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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欧洲的再次裂解





图二十：公元814年，查理曼去世时的欧洲

前边说到过，法兰克王国是法兰西的开始。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则是德意志历史的开始。查理曼所率领的征服，正是越过莱因河向东扩张。帝国时期，罗马大军只是偶尔过河，对那里的蛮族进行惩罚性的讨伐，法兰克人原本正是界河一带的蛮族。现在罗马已经消亡，却是由法兰克人去征服罗马之外的蛮族。查理曼的大军，一直打到多瑙河中游，现代匈牙利的境内，抢得许多财宝。查理曼帝国的范围，从阿尔卑斯山北边扇形的西部扩展到北部，居住在这一带的，有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也有中亚过来的蛮族。按照后来的地理名称，欧洲的范围在此时从意大利与法兰西，扩展到德意志与奥匈境内。
查理曼的大军不但抢夺土地与财富，还担当起福音传播的重任。在离莱因河较远的北欧大森林里，蛮族信的还是部落的原始宗教。要他们改信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战场上被击败，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受洗。大军撤退之后，他们又起兵造反，宗教上回到原来的状态。为了降服德意志北部那些没有渡海去英格兰的萨克森部落，查理曼要前后花上三十多年时间，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征服。公元782年，查理曼曾在一日之内屠杀4500名被俘之后不愿受洗的萨克森人，其后更定下法规，在新征服地区凡不愿皈依天主教者杀无赦。教会也派出传教士跟在大军之后，在蛮族地区建教堂，巩固好不容易由刀剑取得的成果。后来有西方人，将这其中的艰难与穆斯林统治地区伊斯兰传播的容易相比，不禁感慨万分：就传教来说，课税的手法还是比刀剑的威逼来得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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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较却是忽略了当时中东与欧洲社会的差异。中东地区的文明历史悠久，经济与贸易相对发达，民众支持社会秩序的恢复来保障经济的运作，人心思定，而且本来就有政府架构，百姓也有纳税的习惯。至于说谁来当上层的统治者，对一般百姓来讲，并不重要。穆斯林因而不难接过罗马、波斯的政治制度。新征服的莱因河以东地区，还处在史前的部落时代，自身生产能力有限，经济水准低下，没有市镇，也没有多少贸易。他们的财富，多半是从东罗马或是西罗马那里抢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不是游牧，就是游耕，有什么争执由部落之间的协商或打斗解决，还没有发展出政府、纳税等等制度。要把他们变成领主庄园里的农奴，自然只能是用刀剑威逼。武力征服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与反抗，发展当地的经济，建立政治制度，更是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让他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皈依天主教，只是一个开始，后边的路还长着呢。这样的差别在现代也有，比如说二战的双方曾经浴血奋战，但是战败后的日本、西德在美国人的管制下可以服服帖帖，因为当地已是工业化的社会，需要社会秩序才能回复经济运作。反倒是在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越南与阿富汗，美军投入大量军力物力，费九牛二虎之力却无法平定这些贫穷落后的小地方。

即使在莱因河以西，跟随查理曼四处征服的勇士，也只是骑在马背上抢劫的好汉，抢完钱财抢土地，其后则是各自割据，相互之间打斗不断。戴上皇冠的查理曼大帝，手中并没有一套相应的国家机器，他的随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相应的组织纪律性，无法变成维护天下安定的罗马官员。他们只能是在分得土地之后，变成各据一方的小霸王。查理曼自己对“皇帝”这一称号意义的理解也是有限，生前安排继承的时候，把诺大的帝国一分为三，三个儿子各领一块。帝国在他心目中还是一份可以均分给子孙的财产，而不是一个维护纲纪的制度安排。与之前的蛮族王国一样，他死后儿孙之间陷入内战，各地的贵族也加入混战。于此同时，欧洲又遭受另一轮外族入侵，分别来自三个方向。从东边来的，是源自中亚的马扎儿部落，后来在多瑙河中游北岸定居，成为匈牙利。从南边来的，则是以北非为基地的穆斯林海盗，多次袭击意大利。从北边来的，是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丹麦、挪威与瑞典）的维京海盗，主要在西欧海岸与河岸大肆抢掠。欧洲的政治版图再一次被裂解，进入最为混乱的时代。政治组织的规模被裂解到只有村落大小，几个村落围着一个城堡，一旦有入侵者到来，村民们就赶紧躲入城堡之中，等入侵者走后再出来继续耕作。城堡的主人，多半是法兰克帝国的贵族，也是后来欧洲贵族的前身。这一场混乱历经前后两个多世纪，留下的文字资料不多，刚刚诞生不久的欧洲进入其历史最混沌也是最低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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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维京海盗的传奇

裂解法兰克帝国的三股入侵势力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丹麦，挪威与瑞典的维京人，又称为北欧海盗，因为他们是划船从海上南下的入侵者 。这些地区地处欧洲的最北端，在西方历史上通常没有重要角色，其中只有两段时期是例外。一段在近代，进入十七世纪瑞典曾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势力，在中欧地区征战，在东欧地区与俄罗斯争霸，最后于十八世纪初败在俄罗斯手下。另一段在八至十一世纪的维京时期，北欧海盗的足迹不但遍及欧洲沿海，还向东走到巴格达与君士坦丁堡，向西走到冰岛，格林兰，甚至出现在北美的纽芬兰。

