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乌龟在地上是跑不过兔子，可乌龟在水里永远比兔子游的快。
——不要放错自己的位置。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2. 乌鸦学老鹰去抓羊，结果被羊毛卷住了爪子，最后被牧羊人活活的摔死了。
——不是每一种鸟都叫鹰，认清自己你才能活下去。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3. 有一天蚂蚁去和大象比力气，蚂蚁自豪的说自己能举起比自己重一百多倍的东西，这时大象抖抖了身上的泥，结果却把蚂蚁砸死了。
——永远不要比错对象，不然会死的很惨。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4. 马在沙漠里碰见了骆驼，马嘲笑骆驼的背说：“嘿，老兄你的背真丑！”骆驼没有理马只是继续赶路。最后骆驼走出了沙漠，马却再也没有出来，看着马的尸体骆驼笑了。
——不要嘲笑别人的外表，不然说不定哪天你就会成为了别人的笑话。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5. 有一只兔子很懒，总是在自己的窝边吃草，最后被猎人逮住了。
——吃窝边草的时候想想后果，如果你觉得吃的起你就吃，吃不起千万别吃。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6. 森林举行选美大赛，孔雀第一个报了名觉自己肯定能拿冠军，结果连初赛都没过。孔雀很生气，就去找山羊评委。山羊评委说：“孔雀你开屏虽然美丽，但却露着屁股！”孔雀很尴尬的离开了。
——照镜子的时候不要光看前面，也看看后面。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7. 夏天非常热，斑马去河边喝水，正好看见河马在河里玩，斑马就想它能玩为什么我不能玩啊。斑马就跳下去玩，可没一会鳄鱼就把它咬死了。
——没那实力就别玩， 因为你输不起。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8. 一只鸭子看见大雁在天空飞的很自在，觉得自己也没差什么怎么就飞不起来。结果它跑到悬崖边上纵身一跳，没扑腾几下它就垂直掉下去了，摔了个半身不遂。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前，不要贸然的去未知的领域尝试。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9. 狮子邀请老虎去山谷捕猎，答应把捕到的猎物一半给它，老虎想了想就去了。到了山谷狮子就堵住了唯一退路，把老虎吃了。
——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合作一定要想好退路。

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一富婆说出的既风骚又露骨的10句话，震憾13亿人！

10. 一只乌龟在沙滩上晒太阳，这时飞来一只老鹰，乌龟觉得自己有坚硬的壳，老鹰拿它没办法就有恃无恐。结果老鹰一爪子抓起了乌龟，飞到上千米的高空，在飞过一片岩石的时候狠狠的把乌龟摔了下来，乌龟连肠子都摔出来了。
——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能收拾你的人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
摘自 大浪爱莎

【　以毛岸英的身份，完全可以不用入朝。但毛岸英依然按照父亲的意思加入志愿军。按照某些英明无比的专家推断，毛泽东所以送毛岸英入朝，主要是想要毛岸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对于这种假设，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好吧，先挂起来。但是需要指出，关于抗美援朝，是在多数人，包括林彪那个级别将领在内反对下，毛泽东乾纲独断出兵的。毛泽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捞取资历，其它方面机会多的是。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放进去，只为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态度。不论在任何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是可敬的。蓄意污蔑者，其心可诛。

