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说不出新鲜话就没有资格出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这段名言，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无论你是反孔还是尊孔。而历代名家所作的解释，大同小异而已。所谓学术就是枚举法的试验，每一种可能性，都被前代学者解释发挥过了，后人还有机会借此出书捞几个钱花花吗？有的。经过一晚上的思考，终于让我找到了一种新鲜的解释。孔子说：

我是个苦命人。三岁丧父，上面有个姐姐，还有个残疾的哥哥。我十七岁丧母，十九岁又早早地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儿子，我的生活压力很大。

十五而志于学——所以我从十五岁就立志办一所大学，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三十而立——到了三十岁时我终于办成了孔子大学，收了一大批好学生。钱穆《孔子年表》：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岁。孔子至是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

四十而不惑——汉典惑：传道受业解惑。到了四十岁时，我就不再亲自担任教学工作了，上述那帮好学生已经成长孔子大学各科系的教授。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一岁时我学而优则仕，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不久又先后升任司空、大司寇等职。

六十而耳顺——可是我终于仕途不顺，办学又遇到少正卯等众多竞争者，出国又到处被人嘲笑，那时的我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也只好装聋作哑而已。

七十而从心所欲——六十八岁时我回到了祖国，年近七十的我终于找准了人生的目标，那也是我从少年时就真正所愿意从事的，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个人，生前的事业有限，只有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经典，才能无限延长自己有限的生命。

不逾矩——在人生最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忙着写书，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自己那间矩形的屋子。斗室残烛，断简笔刀。我很孤独，也很满足。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万世的事业，而那些所谓帝王将相虽然风光一世，却必将与草木同朽，甚至留下千古骂名。

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对此没有新鲜见解，反而在东扯西拉的过程中，再次留下诸多笑料。为了硬扯上文革红卫兵，把俗话所说的“七岁八岁讨人嫌”，乱改为“十五六，狗都嫌”。最后为了继续批判文革，却又实在扯不到老舍沉湖上去，就硬把孔子这段话和王国维的学问三境界联系到一起，说什么“孔子是赍志而殁，并非如愿以偿。王国维更惨，跳了湖。”

文革批孔的代表作《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如此评价孔子：“孔老二不得不承认自己象一条没人过问的丧家狗。”文革应该受到批判，而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一边批判文革，一边干着和文革相同的勾当，这种行为除了《聊斋志异·韦公子》结尾异史氏曰的那四个字，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评价。注：那四个字因为过于凶狠和不雅，在此恕不公开引用。

二十五、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不仅仅是不识字，问题可能非常严重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李零说：“由”是子路的名，字亦作繇，他和颜回的爸爸颜无繇名字相同。古人往往重名，和今天一样。

汉典繇：古同“由”。我们假设仲由就是仲繇。仲由（繇），字子路。颜无繇，字路。仲由的姓是仲，仲由的名字是由（繇）。颜无繇（颜回的父亲）的姓是颜，颜无繇的名字是无繇。一个名字是“繇”，一个名字是“无繇”，如何成了“名字相同”？

仲由，字子路。颜无繇，字路。一个人的字是“子路”，一个人的字是“路”，也不可能是是字相同。名字不相同，字也不相同，姓也不相同，没有一点相同，只是名和字各有一个字相同。李零却说成是“名字相同”、“重名”。我已经忍无可忍，出离愤怒。

二十五、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不仅仅是不识字，问题可能非常严重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李零说：“由”是子路的名，字亦作繇，他和颜回的爸爸颜无繇名字相同。古人往往重名，和今天一样。

汉典繇：古同“由”。我们假设仲由就是仲繇。仲由（繇），字子路。颜无繇，字路。仲由的姓是仲，仲由的名字是由（繇）。颜无繇（颜回的父亲）的姓是颜，颜无繇的名字是无繇。一个名字是“繇”，一个名字是“无繇”，如何成了“名字相同”？

仲由，字子路。颜无繇，字路。一个人的字是“子路”，一个人的字是“路”，也不可能是字相同。名字不相同，字也不相同，姓也不相同，没有一点相同，只是名和字各有一个字相同。李零却说成是“名字相同”、“重名”。我已经忍无可忍，出离愤怒。