欧洲的最北已经接近北极，因为洋流的关系却比相同纬度之下的西伯利亚或是加拿大北部来得暖和，在远古就有人类出没。造成他们在维京时期外出探险的原因却是难以考证，当时的维京人还没有文字记录。以当地的条件，可以支持的人口数目有限，或许人口增长超过生态的负荷，或许部落之间打斗促使一些人向外寻找机会，而那一时期也正好碰上全球气候回暖，为他们驾船四处探险提供条件。从航船技术来说，他们拥有的船只不算先进，不大的船体只能装载十几个人，有帆也有桨，吃水浅，看起来相当单薄。远航四方也与他们处于接近地球北极顶点的位置相关，出发时东西偏向的不同，随着南下的进程将他们引向不同的地区。

方向偏东，将他们带入现代俄罗斯境内。沿着顿河向南进入黑海，可以前往君士坦丁堡，那里有失去叙利亚与埃及之后残存的东罗马。沿着伏尔加河向南进入里海，可以前往两河地区，那里的穆斯林在八世纪经历过一场改朝换代，由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胜出，新建首都巴格达，哈里发帝国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乘小船南下的勇士，难以憾动穆斯林或是东罗马的防守。但是他们南下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着北方的“土产”，其中有两项特别畅销。其一是北方出产的动物皮草，在没有暖气的时代是王公贵族家庭用来御寒的奢侈品。其二是抓获的俘虏，多半来自沿河两岸的斯拉夫部落，带到东罗马与中东当着奴隶贩卖。由此一来，抢劫不成生意成，海盗变成商贩。在瑞典，现代考古挖出不少由他们带回去的东罗马、中东硬币。在穆斯林方面，更是留有文字记录，描绘维京商人的风俗特性。为了保护他们的顿河与伏尔加河通道，维京人更进一步修筑据点，基辅与莫斯科都是由他们创建。久而久之，他们变成统治当地斯拉夫部落的贵族，淡忘维京的身份与语言，讲起斯拉夫语。只是其名称“罗斯”（Russ）还留有历史的痕迹，来自祖先南下的出发点，瑞典东部沿海的Roslagen。他们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是以基辅为首都的“基辅罗斯”（九世纪）。基辅罗斯灭亡后，在北边莫斯科周围建立起来的政治势力，国名则成为“俄罗斯”（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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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方向偏西的维京人大多来自丹麦，进入英吉利海峡或是英伦三岛的沿岸地区。这一带其实也是蛮族统治地区，论财富不能与东罗马或是穆斯林地区相比，但是相对维京老家却是要富一些。海峡南岸的法兰克帝国，本来就组织不严密，查理曼死后其后代更是打成一团。即使这样，维京人也还是没有攻城破池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船小，吃水浅，划桨驱动在内河航行自如，在沿河地区有很大的机动优势，突袭防守虚弱的地区进行抢劫，特别喜欢找修道院下手，因为修道院积累不少财富，却没有重兵把守。法兰克勇士在陆地上的优势无法利用，后来只得在河上建桥，才得以阻止维京人沿河的抢掠。而在海岸沿线，维京人却开始殖民定居。法兰克将计就计，将沿海一块地带封给他们。在法语之中，他们被称为诺尔曼人（Norman，北方人），受封之地则称为“诺曼底”（也就是二战后期盟军登陆的地点）。定居的诺尔曼人作为贵族与当地人杂居，也渐渐忘却自己的语言，讲起法语。

在海峡北岸的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部落原本有好几个小王国，海盗入侵引发小王国之间的火并，维京人也介入其中，从海盗变成定居者。这其中的过程有许多曲折，无法细述，只是其最后结果却有些出人预料。诺尔曼人在海峡南岸安顿下来之后依然不安分，还要外出征战寻找抢劫的机会。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大公率众渡海入侵英格兰，
成为英格兰国王。现代的英国皇室若是追根溯源，得算是维京海盗的后代。

向正西方向行驶的维京人，却是在冰岛登陆。当地荒无人烟，定居起来相对容易一些。现代的冰岛人算是维京人正宗的后代，还通过口头流传下来维京人的史诗，成为现代学者们研究维京文化的重要资料。从冰岛再向西，还有格陵兰，也是维京人的定居点。其后再往南走不远处，就是北美大陆，现代加拿大的纽芬兰。以他们看似简陋的船只，维京人却比哥伦布早500年到达美洲，只是他们不知道那是新大陆，也未曾向世人宣布他们的发现。他们还和当地的印地安人发生冲突，却讨不到什么便宜，在纽芬兰停留不过十几年，就放弃当地的定居点，直到现代考古挖掘重新发现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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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的贵族

7.1欧洲的封建：主子与属臣

在进入公元十世纪之后的欧洲，城堡变成政治权力的象征。早期的城堡相对简陋，应该称为土碉堡更为合适，有的只是一个土堆，有的只是简易的木头架子，有的干脆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留下的废弃建筑。但是围着这样的土碉堡，挖一些沟渠，堆一些砖块，建一些围栏，就足以当作防卫工事使用。这么简单的工事，当然无法抵挡五百年前的罗马军团。但是在冷兵器时代，攻城破池是一件艰难的事，即使是经验充足的罗马军团，也只能使用笨重的攻城器械，投掷石块，挖地道等等费时费力的办法，而且必须动用大批军力围城，不许人员、食物进出。就这样，通常还是要围上数年的时间，才能得手。在查理曼帝国瓦解之后的欧洲，流窜各地之间的大多是盗匪武装，要么是四处抢劫的散兵游勇，要么是驾船而来的北欧海盗，既没有耐心也没有人力去打攻坚战。对付这些人，简易的工事已经能够抵挡好一阵子。

