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第二个“毛泽东”（长篇连载）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有矛盾就有斗争；有大的斗争就证明有群体与阶级。为什么要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都斗什么内容、哪些人反对阶级斗争，搞清楚这三个基本问题、有了基础知识才能提高情商与智商、才能明辨是非、才能一目了然。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7）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专门讲了彭德怀的问题，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
【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他们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没有国际背景。】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对彭德怀事件的评价，说彭德怀的关键问题不是那封信，而是他们的“反党活动”，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的这个说法，并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党中央的观点，当然也是毛泽东观点。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一个疑点：是不是与苏联有关？
刘少奇讲话中说的“某些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个“外国”指的就是苏联。为什么会说苏联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呢？这与苏联共产党喜欢干涉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传统有关。在新中国建国前，苏联就多次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扶持王明等代理人，这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来说，是不会忘记的。就是在新中国建国后，苏联也多次试图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比如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组建联合舰队，修建长波电台等，都让毛泽东很恼火。
毛泽东心里也清楚，苏联人很不喜欢他，想把他搞掉，换上王明式的听苏联话的人物。不过，王明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在中共党内已经“臭”了，所以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和怀疑，苏联试图在中共高层寻找新的代理人，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推理。
当然，当时中共党内能与毛泽东并肩的人物是没有的，任何人想单独挑战毛泽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外部有了苏联的支持，来一个“内外夹攻”挑战毛泽东，这样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特别是苏联有出兵干涉别国内政的先例，比如1956年出兵匈牙利。如果苏联出兵中国，扶持一个代理人上台，还是有可能成功的，这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怀疑：彭德怀是不是要充当苏联的代理人？毛泽东的怀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第一疑点是来自别人的揭发，比如萧华上将揭发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有与赫鲁晓夫单独交谈的嫌疑，贺龙元帅揭发彭德怀曾在1959年6月30日来庐山的火车上说：“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
彭德怀这里说的“红军”，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可能是指苏联红军，另一个意思可能是指过去的中国工农红军。如果是第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彭德怀内心里有试图请苏联红军来中国的意思，至少是他赞成请苏联人来干涉中国的事务，这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彭德怀的这句话被揭发出来后，也在党内高层引起“哗然”，这是彭德怀被扣上“里通外国”帽子的重要原因。
当然，单单凭着上述揭发的证据，再加一个“合巧”，就是苏联在彭德怀写信后，很快发表批评中国人民公社和间接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但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彭德怀真的与苏联人有“勾结”。然而彭德怀写信的时间，又引起毛泽东的怀疑，这就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的第二个疑点。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提出了这个疑点。毛泽东说：【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
【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这个疑点讲得更清楚。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专门讲了彭德怀的问题，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
【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他们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没有国际背景。】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对彭德怀事件的评价，说彭德怀的关键问题不是那封信，而是他们的“反党活动”，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的这个说法，并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党中央的观点，当然也是毛泽东观点。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一个疑点：是不是与苏联有关？
刘少奇讲话中说的“某些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个“外国”指的就是苏联。为什么会说苏联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呢？这与苏联共产党喜欢干涉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传统有关。在新中国建国前，苏联就多次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扶持王明等代理人，这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来说，是不会忘记的。就是在新中国建国后，苏联也多次试图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比如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组建联合舰队，修建长波电台等，都让毛泽东很恼火。
毛泽东心里也清楚，苏联人很不喜欢他，想把他搞掉，换上王明式的听苏联话的人物。不过，王明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在中共党内已经“臭”了，所以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和怀疑，苏联试图在中共高层寻找新的代理人，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推理。
当然，当时中共党内能与毛泽东并肩的人物是没有的，任何人想单独挑战毛泽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外部有了苏联的支持，来一个“内外夹攻”挑战毛泽东，这样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特别是苏联有出兵干涉别国内政的先例，比如1956年出兵匈牙利。如果苏联出兵中国，扶持一个代理人上台，还是有可能成功的，这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怀疑：彭德怀是不是要充当苏联的代理人？毛泽东的怀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第一疑点是来自别人的揭发，比如萧华上将揭发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有与赫鲁晓夫单独交谈的嫌疑，贺龙元帅揭发彭德怀曾在1959年6月30日来庐山的火车上说：“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
彭德怀这里说的“红军”，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可能是指苏联红军，另一个意思可能是指过去的中国工农红军。如果是第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彭德怀内心里有试图请苏联红军来中国的意思，至少是他赞成请苏联人来干涉中国的事务，这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彭德怀的这句话被揭发出来后，也在党内高层引起“哗然”，这是彭德怀被扣上“里通外国”帽子的重要原因。
当然，单单凭着上述揭发的证据，再加一个“合巧”，就是苏联在彭德怀写信后，很快发表批评中国人民公社和间接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但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彭德怀真的与苏联人有“勾结”。然而彭德怀写信的时间，又引起毛泽东的怀疑，这就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的第二个疑点。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提出了这个疑点。毛泽东说：【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
【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这个疑点讲得更清楚。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对所有中国人非常、 非常重要的文字与历史片段。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8）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就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展开起来。1958年7月，《人民日本》刊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这个新闻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明星和榜样，以后全国各地开始效仿。1958年10月，《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达12万斤。”该报道并声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付有照片，并让人们参观。这样一来，持怀疑态度的人也相信起来。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99%以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正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猛展开，四处喜报频传的时候，毛泽东又感到有些不自然。形势大好，好得让人都不敢相信了。毛泽东本人开始出现疑问：形势真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好吗？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自己身边的人去一些人民公社作调查，不久就发现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浮夸风”：虚报粮食亩产，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说成是一个村子的养的，弄虚作假。第二问题是“共产风”，人民公社把社员们的所有个人财产统统“共产了”，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对此，毛泽东感到运动的方向有点不对劲了。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有人提到10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毛泽东说：【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毛泽东进一步谈了他的顾虑，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谈到商品问题时，毛泽东也感到忧虑地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
毛泽东进一步说：【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
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问题后，第一次提出需要“纠左”。1958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对此毛泽东十分担心。在11月21日上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长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
毛泽东又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只好改一下。】
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
刘少奇插话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农民的年收入达到150元到200元，就转全民所有制，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
毛泽东说：【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要犯冒险主义错误了。】
刘少奇插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农民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
彭真插话说：【转慢了不利。】
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同志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农民就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毛泽东转而谈1959年的任务，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水利工程要搞1900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能少。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5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5千万人。如果死了5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1900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关于大炼钢铁问题，毛泽东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8月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2700万吨到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不搞那么多？现在才搞800万吨，就是6千万人上阵；明年搞3000万吨，要多少人上阵？这3000万吨钢，还联系到焦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把1959年的钢产量定为3000万吨，而仅在三个月之后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把1959年的钢产量降到1800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这时毛泽东已经发现问题，头脑也冷静下来。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