二十六、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对逻辑一窍不通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之为知之”，容易理解，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为不知”，不容易理解，古今学者全部理解错误，说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等于是废话一句。李敖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对不应该知道的，应该保持继续不知道”，一团浆糊。李零因为“不知为不知”，又引用了《庄子·齐物论》里的“子知子之所不知耶？”还是“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吗”那一套，满脑浆糊。

《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老子《道德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要搞懂老子《道德经》的成书年代。司马迁的《史记》告诉我们，老子比孔子年长。但是后代学者根据《道德经》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认为老子质疑儒家，所以时代晚于孔子，甚至时代在庄子之后。郭店楚墓竹简，证明了老子的《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晚期，也就是说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很可能是正确的。“强弱，刚柔”的二分法，证明了老子《道德经》是一种传统的二值逻辑，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排中律，要么是A，要么是非A。“子不语”和“存而不论”则证明了，晚出的孔子和庄子，采取的是多值逻辑。

二值逻辑造成了很多伪悖论，和“知道不知道”有关的，最著名的就是苏格拉底发明的伪悖论：“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关于哲学问题，苏格拉底可以说是“知道”。关于女人如何生孩子的问题，苏格拉底肯定是“不知道”。关于人类尚未观测到的宇宙，苏格拉底只能是既非知道，也非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伪悖论，因为受到二值逻辑A或非A的思维局限，无法理解真正的不知道是一无所知，是连做梦都想不到，而错以为所谓“不知道”，是知道概念而不知道具体，因此将永远陷在伪悖论中无法自拔。

孔子所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按照传统二值逻辑的理解，怪力乱神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孔子的多值逻辑则认为，在有和无之外，还有第三个选项，既无法证明有，也无法证明无。庄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意思相同。搞懂了这个脉络，才能理解孔子所说的“不知为不知”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对于那些没影子的事，既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无的事，超出人类想像和理解范畴的事，根本就不必要去做无用功。那么《庄子·齐物论》里的“子知子之所不知邪”又是怎么回事？请看原文：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三问三不知，查了几种庄子注解的版本，发现全都讲错了。要理解这三问三不知，我们首先要理解，“物”就是现象，“同”就是规律。1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你认为所有现象都有共同的规律吗？回答说我不知道。2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现象的共同规律吗？回答还是我不知道。3 “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那么你认为人类就无法根据共同的规律来对现象作出认知吗？第三次回答不知道。

三问是有逻辑关系的，步步追问，而绝不是东扯西拉。三不知的这位，最后举了一大堆例子，想说明什么呢？想说的就是标准不同，结论也不同。那么庄子的《齐物论》到底是要“齐”什么呢？传统认知，把寻找现象的共同规律作为“齐”，庄子把现象没有共同的规律作为“齐”，并最终归结到不可知论，既无法认知，也无法确定不能认知。如此而已。现在回过头来看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对这三句话的翻译，先甭谈理解：

李零说：第一个问题，万物是不是有一样的标准？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问题，万物不能互相理解吗？

所有人都看到了，第二问和第一问，没有逻辑关系，因为李零无法理解，所以他也就无法翻译。李零的第三问而且还翻译错了，原文是“然则物无知邪？”明明白白就是“我们对万事无物就无法认知了吗？”李零却翻译为“万物不能互相理解吗？”就不谈任何理解或逻辑，李零的翻译单从字面上也是讲不通的。万物有有情之物，有无情之物，砖头和瓦块也都是万物之一，砖头和瓦块之间有何“互相理解”可言？或者脑瘫和白痴之间，又有何“互相理解”可言？李零胡扯一气，最后还好为人师一番，因为内容过于拙劣，我就懒得再引用并评论了。

最后再补充一点，《易经》的“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很可能也是出自道家或更早期的二值逻辑，以错误的思考方法，对世人造成了几千年的误导，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深受其害。人生到了谷底，就迷信“否极泰来”，似乎该转运了。实际上人得了晚期癌症，只有死路一条，哪里还有什么“物极必反”。在否和泰，极和反之外，在忠和奸，好和坏之外，还有第三个选项：煎熬、平庸、无奈、虚度。

补充说明一下，关于“七岁八岁狗都嫌”，我记得听南怀瑾讲过，很可能出自《南禅七日》。但是百度搜索已经人道毁灭，很难搜索到需要的资料，而本人通读《论语别裁》和看了两遍《南禅七日》，时间又远在十年前，所以不能确定出处了。但是南怀瑾所讲的大意还是记得的。七八岁的小孩，骨头在身体里发育生长，全身发胀发痒，所以见树踢三脚，见狗也不例外，因此才会“狗都嫌”。而李零为了把话题扯到文革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红卫兵，先射箭再画靶子，为了牵就论点而编造论据，说起来这也是古今文人的通病了，事例很多，众所周知，不必详列。

