冷板凳”，境遇应该会逐步改观的，我这样安慰自己。完全没有料到，坐完“冷板凳”之后，等着我去体验的是寒彻渗骨的“冰板凳”。那一年，上面对我们处的领导班子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焦处长任职四年后修成正果，提升到京外某地级市任副市长，计划调配司的周副处长填补空缺升任我处处长，刘副处长同步升任办公厅信息处处长，副处调老张接替刘副处长当了实职副处长。通过这次调整，他们几个人各得其所，要么提升，要么重用，我却因为这次调整陷入了新的困境。
老张是恢复高考后河北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分到了这个单位，从科员起步，用了近二十年时间熬到了副处调研员，成了局里的元老级人物。他做人一向谦卑，工作能力也还可以，虽然对鸡零狗碎的小便宜看得比较重，但这点毛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构成高层机关主体的其实也是小人物，小人物一般都喜欢小便宜，一点不稀奇。他的主要缺点是作为自控专业的毕业生，文字素养缺乏基础性训练，写材料的功力比较差，这在机关倒是件挺要命的事。
总结、讲话、报告之类的机关公文，往往是空话多实话少、套话多真话少，大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没几个人会认真看待。但从起草材料的技术层面看，如何谋篇布局、遣词用句，如何拿捏分寸、把握节奏，还是有许多说道的，写好一篇没人看的材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机关工作的运行基本上是靠各种公文材料推动的，所以，无论谁当领导，对材料这一块都很重视。老张既然文字方面欠缺比较大，按照机关的价值观，他在领导的心目中的分量就轻了许多。加上出身于平民家庭，本人又缺乏作为一个男子汉应有的开阔大气，所以进步就比较慢。我们司长对他一直有点轻视而且无意掩饰这一轻视，有时甚至在会上点名批评。要命的是有几次在贬损他的时候，还在同一件事上浓墨重彩地表扬了我。当时我还暗自有点儿得意，怎能料到自己长达几年的恶运就在这一褒一贬间悄然铸就了。
作为机关干部，受表扬或者受批评，都是家常便饭，不必在意，老张和我都具备承受批评或者表扬的心理素质。但是司长每每在同一件事上既表扬我、又批评他，相互陪衬、相互参照，焦处长偶尔也推波助澜，含蓄地要求老张在文字上多下功夫。他虽然基本素质一般，却自视甚高且志向远大，又是长我十来岁的的“老机关”，这份沉甸甸的资历不仅没有使他成为我的师傅和榜样，偶尔反倒成了我的陪衬，这种格局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奇怪的是他并不计较伤害他的人，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对司长处长都没有成见，却将全部的恨意聚拢起来，紧紧把我锁定，怎么如何努力都甩不掉。
其实我对司长的这种做事风格也是不大认同的。你表扬我我自然高兴，你批评他我也没意见，但你不应该将对我的表扬与对老张的批评捆绑在同一件事上。机关的公务员们整天小心翼翼地做事，处心积虑地谋划着自己的前程，心胸大都不够开阔，以这样的方式点评工作、褒贬是非，无异于制造矛盾、播种仇恨。所以，每当在同一件事上我受到表扬而他受到批评的时候，我固然不乏自得之意，更多的则是忐忑不安。
但我不能对领导的表扬提出质疑，我不能说你们表扬我的方式有欠考虑、不够周全，我只能私下里诚惶诚恐地向老张表示歉意，但我所有的努力几乎都没有效果，对于一个坚硬如铁的冰块而言，一点微弱的热量是远远不够的。面对我的歉意，他总是面无表情、神色冷峻，顶多寡淡无味地说几句“没关系没关系”。老张对领导的服从意识是非常牢固的，他从来不认为领导有什么不妥，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欠缺，而是将仇恨的怒火单方面地指向了我。一旦当上了副处长，一旦我成为他的直接部属，已隐忍几年的嫉妒和仇恨的火苗迅速升腾为熊熊大火，开始向我喷发了。
老张如今已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即赴美国常住，帮儿子媳妇照看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去年春节期间，我意外收到了他的越洋贺卡，素雅的卡片内芯正中，是一笔一划的几个正楷大字“老朋友春节快乐”，向我传递了和解的信息！今年夏季他回国期间，我们又在一个饭局上邂逅。
看得出，他当时有些尴尬，我呢也有点儿不自在。我必须得承认，我也有点记仇，当时的表现不够绅士。我冷而有礼地回应了一下他的寒暄，就开始回避他了，不论他讲的段子有多好笑、他带来的异国见闻有多奇妙，我都充耳不闻，或者一门心思地浏览手机短信，或者与邻座窃窃私语，或者干脆端着茶杯出神。作为一个老同志，我如此刻意和做作的表现的确让人大跌眼镜！但是，假如你了解张处当年对我的精神虐待有多冷酷，假如你了解我当年的处境是何等凄惨，你肯定会理解我进而原谅我的。等酒席进行到高潮、大家都有三五分醉意的时候，他过来给我敬酒了：
“兄弟，老哥敬你一杯酒！我干了，你随意！”
说完就一饮而尽。他曾经是我的兄长辈领导，又主动过来给我敬酒，我怎么可以随意？规矩还是得讲的。尽管我一向不胜酒力，但还是干了一满杯酒，并在喝干后将酒杯倒举起来请他验证。他对我的态度表示满意：
“老哥知道你不怎么喝酒，今天为难你了！”
“兄弟，老哥敬你一杯酒！我干了，你随意！”
说完就一饮而尽。他曾经是我的兄长辈领导，又主动过来给我敬酒，我怎么可以随意？规矩还是得讲的。尽管我一向不胜酒力，但还是干了一满杯酒，并在喝干后将酒杯倒举起来请他验证。他对我的态度表示满意：
“老哥知道你不怎么喝酒，今天为难你了！”
两人本来是没什么话的，但没话找话聊了那么一会儿，竟然聊出了一点兴致，彼此都有些感慨。他诚恳地表示：“咱们共事那些年，你对我是很诚恳很支持的。要是我们今后还有共事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得更好，彼此的感情会更融洽！”他以这样的方式含蓄地向我表达了歉意！既然他认错了，既然他回归正常的人情人性了，那就原谅他算了！于是，我又回敬了他一杯。一来二去三杯两盏，两人很快就醉意迷离、勾肩搭背、眼泪汪汪了。从那场大酒开始，与他当年的恩怨往事就演变成了纯粹的记忆，已不再有恨意。
那天下午，我一个朋友将我招呼到他的办公室，满脸不屑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向我求证：“听说你主动要求去培训中心？就为了当个副处级的副主任？你是脑子进了水、精神有了毛病，还是想搞一次政治投机？”我一下愣住了，赶紧追问是怎么回事。他看我满脸错愕的样子，感觉情况有点儿蹊跷，就原原本本地向我描述了一番传闻，并说马上就要开局党组会敲定此事了。
我一听登时急出一头汗水，想都没来得及细想，就跑到主持工作的宁副司长办公室，向他确认此事。宁司长吃惊地问：“不是你主动要求去的吗？不是你让张路帮你运作这件事的吗？”宁司长说的张路就是我们张副处长。我非常气愤，呼哧呼哧直喘，说话也是张口结舌、语无伦次，但我还是结结巴巴地否认了此事。我说我根本就不想去什么培训中心，从来就没讲过诸如此类的话，我没有也不可能请张路帮我办什么事！张路才他妈爱看书呢，他才喜欢自然呢，让他去享受清静好了！情急之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直接把宁呛了几句，说他的官僚气大了点儿，这么大的事竟然不能屈尊直接跟我聊聊、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简直是草菅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