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第二个“毛泽东”（长篇连载）
张文木文章——
一、国家统一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战”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有1个掉了脑袋，于是大家就抛弃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学思辨”，迅速选择了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2]
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3]。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4]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5]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6]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一、国家统一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战”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有1个掉了脑袋，于是大家就抛弃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学思辨”，迅速选择了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2]
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3]。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4]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5]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6]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7]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8]。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9]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0]
事实上，在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也面临着巨大风险。1949年2月23日苏联已有情报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11]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12]。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4月17日，有情报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13]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14]。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干涉”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原子战争。对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经历核打击灾难后的毛泽东已有远高于斯大林的见解。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15]
这时的毛泽东对让全世界惊骇的原子弹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说的)“不怕”，简直是蔑视!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16]。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17]。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8]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0]
事实上，在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也面临着巨大风险。1949年2月23日苏联已有情报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11]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12]。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4月17日，有情报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13]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14]。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干涉”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原子战争。对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经历核打击灾难后的毛泽东已有远高于斯大林的见解。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15]
这时的毛泽东对让全世界惊骇的原子弹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说的)“不怕”，简直是蔑视!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16]。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17]。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8]
有比较才有鉴别。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9]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20]。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21]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22]，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23]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24]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25]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26]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7]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20]。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21]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22]，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23]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24]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25]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26]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7]
绿屋书生——
1、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是我们跪着、而是站立的高度差距巨大；现在绝大多数70、80岁的老人也就四十而不惑的水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待于完善、提高；包括俺的所有亲属）、极少能够达到五十知天命的能力。如果普通人能够达到鬼谷子、姜子牙、诸葛亮、张良、刘基等人一半的高度就不会反对这个（毛润之）反对那个（包括慈禧、袁世凯；都挺难、都尽力也想自己国家富强）。
2、马克思主义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主要是哲学。
3、孟子说500年必有王者兴。
4、什么币国际化都是照猫画虎；创新才能取胜。
5、皇帝主席也好、总统国王也罢，无非就是个名义罢了，关键在人。中国领先世界几百年都是皇帝明君。这不是推崇封建帝制。
6、搞中国特色需要实践、需要具体的实际行动；把没有汉字网名的二鬼子与汉奸都删除，不把cctv改成中央电视台这五个汉字就拒绝看。.——补充这绝对与排外没有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洋为中用不是照搬、是消化吸收后的提高。
1、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是我们跪着、而是站立的高度差距巨大；现在绝大多数70、80岁的老人也就四十而不惑的水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待于完善、提高；包括俺的所有亲属）、极少能够达到五十知天命的能力。如果普通人能够达到鬼谷子、姜子牙、诸葛亮、张良、刘基等人一半的高度就不会反对这个（毛润之）反对那个（包括慈禧、袁世凯；都挺难、都尽力也想自己国家富强）。
2、马克思主义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主要是哲学。
3、孟子说500年必有王者兴。
4、什么币国际化都是照猫画虎；创新才能取胜。
5、皇帝主席也好、总统国王也罢，无非就是个名义罢了，关键在人。中国领先世界几百年都是皇帝明君。这不是推崇封建帝制。
6、搞中国特色需要实践、需要具体的实际行动；把没有汉字网名的二鬼子与汉奸都删除，不把cctv改成中央电视台这五个汉字就拒绝看。.——补充这绝对与排外没有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洋为中用不是照搬、是消化吸收后的提高。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就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司马光《资治通鉴》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司马光《资治通鉴》
【(五)、关于“制裁机制”：
1、国际化局势进入“两极化”并是博弈的终结，更不是历史的终结，相反，两极博弈将更加残酷、血腥，也更多的表现出博弈的“零和性”。
2、即便西方同样国际局势进入“两极化”，恐怕西方也想“以对西方最为有利的情况下进入‘两极化’”：
①、西方在进入两极化前必将另一极(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尽量压缩：此时“制裁机制”将被赋予新的内涵：
除了“制裁机制”原有的内涵外，将伊朗剔出的‘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是其新的内涵。最好将‘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向东推移至‘克什米尔一线’。
而中国在极力将‘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向西推移。最好推移到“中东欧一线”——即李克强总理刚刚访问并完成一系列地缘影响力(比雷埃夫斯港---塞匈铁路一线，注：比雷埃夫斯港现在由中国100%控股)动作的地方。从而也想“以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情况下进入‘两极化’”】
1、国际化局势进入“两极化”并是博弈的终结，更不是历史的终结，相反，两极博弈将更加残酷、血腥，也更多的表现出博弈的“零和性”。
2、即便西方同样国际局势进入“两极化”，恐怕西方也想“以对西方最为有利的情况下进入‘两极化’”：
①、西方在进入两极化前必将另一极(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尽量压缩：此时“制裁机制”将被赋予新的内涵：