二十七、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学问等于零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李零说：古代祭祀，本来都是祭自己信奉的神祇和祖先，不是，绝对不能祭。他们相信，鬼神对献祭的食物，不是用嘴吃，而是用鼻子闻。如果不是自己的祖先，祖先不接受，连闻都不会闻，这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但《左传》之所以强调这类原则，正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例外的事越来越多。前人举过很多例子，如郑、鲁易田，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左传》隐公八年，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同化趋势的禘祫之礼，也是把不同族姓的祖先搁在一块儿祭。这种祭非其鬼的现象，孔子看不惯，认为是拍马屁。“非鬼而祭”，后来是拍马屁的代名词。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子的这句话，古往今来没有第二种解释。钱穆《论语新解》的翻译是：“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这是你存心谄媚。”朱熹《论语集注》的翻译是：“非其所当祭之鬼。求媚也。”说得通俗一点：“祭拜别人家的祖宗牌位，这是一种谄媚的行为。”但是很可能都理解错了。为什么呢？正如李零所引用的《左传》两条资料：“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鬼神不享用非其族类者祭拜的供品，既然如此，“非其鬼而祭之”，“谄”了半天，鬼神却根本就不享用你的供品，岂不是白“谄”了吗？讲不通了。而且孔子这两句话，既放在“为政”篇的结尾，可见其分量之重。但是从其内容来看，却又明显和“为政”无关。祭祀是属于礼仪范畴的，见义勇为又和行政工作有什么关系？

汉典《说文解字》“谄”：讇或从臽。《说文解字》讇：諛也。《说文解字》諛，却是一片空白。换言之，“谄”的古字是“讇”；“讇”字的解释是“諛”；“諛”字却没有解释，只好再回到“谄”，而“谄”或从“臽”。《说文解字》臽：小阱也。从人在臼上。到此已经真相大白了，揭开了一个千古疑案，原来古往今来的学者注解“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全部理解错了。那么孔子这句话的正确含义是什么呢？

要了解正确答案，首先要弄清李零所说的“郑、鲁易田，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当然李零习惯性再次说错了。请看资料来源和专家注释：

《春秋左氏传》隐公八年：
[经]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
[传]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梦生《左传译注》：
释：舍弃。天子祭泰山，诸侯陪祭，因此各国在泰山附近都有汤沐邑，郑邑为祊。当初周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意，所以刚周公许田（在今山东临沂县西北，一说近许国之田）以为鲁国朝宿之邑。郑国因天子不能复巡狩，所以提出与鲁国交换，各近其国。又因许田有周公别庙，所以郑国说自己不再祭祀泰山而改祀周公。

《中国上古祭祀文化》第二编 商周时代的祀典与祭祀礼仪 第九章 商周时代的郊祀
二是天子外出巡狩，来到名山大川所在之处而实地祭之。按照封建礼制，天子要定时外出，到国内名山大川进行实地祭祀。
周代的望祭山川，天子是祭天下名山大川，不受地域的限制。诸侯所祭称方祀，是祭封国之内的名山大川，即“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

以上可知，周天子不再祭泰山。郑国也就失去了陪祭泰山的机会，所以留着用于陪祭的祊地就没用了。当然历史常识是，春秋小霸郑庄公，既要利用周王朝的余威来震慑各诸侯小国，同时又要挑战周王朝的权威，来向各诸侯小国立威。所以私自和鲁国换地是挑战周王室的权威，表面上却又仍然祭周公，好象仍然是在尊奉周王朝的天子地位。由此可见李零所谓“鲁代郑祭泰山，郑代鲁祭周公”。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天子有权祭祀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名山大川，诸侯则只能祭拜封国之内的名山大川。郑国失去了陪祭泰山的机会，以后不必再祭泰山。而鲁国祭周公也就是祭自己的开国之君，自然无须郑国代劳。

