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1914：热血青年射出的那两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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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公贵族的角度来说，捐一栋宿舍就像捐赠教堂或是修道院一样，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好名声，顺带也可以要求宿舍里的学生们，像修道院里的修士、修女们那样，每天为恩主及其家人的灵魂向上帝祈祷数次。由此建起的宿舍，使用的名称通常也是“国王学院”，“王后学院”，或是以某位圣人，或是与基督教相关的称呼命名（例如耶稣，基督堂，三位一体等等）。宿舍建起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各类杂七杂八的事物需要管理：清洁，维修，膳食，教堂的运作等等需要后勤的支持；宿舍要向学生收费；房间要有一个分配方法；家境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甚至资助；贵族家的公子需要配大间，还要带上侍候他的仆人或伴读的书童；凡此种种，需要一套相应的申请、审批、记录与管理程序。学生住集体宿舍，还需要老师住校当舍监（也就是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学业，处理青少年可能出现的各类麻烦。有了宿舍之后，学生与市民之间的打斗的确是大为减少。只不过一旦发生冲突，师生们也不再有以前一走了之的灵活性，人员可以离去，作为不动产的宿舍楼却是无法搬动。
这一发展趋势后来在英格兰的两所大学，牛津与剑桥，走到极致。宿舍里配备的老师渐渐全面接手教学任务，学生起居，饮食，教学，考试，上教堂，做礼拜，各类活动都以宿舍为基本单位进行。此时的college就不再只是宿舍，而真是变为自成一体独立运作的教学单位，比大学更像是学校，名符其实可以称作“学院”。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反倒变成没有什么资产，没有多少建筑，对老师学生也没有什么管理权的空架子，仅仅是学院的松散联合体。两所大学毕业生自报家门时，注重的也是学院的名字，而不是大学的名字。
要到十九世纪中期，牛津与剑桥以学院为主体的组织方式才开始受到冲击。 这些学院历史悠久，像教会那样长年累月积攒许多捐赠的资产，而学院内部却是人浮于事，管事的“院士们”论资排辈，搞的是拉关系，走后门，许多院士甚至只是挂名领饷，平日里根本就不露脸。在学术上，他们坚持读经典，反对引进实验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反对专业的划分，因为学院的规模有限，无法设立各类科系，装备实验室。以学院为教学单位，只能进行“全人教育”，也就是让所有学生读一样的课程，学古希腊语、拉丁语，学经典，外加不需要做实验的数学。当时英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不算落后，却基本上是在牛津剑桥之外发展起来的。到十九世纪中期，牛津剑桥不论在人文或是科技研究上都已经远落后于德国兴起的，以专业科系为组织结构的新型研究性大学。要在舆论的压力与国会的插手之下，这些学院才不得不交出一部分资源，由大学主持设立跨越学院的科系与设施，支持学术研究，为二十世纪牛津、剑桥的复兴打下基础。即使这样，牛津与剑桥的学院还是掌握着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产业，算是私有财产（实际控制在学院院士们手中），大学与政府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两所大学的师生，还是有学院与科系双重身份，住宿、辅导课、与课外活动在学院，学术与研究在科系。这算是牛津与剑桥所特有并引以为傲的“学院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学院之间组织架构多有重叠，运作成本高，靠着各学院历史上积存下来的资产才可以维持。十九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其它英国大学，都难以从政府领到足够的资金来模仿这一体系。而牛津与剑桥也时常以二者独特的“学院体系”为理由，在英国政府高等教育预算的分配之中比其它院校多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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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公贵族的角度来说，捐一栋宿舍就像捐赠教堂或是修道院一样，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好名声，顺带也可以要求宿舍里的学生们，像修道院里的修士、修女们那样，每天为恩主及其家人的灵魂向上帝祈祷数次。由此建起的宿舍，使用的名称通常也是“国王学院”，“王后学院”，或是以某位圣人，或是与基督教相关的称呼命名（例如耶稣，基督堂，三位一体等等）。宿舍建起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各类杂七杂八的事物需要管理：清洁，维修，膳食，教堂的运作等等需要后勤的支持；宿舍要向学生收费；房间要有一个分配方法；家境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甚至资助；贵族家的公子需要配大间，还要带上侍候他的仆人或伴读的书童；凡此种种，需要一套相应的申请、审批、记录与管理程序。学生住集体宿舍，还需要老师住校当舍监（也就是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学业，处理青少年可能出现的各类麻烦。有了宿舍之后，学生与市民之间的打斗的确是大为减少。只不过一旦发生冲突，师生们也不再有以前一走了之的灵活性，人员可以离去，作为不动产的宿舍楼却是无法搬动。
这一发展趋势后来在英格兰的两所大学，牛津与剑桥，走到极致。宿舍里配备的老师渐渐全面接手教学任务，学生起居，饮食，教学，考试，上教堂，做礼拜，各类活动都以宿舍为基本单位进行。此时的college就不再只是宿舍，而真是变为自成一体独立运作的教学单位，比大学更像是学校，名符其实可以称作“学院”。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反倒变成没有什么资产，没有多少建筑，对老师学生也没有什么管理权的空架子，仅仅是学院的松散联合体。两所大学毕业生自报家门时，注重的也是学院的名字，而不是大学的名字。
要到十九世纪中期，牛津与剑桥以学院为主体的组织方式才开始受到冲击。 这些学院历史悠久，像教会那样长年累月积攒许多捐赠的资产，而学院内部却是人浮于事，管事的“院士们”论资排辈，搞的是拉关系，走后门，许多院士甚至只是挂名领饷，平日里根本就不露脸。在学术上，他们坚持读经典，反对引进实验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反对专业的划分，因为学院的规模有限，无法设立各类科系，装备实验室。以学院为教学单位，只能进行“全人教育”，也就是让所有学生读一样的课程，学古希腊语、拉丁语，学经典，外加不需要做实验的数学。当时英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不算落后，却基本上是在牛津剑桥之外发展起来的。到十九世纪中期，牛津剑桥不论在人文或是科技研究上都已经远落后于德国兴起的，以专业科系为组织结构的新型研究性大学。要在舆论的压力与国会的插手之下，这些学院才不得不交出一部分资源，由大学主持设立跨越学院的科系与设施，支持学术研究，为二十世纪牛津、剑桥的复兴打下基础。即使这样，牛津与剑桥的学院还是掌握着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产业，算是私有财产（实际控制在学院院士们手中），大学与政府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两所大学的师生，还是有学院与科系双重身份，住宿、辅导课、与课外活动在学院，学术与研究在科系。这算是牛津与剑桥所特有并引以为傲的“学院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学院之间组织架构多有重叠，运作成本高，靠着各学院历史上积存下来的资产才可以维持。十九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其它英国大学，都难以从政府领到足够的资金来模仿这一体系。而牛津与剑桥也时常以二者独特的“学院体系”为理由，在英国政府高等教育预算的分配之中比其它院校多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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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大学是西方的封建“遗毒”