土碉堡的主人，有的是法兰克帝国时期的贵族，有的则是敢于出头的好汉，率领一批敢拼敢打的弟兄，守得住土碉堡就可以霸占一块地盘。有外敌入侵时，周边的村民可以躲在那里藏身。平日里，大家自然要向堡主缴纳保护费，供他们吃用，帮着维修防卫工事。不服从堡主权威的村民，不但遇到盗匪时无人保护，平日还要受到堡主及其喽罗们的骚扰。久而久之，碉堡周边的地域成为庄园，堡主变成庄园主，跟他一起冲杀的勇士变成他手下的骑士，而接受他保护的村民则变成庄园里的农奴，向庄园主进贡纳税，大家有什么争执与问题要请他出面解决，由他定一个说法。碉堡渐渐修成有一定规模的堡垒，既是防卫工事，也是堡主的家居所在，成为私人产业在由堡主的家人代代相传。遗留到现代可以供游人观赏的城堡，大多建造于中世纪的后期，既是堡垒也是宫殿，有相当的规模。到那时候，堡主的地位由父传子历经许多代人的继承，城堡已经变成一个家族朝代的政治据点，庄园主也已经变成欧洲的王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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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上，公元11世纪之前通常称为中世纪的初期，之后三世纪则是中世纪的中期，也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其基本政治单元，是在城堡看护下由贵族统治的庄园。到此时，天主教传到欧洲最北端的斯堪的纳维亚，那里是大森林，而不是沙漠草原，蛮族可以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欧洲的北方再也没有游牧民族，也因此再也没有来自北方的蛮族入侵，给后来西欧与中欧的发展提供一个地理优势。在东欧，马扎尔人也皈依天主教，在匈牙利定居下来。那一带以后还会遭受蒙古骑兵的袭击，但是却属于欧洲的前线地带，对西欧与中欧没有多少影响。

没有外族入侵的欧洲，却并不太平。城堡所代表的其实是贵族的武装割据，地盘大小不一，相互之间冲突不断。所谓封建，其实是这些贵族之间合纵连横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大的庄园主不但地盘大，而且可以同时拥有数个城堡，可以称王称侯。小的庄园主只有一个城堡，沿用法兰克时期的称号，变成公爵，伯爵，但是势力较为单薄。二者之间，大的当“主子”（Lord），小的当“属臣”（Vassal），主子承诺保护属臣，属臣则宣誓忠于主子，在主子有需要的时候会带领手下前来效命。换一个角度说，等于是主子把一处庄园与城堡封给属臣，并给予保护，属臣则需要听从主子的调遣，特别是在征战时要带兵来为主子效力，双方有一种“封建”的关系。这一关系还可以双向延伸，向下走公爵将他自己属下的地盘封给伯爵，伯爵再封给手下的骑士。向上走，爵受封于候，候受封于王。王的地位最高，没人可以在他之上，但是他的上边据说还有上帝。英文圣经之中，上帝时常被称为“LORD”，翻成中文也是“主”。这样的封建关系，把拥有城堡的欧洲贵族们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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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欧洲的封建不适用传统中国

对于我们来说，理解欧洲的封建有一层特别的困难，因为“封建”一词在现代被借用到我们的政治词汇之中，把辛亥革命之前两千年的中国都说成是“封建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也被说成是“封建专制”。这样的借用却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之间本质的不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之中，已经有公与私之分，官府的官员吃的是公粮，当的是公家的差；欧洲的封建制度，却是“山大王”之间的私人联盟，我效忠你，你保护我。我们的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以“任人唯贤”，“择优录用”为基本原则，虽说在实施过程之中现实与原则之间会出现距离，但是作为办公务的官员，大家基本的认定就是你必需有能力有品德才能担当公职；欧洲贵族的位置是世袭的，那个庄园，那座城堡，都是他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私家财产，讲究的是血缘与家谱，与他的品德没有关系，庄园里的事情是庄园主私家的事情，不是公务。我们的传统政治，已经有一个官僚制度，有相应的礼仪，法规，上下级之间的从属，责权的划分；欧洲的封建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但是主子与属臣之间的关系，算不上一个组织架构，而只是各占一方的大王，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相互之间一种互利的安排。我们的官员按照不同品级领俸禄，在组织架构之中可升可降，最糟的情况下“夺取顶戴花翎”，告老还乡或是撤职查办；欧洲的贵族，吃的是自己庄园之中农民缴纳的粮食，他所得爵位的根基是家族占着的那一块地盘，主子要罚他，给他降级或是撤他的爵位，那可得做好动刀动枪，攻打城堡的准备。

