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话、行为，当时我们有2种反应，
一个是同意赞同、甚至称赞；另一个是反对甚至极端否定；
可是短则一、二周后、长则需要一、二年、甚至三、四年以后，
有的赞同变成否定；而有的极端否定因为恍然大悟变成赞同称赞。
孔子的不惑到知天命应该也是经历太多的恍然大悟。。。
理解力也需要阅历、实践、思考力等等等的强力支撑。

爱国要有真才实学

绿屋书生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后又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因为治国方针发生了激烈争吵。
1987年，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近日，当笔者在网上读到梁漱溟老先生的这段话时，不禁哑然失笑。
一位哲人曾说过：爱和被爱都是要有能力的。
一、 爱国言论必须经过哲学检验。
任何人的成功都必须符合哲学，不符合哲学的成功是不存在的。哲学是爱国者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懂哲学的人才不会“满嘴跑火车”、才不会对国家造成客观上的伤害。
国家曾经关闭过某著名网站，该网站除了有自己的治国主张外，还以爱国闻名。此网站有许多名人参与管理，不乏专家学者。
当网站被关闭的时候，这些学者应该深刻反思一下——
1、关闭网站不是否定你们主观上的爱国热忱；
2、对于你们多数理性的言论、合理的谏言国家有关部门一定会认真听取并采纳的；
3、之所以关闭网站，是对你们少数伤害、甚至危害国家言行的制止，这也是对你们的爱护。
4、有些言论数量虽然少，但是危害是相当大的；不要象没有经过世事磨练的学生一样感情用事而又浑然不觉。
5、延安时期王实味提出的绝对平等，显然是谁都做不到的，至今为止，也没有人做到过。王实味用一个千年以后莫须会实现的超级的完美标准来批评共产党，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而他自己是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因此毛泽东批评王实味说：“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显然，毛泽东的回答是经过哲学思考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王实味”，他们在主观上也许是爱国的，但是他们的言行造成的客观结果则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必须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反思。
二、 爱国建议与提案必须有战略意识。
许多人议论国事往往只考虑自己的、附近的“一亩三分地”的事情，只看到眼前看不到长远，只有微观思维（虽然表象上符合事实）缺少宏观战略，所以对于整个国家管理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具备战略意识是爱国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粮食便宜了、耕地底线可以放开了；思维意识错误也太低级了。
从石油价格的演化历史看，美国高盛公司与中国公司的（赌博式）协议（石油价格不可思议的涨落十倍以上）完全可以启发大众拓展立体思维。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美国人与我们单独签订了一个不起眼的让人迷茫的大豆协议。然后中国的食用油、饲料、猪肉、物价、经济、金融都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面临战略危险。
粮食是可以演化为战略物资的；大国缺什么、什么就会成为战略软肋。
如果某大国的土地减少到无法自保，粮食出口国完全可以减少一半的播种面积抬高100倍粮食价格；当然还有许多你意料之外的手段抬高粮食价格。那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喽。人不能忘“本”、顾标失本啊。粮食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与人口数、国际贸易、金融安全密切相连。
茅于轼是坐井观天式的爱国主义；两会提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达不到战略高度的初级方案。任何领导人对这样的专家只能是老人家的态度——“此人不可再用”。
三、 实现中国梦更需要政治人才。
我们国家虽然有几百万干部，但是他们当中多数人只能称作行政干部，能够从政治高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高级干部是比较少的。
习近平同志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人只注重经验提炼出来的东西，只要跟经验不符合，就认为是不正确的；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不是采取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而是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他们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实践所昭示的曲折和丑恶，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繁荣便浅薄地接受资本主义的全部；此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全盘西化，其必然的发展结局便是摒弃社会主义。这种浮肿的认识，必然导致经验主义教条化，用来教人，则具备足够的欺骗诱惑力；用来指导实践，则必然使我们的人民遭受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伤害。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人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轻视实践、无视社会主义实践创造的巨大成就和其中内蕴的合理内核、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种营养不良的认识，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经验化（空想社会主义）；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只能到书本上寻找毛泽东同志的经验与指示，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梁漱溟当年的发言只能是单一思维表现出的狭隘理性，虽然表象上不是指鹿为马，实质上却是盲人摸象式的爱国主义。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驳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里。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完全理解梁漱溟的意思，但是梁漱溟根本不懂毛泽东经过哲学思考的、具有战略高度的政治语言。所以毛泽东后来断绝与“百无一用”的书生式的爱国者梁漱溟先生的交往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毛泽东不过是节约宝贵的时间。
“1983年，梁漱溟去了一趟韶山。站在毛泽东的旧居面前，梁漱溟突然感悟到是自己首先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没有站在国家一穷二白的高度，全盘布局的‘雅量’，而在大庭广众之上，再三用话语‘逼迫’毛泽东自我批评，也太目中无人、意气用事了。毛泽东能在被顶撞的情况下，同意自己一再发表不同意见，还是有很大的雅量的。”换言之，（笔者通过亲身经历理解为——）梁漱溟是对毛泽东一人讲的初级观点，而毛泽东确是说给天下所有人听的治国理念。
通俗地讲，毛泽东不但要考虑党与农民的关系，还要考虑工农关系，以及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如何发展重工业；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要看重要的前提条件、即重工业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关系到国家的生存，而生存又是发展的前提。
“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没有解决办法的批评对于国家来讲就是反动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暗箭”。如果实行所谓的民主选举制，那“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代表梁漱溟先生是很容易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大众选举为省市领导的，那样对于国家来讲是相当危险的，甚至是有害的。
毛泽东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借用王光美同志的一句话——“主席还是保护梁漱溟的”。梁漱溟在相当的时间里依然是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梁漱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他反对总路线”；王实味也认为自己没有反对共产党；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实际不是。
梁漱溟后来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笔者冒昧地替老人家回答一句：“这不是态度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政治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目前，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防止王实味、梁漱溟、茅于轼等等所谓的贤达（实质是政治幼稚）人士借助爱国主义的旗帜帮倒忙。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公知.公害.公敌(三)：中国“公知”铁心毁灭中国

