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河南南阳卧龙冈的“诸葛亮躬耕地”见鬼去吧！
是谁挑起了襄阳、南阳之争？
众所周知，诸葛亮躬耕地的千年之争，完全是由南阳方面将南阳卧龙冈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地引起的，唐嘉弘教授却硬要把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根源归咎于习凿齿和裴松之。他在南阳市1990年12月10日举行“三顾茅庐”邮票首发式后的邮票发行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形成诸葛亮躬耕地论争的根源之一是习凿齿将邓县、邓城县与古邓国混淆不别所致，误以为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并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后来裴松之又将此一家之释录入注中，从而不断扩散，造成长期以来许多争论。”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襄阳说”已把古邓国、邓县、邓城县既是一地又有承袭关系的问题辨得清清楚楚，习凿齿并不存在什么将邓县、邓城县与古邓国混淆不别的问题。（河南）南阳的邓县，古地名称穰，战国韩邑。秦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魏冉封穰侯，即此。后置县，名穰县，汉属南阳郡。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改荆州时置邓州，穰县为邓州州治，至明初穰县废入邓州，明、清时邓州不辖县，1913年改名邓县。（河南）南阳邓县的得名时间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所置之邓县（古邓国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置南阳郡后属南阳郡）相距2191年，习凿齿在世时，咋会有（河南）南阳？南阳郡内咋可能有两个邓县并存？他怎么会误以为（河南）南阳的邓县为襄阳的邓城县呢？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所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条史料，是以东汉末之时记当时的人和事，根本不涉及晋时的邓城县，而且晋时的邓城县仍属南阳郡，不属襄阳郡，他怎么会把（河南）南阳的邓县与襄阳的邓城县扯到一起呢？看来，“将邓县、邓城县与古邓国混淆不别”，“误以为（河南）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的人并不是习凿齿，也不是别人，而是唐嘉弘自己。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耀坤就言简意明地把这个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诸葛亮故居所在地的邓县，是秦汉以后的邓县，两晋以后的邓城县，明清时期的襄阳县邓城镇，其地在今湖北襄樊市境内。而现在河南省的邓县，乃两汉以后的穰县，隋唐以后的邓州，民国时期的邓县。二者并非一地，只是名称相同而已。”对这个问题，本人不再多论。
陈寿不知道隆中吗？
习凿齿是不是“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呢？对这个问题，我倒想多费点笔墨。我以为，陈寿在编修《三国志》时不仅知道隆中，而且不知道隆中那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隆中，那才是怪事！理由和根据是：其一，陈寿及其父均在蜀汉为官，为蜀汉旧臣，本身对诸葛亮在隆中躬耕、刘备到隆中“三顾”这样的大事就应了然于胸。况且，其父曾与马谡这位来自襄阳，深受诸葛亮器重，与诸葛亮情同父子的蜀汉将领生活战斗在一起，陈寿作为他们的子侄辈，也完全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信息。其二，陈寿是蜀汉经学家谯周的学生，谯周在诸葛亮领益州牧时任劝学从事，后任中散大夫、光禄大夫，诸葛亮死后，谯周又是后主刘禅的心腹近臣，刘禅降魏就是他出的主意。诸葛亮与刘备情同鱼水，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顾命大臣，刘禅称其为“相父”。诸葛亮与刘氏父子这等关系，诸葛亮一生的重大事迹，特别是在隆中躬耕、受“三顾”这样的大事，刘氏父子和诸葛亮本人岂能忘怀？作为诸葛亮的幕僚、蜀汉重臣、刘禅近臣的谯周岂能不知？作为谯周学生的陈寿又与自己的老师先后入晋，陈寿岂能不和自己的老师交往，向老师求教？其三，陈寿少好学，有史才，蜀未亡时，即留心蜀汉史事；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集合三国官私著作，著成《三国志》。诸葛亮在隆中隐居躬耕、苦读求志，受刘备“三顾”、献《隆中对》，这是诸葛亮平生十分重大的事件，是诸葛亮最大的人生亮点，不是“个人隐私”，三国时众多的官私著作不可能不涉及这些内容及隆中地名，陈寿编修《三国志》搜集的原始资料中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内容，与陈寿稍晚的王隐所著《蜀记》（王隐“受父遗业”，《蜀记》可视为王铨、王隐父子共同完成的史著）中记西晋镇南将军刘弘与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的史事就是例证。为刘弘拟写碑文的李兴是李密的儿子。李密何许人也？李密（224—287），西晋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字令伯，一名虔。少仕蜀为郎。蜀汉亡后，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他以父早亡，母再嫁，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因上《陈情表》固辞。刘氏死，方至京师洛阳。先后任洗马、温令、汉中太守等官。李密比陈寿（233—297）少长，其子李兴和他的上司刘弘知道隆中，李密和陈寿不知道隆中是讲不通的。既然李密、李兴父子，王铨、王隐父子和刘弘这些人都知道隆中，这说明隆中之地、之名早已广为人知，陈寿更不用说。其四，陈寿编修《三国志》，编辑《诸葛亮集》，是西晋皇帝交给他的重要使命，调查收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历史功业、文献著述，完全没有任何障碍，不存在任何问题。作为朝廷史官的他，连诸葛亮躬耕、刘备“三顾”的地方就不知道，搞不清，那岂不是“死罪死罪”！其五，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对其中的“南阳”的含义，究竟实指哪里，陈寿能不查阅手头资料，再三推敲，落到实处？其六，诸葛亮在隆中周围、襄阳一带广交士林，结成了包括师友、姻亲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包括“三顾”隆中的刘、关、张三人）决不会不知道他躬耕隐居的隆中。后来，这些人中的不少人又随刘备、诸葛亮入川，他们也不可能不把诸葛亮躬耕隐居隆中之事作进一步的传播扩散。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族人诸葛诞分别仕吴、仕魏，他的好友孟公威、徐元直等先后入魏、仕魏，他的世伯刘表之子刘琮又降魏，还有在战争中降魏、降吴的蜀汉将领，魏主曹操、吴主孙权能不通过各种渠道把诸葛亮这位蜀汉高人的身世来历摸得清清楚楚？司马氏后来以晋代魏，司马懿的子孙们岂能不知？这说明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隆中在魏晋之世是广为人知的，陈寿也不例外，和诸葛亮比连而居的襄阳人就更不例外了。因此，与诸葛亮“相去之不远”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隆中的郡县归属和地理方位记载得那么清楚准确，就更是顺理成章，可信无疑的了，哪里是习凿齿“始立”和“首倡”“异说”呢？如此说来，陈寿无疑是知道隆中的，但为什么又没有写进《三国志》呢？对此，专家学者们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史籍行文体例的要求和这部史籍特别精审、惜墨如金使然；再则就是陈寿这位蜀汉旧臣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我遍查了《三国志》中历史人物的籍贯称谓，一是只写郡名，二是兼写郡县名。如黄忠的籍贯就属前者，诸葛亮的原籍贯则属后者。诸葛亮寓居的“第二故乡”，他自言是“南阳”（郡名）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但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上诸葛亮集表》的两条史料中，对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所处位置均作了比较明确的交代：“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遭汉末扰乱，（亮）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这说明，诸葛亮所说的“南阳”的具体所指就是荆州治所襄阳城附近的那一块地方。诸葛亮在言“躬耕于南阳”之后，又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交代了他和刘备晤对的处所。草庐在哪里？它不在天上，而在地上，就在诸葛亮躬耕隐居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诸葛亮姐弟建造和居住的草庐和其周遭的附属物，诸葛亮离开那个地方多年后草庐的遗迹遗址和有的遗迹遗物尚存。那个地方《蜀记》叫“隆中”，《汉晋春秋》叫“隆中”，《水经注》叫“隆中”，其他众多史籍都叫“隆中”，那个地方不是隆中又是什么？陈寿没把隆中写进《三国志》中，不等于他手里就没有有关隆中的资料，也不等于他就不知道隆中。根据《蜀记》刘弘和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史料中“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记载，“隆中”之名来源于隆山，取“隆山之冲”之意而得名。专家学者们断言，隆中得名应在诸葛亮躬耕之前，决不会是附会之名。根据地名具有极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隆中又处于离襄阳城不远的郊野，绝非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因此我认为，隆山和隆中都应在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前就早有其名了。
众所周知，诸葛亮躬耕地的千年之争，完全是由南阳方面将南阳卧龙冈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地引起的，唐嘉弘教授却硬要把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根源归咎于习凿齿和裴松之。他在南阳市1990年12月10日举行“三顾茅庐”邮票首发式后的邮票发行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形成诸葛亮躬耕地论争的根源之一是习凿齿将邓县、邓城县与古邓国混淆不别所致，误以为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并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后来裴松之又将此一家之释录入注中，从而不断扩散，造成长期以来许多争论。”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襄阳说”已把古邓国、邓县、邓城县既是一地又有承袭关系的问题辨得清清楚楚，习凿齿并不存在什么将邓县、邓城县与古邓国混淆不别的问题。（河南）南阳的邓县，古地名称穰，战国韩邑。秦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魏冉封穰侯，即此。后置县，名穰县，汉属南阳郡。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改荆州时置邓州，穰县为邓州州治，至明初穰县废入邓州，明、清时邓州不辖县，1913年改名邓县。（河南）南阳邓县的得名时间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所置之邓县（古邓国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置南阳郡后属南阳郡）相距2191年，习凿齿在世时，咋会有（河南）南阳？南阳郡内咋可能有两个邓县并存？他怎么会误以为（河南）南阳的邓县为襄阳的邓城县呢？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所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条史料，是以东汉末之时记当时的人和事，根本不涉及晋时的邓城县，而且晋时的邓城县仍属南阳郡，不属襄阳郡，他怎么会把（河南）南阳的邓县与襄阳的邓城县扯到一起呢？看来，“将邓县、邓城县与古邓国混淆不别”，“误以为（河南）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的人并不是习凿齿，也不是别人，而是唐嘉弘自己。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耀坤就言简意明地把这个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诸葛亮故居所在地的邓县，是秦汉以后的邓县，两晋以后的邓城县，明清时期的襄阳县邓城镇，其地在今湖北襄樊市境内。而现在河南省的邓县，乃两汉以后的穰县，隋唐以后的邓州，民国时期的邓县。二者并非一地，只是名称相同而已。”对这个问题，本人不再多论。