或许从经济层面上来说，传统中国与封建时期的欧洲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依靠人力畜力，收成的多少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没地的农户要向土地拥有者交租。但是中国的地主，就算是大地主，其所拥有的权力根本就无法与封建时期的欧洲贵族相比。在城堡看守下的欧洲农民，不但收成要拿出一部分交租，节日、喜庆要给主子送礼，每周还有固定的天数要到主子家中当仆人。主子外出打仗，他手下的农民有义务随军出征。农户没有人身自由，结婚成家，财产承继，迁移他处，都必须得到主子的批准。村庄里的磨坊，面包烤炉，榨汁机，都属于主子独家拥有，磨面，烤面或是酿酒都必须租用主子家的设备。更有甚者，贵族的土地拥有权之中还包括司法权，法庭就开在贵族的城堡之中，由主子审理，而且必须向主子缴纳庭费。一方面，开庭审案不是公权力的行使，而是贵族提供的私家服务，庭费是贵族的一项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这样的私家法庭却是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判死刑，有的城堡旁边就立着一具绞架，提醒大家主子所拥有的权力。十八世纪，莫扎特曾经为一部名为《费加罗的婚礼》的歌剧谱曲，剧中主角费加罗是西班牙一位伯爵家里的管家，准备迎娶伯爵夫人的女仆。只是伯爵也看上这一位女仆，找出一条数百年前的规矩，声称作为主子的他，对属下的新婚妻子享有初夜权。十九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们为此专门做过考证，所谓初夜权只是剧作家的编造，欧洲的封建制度还不至于野蛮到那个地步。但是作为地主的欧洲贵族，所享有的不只是经济上的特权，还有生杀大权，而为他耕作的农民则基本上是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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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政治架构上来对比，传统中国倒是与古罗马帝国有更多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有一个一统的官僚系统，政府在文官的管理下向民众收税，调配给各路大军或是政府部门，支付官员或军人的薪水，不论是行政还是军事官员，都在官僚的组织架构之内，有能力者可以向上升迁，政治权力属于公有。几个世纪的蛮族入侵，正是毁掉了罗马帝国这一中央集权的系统，经济的倒退使欧洲社会没有多少剩余的农业产出，也没有足够的商业基础与货币流通，去支撑一个收税的政府，养起一批领薪水的官员或军人。土地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以城堡与武力控制土地的贵族因而可以割据一方，政治权力被私有化，土地所有与政治、司法权力连在一起，变成贵族可以世袭的个人财产，一统的法律法规被肢解，成为主子与属臣之间基于个人约定的封建关系。时常听人说什么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是人治，西方才有法治的传统，这恐怕只是基于对欧洲封建社会的无知。

以后的欧洲，也要渐渐放弃封建制度，实现政治的现代化。这一过程，在西方历史书上称为“民族国家”的建立。不少中文论者，在理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民族”一词上。而在政治分裂的欧洲，“民族”的划分存有许多争议，是一个概念上的泥潭，陷入其中则难以看到“民族国家”的本质所在。其实，先不管“民族”如何具体定义划分，它所包含的意义之中一定有一层“公共”的意思，属于“全民（族）”，而不是属于个人，与其相对的正是欧洲封建时期政治权力归贵族私人所有的状态。而State一词，翻译成“政府”更为确切。因此西方的Nation State并没有什么神秘与高深之处，它的历史意义很重要的一面在于“属于公共的政府”，其对立面是欧洲封建时期那种私有化的政治权力。欧洲历史上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正是放弃封建，使政治权力公有化的过程，建立一套服务公众利益的“国家制度”，包括以税收支持政府运作，以专业官僚来管理国家，以一统的法律法规取代封建制度的个人约定。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的老祖宗一点都不封建。在农业社会的技术与物质条件基础上，传统中国可以建立以文官为主导的一统政府（“中央集权”），延续两千年，历经王朝兴衰与蛮族入侵却始终得以维持，那才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成就。这也是让许多现代西方人读中国历史时，最为感到惊叹与不解的一点：这么大一块地盘，以农业社会的技术条件，竟然可以由读书人主持政治大一统？只可惜，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急于找到现代化出路的中国人，不理解欧洲封建的具体含义，也看不出传统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的特别，这才将传统中国贬成“愚昧落后的封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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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贵族的血统与长子继承







图二十一：跪着的属臣向主子表达效忠，一旁的仆人做下记录。

在欧洲中世纪，确定主子与属臣之间的封建关系有一套庄严隆重的仪式，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表示效忠，称臣者脱下帽子，放下武器，跪在主子面前，象征他对主子的服从。他以基督徒祈祷的姿势，合住双手伸向主子，说道：愿意为主子效劳。坐在座位上的主子也伸出双臂，接住属臣的双手，回答：乐意接受。第二部分，则是由属臣将手放在圣经或是教堂的圣物上，庄严宣誓他忠心耿耿，绝不会对主子做出任何伤害。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之下，合约的基础只有双方的一诺千金，其脆弱可想而知，因而仪式一定要办得庄严隆重，得动用圣经、圣物，来加重许诺与誓言的份量，与原始部落的歃血为盟是同一个道理。现代的我们，不管是受雇佣还是立合同，只要签字盖章就行了，合约的执行有法律（也就是政府）的保护，违约者可以被告上法庭。签约之后，或许可以办个酒会庆祝一下，手握圣经宣誓或是往酒里滴血却是没有必要。

严格来说，主子封地给属臣（又称为“采邑”）并不是在中世纪中期才有的，查里曼也曾经将征服所得来的土地封给手下，而他的手下又会进一步将土地封给他们各自手下的武士。其结果，却是受封者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小王朝，在上边的国王发现属臣的属臣已经不是国王的属臣，不接受国王的调遣，封地之后自己反倒被架空，封地所导致的结果是帝国的分裂。到中世纪的中期，天下已然是分裂的形势，封建不只是用来统治帝国的手段，而是各地小霸王之间结盟的政治安排，以保证他们的小王朝的安全与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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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西罗马的蛮族，在安排王位继承的时候，通常是将他们的王国当作财产一般均分给自己的子孙，只是各据一方的子孙，其后一定是打成一团。到封建制度成形之后，欧洲的贵族在继承人的安排上反倒是有经营小王朝的心态，爵位、城堡与庄园都只有长子可以继承，下边的孩子什么都分不到，成年后也没有贵族的身份。作为军事堡垒的城堡，本来就不好分。贵族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只有那么大，不可能跟查理曼相比。土地是他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根本，家族势力与荣耀的根基，分家意味着小王朝的进一步分裂，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代无异于政治自杀。上边的国王，也不愿意看见下边的属臣分家。那时候的国家还没有成形，国王外出征战还指望着下边的属臣带着他们的庄丁前来助战，庄园太小的属臣带不来几个人，价值不大。由此形成的长子继承制度，成为传统。到文艺复兴之后，国家逐渐建立，贵族不再维持他的私家军，而是渐渐变成经营土地的地主。到此时，贵族的爵位与田产还是遵循传统，实行长子继承。要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法国才率先将长子继承当作封建残余给正式废除。

