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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政治的共同真相

崇新岳网友文字——

1959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但从实质上来看，应该说是为了“防止政变”。

要当政治家，就要有被“冤枉”的思想觉悟。你担当的职务越高，被冤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民日报》原总编吴冷西，披露了毛泽东对他的谆谆教诲。1957年6月，毛泽东告诫准备上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吴冷西说，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被“冤枉”是常有的事，要做好思想准备。
吴冷西回忆说：【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毛泽东这里告诫吴冷西，搞政治当官是一个高危职业。要不然你不要来当官，要当官就要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告诫是真诚的。毛泽东没有对吴冷西夸口说：“在我的领导下，不会出现冤假错案，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工作。”如果毛泽东这么说，那就是欺骗吴冷西了。因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有时候不得不冤枉一些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冤假错案是不可能避免的。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
毛泽东这里暗示吴冷西：即使在我的领导下，冤案也还是会有的，你要做好准备，说不定哪天你会遭到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坐牢的处分。毛泽东给吴冷西做出的唯一保证，就是“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也仅此而已。
毛泽东告诫吴冷西“五不怕”，不仅是针对吴冷西说的，也是针对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说的，甚至是针对他自己说的。从后来的事情看，彭德怀和刘少奇等高官，也都是做好了“五不怕”的思想准备。

理解了“当官”和“冤案”辩证关系，对彭德怀事件的实质，就会有另外一种理解。

1、国家与人民需要强力领导者；伟人同样需要团结的人民。 世界人民应该让南斯拉夫的剧本在美国上演——美国需要一分为三，黑人国家、白人国家、其他民族国家。
2、美国政治剧纸牌屋证明——对美国和平演变更容易。
3、美国人只所以允许日本人拜鬼、是因为他们认为思想无罪；既如此，太好办了——让大学、学术机构出面，先搞乱美国人的文化、社会。

以毛岸英的身份，完全可以不用入朝。但毛岸英依然按照父亲的意思加入志愿军。按照某些英明无比的专家推断，毛泽东所以送毛岸英入朝，主要是想要毛岸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对于这种假设，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好吧，先挂起来。但是需要指出，关于抗美援朝，是在多数人，包括林彪那个级别将领在内反对下，毛泽东乾纲独断出兵的。毛泽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捞取资历，其它方面机会多的是。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放进去，只为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态度。不论在任何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是可敬的。蓄意污蔑者，其心可诛。

网友文字——
彭德怀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即使钦佩毛泽东，也不会盲从。他有自己的世界观。所以结论是，有没有毛岸英事件，彭德怀庐山都会写信。只要写信，有没有毛岸英事件，彭德怀的待遇不会变。

毛泽东拿下彭德怀，另有隐情。继续分析之前，顺便驳斥另一个观点：即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因为功高震主。彭德怀真正能功高震主是在长征之前。长征之后的彭德怀就没机会了，他的红三军团基本上已经打残了，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就更没机会了。

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们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责制定纲领和策略。在他们以马仔的身份欺骗领导毛泽东的时候，也可能被下层马仔给蒙蔽。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大体上就两个字——乱和治——交替出现，往复循环。在乱和治交替出现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整体大治，到治中有乱，过度到乱中有治，再过度天下大乱。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乱和治转变快了一点，比方说安禄山叛乱，就直接把盛唐推向低谷。王朝更替基本就是这样。这还是文明史上最为坚韧有力的中华文明，许多民族动乱一下子就没有了。比方说中西亚那些帝国文明，比方说希腊以及晚一点的罗马，比方说活跃在北方的草原文明，比方说早一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方说远一点的玛雅文明，常常莫名其妙的就中断了。翻开历史书本，会发现一个个死去的文明就如感染瘟疫的牲口一般躺在那里。我们对它们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们没能经受得起乱和治的循环，因为它们都死去了。——这一切总有一个基调，乱或者治，生或者死。”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心服口服地真心发言指出——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从另一面展现出毛泽东的天子威严与霸气。
看表象的多数人还以为林彪在给领导戴高帽呢。呵呵。
蠢猪因霸道捡芝麻，智者因霸气得大利。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这样说道：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说历代开国之时，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就是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
【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千件，无非头发卡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去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仍增了产。可以不杀头，进行教育。龙云多活10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四件事：第一件是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第二件是基建1900多项；第三件是粮食翻番；第四件是办了人民公社。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
【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
【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农业发展，通过合作社到公社，我们总是增产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社、公社化总是推动了生产的。苏联集体化后，很长时间粮食减产。】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总是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当时人心高涨，心是好的，形势很好，但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后，腰杆才硬起来；但是还有一部分软，还被动。副食品总还是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
【人家对此有意见，讲得对。要认识这方面的缺点错误。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有的问题是得不偿失，这属于缺点错误部分。斯大林讲过，关于规律，人们适应时感觉不到，一破坏才感觉到了。这句话对，但不全面。】
【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遗产，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腿短，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
【张奚若讲我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我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
【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具有惊人的全局胸怀和长远眼光。早在1958年，他就对官二代做了两个预言，到现在他的这2个预言已经变为严峻的现实，不能不让人感慨，不能不催人思考，如何改进对官二代的教育。