黎阳
2015.10.31
目录：
中国“公知”铁心毁灭中国
一.中国“公知”最恨中国
二.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三.“公知”的不打自招
四.中国“公知”毁灭中国谬论分析举例
五.中华民族不劣等，中华文化不劣等，劣等的是中国“公知”，最劣等的是专门选择“公知”的人才遴选机制——“学而优则仕”
附录：中国“公知”最恨中国、铁心灭亡中国言行举例
一．中国“公知”最恨中国

今日中国最大特色是“中国‘公知’最恨中国”——从没见过哪个“公知”说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半句好话，也从没见过哪个“公知”提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不破口大骂或冷嘲热讽——连“草泥马，祖国”都成了“行为艺术”。整天叫嚷“普世价值”、“爱”不离口的“公知”却最恨“爱国”，甚至发明了“爱国贼”这一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罪名”。(见附录)
世界上还有谁比中国的“公知”更恨中国?他们能拿什么证明自己不是中国的敌人、不希望中国灭亡?——你不承认要毁灭中国，拿出事实来证明呀：你肯定过中国什么?你为中国的生存发展繁荣强大做过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行为捍卫过中国的利益?证据何在?
当年连汪精卫都不敢说要卖国，只敢说“曲线救国”，至少还不敢否定“救国”、还不敢肯定“卖国”。如今中国“公知”用“普世价值”一下子就彻底颠倒了一切——根本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进文明扩展”，根本不存在卖国救国问题，只存在“接受先进文明”与“用野蛮抗拒先进文明”的问题。如此一来，卖国一下子变成了正义，爱国一下子变成了罪行，汉奸卖国贼一下子变成了“先进文明代表”，爱国者一下子变成了“爱国贼”，是非曲直一下子就倒了个个儿。相形之下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那种掩耳盗铃的羞答答简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远了。
象中国“公知”这样自觉仇恨自己祖国恨到骨头缝里的例子，当今世界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二．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有些人简单以为“公知”如此这般是因为被外国收买了。这些人心太善，小看了“公知”。人家要毁灭中国并不是简单地被收买，而是利益需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行为。
为什么说毁灭中国是中国“公知”的私利需要?
第一，“公知”不创造财富，在社会经济体系里没有位置，完全靠“学而优则仕”玩弄规矩生存(详见本人所著《“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玩弄规矩意味着腐败，腐败意味着毁灭规矩，毁灭规矩意味着毁灭社会。“公知”对社会的作用等效于白蚂蚁对建筑的作用——蛀空一切，毁灭一切(用贾宝玉的话说，是“禄蠹”;用纪晓岚的话说，是“生死书丛似蠹鱼”;用鲁迅的话说，是“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总之“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制造“公知”的“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源。“公知”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破坏，意味着毁灭社会，意味着毁灭中国。
第二，“公知”的私利跟中国的国家利益针锋相对——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公知”靠“解释世界”玩弄规矩生存，靠卖嘴扯蛋生存，在需要“改变世界”、遵循规律、动手实干的大环境中无法生存。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只能允许“解释世界”，不能允许“改变世界”。这就意味着：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独立自主的经济繁荣，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追求国家安全，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允许反侵略，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只有殖民地的傀儡政权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给毁灭中国、奴役中国的外国当傀儡，不需要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不需要维护中国统一，不需要侵略，不需要搞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不需要做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实事，只需要整天替外国侵略者卖嘴扯蛋维护统治，绝对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玩弄规矩”不“遵循规律”，绝对满足“公知”的利益。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巴不得中国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甚至毁灭，最不能容忍中国统一富强。
