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夺政治领导权；这是战略问题。
其余的大矛盾包括贸易规则、美元与人民币的矛盾等等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

对相山揽胜一类人有理有据的善意批评

绿屋书生

与相山揽胜素未平生；在美言网、新浪博客有间接接触。笔者由于相信他与亿万中国人一样，拥有单纯的爱国主义，所以才值得我花费点宝贵时间写点文字。
引用相山文字——【美国又一次宣布对台军售，中国大陆从上到下，群情激愤，反映强烈，正是中国人民自信心大增高涨的表现。但有些人却借此机会高分贝的攻击污蔑抹黑政府，这就不是正常现象了，好似慷慨激昂，唯我爱国，其实怎样，难以恭维。“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120年前台湾被迫割让。66年前，国民党跑到台湾，美舰队在台湾海峡横行。53年前，蒋介石以台湾为基地，要反攻大陆。20年前李登辉要搞两国论，台湾危机，我军对台东发射导弹。而今天，美国要对台军售，结果中国毫不客气立即宣布要制裁美国两个最牛逼的军火公司，后续手段还将陆续出来。一部台湾历史见证了中国从艰难困苦中一步步的努力奋斗和取得的巨大进步，要看到祖国的进步和取得每一进步的艰难不易。如果仅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能获得这种进步，谁都能喊出更高亢激昂口号。有些事并不是谁喊得激越嘹亮，谁就正确闪亮。如果激越中还带有污蔑抹黑的话语，那则是高亢中别具用心的贼亮。】
应该分三个层次，1、强烈与抹黑；2、台海历史简选；3、高亢与贼心。
甲、简单的日常是非。
一、以前写过，如果一个人批评一个正确的观点，不止是错误，也暴露出自身的幼稚、甚至愚蠢。
因此，没有必要、也不需要恶意批评谁；包括相山在内的多数人的善意批评搞不好都把自己扔回幼稚园里喽。
二、如果有人别具用心，也得选择动迁、强拆、贫富不均、 多处社会不公来高亢吧，至少你们不敢、不会、心虚用抹黑一词反驳吧。
三、即使那些收钱写文章的也不会轻易高亢吧；笔者才疏学浅，尚未收到一分钱呦。当然，笔者也十分清楚，不是什么巨款、小钱都是好花的。恶有恶报四个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呦。
在此感谢相山不点名的疑问；莫须俺的笔名太小；呵呵。
点名批评相山也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无论相山军衔多高，尚未达到笔者喜好、笔者喜好品论历史人物的政治是非；至于生活琐事、道德层面基本不感兴趣。
在国家利益面前，这些都是鸡毛蒜皮了。
四、网络上，反对远远超越赞同、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有理有据的反对是做人的基本素养吧。
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黔驴技穷者真的是网络垃圾。

乙、难懂的政治是非。
一、周恩来的政治光辉一半来自于他的选择——多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聪明地选择了毛泽东；这也是毛泽东政治正确、政治实践能力的必然结果。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周恩来无论在外交、人际关系、暗战、管理等等方面取得多大成就，他的政治能力只能是国家领袖级二流水平；毛泽东最后写给他的诗据他人解读有政治批评的意思，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同时笔者单独指出——毛泽东不出席周恩来的葬礼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理由参照毛泽东对周总理葬礼指示、谈话）；虽然在普通人的人情事故那里一点都说不过去。
二、对于林彪的政治定性，毛泽东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右；周恩来固执地认为是“左”。用固执一词也不是乱用，据说周为此有国骂。
政治上，（毛泽东）明白者简单；（周总理）简单者糊涂。相山不需要赞同、也不需要回答。
文革中，老人家讲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好人”。周恩来同志如果只是个普通党员或者老百姓，那么他不止是个好人，而且是大好人；但是周恩来同志不仅仅是国务院的总理，他还是党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对基辛格关于中苏核战争问题的回答是打起来再说；周恩来却丧失了政治原则，接受了基辛格核保护的提议——虽然他出于好心。
在开会批判周恩来之前，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笔者也敬爱我们的总理，可惜错误就是错误，何况政治错误。
因此，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制裁美国企业这一严重的政治幼稚病是真正的爱国。
三、无论相山在哪里揽胜，在政治上的糊涂已经确定无疑了。当然，不是在普普通通人都懂的爱国主义初级阶段，而是政治思维。
四、毛泽东曾经对黄永胜上将说：“黄永胜，你也可以统帅三军”。
不知道黄永胜怎么理解的；即使他懂了，他也没有那么做！或者他根本不想“抹黑、高亢”，或者不需要别具用心吧。
从道德层面、从个人感情角度，笔者在国家层面永远敬重黄永胜将军！至于他个人生活方面的趣闻也好、所谓的缺点也罢，与政治没有大关系。
然而，在政治能力方面，黄永胜不止比曹操差距巨大，即使与华国锋、许世友相比也是不及格的。但是，毫不客气地说华与许的政治能力虽然强，但是政治性质也是封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右！笔者、农民、普通老百姓永远不会敬重这样的高干，当然如果国家政治需要可以象毛泽东主席那样政治“反利用”吧。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五、无论相山同志是上校、大校还是将来的上将军，政治水平看来也是不能统帅三军的。
不止如此，用战术动作代替战略思维也是典型的盲人摸象。
有个钢琴家曾经收过2个贵族学生，对学过钢琴的学生收费远高于没有学过钢琴的学生——钢琴家的解释是——纠正错误是非常艰难的工作。所以说、有时候能打二三十分的盲人摸象者在政治上还不如农民。
笔者不想毛遂自荐，但是希望包括相山在内的所有爱国者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一读黎阳、右而左的文章，应该能够吸取点政治意识。
丙、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一、笔者多次强调，不是不可以制裁美国企业；但是要有政治思维。
二、再次反思后强调——
1、中国一系列例行抗议；伴随绝大多数人叫好的制裁美国企业。
2、笔者很愤怒。
3、因为这个制裁在政治上比不制裁还丢人；中国必须制裁美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等等等。
或者出于利益考虑、只是干打雷也比制裁企业强一万倍！！！政治性质不同；制裁企业属于政治盲人、帮倒忙。
4、制裁美国企业、是最纯粹的最愚蠢的邯郸学步！前提不一样，瞎特么学美国人的做法！反复想一想美国人制裁其他国家企业是什么前提！！！什么前提！！！不是不可以制裁美国企业，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政治工作做完以后，将军们的想法就可以随便了。
5、没有政治是非的愚蠢。
不懂政治怎么讲政治？！！
6、就像邓小平批评耿飚的香港可以不驻军一样，盲人摸象者的自以为是；不会讲政治。
（无论耿飚将军的功劳多大、而且他还做过现在领导人的首长，政治的是非不容混淆、掩盖，那样就是误国殃民。革命不是请客送礼；相信领导人能够做到公私分明。）
三、中苏论战的政治本质是平起平坐的战略高度。
反击美帝需要有政治思维——必须首先指出政治性质，美帝象殖民主义一样粗暴践踏国际秩序、不负责任的行为。
其次，国家级别对等五倍反治——这时再国家层面制裁美国才能让对方心虚、继而增加我国实力（就实力而言可以战术上干打雷但是必须先手做到）；也可以在多个事项政治恶心对方，例如号召美国黑人成立维护自己利益的政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犯反人类罪等等等——由于缺乏资料、不能在此指出更多的具体办法。
最后，才是你们叫好的一个大国制裁对方企业这种战术动作！抗议之后制裁企业在政治上明显的本末倒置。
也许多年沉默，捡到点芝麻就拼命当做大西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多年严重弱化——这也应该是美国人说的可以领导世界一百年的原因之一。
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遵循美国人的思维、惯例难道不是变相卖国么？
虽然过去实力有大差距，但是大国博弈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政治斗争。即使个人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也得有宽松的政治大环境这个前提。对朝鲜这个级别的小国来说独善其身都是梦想，何况中国这么大的体量。政治假步难道不是盲人摸象么。自以为是地假独善其身就是以政治上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典型的丢了西瓜拣芝麻。
四、二-7、12月21日新增——
笔者论断——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夺政治领导权；这是战略问题。其余的大矛盾包括贸易规则、美元与人民币的矛盾等等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
(http://bbs.lzszg.com/thread-898085-26-1.html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14:22 | 只看该作者
绿屋书生 发表于 2015-12-21 09:59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夺政治领导权；这是战略问题。
其余的大矛盾包括贸易规则、美元与人民币的矛盾等等 ...

