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省人的帝都闯荡史
尽管我的指责很尖锐，但他或许因为理亏，所以当时也没计较，当着我的面给周处长、张副处长各打了一个电话核对此事、表达了不满，然后向我略示歉意，说如果我不愿意，那就算了，他马上去人事司说明情况、撤下这个议题。他又解释说，培训中心虽然离市里比较远、生活环境不太好，但当上副主任大小也算个领导了，关键是可以提前解决个副处；而且即便去那儿任职，行政关系也不动，还算局里的干部，按照惯例呆个三两年就会轮换回来，换个角度想，没准儿真是个好事。
在派赴培训中心人选一事上，领导向来是按照自愿原则安排的，毕竟当时那还是个不入流的边缘性单位，而且地处偏远。所以，看我反应强烈、坚决不去，领导也就作罢了。我在职场上一般而言也是个忍气吞声的角色，如此激烈地表达态度，对我来说也是很少见的。
我后来从朋友处得知，张副处长得知人事部门正为培训中心物色一个副主任，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将我礼送出境，于是自动当起了我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向上面“推荐”我。他跟周处长说，我很看重这个机会，既能提前半年解决副处，又可以安心读书研究问题，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但我自己不好意思找领导，就请求他帮忙协调。周处长是个甩手掌柜，谁走谁留他都不在乎，所以没有对此事表示异议，让他直接向司领导汇报。
我后来从朋友处得知，张副处长得知人事部门正为培训中心物色一个副主任，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将我礼送出境，于是自动当起了我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向上面“推荐”我。他跟周处长说，我很看重这个机会，既能提前半年解决副处，又可以安心读书研究问题，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但我自己不好意思找领导，就请求他帮忙协调。周处长是个甩手掌柜，谁走谁留他都不在乎，所以没有对此事表示异议，让他直接向司领导汇报。
我的去留问题对宁司长更不算个事儿，所以，在没有直接找我谈话确认的情况下，就将我报到人事司了，如此轻率随意，就像是给我报个出差的假单似的，这也是不合常规的。人事司正在进行相关的考核工作，几个列入权衡考察范围的人都不够理想，想去的不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又不愿意去，人选迟迟定不下来。在这节骨眼上，突然有人主动申请赴任，人选不仅符合正科满两年半、年龄不超过35岁这些硬杠杠，而且来自法规司这样的主要业务部门，于是很快就把我锁定，并给主管局领导做了汇报，本来就要安排上最近一次的党组会走个程序。在此紧要关头，朋友给我通了个气，我才有机会挽回局面，真够悬的！
咱们国家体制内办事的特点是程序繁复，大事小事都要逐级研究、层层把关。近十年来高层多次向这一官场积弊高调宣战，雄心勃勃地指导各地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有一个时期，最高行政会议(变通叫法)差不多十天半月就要研究一次简政放权，取消或者下放一批审批项目，二号人物甚至在数百家媒体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痛批“处长治国”，痛斥“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机关冷血症。可见官场程序之路的艰难曲折。
许多分配资金资源的审批项目之所以效率低，是因为这些项目是各方利益的聚集点，因此它们就成了许多机构、许多人物的“寻租”对象，办事慢只是一种“招租”的信号，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是双方或者多方通过特殊的讨价还价方式追寻均衡点、达成妥协的过程，均衡点找到、好处到位后，办事自然就快了。人事的调整布局、晋升任用更加敏感，竞争更加激烈，行政图谱上的每一个好位置都是稀缺资源，而且是牵动左右其他资源的第一资源，所以决策链条上的每个层级、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话语权的大小施加影响，取谁舍谁会伴随着激烈的博弈，效率自然也高不了。
许多分配资金资源的审批项目之所以效率低，是因为这些项目是各方利益的聚集点，因此它们就成了许多机构、许多人物的“寻租”对象，办事慢只是一种“招租”的信号，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是双方或者多方通过特殊的讨价还价方式追寻均衡点、达成妥协的过程，均衡点找到、好处到位后，办事自然就快了。人事的调整布局、晋升任用更加敏感，竞争更加激烈，行政图谱上的每一个好位置都是稀缺资源，而且是牵动左右其他资源的第一资源，所以决策链条上的每个层级、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话语权的大小施加影响，取谁舍谁会伴随着激烈的博弈，效率自然也高不了。