由此我们知道了鲁国国君才有资格祭拜泰山，而鲁国权臣季孙氏只是大夫级别的，没有资格却偷偷跑去祭泰山。于是《论语·八佾第三》：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对身为季氏家臣的学生冉有说，季孙氏自取其祸，你能有办法救他吗？“非其鬼而祭之，臽也”，季氏没有资格却去祭泰山，这是个陷阱。在听说冉有回答说不能救之后，孔子不禁感叹道：“冉有啊，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才是《论语》的本来面目，历代名家都是笨伯，李零则是乱扯一气的等而下之者。

二十八、李零引用“宋人笔记”却语焉不详到底是想隐瞒什么？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李零说：如宋人笔记里说，金人南下，打到曲阜，他们在孔庙里，指着孔子像骂，原来你就是那个骂我们是“夷狄之有君”的家伙呀。

鲁迅《二心集》：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原文注：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宋]庄绰《鸡肋编》卷中：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宋]洪皓《松漠纪闻》：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

《大金国志》：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北大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三代皇帝熙宗即位后，宗室共治的局面开始向皇权独尊转变。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汉族社会尊君卑臣的传统政治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熙宗自幼与儒士游处，汉化较深，已“失女真之本态”。左右的汉族儒士“日进谄谀，教以宫室之状、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于是熙宗”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与贵族功臣渐渐疏远。

引用他人文章却不注明详细出处，对于被引用的作者和书名含糊其辞，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文风。李零所说的“宋人笔记”，经过一晚上的考证，现在知道了是“宋朝庄绰的《鸡肋编》”。李零在其《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中说：“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可知其“金人指着孔子像骂”的知识来源，必是出自《鲁迅全集》。偏偏鲁迅在此犯了一个小小的引用错误，把金人说成是蒙古人。这原本也无伤大雅，鲁迅的时代没有互联网，查找资料很不方便。但是李零是鲁迅的铁杆粉丝，这下问题就大了。

鲁迅称孔子为“孔老二先生”，又曾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可知鲁迅必然不是孔子的粉丝。李零出一本书辱骂孔子是丧家狗，可谓与其偶像鲁迅一脉相承。李零在写书时可能查阅核实过《鸡肋编》，也可能没有，因为李零的知识背景，原本对《论语》尚且不熟，何况是生僻的宋人笔记。李零在《丧家狗》的前言中宣称通读过鲁迅，在《丧家狗》的正文中需要引用鲁迅书中出现的资料。李零将如何自处？既要为偶像鲁迅的引用错误保全脸面，又要为《鸡肋编》的错误资料打掩护。《鸡肋编》说孔庙“至金寇遂为烟尘”，历史事实是金朝尊孔并大修孔庙。

鲁迅引用错误，庄绰资料错误，李零面对前后夹攻，已经身处绝境。幸亏还有孔老夫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伟大教诲。于是明明应该在书中注明的“宋朝庄绰《鸡肋编》”，就烟云模糊地变成了“宋人笔记”。有谁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追究这不痛不痒的四个字呢？无论有还是没有，从上述一晚上查找到的资料，我们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所谓“诸夏”无论有君无君，不过是腐化二字而已。这种腐化表现在学术上，就是李零“为尊者讳”的笔下花枪，耍起来虎虎生风，把读者涮得是一愣一愣的。

章士钊的《汉奸辨》，因为文末有“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等不雅字样，因此被后世民族主义者永远只引用开头几句，并且讳章士钊之名为“清人”。唯一目的就是叫你无处查找，以使他们的骗术得逞。从孔子到鲁迅再到李零，所有中国人无论说好说坏，本质上永远无法逃脱诸子百家思想的笼罩，正如人们无法脱去血液中的遗传基因。谷歌围棋战胜李世石，代表了西方科技击碎了传统东方文化的最后一个堡垒，从此我们已经变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些人仍在麻木不仁，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在竭力掩饰，假装好象什么也没发生。可是该来的已经来了，反与被反者必将集体被大浪淘沙。

二十九、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求田问舍之志与封建士大夫一脉相承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

李零把“里”解释为“邻里”，把“择”解释为“宅”。并且按所谓“前人注释”说：“孔子强调的是，跟什么人做邻居，一定要慎重，不选仁人，不行。”“不跟仁人住一块儿，太傻。”

《论语·里仁》第一段是“里仁为美”，第六段就是“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同一章的内容不可能自相矛盾。因此以朱熹为代表的一门心思求田问舍的封建士大夫，就必须咬着牙硬扛到底，把“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解释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也就是“我未见好仁者，亦未见恶不仁者”。