毛泽东的这两个预言：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子女生活在汉献帝、阿斗那样的环境中养尊处优，相互攀比老爸，这让他担心会不会培养出一批贵族少爷？
第二，高级干部的子女管不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天津日报：毛泽东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巨人，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影响着他的后人及其身后的几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李刚儿子一句“我爸是李刚”的叫嚣让人震惊于毛泽东预言的准确！确实在官爸爸官妈妈的关照下，官二代们不需要有多大的付出就可以轻易享受到优越的生活。本来现在独生子女受到的娇生惯养就比较严重，而官二代们享受到的更是如同汉献帝、阿斗那样的小皇帝生活。但这样可以长久吗？仅仅依靠老爸的权力就能摆平一切吗？仅仅依靠老爸的官位就可以让一切人礼让三分吗？李刚儿子惹下的祸患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中终于靠老爸的权力难以摆平了。然而李刚儿子的叫嚣就不是孤独的个例，在李刚儿子此番言论之后，居然又出现了不少“我爸是县长”,“我爸是村长”“我叔是局长”等疯狂叫嚣，不能不让人对官二代们的教育感到担忧。

毛泽东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这在更早的时候就成为了惊人的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要一些官二代仗着老爸的权势违法犯罪，小平斩了一批敢于作奸犯科的官二代，掀起了一场严打斗争。”

一个陌生男人走到一个8岁女孩的身边，他说:"你妈妈有事让我来接你”，女孩说“好啊，密码是什么？”男人愕然，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原来，女孩的妈妈会跟她约定一个密码，当妈妈有事不能来接她时，就会让那个来接她的人说出密码，女孩才可以跟他走聪明的方法，值得推广。转给各位当爹当妈的人～～让孩子更安全，坏人更无机可乘，有群都发一下，举手之劳！

《军事牵制》——

第五章：反牵制
在战场上，有进招就有接招还招，但军事家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尽量将战争缩小在最有利于自己的范围内，所以鬼谷子说“主兵日胜而人不知，谓之神；主事日成而人不觉，谓之明。”战略家的战场是每时每刻的，所以真正能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气势恢弘的战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每个军事家在开战前都力求使敌方受到牵制，但敌方很可能也这样做，在历史上，被别人牵制也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多少历史上的枭雄因此陷入失败的境地。如拿破仑的后期战争，几乎都是处在两面或多面的战略牵制中失败的。而诸葛亮作战很少有被人牵制的时候，他一生统兵都是在设法牵制别人，而自己力求避免多面作战。
牵制在战争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被牵制，将会给己方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一章就很自然的出现了。《孙子》说：“致人而不致于人”，军事不能对自己有半点虚假。任何事情都有相对性，所以，对于牵制的另一面，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了解他，才能置于不败之地。
我们列举出十种反牵制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1确立明确的战略方向（目标）
牵制的目的是使敌对兵力分散，干扰敌对使其不能达到预定战略目标或不能确定目标。反过来说，当敌方使用牵制的时候，对方肯定也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方面，敌方可能使用利益或威胁的方法，牵制分散你的力量，阻挠你达到目标。那么，在对敌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要对敌对的种种假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能达到原战略目的的情况下，对于敌方不可辨别的诱惑，应以战场上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为主要方向（这个目标很大一部分是原始目标），以最有把握的方式实现目的；对于敌方的威胁，视战场上的得失，相机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阻击、牵制或放弃暂时利益来集中力量和争取时间实现主要目标。在战略方向上的改变选择上，让我们想起二战中反面人物的反面教材――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在苏德战争初期，希特勒的闪电战几乎无坚不摧，推进苏联纵深四百多公里，锋头直指列宁格勒、基辅以及莫斯科的屏障斯摩棱斯克。苏联在18天中损失30个师，70个师溃不成军，3000门火炮、1500辆坦克、2000架飞机被摧毁。而在莫斯科的大门即将洞开的时候，希特勒看好了高加索的石油，并想解除南线苏军的牵制，将进攻莫斯科方向的机械化部队纷纷调到南线，虽然基辅会战中苏军被俘就60余万人，但莫斯科方向上的进攻力度明显减小，南线进攻也被阻挡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这样为苏军争取了时间重新构筑了阵地，并集结了强大的预备队，而且将战争拖向西伯利亚严寒的冬天。希特勒在战争关键时候制定战争作战主要方向错误，将自己拖向灭亡。

