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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作为地主的欧洲贵族

从中世纪进入现代早期，贵族的生活也发生不小的变化。中世纪开初，城堡不但是贵族权力的象征，也是他家庭的居所。随着城堡军事功用的丧失，贵族家庭也从城堡之中搬出来，迁入庄园里专门修建的宅邸。新建的宅邸有的在外表还保留几分城堡的模样，甚至取名为某某城堡，但是其内在的功用却是以居住的舒适与需要为考虑，不再是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堡垒。中世纪的开初，欧洲出产的物品相对贫乏，贵族家中的摆设简陋，而且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也不是摆东西的地方。贵族们彰显身份最好的方式是身边喽罗与仆从的数目，不论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不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前呼后拥有一堆随从，连吃饭、睡觉、甚至解手、洗澡都不例外。到现代的早期，经济与社会更为发达，贵族的宅邸有更多的家具摆设，身上的穿戴也变得更为讲究起来。贵族彰显身份的时候，讲究的是家中的排场，主人与仆人之间要拉开距离，宅邸之中主人与仆人的区域要严格区分，贵族们这才开始有“私隐”的概念。

中世纪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也是“自给自足”。这当然不是说他们要自己动手劳作，而是说他们的吃、穿、用多办是自己庄园之中的出品。进入现代早期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市场有更多的关系。庄园里生产的物品有不少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而平日里餐桌上的饮食，家中的物品，身上的穿着，多半也是购自市场，因为自家庄园产出的东西质量与品种比不上购来的物品。这在中国也是一样，就像《红楼梦》里贾府家中所用的珍稀古玩，美食佳肴也基本都是买来的。欧洲贵族在生活品方面从“自给自足”转向市场，大致发生在17世纪，后来的西方学者认为意义重大，称其为“消费的开始”。 消费需要有金钱，也有一份闲情逸志，在当时只有上层人士可以追求这一份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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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枪火炮主导欧洲的战场，贵族在政治上也有一个角色的转变。披盔带甲的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但是中央集权之下国王的军队之中，还是由贵族出任军官。沙场上的厮杀仍然是他们的志向所在，欧洲军队之中军官的位置基本上由贵族垄断，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扭转。火药带来中央集权，王权的扩张，贵族不可以再有自己的私家军，但是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减弱。欧洲各国文官制度要到十九世纪工业化之后才算成熟，于此之前，国家或是国王政策在各地的落实还得依靠贵族在各地帮忙。官员的选拔多半看的是出身、家族势力与裙带关系，重要的位置还得由上层的贵族担当，抄抄写写的事物官员则是从受过教育的中、下层贵族之中选拔。商人若是有资本，也可以置一块田产，买一个官位，传过几代之后可以洗去暴发户的名声，跻身贵族阶层。至于说贫家子弟想要通过读书进入官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欧洲没有学而优则仕一说。

没有私家军的贵族，却还有一份田产，在工业化之前是最牢靠也是最受尊重的产业，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前边说到过，作为封建领主的中世纪贵族不但拥有土地，可以向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收取地租，还可以向他们收税，强征劳役，对他们拥有管治权与司法权。在这种安排下，种田人是贵族庄园中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贵族的这些特权，在欧洲不少地方（特别是东欧）要一直沿续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中央集权的形成会侵蚀贵族的领主权，国王更愿意将收税权拿到自己手上，直接向农民征劳役，鼓励民众将他们的争端拿到国王的法庭上来解决。这当然是损害贵族的权益，但是贵族们也通常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农民的劳役可以以税赋取代，贵族可以享受免税的优待等等。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比如说英格兰），土地变成一种可以买卖的经济资源，不再与领主权绑在一起。但是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反倒增加，有的来自宗教改革期间被没收的教会田产，更多的则是来自土地兼并。 遇到天灾人祸，农民欠下债务还不起，土地多半是被贵族买走或是收走。因此走出中世纪的封建，欧洲的贵族在经济上依旧可以维持主导地位。类似这样的土地兼并，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而且总是会引起读书人的忧虑，担心没有田地，流离失所的农民会成为社会不稳的隐患。传统中国的政治，由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主导，他们的角度和想法并不完全与地主阶层一致。为着天下的安定，朝廷也愿意出手抑制兼并。主导现代早期欧洲政治的王公贵族，却是兼并的最大受益者。征战不断的欧洲，对天下太平也没有那么在意，土地兼并被人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作为统治者的理据在于他们专职作战，是大家的保护者。到现代的早期，这一理据已经不大好用，大部分贵族已经不是征战的军人，而只是收租的地主。相应的，也有一套新的说法来支持他们特别的政治特权。作为地主，他们有独立性：收入来自地租，自己不需要动手，不需要依赖他人，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忧。与此同时，他们也有闲暇，可以花时间来做政治。他们与众不同，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有决断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血统，还有中世纪的传统，使他们受人尊重，贵族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要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地位才开始受到挑战。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贵族的主导才在欧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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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会，教皇与大学

8.1教会的私有化与腐败

进入封建的欧洲，不但在政治上“私有化”，在宗教上也有一个“私有化”的过程 。前边说到过，在蛮族入侵所造成的罗马废墟之上，屹立不倒的只有天主教会。兵荒马乱之时，教会凭借其所特有的“精神力量”，反倒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帝国坍塌之后的社会担起更大的角色。普通百姓需要基督教为他们提供死后的希望，王公贵族更是要靠教堂之中的圣物保佑他们在战场上获胜，靠修士修女们的祈祷来求得上帝的特别照顾。中世纪的欧洲物资相对贫乏，王公贵族手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为了表示虔诚，他们时常将土地捐给教会或是修道院，一方面是以个人财产来表达对上帝的真诚感谢，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可以给捐赠者在死后进天堂铺下一条特别的通道。在讲究个人关系的农业社会，礼尚往来是社会交往的重要一部分，人们心目中的神灵有着更为浓厚的人情味：上帝喜欢收到信众的礼品，信仰难免沾上功利的一面。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烧香拜佛的人还是念经祷告的人，这一点倒是差别不大。