越是天下大乱，“公知”的日子越好过：天下大乱意味着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意味着“公知”处于卖方市场，不管哪个军阀想得天下都得打出“学而优则仕”的旗帜拉拢“公知”。天下大乱才兴“三顾茅庐”，才兴“礼贤下士”，才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才兴“识时务者为俊杰”，才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才兴“朝秦暮楚”，才兴“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受害的是老百姓，受益的是“公知”。
要是中国亡了国成了殖民地呢?“公知”的地位更有保障——不管哪国统治中国都得通过中国奴才，而还有谁比中国的“公知”更精通奴役中国老百姓呢?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公知”公然叫嚣“三百年殖民地”，这是他们整体的心里话，经过深思熟虑，绝非一时失言，也绝非个别人的一时冲动。
中国越贫穷越落后，老百姓日子越难过，“公知”的日子就越好过——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公知”赏脸。“公知”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得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公知”的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一旦中国统一了，强盛了，实现现代化了，“公知”的日子就就不好过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普及文化，而普及文化就等于要了“公知”的命——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和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公知”们“星宿下凡”之类神话一下子就破灭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来一大截，当然极其失落。就凭这，“公知”也对毛泽东憋足了满腔怒火一肚皮鸟气。
中国落后挨打，胡适、季羡林之类“公知”吃香，中国搞现代化，钱学森、邓稼先、屠守锷、罗阳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中国越强盛、越发展、越现代化，“公知”越混不下去——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是扎扎实实的进程，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实干，“公知”卖嘴扯蛋吃不开。
亡国受欺负倒霉的是“劣等人”，不是“公知”，因此对“公知”无所谓，而强国救国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反而需要“公知”付出代价，因此对“公知”来说，救国不如亡国。
第三，中国“公知”玩弄“改革”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获得了惊人的不义之财。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这些赃款才算“无主之财”，才能不被追究，自己才能安心。
第四，中国“公知”几十年来玩弄规矩祸国殃民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再也无法掩盖下去。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才能避免承担责任，逃避被清算的下场。
第五，中国“公知”靠用软暴力抢劫老百姓生存。要用软暴力抢劫老百姓就必须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必须通过“证明”老百姓“低劣”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如果中国统一强盛，就无法证明中国老百姓“低劣”。为了“公知”利益，必须使中国落后挨打四分五裂。
所有这些利害关系决定“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要毁灭中国。不管有没有外国势力收买，不管给钱不给钱，中国“公知”都要主动地跟外国反华势力结盟、里应外合共同毁灭中国。
三．“公知”的不打自招

