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底该不该推翻满清？
二、愤青民众毁了北洋政府
三、宪政的希望——袁世凯
四、近代最黑暗的时期
五、受夹板气的北洋执政
六、外来的推动力量
七、双雄争位
八、北伐关键时刻的分裂
九、蒋介石“清共”
十、共同的敌人
十一、建立国民政府
十二、东北易帜
十三、前三次围剿
十四、九一八事变
十五、淞沪抗战
十六、第四次围剿
十七、长征
十八、张学良态度的转变
十九、“西北大计划”
二十、日本人资助的“抗日反蒋”运动
二十一、西安事变
二十二、野心破灭
二十三、斯大林挑起中日全面战争
二十四、尾声


初稿已完成，随校随发，欢迎大家指正、讨论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现代历史中的很多内容被遮掩、歪曲，导致笔者之前的了解断断续续，很多地方都有滞涩之感，有些事件甚至觉得官方的解读莫名其妙，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比如张学良居然会傻到送蒋介石回南京，又如北伐军竟然在与外敌激战之际发生内讧，宁汉分裂，之后各自为战），因而心中总感压抑莫名，似是被迷雾所笼罩。近日看了一些文章，明白了很多内情，基本厘清了从清末到建国间的历史脉络，将近现代历史中的各大事件渐渐串联起来，颇觉拨云见日，心头畅然，遂分享心得于此，并求方家指正。

一、到底该不该推翻满清？

清末国家弱小，任由列强宰割，外敌当前，当时最重要的其实并非推翻帝制，而是强国，否则就算驱除帝制，中国仍然是列强口中的鱼肉，而没有了清朝的一统态势，变成一盘散沙，只会被欺压更甚，更难实现民族振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慈禧推行的“十年新政”虽有卓有成效，但烂透了的满清很难根除大部分积弊，且为了防范汉人翻身还有很多政令不肯推行，因此其改良的速度和彻底程度多半不足以令中国挣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更不要说慈禧一挂，就算没有革命党闹事，清朝也很可能还是会落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因此，当时推翻满清未必就是个错误，辛亥革命也未必就是不正义的行为（另，辛亥革命孙中山并未参与，广州起义也没他的份儿，其实孙中山对当时的政局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被严重夸大了。)
如上所言，等待满清改良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可壮士断腕，干掉满清，后果也不会理想。当时的中国，无论走哪条路，其实都是一条烂路。当时的智者，无论怎么分析，估计看到的也都是绝望。
之所以干掉满清后反而令中国落入更加凄惨的境地，是因为辛亥革命这种推翻模式太次。各地的将领、官员都很睿智，一见大厦将倾，立时便换了外皮，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保存了实力，令中国陷入军头割据的局面。其实当时的满清摇摇欲坠，将其灭掉并不困难，若能像明朝驱除鞑虏那样，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满清势力横扫平推出去，乘势控制全国，实现一统，效果无疑是最好地，可惜客观条件决定了在推翻满清前，民间很难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因此既然不准备让清朝走改良之路，那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就成了必然。
当时的列强们固然不希望中国变强大，但更不希望中国战乱不绝，因为这样不利于他们做买卖；而且洋人也不觉得中国能够很快强大起来；加上西方以商贸为核心利益，对中国是否会变强反倒放在其次，就算会让中国变强，只要利于倾销商品，还是会做，因此这些境外势力并不会刻意去干涉中国。这种意识形态给中国翻身其实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可惜我们没法去抓住。