掌握土地与政权的社会上层，以家谱作为他们合法性的主要基础，造就的是一个讲究血统与出身的特别阶级。他们的资格与能力都是生来俱有的，跟教育与品德没什么关系。这一点也是传统欧洲与传统中国极为不同的地方：传统中国有科举制度，会读书的穷孩子也有金榜题名出人头地的机会，出身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传统欧洲，奉行的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甚至一样是爹妈生的，只因长幼有别，大哥是贵族，下边的弟弟却都只能当低人一等的平民百姓。后来去北美的欧洲移民，在新大陆才有机会冲破这一传统束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你能赚钱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这是现代美国人很喜欢拿出来向欧洲人炫耀的美国梦的一部分。

按照欧洲贵族的家谱追根溯源，他们的祖先据说都是跟随查理曼东征西战的日耳曼勇士，而后长房长孙，优秀的品种一代一代往下传，生来就是统治者的材料。后来的考证却表明，所谓欧洲贵族历史悠久的优良身世与血统，本身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中世纪的医疗卫生水准低下，婴儿与孩童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低，死亡率高，王公贵族家有再多财富也无济于事，即使是王子王孙也无法幸免。而以上战场为己任的贵族，更是比一般人多了一层死在战场上的危险。从统计数据来看，每一代人之中（约三四十年），平均有近20%的贵族家庭面临没有子嗣的窘境。无人继承的庄园，回归国王的手上，以后又会被拿去封给在战场上立功的勇士或是讨得国王欢心的宠臣，欧洲的贵族阶层并没有传说之中那么封闭，而是不断有新人加入。只是这些新贵族在地位确立之后，修起家谱来，总是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与以前那些显赫的家族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的家谱其实含有不少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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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国王可以是外国人

王位的继承者当然更是讲究出身，要有最为高贵的王族血统。王族的家谱在某些热心奉承的人笔下，可以将古代的部分编得更为离谱，有人甚至把明明是北欧海盗后代的英国王室，说成是远在万里之外，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大卫王的血脉。但是进入中世纪中期之后，王族的家谱要更为靠谱一些，以他们的显赫不大可能像贵族那样胡编乱造。在蛮族王国时期，时常发生篡位，查理曼家族的王位本身就是抢来的，查理曼后代的王位也要被别人篡夺。到封建以后的欧洲，王位的继承倒是严格按家谱来算。国王被谋杀的事情还是时常发生，但是篡位者却也是来自王族，没有王族血统的人想要篡位很是困难。欧洲的封建容不得刘邦或是朱元璋的出现，要到快十九世纪才出现一个出身小贵族的拿破仑，有这个胆子将罗马主教请来巴黎给他戴上皇冠。

王位的继承自然也是先从儿孙的长幼算起，若是没有子嗣，也可以将女儿算进来，毕竟国王的位置非同一般，必须有人继承，因此欧洲历史上倒是有不少女王。在本国找不到国王的后代时，还可以找那些嫁去国外当别国王后的公主在异地他乡生下的王子王孙，请回来继承王位。只要族谱上的先后秩序分明，请外国王子来继承王位在大家看来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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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为例，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终身未婚，死后王位传给北边的邻国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公元1603年），因为他的外祖父的母亲是伊丽莎白的大姑。当时苏格兰与英格兰是两个不同的王国，二者之间常有冲突。地势较高的苏格兰在经济与文化上都明显落后于英格兰，可以去伦敦当国王对詹姆斯来说是从乡间进到城里，对英格兰的贵族来说则是要归顺一位粗鲁与土气的新国王。但是有族谱的支持，在整个继承过程之中詹姆斯不用动一刀一枪，一路上还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只是由他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其后要把英格兰带入坎坷的一个世纪，遭遇两次革命。到1714年，英国王位又一次通过嫁出去的女儿的后代，传给德意志北部汉诺威的亲王乔治。顺利带上王冠的乔治，却不喜欢英国，也听不懂英语，继位之后大部分时间仍然呆在汉诺威，对英国的事物没什么兴趣。要到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乔治三世，才算是真正溶入英国社会。到十九世纪，英国王位又一次传给一位女性，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倒是生长在英国，登基时还是没有出嫁的公主，后来才与一位名为阿尔伯特的德意志王子成婚。维多利亚是女王，阿尔伯特来到英国算是“倒插门”，称号是“王夫”。他的家族虽然是王族，但是只在德意志的东南占着三块地图上不大好找，相互连接不起来的地盘，分别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他成为王夫之后，这三个地名串起来，成为维多利亚女王开始的新朝代读来相当别扭的名称，“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王朝”，王宫之中也经常讲着德语。十九世纪的欧洲王族依然是高高在上，凭着他们特别的血统，不受民族与地域的限制。要到1917年，一次大战进行得最为惨烈，英国报刊将德国人描绘成“野蛮的匈人”的时候，英国王室才意识到与德国的联系是严重的负资产，因此决定改用一个较为本土化的名称，变成“温莎王朝”，以后不论男王女王都不再更改。