1.不打自招绝对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
——“且不谈普世价值先，就说一点：我们凡事从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利益出发，这总是对的吧。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2.不打自招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
2006年11月16日厉以宁给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学生做报告时讲了个寓意深长的故事：
“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于是两个人都慌了，其中一个人赶紧蹲在地上，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这样跑得快啊。第二个人奇怪地问，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此人回答道，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脱掉鞋子爬上了树。老虎到了，树上的人它吃不着。老虎不会爬树，继续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
厉以宁通过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处世法则：“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
注意：普通的自私自利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老虎不吃我就行”;而“厉以宁法则”没有那么消极，而是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各显神通损人利己：一个是“人跑不过老虎不要紧，只要我跑得过你就行”，一个是“跑不过老虎不要紧，只要我上得了树你上不了树就行”，总之都是不消除危险，而是想方设法嫁祸于人，牺牲别人，保全自己。

因此“厉以宁法则”的真正含义是“杀人不要紧，只要想方设法让杀人者杀你不杀我就行”。
但是“厉以宁法则”真正的含义在字面之外：老虎这次不吃你，下次呢?一只老虎不吃你，一群老虎呢?——老虎尝到了人肉甜头，岂能只吃一次?老虎一旦食物不愁，岂能不繁衍成群?“不让老虎吃人”是一回事，“老虎不吃某人”是另外一回事，“老虎这次不吃某人”更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放纵老虎吃人，吃到你就是迟早的事。
因此“厉以宁法则”实际有三层内涵：
第一层是表面文章：“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吃不到我就行。”——“杀人不要紧，只要杀不到我就行。”
第二层是真正用意：“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杀人不要紧，只要想办法让杀人者杀你不杀我就行。”
第三层是实际效果：眼前效果是“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这次吃你不吃我就行”——“杀人不要紧，只要想办法让杀人者这次杀你不杀我就行”;真正的长远效果是：逃得过这次逃不过下次，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终都被老虎吃掉——最终都被杀人者杀掉。
“厉以宁法则”充分体现了“公知”绝对自私自利价值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体现了“公知”的阴险歹毒：教唆人们认同杀人，认同“杀人不要紧，只要想办法让杀人者只杀别人不杀我就行”的损人利己;达到使人们“只看到这次看不到下次”、损人不利己、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最终被逐一宰割的后果。
3.不打自招承认“公知”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截然相反——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民国很不幸，国家很弱，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大张鸣)
——“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也算不幸之幸。”(《南方周末》：【天下远见】“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
——194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对人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上述“公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乱世好，因为乱世有自由，而自由就是一切。
乱世的确有自由。但乱世最大的自由一是“杀人自由”——杀老百姓的自由;二是“抢劫自由”——抢劫老百姓的自由。谁有权有势有钱谁就能自由自在地屠杀抢劫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对于老百姓来说，乱世是地狱——小民百姓靠创造财富生存。创造财富需要天下安定。天下大乱，自由抢劫，自由杀戮，小民百姓的生命和谋生之道劳动成果都朝不保夕，当然水深火热。因此对老百姓来说，乱世是大灾大难大恐怖，是“乱世人命不如狗”、“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对于抢劫财富的人来说，可以自由抢劫，自由杀人的乱世好得不得了。“公知”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当然极其欣赏乱世的可以自由杀人、自由抢劫的“自由”，当然觉得乱世是天堂——“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跟这么多好处相比，乱世的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杀老百姓自由”、“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天天打仗、就是混乱”……
俞可平从反面证明：天下不乱才是地狱——“1949年”以前的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断，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也没发生过战争，老百姓再也没受过战乱之苦。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可见天下大治的中国比天下大乱的中国坏。
对于“公知”而言既然治世不好乱世好，那当然应该不遗余力制造乱世——所以《南方周末》说“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所以人大张鸣说“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
“公知”就这样生动地不打自招地证明“公知”的“好”与“坏”跟老百姓的截然相反。老百姓的“好”就是文人“公知”的“坏”——老百姓以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为“好”，以天下大乱为“坏”;“公知”正好相反：以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为“坏”，以天下大乱为“好”。这就不打自招承认“公知”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截然相反——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创造财富需要治世，掠夺财富需要乱世。“公知”不创造财富而靠掠夺财富为生，所以欢迎乱世、反对治世——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欢迎乱世、反对治世，所以证明“公知”不创造财富而靠掠夺财富为生。
“公知”的这一切也体现了“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乱世自由杀人不要紧，只要让杀人者自由杀的是老百姓不是‘公知’就行”。
既然上述的不打自招证明“公知”的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截然相反——中国统一强盛对“公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分裂毁灭对“公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既然“公知”绝对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既然“公知”坚决奉行“厉以宁法则”——“老虎吃人不要紧，只要让老虎吃你不吃我就行”、“乱世自由杀人不要紧，只要让杀人者自由杀的是老百姓不是‘公知’就行”，那还有什么理由指望“公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毁灭中国、不制造乱世?
四．中国“公知”毁灭中国谬论分析举例