关于针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绿化，年年绿化，年年没有化，越绿化越见不到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有一份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立即把该《报告》印发会议，并写了一个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的重点放在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存在两个突出的倾向：第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第二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此，《决议》指出：【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决议》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了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不很彻底。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以下文字足以证明反对毛泽东的不是蠢猪就是自私自利的阴谋家。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9）
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开始，就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差，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两种不良倾向，这让毛泽东十分担心。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在1958年12月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目的都是为了“纠左”
毛泽东召开这两次会议，做出了一些决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股“左倾冒险主义”的风气。1959年1月开始，全国开始出现缺粮、缺油的情况，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这些情况让中共高官们感到不解：不是说1958年大丰收，粮食多得吃不了吗？怎么会出现缺粮呢？
这时候，广东省委发来广东雷南县的报告。该《报告》说：【雷南县去年粮食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
广东省委对该报告的批语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当时中共高层看了广东省委的报告，以为找到了“丰收年闹粮荒”的原因：原来是由于普遍存在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而造成的，并给农民瞒产扣上一顶帽子“本位主义”。高官们认为，只要展开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把农民私分的粮食“挖”出来，就可以解决粮荒的问题。然而毛泽东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的背景。
1959年2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在调查了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对农村瞒产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1959年2月底，毛泽东在郑州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还是“纠左”。
毛泽东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说：【右倾的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天津同志也右倾，到了山东，听说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继续说：【生产队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生产队有经营好坏的不同，收入多少的不同，粮食产量的不同，生产水平的不同，分配不能一样。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要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就是无偿剥夺别人的劳动。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说；【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农民瞒产是有原因的，是怕‘共产’，怕粮食外调，这种本位主义基本上是对的。讲全国一盘棋，光你国家算棋，农民不算棋？大队、小队不算棋？你国家是半盘棋，而那半盘棋人数最多。他们反对，我们就坐不稳。】
毛泽东最后指出目前农村问题的原因，说：【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外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
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的“左倾”作风，说：【一些领导干部，他们误认人民公社成立后，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目前的问题不是农民的“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的第二次讲话说：【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
毛泽东这么说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很多高官认为应该“大干快上”，不赞成毛泽东的保守“右倾”主张。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日记》记载：【（1959年）2月28日下午到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7个人去谈话。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晚上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谈到晚上9点多钟。】
王任重说毛泽东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毛泽东谈了什么呢？毛泽东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农民搞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全都被你拿走了？】
毛泽东说：【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险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我们得承认生产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你同它是买卖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从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六中全会搞的《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不然扳不过来。】
李先念插话：【2月27日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是极其正确的，那股共产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毛泽东很担心目前这股“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继续下去，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当前是春耕在即，必须要赶在春耕前解决问题，否则会出现更大的破坏。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等人，说：【鉴于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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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先进性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制度结构的管制，没有个人欲望的集体主义生产思想，物质完全满足分配，处于完全平等公正的社会状态。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和信仰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为实现目标的过程还是在理论发展下的一个实践经历，首要目标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意识胜出资本主义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务实的手段是生产力实现率先超越。
理论的原理是为实践服务的，又要依靠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唯一标准，走群众路线是其中为实现而必要的条件。但理论是否正确是需要意志的坚定去让实践结果来验证。
我们已经可以梳理出，以生命权为最高主权的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一生都陷于求生、求主、求权的追求过程中，而且，伴随其中的是人的本性---务实性追求中的自私自利。我们生存的星球资源是有条件满足限度的，人类以群居、部落开始争夺生存资源，直到发展成地区、国家。在发展中经济的博弈、战争的搏杀、理论的进步，这些力度差异的因素作用使人类分散的地位不时的发生变化，世界人类的生存地位与生活组成水平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即世界社会是一个少数人控制资源并控制大多数人的状态，而且几千年来总的组成形态一直没有变（有共同水平线的上升，但变的实质只是个别位置人的群体（或国家）上升与下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功完成了中国革命，也成功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在了一起，已预备将中华民族为人类奋斗的目标牢牢树立，将世界底层人类（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为打破这个人类金字塔的结构而持续努力。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发展理论，是中国的伟大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灵魂章程，是中国人民需要具备的世界观。这些就是我们清楚明白的国家道路，是我们的生活方向。
但是，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现在许多人和机构似乎不愿意去谈论这个道路与目标。究其原因，自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始了艰苦的社会主义国民产业建设，经历了国家基础最薄弱时期和外国帝国经济坚决封锁阶段。而当在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打下一个和平环境之后，中国的共产主义目标没变，但在为发展计划是消除人类金字塔上层还是扩大发展金字塔的下层方向问题，引发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政治上的持续争议继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回顾过去来总结看，毛泽东主席无疑具有政治上的绝对正确性，也为人类与民族事业，为抑制人的私利付出了一生的努力！虽然在这国家发展的前30年里，生产力没有彻底激发出来，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那是生产资料和产业基础过于薄弱所致，是中国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全面过渡的一个必然阵痛的过程，与政治争议阶级斗争无任何关系。而人民的思想在没有完全理解对国家理想目标的本质认识时候，却能够做到全面高度的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以来全民思想凝聚力与国家性格最强大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全民生产力得到激发，产业发展与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国家的资本积累也得以完成。当以“发展为第一要素”的经济发展获得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金字塔的底部得以抬高以后，塔尖不但没有彻底削弱削掉，利用投机贪腐的权贵资本、私利既得利益者却陆续登上塔尖。这就造成改革设计路线先富带动后富没有完全实现，人们的统一思想和国家的长远目标受到了动摇，思想意志与民族信仰也没有得到坚定的延续。但这一切现在将会在习大大新领导集体意欲扭转的施政方针下，因香港“占中”闹事为一个导火索，存在将国家目标与道路全面列入法治的可能，当然更不会排除顶层设计的执法路径与监督。
四、理论（先进性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制度结构的管制，没有个人欲望的集体主义生产思想，物质完全满足分配，处于完全平等公正的社会状态。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和信仰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为实现目标的过程还是在理论发展下的一个实践经历，首要目标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意识胜出资本主义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务实的手段是生产力实现率先超越。
理论的原理是为实践服务的，又要依靠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唯一标准，走群众路线是其中为实现而必要的条件。但理论是否正确是需要意志的坚定去让实践结果来验证。
我们已经可以梳理出，以生命权为最高主权的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一生都陷于求生、求主、求权的追求过程中，而且，伴随其中的是人的本性---务实性追求中的自私自利。我们生存的星球资源是有条件满足限度的，人类以群居、部落开始争夺生存资源，直到发展成地区、国家。在发展中经济的博弈、战争的搏杀、理论的进步，这些力度差异的因素作用使人类分散的地位不时的发生变化，世界人类的生存地位与生活组成水平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即世界社会是一个少数人控制资源并控制大多数人的状态，而且几千年来总的组成形态一直没有变（有共同水平线的上升，但变的实质只是个别位置人的群体（或国家）上升与下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功完成了中国革命，也成功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在了一起，已预备将中华民族为人类奋斗的目标牢牢树立，将世界底层人类（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为打破这个人类金字塔的结构而持续努力。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发展理论，是中国的伟大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灵魂章程，是中国人民需要具备的世界观。这些就是我们清楚明白的国家道路，是我们的生活方向。
但是，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现在许多人和机构似乎不愿意去谈论这个道路与目标。究其原因，自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始了艰苦的社会主义国民产业建设，经历了国家基础最薄弱时期和外国帝国经济坚决封锁阶段。而当在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打下一个和平环境之后，中国的共产主义目标没变，但在为发展计划是消除人类金字塔上层还是扩大发展金字塔的下层方向问题，引发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政治上的持续争议继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回顾过去来总结看，毛泽东主席无疑具有政治上的绝对正确性，也为人类与民族事业，为抑制人的私利付出了一生的努力！虽然在这国家发展的前30年里，生产力没有彻底激发出来，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那是生产资料和产业基础过于薄弱所致，是中国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全面过渡的一个必然阵痛的过程，与政治争议阶级斗争无任何关系。而人民的思想在没有完全理解对国家理想目标的本质认识时候，却能够做到全面高度的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以来全民思想凝聚力与国家性格最强大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全民生产力得到激发，产业发展与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国家的资本积累也得以完成。当以“发展为第一要素”的经济发展获得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金字塔的底部得以抬高以后，塔尖不但没有彻底削弱削掉，利用投机贪腐的权贵资本、私利既得利益者却陆续登上塔尖。这就造成改革设计路线先富带动后富没有完全实现，人们的统一思想和国家的长远目标受到了动摇，思想意志与民族信仰也没有得到坚定的延续。但这一切现在将会在习大大新领导集体意欲扭转的施政方针下，因香港“占中”闹事为一个导火索，存在将国家目标与道路全面列入法治的可能，当然更不会排除顶层设计的执法路径与监督。
