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第二个“毛泽东”（长篇连载）
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
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洲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
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而蒋介石的账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植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
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
如果当时中共一切乖乖听苏联的，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毛泽东被缠在重庆没完没了地扯皮，整个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结果上而无所作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对付中共。苏联趁美蒋与中共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容不迫在东北扶植“百分之百”听命于苏联的亲苏势力。（前苏联将军、1945～1946年奉天[沈阳]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将军在回忆录中说：“1946年3月9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注意这句话：“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可见苏军原来的确打算要在东北长期待下去。）如果当真如此，那等美蒋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苏联在东北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的条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苏联并没有违约支援中共，只是趁美蒋忙着对付中共的时候做了一点“群众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权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
然而美蒋苏三家的如意算盘全被毛泽东打了个稀烂。毛泽东来了个“针锋相对”：“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苏联态度如何，毛泽东自有主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大举进军东北，战略上抢到了先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1日朱德即下令进军东北；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即抵达东北，抓住了苏联最高层对中共如此迅速进入东北毫无思想准备、来不及下达明确指示而导致苏军中下层官兵自行其是的机会，于8月31日占领山海关，9月5日进驻沈阳——这一下就使美蒋苏三方把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就地解决”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各方马上全乱了套，各种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势顿时改观：蒋介石认定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于是不顾一切请美军直接出动。美军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于中共军队进驻沈阳后不到两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岛登陆，紧接着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10月1日在秦皇岛登陆。美军同时大规模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队，亲自出马打通、抢修通往东北的交通线。美国大兵步步紧逼，美苏间“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的默契随之破灭。苏联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带来的威胁，迫不及待急于反击。但“远水不解近渴”，于是苏联不得不放弃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蒋、在东北‘就地取材’培植亲苏势力、把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念头，对“不请自来”的中共从排斥转为默认——苏联最高层对中共的态度在美军登陆前后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洲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
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而蒋介石的账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植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
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
如果当时中共一切乖乖听苏联的，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毛泽东被缠在重庆没完没了地扯皮，整个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结果上而无所作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对付中共。苏联趁美蒋与中共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容不迫在东北扶植“百分之百”听命于苏联的亲苏势力。（前苏联将军、1945～1946年奉天[沈阳]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将军在回忆录中说：“1946年3月9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注意这句话：“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可见苏军原来的确打算要在东北长期待下去。）如果当真如此，那等美蒋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苏联在东北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的条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苏联并没有违约支援中共，只是趁美蒋忙着对付中共的时候做了一点“群众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权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
然而美蒋苏三家的如意算盘全被毛泽东打了个稀烂。毛泽东来了个“针锋相对”：“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苏联态度如何，毛泽东自有主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大举进军东北，战略上抢到了先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1日朱德即下令进军东北；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即抵达东北，抓住了苏联最高层对中共如此迅速进入东北毫无思想准备、来不及下达明确指示而导致苏军中下层官兵自行其是的机会，于8月31日占领山海关，9月5日进驻沈阳——这一下就使美蒋苏三方把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就地解决”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各方马上全乱了套，各种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势顿时改观：蒋介石认定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于是不顾一切请美军直接出动。美军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于中共军队进驻沈阳后不到两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岛登陆，紧接着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10月1日在秦皇岛登陆。美军同时大规模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队，亲自出马打通、抢修通往东北的交通线。美国大兵步步紧逼，美苏间“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的默契随之破灭。苏联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带来的威胁，迫不及待急于反击。但“远水不解近渴”，于是苏联不得不放弃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蒋、在东北‘就地取材’培植亲苏势力、把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念头，对“不请自来”的中共从排斥转为默认——苏联最高层对中共的态度在美军登陆前后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一箭双雕：明抗美蒋，暗拒苏联——利用美苏矛盾，逼苏联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就不动声色堵死了苏联在东北培植“第二个外蒙古”力量的机会。毛泽东就这样未雨绸缪，连打带消，不知不觉间便一举消除了严重威胁中华民族民族利益的这一大隐患。