】

魏巍 ：《话说毛泽东》——大智篇（一）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天才，什么是天才，一向议论纷纭。我看还是赋予它科学的、唯物的解释为好。人们的智力有高下，处于一条不等线上，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一个人如果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离开一切前人的成就，不去参加任何实践，只凭天赋，那就什么也不会产生。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样的社会条件，同样的实践活动，同样的主观努力，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又是智能的差异了。因此，我认为把人类中那些稀有的智者称为“大智”比称为“天才”更为确当，这样可以排除那种只重天赋的唯心的偏见。
然而，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之为大智呢?我看，那些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重大发现的人，以及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解决了巨大矛盾的人，都可谓大智。例如马克思，他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演变的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穿了剥削的秘密，这就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大智。再如列宁，他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自然也是大智。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这不也是重大的发现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下面，我们将列举若干实例，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一、新道路的探求者
(一)
走一条现成的道路是容易的，而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条新路来，却是不容易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了新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叛变和我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失败了。当时形势全面逆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杀戮，共产党遭到极大摧残。在此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挑起中国革命的重担继续前行。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呢?
这就需要发现。而发现则需要艰苦的实践，也需要通常所说的天才。
在革命受挫的新形势下，以至于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认识，这就是“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对立。“城市中心论”主张首先在若干重要城市举行工人暴动占领城市，然后发展到广大农村;“农村中心论”则主张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由不明确到明确，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创立到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也就是直到红军的长征。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一种新思想的被承认，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自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同时作为世界典范的十月革命就是用这种方法取得胜利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其他的例子。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十月革命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应采取的模式，甚至不会有突破这种模式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是光耀千古的，然而从指导思想上说，并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因此，这两次起义都归于失败。即使预计中的秋收起义，最后也还是想占领长沙。可见突破一种固有的模式，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二）
这里应该说，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觉悟最早的是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卓越之处。事实上他在1927年马日事变(5月21日)之后，即提出了“上山”的主张。据史料说，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驻汉口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恐怖时刻，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泽东也接到这样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泽东不愿意，他要到风暴漩涡中的湖南去。因为这时湖南在马日事变后，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会、农会的干部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干部已经分别隐蔽转移，基层组织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这时毛泽东向陈独秀提出要求，说服陈独秀允许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得到批准后，他便回到湖南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复工农组织和设法保存工农武装。除把一部分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一部分暂时将枪埋入地下之外，便号召其余的武装上山，去当“山大王”。正是这样湖南得以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但是为时不久，毛泽东便被召回武汉，陈独秀指责他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权的唐生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党的“八七”会议，才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上和在8月9日举行的讨论秋收起义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还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了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事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正因为毛泽东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他立刻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胸有成竹地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艰辛实践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都标志着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创性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条件，以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备的主观条件，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有了巩固的理论基础。从此他就在云雾迷离的征途上，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三)
可是，仅仅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要解决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一个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有人往往以为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是以农民领导农民，这是大错特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至于军队的成分，当然更复杂一些。除大部分为农民外，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旧军人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举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倾向，其实质就是农民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并使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尽管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到最后则不免会使革命运动像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远见卓识。而当时他的同辈中大多数人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得很不够。1929年6月在龙岩举行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来想动手解决这些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却不料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激化了。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得不在会后离开了部队。七次大会出现的这一错误，不久为中央所纠正，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其事。几个月后，襟怀坦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重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在当年的12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作出了闻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务必要始终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正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坚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党和军队才没有走错方向，才没有中途夭折，才没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淹没，而且愈战愈强，历经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而不溃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决议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就是今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还想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课题。
第二，还要解决一个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要想在敌人的包围中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决不仅仅是打仗的问题，而是要对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例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人民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利益，才能把根据地造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据地怎能经得起连年频繁的战争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由于团结抗战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了，在建设农村根据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方面的建设都头头是道，每一块大根据地都像一个国家的雏形。从外国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敌人残酷扫荡烧杀的地方，竟还屹立着这么岿然不动的堡垒。而这些堡垒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和群众发动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据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据地。即使在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隐蔽的根据地依然存在，游击战争并未停息。所以聂荣臻元帅曾说，冀中没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九块大根据地。有一次朱总司令曾说，你们拿着解放区的粮票，从东北可以吃到海南岛了。当解放区发展到一亿多人口时，她所积蓄起来的实力已足可展开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人们所熟知的战略决战，最后我军夺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完整过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怀疑说：共产党打仗很内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国家。其实他不知道，在几十年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已经培养出了各个门类的干部，在建国时期许多岗位上的负责人，不就是这批人吗?其实人们早就说过革命根据地正是新中国的摇篮。