这才是占站到了政治高度个观察高度，没有号召力的大国，是没有领导权的大国，领导权就是影响力号召力。)
德国战略家曼施坦因指出——胜利一方的成功，取决于失败一方的愚蠢程度。
毛泽东的成功一半来自对方的愚蠢。我们不能以战术动作代替政治战略,无论这个战术多么好看；也许有时越适用越帮倒忙——笔者据此再次论断——真爱国；也真误国，有些人甚至变相卖国而浑然不觉。
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笔者写过——不把南海变成第二个上甘岭，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
题目虽如此，意在言外。政治意志、战略态度永远大于沾沾自喜的战术动作。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2015年12月冬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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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也许多年沉默，捡到点芝麻就拼命当做大西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多年严重弱化——这也应该是美国人说的可以领导世界一百年的原因之一。
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遵循美国人的思维、惯例难道不是变相卖国么？
毛泽东指导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的后面批文件，王洪文没有理解，所以他回答“可是江青同志是正确的啊”。这里有两个前提，一个是隐性的正确、另一个是显性的革命同志关系；中美是什么关系？
如果美国人从来没有制裁过他国企业，我们这么做在政治战术上还是可以多多少少打点分的。
美国人搞个动作，中国人照虎画猫、邯郸学步，以美国人的标准为标准、以美国人的尺度为尺度，虽然表象上存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初级道理，但是政治实质却是在战术层面变相维护了美国人制定的规则。美国人犯了抢劫罪，却被当做小偷处理，美国人估计在家开怀大笑呢。
虽然过去实力有大差距，但是大国博弈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政治斗争。即使个人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也得有宽松的政治大环境这个前提。对朝鲜这个级别的小国来说独善其身都是梦想，何况中国这么大的体量。政治假步难道不是盲人摸象么。自以为是地假独善其身就是以政治上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典型的丢了西瓜拣芝麻。
五、二-7、12月21日新增——
笔者论断——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夺政治领导权；这是战略问题。其余的大矛盾包括贸易规则、美元与人民币的矛盾等等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

毛泽东的远大眼光和铁血决心：张文木 (2015-12-25 15:13:00)转载▼
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写得真好:

“西方有个老头叫耶稣，没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什么好处，是他的子民曾经组成八国联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抢我们的钱，杀我们的同胞，烧我们的家园，掠夺我们的资源，可现在不少中国人却要花钱为这个老头过生日。中国有位老人，带领人民赶走了外国强盗，打倒了欺压劳苦大众的黑恶势力，亿万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挺起了腰杆，当家做了主人，但如今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他的生日。这位老人名叫毛泽东，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

请大家帮忙转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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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战”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有1个掉了脑袋，于是大家就抛弃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学思辨”，迅速选择了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事实上，在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也面临着巨大风险。1949年2月23日苏联已有情报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4月17日，有情报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干涉”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原子战争。对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经历核打击灾难后的毛泽东已有远高于斯大林的见解。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这时的毛泽东对让全世界惊骇的原子弹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说的)“不怕”，简直是蔑视!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有比较才有鉴别。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说“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受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和担当，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与原子结构及其稳定的力学的原理一样，东亚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明乎此，也就不难认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及亚洲和平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老中青各位同志交流汇报我的思想认识。
谨以此纪念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我是一名高校教师，一个教授。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1980自然相信与肯定阶段