苏联对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张，是因为美军突然登陆。美军之所以突然登陆，是因为蒋介石为争夺东北迫不及待。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抢先进了东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能抢先进入东北，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与东北近在咫尺，而蒋介石的部队全远在西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与东北近在咫尺，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山东、内蒙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建立并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中共的作战目标是长期抗战，是消耗敌人，打的是人民战争，没有外援也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全远在西南，一是蒋介石的部队在敌后呆不下去，二是因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打通对外交通线第一。打通对外交通线，是为了取得美援——说到底作战目标是捞钱第一。结果：进入东北时中共军队近水楼台，蒋介石军队望尘莫及，不得不求美国直接插手，引起美苏间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让毛泽东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毛泽东之所以能抓住这历史机遇，除了眼疾手快、当机立断之外更多的是靠了无数先前做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建党、建军、人民战争、持久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时此地都得到了回报。许多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东西，实际却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严密的统一体。——毛泽东能抓住这历史机遇看似偶然，实际包含着必然。没有基础，抓不住机遇。要抓机遇，先打好基础。
今天为台湾而焦虑的中国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国差一点就丢掉东北和新疆吗？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还要失去东北、新疆、国土被美苏两强分别驻军占领、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吗？对没有发生的事虽然难有切肤之痛，但只要知道这种情况差一点就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令人震惊的了。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发生，全亏了毛泽东在刻不容缓的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巧妙利用了美蒋苏的矛盾扭转了乾坤，又历经三年的血战才使中国避免了这一命运。国民党总是一口咬定自己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的中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纯粹是失败者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编造出来的拙劣借口。苏联瞒着毛泽东跟蒋介石做了交易，一点风声都不漏，明摆着要给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又是让毛泽东交出武装，说苏联支持蒋介石还差不多。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最理想的结果不是中共统一中国，而是国共划江而治，再来一次“南北朝”——这样既能防止美军出现在中苏边境又能防止将来中国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如果中共真是靠苏联支持才能打赢，那苏联只要在中共打到长江边时切断对中共的供应就行了。实际呢？苏联只能“劝说”，听不听全在中共。这足以证明苏联控制不了中共，毛泽东保持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把解放战争说成“国共内战”不正确。这实际是一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抵抗把中国当冷战牺牲品的第一仗。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泽东时代先声夺人，还没开始就已经先消除了一场不亚于“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
——“一边倒”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49年，中国是什么状况？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苏联对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张，是因为美军突然登陆。美军之所以突然登陆，是因为蒋介石为争夺东北迫不及待。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抢先进了东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能抢先进入东北，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与东北近在咫尺，而蒋介石的部队全远在西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与东北近在咫尺，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山东、内蒙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建立并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中共的作战目标是长期抗战，是消耗敌人，打的是人民战争，没有外援也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全远在西南，一是蒋介石的部队在敌后呆不下去，二是因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打通对外交通线第一。打通对外交通线，是为了取得美援——说到底作战目标是捞钱第一。结果：进入东北时中共军队近水楼台，蒋介石军队望尘莫及，不得不求美国直接插手，引起美苏间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让毛泽东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毛泽东之所以能抓住这历史机遇，除了眼疾手快、当机立断之外更多的是靠了无数先前做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建党、建军、人民战争、持久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时此地都得到了回报。许多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东西，实际却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严密的统一体。——毛泽东能抓住这历史机遇看似偶然，实际包含着必然。没有基础，抓不住机遇。要抓机遇，先打好基础。
今天为台湾而焦虑的中国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国差一点就丢掉东北和新疆吗？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还要失去东北、新疆、国土被美苏两强分别驻军占领、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吗？对没有发生的事虽然难有切肤之痛，但只要知道这种情况差一点就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令人震惊的了。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发生，全亏了毛泽东在刻不容缓的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巧妙利用了美蒋苏的矛盾扭转了乾坤，又历经三年的血战才使中国避免了这一命运。国民党总是一口咬定自己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的中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纯粹是失败者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编造出来的拙劣借口。苏联瞒着毛泽东跟蒋介石做了交易，一点风声都不漏，明摆着要给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又是让毛泽东交出武装，说苏联支持蒋介石还差不多。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最理想的结果不是中共统一中国，而是国共划江而治，再来一次“南北朝”——这样既能防止美军出现在中苏边境又能防止将来中国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如果中共真是靠苏联支持才能打赢，那苏联只要在中共打到长江边时切断对中共的供应就行了。实际呢？苏联只能“劝说”，听不听全在中共。这足以证明苏联控制不了中共，毛泽东保持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把解放战争说成“国共内战”不正确。这实际是一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抵抗把中国当冷战牺牲品的第一仗。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泽东时代先声夺人，还没开始就已经先消除了一场不亚于“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
——“一边倒”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49年，中国是什么状况？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1949年的中国，地面是共产党的，天空和海洋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空军随时随地肆意轰炸大陆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后遭到国民党空军26次空袭。刚进北京时毛泽东为什么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开国大典为什么定在下午三时而不是后来惯例的上午十时？——防空。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六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谁“闭关锁国”？谁“封闭半封闭”？谁“拒绝对外开放”？）
1949年的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国尚未解决前面所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因此，1949年夹在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免不了要付代价：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
毛泽东的选择是：向苏联“一边倒”。理由很简单：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选择。