陈寿不知道隆中吗？
习凿齿是不是“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呢？对这个问题，我倒想多费点笔墨。我以为，陈寿在编修《三国志》时不仅知道隆中，而且不知道隆中那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隆中，那才是怪事！理由和根据是：其一，陈寿及其父均在蜀汉为官，为蜀汉旧臣，本身对诸葛亮在隆中躬耕、刘备到隆中“三顾”这样的大事就应了然于胸。况且，其父曾与马谡这位来自襄阳，深受诸葛亮器重，与诸葛亮情同父子的蜀汉将领生活战斗在一起，陈寿作为他们的子侄辈，也完全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信息。其二，陈寿是蜀汉经学家谯周的学生，谯周在诸葛亮领益州牧时任劝学从事，后任中散大夫、光禄大夫，诸葛亮死后，谯周又是后主刘禅的心腹近臣，刘禅降魏就是他出的主意。诸葛亮与刘备情同鱼水，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顾命大臣，刘禅称其为“相父”。诸葛亮与刘氏父子这等关系，诸葛亮一生的重大事迹，特别是在隆中躬耕、受“三顾”这样的大事，刘氏父子和诸葛亮本人岂能忘怀？作为诸葛亮的幕僚、蜀汉重臣、刘禅近臣的谯周岂能不知？作为谯周学生的陈寿又与自己的老师先后入晋，陈寿岂能不和自己的老师交往，向老师求教？其三，陈寿少好学，有史才，蜀未亡时，即留心蜀汉史事；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集合三国官私著作，著成《三国志》。诸葛亮在隆中隐居躬耕、苦读求志，受刘备“三顾”、献《隆中对》，这是诸葛亮平生十分重大的事件，是诸葛亮最大的人生亮点，不是“个人隐私”，三国时众多的官私著作不可能不涉及这些内容及隆中地名，陈寿编修《三国志》搜集的原始资料中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内容，与陈寿稍晚的王隐所著《蜀记》（王隐“受父遗业”，《蜀记》可视为王铨、王隐父子共同完成的史著）中记西晋镇南将军刘弘与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的史事就是例证。为刘弘拟写碑文的李兴是李密的儿子。李密何许人也？李密（224—287），西晋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字令伯，一名虔。少仕蜀为郎。蜀汉亡后，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他以父早亡，母再嫁，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因上《陈情表》固辞。刘氏死，方至京师洛阳。先后任洗马、温令、汉中太守等官。李密比陈寿（233—297）少长，其子李兴和他的上司刘弘知道隆中，李密和陈寿不知道隆中是讲不通的。既然李密、李兴父子，王铨、王隐父子和刘弘这些人都知道隆中，这说明隆中之地、之名早已广为人知，陈寿更不用说。其四，陈寿编修《三国志》，编辑《诸葛亮集》，是西晋皇帝交给他的重要使命，调查收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历史功业、文献著述，完全没有任何障碍，不存在任何问题。作为朝廷史官的他，连诸葛亮躬耕、刘备“三顾”的地方就不知道，搞不清，那岂不是“死罪死罪”！其五，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对其中的“南阳”的含义，究竟实指哪里，陈寿能不查阅手头资料，再三推敲，落到实处？其六，诸葛亮在隆中周围、襄阳一带广交士林，结成了包括师友、姻亲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包括“三顾”隆中的刘、关、张三人）决不会不知道他躬耕隐居的隆中。后来，这些人中的不少人又随刘备、诸葛亮入川，他们也不可能不把诸葛亮躬耕隐居隆中之事作进一步的传播扩散。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族人诸葛诞分别仕吴、仕魏，他的好友孟公威、徐元直等先后入魏、仕魏，他的世伯刘表之子刘琮又降魏，还有在战争中降魏、降吴的蜀汉将领，魏主曹操、吴主孙权能不通过各种渠道把诸葛亮这位蜀汉高人的身世来历摸得清清楚楚？司马氏后来以晋代魏，司马懿的子孙们岂能不知？这说明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隆中在魏晋之世是广为人知的，陈寿也不例外，和诸葛亮比连而居的襄阳人就更不例外了。因此，与诸葛亮“相去之不远”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隆中的郡县归属和地理方位记载得那么清楚准确，就更是顺理成章，可信无疑的了，哪里是习凿齿“始立”和“首倡”“异说”呢？如此说来，陈寿无疑是知道隆中的，但为什么又没有写进《三国志》呢？对此，专家学者们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史籍行文体例的要求和这部史籍特别精审、惜墨如金使然；再则就是陈寿这位蜀汉旧臣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我遍查了《三国志》中历史人物的籍贯称谓，一是只写郡名，二是兼写郡县名。如黄忠的籍贯就属前者，诸葛亮的原籍贯则属后者。诸葛亮寓居的“第二故乡”，他自言是“南阳”（郡名）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但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上诸葛亮集表》的两条史料中，对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所处位置均作了比较明确的交代：“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遭汉末扰乱，（亮）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这说明，诸葛亮所说的“南阳”的具体所指就是荆州治所襄阳城附近的那一块地方。诸葛亮在言“躬耕于南阳”之后，又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交代了他和刘备晤对的处所。草庐在哪里？它不在天上，而在地上，就在诸葛亮躬耕隐居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诸葛亮姐弟建造和居住的草庐和其周遭的附属物，诸葛亮离开那个地方多年后草庐的遗迹遗址和有的遗迹遗物尚存。那个地方《蜀记》叫“隆中”，《汉晋春秋》叫“隆中”，《水经注》叫“隆中”，其他众多史籍都叫“隆中”，那个地方不是隆中又是什么？陈寿没把隆中写进《三国志》中，不等于他手里就没有有关隆中的资料，也不等于他就不知道隆中。根据《蜀记》刘弘和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史料中“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记载，“隆中”之名来源于隆山，取“隆山之冲”之意而得名。专家学者们断言，隆中得名应在诸葛亮躬耕之前，决不会是附会之名。根据地名具有极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隆中又处于离襄阳城不远的郊野，绝非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因此我认为，隆山和隆中都应在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前就早有其名了。
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对诸葛亮躬耕地
归属问题所作的权威性结论
一、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通知中对襄樊和南阳两处名胜地作了明确表述：襄樊是“隆中诸葛亮故居”，南阳是“武侯祠”。
1986年12月8日国发〔1986〕104号《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介绍襄樊的文字是：“襄樊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唐至清多次整修，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多宝佛塔、绿影壁、米公（芾）祠、杜甫墓等。”介绍南阳的文字是：“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称宛，战国时为楚国重邑，东汉称陪京，后历为府治。文物古迹有两千年前的冶铁遗址、战国时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还有玄妙观、武侯祠、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国务院文件指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南阳卧龙冈是“武侯祠”。一个是遗迹性名胜，一个是纪念性名胜。也就是说，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隐居地，南阳卧龙冈则是诸葛亮纪念馆。国务院文件中对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名称的表述，科学准确地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内涵。
二、新华社发布重要电讯，报道我国史学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的权威性结论：据史籍记载，距离湖北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当年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
诸葛亮躬耕之地无须再争 首都史学界专家又作定论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张武春）来自首都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今天举行的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上指出，据史籍明确记载，距离湖北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当年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
专家们指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不是指南阳郡的郡治所在地宛县，而是指南阳郡所管辖的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就在今天的襄阳西边的隆中，离襄阳城很近，而离南阳郡郡治宛县较远。但在行政区划上，当时隆中是属于南阳郡的邓县，所以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北朝时撤销邓县，此后隆中改属襄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在发言时说，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将州治迁至襄阳。诸葛亮随叔父投奔刘表，只能是在襄阳，决不可能到远离刘表数百里且兵荒马乱的南阳去躬耕。诸葛亮的师长和亲朋好友庞德公、黄承彦、蒯祺和崔州平等也都住在襄阳。
据了解，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对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和南阳“武侯祠”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表述，前者是遗迹性名胜，后者是纪念性名胜。
这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参加了座谈。
注：本书作者在剪贴这则新华社电讯时没有记下发表年份，望知悉的读者告知。谢谢！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应国家建设部咨询出具的一份关于襄阳隆中的答复书指出：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份答复书，是为国务院1994年12月6日公布隆中为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出具的。答复书全文如下：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有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的权威性文件和我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权威发布的电讯已过去多年，但时至今日，南阳方面一直置若罔闻，拒不承认，公然蔑视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不仅如此，少数南阳人更变本加厉地通过各种渠道恶意炒作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公然挑战和抗拒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至今未见任何收敛迹象。面对如此严重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怀疑：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何东成治下的南阳市是不是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归属问题所作的权威性结论