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可知“我未见好仁者”，完全是被腐儒曲解的结果，孔子的意思就是“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既然“好仁者”不可能“恶不仁者”，还会在乎“里仁”或“里不仁”吗？结论是“里仁为美”就是“心灵美”的意思，后世历代新旧腐儒的曲解如此不堪，难怪要被毛泽东全部下放到农村去。

三十、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除了抄书还能干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

李零解释起除了“智者利仁”的前面几句，那是一套一套的，因为可以到处查书。李零对前人无法理解的“智者利仁”，表示“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大概是……”

“智者利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参照孔子的另一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立刻就找到了答案：“智者乐”。因此孔子这段话漏掉了三个字，应该是“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智者不可以长处乐”，换言之就是“仁者可以久处约，智者可以长处乐”。

为什么必须是“智者乐”呢？因为“仁者乐”并且“仁者可以长处乐”，太不象话了。“仁者”应该“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安贫乐道”；“仁者”应该“达则兼济天下”，“仁者”是不可能有时间“乐”，而且还“长处乐”的。

如此“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就迎刃而解了。“仁者”得到了“仁”的道德主义的一面，“智者”得到了“仁”的功利主义的一面。所以《论语》全篇一万余字，仅有八次提到“知（智）者”。所以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说明一下。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颜回的“不改其乐”，是安贫乐道之“乐”。“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智者）不可以长处乐”的“乐”，是和“约”，也就是和“贫困”相对的“富贵之乐”。两个“乐”不是一回事，请明察。

三十一、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望文生义拙态可掬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前面几句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孔子说过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面几句也很容易理解，君子哪怕在吃饭的时候，在匆忙仓促和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从来不违背仁。

稍微有点难度的是中间这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恶乎”，百度百科告诉我们，前人的解释是“何所”，也就是“靠什么”的意思。

李零翻译这八个字说：“离开仁，君子就没法出名了。”这就叫作望文生义，把“成名”理解为“出名”。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君子违背了仁，靠什么称之为君子呢”？“名”就是“君子”的代词，古文讲究对仗之美，如果写成“君子去仁，恶乎成君子”，那样读起来就没味了。

二十多年前的狮城舌战，听到复旦学子在台上引用这句“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却被其文字韵律之美所深深感动。这就是儒道佛以及诸子百家的真正魁力和价值所在，不是他们所讲的道理有多正确，而是他们超越了是非善恶，而直接向人们展示了美。美是最高的价值，但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的美，还需要西方的科技来做好基础工作。在人类可以预见的未来，当西方科技带领全人类走出疾病和贫困，东方儒道佛的美的价值，必将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和欣赏赞美。

三十二、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只好拿出冢中枯骨来吓唬人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李零的翻译是“这里讲孝子劝父母，真是难拿。不但言辞要恳切而委婉，绝对不能直戳戳，不留情面，说父母哪儿对哪儿错，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只要父母不接受，就要恭敬如初，绝对服从，事事为父母操心，丝毫没有怨言”吗？

李零又说：“不违”，是绝对服从。现代社会，只有军队，对首长的命令，才绝对服从，但孔子不一样，他讲“不违”，一是对父母，二是对老师，国君都未必有这种资格。郭店楚简《语丛三》告诉我们，人对父母和君主都要服从，就像军人要服从三军之旗和三军之帅，但君不如亲，君可去，亲不可去，君臣关系不好，可以不以君臣相待；臣不悦君，可离而去之；君以不义加诸臣，臣可拒而不受。当时是孝大于忠，不像宋以来，可以舍孝取忠。”

“郭店楚简语丛三”的相关内容：“父无恶。君犹父也，其弗恶也，犹三军之旌也，正也，所以异于父者，君臣不相戴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

《孝经》谏诤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朱熹《论语集注》：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也。劳而不怨，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清朝《弟子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据此可知李零的解释有三个问题。1 李零忽略了郭店楚简语丛三的“父无恶、君弗恶”，是“犹三军之旌”的前提，证明了拿出冢中枯骨来吓唬人者，未必就真有通鬼通神的大学问。2 孔子在《孝经》中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和李零所说的“绝对服从”完全相反。3 宋朝的朱熹，和清朝的《弟子规》，同样也不是“绝对服从”。