中世纪的欧洲，为后世留下两项传遍全球的文化遗产。一项是天主教会，另一项就是大学。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只是不见得到处都受人欢迎。大学却是在世界各地都被当作受人尊敬的机构，学生学者的培育场所，专业知识的储存地，有志青年获取职业、地位的必经通道。受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影响，特别注重子女教育的中国人，对大学更是有一份额外的敬仰。每每听说欧洲老牌大学动不动就好几百年的历史，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历史悠久与文化厚重是两个自然而然就扯在一起的概念。只是敬佩之余，或许会有一丝疑问：都说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野蛮落后，怎么会产生如此先进的学术机构？
细究起来，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与现代的大学并不是一回事，其开初只是学生与老师自发组成的行会，不但没有校园宿舍，连上课使用的教室都要在外租借。现代的大学，作为专业知识的储存地，不可能没有图书馆。在当时的欧洲，纸张昂贵，印刷术还没有学会，书籍出版靠的是人工一笔一划的抄写，价格不菲，只能收藏在大教堂，修道院，或是王公贵族家中，大学根本就办不起图书馆。至于说实验室，更是现代的产物，在当时都还没有这样的概念。
从课程的内容上来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在当时都不存在。大学之中攻读硕士的学生没有科系之分，学的是一样的课程：罗马帝国时期留下的liberal arts（自由技能），是古时有空闲，不用为生计犯愁的贵族子弟需要接受的基础训练。与其相对的mechanical arts（动手技能），则是忙于生计的普通民众需要学会的谋生手段，诸如裁缝，建筑，打铁，烹饪等等，难登大雅之堂。在我们的词汇中，前者相当于“知书达礼”，后者相当于“工匠手艺”。近些年来，有人将liberal arts翻成“博雅教育”，但是放在中世纪的大学中，或许翻成“闲雅教育”要更为准确一些。经过蛮族入侵的冲击，经典时期的书籍被人遗忘，只留下几本通俗化教材。如果用我们的例子来打比方，可以说是四书五经基本遗失，只能从《三字经》去窥探孔孟之道。因此从内容上说，大学课程完全谈不上博大精深，只有“三学四艺”。“三学”指的是语法、修辞与逻辑，大致可以算作文科，其中却不包含文学、历史甚至哲学。“四艺”有算术，几何，音乐与天文，都与数字有关，连音乐都是与数字相关的理论（节奏、音调），而不是演奏的技巧或情感的表达。以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准，连加减乘除都做不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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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大学是西方的封建“遗毒”
中世纪的欧洲，为后世留下两项传遍全球的文化遗产。一项是天主教会，另一项就是大学。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只是不见得到处都受人欢迎。大学却是在世界各地都被当作受人尊敬的机构，学生学者的培育场所，专业知识的储存地，有志青年获取职业、地位的必经通道。受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影响，特别注重子女教育的中国人，对大学更是有一份额外的敬仰。每每听说欧洲老牌大学动不动就好几百年的历史，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历史悠久与文化厚重是两个自然而然就扯在一起的概念。只是敬佩之余，或许会有一丝疑问：都说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野蛮落后，怎么会产生如此先进的学术机构？
细究起来，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与现代的大学并不是一回事，其开初只是学生与老师自发组成的行会，不但没有校园宿舍，连上课使用的教室都要在外租借。现代的大学，作为专业知识的储存地，不可能没有图书馆。在当时的欧洲，纸张昂贵，印刷术还没有学会，书籍出版靠的是人工一笔一划的抄写，价格不菲，只能收藏在大教堂，修道院，或是王公贵族家中，大学根本就办不起图书馆。至于说实验室，更是现代的产物，在当时都还没有这样的概念。
从课程的内容上来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在当时都不存在。大学之中攻读硕士的学生没有科系之分，学的是一样的课程：罗马帝国时期留下的liberal arts（自由技能），是古时有空闲，不用为生计犯愁的贵族子弟需要接受的基础训练。与其相对的mechanical arts（动手技能），则是忙于生计的普通民众需要学会的谋生手段，诸如裁缝，建筑，打铁，烹饪等等，难登大雅之堂。在我们的词汇中，前者相当于“知书达礼”，后者相当于“工匠手艺”。近些年来，有人将liberal arts翻成“博雅教育”，但是放在中世纪的大学中，或许翻成“闲雅教育”要更为准确一些。经过蛮族入侵的冲击，经典时期的书籍被人遗忘，只留下几本通俗化教材。如果用我们的例子来打比方，可以说是四书五经基本遗失，只能从《三字经》去窥探孔孟之道。因此从内容上说，大学课程完全谈不上博大精深，只有“三学四艺”。“三学”指的是语法、修辞与逻辑，大致可以算作文科，其中却不包含文学、历史甚至哲学。“四艺”有算术，几何，音乐与天文，都与数字有关，连音乐都是与数字相关的理论（节奏、音调），而不是演奏的技巧或情感的表达。以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准，连加减乘除都做不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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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古就有，如果以老师的水平来论，中世纪大学之中没有哪位老师可以与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相比。若是以资料的丰富与学识的水准来论，中世纪的大学也无法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周边的那些学校相比。欧洲大学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建筑、设备、教师或是学识，而是在于课程的组织。大学的建立，模仿的是欧洲城镇之中工商业者的行业公会，将其对学徒训练及资格认定的那一套程序，移植到读书人身上，规定学生必须修读的科目，必须通过的几样考试，由此获得相应的学位（资格）。这样的课程组织方式与学位文凭的颁发才是中世纪大学的首创，也一直遗传到现代的大学之中。于此之前，不论是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都是追随老师身后多年，并没有文凭一说。进入现代之后的欧洲，工商业行会对行业的垄断成为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绊脚石，自由主义的批评对象，各地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之中首先要扫除的封建障碍之一。但是大学，这个读书人的行会，却不但得以保存下来，还得到发扬光大，变成现代化的标志。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们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号走上街头，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就读的大学本身，其实是来自帝国主义西方的封建“遗毒”。