第三，要使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还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战胜强大敌人“围剿”的问题。因为只要根据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稳脚跟，就马上会有强大的敌人跟踪而至。而开始敌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悬殊。如果不解决这个以弱胜强的问题，不粉碎敌人频繁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才保持住了，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个问题先提一提，后边还要详细探讨。
由于上面三个重要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坚持走下去。　（四）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我国国情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来自农民，对农民的疾苦，自然比当教授的陈独秀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感受要深。这且不说，自从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做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以后，就投身到农民运动当中。1925年初，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就在农村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在故乡韶山组织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初他到了广州，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民运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民运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央成立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共同之处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

其三，我们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路线所以能坚持下来，同毛泽东的那种顶逆风战恶浪的异乎寻常的坚忍品质不是没有关联的。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新道路的实践，是遭到重重阻挠的。可以说，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直到这块根据地的丧失，始终存在着“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冲突。1929年和1930年的两年间，江西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事实本身早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泽东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进行了抵制，才使红军避免了损失。1931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央，他们虽然极力反对“立三路线”，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论”方面同“立三路线”却毫无二致。他们要求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并夺取中小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迫使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他们下了许多次命令，强令前方指挥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无理的计划。随后就对毛泽东进行无情的打击。先后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假如不是一个意志异常坚强的人，那是顶不住的。而毛泽东却经受了这重重考验，使得这条正确的路线得以坚持下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正确性已由历史本身作了结论。我认为，其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凡是与当年中国情况类似的地方，都会有参考价值。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二、战略战术的独特创造
上面谈到，要把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一）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保持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三）战胜敌人的“围剿”。前两个问题已经谈过，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
前已提及，只要根据地一出现，便立刻会面临着敌人的“围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只要反革命还有力量就不会停止。如果红军不能战胜敌人这种反复进行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日后的发展了。红军在开始时必然是很弱小的，而以此微不足道的力量，如何与成十倍成百倍的强敌相抗衡，如何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站住脚跟并战而胜之，这不能不是一个头号的军事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依据现实条件，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战术，不仅使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大智，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成就。
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南龚、龙冈、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魏巍 :《话说毛泽东》——开篇辞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中国人民都在缅怀他。经有关部门批准，届时将出一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丛书来纪念这位伟人。丛书主编也要我担负其中的一本。作为一个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奋斗了五十多年的战士，这是无可推辞的。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党史专家，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查阅各种典籍，仅能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讲一些个人的体会。
毛泽东已经逝世十七年了。按通常情况，人一死也就烟消火灭，随着岁月的推移，世情的变迁，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即使一些生前异常显赫的人物，当其生也，一呼百应，一呼万应，真可谓汹汹然不可一世;而一旦一命呜呼，也就树倒猢狲散，连影子都留不下来，甚至比平常人消逝得还快。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现象。可是毛泽东却不然。尽管前几年，国外一些势力一再掀起“非毛化”的恶浪，国内也有一些人“反毛”很起劲儿，动不动就拼命地来贬低他，否定他，辱骂他，甚至编造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私生活的谎言来诬蔑他。可是结果怎样呢?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没有被踩在九地之下，而且愈来愈高大，愈鲜明。毛泽东的威望，简直就像是在中国大地上生了根似的不可动摇。尤其近两三年，人们对毛泽东反而由冷变热，逐步升温了。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据说，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谒的人数，平时每天不下两万人。1988年全年为九百万人，而在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那一天，半天竟达一万五千人。这几年来更大为增加。韶山、延安也是如此。其他同类现象还有很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毛泽东热”。笔者对此未加研究，但可以肯定一点：对毛泽东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敬佩还是厌恨，是爱之欲其生还是恶之欲其死，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他是中国近代史和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美国有一个很严肃也颇有意思的学者，名叫迈克尔?H.哈特。他按照自己所拟的衡量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精心评选出来自古至今的一百人，称他们是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以《巨人，屹立在人类历史上》为题，将毛泽东列入其中。作者说：“评价一个当代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不大容易，为了估计出毛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或许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他还说，“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也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宁是毛的先辈，对毛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不抱偏见，并不难判断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另一些企图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由于主观情绪色彩过浓，与人民的感情相去过远，也就难以接近起码的真理了。
自然，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何况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要推翻一个旧制度，推翻整个的剥削阶级，改造一个旧世界，夺取政权后还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自始至终还要同自己营垒中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因此，会遇到一些人的赞成和一些人的反对，便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在赞成和反对这两者之间，何者居于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赞成意味着什么?反对又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各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联系到近年来的一些情况，人们看到：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厉害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几乎没有不反对毛泽东的;而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则是毛泽东热情的拥护者。后一种人要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在肯定和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我在1990年《最珍贵的东西》一文中说过：“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比如那个方励之吧，他在讲话中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批毛’，他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很明显，他所说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贵的。”因此，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等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无一不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而达到全面崩溃的。殷鉴不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警惕。