二、整体（国家定位）
未来的发展，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定义广义性。人类为了追求永远和平，为了生活的轻松便利，是非常渴望能将一个语言、文化、经济统一在一个政体之下来运行。虽然不可妄想，但像个别地区比如欧洲，已经以货币单位欧元形成一个金融形式的统一框架，而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体是有政体机构意欲所求的，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们中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世界人民的眼里，这是一个可以扛得起一切冲击的天然大国，在地理分布上，也是占据了蓝色星球气候平均最为舒适，资源最为丰富的位置，是历史悠久、文化文明最完整的国家，这也就难免在历史上曾屡次遭受外国侵略的原因，而且直到现在也被老牌帝国觊觎和意图分裂，也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没有停歇的围堵中国，但是有用吗？
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执政的共和制国家，信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灭失资本主义私有制，信奉以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信仰的现代化大国。大国的固有稳定及惯性发展不会受到像香港“占中”、新疆暴恐袭击之类的这种相对局部的事件影响，怕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团结安定的趋势被扭转，这些将会在理论这一个讨论点上说说我们的理解。
那么，国家对内管理的形式还有什么样的理解？国人百姓是一个什么样位置关系？外在有什么样重大因素能给国家带来影响？理想的发展关系是怎样的？这里，我们想象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上市公司来比喻（暂以国际标准化的竞争组织结构设想），以其股票的走势模型（不完整）表现描述，来谈谈我们心中的希望。
因此假设，世界为大市场，世界的动态就有类似上证指数走势的实时变动，中国是市场上的一只超级上市公司大盘股AAA，简称为实体，内部配备职能结构完整，吸引力强大，已招募完成集合流通盘100万亿，实体实际控制人是国家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央企、国企是各自独立但关联的最大参股股东，民营企业是允许进出的流通股东，数十多亿国人是星罗棋布的自由小股东，其他国家、地区外来者为对国家的投资者。
在这个设想模型下，控制人经营公告中发出了一个5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任务，每年各统计公告的有对外业务（进出口）收益等，这样可以有能力维持股价向上发展，也可以用一定比例进行分红，相当于对地方和企业财政补贴，对小股东国人等相当于教育、医疗等生活补贴，对外来投资者相当于为回报。除此以外，日常生活（交易）中，还有自由的投机收益，而且，在目标统一下，共同团结可以将股价向上趋势一直维持下去。这样，在稳定（政治与经济）盈利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够满意，这也就说明，国家的稳定是人民的福音。
那当出现利空，例如像关联的地方香港“占中”、新疆暴力恐怖等事件发生，可以认为这属于局部问题，只会对收益造成影响，对个别股东和外来投资者有心理影响，对实体形象有一定冲击，股票走势会发生波动。但可以看出来，没有理由会对整个内部实体结构造成破坏。 而当控制人发生变更、关联发生战争等等，这就属于重大利空了，内部实体结构及职能部门就会为被动应对而发生调整，进而影响到外部一连串连锁效应的发生，这就是重大利空，这就是存在了有改变趋势的力量作用。
所以，国家富强，国家与人民紧密相关，共同合理的分配占有资源，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就决定了整体向好发展的走向，决定了对外部的吸引力（像台湾、香港的政治归顺）。其中也自然要求了国家需要担起重要的责任，人民也离不开对国家发展的参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是相互的热爱，因为皮（国家）之不存毛（人民）将焉附。
当然，现实情况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想提出来谈论思考的就是国家的趋势怎样？有没有影响国家趋势的事件发生？国家的未来战略只是简单的注视香港、台湾？呵呵~~我们在后续讨论中会对相关细节进行展开，慢慢深入。
未来的发展，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定义广义性。人类为了追求永远和平，为了生活的轻松便利，是非常渴望能将一个语言、文化、经济统一在一个政体之下来运行。虽然不可妄想，但像个别地区比如欧洲，已经以货币单位欧元形成一个金融形式的统一框架，而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体是有政体机构意欲所求的，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们中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世界人民的眼里，这是一个可以扛得起一切冲击的天然大国，在地理分布上，也是占据了蓝色星球气候平均最为舒适，资源最为丰富的位置，是历史悠久、文化文明最完整的国家，这也就难免在历史上曾屡次遭受外国侵略的原因，而且直到现在也被老牌帝国觊觎和意图分裂，也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没有停歇的围堵中国，但是有用吗？
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执政的共和制国家，信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灭失资本主义私有制，信奉以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信仰的现代化大国。大国的固有稳定及惯性发展不会受到像香港“占中”、新疆暴恐袭击之类的这种相对局部的事件影响，怕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团结安定的趋势被扭转，这些将会在理论这一个讨论点上说说我们的理解。
那么，国家对内管理的形式还有什么样的理解？国人百姓是一个什么样位置关系？外在有什么样重大因素能给国家带来影响？理想的发展关系是怎样的？这里，我们想象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上市公司来比喻（暂以国际标准化的竞争组织结构设想），以其股票的走势模型（不完整）表现描述，来谈谈我们心中的希望。
因此假设，世界为大市场，世界的动态就有类似上证指数走势的实时变动，中国是市场上的一只超级上市公司大盘股AAA，简称为实体，内部配备职能结构完整，吸引力强大，已招募完成集合流通盘100万亿，实体实际控制人是国家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央企、国企是各自独立但关联的最大参股股东，民营企业是允许进出的流通股东，数十多亿国人是星罗棋布的自由小股东，其他国家、地区外来者为对国家的投资者。
在这个设想模型下，控制人经营公告中发出了一个5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任务，每年各统计公告的有对外业务（进出口）收益等，这样可以有能力维持股价向上发展，也可以用一定比例进行分红，相当于对地方和企业财政补贴，对小股东国人等相当于教育、医疗等生活补贴，对外来投资者相当于为回报。除此以外，日常生活（交易）中，还有自由的投机收益，而且，在目标统一下，共同团结可以将股价向上趋势一直维持下去。这样，在稳定（政治与经济）盈利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够满意，这也就说明，国家的稳定是人民的福音。
那当出现利空，例如像关联的地方香港“占中”、新疆暴力恐怖等事件发生，可以认为这属于局部问题，只会对收益造成影响，对个别股东和外来投资者有心理影响，对实体形象有一定冲击，股票走势会发生波动。但可以看出来，没有理由会对整个内部实体结构造成破坏。 而当控制人发生变更、关联发生战争等等，这就属于重大利空了，内部实体结构及职能部门就会为被动应对而发生调整，进而影响到外部一连串连锁效应的发生，这就是重大利空，这就是存在了有改变趋势的力量作用。
所以，国家富强，国家与人民紧密相关，共同合理的分配占有资源，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就决定了整体向好发展的走向，决定了对外部的吸引力（像台湾、香港的政治归顺）。其中也自然要求了国家需要担起重要的责任，人民也离不开对国家发展的参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是相互的热爱，因为皮（国家）之不存毛（人民）将焉附。
当然，现实情况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想提出来谈论思考的就是国家的趋势怎样？有没有影响国家趋势的事件发生？国家的未来战略只是简单的注视香港、台湾？呵呵~~我们在后续讨论中会对相关细节进行展开，慢慢深入。
询问中国所有智库——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风险
——外行的逻辑思考
绿屋书生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国家战略，国际化是表象与目标，金融实质与战略目的是大宗物资定价权与国际话语权。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
人民币国际化好处不是很多，是相当多、严重多；各路大侠与智库、智囊都有高度共识；也可以参照人类历史上第一国际纸币英镑与现在第一国际霸权货币美元。
英镑与美元的国际化道路各有千秋；欧元远未成功。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简述。
1、发现许多言论、暂不研究出发点与目的，认为美国在缓慢衰落，因此，美元日薄西山，只好防守。
2、笔者不是金融专业与经济类专业人员，但大道至简、万物玄同。
3、客观分析。
当与中国人民币进行货币互换的国家有30个，先一分为二、标准是与美国的关系远近。
英国、加拿大等五个国家为第一组、与美国是盟友关系；与中国为盟友的五个国家为第二组；
其余二十个国家为第三组，中间派，有时或者说多数时间的政治本质是墙头草。
按照发达程度与经济总量，完全可以认为——与美国关系很近的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完全抵得上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25个国家——即如果3、5年内我们换出10万亿人民币，第一组的五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占半壁江山、拥有5万亿人民币；其余25个国家拥有5万亿人民币。这时我们也不害怕与担心，因为我们握有相等的筹码、对方货币。
四、人民币的风险。
询问中国所有智库——
1、二、三年后，温水煮了几次青蛙香肉、人民币慢慢海量扩散之后的月黑风高夜，如果与人民币互换的几个大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英国、加拿大突然集体贬值20倍（偶不懂升值10倍的战略意义）、或者换用美元怎么办？那时人民币是否既理论上间接也实际上直接升值，我们的贸易、我们的物资是否会被收割？
2、美国为什么不、以及什么时间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有利于美元、有利于打击人民币？
3、人民币国际化，主动出击必须兼顾战略风险。
——但愿偶这个外行杞人忧天、祝愿中华伟大复兴梦早日实现！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风险
——外行的逻辑思考
绿屋书生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国家战略，国际化是表象与目标，金融实质与战略目的是大宗物资定价权与国际话语权。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
人民币国际化好处不是很多，是相当多、严重多；各路大侠与智库、智囊都有高度共识；也可以参照人类历史上第一国际纸币英镑与现在第一国际霸权货币美元。
英镑与美元的国际化道路各有千秋；欧元远未成功。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简述。
1、发现许多言论、暂不研究出发点与目的，认为美国在缓慢衰落，因此，美元日薄西山，只好防守。
2、笔者不是金融专业与经济类专业人员，但大道至简、万物玄同。
3、客观分析。
当与中国人民币进行货币互换的国家有30个，先一分为二、标准是与美国的关系远近。
英国、加拿大等五个国家为第一组、与美国是盟友关系；与中国为盟友的五个国家为第二组；
其余二十个国家为第三组，中间派，有时或者说多数时间的政治本质是墙头草。
按照发达程度与经济总量，完全可以认为——与美国关系很近的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完全抵得上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25个国家——即如果3、5年内我们换出10万亿人民币，第一组的五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占半壁江山、拥有5万亿人民币；其余25个国家拥有5万亿人民币。这时我们也不害怕与担心，因为我们握有相等的筹码、对方货币。
四、人民币的风险。
询问中国所有智库——
1、二、三年后，温水煮了几次青蛙香肉、人民币慢慢海量扩散之后的月黑风高夜，如果与人民币互换的几个大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英国、加拿大突然集体贬值20倍（偶不懂升值10倍的战略意义）、或者换用美元怎么办？那时人民币是否既理论上间接也实际上直接升值，我们的贸易、我们的物资是否会被收割？
2、美国为什么不、以及什么时间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有利于美元、有利于打击人民币？
3、人民币国际化，主动出击必须兼顾战略风险。
——但愿偶这个外行杞人忧天、祝愿中华伟大复兴梦早日实现！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10）
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人到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大多数高官“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对毛泽东的唱“低调”，持不同态度。据参加该会议的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3月2日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主席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又说：【头一天我放一炮，我说：什么瞒产私分，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在座的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如果你们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么很重的话，是因为他感到这股“共产风”刮下去太危险了，必须及时刹住。毛泽东接着说：【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现在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是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为基础，否定了过去“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是“纠左”很重要的一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发表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共讲了18个问题。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等16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虽说毛泽东在二届全国人大上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党中央的大事，还是由他决定。就在二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有15个省送来“春荒缺粮”的报告，特别是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这5个产粮大省，发生缺粮，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毛泽东给这份文件起了一个非常醒目的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立即转发有关部门。毛泽东给周恩批示说：【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在全国出现了普遍的春荒，使毛泽东震动很大。毛泽东除了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做出指示之外，又专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直接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发到最基层。毛泽东在该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关于包产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百斤的，今年能增产1百斤、2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6百斤、1千斤、1千2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种植越密越好。对此毛泽东在信中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不对。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节约粮食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最后对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该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封通信，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讲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对解决当时农村“共产风”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指出：【一、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月6月两个月内，以抓农业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保证丰产丰收。三、扩大春播面积。四、恢复社员的自留地，鼓励私人养猪。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和执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