除了“制裁机制”原有的内涵外，将伊朗剔出的‘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是其新的内涵。最好将‘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向东推移至‘克什米尔一线’。
而中国在极力将‘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覆盖范围’向西推移。最好推移到“中东欧一线”——即李克强总理刚刚访问并完成一系列地缘影响力(比雷埃夫斯港---塞匈铁路一线，注：比雷埃夫斯港现在由中国100%控股)动作的地方。从而也想“以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情况下进入‘两极化’”】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27）
据《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记述：【1959年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信送出去以后，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彭德怀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由这些材料可见，彭德怀本来是不准备写信的，只是因为他的发言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才想到写信。因此，彭德怀说：“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想给主席写封信。”
而且，彭德怀信中写‘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话，自己也觉得重了一点，但他似乎是“故意”要这么写，意在“刺”一下毛泽东。特别是，彭德怀事先已经预计到，这封信如果印发的话，“会伤一些人”。彭德怀说的这个意思，一下子不容易理解的，将在后面分析。
上述彭德怀说的这些话，是后来批彭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出来的，编入了《庐山会议资料》。李锐写书时，当然应该是看过这些资料的，可是李锐却把彭德怀说的这些重要的话，偏偏略去不提。因为彭德怀的这些话，对于那种主张“彭德怀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私信”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根据上述彭德怀的话，彭德怀在把信发出去之后，就估计到他的信可能被印发到大会，他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7月17日，彭德怀的信被印发大会时，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表态，彭德怀当时也没有对印发他的信提出异议。可是在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做了批评性的发言之后，彭德怀在散会后，却向毛泽东提出了异议。
7月23日散会后，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这就是“彭德怀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私信”的说法的来由。
后来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该把彭德怀的“私信”公开出去，但这些人都有意无意的地回避了上述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话。因为彭德怀本人的话，正好否认了所谓“私信”的说法。
彭德怀的信，是属于不该公开的“私信”吗？中共高官给毛泽东写信，本来是很多的，绝不算什么新闻。高官给毛泽东写信，主要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汇报工作”的信，汇报自己主管工作领域的事情；第二种是“告状诉冤”的信，上告对某些人的不满，申诉自己的冤屈。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汇报工作”信，只要不牵扯到有关军事部署、国防建设等国家机密问题的信，毛泽东是尽量公开的。毛泽东这样做，有两种用意：第一个用意，是杜绝一些影响党内团结的“无益猜想”。如果毛泽东不公开某个高官的来信，其他高官就会猜想：他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是不是毛泽东特别宠幸他？
第二个用意是不想与某个高官建立某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把高官的信公开出来，同时也是说明：我和你没有特殊关系，只是工作关系而已。而且，毛泽东把某个高官的信公开出来，也是向其他高官表明：给毛泽东写私信，不能成为对毛泽东“吹牛拍马”，跟毛泽东“拉拢感情”的特殊渠道。
这样一来，没有特别的事情，高官们也就不会给毛泽东轻易写私信了，因为写私信没有特别的好处，收不到特殊的效果。这对于“一碗水端平”，处理好人事关系，搞好党内团结是重要的。
第二种情形的“告状诉冤”信，很多情况的确是不易公开的，因为信中直接提到某个人或某些人，公开出来影响不好。事实上，毛泽东从来没有把高官写给他的“告状信”公开过。当然，对于地方的小官和群众写来的告状信，毛泽东却是酌情公开的。比如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印发公开了一个名叫“李云仲”的小官写给他本人的“私信”。
李云仲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副局长的级别到了地方上，算是相当大的官了；可是在北京城，这只算是一个芝麻官而已。1959年6月9日，李云仲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2万多字的长信，信的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李云仲的信是直接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而且信里说得很清楚，这封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这种说法，与彭德怀的信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人指责毛泽东，不应该公开李云仲的这封“私信”。李云仲的信主要是揭露黑暗面，其说法比彭德怀的信激烈得多。
据《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记述：【1959年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信送出去以后，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彭德怀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由这些材料可见，彭德怀本来是不准备写信的，只是因为他的发言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才想到写信。因此，彭德怀说：“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想给主席写封信。”
而且，彭德怀信中写‘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话，自己也觉得重了一点，但他似乎是“故意”要这么写，意在“刺”一下毛泽东。特别是，彭德怀事先已经预计到，这封信如果印发的话，“会伤一些人”。彭德怀说的这个意思，一下子不容易理解的，将在后面分析。
上述彭德怀说的这些话，是后来批彭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出来的，编入了《庐山会议资料》。李锐写书时，当然应该是看过这些资料的，可是李锐却把彭德怀说的这些重要的话，偏偏略去不提。因为彭德怀的这些话，对于那种主张“彭德怀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私信”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根据上述彭德怀的话，彭德怀在把信发出去之后，就估计到他的信可能被印发到大会，他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7月17日，彭德怀的信被印发大会时，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表态，彭德怀当时也没有对印发他的信提出异议。可是在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做了批评性的发言之后，彭德怀在散会后，却向毛泽东提出了异议。
7月23日散会后，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这就是“彭德怀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私信”的说法的来由。
后来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该把彭德怀的“私信”公开出去，但这些人都有意无意的地回避了上述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话。因为彭德怀本人的话，正好否认了所谓“私信”的说法。
彭德怀的信，是属于不该公开的“私信”吗？中共高官给毛泽东写信，本来是很多的，绝不算什么新闻。高官给毛泽东写信，主要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汇报工作”的信，汇报自己主管工作领域的事情；第二种是“告状诉冤”的信，上告对某些人的不满，申诉自己的冤屈。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汇报工作”信，只要不牵扯到有关军事部署、国防建设等国家机密问题的信，毛泽东是尽量公开的。毛泽东这样做，有两种用意：第一个用意，是杜绝一些影响党内团结的“无益猜想”。如果毛泽东不公开某个高官的来信，其他高官就会猜想：他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是不是毛泽东特别宠幸他？
第二个用意是不想与某个高官建立某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把高官的信公开出来，同时也是说明：我和你没有特殊关系，只是工作关系而已。而且，毛泽东把某个高官的信公开出来，也是向其他高官表明：给毛泽东写私信，不能成为对毛泽东“吹牛拍马”，跟毛泽东“拉拢感情”的特殊渠道。
这样一来，没有特别的事情，高官们也就不会给毛泽东轻易写私信了，因为写私信没有特别的好处，收不到特殊的效果。这对于“一碗水端平”，处理好人事关系，搞好党内团结是重要的。
第二种情形的“告状诉冤”信，很多情况的确是不易公开的，因为信中直接提到某个人或某些人，公开出来影响不好。事实上，毛泽东从来没有把高官写给他的“告状信”公开过。当然，对于地方的小官和群众写来的告状信，毛泽东却是酌情公开的。比如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印发公开了一个名叫“李云仲”的小官写给他本人的“私信”。
李云仲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副局长的级别到了地方上，算是相当大的官了；可是在北京城，这只算是一个芝麻官而已。1959年6月9日，李云仲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2万多字的长信，信的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李云仲的信是直接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而且信里说得很清楚，这封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这种说法，与彭德怀的信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人指责毛泽东，不应该公开李云仲的这封“私信”。李云仲的信主要是揭露黑暗面，其说法比彭德怀的信激烈得多。
俺客观评价—— 上联：黑夜修恩来五两智胸中有术出茅庐辅明主； 下联：白日拥德怀半斤才迫舟沉釜度陈仓修栈道。 横批——打乱计划。
他永远高高屹立于人类历史的最高之巅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
作者：不详 修改：何新 转帖：呼呼
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每逢12.26这个中国的圣诞日,总会情不自禁要想写点什么，去缅怀这位已经从神坛上走下，又渐渐走回神坛的伟大空前的智者和勇者。 这个人是精英主义的天敌，是压迫者、剥削者、土豪金和官老爷们的克星,是丛林法则的寇仇,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们的噩梦。 他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他对历史和社会本质的透彻理解,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中，他继承发扬古代华夏的仁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将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观看法无情刺破,也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打个粉碎。