向美国“一边倒”绝对行不通：这是当第二个蒋介石，而且结果绝不会比蒋介石更好：苏联为了确保中国方向的战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斯大林已经怀疑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马上就会撕破脸皮，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公开把中共当敌人对待。而美国即便有援助，也决不会比援蒋更积极——想想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在美国庞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游说力量就够了。实际当时美国与其说试探着和中共拉关系，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企图加深苏联的猜疑：美国国务院一面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跟中共当局接触，一面不批准他前往北京，什么实际行动都不干，最后一走了之。就这么个姿态就让某些人喋喋不休说美国并非想跟中共对立，全是毛泽东的“一边倒”断送了机会，害了中国等等等等。这些人不希望中共长脑子长记性长心眼，毛泽东却对美国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几年前刚刚跟蒋介石合作上演过一边“调解”一边运兵杀共产党的双簧，直到当时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援蒋反共的实际行动。现在故作姿态，无非是缓兵计加离间计，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美国召唤”的味道，被人家杀着头还愿意赔笑脸、三鞠躬、“一边倒”。如果中共想当宋江，急着受招安忙着跟美国眉来眼去，结果必定是苏联翻脸，美国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跟苏联再做一次交易，合伙肢解中国——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国是那样虚弱，那样内外交困，抵挡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两面夹攻吗？即便抵挡得了，代价呢？
“不偏不倚”同样行不通。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
而在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则不同。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的态度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从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实际也一样：讲意识形态，但更讲民族利益，否则不会坚持独立自主。尽管苏联在毛泽东打天下的过程中捣了不少乱，尽管苏联与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恩怨，但毛泽东坚持了一个原则：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超越个人恩怨，决不感情用事。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六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谁“闭关锁国”？谁“封闭半封闭”？谁“拒绝对外开放”？）
1949年的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国尚未解决前面所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因此，1949年夹在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免不了要付代价：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
毛泽东的选择是：向苏联“一边倒”。理由很简单：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选择。
向美国“一边倒”绝对行不通：这是当第二个蒋介石，而且结果绝不会比蒋介石更好：苏联为了确保中国方向的战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斯大林已经怀疑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马上就会撕破脸皮，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公开把中共当敌人对待。而美国即便有援助，也决不会比援蒋更积极——想想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在美国庞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游说力量就够了。实际当时美国与其说试探着和中共拉关系，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企图加深苏联的猜疑：美国国务院一面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跟中共当局接触，一面不批准他前往北京，什么实际行动都不干，最后一走了之。就这么个姿态就让某些人喋喋不休说美国并非想跟中共对立，全是毛泽东的“一边倒”断送了机会，害了中国等等等等。这些人不希望中共长脑子长记性长心眼，毛泽东却对美国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几年前刚刚跟蒋介石合作上演过一边“调解”一边运兵杀共产党的双簧，直到当时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援蒋反共的实际行动。现在故作姿态，无非是缓兵计加离间计，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美国召唤”的味道，被人家杀着头还愿意赔笑脸、三鞠躬、“一边倒”。如果中共想当宋江，急着受招安忙着跟美国眉来眼去，结果必定是苏联翻脸，美国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跟苏联再做一次交易，合伙肢解中国——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国是那样虚弱，那样内外交困，抵挡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两面夹攻吗？即便抵挡得了，代价呢？
“不偏不倚”同样行不通。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
而在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则不同。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的态度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从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实际也一样：讲意识形态，但更讲民族利益，否则不会坚持独立自主。尽管苏联在毛泽东打天下的过程中捣了不少乱，尽管苏联与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恩怨，但毛泽东坚持了一个原则：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超越个人恩怨，决不感情用事。
毛泽东的“一边倒”并不是无原则地一切都赖在苏联身上，使中国离不开苏联，而是坚持独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就让美军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让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中国长江内河。面对美蒋的海空封锁，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现建空军，现建海军，现学现用，现用现打，非不得已不求于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卫战：1950年2月，蒋军飞机炸毁上海发电厂，上海市电力供应下降97%，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同意请苏联暂时出兵相助，但为期仅仅几个月——1950年2月6日蒋军大轰炸。3月20日苏联巴基斯基空军中将率防空集团驱逐机团到达上海担任守卫。6月19日中国空军第四混成旅到达上海。8月1日华东军区空军正式成立。9月3日，陆军出身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向陈毅报告，他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学会了全部空战指挥课程，开始接手苏军指挥防务，苏军开始撤退回国。10月17日，中国空军接收了苏军飞机装备。10月19日，空4旅正式担负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全过程一共7个月。
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空战指挥并投入实战——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1950年的速度。中国的海防空防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争分夺秒建立起来的。美蒋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就是被这样的军队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解放军陆军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上海、长江口、浙江及东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万山群岛战役。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参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广州、珠江口、广东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岛战役。韩先楚指挥解放军陆军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一举占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台湾，获得了收复南海诸岛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国被迫将主要兵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立即挥兵东南，重新开始因抗美援朝而推迟的打破美蒋封锁的战争。
——1954年：解放军与台湾国民党军队争夺东海制空权、制海权，击沉“太平号”。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2月：收复大陈岛，打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至此，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
与此同时，面对金门的福建省的战备从基础开始有条不紊全面展开——鹰厦铁路1953年开始勘探设计，1954年全线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车，1958年夏解放军大举入闽，7月与台湾国民党军队激烈空战争夺制空权，8月23日大规模炮击金门。
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军事封锁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指挥的军队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锁中国的包围圈就是这样被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别人、经过数年的血腥战斗一寸一寸地扫除的。（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一切污蔑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拒绝对外开放”的人全是恬不知耻的大骗子。）