对待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伟大人物，我们怎样正确看待并进行研究呢?依我看，应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比如，对待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我们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或者站在调和的改良派的立场，去观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看待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时，历来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英雄史观，即无限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一种是不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认为杰出人物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奴隶。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这两者都不能正确地解释活生生的历史。19世纪末，俄国一个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普列汉诺夫。此人后来变成了孟什维克，但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就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他说：“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允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和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立场。
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一般说这话是不错的，但还要加上一句，当英雄人物的活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时，就能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合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中华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险的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使中国人惊醒起来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异常悲壮的篇章。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是孙中山。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孙中山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另一批杰出人物的肩上。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便应运而生。适逢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选择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普列汉诺夫在上述的书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那么，什么是当时中国伟大的社会需要呢?这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问题。而毛泽东无疑是后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独特道路的最早也最深刻的实践者和思想家。这正是他作为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普列汉诺夫在该书里还说：“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伟人称呼为创始人(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毛泽东不正是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在中国人民急欲寻找一条解放道路的时候，起到了这种“莫大的作用”吗!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史说明，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也就不会有产生毛泽东这种伟大人物的土壤;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所特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难以想象的艰难，也就不会锤炼出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上罕见的英雄人物。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样的英雄人物，中国革命就不会这样快地获取胜利，也不会显得如此光辉灿烂。像印度等国和中国社会情况大体相同，但他们的革命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正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又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和活生生的图画。

我不赞成个人崇拜，更不赞成个人迷信。但我崇敬我们中华民族一切有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和世界上一切对人类发展进步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一点不错，但是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都必然有它的代表人物。正是他们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某些特征。试想，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德国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俄罗斯没有列宁，意大利没有但丁、达?芬奇，这些民族该是如何的减色啊!而雄踞东方的中华民族，也是由众多难以尽数的杰出人物，代表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影响深远的文化。为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简直像群星灿烂，如果加上群众中的英雄人物，那就构成一条壮观的星河了。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们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杰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普列汉诺夫还引英国人泰纳1863年在其《英国文学史》的话说：“当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的，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泰纳这里说的是文化领域，我想其他领域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无疑是杰出人物中之最杰出者，是灿烂的群星中一颗最亮的巨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和一个发展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正有其突出的表现。所以，在1988年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首诗：“纵有误失真英雄，改天换地建伟功。慧眼胆略谁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
下面，我将对这位伟人展开叙述。

【蒋介石时代，中国外交纯粹是看列强眼色行事。“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装出一副可怜相等待英美列强裁决，结果在整整四个月的时间里无所作为，导致日军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和装备夺取东北三省，为几年后的全面侵华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时代是最令中华民族、正常中国人激动人心的时代。其六次与外国人交手，次次不落下风，为中国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与真理的话语权，当然这尊严的取得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在经济上的拮据。经济上的拮据与尊严哪一个更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坚持认为尊严更重要，真理的话语权更重要，而这一切都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才能实现的。