中世纪的大学还有一点不同于现代的大学。它既不是招贤纳士的场所，也不负有网罗人才的使命。那时的欧洲是武士当道，贵族讲究的是血统，出人头地主要靠战场上的勇武。王公贵族手下需要读书识字的人为他们打点，却没有像样的官僚体系。教会的教士对学识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大学毕业生有不少人进入教会体系，为王公贵族服务，若能得到赏识还是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与我们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体系相比，他们的机会要少很多。大学刚出现的时候，倒是有一些清贫子弟在教会或是贵族资助之下完成学业，在教会系统内拿到职位。这一门道被贵族发现之后，大学很快成为贵族家庭为孩子安排出路的通道，因为贵族家里若是有几个兄弟，只有长子可以继承爵位与家业，其余的儿子得另做安排。到文艺复兴以后，贵族们要染一些文化气息的风气兴起，欧洲的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个穷家子弟，其主要社会功用只是给富贵子弟们镀金。而且，大学与教会联系甚紧，学校里特别热衷的逻辑与神学，在教会之外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要经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在学术与思想水平上实现超越古希腊的飞跃。但是这些长足进步，与当时的欧洲大学没有多大的关系，那里的教授与学生们手上捧着的还是圣经与经典。要到进入十九世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原本是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德意志，兴起由政府资助与监管的大学，割断学校与教会之间的联系，鼓励冲破基督教教条拘束的自由探索，为政府培育官员，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才产生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算起来，其历史并没有八百年，而是只有一、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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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古就有，如果以老师的水平来论，中世纪大学之中没有哪位老师可以与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相比。若是以资料的丰富与学识的水准来论，中世纪的大学也无法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周边的那些学校相比。欧洲大学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建筑、设备、教师或是学识，而是在于课程的组织。大学的建立，模仿的是欧洲城镇之中工商业者的行业公会，将其对学徒训练及资格认定的那一套程序，移植到读书人身上，规定学生必须修读的科目，必须通过的几样考试，由此获得相应的学位（资格）。这样的课程组织方式与学位文凭的颁发才是中世纪大学的首创，也一直遗传到现代的大学之中。于此之前，不论是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都是追随老师身后多年，并没有文凭一说。进入现代之后的欧洲，工商业行会对行业的垄断成为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绊脚石，自由主义的批评对象，各地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之中首先要扫除的封建障碍之一。但是大学，这个读书人的行会，却不但得以保存下来，还得到发扬光大，变成现代化的标志。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们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号走上街头，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就读的大学本身，其实是来自帝国主义西方的封建“遗毒”。
中世纪的大学还有一点不同于现代的大学。它既不是招贤纳士的场所，也不负有网罗人才的使命。那时的欧洲是武士当道，贵族讲究的是血统，出人头地主要靠战场上的勇武。王公贵族手下需要读书识字的人为他们打点，却没有像样的官僚体系。教会的教士对学识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大学毕业生有不少人进入教会体系，为王公贵族服务，若能得到赏识还是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与我们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体系相比，他们的机会要少很多。大学刚出现的时候，倒是有一些清贫子弟在教会或是贵族资助之下完成学业，在教会系统内拿到职位。这一门道被贵族发现之后，大学很快成为贵族家庭为孩子安排出路的通道，因为贵族家里若是有几个兄弟，只有长子可以继承爵位与家业，其余的儿子得另做安排。到文艺复兴以后，贵族们要染一些文化气息的风气兴起，欧洲的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个穷家子弟，其主要社会功用只是给富贵子弟们镀金。而且，大学与教会联系甚紧，学校里特别热衷的逻辑与神学，在教会之外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要经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在学术与思想水平上实现超越古希腊的飞跃。但是这些长足进步，与当时的欧洲大学没有多大的关系，那里的教授与学生们手上捧着的还是圣经与经典。要到进入十九世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原本是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德意志，兴起由政府资助与监管的大学，割断学校与教会之间的联系，鼓励冲破基督教教条拘束的自由探索，为政府培育官员，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才产生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算起来，其历史并没有八百年，而是只有一、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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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希腊经典只是在西方遗失
如果把眼光聚焦在中世纪的欧洲，看其文化的历史演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个大断层：罗马帝国被蛮族冲垮之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经典文化被遗忘，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捡回来。对习惯了我们历史上朝代更替与文化连续的中文读者，欧洲历史上这一失一得都让人觉得很有些奇特。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大到罗马帝国围绕着地中海的整个范围，这一断层并没有那么显著，其中的一失一得也没有不好理解。