毛泽东领导中国边打仗边建设。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如火如荼就已经开始裁军。1952年中国财政预算中军费比例从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经济建设开支超过军费开支的局面。（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中军费开支一直占国家预算的80%，但基本用于“剿共”而不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对外则“绝对不抵抗”。）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顺利完成。两年之后，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从此结束——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共10年（1949～1959）。在这10年中，中国真正用于和平建设时间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1953～1959）。也就是说，毛泽东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的建设，便使中国彻底摆脱了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面对超级大国的摆布肢解毫无反抗能力的悲惨处境，改变了中国1949年不得不夹在两大超级大国当中“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地位，硬是在一个农业古国中从无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起码实力，使中国从此能够不再受制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上摆脱冷战主宰的坦途。（这样的成果，这样的效率，靠“市场经济”加“民营企业家”能做到否？）
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不是削弱了中国的独立性，而是加强了中国的独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是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空战指挥并投入实战——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1950年的速度。中国的海防空防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争分夺秒建立起来的。美蒋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就是被这样的军队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解放军陆军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上海、长江口、浙江及东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万山群岛战役。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参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广州、珠江口、广东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岛战役。韩先楚指挥解放军陆军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一举占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台湾，获得了收复南海诸岛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国被迫将主要兵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立即挥兵东南，重新开始因抗美援朝而推迟的打破美蒋封锁的战争。
——1954年：解放军与台湾国民党军队争夺东海制空权、制海权，击沉“太平号”。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2月：收复大陈岛，打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至此，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
与此同时，面对金门的福建省的战备从基础开始有条不紊全面展开——鹰厦铁路1953年开始勘探设计，1954年全线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车，1958年夏解放军大举入闽，7月与台湾国民党军队激烈空战争夺制空权，8月23日大规模炮击金门。
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军事封锁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指挥的军队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锁中国的包围圈就是这样被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别人、经过数年的血腥战斗一寸一寸地扫除的。（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一切污蔑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拒绝对外开放”的人全是恬不知耻的大骗子。）
毛泽东领导中国边打仗边建设。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如火如荼就已经开始裁军。1952年中国财政预算中军费比例从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经济建设开支超过军费开支的局面。（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中军费开支一直占国家预算的80%，但基本用于“剿共”而不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对外则“绝对不抵抗”。）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顺利完成。两年之后，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从此结束——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共10年（1949～1959）。在这10年中，中国真正用于和平建设时间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1953～1959）。也就是说，毛泽东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的建设，便使中国彻底摆脱了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面对超级大国的摆布肢解毫无反抗能力的悲惨处境，改变了中国1949年不得不夹在两大超级大国当中“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地位，硬是在一个农业古国中从无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起码实力，使中国从此能够不再受制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上摆脱冷战主宰的坦途。（这样的成果，这样的效率，靠“市场经济”加“民营企业家”能做到否？）
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不是削弱了中国的独立性，而是加强了中国的独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是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21）
毛泽东在1959年7月10日的讲话中，比较多地谈到了怎样看待“失败”这个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谚语的字面意思，连小学生都很清楚。然而，真正能理解“成功”与“失败”之间辩证关系的人，却并不多。这里先引用几个著名人物对“成功”与“失败”的看法：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说：【你要做一件困难的事，结果无非是两个：“成功”和“失败”。但你在开始做这件事之前，是无法预知结果的。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不敢去做困难的事。其实做事情“失败”了，并不算是羞耻。真正羞耻的是“害怕失败”之心，不敢挑战困难。】
发明家爱迪生说：【失败了并不值得后悔。真正值得后悔的，是没有试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有999次失败，只要有一次成功就行，这样你就是发明家了。】
苹果公司前总裁乔布斯说：【大多数人的弱点，是遇到一、两次的失败，就放弃了。失败虽然在眼前没有价值，它却是构筑将来成功的财富。很多东西只有从失败中才能学到，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人生最大的挫折，并不是挑战失败，而是不敢再挑战了。】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永不犯错的人，也不会尝试任何新的事物。永远不要害怕犯错，只要利用得当，错误只会让你变得更好，更聪明。如果你想成功，就让你的错误再多来一点吧。】
看完上述几位著名人士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再转回来看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不由让人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创新”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前例可以学习或参考。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有美国等不少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如果中国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毛泽东认为，苏联体制的弊病很大，不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所以，毛泽东就想要创出一条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中国要创新一条新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犯错误，遭遇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走新路，谁也不能保证一次就会成功，必须建立不怕“失败”的思想。失败了，总结经验，再次挑战，继续前进。
干一件新生事物，如果尝试遇到一、两次的失败，就放弃的话，那么新生事物也就不会诞生了。那些著名人士获得的成功背后，也都经历过无数失败的辛酸，所以他们才对“成功”和“失败”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