一、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通知中对襄樊和南阳两处名胜地作了明确表述：襄樊是“隆中诸葛亮故居”，南阳是“武侯祠”。
1986年12月8日国发〔1986〕104号《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介绍襄樊的文字是：“襄樊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唐至清多次整修，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多宝佛塔、绿影壁、米公（芾）祠、杜甫墓等。”介绍南阳的文字是：“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称宛，战国时为楚国重邑，东汉称陪京，后历为府治。文物古迹有两千年前的冶铁遗址、战国时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还有玄妙观、武侯祠、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国务院文件指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南阳卧龙冈是“武侯祠”。一个是遗迹性名胜，一个是纪念性名胜。也就是说，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隐居地，南阳卧龙冈则是诸葛亮纪念馆。国务院文件中对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名称的表述，科学准确地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内涵。
二、新华社发布重要电讯，报道我国史学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的权威性结论：据史籍记载，距离湖北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当年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
诸葛亮躬耕之地无须再争 首都史学界专家又作定论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张武春）来自首都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今天举行的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上指出，据史籍明确记载，距离湖北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当年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
专家们指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不是指南阳郡的郡治所在地宛县，而是指南阳郡所管辖的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就在今天的襄阳西边的隆中，离襄阳城很近，而离南阳郡郡治宛县较远。但在行政区划上，当时隆中是属于南阳郡的邓县，所以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北朝时撤销邓县，此后隆中改属襄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在发言时说，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将州治迁至襄阳。诸葛亮随叔父投奔刘表，只能是在襄阳，决不可能到远离刘表数百里且兵荒马乱的南阳去躬耕。诸葛亮的师长和亲朋好友庞德公、黄承彦、蒯祺和崔州平等也都住在襄阳。
据了解，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对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和南阳“武侯祠”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表述，前者是遗迹性名胜，后者是纪念性名胜。
这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参加了座谈。
注：本书作者在剪贴这则新华社电讯时没有记下发表年份，望知悉的读者告知。谢谢！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应国家建设部咨询出具的一份关于襄阳隆中的答复书指出：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份答复书，是为国务院1994年12月6日公布隆中为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出具的。答复书全文如下：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有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的权威性文件和我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权威发布的电讯已过去多年，但时至今日，南阳方面一直置若罔闻，拒不承认，公然蔑视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不仅如此，少数南阳人更变本加厉地通过各种渠道恶意炒作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公然挑战和抗拒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至今未见任何收敛迹象。面对如此严重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怀疑：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何东成治下的南阳市是不是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没有结论
也不能下结论吗？
在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我就耳闻，湖北有位史学家说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没有结论，也不能下结论。他说：“争下去，两地受益；一锤定音，两败俱伤。”在2003年七八月份由河南南阳方面掀起的“教科书风波”中，我在中原新闻网上终于获知，确有这样一段文字：“湖北史学专家说，诸葛亮躬耕地，两地争论好多年，并出版不少专著，但由谁来做最后判决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都提高两地知名度，‘争下去，两地受益；一锤定音，两败俱伤。’”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中原新闻网上这则来自中国台北的电讯，把“湖北有位史学家”说成“湖北史学专家”，是以偏概全, 是不符合湖北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的。谁说湖北的史学专家都有这样的观点？这不是要封住湖北史学专家们的口吗？湖北某史学家的观点，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一厢情愿，决不代表湖北史学界的所有史学专家。据我所知,湖北的史学专家,如石泉、徐少华、黄惠贤、陈国灿、吴量恺、熊铁基、徐扬杰、杨德炳、鲁才全、张翼之、徐俊、程喜霖、丁宝斋、晋宏忠、余鹏飞、陈新剑等等, 都认为诸葛亮躬耕地早有结论, 而且必须要下结论。
我不否认，襄阳和南阳两地多年甚至是千余年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确实使两地都提高了知名度。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南阳方面挑起的一场又一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把原本没有疑义的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和南阳武侯祠搞得疑云重重，真假莫辨，使得两地的两处名胜古迹都受到了玷污，使得双方都非常尴尬。南阳方面，堂堂的武侯祠捆绑了一个假诸葛亮躬耕地，使她的声名大损；襄阳方面，隆中虽是真诸葛亮躬耕地，却有个比真诸葛亮躬耕地还真的假诸葛亮躬耕地存在于南阳卧龙冈上，不甚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难免对隆中的“真”产生怀疑。这实际上是使双方的知名度和信誉度都大受折损。不过，“襄阳说”和“南阳说”毕竟把各自的观点和依据都摊到了阳光下，摆到了桌面上，经过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和由“教科书风波”引起的新一轮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后，双方谁是谁非，谁真谁假，都辨得清晰透明，水落石出，我国史学界也多次作出结论指出，根据历史事实，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南阳郡邓县隆中（今属湖北襄樊市），决不可能在南阳郡宛县卧龙冈（今属河南南阳市）。在是非曲直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湖北某史学家如果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太不符合历史事实，太不符合实际情况，太不合时宜了。与湖北某史学家的观点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争下去，两地受损；一锤定音，两地双赢。我殷切希望这位史学家不要再坐山观虎斗了，应以一位史学家的良知，呼吁双方停止无谓的争论。事实已经使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已使双方一次又一次怒目相视，恶言相向，已在世人面前留下了很不好的观感，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将来的事实也许会使人们看到，如果停止无谓争论，相邻两地能如兄弟、亲戚般地携起手来，各守本分，各展优长，互相取长补短，两地必将会在研究和弘扬诸葛亮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两地的名胜古迹也必将会在两地旅游事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有没有结论，能不能下结论这个问题，原本就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的结论，产生于从古自今史籍文献记载的大量史料中，产生于我国史学界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兹不赘述。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将我的已故老友丁宝斋编著的《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一书中编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应国家建设部咨询出具的一份关于襄阳隆中的答复书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到底有没有结论。这份答复书，是为国务院1994年12月6日公布隆中为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出具的。答复书全文如下：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有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看了这份极具权威性的咨询答复书，所谓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没有结论也不能下结论之说，还能成其为问题吗？
也不能下结论吗？
在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我就耳闻，湖北有位史学家说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没有结论，也不能下结论。他说：“争下去，两地受益；一锤定音，两败俱伤。”在2003年七八月份由河南南阳方面掀起的“教科书风波”中，我在中原新闻网上终于获知，确有这样一段文字：“湖北史学专家说，诸葛亮躬耕地，两地争论好多年，并出版不少专著，但由谁来做最后判决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都提高两地知名度，‘争下去，两地受益；一锤定音，两败俱伤。’”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中原新闻网上这则来自中国台北的电讯，把“湖北有位史学家”说成“湖北史学专家”，是以偏概全, 是不符合湖北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的。谁说湖北的史学专家都有这样的观点？这不是要封住湖北史学专家们的口吗？湖北某史学家的观点，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一厢情愿，决不代表湖北史学界的所有史学专家。据我所知,湖北的史学专家,如石泉、徐少华、黄惠贤、陈国灿、吴量恺、熊铁基、徐扬杰、杨德炳、鲁才全、张翼之、徐俊、程喜霖、丁宝斋、晋宏忠、余鹏飞、陈新剑等等, 都认为诸葛亮躬耕地早有结论, 而且必须要下结论。