这个古今中外罕见之牛人的存在,使得从1840起就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強们美梦成空。 他一生不懈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为了鼓励跪倒了几千年的“屁民”们站起来,他甚至极端地主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他号召人们要怀疑一切权威,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 思”。 当然,他也并非反对全部'教授、孔夫子、外国人、马克思',所以成千上万平等地融入民众中的'教授、孔夫子、外国人、马克思'们心悦诚服地汇聚在他的旗帜下，终于将一穷二白的中国，用30年时间改造成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拥有原子弹，氢弹，火箭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 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青蒿素，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水压机，精密机床，万吨巨轮，第三代飞机，化肥，杂交水稻，高效水利设施的新中国。 彰显对比的是，那些逃到对面海岛上的'民国总统、教授老爷和孔夫子弟子'们却一事无成，至今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苟且偷生。 他从来就不是教条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被他进行了本土化的表述和极大修改，使之适应中国的特定环境和规律。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不怯于正面对抗美英法为首的整个世界包括联合国。他也可以跟同一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翻脸，可以无视斯大林赫鲁晓夫，也可以突然急转弯和敌对多年的美国建交友好，他甚至说他讨厌左派而和'美国右派'是朋友。 他有实用主义和实效主义，但他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绝不拿信仰和国家利益去和帝国主义列强作任何妥协和交易，也绝不会说你主导世界秩序，我就服从你。 他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脱离美国人民，脱离世界人民，是一头“纸老虎。”他批判“苏联的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平民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他们“是俄罗斯的霸权主义'。 对国内他批评共产党内领导人中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要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他批判政府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老爷和富人服务。虽然他早已高高在上，可以安然坐在社会食物链的最高点，但是他弃之有如敝履。这一切，根源于他毕生对苦难众生劳动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对反民众的精英主义的痛恨和藐视。 他一生敌人对手无数，却没有一个私敌。他用他的实践证明，劳动人民可以也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被压迫被剥削者必须通过斗争——而非接受施舍——去赢取自己的生存权、教育权、发展权等天赋人权。 他通过普及识字和平民化教育，不仅使数以亿万计的普通民众拥有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技能，更让他们在此基础上认知自身的政治力量和地位。
他似乎也是凡人，不是神仙。是一介草根，不是出世圣贤。所以他有爱欲，有悲情，有错误，有荒谬。出身农夫，他一生壮业令人眼花缭乱，攀登的历史高度空前绝后。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发动了'触及人类灵魂'的文化革命，奋力向苏联化的中国官僚主义集团做出最后一击。他知道这是一场必然会失败的革命，一次近乎绝望的搏击，以至于他本人和家庭都可能被打得“粉碎”！ 但是，尽管“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尽管明知神像终会倒塌，身后必会被人挖坟、推倒、翻案，他仍孤独地、绝望地将最后的力气刺向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世界历史中罕见的勇者！他不仅敢于颠覆过去的几千年，也敢于对抗现实中的大多数和未来的几百年。他知道俱往矣，这一切也不过终归只是历史的一瞬间。 但是，文化革命有千般错谬，这场运动唤醒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他清除了辛亥五四以来扫不尽的封建残余，打残了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官僚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国从此开启了颠覆一切世袭贵族和精英制度的平民社会时代。
没有平民精神，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更产生不了社会主义。 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工业体系技术基础，中国至今仍然会一穷二白，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运动，也不可能发展出今天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经济体，也就没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和中国梦。 这位历史巨人的眼光穿透了历史，为民族发展留下了无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并非要回归过去特定年代的那些历史运动以及他当时的那些特殊路线和意识形态。今天需要寻找新的方向和道路，历史不会重蹈覆辙——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精髓所在——实事求是。 但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他的平等思想，他不畏強权，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人格气节，以及他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公仆精神，是民族历史中永恒的正能量，永远鼓舞着这个民族中一代接一代的仁人志士。 那不是江水，是百年流不断的英雄血！伟大的毛泽东，无论世界群丑向他泼去多少污渍，他必将仍然如喜马拉雅山一样，永远高高屹立于人类历史的最高之巅！
作者：不详 修改：何新 转帖：呼呼
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每逢12.26这个中国的圣诞日,总会情不自禁要想写点什么，去缅怀这位已经从神坛上走下，又渐渐走回神坛的伟大空前的智者和勇者。 这个人是精英主义的天敌，是压迫者、剥削者、土豪金和官老爷们的克星,是丛林法则的寇仇,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们的噩梦。 他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他对历史和社会本质的透彻理解,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中，他继承发扬古代华夏的仁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将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观看法无情刺破,也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打个粉碎。
这个古今中外罕见之牛人的存在,使得从1840起就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強们美梦成空。 他一生不懈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为了鼓励跪倒了几千年的“屁民”们站起来,他甚至极端地主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他号召人们要怀疑一切权威,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 思”。 当然,他也并非反对全部'教授、孔夫子、外国人、马克思',所以成千上万平等地融入民众中的'教授、孔夫子、外国人、马克思'们心悦诚服地汇聚在他的旗帜下，终于将一穷二白的中国，用30年时间改造成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拥有原子弹，氢弹，火箭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 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青蒿素，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水压机，精密机床，万吨巨轮，第三代飞机，化肥，杂交水稻，高效水利设施的新中国。 彰显对比的是，那些逃到对面海岛上的'民国总统、教授老爷和孔夫子弟子'们却一事无成，至今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苟且偷生。 他从来就不是教条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被他进行了本土化的表述和极大修改，使之适应中国的特定环境和规律。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不怯于正面对抗美英法为首的整个世界包括联合国。他也可以跟同一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翻脸，可以无视斯大林赫鲁晓夫，也可以突然急转弯和敌对多年的美国建交友好，他甚至说他讨厌左派而和'美国右派'是朋友。 他有实用主义和实效主义，但他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绝不拿信仰和国家利益去和帝国主义列强作任何妥协和交易，也绝不会说你主导世界秩序，我就服从你。 他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脱离美国人民，脱离世界人民，是一头“纸老虎。”他批判“苏联的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平民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他们“是俄罗斯的霸权主义'。 对国内他批评共产党内领导人中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要骑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他批判政府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老爷和富人服务。虽然他早已高高在上，可以安然坐在社会食物链的最高点，但是他弃之有如敝履。这一切，根源于他毕生对苦难众生劳动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对反民众的精英主义的痛恨和藐视。 他一生敌人对手无数，却没有一个私敌。他用他的实践证明，劳动人民可以也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被压迫被剥削者必须通过斗争——而非接受施舍——去赢取自己的生存权、教育权、发展权等天赋人权。 他通过普及识字和平民化教育，不仅使数以亿万计的普通民众拥有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技能，更让他们在此基础上认知自身的政治力量和地位。