二、愤青民众毁了北洋政府

在辛亥革命之后，惊才绝艳的袁世凯是当时威信最高，最能服众，也最有机会一统河山的人。虽然当时各地多为名义上依附，袁的统治有些虚浮，但如果有充足的时间训练新军，增强国力，同时逐步剪灭各军阀，花上很长的时间，经历多年的战乱，还是有机会让中国在宪政之下逐渐强大起来的。至于为人诟病的“二十一条”之类饱受列强欺压的条约，不过是卧薪尝胆阶段的无奈，当时的国人其实应该支持他丧权辱国，只要受辱之后能够励精图治，发展国力，就终有一雪前耻之时。可惜当时的国人见识浅薄，缺乏远见，不顾北洋政府初立，内政不稳，百废待兴，急需稳定的发展环境之事实，更罔顾“弱国无外交”的铁则，对袁签署的稍有屈辱的条约都不能容忍，动辄游行闹事，攻击洋人，徒逞一时之快，常陷北洋政府于内外交困，前后夹击之窘境。
之前林则徐瞎胡搞，乱玩气节，手段强硬地虎门硝烟，就害得中国被暴打一顿，而且禁烟之后鸦片反倒从偷偷贩运变成了合法销售，在中国地区的倾销量激增，中国受到的屈辱和伤害数倍于前。过了几十年，清廷头脑发昏，纵容义和团屠虐洋人（与印尼排华事件在动机上有一定共性），结果遭来报复，被八国联军连都城都攻破，国体尽丧，无数百姓惨遭蹂躏，之后清廷还要含羞忍辱，赔礼道歉，并为之前暴徒们对洋人侨民施加的残虐兽行支付天文数字的赔款，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庚子赔款是列强对清廷纵容拳民屠虐在华洋人的惩罚，首要目的并非敛财，而是要让中国人记住教训，以保障侨民今后的安全。此后清廷各官吏对洋人畏惧如虎，民间百姓与洋人发生冲突后，一味偏袒洋人。这并非因为这些官员天生犯贱，或者胆小如鼠，毫无骨气，其间也多有节烈之士，只是朝廷被洋人打怕了，也长了记性，勒令官员们不得引发争端，要尽量忍让；这些官员们也知道人在矮檐下就得低头，小不忍招大祸的浅显道理，所以才相忍为国。事实上，这才是明智的国策。列强们见中国政府知过能改，颇觉欣慰，后来见中国穷得可怜，还主动返还了一笔巨款，专门用于教育，在各地建立学堂，以帮助国人提高素质〈列强认为国人太愚昧，类似土著，难以对话，也清楚中国政府未必能管控住治下的野蛮国民，所以不惜斥资帮中国百姓提高认识，尽快与国际接轨，不致再次出现义和拳烧杀淫掠这样的暴力事件，这样利于他们向中国倾销商品。）
中国政府两次自不量力，与洋人冲突，都迎来了非常凄惨的后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实力不行还要硬玩骨气，非但挣不回面子，反倒会遭致更大的屈辱。这就如走在街上，被巨汉推搡了一下，或者受到被扇耳光之类的羞辱后，老老实实离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硬要争一口气，踢人家一脚，当下是爽了，平衡了，紧接着肯定是被人家打断腿。等到被打怕了，最终还是得服软，叫爷爷，受更大的屈辱，还不如之前忍一忍呢。
当时的西方列强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只会尊重同级数的强者，只会忌惮真正能够威胁到他们的人，和人家硬玩骨气，耍气节肯定是玩不转的，想要得到尊重，想不再受辱，只有自身先强大起来这一途。西方列强们非常尊重和我们同为亚洲人的日本，接纳其成为列强中的一员，是因为日本靠着异常成功的明治维新在几十年中脱胎换骨，打垮了清朝，打败了俄国，用血和火赢得了尊严。