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这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过她的第10个生日。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整个中小学即少年儿童时期，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健康成长，无忧无虑，有一个幸福、快乐、完整的童年。

我们这代人从小自然地、天经地义地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心中自然的偶像。我们对革命先辈、英雄、工农兵劳模充满了敬仰与爱戴。


第二阶段：1980—1999怀疑与否定阶段


1976年毛主席去世。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悄然刮起了否定文革、否定反右、否定公有制之风。这一小部分人在社会上虽然是少数（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他们有权有势，有的还身居要职，掌握着话语权，所以影响很大。他们抓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某一点不足或不完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所谓的反思、批判，进而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时之间，社会上怀疑过去、否定新中国之风甚嚣尘上。


我于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以知青的身份考入云南大学本科学习，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正好赶上这一期间的“否定”“怀疑”热。青年人单纯热情、容易跟潮流、接受“新”事物快，我差不多全盘接受了这波“否定热”。


我很快也学着“主流话语”的腔调，否定这，否定那，鄙视毛主席，痛批毛主席，抱怨他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似乎我比毛主席高明不知道多少倍。俨然一副“新青年”的架势。惟恐不否定过去、不非毛，就被人说赶不上潮流、不时髦。


这一阶段的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动摇甚至否定。这实际上是不经思考分析的盲目的跟潮流。在近20年的时间内，我变成了大海上一艘随风飘动的小船。我与毛主席之间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毛主席诗词”，记得大约是1990年，我与一位挚友因为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天之久的辩论。


这一期间，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长驱直人，我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趋之若骛，甚至到了言必称美英法德的程度。同时也开始了我新的寻偶之旅。我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名着、人物传记，我先后崇拜过拿破仑、俾斯迈、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等。但是，近20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发现和找到真正值得我崇拜的偶像。我开始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值得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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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否定之否定阶段


1999年5月发生了美国悍然轰炸我住南联盟大使馆、导致我三名使馆工作人员死亡多名受伤的严重事件。事发后，美国始终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麻木已久的心。这期间，我正好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做访问学者，8月份我提前结束了在美的访学计划，回到香港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又发生了在南中国海上空美国间谍飞机撞毁我空军战斗机及其飞行员的严重事件，事后美国再次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又一次震撼刺痛了我的心。


以上两件事使我陷入了长久的、深深的思考，我怎么都搞不明白，近20年来，中国一直待若上宾、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战略盟友”和“救世主”的美国为何对中国如此蛮横残暴、毫不讲理？这是朋友吗？？这样的朋友值得交吗？？？美国是否真像某些精英权贵学者所说的那样“民主”“自由”“博爱”？是扞卫秩序的世界警察？？


在这一期间，互联网帮助我打开了视野。在香港大学，我开始经常浏览应该由海外华人主办的“XXX”网站，其中的“毛泽东”和“中国”两个专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由此接触到了很多在内地看不到的关于文革、反右、新中国、毛主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发表于海外网站上，多由海外华人撰写，也有一部分是国外学者写的研究报告。

这些文章和报告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再结合自己少年儿童时期的亲身经历，使我对毛主席和他的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毛主席所接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石油，没有重工业，连火柴铁钉甚至都没办法生产的国家！一个刚刚遭受了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创痍的世界最贫穷的大国！在全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而全国仅有的一点财富又被蒋介石集团洗劫一空，劫持去了台湾！


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还没等建设开始，一周年国庆都还没到，美国人就打上门来了。换成今天的一些人，可能就学了卡扎菲上校，“识时务者为俊杰”
了。但毛主席不是卡扎菲，从1840年起受尽洋人欺压的中国人也再不肯弯下自己刚刚挺直的腰杆，于是我的父辈们“拿起枪、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一支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主席的统帅下，竟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友所组成的联军从鸭绿江边一举打回了38线以南，并从此再也无法越雷池一步，即使其它一切都不谈，仅凭此一点，就足以令我对毛主席敬佩无比！接下来，美国人自然恼羞成怒，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后来还包括前苏联勾结一体、南北夹击，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


然而在铁桶一般的封锁中，毛主席率领他的人民交出的是怎样一份建设成绩单呢？这份成绩单主要包括：

新中国于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

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1975年发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际导弹；－－二弹一星！

1965年研制成功人工合牛胰岛素

1971年研制成功复方蒿甲醚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

1978年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四大新发明！！


以上八大成果完成时间：1960-1978年，共计18年！！！


此外，

1959成功发现并开采了我国第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大庆油田；

1971年，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

1975年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

1975年中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


还有，1978年以后“需要进行改革”的成千上万“国有企业”都是谁留下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工业革命所建立的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后来的某些“精英”、“权贵”、“学者”们甚至连改革的对象都找不到。君不见，快30年了，连厕所都已经被私有化了的“精英”们却至今还云里雾里找不着北！


所以，我要说，认为毛泽东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其他乏善可陈的人，如果不是道听途说、说话思考不过大脑，上了主流话语垄断势力的当，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至于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更是奇谈怪论，逻辑不通，匪夷所思。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是谁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难道不是毛主席嘛？！怎么毛主席一死，这一切就忽然都和他老人家不沾边、只剩下“过”才是属于他老人家了呢？！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主席的名下；把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统统撇开，闭口不提，或者干脆记到别人身上，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当然，毛主席在抓建设的同时，确实搞过不少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还有阶级敌人，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这些运动需不需要搞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今天干部队伍的顽疾“腐败问题”吧；看一看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看看他们的寡廉鲜耻吧。

在看过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还会认为毛主席“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思路、策略有什么错嘛？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错，只有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毛主席没有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给了一些人“反戈一击”的机会！于是，20多年来，差不多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所谓“挨过整”的大小“官.僚”、“知识分子”诉苦的声音，清算的声音！而有关伟人的真象却长期在民间和海外流传…….