对中世纪的王公贵族来说，功利的一面还要算得更为深入一些，毕竟土地在当时是财富与权力的根基，不能就这么轻易捐出去。如果是捐地建一座修道院，那其中的方丈由谁来担任，捐赠者理所当然有发言权。他所要的不单是修士们每日数次专门为他祷告，还想给他的亲属安排一个位置或去处。在长子继承制度之下，把长子以下的儿子安排在教会之中当方丈或是主教，一方面是为孩子安排一条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也为家族保持对捐出的土地的控制权。在庄园之中兴建教堂，可以给信众提供一个礼拜场所，同时也可以就此向信众收取教区税（约收成的十分之一），维持教堂的运作，奉养其中的神父。相应的，神父的职位，教堂的收入，也都在庄园主的掌控之中。到公元十一世纪，教会名下的土地可以占到当时欧洲土地的四分之一，许多修道院与教堂已经变成贵族控制的私有财产，是他们投资理财的特别工具。

依照教规，教会划成不同的教区，每个教区有一位负责的主教，由当地的教士们选举产生，再由国王确认。作为教士们在各地的首领，主教负有监督教区内的教堂与神父的责任。他自己所主持的教堂，通常坐落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城镇之中，建筑更为宏伟，圣物的收藏更为丰富，声望更高，法力更大，吸引远近信众前来朝拜，也吸引更多的捐赠，名下拥有更多的田产。在宗教之外，主教在世俗事物之中也有特别的责任。以他所控制的田产，他的政治地位与贵族不相上下，平日里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所得到的收成也足以养起一帮骑士。这可不是传说之中的“少林寺武僧”，而是实实在在主教手下的“私家军”。国王有需要的时候，主教可以披盔带甲，起兵勤王，在战场上为君主拼杀，甚至还有主教战死沙场的例子。从这一点上来说，主教也可以算是国王的属臣，而且不少主教在生活方式上也向贵族看齐，平日里想的是驯鹰，打猎，丢骰子，饮酒，玩女人，而不是如何做弥撒，如何挽救信众的灵魂。想当年，基督教在创立最初的三个世纪之中是穷人的宗教；到如今，教会已成为富贵与权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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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贵族属臣相比，主教却有两点特别之处。中世纪的文化水准低下，国王手下的贵族基本上是目不识丁的武士，在当时也就只有在教会之中可以找到几位读书识字的人。没有官僚机构辅佐的国王，在行政上多半是依靠各地主教的协助，帮忙起草敕令，保存记录，制定相关法规，因此主教时常为国王担起文臣的责任。另一点则是主教的位置不同于贵族的爵位，无法通过世袭传给后代。天主教会早有明文规定，神职人员不可结婚娶妻，终生未婚的耶稣是他们的榜样，没有老婆孩子才能超脱世俗的烦恼，将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神灵。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中世纪的现实其实是许多神父，主教，甚至教皇私下都养着女人，而且时常处于半公开状态，大家见怪不怪。但是他的女人却没有妻子的名份，他的孩子是婚姻之外的私生子，肯定没有财产继承权。从国王的角度来说，主教反倒比贵族容易驾驭。主教不能形成自己的小王朝，他离世之后国王又有机会物色下一位主教人选。

按照教规来说应该是由教士们选出来的主教，实际上通常是国王从自己的亲信之中挑选。这一来是因为主教职位的重要，国王理应选自己信得过的人；二来则是国王自认为他在登基受膏之后，作为上帝在凡间的代理人管理世俗事物，由他来选定主教也是理所当然。而因为主教掌握着许多田产，国王有时甚至会将主教的职位卖给自己的某位亲信，反正新任主教上位之后可以通过他所控制的地租将买职位的花费赚回来。宗教私有化之后，这样的交易不过是礼尚往来的一部分。

读西方中世纪历史，很少会遇到有关“政治腐败”的讨论。政治私有化之下王公与贵族之间的封建是私人之间的安排，爵位的继承讲究的是血统，那庄园，家丁，家奴，土地，甚至法庭，本来都是贵族家的，里边都没有多少“公权力”的考虑，腐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宗教私有化造成贵族对教会的控制，主教在生活上向贵族看齐，神职的买卖等等现象，却时常遭人诟病，被谴责为“教会的腐败”。教会是上帝与人世之间的中介，基督徒相信的是一位普世的上帝，每个人死后都要受到公正的审判，决定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样的理解之中已经包含着一层“公权力”的概念，也包含着一定的伦理道德标准。神父与主教本应照看信众的灵魂，主持圣礼，要对上帝负责，应该是品德的楷模。贵族可以吃喝玩乐，那是天经地义的。主教也这么玩，轻则引起成何体统的质疑，重则可以算得上是教会的腐败。

公元十一世纪中期开始的教会改革，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两项弊病：一是神职人员普遍养女人，已经到半公开化的程度，明显违反教规，也违反他们入职时献身教会的誓言；二是主教职位用金钱购买，而不是根据候选人的声望与品德来挑选，在道理上同样是说不过去。改革的结果影响深远，造就了罗马主教的权威，使罗马主教变成名符其实的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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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公元1000年的欧洲版图

