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断章取义何时休？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李零说：“南容这个人，好像比较滑。国家有道，他保官；国家无道，他保命。但孔子喜欢，不然不会把侄女嫁给他。孔子的这个侄女，是他哥哥孟皮的女儿。孔子为什么喜欢南容，这跟他的生活哲学有关，他是不主张玩命的。”

李零这个人没有逻辑，这是又一个例子。孔子的哥哥孟皮生下来就有足疾，可谓是个苦命人。孟皮早死，而托孤于孔子，孔子应该把侄女嫁给烈士吗？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见得孔子并非不主张“玩命”，而只是不主张玩孤儿妇孺的命。孔子有错吗？

三十八、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在学术领域大搞发明创造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昼寝，几千年都研究烂了。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是儒家信徒不可以睡午觉。二是画寝，基本上是胡扯。三是南怀瑾提出的，宰予身体不好。李零对此不可能说出半句新鲜话，只好再次发明创造一番。李零说：古人把一日分为朝、昼、昏、夕四段，昼，大约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左传·昭公元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淮南子·天文训》：“禹以为朝昼昏夜”。《说文解字》夕：“莫（暮）也。从月半见。”汉典夕：“本义：黄昏，傍晚。”可知“夕”字的本义就是昏和暮。虽然“夕”也有“夜”的引申义，但是《左传》的“朝昼夕夜”和《淮南子》的“朝昼昏夜”，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本义和引申义是不并立的。“夕”不和“昏、暮”作为不同的概念同时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理解混乱。通过搜索成语在线网站，没有“夕+昏”和“夕+暮”的成语。在诗词名句网查询，“夕+昏”只有19个结果，“夕+暮”只有11个结果，说明古人很清楚什么叫小学语文，而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小学语文不及格。

三十九、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李零把“吾亦欲无加诸人”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的。李零进一步将之解释为“恕道”，错了。“恕”是“己所不欲，忽施于人”，也就是“推己及人”、“以己之心度人”。“恕道”是“设身处地为別人着想”，我认为这个“设身处地”只能对弱势受害者有效，而绝不能对作恶者也去“设身处地”一番，为其作恶的行为找出种种合理的解释，比如这个坏蛋天生就有犯罪基因，所以就原谅他吧，这不是“恕道”，而是犯贱。

李零进一步把曾子的“犯而不校”说成是“不抵抗主义”，这可就乱套了。曾子的“犯而不校”，已经违背了孔子“以直报怨”的原则。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一个“忍”字，曾子以“忍”来表现修养，蒋介石以“忍”来换取全面抵抗的时间和空间，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

李零更进一步把甘地说成是“不抵抗主义”，完全说错了。甘地是“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手段，而绝非不抵抗。追根溯源，还在于鲁迅把“犯而不校”错误地定义为“恕道”，鲁粉李零的头脑也就跟着乱七八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犯而不校”是忍道，“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如果这个“别人”是个弱势受害者，则这个“恕道”是仁道，也就是人道主义。如果这个“别人”是个作恶的坏蛋，则这个“恕道”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孔子所反对的贱道。

恕，是推己及人。恕道，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前者是以自身为出发点，后者是以别人为出发点。前者有我，后者无我。有我的是儒家，无我的是墨家。恕，有两个层面。主动的恕，是推己及人。被动的恕，是请求别人体谅，可知宽恕和饶恕是恕的引申义。中国人受到汉字多义的困扰，头脑是非常混乱的。恕原本是以自身为出发点，但是请求被宽恕饶恕者，要求对方以别人为出发点，可知“恕道”违背了“恕”的初衷。“恕”原本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却变成了“人所欲，己施之”。这个问题过于深奥，恐怕得一篇博士论文才能说个大概。暂且。

四十、钱穆挖坑，李零跌跤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朱熹《论语集注》：“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钱穆《论语新解》：“庚： 二斗四升为一庾。谓于一釜外再增一庾，非以庾易釜。或说：一庾十六斗，然孔子本不欲多与，不应骤加十六斗，今不从。”