罗马帝国在五世纪与七世纪分别遭受日耳曼与阿拉伯入侵，将地中海周边粗略地分成三大势力范围。仍然打着罗马旗号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占着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现代的土耳其与希腊），官方语言依然维持希腊语。当地人在书籍信件之中仍然会引用古希腊时期广为流传的《荷马史诗》，希腊语的哲学、历史、戏剧等等著作并没有遗失，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经典据说有十万本之多，尽管当地的东正教会对哲学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穆斯林的统治范围则是地理面积最大的一块，从两河地区，地中海东岸，经过北非一直沿伸到地中海西岸。在语言上，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言。在思想文化上，阿拉伯人却是有所取舍。他们有《一千零一夜》，在文学与诗歌上有自己的传统，对诸如《荷马史诗》这样的希腊文学兴趣不大。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伊斯兰，成功取代东罗马地区流行的基督教，成为当地大多数民众的信仰。但是他们对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方法，情有独钟，做过系统的翻译研究，并且应用在伊斯兰神学之上。古希腊的其它学问，包括天文，地理，几何，医学等等，也得到阿拉伯人的青睐。在东罗马与穆斯林这两个地区，古典文化都得以承传，虽说侧重点与品味有所变化，却并不存在经典被人忘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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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希腊经典只是在西方遗失
如果把眼光聚焦在中世纪的欧洲，看其文化的历史演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个大断层：罗马帝国被蛮族冲垮之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经典文化被遗忘，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捡回来。对习惯了我们历史上朝代更替与文化连续的中文读者，欧洲历史上这一失一得都让人觉得很有些奇特。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大到罗马帝国围绕着地中海的整个范围，这一断层并没有那么显著，其中的一失一得也没有不好理解。
罗马帝国在五世纪与七世纪分别遭受日耳曼与阿拉伯入侵，将地中海周边粗略地分成三大势力范围。仍然打着罗马旗号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占着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现代的土耳其与希腊），官方语言依然维持希腊语。当地人在书籍信件之中仍然会引用古希腊时期广为流传的《荷马史诗》，希腊语的哲学、历史、戏剧等等著作并没有遗失，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经典据说有十万本之多，尽管当地的东正教会对哲学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穆斯林的统治范围则是地理面积最大的一块，从两河地区，地中海东岸，经过北非一直沿伸到地中海西岸。在语言上，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言。在思想文化上，阿拉伯人却是有所取舍。他们有《一千零一夜》，在文学与诗歌上有自己的传统，对诸如《荷马史诗》这样的希腊文学兴趣不大。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伊斯兰，成功取代东罗马地区流行的基督教，成为当地大多数民众的信仰。但是他们对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方法，情有独钟，做过系统的翻译研究，并且应用在伊斯兰神学之上。古希腊的其它学问，包括天文，地理，几何，医学等等，也得到阿拉伯人的青睐。在东罗马与穆斯林这两个地区，古典文化都得以承传，虽说侧重点与品味有所变化，却并不存在经典被人忘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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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位置上相对偏僻，经济与文化也较为落后的第三块，也就是欧洲这一块，文化上才出现一个明显的断层。在骑士当道的欧洲，希腊语被人忘却，经典渐渐流失，只流下拉丁语作为通用的书面语言。而且因为蛮族入侵者没有自己的文字，贵族以习武为荣，经济也无法支持一个读书的文化，连拉丁文经典都没有什么人去阅读。只有教士们还读书识字，读的主要是已经译成拉丁文的《圣经》及相关的神学论述。
虽说经典在西方“遗失”，欧洲人想要找到这些经典却不算是一件特别费力气的事情。罗马帝国裂解后，地中海周边的贸易还在继续，三个势力范围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离，老死不相往来。欧洲的蛮族首领会去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讨册封，要礼物。以罗马主教为首的拉丁（天主）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首的希腊（东正）教会之间还有来往与争吵，要到公元十一世纪才吵到撕破脸皮的地步，而且其后双方仍然有不少来往。更为直接的交往，则是从1096年开始，在教皇鼓动下多次为占领耶路撒冷以及帮助东罗马抵抗穆斯林所发动的圣战，十字军东征，让欧洲的贵族骑士们有机会亲身体验穆斯林统治下的中东与东罗马统治下的希腊。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欧洲的骑士们更是直接卷入东罗马内部的政治纷争，将他们原本的攻击目标从穆斯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改成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他们攻破，接下来就是一通抢掠破坏，奸淫烧杀，抢走大量金银财物，连带皇家图书馆也在大火之中遭受严重损毁。这样的暴行在十字军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来到东方名义上是为着收复圣城，实际上是扛着十字架的蛮族入侵者。在他们眼中，最有价值的除了金银珠宝之外，就是那些号称是可以显示奇迹的“圣物”（白骨，棺木，血衣等等），古希腊经典对他们来说既无法读懂也没有价值。攻破君士坦丁堡之后，他们还要在当地统治近六十年，经典书籍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只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兴致。他们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东罗马人对这些来自西方的“拉丁人”恨之入骨，使得原本就已经处于争吵状态的天主教与东正教走向彻底决裂。到两百多年之后（1453年），君士坦丁堡遭遇下一波入侵，被土耳其人围城的时候，当地许多人的想法是情愿接受异端者（穆斯林）的统治，也不要再去西方请同信耶稣的弟兄，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拉丁人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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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阿拉伯向欧洲的技术大转移
从时间上来说，西方人的确是在十字军东征那一段时期开始重新捡起古希腊的学问，只是发现者不是在东方征战的骑士，而是留在欧洲的教士。他们所捡起的，也不是存在于东罗马地区的希腊文原著，而是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书籍。为这些书籍，教士们其实并不需要远赴中东，而是在家门口，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就俯首可拾。