到公元1000年，查理曼的帝国粗略来说分成两个部分。西边是法兰西（大致为现代的法国），在内有贵族之间的争斗，在外遭受分散成许多股，令人防不胜防的北欧海盗的抢掠。在二者冲击之下，法兰西的版图被裂解，城堡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涌现，可以算作欧洲封建政治形态的典范。东边是德意志，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化外之地，到查理曼时期才被征服，皈依基督教。那里虽然也有王公贵族之间的角力，却还没有像法兰西那样被裂解，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来自东方的共同敌人，马扎尔部落。





图二十二：公元1000年的欧洲。


马扎尔部落来自中亚，途经黑海北岸的乌克兰，插入东欧。从东边侵入欧洲的蛮族，走的基本是这一条途径。在马扎尔之前的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与保加尔人，都是这样的例子。在他们之后，公元13世纪的蒙古骑兵侵入东欧，走的也是这一途径。马扎尔人在多瑙河北岸的喀尔巴阡盆地之中定居下来之后，建立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后世东欧的政治轮廓也大致成形。公元5世纪开始的日耳曼蛮族入侵，将北方的斯拉夫部落引入巴尔干半岛。到公元1000年，拜占庭（东罗马）在半岛周边只能控制地中海与黑海的沿岸地区，其余部分则是由斯拉夫人占领，包括塞尔维亚与克罗蒂亚，以及由另一股由来自东边的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混合而成的保加利亚。他们的北边是马扎尔人的匈牙利，将斯拉夫人分成南、北两块，到后来才有“南斯拉夫”一说。匈牙利以北，斯拉夫人的地盘更大，进一步分成西边的波希米亚（捷克）与波兰，以及东边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将来要演变成俄罗斯、乌克兰等等。在地理上，与匈牙利东西相对的还有德意志，在匈牙利周边因此要埋下后世德意志、匈牙利与斯拉夫之间民族矛盾的远因。在宗教上，定居东欧的蛮族都皈依基督教。南边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与东边的基辅罗斯接受的是拜占庭的影响，成为东正教地区。克罗蒂亚、匈牙利及它们北边的捷克、波兰，与德意志一样，接受的是罗马的影响，成为天主教地区。二者之间的不同，要为后世的东欧在民族矛盾之上，再留下一条宗教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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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匈牙利阻挡在多瑙河流域的德意志，虽然也有贵族之间的争斗，却还是有一位可以号令诸侯的国王。查里曼的后代已经失势，在德意志称王的是一个来自萨克森的王朝，统领德意志诸侯协同作战，挡住匈牙利的入侵。德意志国王还模仿当年查理曼借重罗马的权威，南下意大利接受罗马主教的加冕与涂膏，升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德意志国王在称王之后还有一桩翻越阿尔卑斯山，去罗马走一趟的任务，也多出一份对意大利时局的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之中有“神圣”也有“罗马”，前者显示帝国捍卫教会的决心，后者在名义上将自己当作罗马帝国的延续，帝国之中不但有德意志，也有意大利的北部。只不过在历史上，德意志从来就没有进入罗马帝国的版图，而中世纪的现实，意大利半岛一直处于政治四分五裂的状态。

意大利北部在当时的欧洲可以算是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罗马的文化传统在这里留存的最多，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等等城镇的人口与商业水准要远高于欧陆的城市。王公贵族的权威在这些城镇之中时常受到挑战，各城镇之间也是打斗不断。由于阿尔卑斯山的阻隔，不论是查理曼的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无法在当地建立有效管治。城镇内外有三股势力相互较量，一股是名义上效忠皇帝的封臣，当地有爵位的贵族，一股是城镇之内主持当地教堂的主教或是大主教，还有一股则是随着商业发展慢慢坐大的富商。在其后几百年中，这些城市的经济进一步复苏，要成为酝酿文艺复兴的土壤。意大利南部的情形更为混乱，半岛靴底的部分与希腊的交通较为便利，还属于拜占庭帝国控制的部分。靴尖的西西里岛，却是受北非穆斯林的控制。再加上诺尔曼人（北欧海盗的一支）的入侵，以及当地贵族之间的恩怨，造就当地动荡不定的局势。

罗马则是处在南北之间，半岛的中部，其周边有一块罗马主教所控制的地盘。名义上说，罗马主教的位置非同一般，他能给查理曼大帝涂膏，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他的手下早在查理曼时期就已经发展出一套罗马主教是教会之首的理论。而皇帝也有一个保护罗马教廷的责任。实际上说，罗马主教所面对的政治现实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主教好出多少。主教人选名义上是有在地的教士们选出，实际则是操纵在当地贵族的手中，其中少不了暗盘交易，甚至半公开的买卖。最离奇的是公元10世纪一位名为玛洛齐娅（Marozia）的罗马女贵族，凭借她的美貌与家族的财富，将罗马主教的位置变成她私家的财产，使她的情夫，私生子，两位孙子，两位重孙，及一位重孙的儿子，先后当上罗马主教，以至她自己后来也变成传奇，被人说成是“女教皇”。

到公元11世纪，教会内部出现改革的呼声，并且在神圣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得以实现。公元1046年，德意志国王亨利三世南下意大利，准备接受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三世本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早就对教会之中的腐败现象不满，在德意志已经开始实行改革措施。来到罗马，发现当地贵族更不象话，正在为主教应该由谁来担任吵得不可开交，上演一场三方闹剧：一方将主教的位置卖掉，另一方买下，还有一方则是与前两方打斗。作为国王的亨利三世，行使自己的主教任命权，捍卫教会的尊严，先将三人一道废黜，而后任命与自己随行的一位德意志主教出任罗马主教。完成加冕仪之后，皇帝返回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德意志，留下新任的罗马主教主持教会的改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场改革却要造成罗马主教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严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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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罗马教皇与德意志国王顶牛