我不否认，襄阳和南阳两地多年甚至是千余年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确实使两地都提高了知名度。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南阳方面挑起的一场又一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把原本没有疑义的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和南阳武侯祠搞得疑云重重，真假莫辨，使得两地的两处名胜古迹都受到了玷污，使得双方都非常尴尬。南阳方面，堂堂的武侯祠捆绑了一个假诸葛亮躬耕地，使她的声名大损；襄阳方面，隆中虽是真诸葛亮躬耕地，却有个比真诸葛亮躬耕地还真的假诸葛亮躬耕地存在于南阳卧龙冈上，不甚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难免对隆中的“真”产生怀疑。这实际上是使双方的知名度和信誉度都大受折损。不过，“襄阳说”和“南阳说”毕竟把各自的观点和依据都摊到了阳光下，摆到了桌面上，经过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和由“教科书风波”引起的新一轮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后，双方谁是谁非，谁真谁假，都辨得清晰透明，水落石出，我国史学界也多次作出结论指出，根据历史事实，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南阳郡邓县隆中（今属湖北襄樊市），决不可能在南阳郡宛县卧龙冈（今属河南南阳市）。在是非曲直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湖北某史学家如果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太不符合历史事实，太不符合实际情况，太不合时宜了。与湖北某史学家的观点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争下去，两地受损；一锤定音，两地双赢。我殷切希望这位史学家不要再坐山观虎斗了，应以一位史学家的良知，呼吁双方停止无谓的争论。事实已经使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已使双方一次又一次怒目相视，恶言相向，已在世人面前留下了很不好的观感，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将来的事实也许会使人们看到，如果停止无谓争论，相邻两地能如兄弟、亲戚般地携起手来，各守本分，各展优长，互相取长补短，两地必将会在研究和弘扬诸葛亮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两地的名胜古迹也必将会在两地旅游事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有没有结论，能不能下结论这个问题，原本就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的结论，产生于从古自今史籍文献记载的大量史料中，产生于我国史学界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兹不赘述。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将我的已故老友丁宝斋编著的《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一书中编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应国家建设部咨询出具的一份关于襄阳隆中的答复书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到底有没有结论。这份答复书，是为国务院1994年12月6日公布隆中为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出具的。答复书全文如下：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有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看了这份极具权威性的咨询答复书，所谓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没有结论也不能下结论之说，还能成其为问题吗？
布鲁诺和“南阳说”
——复“光脚走沙滩”网友
“光脚走沙滩”网友：
很荣幸结识您这位在北京工作的先生。我可以这样告诉您：布鲁诺的死刑翻了案，但是，“南阳说”的“死刑”（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死刑”是从您那里引申出来的。我的意思是“‘南阳说’的这个案”）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这决不是本人偏执，而是由它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是历史的无情。我在这里还是想避免使用“死刑”，否则，又有人说我用语不雅了。
——复“光脚走沙滩”网友
“光脚走沙滩”网友：
很荣幸结识您这位在北京工作的先生。我可以这样告诉您：布鲁诺的死刑翻了案，但是，“南阳说”的“死刑”（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死刑”是从您那里引申出来的。我的意思是“‘南阳说’的这个案”）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这决不是本人偏执，而是由它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是历史的无情。我在这里还是想避免使用“死刑”，否则，又有人说我用语不雅了。
“弯弯绕”的“南阳说”和
畸形表现的南阳人的“襄阳说”
在本书第一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一文中，我曾提到过“南阳说”者用“弯弯绕”的手法设计编造诸葛亮奇异的迁徙路线的事儿。在本书这最后一篇文章（《为真正的纠错者叫好！》一文）快要写完的时候，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对照研读《诸葛亮躬耕地新考》和《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的过程中，就深切感觉到，“南阳说”者所讲的一切“道理”，都是以“弯弯绕”的手法编造和捣腾出来的。我很理解他们这样做的良苦用心是为了“自圆其说”，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南阳说”者所讲的是无根无据的“道理”，也就是歪理，再“弯”再“绕”，“其说”又怎么能够“自圆”呢？为了给“南阳说”者留点面子，对于“南阳说”更多的“弯弯绕”笑料，我就不再用史籍里面的史料和史界方家们的研究成果来一一剖析和破解了。在这里，我只想把一位堪称“另类”的“南阳说”者曹文柱先生说道说道。曹先生对“襄阳说”所据的主要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几乎作了全面肯定，对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也作了与“襄阳说”类似的解释，甚至对于一般“南阳说”者所坚持的“唐宋碑刻（诗文）大多称诸葛亮躬耕南阳”、“立祠以南阳为早”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予以否定。曹先生真乃是一位干脆利落的论者，但他却在自己的论文中依然运用了“南阳说”者所惯用的“弯弯绕”手法。他用“沔之阳”否定了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的历史事实，以《汉晋春秋》的史料说隆中在襄阳城西与隆中在襄阳西北不合为由而把诸葛亮躬耕地“梛”到汉水以北，并把《水经注》的史料也诬为“附会之说”；他虽然否定“南阳说”“唐宋碑刻（诗文）大多称诸葛亮躬耕南阳”、“立祠以南阳为早”的观点，却又反过来说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遗迹和“隆中十景”是对南阳卧龙冈的“附会”；他论文中的满篇“郢书燕说”，其说无法自圆，却偏偏要说“持今隆中地说者”“在若干关键之处，又有重蹈郢书燕说之弊，因此不仅不能使对方服膺，甚至无法作到自圆其说”。他最终的结论是：“隆中说的大部分立论是有道理的，诸葛躬耕原址确实未出今襄樊辖区，只不过它不在今天的隆中，而是位于襄樊西北的汉水北岸地域，即后汉沔水之北的邓县境内。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都不可信，皆属后人的假托。”大概是因为我这个襄樊人的特殊敏感，对曹先生的这番慷慨陈词一点也不感动，一点也不领情，而且立马就明白了这冠冕堂皇言词背后的真义：“即使我这里不是躬耕地，也不叫你襄阳独吞！”尽管曹先生如此“另类”，但在我眼里，他却是“南阳说”者中大大的可塑可造之材。曹先生对诸葛亮躬耕地史料的梳理研究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如果能够做到真正尊重历史，摈弃一地之私，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来他个“郢书郢说”、“燕书燕说”，那他就会在转念之间由一位“另类”的“南阳说”者变为一位南阳籍的“襄阳说”者。——但愿曹先生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南阳人。在河南南阳，南阳人的“襄阳说”为何表现得如此逻辑混乱？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那就是在南阳方面所造成的精神禁锢和舆论压力下，南阳人的“襄阳说”也只能艰难地以这种被扭曲了的畸形形式表现出来。曹文柱先生的“襄阳说”和唐明礼老师的“襄阳说”都是如此。在这里，我谨向读者朋友们倾情推荐曹文柱先生的大作《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第282—290页），请读者朋友们好好研究研究。
为什么“南阳说”者都会“弯弯绕”且精于此道呢？当我再次认真领会“附”、“附会”和“牵强附会”这三个意义相近的词语后，终于悟出了其中的“真谛”。“附”，义为随带着把原本没有的东西另外加上去。“附会”，义为把不相关的事拉到一起，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意义。要想随带着把原本没有的东西另外加上去，把不相关的事拉到一起，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意义，就必须用“弯弯绕”“拉郎配”的办法来勉为其难，于是在“附”和“附会”之后又衍生出了“牵强附会”这一成语。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的解释，“牵强附会”义为“指把没关系或关系很远的事物勉强扯在一起，形容生拉硬扯，强作解释。”因为“南阳说”的“道理”都是以“弯弯绕”“拉郎配”的办法“牵强”出来的，“露马脚”，“穿帮子”，“掉底子”，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是最终的必然结果了。
畸形表现的南阳人的“襄阳说”
在本书第一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一文中，我曾提到过“南阳说”者用“弯弯绕”的手法设计编造诸葛亮奇异的迁徙路线的事儿。在本书这最后一篇文章（《为真正的纠错者叫好！》一文）快要写完的时候，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对照研读《诸葛亮躬耕地新考》和《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的过程中，就深切感觉到，“南阳说”者所讲的一切“道理”，都是以“弯弯绕”的手法编造和捣腾出来的。我很理解他们这样做的良苦用心是为了“自圆其说”，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南阳说”者所讲的是无根无据的“道理”，也就是歪理，再“弯”再“绕”，“其说”又怎么能够“自圆”呢？为了给“南阳说”者留点面子，对于“南阳说”更多的“弯弯绕”笑料，我就不再用史籍里面的史料和史界方家们的研究成果来一一剖析和破解了。在这里，我只想把一位堪称“另类”的“南阳说”者曹文柱先生说道说道。曹先生对“襄阳说”所据的主要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几乎作了全面肯定，对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也作了与“襄阳说”类似的解释，甚至对于一般“南阳说”者所坚持的“唐宋碑刻（诗文）大多称诸葛亮躬耕南阳”、“立祠以南阳为早”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予以否定。曹先生真乃是一位干脆利落的论者，但他却在自己的论文中依然运用了“南阳说”者所惯用的“弯弯绕”手法。他用“沔之阳”否定了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的历史事实，以《汉晋春秋》的史料说隆中在襄阳城西与隆中在襄阳西北不合为由而把诸葛亮躬耕地“梛”到汉水以北，并把《水经注》的史料也诬为“附会之说”；他虽然否定“南阳说”“唐宋碑刻（诗文）大多称诸葛亮躬耕南阳”、“立祠以南阳为早”的观点，却又反过来说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遗迹和“隆中十景”是对南阳卧龙冈的“附会”；他论文中的满篇“郢书燕说”，其说无法自圆，却偏偏要说“持今隆中地说者”“在若干关键之处，又有重蹈郢书燕说之弊，因此不仅不能使对方服膺，甚至无法作到自圆其说”。他最终的结论是：“隆中说的大部分立论是有道理的，诸葛躬耕原址确实未出今襄樊辖区，只不过它不在今天的隆中，而是位于襄樊西北的汉水北岸地域，即后汉沔水之北的邓县境内。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都不可信，皆属后人的假托。”大概是因为我这个襄樊人的特殊敏感，对曹先生的这番慷慨陈词一点也不感动，一点也不领情，而且立马就明白了这冠冕堂皇言词背后的真义：“即使我这里不是躬耕地，也不叫你襄阳独吞！”尽管曹先生如此“另类”，但在我眼里，他却是“南阳说”者中大大的可塑可造之材。曹先生对诸葛亮躬耕地史料的梳理研究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如果能够做到真正尊重历史，摈弃一地之私，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来他个“郢书郢说”、“燕书燕说”，那他就会在转念之间由一位“另类”的“南阳说”者变为一位南阳籍的“襄阳说”者。——但愿曹先生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南阳人。在河南南阳，南阳人的“襄阳说”为何表现得如此逻辑混乱？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那就是在南阳方面所造成的精神禁锢和舆论压力下，南阳人的“襄阳说”也只能艰难地以这种被扭曲了的畸形形式表现出来。曹文柱先生的“襄阳说”和唐明礼老师的“襄阳说”都是如此。在这里，我谨向读者朋友们倾情推荐曹文柱先生的大作《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第282—290页），请读者朋友们好好研究研究。