毛泽东时代的六次对外战争：1、中英长江之上的炮战，（唯一一次在中国国土内的军事冲突）；2、中美（当是新中国和新八国联军）在朝鲜的冲突；3、中印在西藏的冲突（背后是美苏两大强国的支持）；4、中苏在珍宝岛的冲突；5、中越在海上冲突；6、中美在越南的冲突。1979年的中越边境冲突本应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因为，邓刚刚上台3年）。

毛泽东在为中国人赢得尊严与话语权的同时，他的那个时代付出的代价是经济上的拮据。正是毛时代的拮据才为后毛时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今天的大炮再次在中国外围竖起来了。当此时，更感谢毛时代的伟大英明。

尽管有些狗屁“专家”把蒋介石日记奉为至宝，以为蒋某人所写就是信史，他怎么做反而不重要，这未免可笑。但历史相信的只是当事人的所作所为，所以无论蒋某人在日记里写了什么，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九一八”的要害不在于蒋介石是否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而在于他确实没有下过抵抗的命令。

列强帮不了蒋某人。李顿报告含糊其辞，国联决定软弱无力，其实是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

如果说“九一八”有什么教益，那就是：国家命运得靠自己，大炮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自建立新中国伊始，他老人家就决心用实力向列强争取中国的地位。

在通过朝鲜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陆上权益后，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海权问题。早在1949年，他已经通过炮击英舰紫石英号，宣布了蒋时代“列强军舰有权进入中国内河”的国际惯例完全无效。但蒋时代留下的“三海里领海权”则仍然使他困扰。按照这种领海权，中国渤海也理应属于国际水域，至少在法理上可以任由各国船只自由通行。

但毛泽东决定对这条国际惯例说不。

一个国家提出自己的领海界线，这是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当行动。过去，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由于缺乏近代海权观念和腐败无能，有着1万多公里海岸线的中国竟一直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领海界线。结果，不仅外国舰船可以在中国近海横行，我国沿海的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完全无法保护。特别是日本渔民依仗着船只大和机器动力，长年到中国近海的主要渔场大肆捕捞，中国渔民无法与之竞争，国家在经济上也大受损失。日本侵渔的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际上有个海牙协议，以3海里为领海线，由来是18世纪末大炮的射程约为3海里，西方国家就采用以海岸炮台的有效射程距离为领海的宽度。西方列强要求各国遵守，这对他有利，明摆着，他的地盘别人没有能力去也不敢去，别人的地盘他的舰队却可以随便去。

不过在当时提出国家的领海基线，不是一项简单的问题，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存在着军事对峙、美国又大力扶植日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国的情况下，更要慎重行事。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与法学家倪徵燠等人研究这个问题。倪先生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但英美日等国都是主张三海里领海宽度。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惯例。但毛泽东断然指出:“为了国家安全和繁荣,应当有个较宽的领海。”

在8月23日大举炮击金门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召集各方面的人士研究我国的领海问题，并征求了一些熟悉国际法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一决策的主要着眼点，是要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特别是保护我国的渔业资源。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后来回忆这次讨论的情景说：

8月30日，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北戴河去，向主席、总理当面汇报。

奉召同行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顾问刘泽荣，还有一个姓周的民主人士。刘泽荣和周老先生都是国际法方面的老前辈，中国第一部《中俄字典》就是刘老先生主持撰写的。9月1日、2日连续两天，我们在毛主席北戴河别墅的小会议室开会，主席、少奇、总理、彭总和新任总长黄克诚都来了。

毛主席召集这个会议，主要想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再听听各方意见，尤其在国际法方面，不要有大的纰漏。他幽默地说：“我是军事大学战争系毕业的，不大懂法律，今天请来了专家，希望畅所欲言。”我汇报领海线论证过程和结论。乔冠华对待发的新闻稿作了说明。两位老先生是大学问家，对各种国际法特别是海牙协议了如指掌、滚瓜烂熟。他们引经据典，坚决主张领海线为3海里，理由就是一条，不能搞得太宽，如果宣布12海里，搞得不好要打仗。毛主席专注地听，不时提一些问题。