2002年，在海外学习、访学5年之后，我回到云南高校重执教鞭。五年来，我亲身耳闻目睹了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扶今思昔，纵横比较，上下求索，感慨良多。我深深感到现实比人强，现实比理论强。现实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我，我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


最后，做为结束语，我把千言万语汇成几句话：

毛主席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疑难杂症！！！


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什么！但我们能让更多人看到！

大道至简

一年多以前，我就想过把军队一分为二，训练归训练；作战归作战、另行编组，或者平时训练时就几种编组训练。

至于合并军区，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应该分散不宜集中——平时分散、然后组建大的空架子的几个司令部，战时视情况授权指挥，大区司令部可以指挥2个军区、也可以指挥1个半么。既注意效率、也防止军阀。

@绿屋书生 2016-01-02 09:37:29
大道至简
一年多以前，我就想过把军队一分为二，训练归训练；作战归作战、另行编组，或者平时训练时就几种编组训练。
至于合并军区，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应该分散不宜集中——平时分散、然后组建大的空架子的几个司令部，战时视情况授权指挥，大区司令部可以指挥2个军区、也可以指挥1个半么。既注意效率、也防止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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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defu123 2016-01-03 02:27:29
你这个观点我不理解。你真了解目前的中国军队体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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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也不能事事了解，怎么办，懂了哲学是成为伟人的基础

如何引领新的三十年

——浅谈理论与实践的艰难结合

绿屋书生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实践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有利于新的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医院用阴性、阳性做检查判断词；政治实践结果用左、右判断也是科学的；毛泽东签发的所有文件都是经过哲学思考的、不会存在漏洞。受到现在许多人诟病的前三十年政治上的实践结果是“形左实（小）右”。通俗地讲，当时社会的各种条件允许我们在政治工作方面打80分、毛主席的理论也完全能够打90分，最终的实践结果却是70分。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工作上的错误是“形右实左”；而不是绝大多数人（包括理论界真左派）认为的犯了“右”的错误。邓小平说过“主要的是防左”，过去左、现在还是左！过去在计划经济有点左、现在在市场经济严重左。简单地解释就是理论上客观前提条件只允许我们用六、七分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在实践中至少用了九分的力量。对资源的滥采滥伐如同肃反扩大化一样也是左倾错误。多用的力量不止可以加强企业监管，进行制度建设、法治建设，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一、客观存在的问题。
1、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都是政治严重弱化的结果。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不过是一个方面。
政治环境大气候决定了腐败泛滥小气候。
2、古今中外的腐败虽然有一部分共性，但是各个时代的腐败有其具体的“因”。
简单分析一下房地产富翁的全民熟知的成功经历。首先，从亲朋好友那里集中少量资金、去政府弄快地皮，然后用地做抵押向银行借款、开工建楼，这时可以销售了——合法的变相集资；有了资金，后面的麻烦迎刃而解了。绝大多数房地产商都是这么致富的。我们国家八成的精英都在体制内、他们会愤愤不平地思考——这既不是劳动致富、也不是袁隆平那样的创造啊，可以说这个实践结果——投机取巧式的病态富裕直接导致腐败的扩大化，在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导致腐败泛滥。
人民也会思考——当大款、土豪们一掷千金、甚至胡作非为的时候，人民（这时还包括多数有良知的官员）在理论上被打了一个嘴巴。社会不公急剧的增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都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大环境。
3、国家未来三十年如果还是用全身的力量发展经济，政治工作必然继续弱化。政冷经热必然导致国家管理的漏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因此新的三十年必须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经济；不然蛋糕做得越大、问题越多，也越危险；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是实事求是的哲学结论。
至于是为哪个人民领袖做嫁衣就不得而知喽。
4、改革开放在政治层面有一个失误，那就是改革开放没有去主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甚至在经济工作中脱离群众、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
5、人民公社与股份制企业在表象上存在很多差别，但是就本质而言具有很大的共性，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最大差别。五十年前的股份制企业肯定不如现在的人民公社；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虽然表象上千差万别、本质上一样啊。
二、为什么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论很丰满实践很骨感。
1、、市场的五大“主人”——（1）、政府；（2）、国企；（3）、民企；（4）、外企；（5）、包括九小场所业主在内的广大群众。
2、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市场经济功不可没，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发展完善过程中还需要国家许多的行政资源。
3、现在全国瞩目的国企改革问题。
《国务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指出，“国企要做大做优做强”。
国企改革之前、国企改革之后，为什么不提做多呢？这是哲学漏洞、国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多了国企、初步实现工业化。现在我们的条件如此优越，完全可以做多国有企业！政企分开不等于政府与国企不能够主导创业！做多也是做大、做强。如果一个县、一个市做多二、三个效益比较好的国企，那么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多数“将军们”看到的是风险，只有少数“元帅”（如粟裕）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
4、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绝大多数人那里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少数伟人能够做到、也因此他们才成为伟人。
毛泽东的理论在北京实践不了、他去上海发动——又一个实践上的弓背路。
有多少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在退休之时是黯然离开的？这个即使加上我们宝贵的脚趾头也不够用吧。他们主观上想背道而驰么？不言自明。一把手的理念都会遇到层层阻力、贯彻不了，其他人的理论能够与实践结合到哪去？！当这种理论上的不正常在实践中司空见惯、量变到病态的“正常”，国家只能爬行，有时候还需要停下来“大口喘气”。
5、达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想实践结果需要哪些条件。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越发达，创业与创新越艰难。不止需要更多的资金、更高级的人才，还要经得起市场的考核、检验。
一万人中有一百人创业就是很高的比例了，这一百人中有多少人能够解决资金问题呢、解决资金以后又有几人能够经得起失败存活下来？极少数成功者提供的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的吗？
换言之，理想的、能够在实践中取得相比较而言较大经济成就的创业与创新具体怎么实践呢？个人拙见，必须由政府主导、国企执行（具体落实）；然后才是发动群众；最后才是通过效益、巨大市场利润刺激逐利的民企与民企资本。而不是现在施行的把大希望寄托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当然民企研发、外企增资也是创业的一部分。
6、政府才是百战百胜的最大资本家！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政府能够通过经济政策、具体行政管理手段改变来完善市场经济的客观实践结果。
政府能够调动集合的资金是任何企业集团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通过国企这个金字招牌也能够招来足够多的人才。
如果当初我们通过经济政策、行政管理手段把包括建筑公司在内的房地产企业象国企的水、电一样控制在乡村、街道级别，即只有村、乡镇、街道可以开办房地产企业，并允许（包括农民工的）工人、管理层、经营老板三方合理分股、控股，那么现在不单单是减少了贫富差距的经济问题，政治上我们党会有更大的主动权！
让地方政府成长为为人民服务的红色资本家吧。
7、新的三十年政府需要一分为二。
政企分开不是不发展企业与壮大企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要的是在先进性（地方）政府主导下发展壮大企业。企业、尤其是现代化股份制企业才是市场的强大主体，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先进企业才能取代政治上先进政党的作用，担任组织领导作用，发动群众、带动群众，走向共同富裕。
想一想谁能够创造出广泛的先进性企业？不是民企能够做到的；虽然存在偶然性。