为什么“南阳说”者都会“弯弯绕”且精于此道呢？当我再次认真领会“附”、“附会”和“牵强附会”这三个意义相近的词语后，终于悟出了其中的“真谛”。“附”，义为随带着把原本没有的东西另外加上去。“附会”，义为把不相关的事拉到一起，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意义。要想随带着把原本没有的东西另外加上去，把不相关的事拉到一起，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意义，就必须用“弯弯绕”“拉郎配”的办法来勉为其难，于是在“附”和“附会”之后又衍生出了“牵强附会”这一成语。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的解释，“牵强附会”义为“指把没关系或关系很远的事物勉强扯在一起，形容生拉硬扯，强作解释。”因为“南阳说”的“道理”都是以“弯弯绕”“拉郎配”的办法“牵强”出来的，“露马脚”，“穿帮子”，“掉底子”，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是最终的必然结果了。
一个值得全国各地关注的河南“国会小议员”
最近在“天涯虚拟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出现了一位河南的“国会小议员”。这位“国会小议员”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地说：“中国的多少的朝代在中原建立首都！千年历史！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和河南争啊！不就是一个武汉最近百年才发家吗！”好大的口气！对于这位“国会小议员”的其他说法，本人暂不置评，先就“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的说法发表一点看法。如果按照这位“国会小议员”的说法，恐怕全国各个省区，在河南面前大概都“不过是一个乞丐”了。我请问全国各地的人们：你们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能承受这样的侮辱吗？面对如此的侮辱能无动于衷吗？难道河南人就比别处的人高出一头？别处的人都是“乞丐”，他们又是什么呢？是“施舍者”，还是“施恩者”？
我在这里特别发表这一看法，不是要挑起地区矛盾，而是要提请人们关注这种极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世纪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倾向在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中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些年来，少数南阳人蔑视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恶意炒作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并变本加厉地通过不少河南媒体和中央电视台恶意炒作这一问题，就是很突出的表现。（为了说明问题，我特在这个帖子之后把我的一篇拙文《向王永民发问，用史实和事实作答》连同题外之言一并附后。）我这个小人物希望南阳市的领导人和河南省的领导同志不要小看这一极不正常的倾向，应着手加以解决，以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尊敬的河南省领导同志：
请恕我这个小人物不知天高地厚。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应该受到党章和党组织的制约和规范。如果贵省领导同志对我有什么批评教育，请与我所在的单位和党组织联系。
我所在的单位是：湖北省襄樊日报社
我所在的党组织是：襄樊日报社党委老干部支部
潘正贤
2008年9月22日于武汉
最近在“天涯虚拟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出现了一位河南的“国会小议员”。这位“国会小议员”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地说：“中国的多少的朝代在中原建立首都！千年历史！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和河南争啊！不就是一个武汉最近百年才发家吗！”好大的口气！对于这位“国会小议员”的其他说法，本人暂不置评，先就“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的说法发表一点看法。如果按照这位“国会小议员”的说法，恐怕全国各个省区，在河南面前大概都“不过是一个乞丐”了。我请问全国各地的人们：你们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能承受这样的侮辱吗？面对如此的侮辱能无动于衷吗？难道河南人就比别处的人高出一头？别处的人都是“乞丐”，他们又是什么呢？是“施舍者”，还是“施恩者”？
我在这里特别发表这一看法，不是要挑起地区矛盾，而是要提请人们关注这种极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世纪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倾向在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中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些年来，少数南阳人蔑视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恶意炒作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并变本加厉地通过不少河南媒体和中央电视台恶意炒作这一问题，就是很突出的表现。（为了说明问题，我特在这个帖子之后把我的一篇拙文《向王永民发问，用史实和事实作答》连同题外之言一并附后。）我这个小人物希望南阳市的领导人和河南省的领导同志不要小看这一极不正常的倾向，应着手加以解决，以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尊敬的河南省领导同志：
请恕我这个小人物不知天高地厚。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应该受到党章和党组织的制约和规范。如果贵省领导同志对我有什么批评教育，请与我所在的单位和党组织联系。
我所在的单位是：湖北省襄樊日报社
我所在的党组织是：襄樊日报社党委老干部支部
潘正贤
2008年9月22日于武汉
一个值得全国各地关注的河南“国会小议员”
最近在“天涯虚拟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出现了一位河南的“国会小议员”。这位“国会小议员”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地说：“中国的多少的朝代在中原建立首都！千年历史！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和河南争啊！不就是一个武汉最近百年才发家吗！”好大的口气！对于这位“国会小议员”的其他说法，本人暂不置评，先就“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的说法发表一点看法。如果按照这位“国会小议员”的说法，恐怕全国各个省区，在河南面前大概都“不过是一个乞丐”了。我请问全国各地的人们：你们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能承受这样的侮辱吗？面对如此的侮辱能无动于衷吗？难道河南人就比别处的人高出一头？别处的人都是“乞丐”，他们又是什么呢？是“施舍者”，还是“施恩者”？
我在这里特别发表这一看法，不是要挑起地区矛盾，而是要提请人们关注这种极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世纪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倾向在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中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些年来，少数南阳人蔑视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恶意炒作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并变本加厉地通过不少河南媒体和中央电视台恶意炒作这一问题，就是很突出的表现。（为了说明问题，我特在这个帖子之后把我的一篇拙文《向王永民发问，用史实和事实作答》连同题外之言一并附后。）我这个小人物希望南阳市的领导人和河南省的领导同志不要小看这一极不正常的倾向，应着手加以解决，以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尊敬的河南省领导同志：
请恕我这个小人物不知天高地厚。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应该受到党章和党组织的制约和规范。如果贵省领导同志对我有什么批评教育，请与我所在的单位和党组织联系。
我所在的单位是：湖北省襄樊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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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贤
2008年9月22日于武汉
最近在“天涯虚拟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出现了一位河南的“国会小议员”。这位“国会小议员”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地说：“中国的多少的朝代在中原建立首都！千年历史！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和河南争啊！不就是一个武汉最近百年才发家吗！”好大的口气！对于这位“国会小议员”的其他说法，本人暂不置评，先就“湖北在河南面前不过是一个乞丐”的说法发表一点看法。如果按照这位“国会小议员”的说法，恐怕全国各个省区，在河南面前大概都“不过是一个乞丐”了。我请问全国各地的人们：你们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能承受这样的侮辱吗？面对如此的侮辱能无动于衷吗？难道河南人就比别处的人高出一头？别处的人都是“乞丐”，他们又是什么呢？是“施舍者”，还是“施恩者”？
我在这里特别发表这一看法，不是要挑起地区矛盾，而是要提请人们关注这种极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世纪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倾向在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中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些年来，少数南阳人蔑视国务院和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恶意炒作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并变本加厉地通过不少河南媒体和中央电视台恶意炒作这一问题，就是很突出的表现。（为了说明问题，我特在这个帖子之后把我的一篇拙文《向王永民发问，用史实和事实作答》连同题外之言一并附后。）我这个小人物希望南阳市的领导人和河南省的领导同志不要小看这一极不正常的倾向，应着手加以解决，以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尊敬的河南省领导同志：