1.“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马立诚)、“国恤民，民方能爱国”(陈有西)
诡辩。你可以爱国，国不会爱你。你可以爱你的房子，你的房子不会爱你。你爱你的房子是因为你需要它生存。如果你不爱你的房子，你的房子损坏了，你就没地方生存了。你靠耕耘土地生存，你就离不开它。不管你爱不爱，土地都不会爱你。你爱，你耕耘，你就有收获，就能生存。你不爱，你不耕作，你就无收获，就不能生存。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你必然爱赖以为生的土地，而不以土地爱你为先决条件。国家也是如此。你靠国家的物质资源或人文资源创造财富而生存，一旦没了国家的这些资源，你就无从创造财富，就丧失了谋生之道。因此你必然爱为你的生存提供了这些资源的国家，而决不以国家爱你为先决条件。只有人爱国，没有国爱人。国不会爱任何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国是生存需要，不是感情交易。

靠国家的资源创造财富生存就必然爱国，必须爱国，否则活不成。不靠国家资源创造财富生存就必然不爱国，没必要爱国。“公知”不创造财富，靠掠夺别人劳动果实生存。只要能掠夺，不管有没有国家都能生存。因此“公知”的生存跟国家存在与否无关。对“公知”来说，“爱国”不过是一桩交易：要我爱你，你得先爱我。怎么才算“爱”?我得有利可图，得有好处，得有先决条件件——“国家可爱”、“国恤民”。但既然实际上只有人爱国，没有国爱人，因此提出这些先决条件的真正意思就是“决不爱国”。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有“公知”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靠国家的生存而生存这样的社会存在和利益关系，才有“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国恤民，民方能爱国”等亡国理论。
2.“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张千帆)、“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洪振快)
爱国可以不爱某个政府，但决不会不要一切政府——爱国就必认同国家要生存就必须有政府，就必认同无政府状态必导致国家灭亡，就必认同应拥戴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国家的政府。只要认同这些，就必认同“爱国而不爱政府”的底线——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因为主权是国家的，不是某届政府的，只不过通过当权政府代管。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损害国家主权，就等于消灭未来一切政府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喜欢的政府”被消灭了，“喜欢的政府”也被消灭了，实际效果是无政府，而无政府意味着国家灭亡。因此“爱国而不爱政府”的底线是不得损害国家主权。一旦越过这条底线，所谓“爱国而不爱政府”就是假的，是用“不爱政府”对“爱国”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表面上赞成，实际上破坏，挂羊头卖狗肉，以“爱国不爱政府”的名义卖国祸国。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正面例子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围剿了十年，屠杀了十年，仇深似海，一点不会爱这个国民党政府。但面对日本侵略，不爱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立即停止内战，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走上抗日最前线——毛泽东说：“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 民族存亡面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管过去有多少仇恨，不管如今有多少矛盾，只要你在外来侵略面前抵抗而不投降，那就支持你捍卫国家主权，就在这点上与你合作。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反面例子是汪精卫——把“爱国不等于政府”变成卖国借口，以“痛恨国民党腐败”为理由投敌当汉奸，还说这是“曲线救国”。如今“公知”在“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名义叫嚷“人权高于主权”，跟当年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没什么两样。
3.“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茅于轼)
真正的要害是“不得在武力或武力胁迫下丧失领土”的根本原则。一旦突破这个原则，就开始了一个不可逆过程。不管最开始的突破点有多么微不足道，结果必然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次是个无人荒岛，下次呢?再下次呢?鸦片战争割了个偏僻鱼港香港，之后呢?外兴安岭、乌苏里江以东、台湾、辽东、山东、东北、华北……雪崩一开始就休想收住。老祖宗的格言是“针锋相对，存土必争”。普京说：“俄罗斯虽大，却没有一存土地是多余的。”“想要领土只有通过战争来拿。”当然，所有这些用血总结出来的教训对茅于轼这类“公知”来说一文不值，因为他们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靠领土资源创造财富生存，自然不会把领土完整当回事，所以才会说“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张文木：毛泽东思想是解放军真正灵魂和力量源泉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一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 。11月19日即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那份秘密瓜分欧洲的“百分比协定”后的一个多月，斯大林便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 。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达的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 。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 。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的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 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为此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那就会知道毛泽东统一中国对于中国及亚洲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较同期的中国，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却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 。 “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及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三