前边说过，欧洲大陆向地中海伸出三条半岛，由东至西分别是希腊，意大利与（包括葡萄牙在内的）西班牙。这其中，东头的希腊直到十九世纪都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在中世纪中期开始的时候（公元1000年），西头的西班牙在政治上也不属于欧洲的范围，而是处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即使在中间的意大利，其南部地区也不时处在东罗马或是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西西里岛上的居民，有的讲拉丁语，有的讲希腊语，还有的讲阿拉伯语。
公元七世纪穆斯林骑兵杀出阿拉伯沙漠的时候，其中有一支沿着北非一路向西，走到大西洋岸边，于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地理上属于欧洲，当时处于蛮族王国统治的西班牙。其后，他们以一路向北，杀入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现代法国的南部。要到733年，法兰克人在图尔战役之中击败穆斯林，这才使得穆斯林退回西班牙，在那里经营他们的地盘。穆斯林的统治不同于欧洲的封建，有一个中央集权与靠税收支持的政府。但是相对中东的位置来说，西班牙可以说是山长水远，鞭长莫及的地方。从756年开始，那里变成独立的酋长国，虽说在名义上还效忠巴格达的哈里发。到929年更是自称为哈里发，断绝与巴格达的政治联系。但是到公元11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发生内战，势力渐渐衰落，分裂成数块封建领地，在其后四百年逐一被基督教欧洲骑士征服，这才将穆斯林势力赶出欧洲。从文化上来说，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却是一直与中东有着紧密的联系。阿拉伯人整理的古希腊文化遗产，也因此以西班牙为桥梁，传入中世纪中期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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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阿拉伯向欧洲的技术大转移
从时间上来说，西方人的确是在十字军东征那一段时期开始重新捡起古希腊的学问，只是发现者不是在东方征战的骑士，而是留在欧洲的教士。他们所捡起的，也不是存在于东罗马地区的希腊文原著，而是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书籍。为这些书籍，教士们其实并不需要远赴中东，而是在家门口，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就俯首可拾。
前边说过，欧洲大陆向地中海伸出三条半岛，由东至西分别是希腊，意大利与（包括葡萄牙在内的）西班牙。这其中，东头的希腊直到十九世纪都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在中世纪中期开始的时候（公元1000年），西头的西班牙在政治上也不属于欧洲的范围，而是处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即使在中间的意大利，其南部地区也不时处在东罗马或是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西西里岛上的居民，有的讲拉丁语，有的讲希腊语，还有的讲阿拉伯语。
公元七世纪穆斯林骑兵杀出阿拉伯沙漠的时候，其中有一支沿着北非一路向西，走到大西洋岸边，于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陆地理上属于欧洲，当时处于蛮族王国统治的西班牙。其后，他们以一路向北，杀入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现代法国的南部。要到733年，法兰克人在图尔战役之中击败穆斯林，这才使得穆斯林退回西班牙，在那里经营他们的地盘。穆斯林的统治不同于欧洲的封建，有一个中央集权与靠税收支持的政府。但是相对中东的位置来说，西班牙可以说是山长水远，鞭长莫及的地方。从756年开始，那里变成独立的酋长国，虽说在名义上还效忠巴格达的哈里发。到929年更是自称为哈里发，断绝与巴格达的政治联系。但是到公元11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发生内战，势力渐渐衰落，分裂成数块封建领地，在其后四百年逐一被基督教欧洲骑士征服，这才将穆斯林势力赶出欧洲。从文化上来说，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却是一直与中东有着紧密的联系。阿拉伯人整理的古希腊文化遗产，也因此以西班牙为桥梁，传入中世纪中期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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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东所处的特别地理位置，阿拉伯人所得到的文化营养并不只限于古希腊，而是有机会汲取各地之长。比如说，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的发明，使用意义较为抽象的“0”，来完善十进位的表达方式。这一发明算不上复杂，但是传入欧洲之后却带来了不起的进步。于此之前，西方人计数使用罗马数字，8写成VIII，14写成XIV，简单的加减14+8（XIV+VIII）或是14-8（XIV-VIII）做起来就够让人头痛，到乘法14x8变成XIV x VIII已经复杂得不行，到除法14/8（XIV / VIII）则是让人不知从何下手。欧洲的大学教三学四艺，算术虽然是单列一门，但是在阿拉伯数字引入之前，基本的四则运算都做不利索。要到阿拉伯数字引进之后，才有所改观。
另一项来自印度的发明，是三角之中的正弦（sin）与余弦（cos）函数，传到中东之后又是在伊斯兰数学家的手中发扬光大，引入其余几个函数（正切，正割等等），并且进行系统的演绎与证明。天文的观测与计算，靠的基本上是角度的变化。没有这些三角函数的运算，以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天体理论全都无从算起。代数的起源可以追朔到古巴比伦时期，其后在印度、中国与古希腊都有研究与发展，后来也是在伊斯兰数学家手中成形，出现合并同类项，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等等方法。代数在英语中称为algebra，其词源本身就是来自阿拉伯语。平面几何则是古希腊人的特长，相关的经典著作也是在中东翻成阿拉伯文，再经过西班牙传到欧洲，又翻成拉丁文。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现代教育课程之中初中所学的基本数学内容，代数，三角与几何，都是来自阿拉伯人的传递 。他们传给欧洲的不单是数学，从天文，地理，到古希腊的医学，还有像火药、造纸等等源于中国的技术发明，也是通过穆斯林传到欧洲。西方的教士们从穆斯林的西班牙学到的知识，曾被人称作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文化复兴的火种，的确来自阿拉伯。
9.3喜欢抬杠的苏格拉底
西方的教士们来到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取经的时候，最为钟意的既不是数学也不是技术，而是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中，最为著名的是三代师徒，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人对欧洲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还不大一样。
苏格拉底是教人辩论的老师，教育方法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没有固定的学校，只是身后是跟着一帮小年轻，要么与老师讨论，要么旁观老师在街头与别人辩论交谈。他最为擅长的是“辩证”，在谈话之中你来我往，盘根究底地分析各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诸如正义、美德、灵魂等等。“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是他的一句名言，而他的省察对象并不只限于人生，也包括社会、城邦与政治。在雅典城内苏格拉底不同凡响，被人称为“最有智慧的人”，许多有头有脸的雅典大人物都以能跟他讨论问题为荣。不幸的是他们的想法摊在苏格拉底面前走过一番辩证，总是被挑出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旁观的学生们，看着城里一个个重要人物，在他们的老师不客气的询问之下不知如何应对，自然很有一番乐趣。可是日久天长，苏格拉底却把城中本不该得罪的人都给得罪了，这也是后来他会在公民投票中被判死罪的一个原因。