三、宪政的希望——袁世凯

韩信钻裆，终成名将。勾践吃屎，方灭吴国。李渊若非称臣突厥，做突厥人的小可汗，多年奴颜婢膝，换得突厥兵襄助，又岂能击败群雄，篡夺大隋江山，建立大唐？唐太宗李世民若非搬空府库，缴纳巨额财富给打到长安脚下的突厥人，签订城下之盟，唐朝恐怕在626年就灭亡了，又哪能在四年之后趁着突厥内乱垂死而灭其国，夺其地，大大地扩张疆域？
袁世凯英武睿智，自然明白在国家变得强大之前，对列强只能唯唯诺诺，百般退让，暂受胯下之辱的道理，可老百姓们却没有这种政治眼光，看见丧权辱国就要扎刺，不停地闹事，要求政府和列强反目摊牌，这让北洋政府左右为难。而民众的情绪又被一些不甘臣服的军头们利用来抵制中央，给北洋政府添乱。
袁世凯素有强国梦想，觉得各地割据，不受控制，宪政模式下中枢对地方的控制力太低（宪政国家通常是由一个已经控制全国，且政令通畅的军政府转变的，比如美国，而中国此时虽然貌似一统，其实还是军阀割据状态，不大可能转变成真正的宪政），对发展国力不利，而帝制则可以增强控制力度，让中国更快地强大起来，因此倒行逆施，复辟了帝制（其动机兼有内心私欲）。
事实上，先一统再发展，攘外必先安内，这些思路也不算错，若真能建立起一个高度独裁的帝国，由一个新兴的高效统治层带领，其实更容易发展国力，提升武装力量，能让中国尽快从被掠夺的弱国跻身列强行列，成为光荣的剥削其它弱国的列强之一（就好像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但袁高估了自身的武力，低估了反对力量（他要中央集权，各地的军头们自然不愿意，所以大家发动“护法运动”之类的军事行动反袁，其中固然有反对社会模式倒退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动机恐怕还是不愿被一统掉，蔡锷之流只不过是打着“救国”之类冠冕堂皇的旗号兼谋私利罢了），因此最终兵败。
宏观来看，既然袁世凯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就还不如在宪政下尽量中枢集权，慢慢一统，慢慢强国。他判断错误，急于求成，最终断送了中国在清朝灭亡后步入真正宪政时代的可能，无疑是应该承担一定的历史罪责地，但不该是如今主流舆论中所说的“丧心病狂，为一己私欲倒退文明，出卖国家利益”云云。其实袁世凯在时人眼中，一直是思想先进，能力出众的一代英杰，被当时的很多人视为中国复兴的希望，可就因一步走错，就像当年的王莽一样，被后人贬低得一文不值。一切尽如那句话般：“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便是“分而治之”，一旦出现了某个强人一统天下的苗头，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对立面，破坏这种趋势，好让中国永远处于内乱之中，无法获得统一国家具有的起码国防能力，以便其从容地蚕食鲸吞。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在辛亥革命前支持孙文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反对南北议和，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支持南北分裂，为此特地安排梁启超秘密南下参加护国军政府，后来又支持唐绍仪出头搞南北朝，都是出自这一用心。
可叹的是，主动配合日本这一宏观战略的“民族英雄”们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孙中山一再发动革命，使得中国陷入长期分裂。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使得全国失去了传统的统一权威。他意犹未尽，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虽一度流亡海外，但护国战争爆发后又卷土重来。哪怕是在老袁死后，他仍能借口“护法”，成立“非常国会”，在广州非法开府，使得事实上的南北朝获得了正式名称。
这一系列民族自杀行为，制造出了遍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使得国家陷入长期内战。最先看透这点的是老袁，所以他要在死前留下自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四、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