说到西藏，让人想起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将来从长计议。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退与战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 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四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 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的“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五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012年5月19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表首场讲演时说：“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法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奥朗德深情地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国人民的大救星。” 曾有美国人告诉笔者的朋友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甲， 甲是“壳”，意思就是种子破壳而出。好比胎儿出生。
乙， 看字形就知道是弯弯曲曲的意思，意思是种子在土里破壳发芽弯弯曲曲钻出了地面。好比人的童年时期一样。
丙， 是明亮、显著的意思，指万物初期的快速生长。好比人的少年时期一样。
丁， 是强壮的意思，指万物成形强壮。就好比人的青年时期一样。
戊， 是茂的意思，指万物最茂盛的时期，就像刚结婚的男女。
己， 是已的意思，指万物已经开始孕育下一代。
庚， 是更的意思，指万物已经衰退，就像进入更年期。
辛， 是新的意思，指万物新的种子形成。
壬， 妊的意思，指种子被埋进土里就像妊娠。
癸， 归、藏的意思。指万物闭藏于地下，准备发芽。

甲乙是木，丙丁是火，戊己是土，庚辛是金，壬癸是水。
上面讲到的是根据五行理论，把十天干分别赋予了木、火、土、金、水的属性，我们还要根据阴阳理论，将十天干赋予阴阳的属性，先人是这样划分的：

十天干的阴阳属性：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1 2 3 4 5 6 7 8 9 10

在十天干的排列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
属性为阳的是： 甲 丙 戊 庚 壬
1 3 5 7 9
属性为阴的是： 乙 丁 己 辛 癸
2 4 6 8 10

因此，甲是阳木，乙是阴木，丙是阳火，丁是阴火，戊是阳土，己是阴土，庚是阳金，辛是阴金，壬是阳水，癸是阴水。

十天干的阴阳一定要记住。

十天干的含义

甲为阳木：泛指森林大树，栋梁之木。性质强壮。
乙为阴木：泛指小树花草之木，性质柔软。
丙为阳火：意指太阳之火，熊熊大火。性猛烈。
丁为阴火：意指灯火、炉灶之火。火势较柔较弱。
戊为阳土：山川、大地、堤坝之土，广博厚重。
己为阴土：属田园之土，质软肥沃，利于生长。
庚为阳金：属金属矿石、粗重的铁器、刀斧等。坚硬无比。
辛为阳金：属沙金、首饰金、工艺金、钱币之金银，温润秀气。
壬为阳水：属江河湖海之水。清浊全容纳，宽宏大度。
癸为阴水：属雨露、地下泉水。轻柔内敛。

1、木生火，甲木生丙火，一定旺，甲木生丁火，有大材小用之嫌，但不影响丁火，甚至丁火会转变成丙火，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乙木生丙火有些势单力薄；乙木生丁火，势力相当。