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说：【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针对工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讲话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人民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
毛泽东继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缩小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就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初毛泽东也是热情洋溢，想大干一番。可是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发现，这场运动的走向，与他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大跃进”搞成了“浮夸风”，“人民公社”搞成了“共产风”，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想要搞的东西，可以说是“事与愿违”。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努力纠正这场运动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纠左”。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努力“纠左”，试图把这场误入歧途的运动，扭转到健康正确的方向。
通过这半年的“纠左”，已经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但毛泽东认为“左”还有很大的市场，一部分干部头脑发热，对“左”的危害没有深刻认识。因此，毛泽东决定与1959年7月，在庐山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继续“纠左”。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是这半年多来“纠左”路线的延长线，是为了克服和解决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使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
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人到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大多数高官“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对毛泽东的唱“低调”，持不同态度。据参加该会议的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3月2日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主席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又说：【头一天我放一炮，我说：什么瞒产私分，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在座的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如果你们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么很重的话，是因为他感到这股“共产风”刮下去太危险了，必须及时刹住。毛泽东接着说：【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现在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是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为基础，否定了过去“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是“纠左”很重要的一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发表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共讲了18个问题。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等16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虽说毛泽东在二届全国人大上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党中央的大事，还是由他决定。就在二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有15个省送来“春荒缺粮”的报告，特别是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这5个产粮大省，发生缺粮，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毛泽东给这份文件起了一个非常醒目的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立即转发有关部门。毛泽东给周恩批示说：【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在全国出现了普遍的春荒，使毛泽东震动很大。毛泽东除了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做出指示之外，又专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直接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发到最基层。毛泽东在该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关于包产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百斤的，今年能增产1百斤、2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6百斤、1千斤、1千2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种植越密越好。对此毛泽东在信中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不对。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节约粮食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最后对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该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封通信，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讲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对解决当时农村“共产风”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指出：【一、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月6月两个月内，以抓农业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保证丰产丰收。三、扩大春播面积。四、恢复社员的自留地，鼓励私人养猪。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和执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
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说：【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针对工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讲话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人民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
毛泽东继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缩小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就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初毛泽东也是热情洋溢，想大干一番。可是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发现，这场运动的走向，与他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大跃进”搞成了“浮夸风”，“人民公社”搞成了“共产风”，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想要搞的东西，可以说是“事与愿违”。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努力纠正这场运动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纠左”。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努力“纠左”，试图把这场误入歧途的运动，扭转到健康正确的方向。
通过这半年的“纠左”，已经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但毛泽东认为“左”还有很大的市场，一部分干部头脑发热，对“左”的危害没有深刻认识。因此，毛泽东决定与1959年7月，在庐山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继续“纠左”。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是这半年多来“纠左”路线的延长线，是为了克服和解决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使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
需要让所有中国人知道；大学公告、所有网吧粘贴。
中美合作也需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十 条 诫 令
2001年7月16日----8月15日香港 《广角镜》 月刊披露美国人1951年制定的内部代号为《十条诫令》的内容。其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和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给他们制造对于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 包括电影、出版物、电视、广播……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留恋我们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必需品、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忠诚于政府改变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即转向体育表演、色情出版物、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和宗教的复杂奥妙。
4、频繁地搞一些枝节问题，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元素。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中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和族群、 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刻骨的仇恨，这是任何时候不能忽视的策略。
5、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领导人的形象。我们的记者应该寻找机会采访和报道他们，然后编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推销“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促进“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要始终如一地要求他们实施民主和保护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是实话实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和毫不客气地发展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
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美国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的人民就会对他们完全失去信心。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霸权，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怂恿社会动乱。然而，我们必须装作非常慷慨地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的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必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动乱。
9、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足以破坏他们传统价值观的资源，甚至于包括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信仰。关键在于，摧毁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竭力打击他们勤劳和苦干的精神。
10、 秘密地交付各种武器，武装他们的一切敌人和有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参见《十条诫令》为2001年7月16日——8月15日香港《广角镜》月刊)
“Ten commandment”
2001.7.16---8.15 Hong Kong “Wide Angle” Monthly Magazine reveals the American’s internal coded “Ten commandment” in 1951, their contents are follows:
1. Exhaust all material seduction so as to rotten their youngsters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defy and to disdain. Go further to object publicly their education receiving, especially on Communist principals. Give them chances and promote their interests on pornongraphic freedom,then encourage them on indiscriminate sex. Make them feel unshameful on vanity and skin-deep. We must devastate their emphasis on their spirts on industriousness and hardwork.