他似乎也是凡人，不是神仙。是一介草根，不是出世圣贤。所以他有爱欲，有悲情，有错误，有荒谬。出身农夫，他一生壮业令人眼花缭乱，攀登的历史高度空前绝后。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发动了'触及人类灵魂'的文化革命，奋力向苏联化的中国官僚主义集团做出最后一击。他知道这是一场必然会失败的革命，一次近乎绝望的搏击，以至于他本人和家庭都可能被打得“粉碎”！ 但是，尽管“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尽管明知神像终会倒塌，身后必会被人挖坟、推倒、翻案，他仍孤独地、绝望地将最后的力气刺向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世界历史中罕见的勇者！他不仅敢于颠覆过去的几千年，也敢于对抗现实中的大多数和未来的几百年。他知道俱往矣，这一切也不过终归只是历史的一瞬间。 但是，文化革命有千般错谬，这场运动唤醒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他清除了辛亥五四以来扫不尽的封建残余，打残了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官僚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国从此开启了颠覆一切世袭贵族和精英制度的平民社会时代。
没有平民精神，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更产生不了社会主义。 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工业体系技术基础，中国至今仍然会一穷二白，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运动，也不可能发展出今天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经济体，也就没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和中国梦。 这位历史巨人的眼光穿透了历史，为民族发展留下了无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并非要回归过去特定年代的那些历史运动以及他当时的那些特殊路线和意识形态。今天需要寻找新的方向和道路，历史不会重蹈覆辙——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精髓所在——实事求是。 但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他的平等思想，他不畏強权，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人格气节，以及他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公仆精神，是民族历史中永恒的正能量，永远鼓舞着这个民族中一代接一代的仁人志士。 那不是江水，是百年流不断的英雄血！伟大的毛泽东，无论世界群丑向他泼去多少污渍，他必将仍然如喜马拉雅山一样，永远高高屹立于人类历史的最高之巅！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25）
彭德怀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对这次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解释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
彭德怀的说法，似乎是很诚实、很中肯的。但分析历史事件，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的“言”，还要看一个人的“行”，只有言行一致，才能证明是这个人说的话是真实的；相反，如果言行不一致，那么这个人说的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扣了。
彭德怀说：“我对那些‘左’的现象非常忧虑，给毛泽东写信是为了尽早地纠正那些问题。”按照彭德怀的“说法”，他对当时的形势发展非常忧虑，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为了尽早解决问题，所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纵观彭德怀的“做法”，却看不出他有这样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前面提到过，彭德怀早在1958年底到湖南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左’的现象很严重，有位老红军还给彭德怀写了纸条，期望他为人民“鼓与呼”。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在这期间中央召开过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彭德怀也都参加了。如果彭德怀真的对形势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真的为了尽早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应该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尽早把问题提出来，为人民“鼓与呼”。
可是彭德怀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没有为人民“鼓与呼”。由彭德怀的行动可见，彭德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看不出像自己说的那样：“对形势非常忧虑”。
进一步看，就是这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原本也是不准备参加的，只是受到了别人敦促之后，他才山上来开会。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由于出国的疲劳，彭德怀原不准备上山开会，后来还是黄克诚的敦促，他才上山的。】
如果彭德怀心里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他就应该急着到庐山来开会，不应该错过这次中央会议的机会。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也说明他心里没有“紧迫感和责任感”。
再者，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的理由是什么呢？据李锐说，是因为“出国的疲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个人的“出国的疲劳”能算得了什么？如果彭德怀仅仅是因为“出国的疲劳”，就放弃了尽快解决问题的机会，辜负为人民“鼓与呼”的期待，那岂不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这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吗？
不过按照黄克诚的说法，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出国的疲劳”，而是因为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我对我兄弟也是这样。】
彭德怀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对这次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解释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
彭德怀的说法，似乎是很诚实、很中肯的。但分析历史事件，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的“言”，还要看一个人的“行”，只有言行一致，才能证明是这个人说的话是真实的；相反，如果言行不一致，那么这个人说的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扣了。
彭德怀说：“我对那些‘左’的现象非常忧虑，给毛泽东写信是为了尽早地纠正那些问题。”按照彭德怀的“说法”，他对当时的形势发展非常忧虑，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为了尽早解决问题，所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纵观彭德怀的“做法”，却看不出他有这样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前面提到过，彭德怀早在1958年底到湖南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左’的现象很严重，有位老红军还给彭德怀写了纸条，期望他为人民“鼓与呼”。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在这期间中央召开过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彭德怀也都参加了。如果彭德怀真的对形势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真的为了尽早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应该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尽早把问题提出来，为人民“鼓与呼”。
可是彭德怀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没有为人民“鼓与呼”。由彭德怀的行动可见，彭德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看不出像自己说的那样：“对形势非常忧虑”。
进一步看，就是这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原本也是不准备参加的，只是受到了别人敦促之后，他才山上来开会。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由于出国的疲劳，彭德怀原不准备上山开会，后来还是黄克诚的敦促，他才上山的。】
如果彭德怀心里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他就应该急着到庐山来开会，不应该错过这次中央会议的机会。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也说明他心里没有“紧迫感和责任感”。
再者，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的理由是什么呢？据李锐说，是因为“出国的疲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个人的“出国的疲劳”能算得了什么？如果彭德怀仅仅是因为“出国的疲劳”，就放弃了尽快解决问题的机会，辜负为人民“鼓与呼”的期待，那岂不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这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吗？
不过按照黄克诚的说法，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出国的疲劳”，而是因为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我对我兄弟也是这样。】
@梦叔 2014-12-25 16:16:32
毛爷爷说““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我打算拿出3亿人来打仗”
就冲这句话，可千万别来第二个毛爷爷了，虽然可能是他故意放出话来吓唬美帝这群纸老虎的，万一不是吓唬人的，那我们就遭殃了，要知道当年人口才6亿啊
这大气魄可不是一般领导人能学的来的，也只有明治天皇那句“一亿国民总玉碎”能与之匹敌了。况且天皇当年是因为美军已经轰炸到本土了才憋出这句话，而毛爷爷明显是要主动出击啊，太威武霸气，伟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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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对了确实是战略上的、恐吓。没有人想打仗。但是你不打他他要亡你怎么办、怎么办呦同志哥。可以反对任何政策、思想、措施，问题是你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么。许多办法从个人私利角度看没有人不反对、问题是国家怎么办、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只能两害相权取轻啊。
毛爷爷说““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我打算拿出3亿人来打仗”
就冲这句话，可千万别来第二个毛爷爷了，虽然可能是他故意放出话来吓唬美帝这群纸老虎的，万一不是吓唬人的，那我们就遭殃了，要知道当年人口才6亿啊