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犯一些错误，遇到一些失败，走一些弯路，不应该算是“耻辱”的事，更不应看成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领导搞建设的证据。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就是苏联对搞社会主义也在摸索中，也犯过很多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换个别人来领导中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难免要犯错误，犯错误是搞新生事物，搞创新的必然代价。
如果毛泽东不搞创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搞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学习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以毛泽东的威信和手段，中国可能早就实现“小康”了，说不定还能建成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因此，把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和挫折，作为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不能领导中国建设的论调，是非常片面的。
还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搞创新自己去搞，不要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品。”这种说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国家难道不需要创新？难道不需要进步？如果我们不拿国家当试验品搞创新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人还梳着大辫子，对满族皇帝山呼万岁呢。
辛亥革命后，中国废掉皇帝制，建立共和国，不就是创新，拿国家当实验品吗？如果算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后，中国几十年内战，死了多少人？又因为中国的内战和内乱，日本乘虚而入侵略中国，中国又死了多少人？至少几千万人吧。如果按照“不要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品”的标准，搞辛亥革命造成中国死了几千万人，这笔账应该算在孙中山头上。如果不是他要创新，发起搞共和国的革命的话，中国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这里温习一下毛泽东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
【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1959年7月10日的讲话中，比较多地谈到了怎样看待“失败”这个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谚语的字面意思，连小学生都很清楚。然而，真正能理解“成功”与“失败”之间辩证关系的人，却并不多。这里先引用几个著名人物对“成功”与“失败”的看法：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说：【你要做一件困难的事，结果无非是两个：“成功”和“失败”。但你在开始做这件事之前，是无法预知结果的。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不敢去做困难的事。其实做事情“失败”了，并不算是羞耻。真正羞耻的是“害怕失败”之心，不敢挑战困难。】
发明家爱迪生说：【失败了并不值得后悔。真正值得后悔的，是没有试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有999次失败，只要有一次成功就行，这样你就是发明家了。】
苹果公司前总裁乔布斯说：【大多数人的弱点，是遇到一、两次的失败，就放弃了。失败虽然在眼前没有价值，它却是构筑将来成功的财富。很多东西只有从失败中才能学到，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人生最大的挫折，并不是挑战失败，而是不敢再挑战了。】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永不犯错的人，也不会尝试任何新的事物。永远不要害怕犯错，只要利用得当，错误只会让你变得更好，更聪明。如果你想成功，就让你的错误再多来一点吧。】
看完上述几位著名人士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再转回来看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不由让人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创新”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前例可以学习或参考。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有美国等不少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如果中国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毛泽东认为，苏联体制的弊病很大，不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所以，毛泽东就想要创出一条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中国要创新一条新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犯错误，遭遇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走新路，谁也不能保证一次就会成功，必须建立不怕“失败”的思想。失败了，总结经验，再次挑战，继续前进。
干一件新生事物，如果尝试遇到一、两次的失败，就放弃的话，那么新生事物也就不会诞生了。那些著名人士获得的成功背后，也都经历过无数失败的辛酸，所以他们才对“成功”和“失败”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
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犯一些错误，遇到一些失败，走一些弯路，不应该算是“耻辱”的事，更不应看成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领导搞建设的证据。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就是苏联对搞社会主义也在摸索中，也犯过很多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换个别人来领导中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难免要犯错误，犯错误是搞新生事物，搞创新的必然代价。
如果毛泽东不搞创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搞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学习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以毛泽东的威信和手段，中国可能早就实现“小康”了，说不定还能建成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因此，把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和挫折，作为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不能领导中国建设的论调，是非常片面的。
还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搞创新自己去搞，不要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品。”这种说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国家难道不需要创新？难道不需要进步？如果我们不拿国家当试验品搞创新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人还梳着大辫子，对满族皇帝山呼万岁呢。
辛亥革命后，中国废掉皇帝制，建立共和国，不就是创新，拿国家当实验品吗？如果算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后，中国几十年内战，死了多少人？又因为中国的内战和内乱，日本乘虚而入侵略中国，中国又死了多少人？至少几千万人吧。如果按照“不要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品”的标准，搞辛亥革命造成中国死了几千万人，这笔账应该算在孙中山头上。如果不是他要创新，发起搞共和国的革命的话，中国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这里温习一下毛泽东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
【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就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司马光《资治通鉴》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司马光《资治通鉴》
曾仕强教授：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位国师，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刘伯温是最后一位。四位国师都各有所长。姜子牙，是得其人，得其时，所以他创造了800年的周朝，周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长的，而后面三个人却不如他。
张良是得其时，不得其人；诸葛亮是得其人，不得其时；刘伯温却是不得其人，又不得其时，他是最痛苦的，能够在不得其时，又不得其人的情况之下，留下这么好的名声，这是艺术，所以不仅仅是我，大多数的老百姓对刘基是非常尊敬的。你看现在都称呼他为祖师爷。
张良是得其时，不得其人；诸葛亮是得其人，不得其时；刘伯温却是不得其人，又不得其时，他是最痛苦的，能够在不得其时，又不得其人的情况之下，留下这么好的名声，这是艺术，所以不仅仅是我，大多数的老百姓对刘基是非常尊敬的。你看现在都称呼他为祖师爷。
他心里装的是天下苍生
记者：您觉得研究刘伯温的文化，有些什么样的现实价值、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
曾仕强教授：价值非常高，尤其是现在。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共同的目的，或者说各行各业做到最后，都是服务业，服务的对象是谁呢？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不认为哪些行业不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限于政府，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克服万难，站在百姓的立场来想事情。