《康熙字典》庾：“《左傳·昭二十六年》粟五千庾。《註》庾十六斗。”汉典庾：粟五千庾。——《左传》。杜预注:“庾,十六斗,凡八千斛。”这么权威的注释，钱穆为什么“不从”呢？因为“请益”是“请求增加”的意思，所以钱穆就把孔子第二次所说的“与之庾”，理解为“给他增加一庾”。但是孔子两次说的都是“与之”，明明白白就是“给他”，并没有说“给他增加”。换言之，即使孔子第二次说的“与之”里，包含了“增加”的意思，也可能是“增加到”，如此钱穆的理解就讲不通了。

后文是“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孔子给了原宪九百栗，朱熹《论语集注》说“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钱穆却硬要根据所谓“上士”的俸禄标准，说是孔子给了原宪“九百斛栗”，一斛是十斗，九百斛就是九千斗。钱穆又说“古量约合今量之半”。网上数据说一斗米是12.5斤，那么九千斗乘以12.5再除以2，等于56250斤米。一个人一般每天吃一斤米，一个人活七十年是25550天，孔子一次性给了原宪两辈子都吃不完的米，难道孔子和原宪是大贪污犯？《论语》是一部贪腐经？可见得钱穆虽然是国学大师，却未必就是金口玉言。这就叫做“钱穆挖坑，李零跌跤”，关键的不在于有没有抄袭的机会，而在于自己要动动脑子。

四十一、李零在钱穆挖的坑里越陷越深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钱穆把“何有于我哉”，翻译为“这三事对我有何难呀？”杨伯峻翻译为“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难呢？”南怀瑾的翻译是“除了这三点以外，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百度百科提供的翻译是：“对我而言，却又做到了哪一样呢？”李零抄袭了钱穆和杨伯峻的解释，事实证明再次抄错了书，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述而》紧接着的下面一段是：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前一句自夸“诲人不倦”太容易了，孔子后一句忧心“学之不讲”，这不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了吗？“默而识之”和“学而不厌”，这都是个人努力就能做到的，但是“诲人不倦”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学，所以孔子要忧心“学之不讲”。所以钱穆说错了，李零也就跟着说错了。

四十二、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学术水平仅止于民间地方小戏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吹捧颜回同时又自夸的内容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子路知道在“舍之则藏”方面肯定是不如颜回的，所以在“用之则行”方面提出挑战。但是对于行军打仗而言，“行”包括了“勇”和“谋”两个层面，子路把“行”理解为“勇”，却没有想到“谋”也是“行”。而且正如孔子所指出的，“谋”比“勇”更重要。如此简单的内容，李零身为名校教授却连跌四跤。

第一跤：李零在“则谁与”后面加了个括号，写成了“则谁与（欤）”，以难释易，而且解释错了。“则谁与”，朱熹翻译为“与己同”，钱穆翻译为“将和谁同事”，杨伯峻直接把“与”翻译为“偕同”。可知“则谁与”的“与”字，就是“生死与共”的“与”，李零却弄出个感叹词“欤”，观其字型，确实是“欠”了个“与”。

第二跤，李零说“颜渊，箪食壶饮，穷街陋巷”。颜回是“箪食瓢饮”，《孟子·梁惠王下》和《三国志·诸葛亮传·隆中对》是“箪食壶浆”。李零这个人脑子够乱的，把“箪食瓢饮”和“箪食壶浆”混为一谈，生造出一个“箪食壶饮”，还好意思印成白纸黑字。

第三跤，李零说“孔子喜欢的是‘谋’，而不是‘勇’，特别是莽张飞式的匹夫之勇。”。《论语·阳货第十七》：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在《论语》中还分别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勇而无礼则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可知孔子把“勇”作为实现“仁”、“义”、“礼”的手段，对于《论语》的这段话来说，孔子认为“谋”比“勇”更重要，而绝非不喜欢勇。