而像位于远郊的本局培训中心副主任这样的岗位，既不涉及经济利益的博弈，也不涉及政治资源的分配，原本就不算什么好事，没几个人想去，所以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关系；但去培训中心任职一般都是提前晋职（半年或是一年），且大小有个官衔，自然也不是坏事，更不是政治迫害、行政发配，牵涉不到同情心、恻隐心之类的职业伦理问题，所以也没有人干预、叫停。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老张以一个副处长的卑微身份，通过他紧锣密鼓的协调运作，几乎就要把事情办成了，差点儿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赶出国家局机关，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幸亏关键时刻得到了朋友的信息，在上会前挽回了。
事后，老张言不由衷地向我解释了一下，大体意思是他是为我着想、请我不要误会之类。我也冷淡地回应了一下：“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让你费心了！”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打击我的第一个策划即“驱赶”计划受挫之后，他不仅没有偃旗息鼓，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了。他很快启动了报复行动的第二个回合——“冷处理”计划，即把我搁置起来，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比起公开发配，这是更加阴险的、招招见血的狠招损招。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打击我的第一个策划即“驱赶”计划受挫之后，他不仅没有偃旗息鼓，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了。他很快启动了报复行动的第二个回合——“冷处理”计划，即把我搁置起来，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比起公开发配，这是更加阴险的、招招见血的狠招损招。
大家经常抱怨工作太忙太累，并为此责怪领导、抱怨命运、不一而足。其实，比起工作太忙的烦恼，无事可干的感觉要难受百倍。整天伏在办公桌前喝茶看报、悠哉游哉，一天半天会很惬意，三天五天也会很舒服，但时间一长，惬意舒服的感觉就会被空虚无聊取代；特别是在繁忙同事的映衬下，这种悠闲基本上就是“无用”的代名词，是“边缘人”、“局外人”的形象注解，无异于精神上的刑罚。几年前我曾经当过一段“三不管”事务部的“部长”，专心去干那些劳而无功、忙而无利因此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小事杂事。那样的事务虽然琐碎，毕竟还有事可干，现在则是整个被晾起来了。虽然难堪、愤怒，但一时束手无策没有良策，只好咬紧牙关慢慢挺着，继续朝九晚五，充当男式“花瓶”。
有朋友建议我放低身段，带份礼物去张副处长家走动走动，算是一个臣服于他的象征性行为。这是好意，但我拒绝了。不是我清高，身为一介百姓，就不该有清高的想法，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事实上也无法清高。低声下气的事过去干过、现在干过，以后没准儿什么时候还得去干。但是干这样的事总得有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总得在形式上、面子上给自己搭建一个台阶。你客观上低声下气了，但至少通过解释能够安慰自己：你既没有“低”也没有“下”，你大体上还是个男子汉。比如当年张副处长因为我受批评的时候，我就很不落忍，很愧疚，为此向他表示过不止一次歉意。“愧疚”感就是我当时向他服软、示弱的理由。
有朋友建议我放低身段，带份礼物去张副处长家走动走动，算是一个臣服于他的象征性行为。这是好意，但我拒绝了。不是我清高，身为一介百姓，就不该有清高的想法，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事实上也无法清高。低声下气的事过去干过、现在干过，以后没准儿什么时候还得去干。但是干这样的事总得有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总得在形式上、面子上给自己搭建一个台阶。你客观上低声下气了，但至少通过解释能够安慰自己：你既没有“低”也没有“下”，你大体上还是个男子汉。比如当年张副处长因为我受批评的时候，我就很不落忍，很愧疚，为此向他表示过不止一次歉意。“愧疚”感就是我当时向他服软、示弱的理由。
可面对他丧失理智的报复，面对他不加掩饰的敌意和傲慢，我没有任何理由、关键是没有任何机会表示我的顺从、贡献我的忠诚。既然找不到这样的理由，我干脆就死杠到底，直面他的打击、迎接他的报复了。
我倒是向周处长求助过。在他悠闲自在、情绪良好的一个下午，我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敲开了他的办公室，几句铺垫以后就开始诉苦，希望他干预一下。处长很热情很亲切，但他只想表示热情，却不想主持公道。因为“热情”基本上是一种表情资源、态度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不会影响到既定的利害格局，匀给我一部分“热情”，不会影响他向别人付出同量甚至更多的热情。而“公道”就不同了，对它的界定和落实会直接导致人事布局、利害关系的调整。