三、对国家在新的三十年工作的建议。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从当初的贫穷、没有资金、没有经验、没有人才到现在的成就，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超越“而立”境界、向着“不惑”迈进。因此，如果再提“摸着石头过河”岂不是对先进性的羞辱、对制度自信的嘲笑？
当共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多数人茫然不知所措，毛泽东从打土豪分田地简简单单地开始实践；邓小平复出从整顿教育入手。大成就来自小事的扩展、壮大；“道隐于小成”。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论怎么争论，我认为关键看实践结果是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否让人民群众满意。这完全可以作为政治上的硬指标。
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从能够做到的小事做起。例如，春节放假，为什么非得坚持除夕开始放假呢？为什么让千家万户的普通老百姓在大年三十赶路呢？！（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早就团圆了吧、或者多贵的高铁票也不需要犹豫吧。）完全可以提前一天放假，让人民群众在除夕早点团圆——一家人快快乐乐准备年夜饭啊；而不是在除夕翘首期盼，很多人甚至半夜、大年初一才到家。
1、以先进文化、思想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
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德国的复兴、面积不大的韩国的繁荣，首要的原因与功劳都应该是深厚的文化使然。当然还要有许多其他条件。文化上、思想上、意识上的先进才能在实践中引导先进的事业。
经济发展是所有地级市建设的要务，但是我们不宜把所有的力量用于经济工作。
2、到底如何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之路不是21世纪才开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开始谋划并且实施。毛泽东城镇化的办法是农民“不要涌入城市”，而是在广阔的农村大办工业，就地转化为工人，把农村改造和城市差不多。
这个办法是符合哲学道理的。中央可以组织经济专家、哲学家再研究一下现在的城镇化办法，人口过分集中、城市扩大到臃肿地步，一系列问题很容易质变为政治灾难。
3、合并街道是集合资源、为创业提供干部保障。
合并街道以后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创更多的业。
反对街道合并的是绝大多数人，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同时多数人丧失了激情，少数干部淡化了宗旨意识。
实践中可以两步走。先对街道进行大瘦身，人员分类、业务合并；然后抽调一半人员组成几个股份制“大国企”。接下来就是好项目、大利润问题了。
毛主席说“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不止壮大了经济总量，各行各业的人才、管理经验、资金、各种企业等等等等都得到发展壮大，因此新的三十年我们需要、也有能力在低端抢回属于我们的市场，把利润还给人民！
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实践举例——可以把外资超市之类的外企挤出中国市场了！通过大街道股份制超市逐步完成；在股份制创业过程中拿出利润好的稳定的企业股份优先照顾群众。群众积极参与创业的同时也是与政府同心同德的消费者。这不只是经济创业、也是政治主动。
实践中国梦必须发动群众、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道理就不需要长篇大论了。
5、毛主席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新的三十年，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政治工作。
这不但是发展经济、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巩固执政党政治地位的需要。
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只能代表过去，执政党的合法性既依赖于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建设也依赖于人民未来的选择。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只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毒瘤。这个政治毒瘤的产生、执政党是有责任的；是政治工作弱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虽然解决了物质上的温饱，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处在精神食粮严重不足的状态，这个状态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前途。因此，通过两手抓、尤其是把政治工作贯穿于经济工作的始终，既需要在理论上、更需要在实践中密切联系群众！
毛主席教导的这些道理虽然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但是与实践未能够紧密结合起来，需要在新的三十年去探索、去实践。国家很大，一些政策在全国实行需要太多的条件。地级市（扩大到副部级的计划单列市与区）可以也应该做改革的先头兵，先行先试。说易做难、关键是如何行怎么试才能在实践中既符合经济规律又能够避免在政治上犯简单错误；简单的错误往往更致命。
有太多的人、包括党的干部，认为经济建设更重要，轻视、漠视政治工作，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单单重视经济工作，不只是不能取得大发展，国家政治上会从被动走向危险。
一个市、一个区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也无可厚非，可是即使在一个省里始终保持经济增长第一，贡献也不是特别突出呦。
政治上“九天揽月”、经济上才能“五洋捉鳖”。如何讲政治、跟谁讲政治，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解决了政治疑问，经济建设就会游刃有余了。底子非常薄的前三十年的发展速度、经济成就一点也不比改革开放逊色呦。
诚然，单单靠一篇文章是不会让绝大多数干部转变观念的，这也需要所有人在实践中去反复思考、反复感悟。
换言之，通过两手抓才能引领新的三十年。当然做政治上的先行者需要拥有足够大的实力，这还不过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实践中运用实力的技巧，即如何使用拥有的资源与实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党员干部不能像不懂政治的项羽那样任性、固执己见。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老人家的话总是那么意味深长啊。
我坚信，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成为人类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事业！