历史书上宣称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把孙文推翻满清的果实给攫取了，这种说法是在歪曲事实。孙文虽然反清多年，但影响和作用有限，辛亥革命他也并未参与，广州起义更没他的份儿，其实孙中山对当时的政局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被严重夸大了，这源于国共两党对其相继的吹捧。辛亥革命能令清廷退位，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列强的几番痛打和太平天国这场武装民变动摇了清廷的统治，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地方上的军政大员拥兵自重，清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沦落到唐朝中后期的地步，比“周天子”强不了多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编练了“新军”，战斗力冠于全国，但在关键时刻，新军的首领，深受皇恩的袁世凯却没有为这个即将崩塌的政权出力，而是迫使清帝退位，响应了辛亥革命。毫不夸张地说，袁世凯才是推翻满清的头号功臣，坐大总统的位子天经地义，孙文想来抢才是要窃夺革命果实呢。事实上，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根本没有今人普遍认为的那么高（全是后来夸大渲染吹出来的），他连自己的小党派都控制不住，若不是靠着素来擅长的暗杀手段干掉声望如日方中、后来居上的宋教仁（此节存争议），他连国民党内的头把交椅都坐不住，更不要说统治全中国了。
相比上面这两条实打实的因素，什么民族矛盾、外国思想的渗透、百姓奴性的下滑、孙文黑社会闹事般的反清活动，都不过是满清谢幕的次要原因罢了。如果当时袁世凯铁了心帮清廷维持，以新军强横的战斗力，起义军根本支撑不了多久，辛亥革命必定惨败收场，更谈不上什么争夺胜利果实了。当然，当时清廷气数已尽，就算袁氏竭尽全力，也只能是多维持几年而已。虽然当时还有一些省愿意追随清廷，延续帝制，但更多的省终将自治脱离，中国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内战不休，就如唐末一般。纵观历史，哪一次大分裂后的改朝换代不是尸横遍野（改朝换代时，几千万人没于乱世的情景比比皆是，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是常事，比如隋末4600万变为唐初的1300万） ，外来异族趁机入侵肆虐，国家残破（如唐亡后陷入五代十国的大乱局）？中国这次改朝换代（而且还是名义上结束封建统治的超大变革）能够基本上和平解决，令百姓大多得到保全，袁世凯实在功莫大焉，堪称是国家的功臣，人民的大救星，后来的倒行逆施并不该遮掩之前伟大的历史功绩。

@李驮跋 2016-05-01 12:57:49
思想通达，文气欠贯通。如更条理锤炼尤佳。天涯难得一见史学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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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过奖了，文字方面我再尽量认真些，不过大致也就是这种水平了。

兄台如有独到见解，也请在这里不吝赐教。

补充下北洋时期孙文挑动的三次内战

二次革命

孙中山被袁世凯赶走后，心中不甘，时刻想着要夺取政权；而其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渐渐被宋教仁所超越，遂暗杀了宋教仁，栽赃给袁世凯，并以此为借口，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

孙文自己没有军队，只能利用各地军阀对中央集权的不满来反对北洋政府。江西军阀李烈钧被免职后心怀怨恨，与孙文一拍即合，电告讨袁，宣布江西独立，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等省也相继独立，出兵北伐。北洋政府则出兵剿灭这些藩镇，北洋军节节胜利，很快便杀入南方，二次革命发动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军阀部队的战斗力没有北洋军强，二是孙文和地方军阀们的叛乱行为严重不得人心。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至少表面上建立起一套民主、开明的政治结构，推行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一时间全国民主的气氛十分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多种，而即使是像陈翼龙般猛烈攻击袁世凯政府的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制袁、反袁的报刊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给百姓们提供了一幅大革命走向太平盛世的美好图景，此时大部分人都对北洋政府充满信心，袁世凯也是众望所归的风云领袖。此外，在当时那种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之下，中央集权能够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因此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做到政令畅通，有效地控制地方，结束战乱和分裂，从而能够安心建设，尽快让国家富强起来。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孙中山为了个人私欲，大肆煽动串联，带着国民党和割据的地方军阀勾结起来，反对中央，点燃战火，令社会动荡不安，自然不得人心，大家普遍将袁世凯视为安定生活的保护神，将北洋政府视为正义的代言人，希望他尽快剿灭叛军，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人们指斥孙中山一伙人不过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权力，甚至有人骂孙文等人是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就不配称作革命。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官员、商会、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人心之向背昭然若揭，可孙文权欲熏心，仍然不管不顾地发动了战争。