罗马教会之中的改革派，在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三世的支持下掌权。只是皇帝没有意识到，改革派对欧洲政治有一套更为深刻的想法。他们不单想要杜绝教会之中的腐败，更立志于革新教会的组织结构，因为在他们看来，教会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世俗权力插手神职人员的任命，神职人员受制于世俗的王公贵族。依照他们的理想，尊奉上帝的欧洲社会理应以教会为首是瞻，王公贵族应该听命于教会，而整个教会则应该听命于罗马主教。虽然他们没有给罗马主教发明一个新名称，仍然称他为“Papa”或“Pope”，但是在他们眼里，这一称呼的实质含义已经上升为教皇或是教宗，其地位要高于国王、皇帝。

亨利三世在位期间，改革派的这些想法只是纸上谈兵，教会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杜绝教士私养女人及圣职的买卖。享利三世过世之后，继位的是他只有六岁的儿子享利四世，需要他人的辅佐摄政。在国王少不更事期间，改革派推出一项重大措施：教皇理应由枢机主教，也就是罗马教庭内部德高望重的官员们（因为披红袍，又称为“红衣主教”）投票选出。枢机主教的任命当然是也教会内部事物，由教皇负责。于此之前，罗马主教的任命时常操控在王公贵族手中，亨利三世当年南下意大利更是一口气废黜三位罗马主教。于此之后，教皇的选举俗人不得置喙。虽然这一规则以后要多次受到王公贵族的挑战，但是罗马教会就此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最终形成教皇要由枢机主教开会投票选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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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国王与教皇之间的冲突，要到亨利四世成年之后才爆发。当时在位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是一位热血满腔的改革者，站在他对立面的则是年轻气盛，刚刚亲政的亨利四世。争议的起因是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的大主教的任命，米兰市民在教皇支持下推出一位改革派人选，米兰贵族却在亨利四世支持下推出另一位人选，双方争执不下。作为德意志国王的亨利，行使主教任命权，为米兰主教举行传统的授权仪式：将一枚戒指给新任主教戴上，象征主教与当地教会如同婚姻一般的亲密关系；向新任主教授予牧杖（牧羊拐杖），象征主教担下职责，会像牧羊人照顾羊群那样，尽心看护引导教区的信众。作为反制，格里高利却推出一项改革新措施：禁止国王向主教授职，因为这种传统作法正是世俗权力干涉圣职的任命，是造成教会腐败的根源。他还给亨利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对亨利身边几位德意志主教祭出最高处罚，开除他们的教籍，因为他们身为国王的顾问，未能给国王正确的建议。这一场围绕主教任命权的争议，在后来被称为“叙任权之争”。

享利召集手下的德意志主教一起商讨对策，得出的结论是格里高利当上罗马主教的程序有问题，再次由亨利行使主教任命权，废黜格里高利。消息传回罗马，格里高利反将一军，宣布废黜亨利的王位，并且将亨利也逐出教会。国王废黜罗马主教在以前的历史上有过先例，罗马主教敢于拿出教皇的架势以牙还牙反过来废黜国王，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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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中世纪最戏剧化的一幕

德意志国王与罗马教皇对着干，在开初是教皇占着上风。意大利与德意志之间毕竟隔着阿尔卑斯山，往来不大方便，亨利对意大利鞭长莫及，使不上力气。罗马城中虽然有贵族愿意为亨利效力，但是市民的多数却是支持教皇及他的改革。在罗马周边，格里高利的地位相当稳固。局势不稳的反倒是亨利自己的德意志大本营。在摄政期间，各地诸侯趁国王年幼，中央虚弱，各自扩张势力。亨利亲政后想要遏制贵族的势力，难免与贵族发生矛盾与冲突。年轻气盛的亨利在此时与教皇闹翻，策略上相当鲁莽。格里高利将亨利逐出教会，马上就成为诸侯举旗起义的最好理由。来势汹汹的德意志各地贵族，还邀请教皇北上，与他们共商大计。

情急之下，亨利急忙带上王后及他们两岁的王子，顾不得天寒地冻，偷偷翻越阿尔卑斯山，赶至意大利北部卡诺萨城堡。格里高利当时因为害怕亨利支持者的谋害，藏身城堡之中。他没有想到亨利竟然会出现在城堡门口，赤脚站在雪地之中，旁边没有亲兵亲将，身上也没有任何皇家徽章，只披着忏悔者的粗布破衫，三天三夜在那里流泪请求宽恕。格里高利终于心软，接受亨利的忏悔，恢复他的教籍。国王与教皇言归于好之后，保证听从教皇教诲的亨利才离开卡诺萨，返回德意志去重建自己国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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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萨这一次较量（公元1077年）可以算作欧洲中世纪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教皇教训国王，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但是二者之外，还有站在国王对立面举旗起义的德意志贵族，此时却是箭已开弓无法回头。他们如期举行聚会，选出一位新国王与亨利对抗。可惜教皇已经原谅亨利，将一场贵族起义变成贵族反叛，其合法性大受挫伤。能屈能伸的亨利才是真正的赢家，回到德意志后他发号施令，组织兵马，镇压贵族的反叛。没过几年，反叛得以平定，亨利悔过的许诺也置之脑后，他眼中的格里高利又变回可以随意处置的罗马主教。格里高利故伎重施，再一次摆出教皇的权威将亨利逐出教会，却发现这一次没有德意志贵族愿意响应他的号召。