有一个情节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装作很吃惊的样子逗两位老先生，“这么说，海牙协议是万万违背不得的呀？”两位老先生以为主席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连说，“是的是的，违背不得，违背不得！”毛主席便愉快地俯仰大笑。

最后，毛主席作总结，他说：“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海牙协议不是圣旨，还是不能按海牙协议办，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从各方面判断，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我看未必。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不过如此，要有这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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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一讲话，两位老先生也就想通了。他们很激动，刘泽荣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成觉。他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件最大的荣誉，第一件是十月革命后，我作为中国外交使团代表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和列宁握过一次手。这一次毛主席邀请我参加领海线的决策，这是国家民族的一件大事，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心满意足了。

12海里领海线就这么最后确定下来。我请示主席，总参搞了一份将领海线具体标定的中国地图，是否一并发表。主席说，不要，那个东西先放在你的口袋里。主席想得很周密，东南沿海的斗争太复杂，公布地图，反而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公布，我们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便可进可退，战术上策略上灵活方便得多。

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中，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个声明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又包含着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

果然，美国沉不住气了，也亮出了底牌。就在声明发表的当天，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公然宣布美国政府将会派兵协防金、马;同时，杜勒斯又在同一份声明中向新中国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毛泽东后来评价道：“(杜勒斯的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9月7日，美军决定试探“十二海里领海权”的真实性，遂借“护航”之名义，押着台军军舰，向所战火中的金门“12-3海里”区域驶将过来。此时，毛泽东已经命令叶飞：如果美军护航，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这其实是一个心理战术：一个人身处战场上，即使所有子弹都打在别处，他也会认为对方在瞄准自己开火。但通过这个战术，可以在不真正杀伤美国人的前提下，充分检验美军参战决心的真实性。
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两艘美舰事先已经接获舰队司令的训令：如遇中共军队攻击，务必撤出战场，退往公海，不得与共军交火。

于是，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台军军舰遭受强大炮火攻击时，美军军舰竟然不发一炮，转身就逃，以全速急行，直到驶出十八海里以外才停下来跪谢上帝保佑。从此，美国再也没有怀疑过中国的领海宽度确实是12海里。
就这样，毛泽东用一束炮弹将中国的领海边界钉在距离中国海岸线十二海里的地方。但在很多年后，我们在学习地理时骄傲地记住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领海时，却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大手一挥，我们现在的领海将只是区区7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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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明 任何伟人 都会 广泛争取 各方 意见建议；综合决策

@华夏长城长 59楼 2014-04-24 19:43:13
一党制当然也可以民主，可以反腐败，前提是普通大众人人具有西方欧美人民一样的独立人格与素质，至少要知道好歹，知道反抗暴政，可惜中国到今天都有楼主这种不知好歹，毫无是非观，价值观的狗奴才，这种东西如进了人大做代表，除了拍手讲同意，我党英明，啥都不会干，这是某贼建国后控制思想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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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屋书生 61楼 2014-04-24 20:16:41
是非观、价值观是内在的；行动不代表同意；真相理性不等于政治；蒋中正与苏联签订条约时也是被迫的。看来您内心是最爱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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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长城长 62楼 2014-04-24 20:30:32
你的观内在说明你什么？你丫爱放闷屁？，行动不代表同意？你怎么行动？在这论坛公然溜须拍马某领袖，一副标准奴才像，就是你的行动？
还正想理性不等于政治，你的政治就是可以随便饿死几千万人？随便破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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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layor 2014-04-28 10:52:28
再问你一遍，证据？你口口声声饿死几千万，证据呢，就凭你一张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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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105433354 2015-09-15 22:02:49
你真的很可笑，原本这个饿死多少人就应该由国家来告诉大家！但是为什么国家这么多年一直遮遮掩掩的？为什么国家对网上说饿死三千万人是选择沉默？光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一百多万还不够吗？河南饿死200多万还不够吗？这是国家承认的数字，你还敢反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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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幼稚；承不承认、饿死多少能够解决狗毛问题呀；鸡毛蒜皮、顾此失彼本末倒置。先看看《大王世宗》吧。