事实上，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不支持孙文分裂国家、挑起战争的行为，开战之后，很多国民党议员仍然留在北京，准备参加议会，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甚至后来在南京不辞而别。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普遍不相信宋教仁是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地（宋并未威胁到袁，双方相处融洽；且袁对各种攻击者都很宽容，又何必单单非要整死宋；事实上，宋教仁之死令袁世凯遭到怀疑，又无从解释，一时相当窘迫尴尬，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宋教仁在生）；二是大家并不希望开违背宪法这样的坏头，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破坏好不容易才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风气和行事规范，而且当时风气开明，宋教仁案走法律渠道能够更好地解决，更何况此时国民党的武力又不占优。

孙文等人的军事冒险最终失败，这反倒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坑了国民党自己。之前国民党在南方的势力很大，与北洋政府暗别苗头，已令袁世凯不满，早有剿灭之心，却苦无借口。此外，由于孙文是靠混黑社会起家，麾下的所谓革命党人中有着大批黑社会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为社会各界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在辛亥革命之后，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便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又不好处理这些并未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功臣，便只能听之任之，地方上被搞得一片混乱，这也是身为中央的北洋政府所不满地。因此在此次军事上大获全胜之后，北洋政府便趁机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一一清除，又将那些祸害地方的国民党人一扫而空，令社会清平不少。

对于那些在辛亥革命之后表面上尊奉北洋政府的各地军阀，袁世凯本来没有理由施压，中央对地方无法控制，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袁氏的中央政府毫无办法，结果财政入不敷出，只有靠着举债度日，栖栖遑遑。此次借着打击二次革命，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国民党盘踞的“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军阀们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忤逆，在“二次革命”后，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山西（阎锡山）、东三省（张作霖）之外，其他各省均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而这几个省的军阀也变得老老实实。

二次革命最大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就是破坏了当时难得的宪政氛围和民主风气。孙中山勾结军阀，因为尚未确定的谣言便发动反对中央的叛乱，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这开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头，对整个政治氛围构成了极大的戕害，是一种大倒退，完全摧毁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代议制政体，二次革命也成为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开端。原本袁世凯迫于舆论压力，在各方面都追求开明、民主，中国似乎已能建立起一个宪政国家，但此举给了袁加强独裁的借口，也断绝了他走宪政的道路（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这为其后来走上错误的称帝道路，中国在他死后陷入十余年军阀混战的惨境埋下了伏笔。

@李驮跋 2016-05-01 13:06:56
治史最重要的是用 历史 的眼光对特定 历史 条件下的事件、人物进行分析，有的人的眼光是几十年，有的人能看到上百年，真正的史学家能把一件事放在至少三百年的 历史 上，进行横向纵向的比对，分析这件事情所造成的 历史 影响。当代教材所教授之所谓 历史 ，屁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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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本的功能又不是宣示史实，而是教化育人，即忽悠。

护国运动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逃亡国外，但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遂四处游说，利用地方军阀们对中央集权的不满情绪，煽动众人起兵反袁，但袁世凯风头正盛，没有军阀敢于挑头闹事，响应孙文，孙中山只好继续串联、蛰伏。

不久，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把自己名声搞臭，竖立成了公敌，大批支持他的民众改变立场，也给孙文和其它抵制北洋中央中央集权的地方军阀提供了闹事的借口。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麾下的众军头也大多反对他称帝，竭力阻挠拆台，其统治力的下降给地方军阀们闹事提供了勇气。

1915年12月，云南地区的军阀蔡锷、唐继尧遂以袁倒退历史称帝为由，率先进行讨伐，史称护国运动（孙文利用自身威信，为这支军阀部队宣传造势）。很快，贵州军阀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广西军阀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起兵响应。袁世凯派麾下众将讨伐，但众人出工不出力，进展缓慢，远不似两年前剿平二次革命之时。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的军阀见袁世凯未能迅速扑灭叛军，胆子便大了起来，纷纷宣布独立。