苏格拉底被人指控的时候（公元前399年），雅典正在经历战败所带来的痛苦与动荡 。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出动大军企图将爱琴海周边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范围，促使希腊各地的城邦组成联盟抵抗外来入侵者。雅典是联盟的首领，波斯大军被赶走之后，雅典顺势成为希腊的霸主，迎来一段政治与文化上的辉煌时期。只是没有共同外敌威胁的时候，众多的希腊城邦本来就倾向于各行其是，散沙一盘。再加上身为盟主的雅典行事霸道，恃强凌弱，城邦之间的勾心斗角到后来发展成雅典与斯巴达各带一众城邦，进行一场历时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希腊内战，最后以雅典的失败告终。偏偏在这种时候，苏格拉底还要将他的理性省察进行到底，以他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对城邦的忠诚，对指挥官的服从，对传统的尊重，对神灵的敬仰，教他的学生从哲学的角度以怀疑与批判的态度来评判这些大家习以为常、城邦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观。苏格拉底也知道自己是乌鸦嘴，却认为他的辩证是苦口良药，长远来说对雅典有益无害。但是雅典的乡亲们却觉得他的辩证将动摇城邦的根本，是对青少年的毒害与对神灵的不敬，经过公民大会投票给他定下死罪。
西方的教士们来到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取经的时候，最为钟意的既不是数学也不是技术，而是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中，最为著名的是三代师徒，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人对欧洲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还不大一样。
苏格拉底是教人辩论的老师，教育方法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没有固定的学校，只是身后是跟着一帮小年轻，要么与老师讨论，要么旁观老师在街头与别人辩论交谈。他最为擅长的是“辩证”，在谈话之中你来我往，盘根究底地分析各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诸如正义、美德、灵魂等等。“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是他的一句名言，而他的省察对象并不只限于人生，也包括社会、城邦与政治。在雅典城内苏格拉底不同凡响，被人称为“最有智慧的人”，许多有头有脸的雅典大人物都以能跟他讨论问题为荣。不幸的是他们的想法摊在苏格拉底面前走过一番辩证，总是被挑出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旁观的学生们，看着城里一个个重要人物，在他们的老师不客气的询问之下不知如何应对，自然很有一番乐趣。可是日久天长，苏格拉底却把城中本不该得罪的人都给得罪了，这也是后来他会在公民投票中被判死罪的一个原因。
苏格拉底被人指控的时候（公元前399年），雅典正在经历战败所带来的痛苦与动荡 。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出动大军企图将爱琴海周边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范围，促使希腊各地的城邦组成联盟抵抗外来入侵者。雅典是联盟的首领，波斯大军被赶走之后，雅典顺势成为希腊的霸主，迎来一段政治与文化上的辉煌时期。只是没有共同外敌威胁的时候，众多的希腊城邦本来就倾向于各行其是，散沙一盘。再加上身为盟主的雅典行事霸道，恃强凌弱，城邦之间的勾心斗角到后来发展成雅典与斯巴达各带一众城邦，进行一场历时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希腊内战，最后以雅典的失败告终。偏偏在这种时候，苏格拉底还要将他的理性省察进行到底，以他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对城邦的忠诚，对指挥官的服从，对传统的尊重，对神灵的敬仰，教他的学生从哲学的角度以怀疑与批判的态度来评判这些大家习以为常、城邦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观。苏格拉底也知道自己是乌鸦嘴，却认为他的辩证是苦口良药，长远来说对雅典有益无害。但是雅典的乡亲们却觉得他的辩证将动摇城邦的根本，是对青少年的毒害与对神灵的不敬，经过公民大会投票给他定下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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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一案也为后世留下一桩争议，理性批判与文化传统之间，思想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利害应该如何平衡？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没有定论的问题。即使是在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苏格拉底若是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或是冷战的胶着时期进行他的辩证，恐怕也是会惹出不小的麻烦。当然，如果碰巧是天下安定歌舞升平的时期，大家的注意力放在股市的涨落或是明星的绯闻之上，苏格拉底式的辩证也就只是无人在意的文人口水，引不起什么波澜，对哲学来说是另一种无奈与悲哀。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典的乡亲们还真是眼界不低，他们判苏格拉底死罪显示的是对哲学的一份特别的注重。
精于在对谈之中辩证的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基本上是记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之中。而且柏拉图写作时喜欢使用对话的形式，一方是苏格拉底，另一方是他的学生或是雅典城中某位有点名气的人物。这也给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一个无解的难题，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到底有几分是苏格拉底的原话，几分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讲柏拉图自己的想法？柏拉图的家族在雅典算是名门望族，但是他却生不逢时，出生的时候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已经开打，长大成人的时候，雅典战败，家中的亲戚卷入其后的政治纷争，而他所敬重的老师苏格拉底更是被判死罪，因而柏拉图的想法有几分年轻人的愤世嫉俗。他的眼中看不上雅典的民主，因为它导致雅典败在斯巴达手下，它还导致苏格拉底被判死罪。民主制度下，什么事都由公民坐在一起开大会辩论与投票决定，结果却是大家都为着各自的利益，吵来吵去没个消停。打仗的时候，上午开会好不容易吵出一个结果，派一队人马赴前线发动进攻。下午再开会，新一轮争辩却是反对进攻的人占多数，投票之后赶紧又派人招回上午出发的队伍。大家一起投票做决定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嗓门大的傻子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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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超越现实的柏拉图