魏巍文章

八、在锣鼓声中消灭了一个剥削制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最喧腾热闹的季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户，几乎每天都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政府里请求批准公私合营。按预定计划，中央本来准备在1956年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面对着这一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得不改变做法，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步骤。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这样，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1956年1月，笔者曾在首都，亲眼看到私营工商业户的队伍，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地行进在天安门前，那种热烈的场景，是很动人的。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中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而公私合营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了。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的分配，除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约占四分之一外，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工人福利费、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所有。按毛泽东的说法，私营工商户的“一只半脚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一个阶级的失败和消灭，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消灭，却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没有流血，没有对抗，生产上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国家生活没有任何颠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独一无二的光辉成就。这同毛泽东的大智也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党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呢?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不是。
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年俄国和东欧的资产阶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挤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长途中，它曾是我党的盟友。进入建国以后，这个阶级同样具有两面性，既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也有消极地与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根据以上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加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权紧紧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赎买政策。这样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强调利用的一面，对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视，那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只强调限制和改造，而忽视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总之，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着团结和斗争，斗争也是为了达到团结。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没有斗争的。按彭真同志的说法，我们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营’。经过这两仗，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事实的确如此，“五反”以前，资产阶级很威风，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工厂管好。一个“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仗下来，资本家在政治上比较老实、服从领导了;在经济上也比较老实，“五毒”减少了。这就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来的。任何正确的方针要圆满地实现，还必须找出具体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一样。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率领中央统战部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专题调查私人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当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多数仍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分直接领导、同私方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盲目把私人资本主义搞垮，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到北京后，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曾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毛泽东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多次讲话。9月7日，毛泽东又约请了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确定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还谈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与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关于采取赎买政策的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四马分肥”的方法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工人、资本家和扩大生产四个部分。要求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同志则作了多次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问题上，陈云同志决定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厘望四厘 ”。在当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陈云同志又宣布，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事实上，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而公私合营时 1956年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私股的投资总额仅为二十四点二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事实上也是一种赎买。由于党的政策这样英明正确，周到细致，所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得如此顺利，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呼进入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分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李维汉同志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说，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还说，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把握三条：一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二 他还强调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将来使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完整的思想。片面地只讲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讲限制资本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恰恰是曲解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据此，李维汉同志认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决不能离开限制改造，孤立地讲利用资本主义，那样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他还指出，在我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迟或早地到来，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我认为，李维汉同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近年来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之所以攻击我国的私人工产业改造搞得太早了、太彻底了，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建国后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整日喋喋不休地埋怨中国生产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是一切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思想根源。有一个叫刘宾雁的人，前几年就多次说过：“解放以后犯了可以说是战略性的理论错误，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刀切开，彻底得很，一条血管，一条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其实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三大改造，不仅当年受到全国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的热烈赞扬，而且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而刘宾雁却如此地诋毁它看来只有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血管万世畅流，反而合乎刘宾雁之流的心意。这不是彻底暴露了刘宾雁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吗立场不同，当然他同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在这个革命转变中，我们党掌握得既积极而又稳妥;既不早又不迟;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收到了预期的革命成效，而又未引起重大的社会震动;既消灭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又改造了人。因之转变是极其成功和极其伟大的。这是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智慧因势利导分不开的。把对私人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改造分开，把革命停滞起来，设想有一个长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也是不合乎辩证思维的。
小　结
表现毛泽东的大智者，岂止以上数端，这里举几个例子不过说明大意罢了。问题是为什么能造就出具有这样大智的人物呢他的大智又是从何而来呢？据笔者看，这决不是天生的或者仅靠自己的天赋形成的。我认为，构成毛泽东大智的因素，有几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他参加了中国革命丰富多彩的实践，广泛地接触了工农兵、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物，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是他平常极为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渊博的知识；第三，是他精通马列主义，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水平；第四，是他确实具有不凡的禀赋。这四者汇聚在一起，才构成他的大智。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是很不容易的。】