作为血统最为高贵的王族，婚姻也得在王族之间进行。这在开初是一种外交上的安排，为的是国家之间的战略联盟，到后来则成为继承王位者所必须遵守的规矩。几个世纪下来，表兄妹与堂兄妹之间不断的婚姻使各国王族之间的基因越来越近，导致不少血统高贵的王子或公主患有先天性缺陷，癫痫症，血友病，甚至干脆就是傻子。王后来自国外，倒是省却外戚干政的麻烦。但是各国王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家王室若是没有子嗣，作为亲戚的其他几家王室各有自己中意的人选，很容易引发国际争执甚至战争。在十八世纪，因此造成的战争有四场，均被称为“王位继承战争”，引发事端的国家分别是西班牙，波兰，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参战者包括好几个不同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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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国王会被活捉的时代

从中世纪中期开始，贵族主导欧洲社会有近一千年的历史，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是基本结束。从数目上来说，他们是人口的少数，少的时候不到1%，多的时候也很难超过5%。 身为武士的他们，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自认为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统，天生就是当统治者的材料，拥有大部分土地，掌控当时最主要的经济资源。他们赋予自己的首要职责，却不是坐地收租，治理一方，而是出征打仗，勇武与战功才能体现他们最为崇高理想。在火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冷兵器时代，个人的勇武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贵族勇士，头戴铁盔，身披铠甲，可以算得上是中世纪战场上的“坦克”车。担当这样的骑士，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训练，盔甲的重量加起来有好几十斤，骑在马上还要挥动兵器，平日里不可养尊处优，必须练就强壮体魄。跟在他身边的还有骑士与亲兵，平日与他一起演练协同与配合，上战场时跟他拼力厮杀，是他这一支“私家军”的核心。再往下边可能还有他庄园里的农奴，也要履行他们跟主子上战场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只是带着农具的农民，无法跟随主子远征，在战场上也就是吼一吼，壮壮声势，真正兵刃相见的时候大多躲在后边，一见形势不对就扛着锄头四下逃散。贵族骑士之间的厮杀，其实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

王公贵族是冲在最前边的骑士，率领大家冲锋陷阵。但是这勇武的图像背后，还有中世纪战争的现实。 那时的兵器并没有很大的杀伤力，骑士身上的盔甲足以抵挡一般刀、箭的撞击。战场上两军对阵厮杀的机会也不多，大部分对阵是包围城堡，还有则是骚扰城堡周边的百姓。一场对阵下来，战死沙场的几率不大，最糟的情况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之后被沉重的盔甲压在地上站不起来。如果随身的亲兵再被人冲散，就只能趴在那里等人活捉。活捉之后也没有很大的生命危险，敌方通常会优待俘虏，为的不是人道的关怀，而是等着被俘者的家人朋友付钱将人赎回去。冲锋陷阵当然是荣耀，抢获战利品更是贵族喜欢打仗的驱动力。若是能够活捉别人，那就有赎金可收。若是不幸被人活捉，那就只能等着破财。在这样讲究个人勇武的时代，国王在战场上都有被俘的可能。法兰西国王就有两位曾经被人活捉，一位是约翰二世在百年战争期间被英格兰俘虏（公元1355年），另一位是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被西班牙俘虏（15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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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理由各种各样，封建关系本来就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虽说受封仪式隆重，但是内容却是千奇百怪。有的属臣为了多几层保护，同时效忠好几个主子，出现争执的时候该效忠谁，没人说得清楚。有的属臣自己的势力不小，又有自己经营的地盘与人马，并不是特别把国王放在眼里。长子继承制度之下，读家谱定下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有当家的能力，有的醉心宗教不问政事，有的未满成年，需要别人辅佐摄政，有的甚至就是疯子或天生的傻子，由此引发各类争执，最后多半是暴力解决。有的王公贵族具有多重身份，角色矛盾。比如说来自法兰西的诺曼底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成为当地的国王，但是回到诺曼底他仍然是法王的属臣。只是在法王看着不放心，在英格兰国王看着也觉得别扭。而且因为王公贵族之间的通婚，英王爱德华三世对着家谱一算，觉得法兰西的王位应该属于自己，由此引起英法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一百年（公元1337-1453年）。以战场上的荣耀为理想的贵族，庄园里养着自己私家的军队，平日不是练兵就是比武。贵族之间发生什么冲突，就由他们自己的“私家战争”解决，动不动就想着挥刀动枪，国王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国王领兵出征时，首先依靠的也是他自己的“私家军”。他的势力地盘的根基是他自己的庄园，内中养着一大群勇士。原则上来说，他平日里的开销要以他自己庄园里的收入来支付，他手下没有国库，没有政府官员，只有帮他打理庄园事物的奴仆。或者说白一些，他只是一个山大王，手下有一群喽罗，却没有国家机器。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国王发出号令，各地的贵族这才领着他们各自的私家军前来勤王，尽他们作为属臣的责任，也趁机在国王的旗帜之下，大家一起出去抢一把。这些私家军各自有自己的旗号与制服，装备与食物要自己解决，抢到战利品或是赎金也是归自己口袋。通常来说，国王的庄园最大，他所能带来的人马也最多。没有这样的实力，他的大王地位很容易受诸侯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众位（贵族）弟兄之中的老大，大旗一举，群英会集，在组织方式上跟《水浒》之中的绿林豪杰差不多。只不过，梁山上的好汉平日里要打上“替天行道”的旗号，毕竟上梁山是迫不得已之下的落草为寇。四处冲杀的欧洲王公贵族，倒是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征，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征战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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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中国的火药冲击欧洲的封建