第四跤，李零把张飞定义为“莽”和“匹夫之勇”。《水浒传》四次称鲁智深为“莽和尚”，还有两次把李逵定义为“莽撞”、“莽性”。《三国志》对张飞的评价是“雄壮威猛”、“万人之敌”、“虎臣”。对张飞义释严颜，则评价为“国士之风”。《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则借刘备之口说：“翼德自来粗莽，今亦用智，吾无忧矣！”可知张飞在三国早期就已经智勇双全，之后的拒水断桥，义释严颜，大败张郃，每一次也都是有勇有谋。史学家更进一步指出，张飞还擅长书法和绘画，简直就是一位儒将。而历史上对张飞的评价，正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志 晋书》的“关张之勇”所统计的，评价张飞最贴切的就是一个“勇”字。网上文章指出，莽张飞的形象来自《三国志评话》和民间三国戏曲，所谓桂剧有“涿州来了翼德张，披头散发一员将。三老子来了，我叫你拿命来！”更有地方小戏中的黑脸张飞一出场就说：“大字黑麻麻，小字我认不得它！”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达不到《廿二史札记》的水平，达不到《三国志》的水平，达不到《三国演义》的水平，而只能达到民间地方小戏的水平。可悲啊。

四十三、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只是个历代腐儒的小跟班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而可求”，不可解。钱穆翻译为“富若可以求”；杨伯峻翻译为“财富如果可以求得的话”；朱熹翻译为“富若可求”；根据的都是《史记·伯夷列传》的“富贵如可求”。但是《史记》的写作年代在《论语》之后，可见得司马迁也认为这句“富而可求”讲不通，所以要改为“富贵如可求”。子贡经商致富，证明孔子不应该对“富可求”发出疑问。而周朝宗法制是一个天生决定贵贱的社会，说明司马迁把富和贵并列为是否可求也不合理。

而且“求富”和充当“执鞭之士”又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好比一个人想发财，所以心甘情愿去扫大街，但是扫一辈子大街也不可能发财。到此只能得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富人如果是可以求他的话（富而可求也），那么就算是执鞭之士这种从事低贱职业的人（虽执鞭之士），我也愿意帮助他（吾亦为之）”。请注意这里的“为”字，不是“作为”，而是“为了”。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喜欢换位思考，以富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解到为富必不仁，不仁才能发财。换言之，自私才能发财，自私者发财以后，也绝不会变得乐善好施。所以孔子最后得出结论说：“富人如果不可以求他的话（如不可求），那么我也不要当这种为富不仁的家伙，还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从吾所好）。”

中国传统儒家社会，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因为儒家认为商人为了逐利而不择手段，是社会人心败坏的根源。分析到这一步，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求富”和充当“执鞭之士”，原本是绝对讲不通的，但是历代腐儒讲不通也要硬讲，而李零身为新时代的名校教授，也跟着乱讲一气，岂不是太没出息了吗？崇拜迷信权威，是一种奴性的表现，这种人天生就不适合研究学术，而只适合穿得花花绿绿，扮演一只八哥或鹦鹉。

四十三、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只是个历代腐儒的小跟班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而可求”，不可解。钱穆翻译为“富若可以求”；杨伯峻翻译为“财富如果可以求得的话”；朱熹翻译为“富若可求”；根据的都是《史记·伯夷列传》的“富贵如可求”。但是《史记》的写作年代在《论语》之后，可见得司马迁也认为这句“富而可求”讲不通，所以要改为“富贵如可求”。子贡经商致富，证明孔子不应该对“富可求”发出疑问。而周朝宗法制是一个天生决定贵贱的社会，说明司马迁把富和贵并列为是否可求也不合理。

而且“求富”和充当“执鞭之士”又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好比一个人想发财，所以心甘情愿去扫大街，但是扫一辈子大街也不可能发财。到此只能得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富人如果是可以求他的话（富而可求也），那么就算是执鞭之士这种从事低贱职业的人（虽执鞭之士），我也愿意帮助他（吾亦为之）”。请注意这里的“为”字，不是“作为”，而是“为了”。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喜欢换位思考，以富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解到为富必不仁，不仁才能发财。换言之，自私才能发财，自私者发财以后，也绝不会变得乐善好施。所以孔子最后得出结论说：“富人如果不可以求他的话（如不可求），那么我也不要当这种为富不仁的家伙，还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从吾所好）。”