那么孔子这段话的正确翻译是什么呢？应该是：对父母的过失不是微谏，而是要三谏，不停地谏谏谏。第一谏，表明不服从的态度（见志不从）；第二谏，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绝不违背劝谏的初衷（又敬不违）；第三谏，胡萝卜加大棒，谏到大家都精疲力尽，但是不使彼此产生恨怨（劳而不怨）。

三十三、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也不过是李斯所见的仓鼠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李零说：子游讲的道理很对，跟领导套近乎，走动太多，领导烦，自讨没趣；就是朋友，天天往一块儿凑，也招人讨厌，日久天长，反而疏远。

实际上子游这两句感悟，孔子在《论语》中分别都讲过了。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李零当了名校教授就可以乱扯一气，请问这和李斯所见到的厕鼠仓鼠的区别有何不同？“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另外孔子在《论语》中又曾说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可见得儒家心目中理想朋友的标准之一是正直，而儒家自己在追求中庸的过程中却难免变成和事佬、滑头。又要正直，又怕得罪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吗？

对于交友之道。子游说：“朋友数，斯疏矣。”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所谓学术就是枚举法的试验，试验方法就是选取每一种可能性，分别来一番沙盘推演。那么现在就来推演一下，“斯疏矣”如何，“自辱矣”又如何。对朋友直言相谏，朋友却一意孤行，按子游和孔子的说法，这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就会疏远或自辱。但是对于不听良言相告，坚持一意孤行之人，难道这种友情还能维持下去吗？可见得直言相谏的结果是被疏远，对方不听良言相劝，自己也只好主动疏远。既然结果都是疏远，何不宁直而疏，何必枉中求近？可见得所谓诸子百家，不过是把几个基本概念颠过来倒过去，并不具备任何实用价值。中国几千年以来，诸子百家都玩过了。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制度也都尝试过了。结果都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诸子百家或各种制度，研究的是怎么分蛋糕，而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做大蛋糕甚至创造蛋糕。假如科学没有发明抗生素，即使采取最先进的制度，在欧洲黑死病等瘟疫面前也只能是束手无策。结论是明白无误的，能够促进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福音，又能够限制科技无法作恶的制度，那就是世界各国应该采取的制度。假如真有一天发明出了粒子转换机，泥土变美食。假如真有一天发明出了造梦机，做梦当皇帝。到那时还有必要为制度而争得面红耳赤吗？

三十四、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把学术搞成了猜谜语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的这段话，就是公冶长坐了牢，但是孔子认为公冶长无罪，所以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原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李零既然要出书，就必须没话找话说，无话说三句。

李零说：“公冶长”，孔门弟子，生卒不详。“公冶”是复姓，即两个字的家族名，严格讲，其实是氏，而不是姓。他可能是以官为氏。战国工官，常以“公”字表示官营，并称负责铸造铜器或铁器的官员为“冶师”或“冶”。

公冶长是春秋时代人，李零却以战国时代的所谓“冶师”，作为公冶这个姓的来源，这种猜谜式的伪学术，岂不是错把孙子当成了爷爷吗？

百度百科公冶姓：公冶姓源流单纯。公冶复姓出自姬姓，为季氏的后代。鲁国季姓是鲁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代。季友的兄长就是鲁庄公，鲁庄公死时立季友的儿子为国君，可是这位国君不幸遇害，季友也逃亡了，等季友回国时，又立他的小儿子为国君，就是鲁僖公。季姓公族中的季冶，字公冶，当了鲁国的大夫，他的后代子孙便以祖上的字命姓，称公冶氏。

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以“公”开头的复姓还真不少：
以字为氏：公父、公子、公石、公索、公伯、公慎、公输、公西、公罔、公冶、公祖、公羊、公良、公齐、公山、公仪、公沙、公玉、公南、公叔、公孟、公明、公文、公析、公宾
以官为氏：公正
以爵为氏：公、公乘、公氏
以爵系为氏：公子、公孙

面对这么多的“公”什么姓，李零还能把“公”字解释为“官营”吗？公石是官营的采石场？公索是官营的绳子厂？公羊是官营的养羊厂？公沙是官营的采沙厂？简直就是开玩笑。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襄公出国访问，季武子趁机在国内作乱，并派公冶去向鲁襄公报告。公冶事后才知道季武子作乱的事，愤而脱离季孙氏家族，公冶就是公冶氏的始祖。据此推论如下表：