封建时代的欧洲，割据各地的王公贵族之间，大大小小的征战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中断过。读欧洲历史如果以他们的故事为主线，那其中的恩怨情仇，权谋算计，跌宕起伏，千秋功过，可以有写不完的宫廷戏剧。国与国之间的牵扯，再加上一国之内贵族与国王、贵族与贵族之间的角力，可以让人看得目不暇给，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放下这些宫廷戏的细节，拉长距离观察常年的征战对欧洲政治的影响，却不难看出其中演变的基本模式。

即使是在群英聚会的封建时期，组织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哪一面旗帜之下可以聚集更多人，可以有更好的协调，哪一方就有更大的胜算。我们的历史上，正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征战与淘汰，渐渐催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欧洲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演变，而且加快这一过程的关键，还是一样来自中国的发明：火药。从技术上来说，火药的意义要在与后来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对比之中，看得更为清楚一些。工业革命之前，人们日常使用的动力主要依靠人力或是牲畜，也就是生物的肌肉。工业革命之后，动力的来源变成燃料的燃烧（或者说化石燃料的氧化反应），由此提供肌肉所无法比拟的机械动力。火药发明之前，武器的驱动基本也是生物的肌肉，火药发明之后，武器的驱动变成火药在瞬间发生的爆炸（其实也是化学物品的快速氧化反应）。二者都可以算是技术上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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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传到欧洲约在公元1300年前后，具体是什么途径却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打到东欧的蒙古骑兵带去的，另一说是先由穆斯林带到他们所统治的西班牙，再传到欧洲其它地方。这其后，基于火药的军事技术却是在欧洲进步更为显著，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欧洲在技术、教育或是政治上比别的地方领先，而是因为欧洲的封建造就的是一个以战争为常态的格局，不断刺激军事手段的改进与提高。仅以英格兰为例，从1300-1500年间，在外有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及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冲突，在内有贵族之间的争斗，王族内部的王位之争，及农民的反叛，林林总总算起来难得有连续十年不动刀枪的安稳日子。与其它地区相比，英格兰还不算是最糟的，它毕竟处在相对孤立的岛上。在面积更为广阔，形势更为错综复杂的欧陆之上，战争几乎就没有停过。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古人对战争的记述基本是负面的。他们亲身经历其中的颠簸，眼见战争所带来的屠杀与破坏，士兵的抢掠奸淫，百姓的流离失所，笔下所记录的大多是战争的残酷。现代西方的历史学者，却是对此有不同的角度，拉长距离超越那些一时的悲惨描述，反倒从中看出不少正面的意义。战争的破坏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终止，也不意味着经济或是技术的倒退。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促成政治组织的演变，刺激军事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甚至贸易的增长。

火药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的战场，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披盔带甲的重装武士渐渐失去用武之地。火炮的使用，使得战争的组织变得更为复杂，火炮的铸造，火药的合成，弹药的运输、保管，都需要专人在一定的组织架构之内完成，完全不同于骑士个人的勇武。相应的，军队的供给需要更大的成本，需要财政与税收制度的支持。以前的王公贵族，以他的庄园为基础，只要请来几位能干的铁匠，就可以给他置办盔甲，装备他的私家军所需要的刀械。这样的规模与技术水准，却是难以应付使用火药的战争。维护庄园的城堡，也难以抵挡火炮的进攻。火药的出现，严重侵蚀割据各地的贵族的军事势力。于此同时，国王的势力却大为增长，因为他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建立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去应对建造与维持火炮部队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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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欧洲的军事革命与中央集权

按照一般的划分，欧洲的中世纪只维持到1500年左右，其后就算是进入现代的早期。也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政治组织开始出现一场大变化，其中火药所引起的军事变革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一项重要原因，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军事革命”。

在军事层次上，城堡与盔甲难以抵挡火药驱动的新型武器的攻击，骑在马上的勇士渐渐被手持火枪的步兵所取代。早期的枪炮射程与杀伤力有限，打一枪之后重新装弹要几分钟时间。但是排成数行的步兵，在指挥官的口令之下，可以由站立的一行同时举枪开火，另外几行则蹲下装弹，准备好下一轮起立发射，如此轮番装弹、举枪、射击，形成骑兵难以抵挡的火墙。中世纪贵族的私家军，只是跟着骑士一涌而上的散兵游勇，使用火枪火炮的步兵，却要有严明的纪律，服从上级的指挥，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新型的军队，平日里要一起操练队形，步伐，口令，使用标准的枪枝，穿戴一统的制服，以徽章标志官兵不同的等级，统一配置粮草、枪弹等等后勤支援。为了对付火炮的进攻，城堡的修建与设计变成一门学问，不再是中世纪那种既当碉堡又当贵族住宅的塔楼。发明于意大利的星型要塞，利用凸出的棱角相互掩护，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击，但是其建筑成本大幅上升，已经超出一般贵族的承担能力，而且需要专门人员来设计，指导建筑过程。大名鼎鼎的达·芬奇，在后世的声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在当时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军事堡垒设计师。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也曾经为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设计过城堡。而更晚一些的伽利略会去研究自由落体，抛物运动，并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兴趣，而是为着计算炮弹发射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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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层面上来说，伴随着火药的出现欧洲也经历一场整合过程。国王所需要贵族贡献的，不再是马背上的骑士，而是税收与壮丁。火枪火炮需要金钱来购买，建造，维护，步兵列队需要抽调壮丁组成常规军在一起操练，形成有组织纪律的队伍。二者之中，又以税收更为重要，常规军需要花钱维持，资金充足的时候，还可花钱去请雇佣军。军事变革带来一场相应的“官僚革命”，王宫里成立专门机构来协调作战的计划与组织，由穿袍子的官员（而不是披盔戴甲的骑士）来负责武器装备的生产、供应与维护。财政与税收更是关系国力强弱的重点之中的重点，只有国库充足，才有可能养得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相应的，国王手下开始有一套国家机器，其可以调动的大军人数也成倍增长。在1500年之前，只有一个数万人的规模。到1700年，要增长到数十万人的规模。