中国传统儒家社会，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因为儒家认为商人为了逐利而不择手段，是社会人心败坏的根源。分析到这一步，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求富”和充当“执鞭之士”，原本是绝对讲不通的，但是历代腐儒讲不通也要硬讲，而李零身为新时代的名校教授，也跟着乱讲一气，岂不是太没出息了吗？崇拜迷信权威，是一种奴性的表现，这种人天生就不适合研究学术，而只适合穿得花花绿绿，扮演一只八哥或鹦鹉。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前者是后者不成功的变体。“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变体的过程中摔了跟斗。因为“不义”是“富且贵”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吾少也贱”者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义而富且贵”的可能性。“富而可求也”的疑问，是“为富不仁”的委婉表达。“执鞭之士”，实际上说的是《乱世佳人》里的那句名言：“即使让我去撒谎，去偷，去骗，去杀人，上帝作证，我也不要再挨饿了。”《论语》是隔代追述，后来又改为口传心授，再合三家论语为一，所以其中必有很多错漏。而且孔子虽然身为圣人，也难免智者千虑之失。结论是把《论语》当成红宝书，错以为每句话都是真理，那可就太奴几了。

四十四、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不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李零抄袭前人，把“三人行”翻译为“我和两三个人同行”。“三人行”，钱穆翻译为“三人同行”。杨伯峻翻译为“几个人一起走路”。朱熹更是乱扯了一大套：“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一善一恶，恶的是吸毒犯，你自己又不吸毒，怎么改，改什么？

三个人一起走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论语·宪问第十四》：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钱穆《论语新解》：“与先生并行：先生者，先我而生，指长辈言。童子当随行，此童子乃与年长者并行，不差在后，亦是不知让。”可见得孔子很难“和两三个人一起走路”，除非都是同辈，否则要么孔子走在长辈的身后，要么晚辈在孔子的身后随行。前者难道是会用背影演戏的高仓健？后者难道孔子背后长眼？而且就算是两三个同辈和孔子并肩而行，孔子左顾右盼也太不礼貌了。

《释名·释姿容》：“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问题来了，“三人步”可以观察得更从容，“三人走”可以了解身体健康，“三人坐”可以知道得更深入，“三人食”可以考察得更随意。孔子凭什么一定要强调“三人行”？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论语》无数次用到“行”，绝大多数都是“行为”，只有几次是“走路”。既然走路解释不通，那么“三人行”就一定是“观察三个人的行为”，“其中必有值得我镜鉴的”，好的成为我效仿的“镜”，学习之；坏的成为我警惕的“鉴”，提防之。孔子之后无圣人，因为孔子之后的历代腐儒，连一个“三人行”都理解不了，李零也是其中一个。附《论语》中的“行”，只有4次是表示“行走”：立不中门，行不履阈。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其他65次都不是“行走”的意思：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父没，观其行。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其行己也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有澹台明灭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子行三军，则谁与？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躬行君子。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行行如也。闻斯行诸。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色取仁而行违。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其身正，不令而行。行己有耻。言必信，行必果。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子张问行。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好行小慧。礼以行之。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行义以达其道。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道之斯行。四方之政行焉。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这一条是用车的行驶，来比喻人的行为）！子路行（离开）以告。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出门）矣。孔子行（离开）。明日遂行（离开）。

四十五、善人不是好人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善人，在《论语》中另外出现了四次。1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参照《论语》中的另一段话：“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能臣）十人。’”可知“善人”就是“能臣”。2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还是能臣。3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还是能臣。4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这段话有多种解释，但是参照“子张学干禄”一节，可知“善人”的标准是“践迹”，也就是从政要遵循先王之道，说的还是能臣。

善人的含义已经确定了，再来看“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一言以蔽之，“浮夸风”，与之相对的“有恒”，必是“实事求是”四字无疑。至此孔子这段话已经可以理解了。“圣人”即是圣王明君，“君子”即是有道德修养的贵族，圣人和君子是董事长范畴的。“善人”即是能臣（以萧何为例），“有恒者”即是萧规曹随（践迹）的曹参，善人和有恒者是总经理范畴的。