不需要为后方担心的亨利再次南下意大利，随行的不是王后王子，而是披盔带甲的骑士。形势紧急之下，格里高利只得向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诺尔曼海盗救援。这些进入地中海地区的维京海盗，在意大利南部落脚，活跃于拜占庭与意大利之间，时而当雇佣兵，时而当海盗，时而自己从事征服，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期间还要成为十字军的主力。教皇自身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骑士，一直与诺尔曼人维持友好关系。这一次为抵御亨利，教皇请诺尔曼人进驻罗马城，却没想到他们匪性不改，很快与罗马市民发生冲突，造成骚乱。他们也趁机在城内烧杀抢掠，给罗马造成的损害据说比以前任何一次蛮族入侵都更为严重，抢过之后就弃罗马于不顾，扬长而去。原本支持教皇改革的罗马市民，对诺尔曼人恨之入骨，对引狼入室的教皇也是极为不满。上了贼船，身不由己的格里高利为了自身的安全，只得在诺尔曼人撤离时与他们一道离开罗马。

进入意大利的亨利在其他枢机主教的支持下，将格里高利废黜，并任命另一位罗马主教，由新主教主持亨利四世的加冕礼，完成从德意志国王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仪式。流亡之中的格里高利，却是疾病缠身，时日无多，不久就病故于流亡之中（公元1085年）。圣经诗篇（45：7）之中有一句上帝给信徒的许诺：“你喜爱公义，憎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膏油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格里高利临终前却是另一番感叹：“我喜爱公义，憎恶罪恶；所以，我在流亡之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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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教皇实力的基础与局限

罗马教皇与德意志国王的“叙任权之争”，在理论上来说是各有各的道理。从教皇格里高利的角度来说，教会是圣洁场所，将自己献身于教会的教士们，遵从比凡人更高的道德准则，对圣洁也有不同于凡人的追求。相比之下，在战场上厮杀的王公贵族，双手沾满鲜血，没有圣洁可言，没有插手圣职任命的资格，更没有废黜教皇的资格。他们应该做的是俯首于教会，听从教会之首教皇的教诲。格里高利理想中的政治是以教皇为最高地位的神权政治，教皇才是国君（Papal Monarchy）。从德王亨利的角度来说，他作为国王本身就是神权的代表，他登基的时候受膏加冕，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的权力是“君权神授”，不但负有管理凡间的职责，也担有保护教会的使命，象征性地被尊为“活着的基督”（“救世主”），在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他有着与耶稣一样的魔力，可以用神力给人治病。教会的事务虽然不同于凡间，国王却依然有权力也有义务过问。

这二者之间争议的实际解决，靠的不是理论上的辩驳，而是政治实力的较量。自查理曼称帝之后，教皇作为可以给皇帝加冕的罗马主教，在西方的教会之中已有受人尊重的特殊历史地位，他的支持是王位合法的烙印。而欧洲政治相对原始的状态，也让教皇有不少外交操作的余地。国王手下还没有像样的国家机器，驾驭那些各据一方的诸侯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王与教皇闹翻，诸侯很有可能借机造反，带来很大的政治麻烦。欧洲的地理也给教皇一层特别的保护，意大利是伸入地中海之中的半岛，与欧陆隔着阿尔卑斯山，不论是德意志国王还是法兰西国王，带兵讨伐意大利都得走相当一段路程。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中心的罗马，在地理上实际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些因素使得教皇有相当独立的空间，成为国王无法随意控制的另一股势力。

在这一点上，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教会时常被拿来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东正教）教会对比。在拜占庭境内，罗马传统的体制得以延续，东正教会受控于帝国政府。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又称牧首）时常出入于皇宫之中，在政治上是皇帝的重要顾问，但是却无法成为独立于皇帝控制的另一股势力。在后来有第三罗马之称的莫斯科也是类似的情形，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是在沙皇掌控之中，相当于一个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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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独立的罗马教皇在政治实力上却有一项致命的弱点，他手下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欧洲封建开始时，连国王都管不住那些曾向他宣誓效忠的贵族属臣。仅仅掌握精神力量与外交手段的教皇，在与王公贵族的较量之中，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一声令下，或许有骑士应声而起，可以呼唤贵族造反，号召十字军东征，甚至请来海盗帮忙。但是应声而来的勇士们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只是在等待一个外出征战的理由，并不是真正接受教皇的调遣。更何况教会拥有的那么多土地，本来就是出自王公贵族带有目的的捐赠，主教位置的安排更是关系到国王地位的稳固，他们不可能甘心让教皇独霸圣职的任命。因此与教皇闹翻的不只是德意志国王，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国王也曾与教皇闹别扭。好在意大利地处偏僻，否则得罪这么多位国王的教皇还真是难以独善其身。

即使是在教会的内部，各地的主教也不一定就愿意接受教皇的权威。别的不说，单是格里高利一条不让养女人的改革措施，就让不少主教心不甘情不愿。支持国王对抗罗马的主教在各地都有，而私下养女人孩子的教士更是屡禁不止。罗马坚持自己在教会地位最高，还引起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不快与不服。在东罗马人眼里，蛮族入侵闹腾好几个世纪之后的意大利已是蛮荒落后之地。罗马主教竟然以教皇自居，要求东方的主教们也都服从他的领导，实在是不自量力。这其中的矛盾，也成为导致东正教与天主教分裂的直接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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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教皇与国王的和解