2. Exhaust all possiblities to propaganda work，includes movies, publications,televisions, airwaves …… and new religious preaching styles. Only if they linger on our ways of basic necessities (Wearing ,food,living and transportations)，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we are already half way to success.
3. Distract the attentions of their youngsters from their allegiance to government, Redirect their ways of thinkings sporting performances, pornongraphic publications, pleasure, games, movies of criminal nature and religious sophistication.
4. frequently produce minor issues for their people discuss public. By this we can plant cleaving elements into their subconsciousness. Especially to find good chances within their ethnic minorities. Classify their individual districts，ethnic groups and cleave their sentiments. Created to tighten hate amongst them, this is a strategy that can never be foregone.
5. Create consistent “News” to smear the images of their leaders. our reporters should find chances to interview and to report them, then organise their own words to attack themselves.
6. In what ever circumstances we shall promote “Democracy”.when chances come, no matter big ones or small, visible or invisible，we have to grasp and to start with “Democratic campaign”. In whatever occasions, we have to consistently make demands on thei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nly if everyone of us can speak for this consistently would their people believe that we are telling the truth. By hook or by crook, unscrupulously we will expand our every territory and will get hold of everyone.
7. Exhaust to spend their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encourage them to borrow from US. This way we shall have the assurance to destroy their credibility,to depreciate their currencies and to create inflation .Only when they lost their controls on price would their people lose confidence totally.
8.Use ou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visibly and invisibly to attack their industry. Only when their industry becomes paralysed when we can encourage social unrest. However ,we must pretend to be very charitable to help them and to aid them. This, their government will appear weak and fatigue .A weak and fatigue government will bring along more social unrests.
9. Make use of available resources, even for one single bodily movements，one word，one smile, sufficient to destroy their traditional values. We must use all these to devastate their moral beliefs. To destroy the keys to their self esteem and self confidence means exhaustions to attack on their industrious and hardworking spirits .
10. Deliver in the dark on all kinds of weapons. Armed their enemies and possible enemies.
(Please refer to “Ten Commandments” on 2001.7.16----8.15 Hong Kong”“Wide Angle Magazine”Monthly)
中美合作也需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十 条 诫 令
2001年7月16日----8月15日香港 《广角镜》 月刊披露美国人1951年制定的内部代号为《十条诫令》的内容。其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和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给他们制造对于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 包括电影、出版物、电视、广播……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留恋我们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必需品、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忠诚于政府改变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即转向体育表演、色情出版物、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和宗教的复杂奥妙。
4、频繁地搞一些枝节问题，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元素。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中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和族群、 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刻骨的仇恨，这是任何时候不能忽视的策略。
5、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领导人的形象。我们的记者应该寻找机会采访和报道他们，然后编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推销“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促进“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要始终如一地要求他们实施民主和保护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是实话实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和毫不客气地发展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
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美国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的人民就会对他们完全失去信心。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霸权，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怂恿社会动乱。然而，我们必须装作非常慷慨地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的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必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动乱。
9、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足以破坏他们传统价值观的资源，甚至于包括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信仰。关键在于，摧毁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竭力打击他们勤劳和苦干的精神。
10、 秘密地交付各种武器，武装他们的一切敌人和有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参见《十条诫令》为2001年7月16日——8月15日香港《广角镜》月刊)
“Ten commandment”
2001.7.16---8.15 Hong Kong “Wide Angle” Monthly Magazine reveals the American’s internal coded “Ten commandment” in 1951, their contents are follows:
1. Exhaust all material seduction so as to rotten their youngsters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defy and to disdain. Go further to object publicly their education receiving, especially on Communist principals. Give them chances and promote their interests on pornongraphic freedom,then encourage them on indiscriminate sex. Make them feel unshameful on vanity and skin-deep. We must devastate their emphasis on their spirts on industriousness and hardwork.
2. Exhaust all possiblities to propaganda work，includes movies, publications,televisions, airwaves …… and new religious preaching styles. Only if they linger on our ways of basic necessities (Wearing ,food,living and transportations)，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we are already half way to success.
3. Distract the attentions of their youngsters from their allegiance to government, Redirect their ways of thinkings sporting performances, pornongraphic publications, pleasure, games, movies of criminal nature and religious sophistication.
4. frequently produce minor issues for their people discuss public. By this we can plant cleaving elements into their subconsciousness. Especially to find good chances within their ethnic minorities. Classify their individual districts，ethnic groups and cleave their sentiments. Created to tighten hate amongst them, this is a strategy that can never be foregone.
5. Create consistent “News” to smear the images of their leaders. our reporters should find chances to interview and to report them, then organise their own words to attack themselves.
6. In what ever circumstances we shall promote “Democracy”.when chances come, no matter big ones or small, visible or invisible，we have to grasp and to start with “Democratic campaign”. In whatever occasions, we have to consistently make demands on thei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nly if everyone of us can speak for this consistently would their people believe that we are telling the truth. By hook or by crook, unscrupulously we will expand our every territory and will get hold of everyone.
7. Exhaust to spend their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encourage them to borrow from US. This way we shall have the assurance to destroy their credibility,to depreciate their currencies and to create inflation .Only when they lost their controls on price would their people lose confidence totally.
8.Use ou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visibly and invisibly to attack their industry. Only when their industry becomes paralysed when we can encourage social unrest. However ,we must pretend to be very charitable to help them and to aid them. This, their government will appear weak and fatigue .A weak and fatigue government will bring along more social unrests.
9. Make use of available resources, even for one single bodily movements，one word，one smile, sufficient to destroy their traditional values. We must use all these to devastate their moral beliefs. To destroy the keys to their self esteem and self confidence means exhaustions to attack on their industrious and hardworking spirits .