2合纵连横，避免两线作战
合纵连横的外交政策是最普遍的牵制手段，从五千年前的黄帝联合炎帝战胜蚩尤，到二战的轴心国与同盟国，在今天，没有外交牵制手段的国家可以说不存在了。外交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也尤为突出，他是发动战争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也是结束战争的有力保障；一次成功使用外交牵制，就是减少一个或多个国家敌方，甚至增加一个或多个国家力量。回顾当年战国的合纵、连横策略，苏秦的“合众弱攻一强”，采用的就是一种威胁牵制，让山东六国为自身存亡而共同对付秦国；张仪的“连一强攻众弱”，采用的是利益牵制，秦国推崇齐国为东帝，让齐国称帝的欲望打破合纵的牵制而联合秦国攻打其他五国。不论是合纵还是连横，都是避免两面作战，使自己能够专一对付最重要的敌方，也就是主要战略方向。我们前面讲过，我们又不能过于依赖外交牵制，因为这种牵制是脆弱的，是消极牵制，这也是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的（见积极牵制和消极牵制），单纯的依靠外交或盟友就等于自取灭亡，打铁首先身要硬；二战中后期，苏军在1943年初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美国在1944年年中才在诺曼底登陆，但这次登陆的前后都牵制了德军的力量，减轻了苏军的压力，国家的生存之道只有“信己之私，威加于敌”。一句话：不依赖每一个外交盟友，不放弃每一次外交努力。

3敢于放弃，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
孙子兵法有“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这点上，毛泽东发挥的淋漓尽致，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可以让所有敌方都头疼的打法，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上的胜败就是时间和空间上军事综合力量优劣的对比，军事打击的第一目标是敌方的有生力量，夺取城市是为军事胜利清除障碍，而正是这个清除障碍，需要消耗一定的军事力量和时间，防守这个障碍，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力量。那么，在敌方给我们的多处城池造成牵制性的威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绝对不是分兵把守或决战城下，因为我们知道，处处分兵意味着处处挨打，消极防守城市，最终是丢失城市；当敌方无故让出他们的城池或卖出守不住城的破绽时，我们必须考虑清楚敌方的真实原因和意图，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我们的薄弱环节和主要作战方向。“歧路亡羊”，霸王项羽的失败之路总是在历史上重演！

毛泽东认为党风中的“教条主义”，是极大弊病。毛泽东说：【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崇新岳高见——
前面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着重分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形势”这个问题。笔者相信，很多人对毛泽东的这些话，只是表面上看懂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笔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笔者自己在10年前，也是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话，直到这些年才逐步地理解了一些，但也还谈不上完全理解。

要理解毛泽东，首先要理解毛泽东的地位。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高级领导人与一般的基层干部，在思考方式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用基层干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



高级领导人的思考方式与基层干部有什么不同呢？为了便于理解，这里还是用公司的例子来说明。公司老总和基层管理干部的第一个不同，是思考的范畴不同。基层干部想的是“怎样把事情干好”，而老总想的是“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用英文说，前者是How to do，后者是What to do。