我倒是向周处长求助过。在他悠闲自在、情绪良好的一个下午，我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敲开了他的办公室，几句铺垫以后就开始诉苦，希望他干预一下。处长很热情很亲切，但他只想表示热情，却不想主持公道。因为“热情”基本上是一种表情资源、态度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不会影响到既定的利害格局，匀给我一部分“热情”，不会影响他向别人付出同量甚至更多的热情。而“公道”就不同了，对它的界定和落实会直接导致人事布局、利害关系的调整。
而像位于远郊的本局培训中心副主任这样的岗位，既不涉及经济利益的博弈，也不涉及政治资源的分配，原本就不算什么好事，没几个人想去，所以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关系；但去培训中心任职一般都是提前晋职（半年或是一年），且大小有个官衔，自然也不是坏事，更不是政治迫害、行政发配，牵涉不到同情心、恻隐心之类的职业伦理问题，所以也没有人干预、叫停。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老张以一个副处长的卑微身份，通过他紧锣密鼓的协调运作，几乎就要把事情办成了，差点儿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赶出国家局机关，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幸亏关键时刻得到了朋友的信息，在上会前挽回了。
事后，老张言不由衷地向我解释了一下，大体意思是他是为我着想、请我不要误会之类。我也冷淡地回应了一下：“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让你费心了！”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打击我的第一个策划即“驱赶”计划受挫之后，他不仅没有偃旗息鼓，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了。他很快启动了报复行动的第二个回合——“冷处理”计划，即把我搁置起来，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比起公开发配，这是更加阴险的、招招见血的狠招损招。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打击我的第一个策划即“驱赶”计划受挫之后，他不仅没有偃旗息鼓，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了。他很快启动了报复行动的第二个回合——“冷处理”计划，即把我搁置起来，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比起公开发配，这是更加阴险的、招招见血的狠招损招。
大家经常抱怨工作太忙太累，并为此责怪领导、抱怨命运、不一而足。其实，比起工作太忙的烦恼，无事可干的感觉要难受百倍。整天伏在办公桌前喝茶看报、悠哉游哉，一天半天会很惬意，三天五天也会很舒服，但时间一长，惬意舒服的感觉就会被空虚无聊取代；特别是在繁忙同事的映衬下，这种悠闲基本上就是“无用”的代名词，是“边缘人”、“局外人”的形象注解，无异于精神上的刑罚。几年前我曾经当过一段“三不管”事务部的“部长”，专心去干那些劳而无功、忙而无利因此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小事杂事。那样的事务虽然琐碎，毕竟还有事可干，现在则是整个被晾起来了。虽然难堪、愤怒，但一时束手无策没有良策，只好咬紧牙关慢慢挺着，继续朝九晚五，充当男式“花瓶”。
有朋友建议我放低身段，带份礼物去张副处长家走动走动，算是一个臣服于他的象征性行为。这是好意，但我拒绝了。不是我清高，身为一介百姓，就不该有清高的想法，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事实上也无法清高。低声下气的事过去干过、现在干过，以后没准儿什么时候还得去干。但是干这样的事总得有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总得在形式上、面子上给自己搭建一个台阶。你客观上低声下气了，但至少通过解释能够安慰自己：你既没有“低”也没有“下”，你大体上还是个男子汉。比如当年张副处长因为我受批评的时候，我就很不落忍，很愧疚，为此向他表示过不止一次歉意。“愧疚”感就是我当时向他服软、示弱的理由。
有朋友建议我放低身段，带份礼物去张副处长家走动走动，算是一个臣服于他的象征性行为。这是好意，但我拒绝了。不是我清高，身为一介百姓，就不该有清高的想法，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事实上也无法清高。低声下气的事过去干过、现在干过，以后没准儿什么时候还得去干。但是干这样的事总得有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总得在形式上、面子上给自己搭建一个台阶。你客观上低声下气了，但至少通过解释能够安慰自己：你既没有“低”也没有“下”，你大体上还是个男子汉。比如当年张副处长因为我受批评的时候，我就很不落忍，很愧疚，为此向他表示过不止一次歉意。“愧疚”感就是我当时向他服软、示弱的理由。