从时间上说，德王享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间关于主教任命权的争议开始于1075年，其间几经起伏，要到1122年才找到解决办法。只是到那时候，亨利与格里高利都早已离开人世。闹过近半个世纪经历多次大小不一的冲突与战争，双方都终于认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教皇固然可以鼓动诸侯反叛，让国王疲于应付。但是没有世俗权力的保护与支持，教皇并不可能真正确立自己的权威，甚至连罗马城都无法守得住。况且，国王与教皇之间并不是没有共同利益，教会之中许多圣职其实是控制在贵族手中，若是国王与教皇之间可以联手，加紧对这些职位的控制，不失为一项让双方都得以获益的安排，通过“中央集权”削弱贵族的势力。

达成妥协需要双方各让一步。各地主教的权力通常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与教会相关，另一部分则是管理地方与世俗事物。在前者国王不过问，主教需要向教皇负责。在后者则由国王授权，主教相当于国王的属臣。主教的任命需要依照教规，由所在教区的教士们投票产生。但是选举的时候国王可以在场，选举出现争议则是由国王决定人选。修道院主持的选举也是类似的办法。

这一妥协并没有削弱国王在主教任命上的发言权，他依然可以施压，甚至命令教士们选出他想要的人选。十二世纪末，英格兰一家修道院选举主持，国王亨利二世莅临，向在场的修士们宣布：“我命令你们举行一场自由选举，在忠心跟随我的理查德之外，禁止你们将选票投给其他任何人。” 但是教皇与国王对抗以妥协结局，在教皇的地位来说是大有增长，确立教皇在西方教会事物之中的发言权。而且，从教皇，到大主教，主教，神父，形成一个上下级的组织架构，管理整个欧洲的教会，倒是有那么几分以教皇为首一统天下的架势。在当时的欧洲，没有哪一位国王可以做到这种规模的“中央集权”。相对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分裂，反倒是教皇以他的宗教权威，将天主教会建成一个超越地域局限的“普世帝国”。至于说花钱买主教职位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只是有意者以后要多备一份礼，一份给国王，另一份给教皇。而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也只是得到一时的缓解，以后还是经常在别的议题上发生争吵。

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另一项结果，是横跨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国王与教皇持续的争议之中走向政治裂解。当国王滞留阿尔卑斯山以南，在意大利与教皇争拗的时候，德意志贵族总是趁机侵蚀国王的领地。当国王回到阿尔卑斯山以北，试图制服贵族的时候，教皇又总在背后煽风点火。几十年下来，德意志王的势力大为削弱，无法镇住各地诸侯，城堡在德意志境内如雨后春笋一般四处涌现。到后来，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也变成由七位诸侯投票选举产生，无法由父及子继承。原本就分裂的意大利，再加上分裂的德意志，是教皇与国王争拗留给欧洲的一项政治遗产。连火药的引进，也无法扭转分裂的大势。“神圣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名不符实的四不像，既不“神圣”，也不“罗马”，而且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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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学生管老师的第一所大学

进入中世纪中期的欧洲，虽说王公贵族之间冲突不断，但是经济与社会却开始显露复苏的迹象。若是以传统中国所倡导的天下太平的理想为标准，用我们的历史眼光去审视此时的欧洲，看到的难免是时局的混沌与诸侯的纷争。但是以欧洲自身的发展进程来看，从查理曼帝国的分崩离析到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却是向前迈出不小的一步。诸侯之间毕竟是订下领主与属臣的正式安排，权力的归属与承继也可以依据血脉，有一定的规矩可循，社会要比过去安定，庄园的种植水准提高，人口恢复增长，城镇规模增大，商业开始复苏，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与教育水准的提高。尽管罗马教皇与德意志国王闹得不可开交，欧洲社会却在经历一场“十二世纪的复兴”。

这一场复兴不如后来的文艺复兴那么有名气，但却为后者打下基础，其中在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教育的重建，特别是大学的建立。公元五世纪的日耳曼与公元七世纪的穆斯林入侵，将围绕地中海的罗马帝国肢解，所造就的欧洲是一个混和体，包括原本在帝国占有特别地位的意大利半岛，原本属于帝国边缘地带的高卢与不列颠，以及原本基本是蛮荒之地的德意志。在这一混和体中，地理上处于边缘的意大利却在文化上领先，教皇更是为罗马争得教会中心的位置。蛮族入侵冲击之下，也就只有还掌握着“精神力量”的教士们还需要读书识字。毕竟通往天国的真谛是写在圣经之上，而不是藏在贵族的城堡之中。因此“教士”与“读书人”基本可以算作同义词，或者说，此时的欧洲没有古罗马或是传统中国那样独立于宗教之外的读书人。这一情形要一直延续到16世纪，欧洲这才又开始出现不穿教袍的读书人。

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前，基督教虽然成为罗马官立的宗教，教会却无法掌控罗马的学校。帝国晚期的罗马读书人，可以算作抵制基督教的最后堡垒，毕竟基督教发源于社会底层，而教育却是控制在对基督教最看不顺眼的传统贵族，社会上层人士的手中。蛮族入侵之后，罗马传统文化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反倒是教会找到更大的增长空间。一增一减之间，教会成为文化的主导，读书人的主流，虽说教士们所关注的不是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著作，而是圣经之中的真理启示。查理曼在位时期，支持规模较大的教堂兴办学校，来提高教士的文化水准。到此时，文化与教育完全变成落入教会的垄断，只是其标准大为降低，教堂学校之中所教授的基本只有识字与算数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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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年前后，西方开始出现大学，这一源自欧洲本土的新型教育组织方式，在现代的影响要遍及全球。从起因上来说，大学的产生并不神秘，欧洲经济与社会的复苏，带来对教育的需求，也产生相应的文化市场。原本在教堂学校里教书的先生，可以自立门户，找到足够的生源，以授课养活自己。作为一个行当来说，教育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讲究名牌，其二是物以类聚。讲究名牌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名师出高徒，有名气的老师不断吸引远近慕名而来的学生，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又引来其他的老师，为的是在生源之中沾一份光。而学得好的学生，毕业之后留下当助手，也可以自立门户。等到新老师教出名气，变成名师们聚在一起，各有所长，相得益彰，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生源又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这样的增长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自然需要组织与行规。什么人可以当老师，学生需要修读什么样的课程，老师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学生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不同课程之间如何衔接，等等。最先出面的组织者不是以勇武为荣耀的王公贵族，也不是握有精神力量的教皇及他手下的主教们，甚至都不是教书的先生们。现代公认的第一所大学，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初竟然是由学生们发起组织的。在他们的眼中，学生是付钱交学费的顾客，对提供服务者（老师）有相应的要求。