比如一家皮鞋公司，基层干部想的是“怎样把皮鞋做好”的技术问题，而老总想的是“做什么款式皮鞋”的策划问题。基层干部的努力在战术方面，思考如何提高皮鞋质量的问题；而老总的努力则是在战略方面，思考这种款式的皮鞋，能不能卖掉的问题。

如果老总策划的款式不对路，生产出来的皮鞋质量再好，也卖不出去；相反，如果基层干部采用的制作皮鞋的方法不对路，生产出来的皮鞋质量很差，那么老总策划的款式再好，同样也卖不出去。

假如上述皮鞋公司，本来是生产普通皮鞋的，可是老总认为生产皮鞋已经没有前途了，认为生产运动鞋有前途。为了让公司更上一层楼，于是老总大胆策划，让公司从生产皮鞋转为生产运动鞋。可是公司在开始生产运动鞋后，却遇到了困难，生产出来的运动鞋卖不出去，公司赔钱了。

此时，基层干部的想法是简单的：运动鞋卖不出去，就是因为老总的策划错了，不应该改产运动鞋，应该继续生产过去的皮鞋。然而同样在此时，老总则会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运动鞋卖不出去，究竟是因为基层干部的战术问题，因为过去没有生产运动鞋的经验，制作运动鞋的方法不对路，生产出来的运动鞋质量不够高？还是因为老总的战略问题，生产运动鞋的策划本身不对路？

有人也许有疑问：老总为什么不亲自参与解决具体生产的技术问题呢？对于小公司来说，老总还有时间和精力过问技术问题，可是对于大公司来说，老总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技术问题，只能把技术问题交给基层干部去搞。如果老总过分陷入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性事物中，就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对于公司来说，反而是更危险的。

因此，在一家公司中，老总和基层干部是有分工的：老总负责战略问题，基层干部负责战术问题。一家公司是否成功，既取决于基层干部在战术上的努力，也取决于老总在战略上的策划，二者配合好才能成功。这就像打仗，要元帅的战略和将军的战术配合好，才能取胜。如果将军的战术不行，元帅的战略再好，也无法取胜。



从上述公司的例子，来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道理也是一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策划者是毛泽东，而实施者则是基层干部；毛泽东负责战略，基层干部负责战术。那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现挫折和失败，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战略错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不该搞？还是毛泽东的战略本身并没有错，但因为基层干部的战术错了，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法不对，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了？

现在很多人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用基层干部的思考方式，简单地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理解为毛泽东这个领导人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不应该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继续搞过去的老一套就行了。

但基层干部的思维方式，是近视的，只看眼前利益，没有看到长远的利益。他们没有想过，世界是在不停变化的，过去好的经验，将来可能会变成过时无用的东西；过去成功了，不等于将来也会成功。基层干部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继续沿用中国过去旧的一套老办法，中国又会怎么样？中国会有前途吗？

有人或许会说：毛泽东可以像现在这样，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持这种观点的人，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前提，是中国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样外资才有可能进来。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搞计划经济，即使想引进外资，外资也不会进来；即使想对外开放，那也是一厢情愿。



毛泽东的建国理念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前提下，是不可能用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办法来发展经济的。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智力测验题来思考一下：在坚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前提下，提出一个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办法？

认真思考过上面智力测验题的人，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答案：除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办法，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经过这样一种思考之后，我们就会理解，毛泽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并不是简单地头脑一时发热，因为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选择。

@绿屋书生 2014-04-21 11:01:48
掌握了政治改革的关键，如同在大河上建造起最坚固的桥梁，不仅可以大踏步前进、而且能够游刃有余了；同时也会最大化的避免风险，也不用象经济改革那样摸着石头过河，顾后亦瞻前、一步半惊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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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剑勇 2014-12-09 06:42:35
高见，宰相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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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赏识；过奖了。

反对毛泽东的人懂军事、政治、经济么；坐井观天还要自以为是。
以下网友文字——
比蒋介石更不想共军入川的是四川军阀。因为如果共军入川，那么蒋介石必然跟着入川，他们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川军优势兵力向长江渡口集结。那种情况下，渡江损失太大。毛泽东当即决定，挥师东进，并于二月中旬二渡赤水河。之后再次占领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城，俘敌三千，缴获大批战略物资，赢得长征之后第一个大胜仗。时间是二月二十九号。