这大气魄可不是一般领导人能学的来的，也只有明治天皇那句“一亿国民总玉碎”能与之匹敌了。况且天皇当年是因为美军已经轰炸到本土了才憋出这句话，而毛爷爷明显是要主动出击啊，太威武霸气，伟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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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对了确实是战略上的、恐吓。没有人想打仗。但是你不打他他要亡你怎么办、怎么办呦同志哥。可以反对任何政策、思想、措施，问题是你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么。许多办法从个人私利角度看没有人不反对、问题是国家怎么办、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只能两害相权取轻啊。
@梦叔 2014-12-25 16:16:32
毛爷爷说““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我打算拿出3亿人来打仗”
就冲这句话，可千万别来第二个毛爷爷了，虽然可能是他故意放出话来吓唬美帝这群纸老虎的，万一不是吓唬人的，那我们就遭殃了，要知道当年人口才6亿啊
这大气魄可不是一般领导人能学的来的，也只有明治天皇那句“一亿国民总玉碎”能与之匹敌了。况且天皇当年是因为美军已经轰炸到本土了才憋出这句话，而毛爷爷明显是要主动出击啊，太威武霸气，伟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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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毛泽东语言及行动上的决绝、吓阻了敌人发动战争的意志。以前俺也是与你、与许多人一样的思维、俺也坐井观天盲人摸象过，是国学与毛泽东让俺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祝你进步。
毛爷爷说““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我打算拿出3亿人来打仗”
就冲这句话，可千万别来第二个毛爷爷了，虽然可能是他故意放出话来吓唬美帝这群纸老虎的，万一不是吓唬人的，那我们就遭殃了，要知道当年人口才6亿啊
这大气魄可不是一般领导人能学的来的，也只有明治天皇那句“一亿国民总玉碎”能与之匹敌了。况且天皇当年是因为美军已经轰炸到本土了才憋出这句话，而毛爷爷明显是要主动出击啊，太威武霸气，伟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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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毛泽东语言及行动上的决绝、吓阻了敌人发动战争的意志。以前俺也是与你、与许多人一样的思维、俺也坐井观天盲人摸象过，是国学与毛泽东让俺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祝你进步。
朝鲜战争转折点的经验与教训
绿屋书生
朝鲜战争的转折点有两次——仁川登陆与第四次（美军认为第三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之战。
南朝鲜《韩国战争史》：“砥平里战斗，是美军同中共军作战中在战术上取得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也可以说是‘第二仁川’。”
仁川登陆前后中国尚未参战。故本文研讨我军参战后战争转折点的经验与教训。
甲、 后人的回忆资料：
一、对中国军队来讲，横城反击作战取得了微弱的战果，特别是美第二师位于横城的部队已经开始撤退，南朝鲜第八师的战斗力也遭受了创伤，于是，按照常规，砥平里的美军为了不至于孤立无援定会向南撤退，而如果趁其撤退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打击，确实是个扩大战果的好战机。另外，当时中国军队对砥平里敌情的了解是：不到四个营的敌兵力已经逃得差不多了，敌所依托的是一般的野战工事——这绝对是一块送到中国军队嘴边的肥肉。
二、不准确的敌情判断和盲目的乐观情绪带来的是轻敌思想，由此，中国军队对砥平里的攻击看上去就像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大杂烩：攻击战先后投入了八个团，八个团来自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三个军，而负责战场统一指挥的是第四十军的—一九师。
三、一一九师师长徐国夫领受任务时就想不通。别说还没有看过地形和深入了解敌情，这样打乱建制地组成攻击部队，并且让—一九师成立“前指”，而徐国夫对其他部队的情况一概不了解，由于部队严重缺乏通讯手段，一旦打起来很难协同。徐国夫要求把战斗发起时间往后拖一下，以便了解敌情和战场地形，与参战的各个部队协商一下，特别是，他想等—一九师的主力团三五五团回来，这样打起来心里才能有点底。但东线指挥部坚决不同意：“敌情不过是一两个营，可能已经逃跑了一部分，必须迅速抓住敌人，不能拖延！”
四。、会刚开完，又传来让徐国夫吃惊的消息：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第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现已遭到空袭，不能按时参加战斗。这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中国部队没有了炮火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这时，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三七五团在向砥平里接近的路上遭遇敌人而受阻，第四十军—一九师三五六团也因行动迟缓，没按时赶到攻击地点，结果，在徐国夫指挥的方向上只有三五七团和三五九团两个团。
五、砥平里交战双方兵力和火力对比严重失衡的攻击在13日晚开始了。
徐国夫当时不知道，其实还有几支中国部队也参加了对砥平里的攻击，只是由于通讯手段落后他们没能互相联系上。
六、“你看看这个行进中攻击的路线！”39军军长吴信泉用手敲着铺在炮弹箱子上的作战地图，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一一五师、一一六师先是奉命东进，到龙头里集结，还没有集结，又奉命南进，做横城战役的预备队；横城作战结束，又命一一五师西进，从东边攻砥平里……你看看，先向东，又向南。又向西，部队在大山里疲于奔波，绕了一个大圈子，拖都要拖垮喽！”
“三个师打抵平里，各打各的，没有统一的进攻指挥……三个师隶属于三个军，你打我不打，我打你又不打，这怎么行！”谭友林副军长摇头道。
乙、转折点的产生理由——
此次战役对双方的作战战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次战斗发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中，尽管规模不是很大，可是它直接改变了之后朝鲜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对待中朝联军发起进攻后的防御战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次中等规模的砥平里攻坚战直接导致了最后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运动战时期的结束和固定防御战时期的来临。
本次作战，志愿军使用了传统的围点阻援战术，特点就是在包围据点的同时阻击援军，但该战术并非百分之百奏效，例如榆林战役和四平战役都遭到失败，失败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援军挡不住，城也攻不下。对于缺乏重火力和装甲部队的中国军队，攻城不是容易的事情。
丙、战役部署：
战争的胜利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力量，一是力量的使用。前者是属于物质性的，后者是属于精神性的，即是战术问题。
林彪元帅快速成功的前提基础在于在东北得到比彭德怀多许多的“米”——苏联的大力外援、武器与后勤补给、兵源的补给等等。
而彭德怀元帅在西北的成就则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大困境。而第四次战役时彭德怀的力量足够大，失败的原因在于未使用好他的力量。
红军时期两人的军功差别不大——就是前提差别不大。
智商是基础知识——术业有专攻； 情商是基本技能——世事洞明。军人不能死嚼书本，战场机变能力即军人实际工作能力决定军校专业毕业生的实践成就。
一、战役决心：2月7日，韩国军队第5、8师和美第2师2个营进至横城以北10余里及东西一线；美第2师第23团、法国营、美第21团1个营被志愿军第42军阻于砥平里，并继续北向广滩里、龙头里推进。砥平里地区和横城地区两处敌军都已突出，有利于志愿军歼击，但以志愿军现有兵力尚不能同时攻歼两敌。
当天14时，彭德怀致电邓华（上将）、韩先楚(上将)等，提出几个作战方案，征求意见： 一、如三十九军、四十军能按预定地点集结，协同六十六军及五、三军团东西夹击南朝鲜军第五、八两师似较有利。二、如美二十三团、法国营及二十一团六营（共五个营）等先后占广滩里、龙头里，似宜先集中三十九、四十二军消灭该敌，再打南朝鲜军第五、八两师，或者以四十军、六十六军、三、五军团同时打南朝鲜军第五、八师。三、美二十三团先占广滩里、龙头里，我三十九军不能按预定地点集结，即以四十军主力及四十二军、三十九军全部首先歼灭进占广滩里、龙头里之美二十三团。究以何者为好，望各军速考虑电复。
两位副司令员的意见截然不同。
邓华决心先歼灭横城突出的韩国军队第8师。
韩先楚力主先打砥平里，他认为砥平里是关系战役全局的枢纽、“打点”。
二者必取其一。
8日，彭德怀致电各军：“……根据目前情况，须集中三个军主力，首先歼灭砥平里附近地区之敌为有利。请邓华同志速与四十二军司令部靠拢，以便与各军取得联系。具体部署请邓速决速告。”
当晚23时，彭德怀再次致电各军，改变决定： 经再三考虑，对东线出击作战有如下意见：一、砥平里地区据已知敌为美、法军约八九个营。如我攻击该敌，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原州等地美、英、南朝鲜军均可来援。南朝鲜军第五师、八师与美空降一八七团亦会策应。如我两昼夜还不能解决战斗，则水原方向之美一、九两军亦可能东援。这样如万一吃不下，打成消耗仗，甚至洪川至龟头里公路被敌控制，则我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这一着必须充分估计到。二、横城东西地区敌人数量较多，我可集中三十九、四十、六十六军及二、五两军团的兵力，把敌人打乱的把握较大。如攻击得手，再向原州以南扩张战果，可能将敌整个部署打乱；万一不利，我亦可控制洪川枢纽地区，有利我尔后作战。另三十八军应抽出三个团攻击梨浦之敌，箝制美二十四师东援。前电先打砥平里，此电先打横城附近之敌，请邓、金、韩依情况部署之。
先打砥平里，还是先打横城，彭德怀感到难以取舍，前思后想，取舍几次出现反复。
9日，彭德怀“为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部署如下：（一）邓华集团首先歼灭进至砥平里、广滩里地区之敌美二师二十三团，法、荷各一营。……（五）战役争取于2月11日黄昏，至迟12日黄昏开始。由邓华依具体情况最后决定并电告联司。”
11日，彭德怀拍板决定： 此次反击作战三十九、四十、六十六、四十二军主力等共约九个师，由西向东打，首先歼灭南朝鲜军第五、八师及一部分美军是会胜利的。为使这一战役完满，必须全部歼灭南朝鲜军第五、八师，美十七团、一八七团。……此一战役是巩固以往三次战役的胜利，否则敌将进出‘三八线’，破坏我军补充休整计划。所以，此役是特别重要的。
最终，韩先楚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为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憋闷和悲哀。韩先楚身在西线，心系东线，为日渐恶化的战局而感伤。他的胃病剧烈地发作了，他也变得易怒，看到别人因疲劳而打瞌睡，他就高喊：“前边多少人在流血牺牲，你还有心思睡大觉，良心叫狗吃啦？！”
横城、砥平里，这两个有着先后手选择、有着前因后果关系的军事目标，令韩先楚念念不忘，直到去世前还谈及这一关系战局发展的次序。
二、战役进程：
1、胜利似乎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2月11日17时，邓华集团发起了横城反击作战。“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战至13日凌晨，横城反击作战结束，志愿军消灭美、韩军1.2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撤26公里。
12日8时，彭德怀致电邓华和39军军长吴信泉（中将）、政委徐斌洲（中将），指出：“伪八师已大部就歼……战役口子已经打开，敌人可能动摇，应考虑对卅九军主力及一二六师的使用，最好以一部与正面抓住砥平里之敌，将主力插至敌侧后去，乘敌撤退时，在运动中歼灭之。在横城地区之敌彻底解决时，卅九、四十、四二、六六军则应准备向原州、忠州方向扩张战果，具体部署由邓考虑决定之。”
2、砥平里战斗：
战斗失败——战争转折点。
绿屋书生
朝鲜战争的转折点有两次——仁川登陆与第四次（美军认为第三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之战。
南朝鲜《韩国战争史》：“砥平里战斗，是美军同中共军作战中在战术上取得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也可以说是‘第二仁川’。”