请恕我这个小人物不知天高地厚。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应该受到党章和党组织的制约和规范。如果贵省领导同志对我有什么批评教育，请与我所在的单位和党组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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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贤
2008年9月22日于武汉
向王永民发问，用史实和事实作答
2003年8月，南阳人王永民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走遍中国》南阳七集系列节目之《南阳汉时三杰》中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他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诸葛亮是南阳老乡”，“是‘南阳汉时三杰’之一”。他还说“和氏璧是南阳的独山玉”，“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湖北的丹江口也在他们南阳。王永民说得口若悬河，毫无顾忌，气壮如牛，非常自信。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让我对其所言一一以史实和事实予以回答。
第一，南阳卧龙冈真的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吗？真的是诸葛亮“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吗？诸葛亮真的是“南阳老乡”吗？诸葛亮真的是“‘南阳汉时三杰’之一”吗？关于这一连串的问题，我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拿唐明礼说事》和《在诸葛亮躬耕地宣传报道上奇特的“央视现象”》三篇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南阳卧龙冈决不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决不是诸葛亮“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诸葛亮一生与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这块土地毫不相干，因而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南阳老乡”和“‘南阳汉时三杰’之一”。“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里呢？他“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在哪里呢？答曰：在东汉末南阳郡邓县隆中，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襄樊市。
第二，“和氏璧是南阳的独山玉”吗？2005年10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在《大家》栏目中，介绍了我国古玉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故宫博物院古玉鉴定家杨伯达在古玉研究领域所做的创造性贡献，展示了他刚直不阿的个性和大家风范。他被称为我国“古玉研究第一人”。这期节目提到了“和氏璧”。杨伯达老先生说，在新疆和田出产我国品质最好的玉。有人说“和氏璧”是由和田玉制作而成。对此他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明确指出：“和氏璧出自湖北荆山。对和氏璧可以讨论，但我不介入。”
《辞海》对“和氏璧”的注解是：“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简称‘和璧’。事见《韩非子•和氏》。《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这条注文来自《韩非子》和《史记》，史料载明“和氏璧”出自荆山。
2008年1月31日起到2月5日止，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新的南阳系列节目，共六集，第三集是《探寻和氏璧》。节目中的南阳人众口一词，都说“和氏璧”就是独山玉，或者说“和氏璧”是用独山玉制成的。他们还搬出《韩非子》一书，说卞和在楚山下得一璞玉，这璞玉就是独山玉，因为“楚山”与“独山”读音相近。还说书中说独山玉正看呈白色，侧看呈碧色。于是他们便拿出了一块长条形的独山玉，说这块玉就具有这一特点。其实，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这块玉并不具有正看呈白色，侧看呈碧色的特点，而是上下白碧相间，根本没有什么正看与侧看的颜色变化。这集节目也没有给出令南阳人满意的答案。节目的答案是：谁也不能作出“和氏璧”就是独山玉的结论，还是应该尊重“正史”的记载。看来，《韩非子》中的“楚山”并不是南阳的独山，“楚山”应是荆山。为了说明“楚山”不是“独山”而是“荆山”, 还是让我们通过《辞海》来查一查史料吧！《辞海》“荆璞”辞条说：“未经雕琢的玉。比喻美质。语本战国时卞和得璞于楚山中的故事。楚本作荆,故作‘荆璞’。《晋书•景帝纪》：‘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南阳人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否定“和氏璧”湖北荆山之说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和氏璧”就是独山玉，未免太武断了吧！我劝王永民也不要再到中央电视台瞎吹了，当心盗宝人到南阳独山去偷“和氏璧”的玉料。
第三，“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吗？接触这个问题，我就想，王永民所说的“楚国的都城”是不是指丹阳呢？为此，我也查阅了《辞海》中关于“丹阳”的史料记载。《辞海》对“丹阳”的注解是这样的：“①古地区名。在今陕西、河南两省间的丹江以北。《通鉴》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胡注：‘此丹阳谓丹水之阳。’②古都邑名。⑴在今湖北秭归东南。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即此。后世称为西楚。⑵在今湖北枝江西，一说在枝江东北沮、漳二水合流处。春秋时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于此，仍名丹阳。后世因区别于西楚，称为南楚。”这条注文说明，如果王永民所说的“楚国的都城”与南阳淅川有关的话，大概其因由就是叫“丹阳”的“古地区名”。“古地区名”系指一个古时地域范围而言，哪有什么“楚国的都城”呢？作为“楚国的都城”的两个“丹阳”都在湖北，与南阳淅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新的南阳系列节目之《楚墓探秘》共两集，一集是《水下宝藏》，一集是《铁血春秋》。在南阳淅川，考古人员在丹江口水库枯水期发掘了三座楚墓，出土文物6000多件，80％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主墓的墓主人是楚庄王时期的楚国令尹子庚，其权力、地位十分显赫，享受诸侯王的七鼎待遇。但是，在两集节目中并没有提到淅川有什么“楚国的都城”。
当然，王永民所言也不是没有根据，其根据是河南的一家报纸《东方今报》记者李娟娟在其一篇新闻稿中所写的一段当地传言。她说：“（河南淅川）南王营香花镇……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境内龙城（已经淹没于丹江口水库中）是楚都城丹阳所在地。”除此以外，王永民还有更“权威”的根据，那就是知名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唐嘉弘所谓“淅川应为楚都丹阳”这样一句话。但是，唐教授并未拿出史料依据，其依据可能与李娟娟的依据同出一源。因为王永民的谎言来源于传言，加之楚国和楚文化的发源地在荆山（今湖北南漳西），楚国的中心区域在湖北，湖北被称为“荆楚大地”即由此而来，是史有明载、尽人皆知的事实，两种不同概念的“丹阳”我已作过详细阐述，所以对“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这样的传言或谎言，就不予置理了。
第四，丹江口也在河南南阳吗？襄樊市和十堰市原属一个专区，叫襄阳专区。当时的均县是襄阳专区的属县，因1958年至1973年在其境内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后来才改名为丹江口市。对于丹江口市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我们襄樊人太了解，太熟悉了，湖北十堰市的丹江口怎么会跑到河南南阳去呢？丹江口市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早已载入新中国的史册，权威性的辞书《辞海》也立了辞条，作了明确注解，而且丹江口市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襄樊人、南阳人眼前、身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王永民之所以要把丹江口说成在南阳市，其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输水闸——淅川陶岔口闸和丹江沾上了边。看来，像王永民这样的南阳人，对别处有名的人、有名的地方、有名的东西，只要沾点边，有点因由，就要拉到或拿到他们南阳去，为南阳装点门面，据为己有。他这样说，实在是太不地道了。
王永民老兄，你是知名的计算机专家，在计算机方面的发明创造搞得好好的，干吗要到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去开“国际玩笑”，丢人现眼呢？这样做，值得吗？
在本文结尾处，我想写一段题外之言，捎带一下少数河南人和为数不少的河南媒体。和少数南阳人一样，少数河南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和“教科书风波”中，少数南阳人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诸葛亮是“南阳老乡”，少数河南人和为数不少的河南媒体也跟着起哄作如是说，并且把诸葛亮列为“河南古代名人”。我真惊诧于少数河南人和有的河南媒体实在是太会开历史的玩笑了。他们竟把以一首《枫桥夜泊》诗而使姑苏寒山 寺名扬四海的唐代襄州诗人张继说成是“河南襄州人”，也列为“河南古代名人”。但是，彼襄州非此襄州。彼襄州置于北魏孝昌中，治所在北平（今方城东南），辖境相当今河南方城、舞阳及泌阳北部、叶县南部地，北齐移治叶县（今县南），北周废；此襄州西魏改雍州时置，治所在襄阳（今襄樊市），辖境相当今湖北襄阳、谷城、老河口、南漳、宜城等县地。两个襄州完全是两回事，怎么沾得上边，搭得上界呢？少数河南人之所以这么说，这么做，说穿了就是“河南老大”的心态在作怪。好像天底下有名的人、有名的地方、有名的东西，只有河南才有资格拥有，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资格拥有的。这不是太霸道了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本文结尾处，我还想为家乡襄樊说几句公道话。襄樊人没有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那种掠人之美的小家子气，却有着尊重、接纳和包容外地人的君子之风。例如：有香港学人陈哲仁先生专门著文把曹雪芹这位大名人送给襄樊时，襄樊人不为所动，他们遵从“君子不掠人之美”的古训，又专门著文指出曹雪芹的祖籍地不在襄樊而予以婉拒，将这位大名人由襄樊退回到他的祖籍地辽阳去（见《襄樊晚报》2002年9月13日新周刊第3版）；当少数襄樊人对在襄樊的河南人口出不逊之词时，襄樊媒体开辟专版，进行连续报道，热情宣扬在襄樊的河南人为襄樊各项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严厉批评和谴责少数襄樊人的不当言行；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午间《天气预报》节目播出“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这一虚假违法广告画面，强势推出南阳方面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等方面的错误宣传报道时，除了我这个较真的襄樊人还在较真以外，襄樊人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克制和宽容。襄樊人的这种君子之风，难道不值得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效仿吗？如果南阳方面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有史实根据，南阳卧龙冈确实是诸葛亮的躬耕地，那就请南阳方面像襄樊方面为《隆中对》复出所做的那样，通过正当的和正常的程序，向国家相关权威部门乃至国务院具文上报，以求得国家相关权威部门乃至国务院的批复。不知南阳方面能否这样去做？假若南阳方面愿意这样去做的话，我看，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这一“南阳说”者所说的“千年未结的历史公案”，也就可以了结了。不过据我所知，南阳方面尚无此胆。有位襄樊学者告诉我：2005年，贵州和湖南、襄樊和南阳的相关人士聚会于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决定举行两场辩论会：第一场是贵州和湖南两地关于古代夜郎国归属之辩，第二场是襄樊和南阳两地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归属之辩。但是，第一场辩论会后，南阳方面的人士却悄然不辞而别，致使第二场辩论会流产。南阳方面连一场辩论会就不敢出场面对，让他们具文去公然挑战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挑战国务院的权威，他们敢吗？