李零把“善人”理解为“好人”，进而联想到“雷锋叔叔”，进而把“有恒者”解释为“一辈子做好事”。这是因为历代腐儒没有一个能理解孔子这段话，李零只好乱抄袭一气。这样的北大中文系，不要挤破头进去学也罢。

四十六、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陈词滥调几时休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李零沿袭了前代腐儒的见解：陈国人问孔子，鲁国先君昭公是否知礼，孔子不可能说不知礼。然后陈国这位就找到了拍砖的机会，说鲁国和吴国都是姬姓，而鲁昭公却娶了吴国公室的女儿，违背了周朝同姓不婚的礼制，因此鲁昭公不知礼，孔子“为尊者讳”。

周朝姓姬，据说是黄帝的后代。周文王的爷爷想传位给三儿子季历，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于是太伯（长子）、仲雍（次子）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这就是所谓“泰伯奔吴”，长途奔袭两千公里，在当时的江南蛮荒之地建立了勾吴国，于是吴国也姓了姬。怎么可能呢？

商朝末年的中国，毫无疑问是地广人稀，到处都是未开发的原始状态。泰伯兄弟两个想从陕西歧山跑到江苏无锡，面临着无数不可能克服的障碍。1 吃什么？三天找不到吃的，肯定饿得走不动路。而路途过于遥远，无论随身带着多少干粮也不够，只好就地取材。吃野果野菜，有可能被毒死，而且很多丛林沼泽地带未必有可食之物。狩猎，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被狼虫虎豹吃掉就算万幸了。近身肉搏，即使拿着刀枪棍棒，明显也不是猛兽的对手，所谓“暴虎冯河”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用弓箭射猎，既非农耕民族的周人所长，而且箭也会很快用光。2 怎么睡？没有野营专用帐篷，晚上能被蚊子叮死。3 怎么走？丛林中没有任何道路可言，沼泽地带更是随时要命，最关键的是想到江南，如何渡过长江呢？既不能游泳，又没技术和材料造船。4 穿什么？即使带着御寒的衣物，磨烂了也就只好光着膀子前进。5 闯入原始部落的领地，必将被格杀勿论。6 江南瘴疠之地，如何防疫？7 就算到了吴地，面对那帮野蛮而又语言不通的野人，如何服之？等等等等。

泰伯奔吴是一个历史疑案，被很多历史学家所质疑。《左传》鲁成公七年，吴人伐郯，鲁国大夫称吴国为“蛮夷”。成公十五年，“始通吴也”。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突然被承认为姬姓。据网上文章分析，这是晋国为了联吴抗楚而玩的把戏。泰伯奔吴在技术上没有可行性，在历史记载中又疑点重重，孔子对此必是心知肚明的，何况孔子的重要弟子子游正是吴国人，何况尧是黄帝的四世孙，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尧却以“二女妻舜”，难道不是早就违背了所谓同姓不婚吗？所以面对陈国人的质疑，孔子也只好装糊涂呵呵一笑。而李零面对“泰伯奔吴”这个历史难题，没有迎难而上进行考证的勇气，一味抄袭，太没出息了。

《第三种猩猩》和“泰伯奔吴”有关的内容摘录：

大河谷中有50000居民，这么大的社群怎么可能与世隔绝，让世人直到1938年才发现他们？那些巴布亚人又怎么会对外界一无所知？没到过新几内亚的人，很难想像一个50000人的社群会与世隔绝那么久。那怎么可能？大河谷距南、北海岸才不过185公里呀。欧洲人1526年（明嘉靖5年）发现新几内亚，荷兰传教士1852年（清咸丰2年）到此定居，欧洲殖民政府1884年（清光绪10年）成立。为什么还需要54年才发现大河谷？