从现存最早的校规之中（1317年）， 可以看到在学生管治之下，老师所要遵守的纪律：缺课一天，必须提前请假；出城之前，要交下按金，以保证按时归来；如果来上课的学生少于五人，以缺课论处；上课铃响过后，讲课要马上开始；下课铃响过后，拖堂不得超过一分钟；书本上的章节，不得在讲课中随意跳过；困难的部分，不许拖到快要下课时才来讲解。诸如此类，不难看出给学生上课的老师，在学生当家作主的学校里，日子过得并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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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university无“大”亦无“学”

前边说到过，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没有足够的税收养起官僚机构，只能通过封建的安排，由庄园养活以勇武为荣，以征战为己任的王公贵族，管治各占一方，以农业为主的绝大部分地区。但是这套制度，放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城镇之中，却是难以实行。城镇是生意人与手艺人聚集之地，工商业的运作要远比耕田种地复杂，连字都不大认识的贵族骑士就是想管，也不知从何管起。因而中世纪的欧洲城镇，倒是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每年只要向当地的王侯交上税款，买下“特许”，城内的事物就由城里人自行处置。

在这种安排之下，城镇组织的基本单元是“行业公会”。每一个行业，工匠，布商，屠户等等，各组成一个行会，定下相应的行规。从物品、服务价格，雇工薪资，质量标准，到做工程序，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想成为行会的正式成员，必须是有自己店面的大师傅级人物。想成为大师傅，可是得经过多年的磨练，少年时代先到别人的店里当好几年（通常七年左右）学徒。出师之后，还要给人当更长时间的伙计。手艺高，运气好，有家人支持的伙计，攒足钱后才可以自己开店，当上老板成为大师傅，加入行会。达不到这一级别，一辈子给人当伙计的人，不在少数。行会的头头，算是城里有钱有地位的头面人物，城里的事物就由他们商量着办理。好在当时城镇规模不大，不需要衙门，也不需要警察就可以管起来。于此之外，城内通常都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教堂，由一位主教或是大主教主持，也是可以插手城内事物的头面人物，时常卷入商户之间的纠纷之中。当然，在讲究阶级的中世纪，商人不论多有钱都还是属于平民，在地位上不能与贵族、教士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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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所谓“大学”，其实是师生们模仿工商业者，自发成立的行会。最早出现这一组织的博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部，属于罗马教廷的领地。当地的学生以修读法律者居多，年龄较大，心智也比较成熟，行会由学生发起。下一个读书人的行会，创立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黎，则是由老师们发起。不管是由谁发起，读书人的行会与工商业者的行会一样，也要规管学费，教学要求，以及课程、资格的审定。入学者通常是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能读书识字，写基本的拉丁文。入学之后，通常要学六年左右的基础，可以拿下一个当“师傅”的许可，从此有教书的资格。相应的学位名称为Master，与手艺人的“师傅”是一样的称号，但是译到中文却变成文雅一些的“硕士”。获得硕士之前，也可以去先考一个相当于助教的学位，称为Baccalaureate，原意是替骑士拿着盾牌的小护卫，译到中文变成“学士”。获得硕士之后，还可以继续深造，进入三门高级专业，按照地位从高到低依次为神学、法学与医学，所花时间很长，从好几年到十几年不等，费用不菲。毕业之后算是学识渊博之士，也就是Doctor，汉译成“博士”倒是相当贴切。这些学位只是教书的资格证，并不是我们历史上举人、进士那样当官的上岗证。欧洲的读书人，也有不少去王公贵族府上当差，但是走这条路靠的是后台与熟人，与学位没什么关系。

行会既然可以订立行规，一定具有垄断性质。一座城市中，由读书人组成的行会，当然是“全体学人联会”，其中必有“全体”一词，在拉丁文中为Universitas，到英文中变成University。当然，商人、手艺人各自组成行会的时候，也要在名称上用到Universitas。只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大家渐渐以Universitas来特指读书人的行会，变成“大学”的代名词，虽然其中既没有“大”，“高等”，也没有“学校”、“学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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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在斗殴之中发展的大学

从起源上来说，欧洲的大学可以说是模仿工商业行会而组织起来的教学活动，很有几分商业的味道，与官家 、教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当年那位不识字却喜欢抱着书本睡觉的查理曼大帝，要求城镇的教堂与修道院办学校，是历史的特例。办出的也只是扫盲班，学问上并没有什么起色。进入中世纪中期，王公贵族与教皇主教倒是没有这份特别的心思。在十二世纪的复兴中，西方的大学起源于民间的自发，而不是上层社会的推动。但是也正因为其动力来自社会的需求，这一轮欧洲教育的发展倒是更有生命力，以至国王与教会最后也都得插手其中。