在本文结尾处，我还要无奈地向襄樊方面发几句怨言。襄樊方面对南阳方面这个不讲道理、只讲歪理的对手，也太客气，太宽容，书生气十足，心肠太软了。经过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后，“历史法庭”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已经作了“判决”，其后就是南阳方面“执行判决”的问题了。面对南阳方面“执行难”的问题，襄樊方面却犯难了，没辙了。今年3月回襄樊，我就在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宝斋文集》中看到了丁宝斋生前发出的一段很无奈的感叹：“史学界的朋友们，千万别书生气太浓，以为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可以用学术方法解决，有些人的炒作早已远离学术领域；也别期望在咱们这一代得出一个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南阳、襄阳两地共同认可的结论。”他还说：“‘南阳说’的媒体广告宣传搞得好，老百姓看了都以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这的确是事实。”对于老友发自肺腑的叹息悲愤之鸣，我深有同感。我在想，这是否与南阳方面在吃了败诉官司后翻案反扑时，襄樊方面在这关键时刻该反应没有反应，该作为没有很好作为有关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南阳方面2001年就打通中央电视台的关节，把“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这个货真价实的赝品假货塞进中文国际频道午间《天气预报》节目中去，并长期播出，襄樊方面却没有人想到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把“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这块唯我独有的王牌打出去呢？直到现在，每一个襄樊人和支持“襄阳说”的人们都还在苦苦期待中。其实，在上世纪诸葛亮躬耕地争讼之后，历史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南阳是败诉的一方，我们是胜诉的一方，南阳是造假的一方，我们是打假的一方，彻底否定“南阳说”的主动权已牢牢操在我们手上。现在不是他们摆布我们，而是我们摆布他们的时候了。他们能打通中央电视台的关节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画面，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拿着国家颁布的《广告法》和我国史学界和国务院的“判决书”到中央电视台去维权问责打假，请求他们停播虚假违法广告画面。我想，一名电视观众的一封信就可以使中央电视台停播虚假违法广告画面，如果襄樊相关方面的人员出面，效力不就更大了吗？正因为我们是胜诉的一方，打假的一方，南阳的“假货”推销到哪里，我们的打假活动就可以跟踪到哪里，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如果襄樊方面在南阳虚假违法广告画面开播之时就及时到中央电视台做维权问责打假工作，中央电视台也因此汲取了教训，以后那些出格离谱的宣传报道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在这里，我恳请襄樊方面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能将“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这张王牌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去，把这件“亡羊补牢”的事情坐实。我不相信，偌大个襄樊连这笔广告费就拿不出来！借这个机会，我建议：在向中央电视台打出“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这张王牌时，“襄阳”不要用“襄樊”取代，因为“襄樊”这个名字，原本就让绝大多数襄樊人心烦，令外地人莫名其妙。我希望我们襄樊人要早下决心，效仿原荆沙市的榜样，统一认识，拿出勇气，通过法律程序，让“襄樊”这个名字回归为“襄阳”。“襄阳”这个名字是个彪炳千秋、闻名遐迩、享誉中外的好名字啊！哪一个襄樊人不为“襄阳”这个美名被多年舍弃而扼腕痛惜，哪一个襄樊人不为被舍弃的“襄阳”而深感弥足珍贵。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不少古代戏曲和古代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与襄阳有关的故事情节，我这个白发老人就会激动不已，甚至舞之蹈之。人家荆沙市因恢复“荆州”之名，沾了咱们襄樊不少光，在这次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中，人家还以“荆州”之名作为三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参加圣火传递,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湖北旅游广告, 还将荆州市的“荆州”画面置于襄阳“古隆中”画面之前, 作为“游三峡，探神农，登武当，品三国，逛武汉，湖北欢迎您”这组广告语中“品三国”的第一形象代言者。其实，三国时的荆州城是襄阳，现在的荆州城，三国时称江陵。三国时的荆州与江陵（今荆州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今天的荆州市（三国时的江陵），是没有资格充当“品三国”这一广告语的第一代言者的，因为三国的源头在襄阳隆中，预见三国鼎立，图谋兴复汉室，统一天下大计的《隆中对》诞生在襄阳隆中。刘备在身无立足之地到打下横跨荆、益二州的一片江山，进而在益州建立蜀汉王朝，形成和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成就了我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光辉灿烂，千古传颂的三国时代。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按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设计规划的目标和蓝图来实现的。“品三国”这一广告语的第一代言者，非襄阳隆中莫属。荆州方面把江陵称为三国时的荆州，湖北的旅游广告也把今天的荆州市当成三国时的荆州，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和天大的历史误会！但是，荆州市却因这天大的笑话和天大的历史误会大占便宜, 大走鸿运。如果原荆沙市不把丢掉的“荆州”之名再捡拾回来，时至今日他们恐怕就不会有如此的好运了。因此我建议：襄樊方面应着手恢复和重建襄阳拱宸门（俗称“大北门”）以南、荆州街北段的“荆州古治”这一三国时期荆州治所的标志性名胜古迹,让她重现和展示昔日的风采。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与荆州市争长短，比高低，更不是要掠荆州市之美，而是要告诉世人：三国的荆州治所在襄阳，三国的荆州城就是襄阳城。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
我在以沉重的心情续写以上题外之言时，总在琢磨这样一些问题：在南阳，如果没有南阳领导人的主使，少数南阳人能够掀起那样的大浪吗？在河南，如果没有河南领导人的默许，河南那么多主流媒体敢于冒公然挑战我国史学界权威，挑战国务院权威的风险，去为“南阳说”撑腰打气吗？在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能够在台内拍板定夺的人做“南阳说”的“内应”，南阳的造假作伪者怎么可能被请进台里做嘉宾贵客呢？他们那些错得离谱的东西又怎么可能被摄制编辑成电视节目最终被送上播出线呢？明乎此，南阳方面敢于面对我国史学界和国务院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所下的结论进行翻案反扑，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我以为，陈水扁之流把台湾搞得那样乌烟瘴气，台湾人民尚且能够用选票让他们为篡改中国历史，搞“正名”“去中国化”等等倒行逆施付出沉重代价，我不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反而会容忍篡改三国历史，在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上搞“去隆中化”，公然挑战我国史学界权威和国务院权威的少数南阳人、少数河南人和为数不少的河南媒体的恶劣行径，会让他们畅行无阻地永远横行逍遥下去，而不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中国历史上，刘歆、王肃、刘炫、王通这四位古代作伪高手，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国外，日本那位搞考古造假的老几，韩国那位搞科学造假的老几，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使自己身败名裂；在国内，近来出现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湖南的“平江虎照”事件的造假者周正龙和吴华等人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据说，陕西省林业厅那位副厅长也因力挺“周老虎”而遭停职处罚，据6月29日消息，“周老虎”假虎照事件已最终水落石出，周正龙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对13名相关人员作了相应处理；南阳和河南的少数人和河南的不少媒体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有恃无恐地大搞造假作伪活动而不付出沉重代价，那才是咄咄怪事！像王永民等等这帮南阳人敢于肆无忌惮地挺起腰杆胡说八道，除了我上面所说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国史学界还有那么一两个不守史家操守、不要史家良心、甘心情愿做南阳酬庸的史学家在为他们撑腰壮胆。据说曾经与谭其骧齐名的陕西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老先生，因与南阳作伪者为伍，恐怕已难以与谭其骧这颗不灭的史界星辰相提并论；河南大学知名史学家唐嘉弘教授，因视史家节操如粪土、昧着良心力挺“南阳说”，也难以与他的河南高校同仁、在河南一片挺宛鼓噪声中仍坚守史学这块净土、视节操如生命的著名史学家高敏、朱绍侯两位教授同日而语。史念海和唐嘉弘这两位史界名人的一世美名，也许就要砸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冈这块假诸葛亮躬耕地上了。
陕西省副省长赵正永称“虎照事件成了国人笑料”，的确名副其实；我斗胆称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造假事件成了“国人最大笑料”或“国人超级笑料”，也应是实至名归，决不为过。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南阳的假货似乎还很有市场，造假作伪的少数南阳人似乎仍然在逍遥并潇洒着。不过，对此我并不悲观。“周老虎”造假事件的水落石出，周正龙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广告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虚假违法广告将永远无法在中央电视台露脸复现，这已经为人们传达出了积极的信号，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最终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时间已经到来，我们这一代人已没有理由担心看不到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的最终解决。
2003年8月，南阳人王永民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走遍中国》南阳七集系列节目之《南阳汉时三杰》中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他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诸葛亮是南阳老乡”，“是‘南阳汉时三杰’之一”。他还说“和氏璧是南阳的独山玉”，“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湖北的丹江口也在他们南阳。王永民说得口若悬河，毫无顾忌，气壮如牛，非常自信。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让我对其所言一一以史实和事实予以回答。