@天生快乐快乐先生 2015-09-15 20:58:16
这里毛黑太多了....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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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理解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有刘邦、李世民的一半正常思维，也不会如此破马张飞

【 1、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建立中国工农红军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一至四次反围剿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反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四渡赤水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二万五千里长征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以农村包围城市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8、延安精神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9、逼蒋联合抗日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0、论持久战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1、从严治党从严治军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2、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4、土地革命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6、群众路线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7、重庆谈判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8、解放战争中的几大战役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19、全民皆兵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0、新中国的建立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1、建国后不给亲友开后门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2、民族大团结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3、白手起家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4、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5、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6、把儿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线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7、为革命牺牲六位至亲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8、中印自卫反击战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29、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0、人民当家做主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1、高呼人民万岁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2、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3、人民民主专政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4、消灭剥削按劳分配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5、消灭娼妓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6、毒品绝迹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7、严打赌博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8、消灭千年匪患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39、消灭黑社会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0、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1、三年恢复国民经济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2、仅仅二十几年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3、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八万多座水库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4、解决了八亿人的吃饭问题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5、既无外债有无内债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6、两弹一星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7、乒乓外交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8、团结第三世界国家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49、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0、尼克松访华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1、中美建交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2、农业学大寨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3、斗私批修反修防修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4、以身作则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5、严惩贪腐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6、一生俭朴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7、困难时期带头降低了工资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8、逝世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59、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0、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1、德智体全面发展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2、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3、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6、鞍钢宪法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7、工业学大庆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8、干部学习焦裕禄，全国人民学雷锋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69、比学赶帮超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0、弘扬正气清正廉洁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1、积极向上乐于奉献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2、干群同心大干快上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3、共同致富公平合理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4、扬真善美抑假恶丑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5、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6、改革开放后乱象丛生反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77、毛主席的每一个预言都已验证足见毛主席的伟大。
78、读读毛主席恢宏的巨著就能知道毛主席有多么伟大。
79、看看毛主席留下的所有传真照片就能知道毛主席有多么伟大。
80、读读毛主席的诗词就能知道毛主席有多么伟大。
81、看看毛主席的书法就能知道毛主席有多么伟大。
82、《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证了毛主席的伟大。
毛主席的伟大还有很多很多真是说也说不完】

@绿屋书生 2014-04-28 22:19:05
正文
七、王洪文的错误在于没有以史为鉴；没有研究党史（邓小平的经验、政治才干也是慢慢积累的；康熙也不是短期就成为大帝的）。
1、没有独立自主性。
王洪文只组成一个小集团，还处于江青的领导下。批文件时完全可以独立自主； 历史 证明王洪文不能掌舵。如果江青可以接班，还用你王洪文干什么呢。
王洪文首先需要建立接班意识，然后组合政治资源。
首先争取叶剑英元帅，象华国锋那样尊敬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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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8888 2015-10-04 11:44:50
这里暴露出楼主的水平有限！完全玩阴谋诡计去了。而毛这样的人都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所以他的手段都是正大光明的，这才是阳谋！四人帮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却基本上没有玩什么阴谋诡计，也因此得罪了华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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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误会俺的意思了

@绿屋书生 2014-06-20 11:49:42
众智乘丞——人民一起反腐败
反腐败需要立体思维
绿屋书生
腐败是一种管理结果——国家管理往上运行有许多好结果，往下运行的坏结果之一——腐败。。
一、如果反腐败是扁鹊在治病，那么我们更需要扁鹊的大哥来治未病
1、思维一——高薪与养廉。
高薪虽然不能必然养廉、即高薪不是养廉的充分条件，但是高薪是反腐败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反腐败比作“大象”工程，那么高薪就是大象的肌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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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uqin 2015-10-03 23:46:47
幼稚极了！腐败以及所有目前恶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不抓主要矛盾怎么解决实际问题，枉我跟了这么多页，原以为你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会有多高见解，也或者是人格问题，待价而沽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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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的都是从小事情起步的；共产主义能够一步到位么；您是理论越清晰实践越幼稚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