结论：木生火，只有阴生阳的时候，力量小了些，同性相生、阳生阴的力量都大。

2、火生土，丙丁生戊己，丙生戊力量大，丙生己力量大（超大，或许会烧焦），丁生戊力量小，丁生己力量大。
结论同上。

3、 土生金，戊己土生庚辛金，戊土生（藏）庚金的力量大，戊土生（藏）辛金（辛金还是矿石时期）力量大。己土由于是田园之土，变成熟土，几乎不藏金了。
结论：土生金，只有阳土生金，阴土不生金。

4、金生水，庚辛金生壬癸水，庚金生壬水的力量超小，庚金生癸水力量小。辛金几乎不生壬癸水。
结论：金生水，只有阳金能生，阴金极少生。

5、水生木，壬癸水生甲乙木，壬水可以生甲木，也可能冲了甲木，壬水可以生乙木，也可能淹了乙木。癸水生甲木力量大，癸水生乙木力量大。
结论：水生木，阳水既生木但泛滥时也可能克木，阴水生阳木、阴木的力量大。】

十二地支五行的阴阳：寅是阳木，卯是阴木，午是阳火，巳是阴火，申是阳金，酉是阴金，辰戌是阳土，丑未是阴土，子是阳水，亥是阴水。

十二地支的含义：

子是滋生的意思。
丑是刚发了一个小丫。
寅是快速生长时期。
卯是枝叶开始繁茂。
辰是震动的意思。
巳是开花。
午是达到极盛，开始结果。
未是味道，指万物的种子散发出香味儿。
申是身体，指种子成熟。
酉是开始老化。
戌是开始枯萎。
亥是核，指种子，藏入地下。】　甲庚相冲、乙辛相冲、壬丙相冲、癸丁相冲。

天干相冲只有这四个，所以也叫四冲。
寅是正月 ，卯是二月，辰是三月，巳是四月
午是五月，未是六月，申是七月，酉是八月，
戌是九月，亥是十月，子是十一月，丑是十二月。

替普京发言

"你敢辞职是因为你应该辞职；你辞职有利于土耳其。我辞职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 昆鸡长笑老鹰非。"

【第一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行万里路之前最好读万卷书
第二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但阅人无数之前最好行万里路
第三步，行万里路不如仙人指路，但仙人指路之前最好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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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无核化的政治前提是美国从日韩撤军；然后考虑巴沙尔问题。