此消彼长之中，国王与国家的权力变大，盘踞一方的贵族的权力被削弱，无法抵御国王手下常规军的压力，对抗国王的权威。作为贵族权力象征的城堡大部分被拆除，贵族们再也养不起自己的私家军。一国之内，国王最大的原则渐渐得以确立，他不再只是众弟兄之中的大哥，而是拥有“主权”（sovereignty）的一国之君。王权的扩张之下，不再允许贵族以“私家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而是要求他们到法庭上去求一个说法。这一变化，按照著名德国学者韦伯后来的说法，是国家对暴力手段形成垄断。用我们的老话来说，其实就是走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态。

在介绍现代早期的西方历史书籍之中，时常看到的一个主题是“国家机器的建立”（state formation），确立国王权威，常规军队，征税制度，官僚部门，法律标准等等，是欧洲政治走出中世纪的封建，走向现代的开始。有的人甚至声称这是“现代国家”的开始，西方的国家机器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到十九世纪之后，西方又将“现代国家”的组织方法带向全世界。 这其中当然有好些其它因素，人口的增加，经济贸易的发展，文化的复兴，技术的进步等等，也都是国家机器的建立所需要的条件。各种因素之间孰因孰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析与解读，但是战争的刺激与军事的需要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是以我们的角度读来，难免会感觉两点奇怪的地方。其一，西方这一国家机器的建立过程，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集权的过程，在我们的历史上早已完成。既使西方历史上的古罗马，或是古代中东，这种级别的国家机器也是早已有之，并不会让人有“现代”的感觉。另一点则是火药对古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并没有重大的影响，它最先是由炼丹的道士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时候偶然发现，而后被应用于军事。当时中央集权早已完成，火药只是增添一件新式武器而已。这一点或许是西方历史特别的地方，它原本是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西罗马坍塌之后进入分裂与割据状态，政治与技术水准都相对原始。当火药引入西方时，落后的社会遭遇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冲击更大。这一点，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不难体会。国家机器的建立，这一在别处算不上现代的过程，在西方是跟着热兵器时代一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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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贵族对王权的抵制

军事革命在欧洲也是一个长达好几百年的过程。火药最早出现在欧洲是公元1300年前后，要等到1500年前后，火炮在开始在战场上发挥威力。而接下来，意大利又出现星型要塞的设计，足以抵挡火炮的进攻。其后，火枪火炮的制造技术渐渐改进，军队的规模不断增大，要到17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以火枪为主要装备，大规模的步兵队列。王权的增长造成几个规模较大的政治实体，包括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奥地利，普鲁士等等列强，但是整体上欧洲依然是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只是列强的冲突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在伤亡上也变得更为惨烈。特别是在16与17世纪之间，基督教会的分裂将王公贵族之间的冲突与宗教上的针锋相对联系在一起，造成严重的死伤。

外部的战争，进一步加强各国内部政治整合的压力，但是中央集权的过程却也不是一帆风顺。官僚制度的建立涉及官员的选拔，监督，与协调。在工业化之前，交通与通讯都不大方便，山高皇帝远限制着国家机器运作的效率。贵族的势力虽然无法与王权正面对抗，但是十九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建起一个由文官主导的官僚机构，王权在地方的实施还是有赖于各地贵族的配合。面对临驾于他们之上的王权，贵族自然有抵触情绪，国王所要求的税收对贵族来说是一项不大情愿的支出，加在百姓身上过重的税务也使贵族收租时遇到麻烦，影响贵族的收入。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建立，又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需要更为沉重的赋税来支持。这其中的矛盾在天灾人祸的刺激之下，时常造成民众的骚乱，贵族的反叛，教派的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是血腥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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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时常出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已经发出过“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儒家思想之中对“仁政”有着特别的强调，省刑罚，薄税敛，宽厚待民是基本的政治主张，天下太平更是被当着政治理想。秦始皇与隋炀帝的劳民伤财，苦役重税，骄奢淫逸，严刑酷法，好大喜功，四处征伐，一直是文人们用来告诫历代皇朝的反面典型。儒家对国家机器之中内在的危害有相当清楚的认知，也有相应的一套理论主张来限制王权的过度扩张。

欧洲的中央集权发生在1500-1800年之间，在政治制度上还没有建立起文官体系，在人事上得依赖于贵族，在政治理论上要到十七、十八世纪才有脱离圣经框架的思考。欧洲的王公更是将追求战场上的荣耀当作他们天赋的责任，根本就没有“天下太平”这种理念。对王权的抵制，大多是来自贵族对他们作为封建领主所享有的特权的坚持：他们有佩带武器的权利（尽管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他们的财产应该受到尊重；国王收税要与他们商议，得到他们的同意；在他们的属地之内，他们生来就俱有管辖权，不受国王的主权的侵犯，等等。他们心中的理想，还是中央集权之前那个封建割据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