战斗力和兵力远胜的北洋部队之所以未能迅速击败蔡锷等地方军阀的部队，主要是因为北洋内部对袁世凯称帝怨声载道（北洋大佬们都是袁的小弟，奉其为大哥还是心服口服地，但绝对无法容忍有朝一日向他的瘸儿子跪拜，有些甚至还指望着袁世凯坐够了换自己当两天总统呢），因此不仅是外系军阀闹事，北洋系的地方势力也纷纷拆台，北洋中枢掌握兵权的的众大佬（如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公然反对（如张勋不仅拒绝出兵，更提出“四个不忍”）。在这样的情势下，前线的部队完全是敷衍了事（如私通蔡锷，对天放枪，把炮弹整箱整箱推到山谷里，甚至连大炮都扔了，只有北洋第七师的张敬尧是真打，但孤掌难鸣），因此才会和蔡锷麾下战斗力极低的叫花子兵（滇军很穷，军饷都发不起，孙中山和蔡锷等人只好发鸦片充数，进行护国运动的部队在北上同时，将不计其数的烟土沿途贩卖过去，导致“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僵持几个月。后来（五月时）北洋众大佬们更是私下聚到南京开会，准备反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实力派，能量和威胁远比蔡锷等人强出百倍。眼看下一步就是北洋军头们联合逼宫之局，袁世凯迫不得已，只好退位，六月便忧病而死。说白了，逼袁世凯退位的真正力量还是北洋的各大佬，蔡锷孙文发动的护国运动只是充当导火线的作用罢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不可能”三字太绝对了，孙教父一生暗杀的人多了去了，派杀手已经成为他最喜欢，最有效的铲除障碍的法宝，你所谓的“孙没那魄力和果决”之论断不知道怎么来的？
此外，从动机看，宋死后，孙是最大的受益者，扫除了马上就要取而代之的党内竞争者，而袁则丝毫好处没有，还有大害。何况孙还利用宋之死发动二次革命，得到了一搏之机，袁杀宋有什么好处？给其他蠢蠢欲动者提供闹事的借口？作为统治者，求的是稳定、秩序，通常不会用暗杀这种激进手段，因为没有必要，后续的害处大于暂时的收益。而在野者没有负担，无需考虑后果，且利用正常手段无法改变现状，因此铤而走险，搞过激行为的可能要大的多。

当然，说孙杀宋也无确凿证据，因此本文在括号内加了（存争议）这样的附注。正如xcgzyj所说，目前既有的证据下，只能说孙最为可疑。

七、近代最黑暗的时期

袁世凯死后，中国再无能够服众之人，众军阀（大部分都是袁当年的部下）遂彼此混战十几年，把中国拖入比帝制、比之前的清末还要凄惨的黑暗时代。
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时期，之所以迟迟没有一个军头能够扫平天下，原因有三。一是哪一方占了明显优势，其它几支势力就会联合起来打压他。二是各军阀都有列强做背景，战争失败后就躲到租界；且当时军阀界的众军阀普遍性情宽仁，胸襟气度过人，军政界弥漫着对战败军阀不杀害、留余地的仁厚传统，兵败后的军头只须通电下野，即可带着家眷、财产安然离去，坐待时机东山再起；而且在冲突中也无人搞暗杀之类的卑鄙手段，都是堂堂正正地拼实力，因此战败的军头往往能够蛰伏待机。三是当时整体社会穷困落后，谁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豢养一支数量多到可以统治全国的兵马，因此在击败对方的主力之后，往往无力进驻其地盘，进行彻底控制。
由于谁也无力彻底干掉其它军阀，迅速结束战争，局势自然就变成了持久烂仗，各地军阀不得不将抢地盘、发展军队当成最重要的事，又哪有财力去搞工业，搞民生？此外，由于谁也不确定自己能占据当下的地盘几年，且需要尽快得到资金（没钱就买不来军火，武力发展慢了就会被其它军阀干掉），在大家都急功近利的情势下，谁把钱投在那些稍微长远的项目上，让自己短期内变得虚弱，就会被其它势力吞并，因此哪家军阀也不会去发展见效慢、投资大的经济体（如工业、建设），都在搞那种急功近利型的经济模式（如种鸦片，当时每个军阀都种）；而且不长远考虑，个个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其实军阀们也是没办法，养兵和打仗太花钱，不掠夺百姓统治就维持不下去，更不要说壮大武装了）。于是最终形成了一个怪圈，即军阀们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招募兵马，招了兵又养不起，只能放养祸害百姓，而兵越来越多，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大批青壮年从事破坏性的战争，兵败之后有一大批又沦为土匪，进一步破坏生产，于是中华大地上遍地兵匪，遍地鸦片，遍地贫穷。
当然，虽然北洋时期整体来看超烂，但在执政的短短十几年中，也有少量出彩的成绩，比如拒签《巴黎和约》；使中国成为国联非常任会员国；派驻国际法庭法官；废除了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收回了国家关税和法外治权等等。在中国近代史上，执政者首次海外用兵保护侨胞的也是北洋政府，曾顶住各方压力，不顾苏俄日本的威胁警告，出兵痛打独立的外蒙古，一个月后就抢回了这块疆土。