[从6号开始，也就是习大访问南非回国以后，人民币对sdr内四大货币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10晚一度跌破6.5548，央行没有任何重大的汇率维护政策，相反美国也没有抨击中国操纵汇率，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表现在中美汇率上，就是美元指数维持在97—98之间，人民币跌幅逐步扩大，至发帖时为6.4556.如果该形势持续到16日，美元加息的第二个条件基本就废了。同时各国都有抛售美债的举动，美债收益率势必上浮，这对美元强行加息构成重大隐患。看客看到这里，势必疑惑，为何欧元强劲，美指下跌，人民币贬值，美指也下跌呢？另外一个疑问是，中国为了人民币国际化付出了诸多代价，为何此时允许甚至主动让人民币贬值呢？
关于第一个疑惑的解答还是要回到美元指数的构成上来。美元指数主要值得是以美元为基本流通货币单位，其他货币，大宗商品，石油，黄金等的综合使用率，使用率大了，指数就上升，使用率小了，美指就下跌。
美元与欧元都属于sdr内主要货币，本身属于竞争关系，相互的使用量以及权重自然影响双方的兑换率。这也是欧元自从诞生一来，就受到美元全方位打击的主因。美元自次贷危机以后，不停的量化宽松，以此来消除国内机构的坏账，所以美元宽松，并未导致美元泛滥，流动性反而部分下降了。但是量化宽松毕竟导致美元信用以及使用量的下降，只能用加息一招来巩固强势美元，然后让宽松后沉淀在美国金融体系内饥饿的美元资本打劫世界。当然，制造混乱也是一个办法，逼迫各国美元资本外流，前提是不要出现半路截道的。
那人民币贬值为何会导致美元也贬值呢？这也是因为sdr的原因，人民币不是sdr货币，而是通过绑定美元，以美元作为计价，交易和储备的货币。也就是说，人民币同大宗商品，石油，黄金一样，是构成美元指数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像欧元一样的对抗货币。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成为第一大工业国，贸易国，美元的使用量大增，成为维持美元指数的决定性因素。相对的，中国通过主动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大幅降低大宗商品价格，因为大宗商品尤其是资源类商品最大需求国是中国，阴差阳错的是美国为了最终对付中国先行肢解俄罗斯，除制造地缘压力外就是大幅降低石油交易价格，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美元反而被人民币绑架了。现在人民币但凡有风吹草动，美元都要惊出一身冷汗。所以才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美南海之争，不过都是恰到好处，都不敢过分。这也是为什么欧元英镑宁愿降低自身份额，也要抬人民币进sdr，美国打死也不想放行的根源所在。
大家还记得习大访美事多次重申‘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基础’，这既是说给美国听得，意思是只要价码合适，承诺能兑现，我不坏你加息大计。也是说给欧元英镑听的，我可以掌控人民币升降节奏，前提事大家好朋友，不闹事一起赚小钱钱。假如我贬值，美元自然贬值，美元就会去找他们的麻烦，因为无法找中国麻烦，麻烦越大，贬值越快，呵呵，所以美国南海出招都是点到即止，根本不敢出大招。当然，贬值如果有害自身，还是不贬的好，问题是贬值对于工业国贸易国来说会扩大出口，自然的打击欧元区的工业贸易，自然的影响欧元的货币地位。但是如果人民币与欧元，英镑达成合作协议，形成可自由兑换协议，情形又不同了。人民币贬值就不会过多的影响欧洲经济，所以才有这几年欧洲利诱中国的自由兑换谈判。所以才有欧洲诸国蜂拥加入亚投行的盛况。
那为何之前人民币不贬值，近期开始大幅贬值呢？原因无非是中美，中欧会谈成果没有达到中国的期望，中欧货币互换协议迟迟没有落地，中国不高兴。那为何欧洲不反对人民币贬值么，因为与受美帝逼迫拱手投降相比，适当的经济压力还在承受范围之内。那为何不大幅贬值呢？因为中国重承诺，负责任，但是潜台词是不能把你搞投降了，点到即止，甚至想办法予以弥补，这不气候大会给你欧洲天大面子。把欧洲逼急了，他直接选择欧美合流，那个tipp就能搞成，它不像tpp一样可以受到中国的各种地缘威胁，那对中国的压力就大了，就是人家不给你玩了。如此分析，大家知道为什么美帝一定要搞这个tpp,tipp，那就是赌你中国不敢坏场子。
对于欧洲来说，中美都不是好东西，当然大毛更恶心，问题是世界就这三大流氓，谁都惹不起。所以与其提心吊胆，担心欧美乱斗时中国背后捅刀子，这事中国还真干过不止一回，呵呵，干脆把你抬进去，大家一起玩，你的货币国际化了，适用的人多了，再贬值就是败人品了，这一点也正合美国的想法，不过毕竟他当老大惯了，你进来可以，不能影响我的权益，最好等我加息满血复活能随便弄死你的时候再进来，给个甜枣你先含着。龙兔表示知道了，没事，大家继续玩。然后美元就悲剧了，连续五天了，97——98，欧元干了一票躲一边玩去了，小川开启人民币贬值通道后也一边玩去了，这可如何是好？眼看16日就要到了，加呢，加呢，还是加呢？什么，大掌柜今年出访也结束了，好像中国也没什么大活动了，这可如何是好？观海同志这时想到了欧洲，想问问他们对于人民币贬值的看法，一连几个电话，居然没人接，尼玛傻子才接，把美元指数打到97就是他们干的。
更不好的消息陆续传来，就是第一贴里的消息，也门军队居然不打胡塞打沙特了，养子is造吊打，快要把主子都暴露了，金三氢弹一出，安倍个死胖子又要来抱着大腿哭，oh my god?what can i 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