2016年元旦

民族复兴网特稿：应该用什么眼睛看主席？
作者：东方欲晓 发布时间：2014-09-08 16:12:10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应该用什么眼睛看主席？

——纪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

东方欲晓 民族复兴网特稿
张宏良按：今天是9月9日毛主席逝世38周年。这篇《应该用什么眼睛看主席》就是体制内一位领导同志专门为今天这个特殊日子而撰写的文章。这是多年来难得见到的好文章，好就好在它的两大特点上:
其一，该文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中国共产党道义良知和政治伦理的考验。而道义良知和政治伦理，既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根本的道义力量，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最根本的标准。
中华民族是个奉行天道正义的民族，从来都把天道正义看作是判断和选择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对于有道明君，坚决拥护;对于无道昏君，坚决打倒;起来造反，也是替天行道。不讲道义的执政，在中国从来不会长久，更不会被人民接受。
毛泽东创建了共产党，创建了军队，创建了国家，让千百年来软弱挨打的中华民族第一次站了起来，后来者不仅不感恩，反而把毛泽东骂了个狗血喷头，把毛泽东定为所有领导人中唯一有错误的人。而其他领导人，包括那些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领导人，却全都是没有任何缺点错误的完人。请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这样做还有没有丝毫天良?莫说是一个先进政党，就是流氓黑社会，会不会如此不讲道义?
如果在中国人民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讲天道正义，不讲政治伦理，人民是决不会买账的。即便明天美国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人民抗战归抗战，对如此不讲道义的政府仍然不会买账。南宋以来中国之所以多次出现人民对外来侵略的观望，就是如同秦香莲而对陈世美那样，人民对于不讲道义的政府彻底失望了，所以才把外来入侵的国难看作是纯粹的官难。
其二，该文从动机、过程、效果等各个方面全面评价了文化大革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没有错，错误出现在过程之中，毛主席早就对这些错误进行过总结。其实，把文革过程中的所谓错误归罪于毛泽东，如同把初生婴儿身上的污秽归罪于母亲一样，是一种十分恶毒下流的做法。
文化大革命是比以往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刻的革命，是对私有观念的革命，是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完全是正常的，如同初生婴儿身上的血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普通的道理，可是有人在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的推动下，有意利用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某些缺陷，去妖魔化毛泽东。结果却是挖掉了中国共产党的祖坟，彻底打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存在的道义合法性。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那么一个制造了人类文明浩劫的政党肯定是罪恶的政党，一个制造了人类文明办浩劫的民族肯定是劣等民族。当今国内外所有反共反华势力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制造了一场文明浩劫，所以这个党和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否定文革已经成为宰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
问题还不仅于此，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就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主题。大众政治文明是中华民族复兴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这个贡献远远超过当初欧洲复兴对世界宪政文明的贡献。所以彻底否定文革，不仅仅是宰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般政治尖刀，同时也是反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罪恶活动。
这才是围绕毛泽东和文革争论的实质所在。
请阅读下面东方欲晓的文章：

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八年了。在这三十八年里，他老人家一直遭受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天理不存，愤懑满胸。于是，写下这些文字，以表心境，寄托哀思。但，所哀的并不是主席自己。