八、第一次护法运动

由于迫使袁世凯退位的真正因素是北洋众大佬的逼宫，而非蔡锷等地方军阀的军事压力，且北洋军的力量远在地方军阀之上，因此在袁世凯死后，国家里仍然是北洋大佬们说了算，孙文仍然没能得到权力，因此心中不甘，蠢蠢欲动，而西南几省的军阀们也不希望继任的北洋执政坐稳位置，慢慢中央集权，消化掉自己，因此双方于1917年再次一拍即合，一道反对北洋政府。
此时北洋大佬段祺瑞已经“再造共和”，和梁启超等组织了临时参议院，建立了新政府（国民党之前由于发动“二次革命”而被北洋政府宣布为“叛国”，因此失去了席位）。孙文遂在广东召开另一个国会，与中央唱对台戏，并呼吁众军阀起兵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史称“护法运动”，中国陷入了南北朝大分裂时期。
此次北伐的部队来自陆荣廷、唐继尧等不愿被中央统一的军阀（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云南，还有其它七八个省的部分地区）。之所以此次站出来反对北洋政府的军阀更多，是因为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已经死去，剩下的大佬们相互竞争，互相制衡，彼此拆台，北洋政府远比之前要虚弱，这便给了地方军阀们彻底推翻中央，令中国重新陷入大分裂提供了机会（无法统一，军阀们就能长久做土皇帝），大家都觉得机不可失，遂纷纷为分裂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孙中山则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进行舆论宣传，抢占正义的制高点，并进行串联，把这些军阀们的力量集合在一起，与中央对抗。
双方大战，北洋政府取胜，但此时直、奉两系已经反目，因此谁也不愿再打，折损实力，让对方渔翁得利，北洋政府遂与南方政府和谈。南方众军阀们反对北洋政府，只是希望能够长期称霸西南，和孙中山合作只是借助其名声罢了，没人真心想要把权力交到他的手中。孙文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北伐前却控制不住内心的权欲，自封为大元帅，当了这些真正掌握兵权的军阀们的上级，喧宾夺主，这早就令众军阀十分不满，大家对自己身处的这个所谓的“南方政府”殊无好感。此时见北洋政府愿意和谈，自己割据一方的目的已经达成，便不再想着彻底摧毁北洋政府，而是和孙文拆了伙，不理他的反对，各自与北方议和，还逼着孙中山辞掉了“大元帅”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便这样闹剧般地结束了。