刘伯温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没有他自己，没有想自己。如果他想到他自己，我相信他要么隐居山林，要么干脆继续在元朝做官，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在当年，“不事二主”这是大家都坚持的一点。以他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他肯定会知道。他离开元朝，不管他帮助哪股势力，将来都会带有“不忠”的印记。他是毅然决然地支持朱元璋，为的是天下苍生，“为人民服务”。
记者：您觉得研究刘伯温的文化，有些什么样的现实价值、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
曾仕强教授：价值非常高，尤其是现在。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共同的目的，或者说各行各业做到最后，都是服务业，服务的对象是谁呢？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不认为哪些行业不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限于政府，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克服万难，站在百姓的立场来想事情。
刘伯温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没有他自己，没有想自己。如果他想到他自己，我相信他要么隐居山林，要么干脆继续在元朝做官，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在当年，“不事二主”这是大家都坚持的一点。以他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他肯定会知道。他离开元朝，不管他帮助哪股势力，将来都会带有“不忠”的印记。他是毅然决然地支持朱元璋，为的是天下苍生，“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写道：【7月11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他们谈到在小组会上我的发言被人“顶住”，马上就通知我也去参加。（所谓“顶住”，是前述中南组的会上，我的发言被罗瑞卿频频打断。）】
【我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观点，看到我被人无理打断，而难以畅言，这样向毛泽东作反映的。谈话完全是四个人轻松愉快地交谈，有时相互插话。我的记录本上分别记了些简单要点，现照抄如下：】
【周小舟谈：“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
【毛泽东说：“也不尽然。”】
【周小舟谈：“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谭震林）有的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向下传。”】
【周惠也插了话：“都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向毛泽东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这个意见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16日以后，开会人员就打乱平分，但组长没动，仍分6个组。】
【我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观点，看到我被人无理打断，而难以畅言，这样向毛泽东作反映的。谈话完全是四个人轻松愉快地交谈，有时相互插话。我的记录本上分别记了些简单要点，现照抄如下：】
【周小舟谈：“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
【毛泽东说：“也不尽然。”】
【周小舟谈：“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谭震林）有的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向下传。”】
【周惠也插了话：“都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向毛泽东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这个意见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16日以后，开会人员就打乱平分，但组长没动，仍分6个组。】
【毛泽东接着谈到自己的性格，回忆起江西时代的往事，说：“一次向毛泽覃大发脾气（或者还要动手打人），毛泽覃回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我这个人四十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
“美国民主党拉军工合体，那么就必然要推迟加息，最近就需要逼迫美联储在决议中释放鸽派言论为后续推迟加息做铺垫，因此前几天砸盘新兴市场（包括巴西、泰国等），这个是这一方的诉求，而整体被打压的石油巨头不期望看到民主党和军工合体的联合，因此石油巨头联合金融体系里面亲石油系的势力反抗，包括今日拉升中国A股（你看涨幅最大的是金融和煤炭版块）。这个就是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再看澳大利亚的绑架事件在澳大利亚的金融街，这个明摆着是军工合体在警告资源体系的金融势力（澳大利亚是资源性国家）。这个就是现在全球各方的诉求和博弈。关注美国时间周三美联储的决议，相当关键。”
美国的整体战略：围点打援，典型战例，点就是俄罗斯，现在俄罗斯被围的死死的，然后大家会发觉一些援助的，美国最近整体的战略很清晰。最近网络媒体上开始有鼓吹的我国要不要救俄罗斯的问题，看了这个你就懂了他们属于哪股势力了（石油势力体系的），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中美对抗，最终解救被围困的石油巨头势力。
“哲学与你有缘（上）
1、哲学就是谈心
公元前5世纪是哲学的世纪，东西方各有圣人出——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奠定了中西两千多年的精神传统。这两位大哲，一生致力于做一件事，就是和年轻人谈心。他们都不设课堂，不留文字，谈心是他们从事哲学的主要方式。只是到了身后，弟子把老师的言论整理成书，于是中国有《论语》，西方有柏拉图对话录，成为中西哲学之元典。
一个人要和别人谈心，必须先和自己谈心。孔子和苏格拉底想必亦如此，是把和自己谈心的所得告诉了学生。和自己谈心，这正是基本的哲学活动，而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
你也许会说：谈心还不容易？且慢，请回想一下，你有多少时间是在和自己谈心？我们平时忙于事务，和自己谈的——也就是脑中想的——多半也是事，怎么做某件事、怎么与人打交道之类。陷在事之中，这个状态是最不哲学的。不过，只要愿意，你又是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和自己谈心的，而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进入了一种哲学的生活状态。
2、哲学开始于惊疑
谈心谈什么？谈宇宙，谈人生，总之是谈大问题。从事中跳出来，看宇宙和人生的全景，想大问题，你的心就会变得开阔。
柏拉图有言：哲学开始于惊疑——惊奇和疑惑。惊奇，面对的是宇宙；疑惑，面对的是人生。无论人类，还是个人，一旦对宇宙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困惑，哲学就开始了。
在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开始于仰望星空，早期哲学家多半是天文学家。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总是专注于抬头看天，有一回不慎掉入井中，因此遭到身边女仆的嘲笑，笑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地上的事物。我替泰勒斯回答她：宇宙无限，人类的活动范围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事情而不去探究天上的道理，岂不是更可笑的无知？
到了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发生了一个转折。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地上来的人。他的哲学聚焦于人生，看见人们似乎明白实际是麻木地生活着，他就用追根究底的提问使之产生疑惑，激励其开始思考人生。他的这种做法得罪了许多人，因此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宣判之时，他在法庭上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两样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哲学无非是做两件事，一是思考头上的星空，宇宙的奥秘，二是思考心中的道德律，做人的道理。所以，可以这样给哲学下定义：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
1、哲学就是谈心
公元前5世纪是哲学的世纪，东西方各有圣人出——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奠定了中西两千多年的精神传统。这两位大哲，一生致力于做一件事，就是和年轻人谈心。他们都不设课堂，不留文字，谈心是他们从事哲学的主要方式。只是到了身后，弟子把老师的言论整理成书，于是中国有《论语》，西方有柏拉图对话录，成为中西哲学之元典。
一个人要和别人谈心，必须先和自己谈心。孔子和苏格拉底想必亦如此，是把和自己谈心的所得告诉了学生。和自己谈心，这正是基本的哲学活动，而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
你也许会说：谈心还不容易？且慢，请回想一下，你有多少时间是在和自己谈心？我们平时忙于事务，和自己谈的——也就是脑中想的——多半也是事，怎么做某件事、怎么与人打交道之类。陷在事之中，这个状态是最不哲学的。不过，只要愿意，你又是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和自己谈心的，而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进入了一种哲学的生活状态。
2、哲学开始于惊疑
谈心谈什么？谈宇宙，谈人生，总之是谈大问题。从事中跳出来，看宇宙和人生的全景，想大问题，你的心就会变得开阔。
柏拉图有言：哲学开始于惊疑——惊奇和疑惑。惊奇，面对的是宇宙；疑惑，面对的是人生。无论人类，还是个人，一旦对宇宙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困惑，哲学就开始了。
在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开始于仰望星空，早期哲学家多半是天文学家。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总是专注于抬头看天，有一回不慎掉入井中，因此遭到身边女仆的嘲笑，笑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地上的事物。我替泰勒斯回答她：宇宙无限，人类的活动范围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事情而不去探究天上的道理，岂不是更可笑的无知？
到了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发生了一个转折。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地上来的人。他的哲学聚焦于人生，看见人们似乎明白实际是麻木地生活着，他就用追根究底的提问使之产生疑惑，激励其开始思考人生。他的这种做法得罪了许多人，因此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宣判之时，他在法庭上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两样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哲学无非是做两件事，一是思考头上的星空，宇宙的奥秘，二是思考心中的道德律，做人的道理。所以，可以这样给哲学下定义：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