欧洲行会的组织不单只是为着行业的垄断，更是为着保护业者的自身利益。中世纪的城镇是农庄大海洋之中的孤岛，掌握政治权力的王公贵族，时常向其摊派苛捐杂税。由行会出面与王公贵族讨价还价，当然要比独家商户有力得多。同样的，读书人自发组织行会，为的也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是威胁他们权益的不是王公贵族，也不是教皇教会，而是他们办学所在的城镇。规模比较大的大学，师生加起来上千人，多半是外来人口。在当时的欧洲，能有个上万人口就可以算是一座大城市。师生们的起居饮食，是一笔相当大的生意，给市民带来不少赚钱机会。这其中难免有人借机抬高房租物价，在外地人身上敲一笔竹杠。另一方面，学生之中以青少年居多，精力旺盛，自制能力有限，醉酒之后更是麻烦，打架斗殴，骚扰民居，甚至在大街上调戏妇女。由此引起的争执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学生与市民之间的集体打斗，闹出人命案子 。封建的欧洲没有一个出面主持公道的官府，在农村是贵族的私家天下，在城镇是以行会为主导的市民自治，自然是倾向于站在市民一边。市镇出面抓人，首先被抓的是学生；而在市镇的法庭上，学生不可能讨到公道。就算是把当地的主教请来调停，他也难以恪守公正，毕竟市民是他的邻里，也是他教堂之中的信徒与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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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组成“大学”（行会），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教育理念，或是为着对知识的追求。行会的建立出于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组织起来与所在城镇对抗，维护自身权益。与市民相比，他们只占少数，而且大多是外地人，就算是强龙也难压地头蛇，组织起来之后的对抗也还是占着下风。有时矛盾闹大了无法解决，师生们所能采取的最激烈手段就是集体出走，搬到别的地方去上课。1206年，牛津发生一场学生与市民之间的恶斗，导致部分师生走出搬去剑桥，在当地创立剑桥大学 。1229年，巴黎发生的另一场恶斗，却是导致部分师生不惜渡海搬去英格兰，在牛津找落脚之地 。类似这样的集体出走对大学所在城镇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毕竟有不少商家靠师生的消费赚钱。

大学与城镇矛盾闹大之后，还要求助于更高权力机构的介入。毕竟，大学不是一般的行会，谈经论道，教书育人的学校总有那么几分特别。若是以我们现代的例子来打比方，北京大学学生与社会人士发生打闹，总不可能由海淀区或是北京市出面解决，而是要通过教育部直接上报国务院，中南海。进入公元十二世纪，巴黎大学已是名声在外，尤其在神学方面负有盛名，闹出问题来连法兰西国王的面子上都挂不住。于是国王答应将师生直接纳入其管辖之下，有问题可以找国王讨个说法。而教皇更是无法置身度外，毕竟大学毕业生之中有不少人进入教会担任教职，而且神学课程与教义密切相关，教会必须加以看管，不可放任自流。由教皇颁布的特许，干脆就给予学生特别待遇，让他们穿袍子，剪修士的发型，让路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拥有受教会保护的身份。市民与他们发生冲突，相关争议要放到教会法庭之中来解决，不容得城镇私自处置。所以读书人也可以算作教士。教皇出面之后，还有另一个好处。当时教皇在宗教上的权威遍及整个欧洲，在得到教皇特许的大学之中拿到学位，凭着证书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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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学院比大学更牛的时代

教皇与国王的介入，却无法解决大学与市镇之间的冲突。毕竟在封建的欧洲，国王与教皇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在规模与能力上都相当有限，打仗还就只能依靠各地贵族起兵勤王。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就算造成人命伤亡，在那个王公贵族之间冲突不休的年代，也不过只是地方上的斗殴，还真算不上是什么能让教皇或国王放心不下的大事。他们赋予大学特权之后，这一厢师生们可以挺直腰板，那一厢市镇对闹事的学生没有管辖权，结果只能是加深市民的怨恨。双方的冲突再闹起来的时候，打斗反倒更为激烈。
矛盾的缓解，要等到另一个机构的逐渐成长，在英文之中称为college，原本指的也是民间自发组织，相当于“俱乐部”，或是“小团体”。由大学出面组织college，为的却是给学生兴建宿舍。只是翻译到中文里，college变成“学院”，其宿舍的本意完全遗漏。大学开初只是行会，没有校园，也没有上课专用的教室。老师家中有房，就在家里上课，无房则在外边租借。学生平时起居，也都是在市镇中租借，也因此容易引起作为房东的市民与作为租客的学生之间的纠纷。当然，没有校园却也有一项好处，一旦发生严重冲突，师生们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照顾的时候，他们可以一拍屁股一走了之，搬去另一座城市。

其后开始有人发起学生宿舍的兴建，对大学显而易见有两重益处：一方面是让学生有经济适宜的住处，在管理上方便许多；另一方面则是减少市民与学生之间因为租房而引起的各类矛盾，在二者之间有所区隔。但是兴建宿舍需要相当一笔投入，以老师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费肯定不够支出，而当时的国王与教皇别说教育经费，就连政府或教会自身的运作也没有预算可言。大学由此多出一项任务：募捐筹款，四处讨钱。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募捐在现代美国也是大学校长们的重要责任，在私立大学更是首要责任，以至一校之长平日里都是办酒会，搞仪式，与各类公司主管、富商套近乎，根本就没空管理教育与学问。在中世纪，募捐要相对简单一些，教会的教职人员中有不少读过大学，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请某一位主教出面主持，去找王公贵族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