可面对他丧失理智的报复，面对他不加掩饰的敌意和傲慢，我没有任何理由、关键是没有任何机会表示我的顺从、贡献我的忠诚。既然找不到这样的理由，我干脆就死杠到底，直面他的打击、迎接他的报复了。
我倒是向周处长求助过。在他悠闲自在、情绪良好的一个下午，我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敲开了他的办公室，几句铺垫以后就开始诉苦，希望他干预一下。处长很热情很亲切，但他只想表示热情，却不想主持公道。因为“热情”基本上是一种表情资源、态度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不会影响到既定的利害格局，匀给我一部分“热情”，不会影响他向别人付出同量甚至更多的热情。而“公道”就不同了，对它的界定和落实会直接导致人事布局、利害关系的调整。
我倒是向周处长求助过。在他悠闲自在、情绪良好的一个下午，我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敲开了他的办公室，几句铺垫以后就开始诉苦，希望他干预一下。处长很热情很亲切，但他只想表示热情，却不想主持公道。因为“热情”基本上是一种表情资源、态度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不会影响到既定的利害格局，匀给我一部分“热情”，不会影响他向别人付出同量甚至更多的热情。而“公道”就不同了，对它的界定和落实会直接导致人事布局、利害关系的调整。
周处长当然无意整治我，但也没有多少兴趣支持我，他更重视与资深副手的关系。所以，他微笑着倾听了我的诉说，又微笑着对我进行了安抚，讲了一通艰难曲折对于一个人进步成长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委婉地对我进行了批评：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我想想自己在性格方面、修养方面是不是也有什么欠缺！最后端出了一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行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励志大菜招待我，让我将张处的挫磨报复理解成一种幸福，至少是未来的幸福，再不济也是幸福的一种先兆。
我与周处长原本就很熟悉，但从不同的角度品评看待同一个人，得出的结论有时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说，他是一个热情、和气、优雅的绅士，但调到我们处以后，作为他的下属，我们也逐步了解了他绅士这一面以外的另外几重面孔。他是一个好人，人缘好，没架子，性情开朗达观，人在哪里，笑声就在哪里。但他却不是一个诚恳的人，更不是一个心肠悲悯的人。面对别人的喜事，他笑；面对他人的悲苦，他也笑。他只会笑，但从不动心。他的态度有多热情，他的心灵就有多冷漠。面对他的笑嘻嘻的表情时，有时我甚至感到张处长倒更可爱一些，老张至少还能够完整地展示自己的愤怒、嫉妒，还能够直截了当地实施报复，喜怒哀乐都在脸上，是个性情中人。
张副处长的报复让我愤怒，但周处长的冷漠淡然，他的旁观者态度，更让我寒心。联想到焦处刘处主政时期我的春风得意，一时间是满心的感慨悲凉。但是我得说，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并不是我遭遇的全部。有人的地方固然就有猜忌算计，有人的地方却也有温暖同情。在我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也收获了不少朋友的友谊甚至友爱。一些平时往来不多的同事这个时候反而对我热情起来。有的执意拉我参与他们的饭局，频频敬酒；有的见面拉手时总要用力握那么几下，以示理解和声援。这样的友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却是我面对和承受这些现实问题的心理支持，苍凉的心里也不时热浪翻腾。
在这个困难时期，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来自一个女孩子的体贴关切。这段往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回忆起来仍然很温馨很陶醉。在老张提升为副处长的那一年，北京某大学中文专业硕士毕业的小程刚刚考到我们处，目睹了我被欺负被宰杀的整个过程，见证了我强打精神、强颜欢笑的各种细节，硬是把她的悲悯心一步步激活了。但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她又不敢公开表达，所以总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间接方式，含蓄地向我传递她的同情勉慰。有时悄悄向我的桌上扔一袋小吃，有时让我评判、鉴赏一下她刚刚穿上的新衣服，有时向我“请教”一两个工作或生活中的小问题，通过放低自己，给我提供一个扮演师傅兄长的机会，让我弯曲的身躯暂时地舒展一下。这种间接渐进的表达过程，在一个清冷的下午实现了质变。