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之中，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勾画出一个完全不同于雅典的理想城邦，要让从小受过严格教育，懂哲学的贤才组成一个称为“卫国者”的特殊阶层，在“哲人君王”的统领之下来治理国家。由精英来治理国家的观念，在有科举传统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举贤育才一直是儒家政治主张之中的重要一项。但是柏拉图眼中的人才并不只是知书达礼，而是同时要具有强壮的体魄与无畏的勇气。用现代的例子来打比方，柏拉图看中的是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于一般的大学生，就算是拿着北大清华的文凭，也不够资格当“卫国者”。为政的首要任务不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是建立一个军事强国，在城邦之间残酷竞争的环境之中傲立群雄。柏拉图成长过程之中，经历的是雅典战败之后的屈辱与动荡，他的政治设计为的是给城邦找一个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理想制度。他心目中的模范，正是那个打败雅典的斯巴达 。而且当时的希腊城邦只有乡镇范围的大小，管理起来倒是不受交通与通讯不便的限制，他的政治想象也因此不受拘束，很有几分极端。
首先理想国要控制思想，把诗人与剧作家驱逐出境，将诗歌与戏剧列为禁品，因为像《荷马史诗》这样的作品，把人教得激情满怀，是对青少年的毒害。当年苏格拉底的辩证受诗人与剧作家指控，被当成对青少年的毒害。到理想国之中，柏拉图以牙还牙，为老师报此一箭之仇。赶走诗人与剧作家之后，哲学家们可以创作新的神话来教育青少年，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其次，理想国要控制私利，处于理想国上层的卫国者们不可以拥有私有财产，这样他们才不会像雅典那些公民们成天为私利争吵，才可以全心全意为城邦效力。卫国者们不但财产公有，连家庭都公有，男女之间自由结合，孩子出生后直接交给城邦集体护养，父母不知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样才可以完全杜绝私利。当然，没有私利的卫国者不但是城邦的统治者，还享有特别的权利，比如说当卫国者为国家效力期间，走在大街上他想要吻谁就可以吻谁，不论男女（古希腊流行同性恋），城邦之内任何人都不可拒绝他的亲近，为的是以性爱来奖赏他为国效力的英勇。
这样的理想国放在现代，应该只是大学男生宿舍之内，几瓶啤酒落肚之后，由忧国忧民的学子在喧哗吵闹之中构思出来的救国蓝图。政治是实际的，当年亚历山大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只是通过英雄结义就可以组织起比希腊任何一个城邦都大出好几倍的队伍，降服希腊众多城邦之后，还能征服诺大的波斯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对柏拉图所知不多，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从东罗马重新发现他的著作。封建的欧洲也用不着多少政治理论，只要属臣忠于主子与大家都忠于上帝这两条就够用。要到十七世纪及其后的启蒙时代，欧洲的国家组织大到一定规模，国家机器初步成形，这才要开始新一轮政治理论的探讨。启蒙时期，或许有某些国王喜欢以“哲人君王”自居，但是除此之外，不论君权神授还是社会契约，都与柏拉图关系不大。以当时的组织与技术条件，没有哪个政府可以违反人伦之常，将社会控制到理想国那个程度。在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儒家更是早就摸清古代官府控制能力有限的道理，强调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仁义道德，告诫为君者不要扰民过甚，大家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理想，别搞那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事情。即使在希腊城邦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他自己参与政治都是以失望告终，后来还是回到雅典，在阿卡德弥亚办下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教人哲学。只有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使得政治组织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密，政府在社会与民众生活之中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吃重，这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以全社会军事总动员的模式，试图控制社会方方面面的“极权”政府。所以西方有人说，柏拉图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位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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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超越现实的柏拉图
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之中，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勾画出一个完全不同于雅典的理想城邦，要让从小受过严格教育，懂哲学的贤才组成一个称为“卫国者”的特殊阶层，在“哲人君王”的统领之下来治理国家。由精英来治理国家的观念，在有科举传统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举贤育才一直是儒家政治主张之中的重要一项。但是柏拉图眼中的人才并不只是知书达礼，而是同时要具有强壮的体魄与无畏的勇气。用现代的例子来打比方，柏拉图看中的是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于一般的大学生，就算是拿着北大清华的文凭，也不够资格当“卫国者”。为政的首要任务不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是建立一个军事强国，在城邦之间残酷竞争的环境之中傲立群雄。柏拉图成长过程之中，经历的是雅典战败之后的屈辱与动荡，他的政治设计为的是给城邦找一个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理想制度。他心目中的模范，正是那个打败雅典的斯巴达 。而且当时的希腊城邦只有乡镇范围的大小，管理起来倒是不受交通与通讯不便的限制，他的政治想象也因此不受拘束，很有几分极端。
首先理想国要控制思想，把诗人与剧作家驱逐出境，将诗歌与戏剧列为禁品，因为像《荷马史诗》这样的作品，把人教得激情满怀，是对青少年的毒害。当年苏格拉底的辩证受诗人与剧作家指控，被当成对青少年的毒害。到理想国之中，柏拉图以牙还牙，为老师报此一箭之仇。赶走诗人与剧作家之后，哲学家们可以创作新的神话来教育青少年，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其次，理想国要控制私利，处于理想国上层的卫国者们不可以拥有私有财产，这样他们才不会像雅典那些公民们成天为私利争吵，才可以全心全意为城邦效力。卫国者们不但财产公有，连家庭都公有，男女之间自由结合，孩子出生后直接交给城邦集体护养，父母不知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样才可以完全杜绝私利。当然，没有私利的卫国者不但是城邦的统治者，还享有特别的权利，比如说当卫国者为国家效力期间，走在大街上他想要吻谁就可以吻谁，不论男女（古希腊流行同性恋），城邦之内任何人都不可拒绝他的亲近，为的是以性爱来奖赏他为国效力的英勇。