用什么眼睛看主席？
东方欲晓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如何评价，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却成了问题，以至于三十多年来，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不论是学者还是百姓仍在争论不休，这本身就是问题，对共产党来说，是要命的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源于党，说明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因为，如何对待主席考验着共产党的政治良知，检验着共产党是否还具有先进性。
对主席的评价，大概有四种观点：右派里有两种观点，代表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主张全面否定，一部分人主张部分肯定。有人管前者叫极右派，后者叫右派。左派里也有两种观点，代表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主张全面肯定，一部分人主张部分否定。有人管前者叫极左派，管后者叫左派。这样划分是否科学不重要，但这四种观点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究竟怎么评价主席，用什么目光看主席呢？下面从六个方面谈一下看法：
一、主席有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
主席有没有错误？当然有。只要是人，除了死去的和没有出生的，都会犯错误，这话是主席讲的。所以，主席也不能例外。既然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就连主席都犯过错误，与主席同时期的党的领导者和以后的所有领导者都不可能没有错误。因为不论理想信仰、思想境界、对人民的感情，还是认识事物的水平、实践经验、领导才能，谁也不会也没有超过主席的。只不过这些人没有干出主席那样伟大的事业，你的错误和你的功绩一样，不那么显眼罢了，但你不能说你没有错误。可笑的是，不论我们编的党史、主席的传记，还是历届领导人纪念主席的讲话、学者的纪念文章，包括一些左派同志为主席辩护写的正面文章，都在谈主席的“严重错误”，从来不谈别人的错误，有时甚至用别人的“正确”来证明主席的“错误”,甚至在为别人歌功颂德的时候也总是忘不了捎上主席的“严重错误”,以此来证明别人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历史是这样的吗？事实是这样的吗？在大谈历史唯物主义、大谈实事求是的时候，张口毛主席犯了什么错误，闭口不谈别人的错误，不谈自己的错误。几十年的问题堆积如山，眼巴前的错误就在这儿摆着，还在不断地犯着，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承认是错误，是自己犯了错误，甚至是现时代的错误，还一个劲地往“文革”头上推，往“极左”头上推，往主席身上推，这哪里有半点历史唯物主义、半点实事求是精神呢？一些人常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然而，对主席什么思想都可以解放，对别人却搞“不争论”、“保持高度一致”、“维护权威”，这样做还有点公理吗？在否定主席的时候说主席搞“家长制”，甚至说主席搞专制，那么这又是搞的什么制？
说主席的错误，一开始讲“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后来时间又往前提了，提到五十年代中后期，事件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性质是“极左”。这里重点谈一下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后来领导人的评价大都延续这些说法，只不过表述略有不同，态度都是“全盘否定”、“彻底否定”。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主席干的一件彻头彻尾的错事、坏事。也就是说，从1966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他老人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整整干了十年没有一点好地方的、彻头彻尾的错事、坏事。后来对主席的一切否定、一切妖魔化都是由这个结论而来的，这是铁的逻辑。
那么，对于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错误？是什么错误？有多少错误呢？我认为主席不是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上主席的错误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而是对革命过程的把握。我们评价一个人做的一件事，必须将动机、过程和结果统一起来，只讲动机不讲过程和效果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只讲效果不讲过程和动机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评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如果全面否定、彻底否定，必须从动机、过程、结果三方得出其“完全错误”的结论。首先看动机。动机包括两个方面：一、做这件事为了谁；二、为什么做这件事，也就是做这件事有没有道理。为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决议》也没敢回避，为了反修防修。后来的领导人的讲话也承认这一点，现在有良知的人都对此没有异议。至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是“权力之争”，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也就是说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人民。这总不能算错吧？为什么做这件事？也就是反修防修这个理由站住脚站不住脚呢？或者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用历史眼光看，有没有反修防修的必要呢？有没有必要为了反修防修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决议》和后来的领导者都认为没有必要，是主席错误判断形势，党没有变修的危险，党内没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换一句话说就是主席主观臆断、头脑发昏、大惊小怪、小题大做。那么，到底党有没有变修的危险呢？八九年苏东剧变和中国的“六．四”事件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党内有没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以后的一些人也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现实也已经说明了。为谁发动文革，为什么发动文革，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主席是正确的，那么怎么能说“领导人错误发动”呢？怎么能说“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呢”？这个动机错在哪儿呢？
再看过程，看结果。文化大革命在实践过程中有没有错误？从结果看有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错误是有的。主席从来不回避问题，也从来不比别人缺少纠正错误、承担责任的勇气。用主席的话说文革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具体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派性斗争，部分地区出了打砸抢。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承认，就如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一样，也必须承认。那么，对这些问题的产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导者，毛主席自然要承担责任。但是要承担什么责任必须搞清楚。而要搞清主席承担什么责任，必须搞清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就好比一场战役，出现了部队伤亡过大大问题，要追究责任，必须弄清是战役战略制定问题还是战役组织实施问题，还是过程把握问题，还是士兵战斗的问题，还是敌人破坏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战略制定有问题吗？当然不是，主席是战略家，有谁还比他懂得战略部署呢？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文革之初就说清楚了，重点非常明确。主席和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将矛头对准广大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更没倡导过打砸抢。这事说起来就可笑，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怎么会让他的人民打砸抢呢？这个帽子怎么能扣在主席头上呢？所以，从战略制定上讲没有问题。换句话说，上述问题的产生和战略制定没有关系。那么就看组织推动。谁负责文革的组织推动呢？刘少奇、邓小平最初是组织者，江青、张春桥等人一直是组织者。文化大革命推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们都有责任。刘邓的责任是故意将斗争矛头引向教师和学生，干扰斗争大方向。后来的派性斗争他们脱不了干系。江青等人是思想激进，伤害了一些老干部。那么主席负什么责任呢？主席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运动中一些苗头性问题没有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过于相信了自己的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历来是主席的一贯思想。但人民群众中也有落后的，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环境中也会暴露出落后的甚至丑陋的一面。同时，加上一些干部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故意鼓捣群众采取过激行为，最终出现了“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所以，主席犯的错误是没有及时控制好运动势态。但必须强调，这不是主席一个人的错误，是中央集体的错误。尽管如此，文革中的乱并不是思想和道德层面的乱、社会秩序层面的乱，而是政治秩序层面的乱。虽然有些打砸抢，但是短时期、局部的，是极少数人的行为。这些所谓的错误并不能代表文革的全部，不是文革的本来面貌，怎么能将文化大革命用“十年浩劫”、“十年动乱”来概括和定性呢？所以，对于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可以这样看：一、毛主席没有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的错误”；二、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三、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错误，应由中央集体来承担；四、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有主席把控不及时造成的，有文化大革命组织者别有用心干扰破坏造成的，也有组织者思想过激和一些干部群众不觉悟造成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责任不能由主席一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由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组织者，包括后来带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来承担，由大大小小的捣乱破坏者来承担。即使这些也不能代表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也不能以此证明从结果看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错误、完全的错误。这一问题下面要谈到。

二、文化大革命除了“严重错误”还有什么？
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除了问题和错误，有没有正确的地方、成功的地方？有没有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三十多年后共产党人有没有正视这一问题的勇气？有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没有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素养？这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个人问题，而是涉及党往哪里去、国家往哪里去、人民往哪里去、民族往哪里去的大问题。实际上，三十多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论，只是一方压制另一方罢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简单地再用三十多年前的感情、立场和目光看问题了，我们有责任将这一问题讲清楚。只要共产党还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应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地方，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不再列举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具体成就，因为这些许多同志谈的很清楚了。这里只想谈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影响、历史意义和历史贡献。
1、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质上的挽救，就是深刻教育了共产党，彻底改造了共产党，使党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只不过主席去世后，这种先进性又丢掉了。这一点有人不愿承认，但请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更像共产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更像共产党？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更受人民拥护，还是现在共产党更受人拥护？只要还有点做人的良心，都不难回答。二是形式上的挽救。现在尽管人们对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这个党毕竟还存在，否则在八九年就垮台了。可挽救这个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就是57年的右派向党进攻的翻版，其本质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和党外的右派利用党自身问题和学生的爱国热情向党进攻的“颜色革命”，目的就是颠覆共产党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掌权人能处理这一问题，说明他们还不想让共产党垮台，这正是毛主席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在起作用。同时，党员干部、军队、人民能够理解和支持处理“六四”事件，也正是文革实践和教育的结果。中国人民经过历次运动的教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相信共产党，关键时刻要站在共产党一边。所以，有人说文革是反修防修大演练，结果在“六．四”事件上中派上了用场。当然，共产党没有接受教训，没有通过“六．四”事件自醒，虽然保住了政权，却更加快步的演化了，这是自己的悲哀。