答案是：地形、粮食与挑夫。只要你踏上新几内亚，试过离开已有的道路，四处步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那儿海岸低地是沼泽，内陆有连绵的山脉，棱钱就如刀锋，到处覆盖着密林，你一天最多只能穿越几公理。1983年，我到新几内亚库马洼山脉调查，我与12位新几内亚人花了两个星期，才向内陆推进了11公里。要是与英国鸟类协会50周年纪念探险队比较起来，我们根本没遭遇什么困难。他们在1910年1月4日登上新几内亚，然后向内陆160公里开外的山峰前进。第二年2月12日，他们终于就弃了，打道回府。那13个月中，他们连一半都没走到（只越过了72公里）。

除了地形障碍，当地无法找到食物，这更让探险家举步维艰。新几内亚没有大型动物可以猎杀。在低地丛林中，新几内亚土著当主食的植物是西米椰，这种植物的茎髓可以榨出一种物质，有橡胶的质地、呕吐物的气味。然而，在山上，即使土著都无法靠野生食物维生。

丛林中找不到野生食物，探险家想到无人居住的地区调查的话，就得自备粮草（有时即使到有人家的地方，也未必能得到足够的给养）。一个挑夫能携带18公斤食物，要是他一人食用，大约可以维持14天。所以，在发明飞机（空投补给）之前，探险队若想深入内陆7天以上，就得靠挑夫队往返搬运给养，在内陆建立补给站。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海岸上准备700人日分量的给养，用50名挑夫运送，在距海岸5日的地点，储存200人日的给养，然后挑夫花5天回到海岸。在这个过程中，挑夫消耗了500人日的给养。然后15名挑夫到那个补给站，取出储存的结养，再前进5日，建立第二个补给站，储存50人日的给养，回到第一个补给站（接受补给），这个过程消耗掉150人日给养。然后……

人类在最近1万年前，自由自在的旅行根本不可能。每个村落或队群，都是一个政治单位，与邻近的单位陷在战争、休战、联盟与贸易的走马灯中。因此，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土著，终生在出生地方圆16公里之内活动。他们偶尔会走进紧邻村落边界的土地上，或者是为了偷袭邻近村落，或者是在休战期间得到了许可，但是他们没有"社会公约"，规范走出紧邻村落边界的土地后的行为。对土著而言，容忍不相干的陌生人？难以想像。更别说这样的陌生人敢现身了。

即使在今天，这种"别僭越"心态仍残存在世界许多地方。我在新儿内亚，每次外出观察鸟类，都不辞辛劳到邻近观察地点的村落"拜码头"，征求同意。有两次我疏忽了（或我"拜错了码头“），就划船到上游去观鸟，回程时就发现河道被独木舟堵上了，村民用石头打我，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擅闯了他们的地盘。在西新几内亚，我住过依洛匹人的村子，我想到附近一座山里，必领穿越邻近的法玉族地盘，依洛匹人听我说了，就向我解释：只要我走进他们的地盘，法玉人会杀了我。依洛匹入这么告诉我，语气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从新几内亚的观点看来，事情就是那样，仿佛天理昭彰，不证自明。法玉人当然会杀掉任何一个擅闯地盘的人，难道你蠢得以为法玉人会放任陌生人走人他们的地盘？陌生人可能会猎杀他们地盘上的猎物、偷拐妇女、散播疾病，以及侦察动静、策划偷袭。

四十七、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对概念懵然无知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李零试图证明孔子不是圣人，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暴露出其人根本搞不懂字词的基本概念。李零说：“圣人最高，仁人其次，君子又其次。”李零之前也说过：“仁人，不光洁身自好，还能助人为乐，比圣人低，比君子高，”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又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可知君子是称号，“智仁勇”是内容。如此，谈何仁人比君子“高一个层次”？

李零说：“当时人的想法，只有尧、舜这样的明君圣主，才配叫圣人”，而孔子“虽当过官，但时间很短，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安民济众。”李零在之前还说过：“‘圣人’最高，是有德有能，也有权有位，可以兼济天下的人。”这样就能证明孔子不是“圣人”了吗？