仁川登陆前后中国尚未参战。故本文研讨我军参战后战争转折点的经验与教训。
甲、 后人的回忆资料：
一、对中国军队来讲，横城反击作战取得了微弱的战果，特别是美第二师位于横城的部队已经开始撤退，南朝鲜第八师的战斗力也遭受了创伤，于是，按照常规，砥平里的美军为了不至于孤立无援定会向南撤退，而如果趁其撤退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打击，确实是个扩大战果的好战机。另外，当时中国军队对砥平里敌情的了解是：不到四个营的敌兵力已经逃得差不多了，敌所依托的是一般的野战工事——这绝对是一块送到中国军队嘴边的肥肉。
二、不准确的敌情判断和盲目的乐观情绪带来的是轻敌思想，由此，中国军队对砥平里的攻击看上去就像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大杂烩：攻击战先后投入了八个团，八个团来自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三个军，而负责战场统一指挥的是第四十军的—一九师。
三、一一九师师长徐国夫领受任务时就想不通。别说还没有看过地形和深入了解敌情，这样打乱建制地组成攻击部队，并且让—一九师成立“前指”，而徐国夫对其他部队的情况一概不了解，由于部队严重缺乏通讯手段，一旦打起来很难协同。徐国夫要求把战斗发起时间往后拖一下，以便了解敌情和战场地形，与参战的各个部队协商一下，特别是，他想等—一九师的主力团三五五团回来，这样打起来心里才能有点底。但东线指挥部坚决不同意：“敌情不过是一两个营，可能已经逃跑了一部分，必须迅速抓住敌人，不能拖延！”
四。、会刚开完，又传来让徐国夫吃惊的消息：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第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现已遭到空袭，不能按时参加战斗。这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中国部队没有了炮火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这时，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三七五团在向砥平里接近的路上遭遇敌人而受阻，第四十军—一九师三五六团也因行动迟缓，没按时赶到攻击地点，结果，在徐国夫指挥的方向上只有三五七团和三五九团两个团。
五、砥平里交战双方兵力和火力对比严重失衡的攻击在13日晚开始了。
徐国夫当时不知道，其实还有几支中国部队也参加了对砥平里的攻击，只是由于通讯手段落后他们没能互相联系上。
六、“你看看这个行进中攻击的路线！”39军军长吴信泉用手敲着铺在炮弹箱子上的作战地图，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一一五师、一一六师先是奉命东进，到龙头里集结，还没有集结，又奉命南进，做横城战役的预备队；横城作战结束，又命一一五师西进，从东边攻砥平里……你看看，先向东，又向南。又向西，部队在大山里疲于奔波，绕了一个大圈子，拖都要拖垮喽！”
“三个师打抵平里，各打各的，没有统一的进攻指挥……三个师隶属于三个军，你打我不打，我打你又不打，这怎么行！”谭友林副军长摇头道。
乙、转折点的产生理由——
此次战役对双方的作战战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次战斗发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中，尽管规模不是很大，可是它直接改变了之后朝鲜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对待中朝联军发起进攻后的防御战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次中等规模的砥平里攻坚战直接导致了最后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运动战时期的结束和固定防御战时期的来临。
本次作战，志愿军使用了传统的围点阻援战术，特点就是在包围据点的同时阻击援军，但该战术并非百分之百奏效，例如榆林战役和四平战役都遭到失败，失败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援军挡不住，城也攻不下。对于缺乏重火力和装甲部队的中国军队，攻城不是容易的事情。
丙、战役部署：
战争的胜利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力量，一是力量的使用。前者是属于物质性的，后者是属于精神性的，即是战术问题。
林彪元帅快速成功的前提基础在于在东北得到比彭德怀多许多的“米”——苏联的大力外援、武器与后勤补给、兵源的补给等等。
而彭德怀元帅在西北的成就则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大困境。而第四次战役时彭德怀的力量足够大，失败的原因在于未使用好他的力量。
红军时期两人的军功差别不大——就是前提差别不大。
智商是基础知识——术业有专攻； 情商是基本技能——世事洞明。军人不能死嚼书本，战场机变能力即军人实际工作能力决定军校专业毕业生的实践成就。
一、战役决心：2月7日，韩国军队第5、8师和美第2师2个营进至横城以北10余里及东西一线；美第2师第23团、法国营、美第21团1个营被志愿军第42军阻于砥平里，并继续北向广滩里、龙头里推进。砥平里地区和横城地区两处敌军都已突出，有利于志愿军歼击，但以志愿军现有兵力尚不能同时攻歼两敌。
当天14时，彭德怀致电邓华（上将）、韩先楚(上将)等，提出几个作战方案，征求意见： 一、如三十九军、四十军能按预定地点集结，协同六十六军及五、三军团东西夹击南朝鲜军第五、八两师似较有利。二、如美二十三团、法国营及二十一团六营（共五个营）等先后占广滩里、龙头里，似宜先集中三十九、四十二军消灭该敌，再打南朝鲜军第五、八两师，或者以四十军、六十六军、三、五军团同时打南朝鲜军第五、八师。三、美二十三团先占广滩里、龙头里，我三十九军不能按预定地点集结，即以四十军主力及四十二军、三十九军全部首先歼灭进占广滩里、龙头里之美二十三团。究以何者为好，望各军速考虑电复。
两位副司令员的意见截然不同。
邓华决心先歼灭横城突出的韩国军队第8师。
韩先楚力主先打砥平里，他认为砥平里是关系战役全局的枢纽、“打点”。
二者必取其一。
8日，彭德怀致电各军：“……根据目前情况，须集中三个军主力，首先歼灭砥平里附近地区之敌为有利。请邓华同志速与四十二军司令部靠拢，以便与各军取得联系。具体部署请邓速决速告。”
当晚23时，彭德怀再次致电各军，改变决定： 经再三考虑，对东线出击作战有如下意见：一、砥平里地区据已知敌为美、法军约八九个营。如我攻击该敌，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原州等地美、英、南朝鲜军均可来援。南朝鲜军第五师、八师与美空降一八七团亦会策应。如我两昼夜还不能解决战斗，则水原方向之美一、九两军亦可能东援。这样如万一吃不下，打成消耗仗，甚至洪川至龟头里公路被敌控制，则我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这一着必须充分估计到。二、横城东西地区敌人数量较多，我可集中三十九、四十、六十六军及二、五两军团的兵力，把敌人打乱的把握较大。如攻击得手，再向原州以南扩张战果，可能将敌整个部署打乱；万一不利，我亦可控制洪川枢纽地区，有利我尔后作战。另三十八军应抽出三个团攻击梨浦之敌，箝制美二十四师东援。前电先打砥平里，此电先打横城附近之敌，请邓、金、韩依情况部署之。
先打砥平里，还是先打横城，彭德怀感到难以取舍，前思后想，取舍几次出现反复。
9日，彭德怀“为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部署如下：（一）邓华集团首先歼灭进至砥平里、广滩里地区之敌美二师二十三团，法、荷各一营。……（五）战役争取于2月11日黄昏，至迟12日黄昏开始。由邓华依具体情况最后决定并电告联司。”
11日，彭德怀拍板决定： 此次反击作战三十九、四十、六十六、四十二军主力等共约九个师，由西向东打，首先歼灭南朝鲜军第五、八师及一部分美军是会胜利的。为使这一战役完满，必须全部歼灭南朝鲜军第五、八师，美十七团、一八七团。……此一战役是巩固以往三次战役的胜利，否则敌将进出‘三八线’，破坏我军补充休整计划。所以，此役是特别重要的。
最终，韩先楚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为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憋闷和悲哀。韩先楚身在西线，心系东线，为日渐恶化的战局而感伤。他的胃病剧烈地发作了，他也变得易怒，看到别人因疲劳而打瞌睡，他就高喊：“前边多少人在流血牺牲，你还有心思睡大觉，良心叫狗吃啦？！”
横城、砥平里，这两个有着先后手选择、有着前因后果关系的军事目标，令韩先楚念念不忘，直到去世前还谈及这一关系战局发展的次序。
二、战役进程：
1、胜利似乎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2月11日17时，邓华集团发起了横城反击作战。“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战至13日凌晨，横城反击作战结束，志愿军消灭美、韩军1.2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撤26公里。
12日8时，彭德怀致电邓华和39军军长吴信泉（中将）、政委徐斌洲（中将），指出：“伪八师已大部就歼……战役口子已经打开，敌人可能动摇，应考虑对卅九军主力及一二六师的使用，最好以一部与正面抓住砥平里之敌，将主力插至敌侧后去，乘敌撤退时，在运动中歼灭之。在横城地区之敌彻底解决时，卅九、四十、四二、六六军则应准备向原州、忠州方向扩张战果，具体部署由邓考虑决定之。”
2、砥平里战斗：
战斗失败——战争转折点。
丁、朝鲜战争转折点的经验与教训：
一、战役决心：
1、战役决心（战略、谋略）——“大乱”：
彭德怀犹豫再三；邓华与韩先楚观点对立。
毛泽东最后决断——同意先打韩军。
实际上，彭德怀8日23时电令已经接近战场实际情况。谋略时思维意识活动类似下棋，后面考虑到的重大情况极易掩盖前面的思虑——参谋应该也必须把打韩军与打砥平里的优缺点制作书面表格记录、增删。“最淡的墨水胜过最强的记忆”，则8日23时电令已经完全明确战场态势与趋势。
元帅的决心出现反复说明也证明砥平里此点的重要性。
邓华的理由与韩先楚的理由同样充分。但是2人都犯了巨大错误（直接导致砥平里之失败）——只考虑己方对于打一点的优点；未考虑对方意见中的优点与缺陷——换句话表述“只添乱、未帮助对方解决难点；未历史性的全面的全局考虑问题；更未多考虑战斗趋势。”彭德怀顾虑到战斗趋势了。
所谓历史性的考虑——指我军前三次战役的经验与教训——打韩军把握大（基本百战百胜）；打美军包围也是消耗战（且是不对等消耗、得不偿失）、达不到歼灭目的。故韩先楚的方案风险大、意义小。即使打下砥平里也是多日以后(这点、这个战役趋势彭德怀电令中指出了；此时韩军或侧击或撤退)、损失很大以后（基本是第四次战役演变为一次战斗而结束“礼拜攻势——七、八天的时间”）。
如果砥平里是韩军一个师，也不是问题了。
所谓全面的考虑——指点（砥平里）与面（整个东线反击战）的辩证关系、对手的前沿与纵深、战役与战斗的战果影响等。
所谓全局的考虑——指第四次战役的关键点在“原州”，这是全局关键，也是战役关键！否则不过是两次大战斗下的小战役。
把以上三方面结合起来就是韩军、砥平里、原州都要准备大打！这三处胜利则战役大胜利！缺一不可。
然后回到顺序问题——
第一必须也只能打韩军！胜利的把握大（顶多60小时、2天3夜）——把士气涨起来！战场胜利趋势打造起步、起来！
第二打原州！或者把原州作为战役主攻方向。
2、未处理好原州与砥平里的关系：
但是打原州则必打砥平里！李奇微也注意到这点——对手之所急！！
可以把原州比作锦州，则砥平里就是塔山——必大打之处！同理可以把砥平里比作锦州辩证思维一下，则原州就是塔山与黑山阻击战！都是必打的战场支点！！
砥平里这个双方的战场支点塌陷之后，时间、空间转换有利于占领者取得最后胜利！
继续思维——回到全局里——打韩军就是打锦州外围的易县、必须先手打！砥平里则为黑山与塔山（战术区别在于攻坚还是战术阻击）！打原州就是打锦州（包括后期运动中打廖耀湘兵团）！
彭德怀、邓华、韩先楚都认识到砥平里的重要性、却未处理好砥平里、原州、韩军三者的关系，然后导致一系列的战场问题出现——量变导致质变——轻量级的拳手老不停的犯错误还怎么赢重量级的拳手呦！！
二、决心的大乱导致多乱的出现：
1、行军的左右（打砥平里还是打韩军）摇摆之乱导致重炮团的毁灭！——由于时间不同、空间位置不同导致命运、结果不同。这点周易早解决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符合周易的。
2、指挥之乱：打砥平里的指挥官是徐国夫师长。如果处理好战场3个支点的关系，邓华就会命令个军长指挥！而不是犯打金门一样的大错误——指挥是最大问题！（包括战役决心的确定也是一种大指挥）。打砥平里比打金门有利多了！邓华在战役初期胜利后忽视了砥平里的战场支点（空间概念）的巨大作用，而把砥平里当做锦州的易县了！——战役地位下降不止一个档次！
{人们常常混淆日本旧军队的“万岁冲锋”和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实际上它们是两码事。“万岁冲锋”是种中世纪式的狂热的集体冲锋，是机枪火力“收割”日本兵时最受欢迎的举动。中国人攻击时也用很多人，但士兵通常都是在黑夜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匍匐前进到扔手榴弹的位置，一声令下便如下雨一般地把手榴弹甩向敌群，或使用步枪及冲锋枪边扫射边推进。攻下一个掩体后，再有条不紊地攻击下一个掩体，同时加固已占掩体。当在最前方攻击的士兵伤亡，后面就有另一个去接替攻击，如果再伤亡，下一个再去接替。