那天临近下班的时候，办公室只剩下我跟她两个人，我们一边做事一边闲扯。但那天的话题老是磕磕绊绊、很不顺畅，气氛渐渐有些异样，不时陷入令人不安的静默。为走出这一窘境，我紧急想出了一个话题，抬头正要发问，发现她正斜靠着椅子默默地盯着我，刚与我的目光对接，眼角就盈出了一窝泪水。我有点不知所措，忙问：
“你怎么了？不舒服？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她没有回应我的询问，一边轻轻擦眼一边说：
“肖老师，你真……太懦弱了，你一个挺那个……挺好的人，怎么能让小人欺负成这样？你有什么可怕的？就不能反抗一下？”
面对她的指责抱怨，我一时百味杂陈、百感交集，委屈、感动、惭愧、悲愤争相袭来，五脏六腑有如岩浆一样涌动翻腾，堵在胸口的硬结迅速融解，全身的热流直奔脑际，两眼顷刻之间蓄满泪水，任凭我使劲克制，还是滚滚而下，全然不顾我的难堪，一下子流了好多，好痛快啊！一个漂亮女孩子为我而哭、因为我的遭遇而哭，这应该是我败走麦城的一个副产品了，但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副产品啊！我的男子汉气概复苏了，我的豪迈感悲壮感不可遏制、滔滔不绝地生发出来了！我要行动，我要抗争，我要发声！
“你怎么了？不舒服？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她没有回应我的询问，一边轻轻擦眼一边说：
“肖老师，你真……太懦弱了，你一个挺那个……挺好的人，怎么能让小人欺负成这样？你有什么可怕的？就不能反抗一下？”
面对她的指责抱怨，我一时百味杂陈、百感交集，委屈、感动、惭愧、悲愤争相袭来，五脏六腑有如岩浆一样涌动翻腾，堵在胸口的硬结迅速融解，全身的热流直奔脑际，两眼顷刻之间蓄满泪水，任凭我使劲克制，还是滚滚而下，全然不顾我的难堪，一下子流了好多，好痛快啊！一个漂亮女孩子为我而哭、因为我的遭遇而哭，这应该是我败走麦城的一个副产品了，但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副产品啊！我的男子汉气概复苏了，我的豪迈感悲壮感不可遏制、滔滔不绝地生发出来了！我要行动，我要抗争，我要发声！
恰好几天后我们处有一个业务研讨方面的会议，分管副司长老宁也参加，这是个好机会，我决定利用一下。那天的会差不多进行了一个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周处长作了小结，然后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马上坚定地回应：“有！我有些工作上的困惑，想向大家汇报请教一下。”处长愣了一下，但他无法阻止我说话，所以迟疑片刻后答应了。然后我就开始控诉，历数一个时期以来我的种种遭遇，质问张副处长我有什么错，你凭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力对我实施精神虐待！我还质问周处长为什么无视我的遭遇，为什么不做主、不作为！
我因为内有“真理”支持、外有美女力挺，神情悲壮、大义凛然，所以当时很有气场，不仅站稳了“原告”的席位，显然还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周处长和张副处长要么因为理亏，要么因为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准备，两人都很尴尬，几句回应都语无伦次、不成体统。宁副司长脸色铁青，含蓄地批评了他俩，建议他们公正公平地对待处里每一个同志，合理调配人力资源，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这次“绝地反击”还是很有效果的：在持续大半年之久的闲置状态之后，我开始有事干了——老张开始给我分配任务了。
这次“绝地反击”还是很有效果的：在持续大半年之久的闲置状态之后，我开始有事干了——老张开始给我分配任务了。
第一项任务是参加一个正部级机关牵头组织的一项临时性调研工作。从各部委抽调来的八九个人由该部的田司长牵头，到一些省市县走马观花调研一个月之后，就入住一家大宾馆开始写材料，这一写就是二个月，完成了一个两万字的调研报告，牵头部门的分管副部长和部长先后认可后，即呈报一个兼任某领导小组组长的大领导，然后工作班子解散，我们这些临时抽调人员带着一份署名“**部办公厅”的写满好话的感谢信回本单位交差。回到处里不到一周，我又奉派参加了另外一个专项任务工作组，这一去又是二个多月。
我终于明白了：我得到了工作，但这工作却是“发配”性质的。这是张副处长针对我的“三部曲”的第三步。对于我们司我们处而言，我仍然是一个外在的、多余的角色。我仍然是张处时时惦记、处处关照的倒霉蛋，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给我制造麻烦和困扰，在我公开控诉之后，取消我的工作权是不可持续了，又将我一再支到外面去当临时工，总之还是不让我染指处里的工作。
我终于明白了：我得到了工作，但这工作却是“发配”性质的。这是张副处长针对我的“三部曲”的第三步。对于我们司我们处而言，我仍然是一个外在的、多余的角色。我仍然是张处时时惦记、处处关照的倒霉蛋，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给我制造麻烦和困扰，在我公开控诉之后，取消我的工作权是不可持续了，又将我一再支到外面去当临时工，总之还是不让我染指处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