所谓批评，无不是自设标准，李零为“圣人”设立的标准是“有德有能有权有位”。但是孔子被当时或后世称之为“圣人”，是按李零这种标准来衡量的吗？

孔子和“圣”字有关的历代追谥：1 北魏孝文帝：文圣尼父；2 唐太宗：先圣；3 宋真宗：玄圣（素王）；4 宋真宗：至圣（避宋圣祖之讳）。从文圣到素王，后世尊孔子为圣人的标准，一是继承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两千年来定义如此清晰，标准如此确定，李零却硬要自设一个“有德有位”的标准，李零曾经在丧家狗前言嘲笑孔子是唐吉诃德，请问谁才是真正和风车大战三百回合的唐吉诃德？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哗众取宠竟然还混得不错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李零。

四十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李零写议论文的水平等于零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这段话的传统解释，都说是描述曾子临终时的情况。李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这是讲曾子大病初愈。我们鼓励新见解，但是李零证明的怎么样呢？李零作了三次努力，全部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一、李零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曾子“刚从死亡线上逃脱的感觉。”《诗经·小雅·小旻》的这句话，是形容周幽王把国家搞到了灭亡的边缘。事实是在周幽王的手里，西周确实灭亡了，李零所谓“刚从死亡线上逃脱”根本不能成立。

二、李零把“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解释为“从今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捡了一条命。”如果“免”是“捡了一条命”，那么就应该是“从过去到现在”，怎么可能是“从现在到以后”？曾子的“免”和手足俱全有关，曾子如何能保证以后再遇到灾祸，就一定能身体发肤毫无毁伤？

三、李零突然回到传统解释，引用了孔子所说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然后又紧急刹车再180度大转弯，作最后的挣扎，一共徒劳挣扎了三次。

1 李零把“孝经”定义为“传为曾子作”，事实是《孝经》传为孔子作，后又被认为是曾子追述孔子所讲的孝道，曾子门人所作的记录。

2 李零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说成是“传为曾子作的《孝经》也说”，事实上这句话明明白白就是孔子说的。

3 李零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定义为“儒家重生，认为生命是父母的礼物，只有把身体保护好，才对得起父母”，其实这句话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能有体力精力照顾父母以行孝道，才能干出一番事业以光宗耀祖。“把身体保护好”是手段，却被李零当成了目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这是啥眼神？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点评至此，共计三万两千余字，突然闻到了某种味道。中国2004年开始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李零2007年出书辱骂孔子是丧家狗。2014年至今，美国多家大学关闭孔子学院，2016年5月，李零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李零的丧家狗，一言以蔽之：投名状。否则绝对无法解释，错漏百出者竟然能被美国人看上。

四十九、、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李零颠三倒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背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李零把上一段的“曾子有疾”，和这一段的“曾子有疾”，合取了一个标题叫“曾子大病一场”。李零在上一段说，“曾子大病一场，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李零在这一段又说，“此章也是讲曾子生病，可能就是上面那场大病”、“人之将死，应该说点掏心窝子的话，真心话，有意思的话。但曾子的话特没劲，全是讲君子的仪容。”请问曾子到底是“捡了一条命”，还是“人之将死”？所谓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李零，岂不是说话非常没谱吗？颠三倒四，搞得豆瓣一众小资神魂颠倒，以至于集体倾倒，也不怕摔个大仰巴饺子。

李零嫌曾子的临终遗言没有“掏心窝子”、不够“有意思”、“特没劲”，并且举出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斯临刑前所说的“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司马迁的《史记》里采信了“丧家狗”的说法，被李零拿来当作辱骂孔子的依据，所以李零要吹捧司马迁。李斯的厕鼠仓鼠之论深得李零之心，因此李零要吹捧李斯。可惜李斯被俱五刑夷了三族，这门亲是无论如何也攀不上的。李零又说陆机临死前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临刑前的遗言确实很有文采，但是李零却忘了他的偶像鲁迅临终前是“一个都不宽恕”，毫无文采可言。更何况李零新获所谓院士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其创始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临终遗言仅仅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吗？”李零是不是应该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任外籍院士的就职演讲上，指责其创始人约翰·亚当斯的临终遗言是：“人之将死，应该说点掏心窝子的话，真心话，有意思的话。但约翰·亚当斯的话特没劲，全是讲朋友的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