如此下来，好似有无限的人力，这就是所谓中式“人海战术”。
而这种“人海战术”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中国人几乎无孔不入，你发现自己总是会被他们包围。
不管是连长还是兵团司令，志愿军上上下下都热衷并擅长使用穿插、包抄战术，这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在此种人海版的“闪电战”面前，无论多么强大的部队一旦后路被断，都会陷于军心大乱。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次战役中，联军几乎没有一次顽强的坚守作战，实际上多数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都出现在盲目的突围过程中。
在这种精妙的战术指导下，顽强勇敢、不惧牺牲、恪守纪律的志愿军官兵毫无疑问是当时最优秀的轻步兵部队。}
3、部署之乱：如果处理好战场3个支点的关系，则邓华会派至少一个整军进攻砥平里，而不是拼凑个大杂烩！
4、时间之乱：战场的时间、空间因素有时是决定因素，特别在形成均势的情况下！
5、后勤保障也开始乱：如同中途岛日本的航母。
6、士气、胜利趋势开始乱！
三、重新部署：
这种部署的前提是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的犹豫。犹豫后向深处思辨就会得出——
回到当初顺序——
打完横城反击战（这个胜利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前三次经验、2天半时间足以）的第一时间则部署1个主力军打砥平里（有5昼夜时间）、一个军打援、其余所有力量（3个军以上）向原州攻击、全力攻击（只有全力攻击原州才存在砥平里撤退问题；否则在不打原州的前提下，一个将军应该考虑到对方坚守的可能）——至少有4昼夜时间！同时派2个师在原州东西两侧穿插原州侧后——即使未完全到位、主要是对对手将领心理的牵制！
具体“请邓、金、韩依情况部署之。”
则打韩军之时预备队（准备打砥平里的主力军）应该置于或侧重（向）砥平里、原州方向（攻击前进）——林彪把预备队置于锦州与塔山之间！
这样打砥平里时间上就不会仓促；不会急、不会乱！
虽然邓华也是打砥平里、打原州之援兵，但是决心不同——部署后手、差半步就差一万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战争转折点出现！
四、解乱——
1、决心之乱——处理好3支点关系。
2、部署之乱——尽力全建制！而不是后期归建！
3、发挥优势——近战、夜战是我军优势。
经过前二次战役，对于具体执行战斗任务的营、团、师级单位配备编制（侧重四四编制）如下——营级配备60迫击炮连(含1个82迫击炮排)、团配备82迫击炮营（含1个120迫击炮连）、师配备120迫击炮团（含1个60迫击炮连、1个82迫击炮连）足以近战、夜战以及穿插（行军方便）后的近防御战。其余大口径炮配给军属炮兵团或者炮兵师。因为军执行战役任务；具体的战斗是近战、夜战的营、团解决、完成的。关键还在炮弹！炮再多，后勤保障不了，反而成累赘。
砥平里守军既然可以用直升机运走伤员，也会运来机枪手、弹夹、迫击炮弹（此三者为战场急需）。
4、永远不要轻敌！——经验、惯例终会出现反例！
李奇微把砥平里当做“孟良崮”——只是守军与援军不是国军。
5、打砥平里的战术问题（涉及代价）——
全面包围；主攻2点。——这个都知道、四平的打法、天津的打法。
关键在主攻以外的包围处保持至少9个连级（或者营级）的接触战！牵制对方火力——3个排或者连前后梯次配置，前卫排或者连象进入靶场一样与防守之敌互相连续射击一夜则可、间接出击几次。集中力量于主攻之处、而不是分散力量！
6、打援兵问题——
坦克沿着公路前进；则需要志愿军用树木、石头在公路上制造人工“山”——三山一组——阻击、反坦克（当坦克爬坡时）。没有树木、石头就用地雷、炸药炸个可以弄翻坦克的深坑（平面排雷的难度系数太节约对手时间了）——则援兵的时间被消耗！——时间即胜利。
7、炮兵的使用——
一是集中；二是重点——至少一半炮火打击美军炮兵空间位置。
五、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经验）——
1、足球自己不会飞入球门，故足球运动员应该学会打篮球——学习防守。
2、 陆军将领需要到海军部队、空军部队至少实习3个月；空军到陆军、海军实习；海军到陆军、空军实习。了解、帮助解决——对方的难处、弱点！
3、一定要仔细、认真、反复研究反对意见——治理国家也是。
4、发展毛泽东思想、改革攻坚阶段就是如何共同富裕与扩大公有制——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一、战役决心：
1、战役决心（战略、谋略）——“大乱”：
彭德怀犹豫再三；邓华与韩先楚观点对立。
毛泽东最后决断——同意先打韩军。
实际上，彭德怀8日23时电令已经接近战场实际情况。谋略时思维意识活动类似下棋，后面考虑到的重大情况极易掩盖前面的思虑——参谋应该也必须把打韩军与打砥平里的优缺点制作书面表格记录、增删。“最淡的墨水胜过最强的记忆”，则8日23时电令已经完全明确战场态势与趋势。
元帅的决心出现反复说明也证明砥平里此点的重要性。
邓华的理由与韩先楚的理由同样充分。但是2人都犯了巨大错误（直接导致砥平里之失败）——只考虑己方对于打一点的优点；未考虑对方意见中的优点与缺陷——换句话表述“只添乱、未帮助对方解决难点；未历史性的全面的全局考虑问题；更未多考虑战斗趋势。”彭德怀顾虑到战斗趋势了。
所谓历史性的考虑——指我军前三次战役的经验与教训——打韩军把握大（基本百战百胜）；打美军包围也是消耗战（且是不对等消耗、得不偿失）、达不到歼灭目的。故韩先楚的方案风险大、意义小。即使打下砥平里也是多日以后(这点、这个战役趋势彭德怀电令中指出了；此时韩军或侧击或撤退)、损失很大以后（基本是第四次战役演变为一次战斗而结束“礼拜攻势——七、八天的时间”）。
如果砥平里是韩军一个师，也不是问题了。
所谓全面的考虑——指点（砥平里）与面（整个东线反击战）的辩证关系、对手的前沿与纵深、战役与战斗的战果影响等。
所谓全局的考虑——指第四次战役的关键点在“原州”，这是全局关键，也是战役关键！否则不过是两次大战斗下的小战役。
把以上三方面结合起来就是韩军、砥平里、原州都要准备大打！这三处胜利则战役大胜利！缺一不可。
然后回到顺序问题——
第一必须也只能打韩军！胜利的把握大（顶多60小时、2天3夜）——把士气涨起来！战场胜利趋势打造起步、起来！
第二打原州！或者把原州作为战役主攻方向。
2、未处理好原州与砥平里的关系：
但是打原州则必打砥平里！李奇微也注意到这点——对手之所急！！
可以把原州比作锦州，则砥平里就是塔山——必大打之处！同理可以把砥平里比作锦州辩证思维一下，则原州就是塔山与黑山阻击战！都是必打的战场支点！！
砥平里这个双方的战场支点塌陷之后，时间、空间转换有利于占领者取得最后胜利！
继续思维——回到全局里——打韩军就是打锦州外围的易县、必须先手打！砥平里则为黑山与塔山（战术区别在于攻坚还是战术阻击）！打原州就是打锦州（包括后期运动中打廖耀湘兵团）！
彭德怀、邓华、韩先楚都认识到砥平里的重要性、却未处理好砥平里、原州、韩军三者的关系，然后导致一系列的战场问题出现——量变导致质变——轻量级的拳手老不停的犯错误还怎么赢重量级的拳手呦！！
二、决心的大乱导致多乱的出现：
1、行军的左右（打砥平里还是打韩军）摇摆之乱导致重炮团的毁灭！——由于时间不同、空间位置不同导致命运、结果不同。这点周易早解决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符合周易的。
2、指挥之乱：打砥平里的指挥官是徐国夫师长。如果处理好战场3个支点的关系，邓华就会命令个军长指挥！而不是犯打金门一样的大错误——指挥是最大问题！（包括战役决心的确定也是一种大指挥）。打砥平里比打金门有利多了！邓华在战役初期胜利后忽视了砥平里的战场支点（空间概念）的巨大作用，而把砥平里当做锦州的易县了！——战役地位下降不止一个档次！
{人们常常混淆日本旧军队的“万岁冲锋”和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实际上它们是两码事。“万岁冲锋”是种中世纪式的狂热的集体冲锋，是机枪火力“收割”日本兵时最受欢迎的举动。中国人攻击时也用很多人，但士兵通常都是在黑夜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匍匐前进到扔手榴弹的位置，一声令下便如下雨一般地把手榴弹甩向敌群，或使用步枪及冲锋枪边扫射边推进。攻下一个掩体后，再有条不紊地攻击下一个掩体，同时加固已占掩体。当在最前方攻击的士兵伤亡，后面就有另一个去接替攻击，如果再伤亡，下一个再去接替。
如此下来，好似有无限的人力，这就是所谓中式“人海战术”。
而这种“人海战术”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中国人几乎无孔不入，你发现自己总是会被他们包围。
不管是连长还是兵团司令，志愿军上上下下都热衷并擅长使用穿插、包抄战术，这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在此种人海版的“闪电战”面前，无论多么强大的部队一旦后路被断，都会陷于军心大乱。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次战役中，联军几乎没有一次顽强的坚守作战，实际上多数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都出现在盲目的突围过程中。
在这种精妙的战术指导下，顽强勇敢、不惧牺牲、恪守纪律的志愿军官兵毫无疑问是当时最优秀的轻步兵部队。}
3、部署之乱：如果处理好战场3个支点的关系，则邓华会派至少一个整军进攻砥平里，而不是拼凑个大杂烩！
4、时间之乱：战场的时间、空间因素有时是决定因素，特别在形成均势的情况下！
5、后勤保障也开始乱：如同中途岛日本的航母。
6、士气、胜利趋势开始乱！
三、重新部署：
这种部署的前提是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的犹豫。犹豫后向深处思辨就会得出——
回到当初顺序——
打完横城反击战（这个胜利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前三次经验、2天半时间足以）的第一时间则部署1个主力军打砥平里（有5昼夜时间）、一个军打援、其余所有力量（3个军以上）向原州攻击、全力攻击（只有全力攻击原州才存在砥平里撤退问题；否则在不打原州的前提下，一个将军应该考虑到对方坚守的可能）——至少有4昼夜时间！同时派2个师在原州东西两侧穿插原州侧后——即使未完全到位、主要是对对手将领心理的牵制！
具体“请邓、金、韩依情况部署之。”
则打韩军之时预备队（准备打砥平里的主力军）应该置于或侧重（向）砥平里、原州方向（攻击前进）——林彪把预备队置于锦州与塔山之间！
这样打砥平里时间上就不会仓促；不会急、不会乱！
虽然邓华也是打砥平里、打原州之援兵，但是决心不同——部署后手、差半步就差一万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战争转折点出现！
四、解乱——
1、决心之乱——处理好3支点关系。
2、部署之乱——尽力全建制！而不是后期归建！
3、发挥优势——近战、夜战是我军优势。
经过前二次战役，对于具体执行战斗任务的营、团、师级单位配备编制（侧重四四编制）如下——营级配备60迫击炮连(含1个82迫击炮排)、团配备82迫击炮营（含1个120迫击炮连）、师配备120迫击炮团（含1个60迫击炮连、1个82迫击炮连）足以近战、夜战以及穿插（行军方便）后的近防御战。其余大口径炮配给军属炮兵团或者炮兵师。因为军执行战役任务；具体的战斗是近战、夜战的营、团解决、完成的。关键还在炮弹！炮再多，后勤保障不了，反而成累赘。
砥平里守军既然可以用直升机运走伤员，也会运来机枪手、弹夹、迫击炮弹（此三者为战场急需）。
4、永远不要轻敌！——经验、惯例终会出现反例！
李奇微把砥平里当做“孟良崮”——只是守军与援军不是国军。
5、打砥平里的战术问题（涉及代价）——
全面包围；主攻2点。——这个都知道、四平的打法、天津的打法。
关键在主攻以外的包围处保持至少9个连级（或者营级）的接触战！牵制对方火力——3个排或者连前后梯次配置，前卫排或者连象进入靶场一样与防守之敌互相连续射击一夜则可、间接出击几次。集中力量于主攻之处、而不是分散力量！
6、打援兵问题——
坦克沿着公路前进；则需要志愿军用树木、石头在公路上制造人工“山”——三山一组——阻击、反坦克（当坦克爬坡时）。没有树木、石头就用地雷、炸药炸个可以弄翻坦克的深坑（平面排雷的难度系数太节约对手时间了）——则援兵的时间被消耗！——时间即胜利。
7、炮兵的使用——
一是集中；二是重点——至少一半炮火打击美军炮兵空间位置。
五、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经验）——
1、足球自己不会飞入球门，故足球运动员应该学会打篮球——学习防守。
2、 陆军将领需要到海军部队、空军部队至少实习3个月；空军到陆军、海军实习；海军到陆军、空军实习。了解、帮助解决——对方的难处、弱点！
3、一定要仔细、认真、反复研究反对意见——治理国家也是。
4、发展毛泽东思想、改革攻坚阶段就是如何共同富裕与扩大公有制——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发动群众就可以获得定价权？
第一步啊
卡扎菲没有走第一步
直接最后一步
所以 卡扎菲没有学习好 毛泽东
被5大流氓算计了
发动群众 利用联合国
任何货币国际化都是照猫画虎
第一步啊
卡扎菲没有走第一步
直接最后一步
所以 卡扎菲没有学习好 毛泽东
被5大流氓算计了
发动群众 利用联合国
任何货币国际化都是照猫画虎
历史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28）