九、非常大总统

第一次护法运动时，粤系军阀陈炯明率部占据了福建的一部分，桂系军阀则占据了广东。利用粤系军阀对桂系的敌视，1920年8月，孙文和陈炯明合作，攻击桂系军阀，败之，11月占领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4月，孙文操纵非常国会，自导自演，当上了“非常大总统”。
此后孙文便开始策划第二次护法运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他决定取道湖南，北伐北洋政府（此时直系当家）。但湖南军阀和百姓厌战已久，又觉得所谓“护法运动”不过是军阀间的争夺权力之举，孙文不过是为了一己私欲而妄动刀兵，祸害国家和百姓而已，遂持反对态度，因此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对于孙中山当“非常大总统”，准备武力北伐，推翻北洋中央等行为，以陈炯明为首的粤系军阀同样持反对态度（陈炯明希望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且粤系连年大战，财政也确实紧张），因此孙、陈之间日益不睦。1921年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立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督师溯江北上桂林，还扬言说：“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还欲重操自己最擅长的故技——暗杀，亲手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未遂）。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主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人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而孙中山则满脑子都是独断思想，行事霸道，一心想着要靠暴力手段一统天下，自己做言出法随的首脑，再施展治国抱负。因此两人的观念南辕北辙，最终分道扬镳是情理中事。
2、陈炯明等人对孙中山操纵非常国会，当“非常大总统”不以为然。因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需要总数的三分之二，即580名议员列席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而孙文拉拢的旧国会议员不过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还不是都给他投赞成票），还公然破坏规则，实行记名投票制（很多不想投他的议员怕遭报复、暗杀，也不得不违心投他），所为无异于自毁法律，又哪有资格打着“护法”的旗号去攻打北洋政府？。
3、此次选举为孙文操控，最终的定案是：大总统没有任期，终身制，能无限期坐下去；也没有规定一个正常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之权均由孙中山个人“乾纲独断”，这种披着“选举”外皮的独裁行径也令陈炯明失望不满。
4、事实上，陈炯明根本就不同意进行选举，因为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只会令南北之间再次陷入战争之中，对国家和百姓的戕害必然极大。同样的道理，陈炯明也反对孙文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破坏南北妥协，令中国丧失和平统一的大好机会。在陈炯明看来，袁世凯死后，中国哪支军阀也无力真正控制国家，削平群雄，妄动刀兵，只会让国家陷入春秋战国般的大混战之中，令百姓遭殃。且在日本和沙俄虎视眈眈之下，这种乱局很可能导致国家沦亡。因此他主张“联省自治”，即仿效北美十三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之后，又经11年高度地方自治，最终和平建立起联邦制度，并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美国，他认为这样才是迅速消弭战争，一统强国之道（陈炯明几年内就将治下建设成“模范省”，成绩斐然）。
5、陈炯明认为，此时北洋一系的力量远强于南方，就算要走武力一统的模式，也应该由北洋政府一统各地军阀才对。孙中山北伐后迅速扫平天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算取得一些胜利，也最多只能形成均势，变成持久战，南北朝，他将会和一群私心过盛的地方军阀一道把中国拖入四分五裂的乱世。
6、1921年6月下旬，“巴黎和会”的和约签字问题正迫在眉睫，由于关系到中国的整体利益，陈炯明便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只须坚持“恢复旧国会”和“维护临时约法”即可，其它可以放一放，不妨先名义上支持北洋政府的代表，让其在巴黎和会上给中国争取权益，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局所在。
7、一些人认为，陈炯明反对孙文，未尝没有个人私心，毕竟孙文之前的兵马不多，陈炯明只是要借助他的名号来打击桂系，扩张地盘，结果孙文却自封大总统，当了陈的上级，他和粤系其他将领未尝不会对孙中山这种不知进退的做派产生不满（此点存争议）。

孙文和陈炯明间的关系日趋恶劣。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杀，这应该是孙中山为了警告陈炯明不积极配合北伐而做的杀鸡儆猴之举（国民党掌权后，谎称是陈炯明动的手，但时人却多不这样认为，陈炯明杀自己的亲信也不合情理，且以陈炯明素来软弱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作出这种激烈的事情，倒是暗杀一贯为孙教父推行自己意志，扫荡政敌的得力法宝。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令孙中山和陈炯明撕破了脸，孙中山以此事为由罢黜了陈炯明。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闻此事，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却并不领情，于5月20日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此时粤系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文彻底决裂。此时的陈炯明正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他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前往劝驾的使者也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