1962 年1 月，在北京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 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常委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我的意见对或不对，看多数同志是否赞成，我服从多数嘛！ 在一个省，哪有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的呢！那是霸王。现在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我看你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 我这样说，就是要触动你一下，使你三天睡不着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了自我批评，我说要把我的错误和我的自我批评传下去。 但是，有些省就是不传。这不对嘛！不能隐瞒嘛！谁叫你当主席！谁叫你当第一书记！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到小组会上一坐下，人家就不敢说话了。你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回避一下，让人家说话嘛。现在， 我们还有困难需要克服。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不向干部交心，不让他们充分说完自己心里的话，怎么可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呢！怎么可能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怎么可能克服困难呢！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了自我批评，我说要把我的错误和我的自我批评传下去。 但是，有些省就是不传。这不对嘛！不能隐瞒嘛！谁叫你当主席！谁叫你当第一书记！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到小组会上一坐下，人家就不敢说话了。你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回避一下，让人家说话嘛。现在， 我们还有困难需要克服。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不向干部交心，不让他们充分说完自己心里的话，怎么可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呢！怎么可能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怎么可能克服困难呢！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24）
李锐在书中，多次宣称他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田家英关系最好，引用了很多据说是“田家英单独对他说的话”。可是田家英早在1966年去世，因此李锐引用的田家英的话，就成为“死无对证”。人们无法证实，是不是田家英真的对李锐单独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李锐引用的田家英评价毛泽东的话，基本上都是说毛泽东的“坏话”。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甚至可以说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这个人。这种结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田家英一直当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当了几十年之久。如果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他早就可以申请调离这个工作岗位。比如田家英可以用身体不好的健康理由，或者用不能胜任工作的能力理由，申请调离，毛泽东肯定会同意的。例如胡乔木就是以身体健康为由，申请调离毛泽东的秘书，也没有受到毛泽东任何的刁难。
而且，如果田家英真的不喜欢毛泽东，毛泽东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用不着田家英自己提出，毛泽东也早就把他调走了。因为强扭的瓜不甜，毛泽东要找个秘书，容易得很，又不是非要田家英不可。
再假设，如果田家英内心里不喜欢毛泽东，但在表面上又装出非常喜欢、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样子，使毛泽东看不出田家英不喜欢他。那么田家英这个人的人品，就是“两面三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样的人说的话，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所以说，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样一来，李锐声称田家英经常说毛泽东的“坏话”，也就是不可信的了。前面提到，李锐声称田家英对他说：“毛泽东常有反复之变，所以不可轻易传毛泽东的话。”田家英说这样的话，是很不可信的。
再退一步说，毛泽东真像李锐说的那样，“说话不算数”吗？
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绝不能用本人过去说过的话，来证明他说话是否“算数”。因为，外部的客观形势是在每时每刻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也要跟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才能适应世界，才能与时俱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自己今天的言行，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言行。这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更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比如一对夫妇，结婚时宣誓：“我永远爱你”。可是后来两人又离婚了，我们不能指责这对夫妇说话不算数。因为客观形势变化了，我们就需要修改过去说过的话，这不能作为“说话不算话”来批评。
再比如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蒋委员长万岁！”。可是4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又把蒋介石作为头号战犯通缉。谁也不会因为毛泽东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就要求毛泽东“说话算话”，并以此作为毛泽东不应通缉蒋介石的理由。
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的讲话立场是“纠左”，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的讲话立场是“反右”。这能作为毛泽东“经常反复”，说话不算话的证据吗？显然不能。这是因为出了彭德怀写信挑战毛泽东这件事，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所以毛泽东讲话的立场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事。
不能因为毛泽东说过“反左”的话，就不能再说“反右”的话了，这是形而上学的僵化思想。形势需要“反左”，就说“反左”的话；形势需要“反右”，就说“反右”的话，这才是领导人应该做的事。因此，李锐对毛泽东“说话不算话”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李锐在书中，多次宣称他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田家英关系最好，引用了很多据说是“田家英单独对他说的话”。可是田家英早在1966年去世，因此李锐引用的田家英的话，就成为“死无对证”。人们无法证实，是不是田家英真的对李锐单独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李锐引用的田家英评价毛泽东的话，基本上都是说毛泽东的“坏话”。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甚至可以说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这个人。这种结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田家英一直当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当了几十年之久。如果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他早就可以申请调离这个工作岗位。比如田家英可以用身体不好的健康理由，或者用不能胜任工作的能力理由，申请调离，毛泽东肯定会同意的。例如胡乔木就是以身体健康为由，申请调离毛泽东的秘书，也没有受到毛泽东任何的刁难。
而且，如果田家英真的不喜欢毛泽东，毛泽东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用不着田家英自己提出，毛泽东也早就把他调走了。因为强扭的瓜不甜，毛泽东要找个秘书，容易得很，又不是非要田家英不可。
再假设，如果田家英内心里不喜欢毛泽东，但在表面上又装出非常喜欢、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样子，使毛泽东看不出田家英不喜欢他。那么田家英这个人的人品，就是“两面三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样的人说的话，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所以说，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样一来，李锐声称田家英经常说毛泽东的“坏话”，也就是不可信的了。前面提到，李锐声称田家英对他说：“毛泽东常有反复之变，所以不可轻易传毛泽东的话。”田家英说这样的话，是很不可信的。
再退一步说，毛泽东真像李锐说的那样，“说话不算数”吗？
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绝不能用本人过去说过的话，来证明他说话是否“算数”。因为，外部的客观形势是在每时每刻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也要跟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才能适应世界，才能与时俱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自己今天的言行，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言行。这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更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比如一对夫妇，结婚时宣誓：“我永远爱你”。可是后来两人又离婚了，我们不能指责这对夫妇说话不算数。因为客观形势变化了，我们就需要修改过去说过的话，这不能作为“说话不算话”来批评。