前面说过，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写信提意见，有四大疑惑：
第一个疑惑：彭德怀与苏联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疑惑：彭德怀有意见，为什么不早提？而要在这个时间提？
第三个疑惑：彭德怀与张闻天这两个素无交情的人，为什么会联手起来提意见？
第四个疑惑：彭德怀的这封信，是他提意见的“开始”、还是提意见的“结束”？
前三个疑惑，前面的文章基本上提到了，这里重点说一下第四个“疑惑”。
彭德怀的信里“有刺”，这点彭德怀自己也承认，并认为：“刺一下主席有好处。”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彭德怀发过来的这种“刺”，并没有什么好处。
进一步，毛泽东必然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彭德怀的这封向自己投“刺”的信，是彭德怀向自己发难的“开始”？还是向自己发难的“结束”。
如果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发难“到此为止”，今后不再向自己发难了，那么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办法，不妨宽松一些；可是如果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发难的“开始”，今后还要继续不停地向自己发难，那么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办法，肯定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了。
关于“发难”这个问题，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有很大权力的，特别是有权对组织里的人进行“惩处”。例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是“公司”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有权对违反公司规章的职工，对有可能危害到公司利益的职工，进行降职、降工资、罚款、开除等处罚，这与国家的“法律”无关。
比如一个高级经理，虽然没有违反国法，只要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老总就可以撤销他高级经理的职务，对他进行降职和降薪的处理，这样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是“中共”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有权对违反党规的党员进行“惩处”，也有权对有可能危害到党的利益的党员进行“惩处”，轻则降职和降薪，重则开除出党，这样的做法也是毫无问题的，这就领导人的特权，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所谓“打倒”，其实也就是降职和降薪的处分，这只是一种“党纪”处分，并不是“国法”的处分。
“党纪”处分和“国法”处分的最大不同点之一，是前者要追溯历史，后者不追溯历史，只是就事论事。比如一个皮鞋厂的工人张三，把皮鞋的号码打错了。如果张三是第一次、第二次打错号码，那么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第三次、第四次打错号码，那么就要实施扣工资罚款的处分；如果是第十次打错号码，那么公司老总追溯张三犯了10次错误，就要对张三进行开除处分了。
相反，法律是不追溯历史的。比如张三开车撞坏了别人的车，对张三的处罚，也仅局限在这一次的事故。虽说张三过去曾有10次撞坏过别人的车，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加重对张三处罚的理由。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批评毛泽东喜欢“翻老账”，批判彭德怀时，又把他的“历史问题”翻出来。这种看法，有“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党纪”与“国法”的区别。
进行“党纪”处理，就是要“翻老账”，新帐旧账一起算。比如上面皮鞋厂开除张三的例子，就是一种追溯历史的处分。张三打错一次号码的错误，并不成为开除的理由；但追溯历史，把张三过去10次错误累加起来，就可以构成开除的理由了。如果张三对别人说：“我只是因为打错了号码，就被开除了。”很多人会同情他；但如果人们知道张三是因为10次打错号码被开除，同情他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翻老账”，也是要向大家声明一个问题：如果彭德怀过去没有犯过错误，只是现在这一次的错误，也不会对彭德怀做这么重的处罚；可是追溯到彭德怀过去曾多次犯错误，这次是新帐旧账一起算，所以就要加重处罚了。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党纪”处分时，“翻老账”是必不可少的。犯一次、两次错误，可以容忍，如果再第三次、第四次地犯错误，就不能容忍了。
这里再回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第四个疑惑：彭德怀的这封信，是提意见的“开始”？还是提意见的“结束”？
在7月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毛泽东一直“按兵不动”，他在观察彭德怀和其他人的动静。7月21日，张闻天做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接着彭德怀的话题，继续“提意见”。
这时候，毛泽东做出了判断：彭德怀的这封信，是提意见的“开始”，而不是提意见的“结束”。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会认为：“自己如果不反击的话，彭德怀等人还将继续进行发难。”因此，在7月23日，毛泽东停止了“按兵不动”的静观，开始向彭德怀等人反击了。
可以说，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是促成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批彭德怀的一个要因。张闻天的发言使毛泽东感到，彭德怀写信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一个小团体的行动；并且，彭德怀的这封信，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标志着他们对自己发难的“开始”。
前面说过，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写信提意见，有四大疑惑：
第一个疑惑：彭德怀与苏联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疑惑：彭德怀有意见，为什么不早提？而要在这个时间提？
第三个疑惑：彭德怀与张闻天这两个素无交情的人，为什么会联手起来提意见？
第四个疑惑：彭德怀的这封信，是他提意见的“开始”、还是提意见的“结束”？
前三个疑惑，前面的文章基本上提到了，这里重点说一下第四个“疑惑”。
彭德怀的信里“有刺”，这点彭德怀自己也承认，并认为：“刺一下主席有好处。”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彭德怀发过来的这种“刺”，并没有什么好处。
进一步，毛泽东必然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彭德怀的这封向自己投“刺”的信，是彭德怀向自己发难的“开始”？还是向自己发难的“结束”。
如果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发难“到此为止”，今后不再向自己发难了，那么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办法，不妨宽松一些；可是如果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发难的“开始”，今后还要继续不停地向自己发难，那么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办法，肯定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了。
关于“发难”这个问题，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有很大权力的，特别是有权对组织里的人进行“惩处”。例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是“公司”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有权对违反公司规章的职工，对有可能危害到公司利益的职工，进行降职、降工资、罚款、开除等处罚，这与国家的“法律”无关。
比如一个高级经理，虽然没有违反国法，只要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老总就可以撤销他高级经理的职务，对他进行降职和降薪的处理，这样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是“中共”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有权对违反党规的党员进行“惩处”，也有权对有可能危害到党的利益的党员进行“惩处”，轻则降职和降薪，重则开除出党，这样的做法也是毫无问题的，这就领导人的特权，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所谓“打倒”，其实也就是降职和降薪的处分，这只是一种“党纪”处分，并不是“国法”的处分。
“党纪”处分和“国法”处分的最大不同点之一，是前者要追溯历史，后者不追溯历史，只是就事论事。比如一个皮鞋厂的工人张三，把皮鞋的号码打错了。如果张三是第一次、第二次打错号码，那么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第三次、第四次打错号码，那么就要实施扣工资罚款的处分；如果是第十次打错号码，那么公司老总追溯张三犯了10次错误，就要对张三进行开除处分了。
相反，法律是不追溯历史的。比如张三开车撞坏了别人的车，对张三的处罚，也仅局限在这一次的事故。虽说张三过去曾有10次撞坏过别人的车，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加重对张三处罚的理由。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批评毛泽东喜欢“翻老账”，批判彭德怀时，又把他的“历史问题”翻出来。这种看法，有“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党纪”与“国法”的区别。
进行“党纪”处理，就是要“翻老账”，新帐旧账一起算。比如上面皮鞋厂开除张三的例子，就是一种追溯历史的处分。张三打错一次号码的错误，并不成为开除的理由；但追溯历史，把张三过去10次错误累加起来，就可以构成开除的理由了。如果张三对别人说：“我只是因为打错了号码，就被开除了。”很多人会同情他；但如果人们知道张三是因为10次打错号码被开除，同情他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翻老账”，也是要向大家声明一个问题：如果彭德怀过去没有犯过错误，只是现在这一次的错误，也不会对彭德怀做这么重的处罚；可是追溯到彭德怀过去曾多次犯错误，这次是新帐旧账一起算，所以就要加重处罚了。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党纪”处分时，“翻老账”是必不可少的。犯一次、两次错误，可以容忍，如果再第三次、第四次地犯错误，就不能容忍了。
这里再回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第四个疑惑：彭德怀的这封信，是提意见的“开始”？还是提意见的“结束”？
在7月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毛泽东一直“按兵不动”，他在观察彭德怀和其他人的动静。7月21日，张闻天做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接着彭德怀的话题，继续“提意见”。
这时候，毛泽东做出了判断：彭德怀的这封信，是提意见的“开始”，而不是提意见的“结束”。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会认为：“自己如果不反击的话，彭德怀等人还将继续进行发难。”因此，在7月23日，毛泽东停止了“按兵不动”的静观，开始向彭德怀等人反击了。
可以说，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是促成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批彭德怀的一个要因。张闻天的发言使毛泽东感到，彭德怀写信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一个小团体的行动；并且，彭德怀的这封信，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标志着他们对自己发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