10. Deliver in the dark on all kinds of weapons. Armed their enemies and possible enemies.
(Please refer to “Ten Commandments” on 2001.7.16----8.15 Hong Kong”“Wide Angle Magazine”Monthly)
当初签订广场协定的结果，就是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美元升值，接近50%。
升值的目的，一个当然是要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个也是希望改变德国和日本过于依赖外贸，希望可以增加内需而改变对美国的贸易太过于不平衡。
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当然带来的情况是这两个国家的产品，在出口上竞争力减弱，在进口上反而东西便宜了。因此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就是你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要求的是你的工资水平也下降，这样可以冲销货币升值带来的出口负面影响。
可是你要求增加内需，来弥补出口方面的损失，是要求你的工资水平上升，这样才可以带动内需。而这个似乎就是一个矛盾。
这个时候，在德国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苏联垮台和东欧变色，带来了德国统一这个大事件。
当东德加入之后，德国马上面临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新的市场出现了，内需解决了很大一块。而随着东德劳动力的加入，德国的工资水平自然被拉下来了，这又弥补了德国出口的竞争力下降的不足。
而日本则没有这个运气，所以在无法大规模开发其他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市场是要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而且后来日本经济有一段时间，就是靠了中国市场），日本当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脱套。
当然在后来，德国的日子就更好过了。那就是欧元的产生和欧元区的成立，为德国制造增加了很大的准内需市场，那么美国市场对德国产品比重的降低，导致了美国对德国经济的掌控力和讹诈力大幅度降低。
升值的目的，一个当然是要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个也是希望改变德国和日本过于依赖外贸，希望可以增加内需而改变对美国的贸易太过于不平衡。
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当然带来的情况是这两个国家的产品，在出口上竞争力减弱，在进口上反而东西便宜了。因此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就是你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要求的是你的工资水平也下降，这样可以冲销货币升值带来的出口负面影响。
可是你要求增加内需，来弥补出口方面的损失，是要求你的工资水平上升，这样才可以带动内需。而这个似乎就是一个矛盾。
这个时候，在德国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苏联垮台和东欧变色，带来了德国统一这个大事件。
当东德加入之后，德国马上面临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新的市场出现了，内需解决了很大一块。而随着东德劳动力的加入，德国的工资水平自然被拉下来了，这又弥补了德国出口的竞争力下降的不足。
而日本则没有这个运气，所以在无法大规模开发其他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市场是要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而且后来日本经济有一段时间，就是靠了中国市场），日本当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脱套。
当然在后来，德国的日子就更好过了。那就是欧元的产生和欧元区的成立，为德国制造增加了很大的准内需市场，那么美国市场对德国产品比重的降低，导致了美国对德国经济的掌控力和讹诈力大幅度降低。
感谢崇新岳先生 提供这些历史细节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11）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卸掉国家主席的担子，事务性的工作减少，毛泽东似乎轻松了一些。为此，毛泽东准备在1959年6月，回一趟故乡韶山看看。自从毛泽东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韶山，已经阔别32年了。
去韶山的路上，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一部分省市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说：【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这个教训大了，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起了容易，收回去就难。】
毛泽东又说：【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要把家庭副业，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有人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11）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卸掉国家主席的担子，事务性的工作减少，毛泽东似乎轻松了一些。为此，毛泽东准备在1959年6月，回一趟故乡韶山看看。自从毛泽东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韶山，已经阔别32年了。
去韶山的路上，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一部分省市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说：【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这个教训大了，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起了容易，收回去就难。】
毛泽东又说：【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要把家庭副业，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有人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了讨论题目，共14个：(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增加4个问题，共提出18个讨论问题，供参加庐山会议的高官们讨论。
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上述18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第一个“读书”问题，毛泽东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关于第二个“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毛泽东继续说：【今年这时的形势，与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又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关于第三、第四、第五个问题，也就是“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第五年计划”，毛泽东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毛泽东继续说：【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
毛泽东又说：【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关于第六个“宣传”问题，毛泽东说：【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
关于第七个“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关于第十四个“如何过日子”问题，毛泽东说：【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最后，毛泽东强调党内的团结问题，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团结问题，是因为此时中共遇到了重大挫折。凡是事业顺利的时候，人们比较团结一致，没有什么分歧；然而当事业出现挫折时，人心就容易涣散。因此毛泽东认为，在目前党的事业出现重大挫折的时候，如果党内不统一思想，党就有分裂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此时写信，有意制造党内的分裂气氛，所以非常生气。
毛泽东对形势和前途的认识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希望用这个看法，把高官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继续“纠左”，把今后的工作推向前进。
前面提到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纠左”，与这次庐山会议的主题一样。彭德怀也都参加了上述四次中央会议，为什么彭德怀不在上述四次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等到从苏联访问回来后再毛泽东写信？
再进一步，彭德怀参加了上述四次会议，对毛泽东“纠左”的意图应该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上面的几次会议上，公开声明自己是“右倾”，多次说“我是右倾，我是唱低调”，彭德怀应该亲自听过毛泽东的这些话。可是彭德怀在信中，基本上没有赞扬毛泽东在这半年来一直在“纠左”，相反却批评毛泽东是“左倾”，并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这样一来，毛泽东能没有想法吗？
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上述18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第一个“读书”问题，毛泽东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关于第二个“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毛泽东继续说：【今年这时的形势，与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又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关于第三、第四、第五个问题，也就是“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第五年计划”，毛泽东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毛泽东继续说：【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
毛泽东又说：【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关于第六个“宣传”问题，毛泽东说：【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
关于第七个“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关于第十四个“如何过日子”问题，毛泽东说：【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最后，毛泽东强调党内的团结问题，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团结问题，是因为此时中共遇到了重大挫折。凡是事业顺利的时候，人们比较团结一致，没有什么分歧；然而当事业出现挫折时，人心就容易涣散。因此毛泽东认为，在目前党的事业出现重大挫折的时候，如果党内不统一思想，党就有分裂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此时写信，有意制造党内的分裂气氛，所以非常生气。
毛泽东对形势和前途的认识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希望用这个看法，把高官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继续“纠左”，把今后的工作推向前进。
前面提到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纠左”，与这次庐山会议的主题一样。彭德怀也都参加了上述四次中央会议，为什么彭德怀不在上述四次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等到从苏联访问回来后再毛泽东写信？
再进一步，彭德怀参加了上述四次会议，对毛泽东“纠左”的意图应该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上面的几次会议上，公开声明自己是“右倾”，多次说“我是右倾，我是唱低调”，彭德怀应该亲自听过毛泽东的这些话。可是彭德怀在信中，基本上没有赞扬毛泽东在这半年来一直在“纠左”，相反却批评毛泽东是“左倾”，并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这样一来，毛泽东能没有想法吗？
资料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如果你是政治家，你怎么办——
毛泽东的二难境地
——人皆可为尧舜
绿屋书生
一、毛泽东的创新。
1、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是不走“老路”的，他以创新为主，因此成就巨大。
2、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会邯郸学步，他有自己的办法；当然，在恰当的时间，邓小平的中顾委分两步走解决了老干部问题。
推翻旧统制、建立新体制的布衣还有刘邦、朱元璋；国学大师曾仕强认为毛泽东的第二件事才真正伟大，理解不了国学的精髓就理解不了曾仕强的话。
反对毛泽东的人绝大多数应该是右派的后代、只是为了一家之私利；不然，所有反对者会保持中国人的本色与传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睚眦必报也是普通人的本色。
3、毛泽东既要解决许多新问题，又要创新更多新办法，还要许多人理解支持以致执行到位，不止是处于二难境地。
现实中，多数人理解不了毛泽东的做法，所以经常性蒙头转向，画猫不成反类虎、甚至上辕下辙了。
4、几天前，看到网文写到某高级干部（不是彭德怀）在某时期受到迫害，不禁愤怒——这名干部犯的大错误被那位作者吃了么，这已经不是掐头去尾的盲人摸象，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颠倒黑白。
毛泽东的二难境地
——人皆可为尧舜
绿屋书生
一、毛泽东的创新。
1、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是不走“老路”的，他以创新为主，因此成就巨大。
2、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会邯郸学步，他有自己的办法；当然，在恰当的时间，邓小平的中顾委分两步走解决了老干部问题。