再比如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蒋委员长万岁！”。可是4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又把蒋介石作为头号战犯通缉。谁也不会因为毛泽东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就要求毛泽东“说话算话”，并以此作为毛泽东不应通缉蒋介石的理由。
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的讲话立场是“纠左”，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的讲话立场是“反右”。这能作为毛泽东“经常反复”，说话不算话的证据吗？显然不能。这是因为出了彭德怀写信挑战毛泽东这件事，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所以毛泽东讲话的立场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事。
不能因为毛泽东说过“反左”的话，就不能再说“反右”的话了，这是形而上学的僵化思想。形势需要“反左”，就说“反左”的话；形势需要“反右”，就说“反右”的话，这才是领导人应该做的事。因此，李锐对毛泽东“说话不算话”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就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怀还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谈算了。可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这时传说会议可能几天内结束，于是彭德怀决心还是写信。】
李锐说本来彭德怀想找毛泽东面谈，可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所以“没有谈成”。李锐这种叙述的言外之意，是把彭德怀与毛泽东“没有谈成”的原因，解释为毛泽东在睡觉，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身上，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毛泽东是个大忙人，想要找他谈话的人很多，不可能是什么人都可以一推门进来，就找毛泽东谈话。要找毛泽东谈话，应该先跟毛泽东的秘书联系，约好毛泽东有空的时间，再去跟毛泽东的谈话，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央的高官们都要遵守这个规定。可是彭德怀不跟毛泽东的秘书约时间，就直接到毛泽东的住处去找他谈话，这本身就是违规的。
彭德怀没有事先跟毛泽东约时间，就直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赶上毛泽东在睡觉，这并不是毛泽东的责任。如果彭德怀真的想要跟毛泽东谈，那么彭德怀应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我想跟主席谈话。请你转告主席，等他有空时叫我过来谈话。”
或者彭德怀也可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等主席睡醒了，你打个电话给我，我过来找主席谈话。”但彭德怀这样的话也没有说，就走了，不谈了。这能说是毛泽东的责任吗？
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的秘书约时间，想要和毛泽东谈话，毛泽东不理睬他，那么这是毛泽东的责任。可是彭德怀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彭德怀和毛泽东“没有谈成”，就不是毛泽东的责任了，而是彭德怀自己的责任了。
然而，李锐却还要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把毛泽东描绘成高高在上的傲慢脾气。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记得1958年4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当夜我同彭德怀住在一起，在广州又同住一层楼。彭德怀除同我谈过平江起义的情况，想专门写战史这些事外，还谈到在江西时，同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如何随便，说：“有事就到他屋里去，如果他还睡在床上，把被窝一揭就是了。”于是彭德怀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
李锐写书时，彭德怀早已去世，所以是不是彭德怀真的对李锐说过这样的话，是“死无对证”之事。就算彭德怀真的这么对李锐说过，这也不能成为毛泽东胜利以后，变“骄傲”了，不再平易近人的证据。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只是一支小部队的领导人，没有太多事情，想要找毛泽东谈话的人也不多，所以彭德怀可以“有事就到毛泽东屋里去，把被窝一揭”。
现在，毛泽东已经变成几亿人口大国的国家领导人，事情非常多，想要找毛泽东谈话的人也非常多。如果人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有事就到毛泽东屋里去，把被窝一揭”，那么毛泽东根本就无法睡觉了。
找国家领导人谈话，要通过秘书预约时间，这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所以，毛泽东的身份变成国家领导人之后，不可能随便去见他了，这是很正常的事，绝不能只有毛泽东是这样，别的国家领导人不是这样。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人们可以随便“有事就到他屋里去，把被窝一揭”？
因此，李锐说【彭德怀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这种慨叹是毫无道理的。假如毛泽东对彭德怀这样的老战友，给予特别的优惠，别人要见毛泽东，需要跟秘书约时间；唯独彭德怀见毛泽东，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那么，彭德怀就有了别人没有的“特权”，同时这也成为毛泽东做事“不公平”的体现。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事是公平的。不论官员的级别高低，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秘书约时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就是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亲密战友”，也跟别的小官一样，需要通报之后，才能进去见毛泽东。这种做法，体现了毛泽东对部下“一律平等”的公平，难道不值得提倡吗？
李锐说本来彭德怀想找毛泽东面谈，可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所以“没有谈成”。李锐这种叙述的言外之意，是把彭德怀与毛泽东“没有谈成”的原因，解释为毛泽东在睡觉，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身上，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毛泽东是个大忙人，想要找他谈话的人很多，不可能是什么人都可以一推门进来，就找毛泽东谈话。要找毛泽东谈话，应该先跟毛泽东的秘书联系，约好毛泽东有空的时间，再去跟毛泽东的谈话，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央的高官们都要遵守这个规定。可是彭德怀不跟毛泽东的秘书约时间，就直接到毛泽东的住处去找他谈话，这本身就是违规的。
彭德怀没有事先跟毛泽东约时间，就直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赶上毛泽东在睡觉，这并不是毛泽东的责任。如果彭德怀真的想要跟毛泽东谈，那么彭德怀应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我想跟主席谈话。请你转告主席，等他有空时叫我过来谈话。”
或者彭德怀也可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等主席睡醒了，你打个电话给我，我过来找主席谈话。”但彭德怀这样的话也没有说，就走了，不谈了。这能说是毛泽东的责任吗？
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的秘书约时间，想要和毛泽东谈话，毛泽东不理睬他，那么这是毛泽东的责任。可是彭德怀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彭德怀和毛泽东“没有谈成”，就不是毛泽东的责任了，而是彭德怀自己的责任了。
然而，李锐却还要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把毛泽东描绘成高高在上的傲慢脾气。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记得1958年4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当夜我同彭德怀住在一起，在广州又同住一层楼。彭德怀除同我谈过平江起义的情况，想专门写战史这些事外，还谈到在江西时，同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如何随便，说：“有事就到他屋里去，如果他还睡在床上，把被窝一揭就是了。”于是彭德怀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
李锐写书时，彭德怀早已去世，所以是不是彭德怀真的对李锐说过这样的话，是“死无对证”之事。就算彭德怀真的这么对李锐说过，这也不能成为毛泽东胜利以后，变“骄傲”了，不再平易近人的证据。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只是一支小部队的领导人，没有太多事情，想要找毛泽东谈话的人也不多，所以彭德怀可以“有事就到毛泽东屋里去，把被窝一揭”。
现在，毛泽东已经变成几亿人口大国的国家领导人，事情非常多，想要找毛泽东谈话的人也非常多。如果人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有事就到毛泽东屋里去，把被窝一揭”，那么毛泽东根本就无法睡觉了。
找国家领导人谈话，要通过秘书预约时间，这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所以，毛泽东的身份变成国家领导人之后，不可能随便去见他了，这是很正常的事，绝不能只有毛泽东是这样，别的国家领导人不是这样。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人们可以随便“有事就到他屋里去，把被窝一揭”？
因此，李锐说【彭德怀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这种慨叹是毫无道理的。假如毛泽东对彭德怀这样的老战友，给予特别的优惠，别人要见毛泽东，需要跟秘书约时间；唯独彭德怀见毛泽东，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那么，彭德怀就有了别人没有的“特权”，同时这也成为毛泽东做事“不公平”的体现。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事是公平的。不论官员的级别高低，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秘书约时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就是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亲密战友”，也跟别的小官一样，需要通报之后，才能进去见毛泽东。这种做法，体现了毛泽东对部下“一律平等”的公平，难道不值得提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