公元前608年，公冶氏始祖，季孙氏的公冶出生。
公元前575年，鲁襄公出生。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
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冶脱离季孙氏家族。
公元前543年，公冶去世。假设去世时65岁。
公元前535年，公冶长出生。假设公冶长比孔子的女儿大5岁。
公元前532年，孔鲤出生。
公元前530年，假设孔子的女儿出生。假设孔子的女儿嫁给公冶长时是20岁。
公元前510年。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

公冶比公冶长，年纪大了73岁。据此推断，脱离季孙氏自立，并以公冶为姓的公冶，很可能是公冶长的曾祖父。脱离了贵族身份，又经过四代传下来，早已经家道中落了，所以后人推测公冶长自幼家贫。公冶长坐牢的原因无从知晓，但是公冶这个姓，出自季孙氏的公冶，却是后世史学家的定论。因此虽然公冶长坐了牢，孔子却把女儿嫁给公冶长，这是因为公冶长和孔子一样，都是具有贵族血统的破落户。

北大历史系的张帐教授，我在新浪看了他的元明清史公开课，真是既有学问，又很幽默。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写得也非常好，在网上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誉。北大并不差，北大差就差在出了李零这种人。

公元前544年，公冶脱离季孙氏家族，自立并以公孙为姓。公元前535年，公冶长出生。时间仅仅相隔了十来年，说成是“传了四代”似乎不太合理。但是以《红楼梦》宁荣二府为例，宁荣二公是贾氏的始祖，相当于季孙氏兄弟几个，都是鲁国国君的后代。贾代化和贾代善袭了爵，同辈的兄弟贾代儒却成了破落户。假设贾代儒自立门户，改姓儒。则贾代儒的孙子贾瑞，就相当于公冶长。当然贾瑞无行，而公冶长是贤人。但是说明了公冶率领族人脱离季孙氏之后，原本族内早就有贫富之分。虽然公冶长出生距离公冶自立，仅有短短十来年时间，但是公冶长自幼家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孔子这一手真是绝妙，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三鸟。既在嫁女上保持了门当户对的血统高贵，又表达了支持豪门正义之士的立场，同时也是变相地和季孙氏攀上了亲。孔子不愧是中国古代，继孙武子之后的又一代兵法大家。

三十五、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格调低俗

李零说：“五四”以来，新女性逃婚，往哪儿逃？只有两个去处，一是窑子，二是学校。

新女性逃婚，很显然还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和情人私奔，怎么可以说只有两个去处呢？李零为了扯出这句“守旧的老先生要痛骂学校是妓院”，也就相当于李零痛骂北大是妓院。请问这叫什么名校教授？满纸的狗屎，满脑子的妓院。李零后面又评论孔子说：“他老人家不收女学生，一个女儿，一个侄女，嫁完就完了，一点富余都没有。”孔子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侄女嫁给了南宫适，就“一点富余没有”了吗？孔子有九个姐姐，每个姐姐平均生五个小孩，起码还有十几个外甥女，爱嫁谁就嫁谁，你李零管得着吗？

三十六、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小学语文不及格

李零在《丧家狗》的封面上说：“任何怀抱理想，但是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李零所说的这个病句，把“理想”和“精神家园”互换一下位置，变成了：“任何向往精神家园，但是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理想的人，都是丧家狗”。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理想”就是“精神家园”。

在现实世界能找到的，还能叫“理想”吗？正因为找不到，所以才要努力去找，称之为“理想”，也就是“精神家园”。可见得李零的病句无异于在说，任何有理想的人都是丧家狗。李零的《丧家狗》在豆瓣有两千五百多个评价，获得了8.1的高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崇拜物质的时代，国人已经集体失去了理想。所以李零把有理想的人辱骂为丧家狗，得到了豆瓣小资们的集体疯狂追捧。

楼上更正一个字：公元前544年，公冶脱离季孙氏家族，自立并以公冶为姓。另外有些错字，在猫眼更正过了，因为猫眼可以编辑，在天涯不能编辑，所以也就没办法更正。好在也没什么人看，无所谓了。

新女性逃婚，很显然还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和情人私奔，怎么可以说只有两个去处呢？李零不过是为了扯出这句“守旧的老先生要痛骂学校是妓院”，也不过是想变着法子痛骂北大是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