二次占领遵义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豪气干云，写下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

再次回到遵义城，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战略态势仿佛并没改变，还在敌军包围圈中，表面看相当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原点，有什么好高兴的？要填词抒情。纵观毛泽东一生，他也不会把那种级别的小小胜利放在眼中。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已经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把西边的滇军调出来，引诱到包围圈中，那么共军就可以借云南方向空虚之际，西进再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相当于绕一个圈。
共军要渡江向北。蒋介石也知道共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军阀们也知道共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按照绝对实力，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共军还是渡江向北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差点就破产。因为它欺骗性太强，骗过了所有人，不仅骗过蒋介石和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甚至把共产党高层那些人都绕迷糊了。

客观说，前两次渡赤水是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虽然再次回到遵义城。毛泽东要主动出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飞机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希望把共军消灭在长江南岸。薛岳已经指挥大军从北面压上。另一边，则是黔系军阀，实力较弱。

就在此刻，发生另外一件事。红一军团截获蒋介石发给黔军的电报。林彪和聂荣臻发一个“急电”给中央，建议攻打金沙县（打鼓新场）的黔军。金沙县是贵州北部的交通要道。黔军战斗力一般。打下来之后有很多选择。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所有人都同意打金沙县。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因为他的目标是调动滇军，而非去咬黔军。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拿到军事指挥权，但并无决策权。军事行动依然由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商讨决策。也就是说，行军打仗，二十多人在一起讨论。那种情况下肯定是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吵吵嚷嚷，且效率低下。

此战关系到全党和全军的前途，自然还要开会讨论。时间是三月十号。当时毛泽东的职位是前敌总政委，朱德是前敌总司令，相当于恢复井冈山时代的经典二人组。但朱德和所有人一样，也赞他去打金沙县。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又要撂挑子，但得到的答案：“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他一怒之下离开会议室。
随后张闻天主持民主表决。结果毛泽东的前敌总政委就丢了。

此刻毛泽东没时间郁闷，他在意的并不是什么头衔，而是队伍的前途。怎么办呢？毛泽东又想到周恩来。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去周恩来房间。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虽然打下金沙县有种种好处，但是就算打下金沙县也没用，战略态势上还是死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北过江入川。要过江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西面的滇军调出来，隐蔽西进，再向北渡江入川。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两人一起去说服朱德。三月十一号早晨再次开会，三人一起说服政治局其他成员。毛泽东的意见才得以通过。毛泽东认为参与决策的人太多，影响效率和决断，向周恩来提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行驶军事指挥权。

三月十二号，军事三人组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王稼祥代表国际派。周恩来是最高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辅佐周恩来。这是周恩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模式。当初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一心想把毛泽东留下来帮自己没成功。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只是局势已经变了：名义上是周恩来最高负责人。实际上周恩来基本上不发话，战略战术由毛泽东说了算。周恩来成了一个军事过渡时期的选择，如同张闻天在政治上过渡一样。只不过周恩来的过渡期比张闻天要快很多。

黎阳大作——
一、准战争年代
所谓“毛泽东时代”，是指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这27年。
这27年是个“准战争年代”——从头至尾不是打仗就是准备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战
1、冷战（1945～1990）——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2、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的“超限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
1、反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封锁破坏（1949～），其高峰时段为1949～1955，比较著名的有：
——舟山群岛之战（1949.8～1950.5）：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万山群岛之战（1950.5～1950.8）：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珠江口、广州、广东沿海的基地
——上海保卫战（1950）：制止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上?
——海南岛之战（1950）：制止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奠定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基础。
——东山岛之战（1953）：反击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山岛
——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
——一江山岛之战（1955）：占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大陆沿海地区制空权争夺战（1949～）
——炮击金门（1958）
——挫败台湾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图谋（1962）
——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1962～1963）
——“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国内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
6、中缅边界勘界作战（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苏边界冲突（1969）
9、西沙之战（1974）
10、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在这样“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气氛、准战争环境中过来的。评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这个历史实际。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
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
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那么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
“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
——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
实际呢？
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当然！”
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
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都一直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正北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