这样的理想国放在现代，应该只是大学男生宿舍之内，几瓶啤酒落肚之后，由忧国忧民的学子在喧哗吵闹之中构思出来的救国蓝图。政治是实际的，当年亚历山大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只是通过英雄结义就可以组织起比希腊任何一个城邦都大出好几倍的队伍，降服希腊众多城邦之后，还能征服诺大的波斯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对柏拉图所知不多，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从东罗马重新发现他的著作。封建的欧洲也用不着多少政治理论，只要属臣忠于主子与大家都忠于上帝这两条就够用。要到十七世纪及其后的启蒙时代，欧洲的国家组织大到一定规模，国家机器初步成形，这才要开始新一轮政治理论的探讨。启蒙时期，或许有某些国王喜欢以“哲人君王”自居，但是除此之外，不论君权神授还是社会契约，都与柏拉图关系不大。以当时的组织与技术条件，没有哪个政府可以违反人伦之常，将社会控制到理想国那个程度。在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儒家更是早就摸清古代官府控制能力有限的道理，强调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仁义道德，告诫为君者不要扰民过甚，大家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理想，别搞那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事情。即使在希腊城邦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他自己参与政治都是以失望告终，后来还是回到雅典，在阿卡德弥亚办下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教人哲学。只有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使得政治组织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密，政府在社会与民众生活之中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吃重，这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以全社会军事总动员的模式，试图控制社会方方面面的“极权”政府。所以西方有人说，柏拉图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位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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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哲学家要在理想国之中担当统治的重任，柏拉图给哲学下了一个特别的定义，内中也是有一股超越现实的倔劲。苏格拉底是人，柏拉图也是人，一个人一个模样，“人”这个在大家平时说话不经意之间经常用到的泛指名称，在柏拉图眼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把“人”认定为一个理念，代表着一个完美与理想的人；现实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理念“人”的一个不完美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个作为不完美的实际的人，只有有限的生命；而作为理念的“人”却不会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是永恒存在的。我们的血肉身躯是父母给的；作为理念的“人”却只能是神灵创造的。对你身边某一个人的了解，不管多么深入，只能代表你个人的偏见；对理念的“人”的理解，却是哲学的真知。当然，不单单是有理念的“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相应的理念，理念的“猫”，理念的“狗”，理念的“树”，理念的“花”，理念的“桌子”，理念的“三角形”。能够触摸到的事物，都是这些理念事物在现实之中不完美的体现，组成我们生活周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而由完美的理念组成的完美世界，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堂。这些理念的事物要比现实的事物更为真实，柏拉图眼中的哲学，正是试图超越现实感官的不完美，去理解理念之中的完美世界。
所谓理念的事物到底是真实存在于天堂之中，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后来要成为西方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柏拉图超越现实的哲学眼光，却是与基督教有几分合拍。早期教会最为著名的神学家，生活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理论稍加改动就可以将理念引入神学之中：由理念组成的抽象天堂，其实就是上帝的心灵（或意识）；上帝把理念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就给人们带来神的启示。奥古斯丁的后半生，正好赶上蛮族入侵者冲垮西罗马，现实世界动荡不安，充满灾难与罪恶，难以看到尽头；超越现实的世界，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还是由耶稣主持的天堂，才能给人带来安慰。因而早期教会，更多的是受柏拉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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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哲学家要在理想国之中担当统治的重任，柏拉图给哲学下了一个特别的定义，内中也是有一股超越现实的倔劲。苏格拉底是人，柏拉图也是人，一个人一个模样，“人”这个在大家平时说话不经意之间经常用到的泛指名称，在柏拉图眼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把“人”认定为一个理念，代表着一个完美与理想的人；现实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理念“人”的一个不完美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个作为不完美的实际的人，只有有限的生命；而作为理念的“人”却不会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是永恒存在的。我们的血肉身躯是父母给的；作为理念的“人”却只能是神灵创造的。对你身边某一个人的了解，不管多么深入，只能代表你个人的偏见；对理念的“人”的理解，却是哲学的真知。当然，不单单是有理念的“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相应的理念，理念的“猫”，理念的“狗”，理念的“树”，理念的“花”，理念的“桌子”，理念的“三角形”。能够触摸到的事物，都是这些理念事物在现实之中不完美的体现，组成我们生活周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而由完美的理念组成的完美世界，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堂。这些理念的事物要比现实的事物更为真实，柏拉图眼中的哲学，正是试图超越现实感官的不完美，去理解理念之中的完美世界。
所谓理念的事物到底是真实存在于天堂之中，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后来要成为西方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柏拉图超越现实的哲学眼光，却是与基督教有几分合拍。早期教会最为著名的神学家，生活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理论稍加改动就可以将理念引入神学之中：由理念组成的抽象天堂，其实就是上帝的心灵（或意识）；上帝把理念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就给人们带来神的启示。奥古斯丁的后半生，正好赶上蛮族入侵者冲垮西罗马，现实世界动荡不安，充满灾难与罪恶，难以看到尽头；超越现实的世界，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还是由耶稣主持的天堂，才能给人带来安慰。因而早期教会，更多的是受柏拉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