推翻旧统制、建立新体制的布衣还有刘邦、朱元璋；国学大师曾仕强认为毛泽东的第二件事才真正伟大，理解不了国学的精髓就理解不了曾仕强的话。
反对毛泽东的人绝大多数应该是右派的后代、只是为了一家之私利；不然，所有反对者会保持中国人的本色与传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睚眦必报也是普通人的本色。
3、毛泽东既要解决许多新问题，又要创新更多新办法，还要许多人理解支持以致执行到位，不止是处于二难境地。
现实中，多数人理解不了毛泽东的做法，所以经常性蒙头转向，画猫不成反类虎、甚至上辕下辙了。
4、几天前，看到网文写到某高级干部（不是彭德怀）在某时期受到迫害，不禁愤怒——这名干部犯的大错误被那位作者吃了么，这已经不是掐头去尾的盲人摸象，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颠倒黑白。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13）
一个人做事总是有动机的，彭德怀写信，当然也是有动机的。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不外乎是“好的”和“坏的”两种。如果是“好的”动机，那是为了挽救党的事业，是为了告诉毛泽东农村情况的真相，是为了提醒毛泽东意识到左倾的危险性。如果是“坏的”，那就是试图对毛泽东进行报复，试图打击毛泽东的威信，甚至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虽说有不少证据，似乎证明彭德怀的动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证据，似乎证明彭德怀的动机是“坏的”。“坏动机”证据的最重要之一，就是彭德怀为什么不早提意见、为什么不早写信的“时间问题”。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到湖南农村调查时 ，就发现农村的问题很严重，一位老红军还给他写条子说：“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老红军明确告诉彭德怀，明年的日子很难过了，要饿死人了，请彭德怀向上面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为人民“鼓与呼”。
如果彭德怀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党的事业，是为了告诉毛泽东农村情况的真相，是为了提醒毛泽东意识到左倾的危险性，那么彭德怀就应该尽早向毛泽东反映，尽快给毛泽东写信。从“好的”动机出发，似乎无法解释彭德怀为什么要把老红军对他寄予希望的“鼓与呼”，一直拖了半年多，直到1959年7月，才给毛泽东写信。
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7月，彭德怀有两次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央会议，一次是1959年3月的郑州政治局会议，另一次是1959年4月的上海中央全会，这两次会上彭德怀都见到毛泽东了，和毛泽东一起开会，但彭德怀却什么也没有说。因此，这个“时间问题”，成为彭德怀证明自己“好的”动机的最大难点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的“时间问题”，提出质问说：【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彭德怀），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
刘少奇也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实，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各种事实，毛泽东都是已经知道的，这些对于毛泽东来说，并没有帮助他解真相的作用。就像刘少奇说的那样：“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不少人质问彭德怀写信的“时间问题”，但彭德怀都没有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一来，从“坏的”动机出发，倒是容易解释彭德怀的行动了，可以这样推理：彭德怀这么做，是为了寻找最佳时机向毛泽东发难。这也就成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二个疑点。
一个人做事总是有动机的，彭德怀写信，当然也是有动机的。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不外乎是“好的”和“坏的”两种。如果是“好的”动机，那是为了挽救党的事业，是为了告诉毛泽东农村情况的真相，是为了提醒毛泽东意识到左倾的危险性。如果是“坏的”，那就是试图对毛泽东进行报复，试图打击毛泽东的威信，甚至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虽说有不少证据，似乎证明彭德怀的动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证据，似乎证明彭德怀的动机是“坏的”。“坏动机”证据的最重要之一，就是彭德怀为什么不早提意见、为什么不早写信的“时间问题”。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到湖南农村调查时 ，就发现农村的问题很严重，一位老红军还给他写条子说：“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老红军明确告诉彭德怀，明年的日子很难过了，要饿死人了，请彭德怀向上面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为人民“鼓与呼”。
如果彭德怀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党的事业，是为了告诉毛泽东农村情况的真相，是为了提醒毛泽东意识到左倾的危险性，那么彭德怀就应该尽早向毛泽东反映，尽快给毛泽东写信。从“好的”动机出发，似乎无法解释彭德怀为什么要把老红军对他寄予希望的“鼓与呼”，一直拖了半年多，直到1959年7月，才给毛泽东写信。
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7月，彭德怀有两次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央会议，一次是1959年3月的郑州政治局会议，另一次是1959年4月的上海中央全会，这两次会上彭德怀都见到毛泽东了，和毛泽东一起开会，但彭德怀却什么也没有说。因此，这个“时间问题”，成为彭德怀证明自己“好的”动机的最大难点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的“时间问题”，提出质问说：【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彭德怀），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
刘少奇也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实，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各种事实，毛泽东都是已经知道的，这些对于毛泽东来说，并没有帮助他解真相的作用。就像刘少奇说的那样：“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不少人质问彭德怀写信的“时间问题”，但彭德怀都没有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一来，从“坏的”动机出发，倒是容易解释彭德怀的行动了，可以这样推理：彭德怀这么做，是为了寻找最佳时机向毛泽东发难。这也就成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二个疑点。
网友如松——
原油价格连续暴跌，很多人说是阴谋论，实际上根本就是错误的，这是典型的供需关系在发生作用。
以前，欧佩克对油价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油价不振，欧佩克就会减产提振油价。可是，今天全世界原油供应已经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与2008年以前的原油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北美、欧佩克、俄罗斯互相竞争，原油总体过剩的情况下，谁减产就会将市场让给另外两家，给别人做嫁衣的事情谁都不愿意，最终只能开启价格战。
如今的俄罗斯不具备减产的本钱，源于正在东西两个方向整军备战，财政开支加大，限制原油产量意味着将份额让给北美和欧佩克，削弱自己的财政能力；欧佩克也一样没有减产原油的本钱，ISIS正在折腾，是北约在出力抵抗ISIS的扩张，海湾国家也需要整军备战，降低原油产量显然很难，何况这样一来北约会不高兴，如果在抵抗ISIS的事情上北约不积极，ISIS就会给海湾国家带来灾难，所以海湾国家并不敢违背北约的意志。
我们知道，能源成本占全社会商品总成本的一半左右（也包括煤炭。电力也是能源的一种转换形式），原油价格的连续下跌会带来什么样的局面？
以铁矿石、有色金属、石化制品、煤制品、电力等为代表的基础材料都是能源消耗的大户，能源成本在他们的生产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原油价格的下跌，意味着这些矿山、企业的利润率提升，这些企业就会开足马力生产，将原本就是供给过剩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带入过剩更加严重的局面(当然也包括伦铜，所以，如松为国储的伦铜悲哀）。当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产业的成本中心下移之后，就会带动社会所有商品成本的下移。
社会商品总成本的中心下移和售价的下移（现在是全球产能过剩的阶段），就会造成全球的经济紧缩，将世界带入大萧条。
中国的萧条必定衍化成严重的滞涨，源于中国不能准许通货紧缩的剧烈发生，因为这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剧烈紧缩，后果不言自明。今天，中国还在采取加税、托伦铜价格、收储托农产品等技术手段来避免进入恶性通货紧缩，当能源价格带动全社会商品总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中国只能开启货币贬值对抗紧缩的道路，因为贬值的货币才是对抗紧缩的最有效武器。当然，这种人造通胀也会带来制造业以比别的经济体更快的速度萎缩。
如今的局面已经不可更改，全球的大萧条即将来临，就在2015年开始。但中国是以开启严重滞涨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中国特色，这也是《白银算盘》所说的真正含义。
我在前文说过，全球萧条，而美国只保持相对繁荣，这是世界的未来。源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最主要是核心GDP增长（依靠的不是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而是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全球商品价格的下跌冲击的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影响很小。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普遍在上游基础原材料产业有大量的投资，中国在制造业上也有大量的投资，随着商品价格中心的下移，就会被迫进入去杠杆的进程，未来将在银行形成天量的坏账(中国的能源投资和基础原材料投资很多是以外汇储备完成的，将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出现巨大的损失，如果被投资的企业破产，股权投资就基本归零）。而有些国家采取增发货币的手段规避这种恶性通货紧缩，就会出现货币危机，全球的新兴经济体都难逃这种厄运。
恶性通货紧缩和严重的滞涨，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大萧条的形式，根本还是货币危机。
原油价格的连续下跌，很多人将俄罗斯的危机看成是俄罗斯自己的，不是！原油价格连续下跌带来经济危机绝对不是俄罗斯自己的，而是全世界的！所以，普京说：原油价格连续维持在80美元以下，世界经济将崩溃。这是千真万确的，绝不是信口胡说。
三个月后，所有新兴经济体都会体会到原油价格连续下跌带来的破坏力，那时没有别的选择，要么选择恶性通货紧缩，要么选择货币危机，没有其它。
原油价格连续暴跌，很多人说是阴谋论，实际上根本就是错误的，这是典型的供需关系在发生作用。
以前，欧佩克对油价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油价不振，欧佩克就会减产提振油价。可是，今天全世界原油供应已经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与2008年以前的原油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北美、欧佩克、俄罗斯互相竞争，原油总体过剩的情况下，谁减产就会将市场让给另外两家，给别人做嫁衣的事情谁都不愿意，最终只能开启价格战。
如今的俄罗斯不具备减产的本钱，源于正在东西两个方向整军备战，财政开支加大，限制原油产量意味着将份额让给北美和欧佩克，削弱自己的财政能力；欧佩克也一样没有减产原油的本钱，ISIS正在折腾，是北约在出力抵抗ISIS的扩张，海湾国家也需要整军备战，降低原油产量显然很难，何况这样一来北约会不高兴，如果在抵抗ISIS的事情上北约不积极，ISIS就会给海湾国家带来灾难，所以海湾国家并不敢违背北约的意志。
我们知道，能源成本占全社会商品总成本的一半左右（也包括煤炭。电力也是能源的一种转换形式），原油价格的连续下跌会带来什么样的局面？
以铁矿石、有色金属、石化制品、煤制品、电力等为代表的基础材料都是能源消耗的大户，能源成本在他们的生产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原油价格的下跌，意味着这些矿山、企业的利润率提升，这些企业就会开足马力生产，将原本就是供给过剩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带入过剩更加严重的局面(当然也包括伦铜，所以，如松为国储的伦铜悲哀）。当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产业的成本中心下移之后，就会带动社会所有商品成本的下移。
社会商品总成本的中心下移和售价的下移（现在是全球产能过剩的阶段），就会造成全球的经济紧缩，将世界带入大萧条。
中国的萧条必定衍化成严重的滞涨，源于中国不能准许通货紧缩的剧烈发生，因为这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剧烈紧缩，后果不言自明。今天，中国还在采取加税、托伦铜价格、收储托农产品等技术手段来避免进入恶性通货紧缩，当能源价格带动全社会商品总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中国只能开启货币贬值对抗紧缩的道路，因为贬值的货币才是对抗紧缩的最有效武器。当然，这种人造通胀也会带来制造业以比别的经济体更快的速度萎缩。
如今的局面已经不可更改，全球的大萧条即将来临，就在2015年开始。但中国是以开启严重滞涨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中国特色，这也是《白银算盘》所说的真正含义。
我在前文说过，全球萧条，而美国只保持相对繁荣，这是世界的未来。源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最主要是核心GDP增长（依靠的不是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而是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全球商品价格的下跌冲击的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影响很小。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普遍在上游基础原材料产业有大量的投资，中国在制造业上也有大量的投资，随着商品价格中心的下移，就会被迫进入去杠杆的进程，未来将在银行形成天量的坏账(中国的能源投资和基础原材料投资很多是以外汇储备完成的，将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出现巨大的损失，如果被投资的企业破产，股权投资就基本归零）。而有些国家采取增发货币的手段规避这种恶性通货紧缩，就会出现货币危机，全球的新兴经济体都难逃这种厄运。