2、挽救了中华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八九年的动乱会提前二十年。如果这场动乱没有被制止，就等于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成功了，中国就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分成了十几个国家或几十个国家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现在可能民族冲突不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还生活在血雨腥风当中。
3、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党内反对文革的人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给主席定的一条罪就是破坏了民主，说主席搞专制，是暴君。这才是真正颠倒黑白。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是什么？是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由多数人革少数人命的一场革命怎么会是专制呢？文化大革命不论从形式上到实质上都是民主，只不过我们搞的是人民民主。文化大革命在教育改造走资派和知识权威的同时，一方面对以人民为敌、以国家为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产生活的人要打击、要专政，这是公理，没有任何错误。一方面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当什么家？当管理国家的家，也就是人民有管理国家的权力。第一，人民代表可以参与到国家和各级管理机构当中。第二，人民可以管理国家管理者。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干部必须接受人民的批评教育，就是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评干部的缺点，揭露他们的不足，使其时刻警醒，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二是将其放在人民群众之中，接受人民改造。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使他们与群众相融合，拉近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增进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从而扑下身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让他们在劳动中学习人民群众的优点，改变自身不足，使其不变质。三是时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那时期下派干部在农户吃派饭，如果忘了交粮票，晚上就得主动检查，做自我批评，这就是群众监督的作用。所以，干部都得看群众的脸色办事，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基本上没有贪官。人民群众将一个执政党、将国家的管理者管到这种程度，请问，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更加纯粹的、更加彻底、更高境界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呢？
4、建立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什么是一个民族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必须有助于实现人人平等，必须有助于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必须有助于增强民族气节和爱国意识，必须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统一，必须有助于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必须有助于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必须有助于树立科学进步思想，必须有助于消灭和铲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丑恶的东西，必须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基本都做到了，这些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那么，当时是如何倡导和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呢？首先，毛主席著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以“老三篇”为代表的经典文章对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第二，大张旗鼓地树立宣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这样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典型，发挥他们在全社会的榜样作用。第三，通过文艺作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那时候的文艺除了文艺形式、作品数量相对少一些以外，但没有半根毒害人民的毒草，没有落后的、反动的、丑恶的、腐朽的东西，都是积极的、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没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反映和歌颂的都是人民群众，是工农兵。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崇尚科学、劳动光荣、甘于奉献、大公无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奋发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这样的文化比现在的所谓文化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呢？
5、提高了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韬光养晦养出来的，不是GDP堆起来的，也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吹起来的。第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和帝国主义一切不平等条约，赶走了殖民主义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是抗美援朝，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教训了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第三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是和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打击了苏联超级大国的气焰；二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基础上又成功试验了氢弹和发射了人造卫星；三是抗美援越战争；四是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统一战线。做这些事情的结果是世界各国纷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美国总统低头来见毛主席。这才是中国国际地位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6、在全世界撒下了人民革命的种子。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初步实践，也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次思想启蒙教育，一个重要思想是造反有理。为什么要造反？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权不论其性质如何，如果不自我教育、自我觉悟，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都有可能走向人民的反面。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自不必说，代表广大人民的无产阶级政权也是如此。那么，当这个政权背叛了人民怎么办？就要进行革命，就要造反。所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的是文化革命，即用人民的力量，从思想文化上对整个党进行彻底改造。具体做法是教育改造代表这个党的执政者，使他们的思想深处破除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将权力还给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要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席核心的思想和毕生的追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创造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境界的执政理念，并作为全党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主席自己在为人民服务。但仅靠他自己是不能实现他的思想的，他必须通过一个组织、一个政权、一支队伍为人民服务，他要他的组织里每一名成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忠诚信徒。当这些人不能忠实实践他的思想的时候，就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主席在建国后，特别是在晚年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共产党的彻底改造上。但是，在实践中他深深感到改造党比改造人民更难。因为得到越多的人要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不满情绪会更加强烈，反抗会更加激烈，所以改造遇到的阻力也就更大。一些人拒不接受改造怎么办？就要将其打倒。过去我们常说“毛主席、共产党”。实际上毛主席和共产党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当共产党实践主席思想的时候，毛主席和共产党是统一的；当共产党不能实践主席思想的时候，毛主席是毛主席，共产党是共产党。毛主席高于共产党，因为他的思想是这个党的灵魂和方向，是他的思想赋予了共产党的先进性。所以，当这个党要背叛他、背叛人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革掉这个党的命。因此，他不怕身败名裂、粉身碎骨，也毅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受到了一次反封建思想、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教育，其影响也扩大到了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目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资料的有限性和私人占有这一矛盾的不断加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矛盾也必然加剧，那么“造反有理”必然会成为革命的逻辑和革命的火种，世界范围内人民革命一定会兴起，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7、文化大革命是对人性进行的一次彻底改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无疑首先要改造党，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改变颜色。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巨大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对主席的理解仅限于此是不够的。主席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按他的境界和胸怀，不可能仅站在中国、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我们联系主席一系列思想和实践，看出他往往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主席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因而人性中落后的一面是可以改造的。只有对人性进行彻底改造，人才能不断觉悟，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人类才能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才能达到理想状态。那么，作为一个先进的政党，或者干脆说是主席自己，必须担负起改造人性、改造人类社会的历史使命。要改造人性、改造人类社会，第一步必须取得政权，即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步，必须建立起改造人性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步，就是对人的思想灵魂进行改造。而要改造人，必须先改造这个党，必先改造主导思想文化传播的知识分子。在改造党和知识阶层的时候由人民去参与，使人民在改造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改造。在文革中，教育改造对象是三个层次：一是党员干部，二是知识分子，三是人民群众。文革中大力倡导“狠斗私心一闪念”、“斗私批修”、“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都是对人性的改造。通过改造使人越来越人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越来越物化，使人最终达到全面发展。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只是这一点当时党内一些人是理解不了的，现在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更理解不了。所以，伟大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