恶性通货紧缩和严重的滞涨，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大萧条的形式，根本还是货币危机。
原油价格的连续下跌，很多人将俄罗斯的危机看成是俄罗斯自己的，不是！原油价格连续下跌带来经济危机绝对不是俄罗斯自己的，而是全世界的！所以，普京说：原油价格连续维持在80美元以下，世界经济将崩溃。这是千真万确的，绝不是信口胡说。
三个月后，所有新兴经济体都会体会到原油价格连续下跌带来的破坏力，那时没有别的选择，要么选择恶性通货紧缩，要么选择货币危机，没有其它。
历史上的十万个为什么（4）：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14）
庐山会议上“军事俱乐部”的第二个人物是张闻天，彭德怀和张闻天组成一个反党集团，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是一武一文，也没有历史渊源。在江西苏区时代，张闻天的地位高于彭德怀，后来张闻天又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共总书记，但当时是毛泽东主管军事，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所以张闻天与彭德怀，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多少私人交情。
从1935年1月遵义上张闻天当选中共总书记，到1938年12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这段时间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共的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都是张闻天主管的。毛泽东主管的军事，张闻天一般不插手，这样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维持了一段时间比较良好的合作。
但是，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相差很远，毛泽东不喜欢张闻天，张闻天也不喜欢毛泽东。比如毛泽东的原秘书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说：【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六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毛主席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张闻天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张闻天与毛泽东最大冲突之一，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据《张闻天年谱》记述：【1938年11月，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
另据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张闻天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张闻天的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毛主席同江青结婚。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根据杨尚昆的说法，毛泽东做事似乎很霸道。不过考虑对杨尚昆在文革中被打倒，对毛泽东可能会有一些恩怨看法。毛泽东本人在1950年代曾对他青少年时的好友周世钊，谈过当年他和江青的婚事。据说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你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
【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延安整风之后，张闻天名义上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退出中共高层，担任一些不重要的闲职。1949年建国后，张闻天一度担任驻苏联大使，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个职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张闻天在这段时间，与苏联高层接触多，有了一定的“交情”，这也是后来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怀疑与苏联有关系的因素。
张闻天1955年卸任苏联大使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也不算低。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张闻天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对张闻天有看法，认为他书生气重，不足担当重任。据胡乔木回忆说：【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作。”毛主席批评张闻天：“‘狭、高、空、怯、私’，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张闻天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张闻天的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而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似乎也有“不服气”的感觉。张闻天虽说对毛泽东的指示都是贯彻照办的，但他对毛泽东的态度，一直缺乏“崇敬”。张闻天写的文章，一般都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张闻天的讲话，也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功绩。在中共高层都能看出，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有所不满。
1958年4月，张闻天到上海、杭州参观，之后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三份报告，称赞形式大好。在这三份《报告》中，张闻天很难得地称赞了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新气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
【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报告，十分高兴，亲自给张闻天写信，说：【洛甫同志（张闻天）：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狭、高、空、怯、私），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
【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
【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你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1958年5月8日上午3时】
毛泽东专门给张闻天写这封信，同时也表现出毛泽东对张闻天的重视。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过去这个高高在上的书生，现在终于走到群众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特别写信给张闻天表示祝贺。不过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并非就此打消，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终于公开出来。
庐山会议上“军事俱乐部”的第二个人物是张闻天，彭德怀和张闻天组成一个反党集团，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是一武一文，也没有历史渊源。在江西苏区时代，张闻天的地位高于彭德怀，后来张闻天又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共总书记，但当时是毛泽东主管军事，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所以张闻天与彭德怀，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多少私人交情。
从1935年1月遵义上张闻天当选中共总书记，到1938年12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这段时间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共的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都是张闻天主管的。毛泽东主管的军事，张闻天一般不插手，这样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维持了一段时间比较良好的合作。
但是，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相差很远，毛泽东不喜欢张闻天，张闻天也不喜欢毛泽东。比如毛泽东的原秘书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说：【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六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毛主席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张闻天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张闻天与毛泽东最大冲突之一，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据《张闻天年谱》记述：【1938年11月，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
另据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张闻天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张闻天的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毛主席同江青结婚。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根据杨尚昆的说法，毛泽东做事似乎很霸道。不过考虑对杨尚昆在文革中被打倒，对毛泽东可能会有一些恩怨看法。毛泽东本人在1950年代曾对他青少年时的好友周世钊，谈过当年他和江青的婚事。据说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你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
【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延安整风之后，张闻天名义上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退出中共高层，担任一些不重要的闲职。1949年建国后，张闻天一度担任驻苏联大使，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个职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张闻天在这段时间，与苏联高层接触多，有了一定的“交情”，这也是后来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怀疑与苏联有关系的因素。
张闻天1955年卸任苏联大使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也不算低。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张闻天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对张闻天有看法，认为他书生气重，不足担当重任。据胡乔木回忆说：【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作。”毛主席批评张闻天：“‘狭、高、空、怯、私’，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张闻天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张闻天的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而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似乎也有“不服气”的感觉。张闻天虽说对毛泽东的指示都是贯彻照办的，但他对毛泽东的态度，一直缺乏“崇敬”。张闻天写的文章，一般都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张闻天的讲话，也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功绩。在中共高层都能看出，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有所不满。
1958年4月，张闻天到上海、杭州参观，之后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三份报告，称赞形式大好。在这三份《报告》中，张闻天很难得地称赞了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新气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
【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报告，十分高兴，亲自给张闻天写信，说：【洛甫同志（张闻天）：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狭、高、空、怯、私），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
【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
【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你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1958年5月8日上午3时】
毛泽东专门给张闻天写这封信，同时也表现出毛泽东对张闻天的重视。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过去这个高高在上的书生，现在终于走到群众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特别写信给张闻天表示祝贺。不过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并非就此打消，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终于公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