第一，南阳卧龙冈真的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吗？真的是诸葛亮“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吗？诸葛亮真的是“南阳老乡”吗？诸葛亮真的是“‘南阳汉时三杰’之一”吗？关于这一连串的问题，我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拿唐明礼说事》和《在诸葛亮躬耕地宣传报道上奇特的“央视现象”》三篇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南阳卧龙冈决不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决不是诸葛亮“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诸葛亮一生与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这块土地毫不相干，因而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南阳老乡”和“‘南阳汉时三杰’之一”。“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里呢？他“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在哪里呢？答曰：在东汉末南阳郡邓县隆中，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襄樊市。
第二，“和氏璧是南阳的独山玉”吗？2005年10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在《大家》栏目中，介绍了我国古玉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故宫博物院古玉鉴定家杨伯达在古玉研究领域所做的创造性贡献，展示了他刚直不阿的个性和大家风范。他被称为我国“古玉研究第一人”。这期节目提到了“和氏璧”。杨伯达老先生说，在新疆和田出产我国品质最好的玉。有人说“和氏璧”是由和田玉制作而成。对此他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明确指出：“和氏璧出自湖北荆山。对和氏璧可以讨论，但我不介入。”
《辞海》对“和氏璧”的注解是：“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简称‘和璧’。事见《韩非子•和氏》。《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这条注文来自《韩非子》和《史记》，史料载明“和氏璧”出自荆山。
2008年1月31日起到2月5日止，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新的南阳系列节目，共六集，第三集是《探寻和氏璧》。节目中的南阳人众口一词，都说“和氏璧”就是独山玉，或者说“和氏璧”是用独山玉制成的。他们还搬出《韩非子》一书，说卞和在楚山下得一璞玉，这璞玉就是独山玉，因为“楚山”与“独山”读音相近。还说书中说独山玉正看呈白色，侧看呈碧色。于是他们便拿出了一块长条形的独山玉，说这块玉就具有这一特点。其实，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这块玉并不具有正看呈白色，侧看呈碧色的特点，而是上下白碧相间，根本没有什么正看与侧看的颜色变化。这集节目也没有给出令南阳人满意的答案。节目的答案是：谁也不能作出“和氏璧”就是独山玉的结论，还是应该尊重“正史”的记载。看来，《韩非子》中的“楚山”并不是南阳的独山，“楚山”应是荆山。为了说明“楚山”不是“独山”而是“荆山”, 还是让我们通过《辞海》来查一查史料吧！《辞海》“荆璞”辞条说：“未经雕琢的玉。比喻美质。语本战国时卞和得璞于楚山中的故事。楚本作荆,故作‘荆璞’。《晋书•景帝纪》：‘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南阳人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否定“和氏璧”湖北荆山之说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和氏璧”就是独山玉，未免太武断了吧！我劝王永民也不要再到中央电视台瞎吹了，当心盗宝人到南阳独山去偷“和氏璧”的玉料。
第三，“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吗？接触这个问题，我就想，王永民所说的“楚国的都城”是不是指丹阳呢？为此，我也查阅了《辞海》中关于“丹阳”的史料记载。《辞海》对“丹阳”的注解是这样的：“①古地区名。在今陕西、河南两省间的丹江以北。《通鉴》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胡注：‘此丹阳谓丹水之阳。’②古都邑名。⑴在今湖北秭归东南。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即此。后世称为西楚。⑵在今湖北枝江西，一说在枝江东北沮、漳二水合流处。春秋时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于此，仍名丹阳。后世因区别于西楚，称为南楚。”这条注文说明，如果王永民所说的“楚国的都城”与南阳淅川有关的话，大概其因由就是叫“丹阳”的“古地区名”。“古地区名”系指一个古时地域范围而言，哪有什么“楚国的都城”呢？作为“楚国的都城”的两个“丹阳”都在湖北，与南阳淅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新的南阳系列节目之《楚墓探秘》共两集，一集是《水下宝藏》，一集是《铁血春秋》。在南阳淅川，考古人员在丹江口水库枯水期发掘了三座楚墓，出土文物6000多件，80％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主墓的墓主人是楚庄王时期的楚国令尹子庚，其权力、地位十分显赫，享受诸侯王的七鼎待遇。但是，在两集节目中并没有提到淅川有什么“楚国的都城”。
当然，王永民所言也不是没有根据，其根据是河南的一家报纸《东方今报》记者李娟娟在其一篇新闻稿中所写的一段当地传言。她说：“（河南淅川）南王营香花镇……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境内龙城（已经淹没于丹江口水库中）是楚都城丹阳所在地。”除此以外，王永民还有更“权威”的根据，那就是知名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唐嘉弘所谓“淅川应为楚都丹阳”这样一句话。但是，唐教授并未拿出史料依据，其依据可能与李娟娟的依据同出一源。因为王永民的谎言来源于传言，加之楚国和楚文化的发源地在荆山（今湖北南漳西），楚国的中心区域在湖北，湖北被称为“荆楚大地”即由此而来，是史有明载、尽人皆知的事实，两种不同概念的“丹阳”我已作过详细阐述，所以对“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这样的传言或谎言，就不予置理了。
第四，丹江口也在河南南阳吗？襄樊市和十堰市原属一个专区，叫襄阳专区。当时的均县是襄阳专区的属县，因1958年至1973年在其境内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后来才改名为丹江口市。对于丹江口市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我们襄樊人太了解，太熟悉了，湖北十堰市的丹江口怎么会跑到河南南阳去呢？丹江口市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早已载入新中国的史册，权威性的辞书《辞海》也立了辞条，作了明确注解，而且丹江口市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襄樊人、南阳人眼前、身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王永民之所以要把丹江口说成在南阳市，其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输水闸——淅川陶岔口闸和丹江沾上了边。看来，像王永民这样的南阳人，对别处有名的人、有名的地方、有名的东西，只要沾点边，有点因由，就要拉到或拿到他们南阳去，为南阳装点门面，据为己有。他这样说，实在是太不地道了。
王永民老兄，你是知名的计算机专家，在计算机方面的发明创造搞得好好的，干吗要到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去开“国际玩笑”，丢人现眼呢？这样做，值得吗？
在本文结尾处，我想写一段题外之言，捎带一下少数河南人和为数不少的河南媒体。和少数南阳人一样，少数河南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和“教科书风波”中，少数南阳人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诸葛亮是“南阳老乡”，少数河南人和为数不少的河南媒体也跟着起哄作如是说，并且把诸葛亮列为“河南古代名人”。我真惊诧于少数河南人和有的河南媒体实在是太会开历史的玩笑了。他们竟把以一首《枫桥夜泊》诗而使姑苏寒山 寺名扬四海的唐代襄州诗人张继说成是“河南襄州人”，也列为“河南古代名人”。但是，彼襄州非此襄州。彼襄州置于北魏孝昌中，治所在北平（今方城东南），辖境相当今河南方城、舞阳及泌阳北部、叶县南部地，北齐移治叶县（今县南），北周废；此襄州西魏改雍州时置，治所在襄阳（今襄樊市），辖境相当今湖北襄阳、谷城、老河口、南漳、宜城等县地。两个襄州完全是两回事，怎么沾得上边，搭得上界呢？少数河南人之所以这么说，这么做，说穿了就是“河南老大”的心态在作怪。好像天底下有名的人、有名的地方、有名的东西，只有河南才有资格拥有，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资格拥有的。这不是太霸道了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本文结尾处，我还想为家乡襄樊说几句公道话。襄樊人没有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那种掠人之美的小家子气，却有着尊重、接纳和包容外地人的君子之风。例如：有香港学人陈哲仁先生专门著文把曹雪芹这位大名人送给襄樊时，襄樊人不为所动，他们遵从“君子不掠人之美”的古训，又专门著文指出曹雪芹的祖籍地不在襄樊而予以婉拒，将这位大名人由襄樊退回到他的祖籍地辽阳去（见《襄樊晚报》2002年9月13日新周刊第3版）；当少数襄樊人对在襄樊的河南人口出不逊之词时，襄樊媒体开辟专版，进行连续报道，热情宣扬在襄樊的河南人为襄樊各项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严厉批评和谴责少数襄樊人的不当言行；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午间《天气预报》节目播出“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这一虚假违法广告画面，强势推出南阳方面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等方面的错误宣传报道时，除了我这个较真的襄樊人还在较真以外，襄樊人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克制和宽容。襄樊人的这种君子之风，难道不值得少数南阳人和少数河南人效仿吗？如果南阳方面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有史实根据，南阳卧龙冈确实是诸葛亮的躬耕地，那就请南阳方面像襄樊方面为《隆中对》复出所做的那样，通过正当的和正常的程序，向国家相关权威部门乃至国务院具文上报，以求得国家相关权威部门乃至国务院的批复。不知南阳方面能否这样去做？假若南阳方面愿意这样去做的话，我看，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这一“南阳说”者所说的“千年未结的历史公案”，也就可以了结了。不过据我所知，南阳方面尚无此胆。有位襄樊学者告诉我：2005年，贵州和湖南、襄樊和南阳的相关人士聚会于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决定举行两场辩论会：第一场是贵州和湖南两地关于古代夜郎国归属之辩，第二场是襄樊和南阳两地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归属之辩。但是，第一场辩论会后，南阳方面的人士却悄然不辞而别，致使第二场辩论会流产。南阳方面连一场辩论会就不敢出场面对，让他们具文去公然挑战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挑战国务院的权威，他们敢吗？
在本文结尾处，我还要无奈地向襄樊方面发几句怨言。襄樊方面对南阳方面这个不讲道理、只讲歪理的对手，也太客气，太宽容，书生气十足，心肠太软了。经过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后，“历史法庭”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已经作了“判决”，其后就是南阳方面“执行判决”的问题了。面对南阳方面“执行难”的问题，襄樊方面却犯难了，没辙了。今年3月回襄樊，我就在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宝斋文集》中看到了丁宝斋生前发出的一段很无奈的感叹：“史学界的朋友们，千万别书生气太浓，以为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可以用学术方法解决，有些人的炒作早已远离学术领域；也别期望在咱们这一代得出一个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南阳、襄阳两地共同认可的结论。”他还说：“‘南阳说’的媒体广告宣传搞得好，老百姓看了都以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这的确是事实。”对于老友发自肺腑的叹息悲愤之鸣，我深有同感。我在想，这是否与南阳方面在吃了败诉官司后翻案反扑时，襄樊方面在这关键时刻该反应没有反应，该作为没有很好作为有关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南阳方面2001年就打通中央电视台的关节，把“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这个货真价实的赝品假货塞进中文国际频道午间《天气预报》节目中去，并长期播出，襄樊方面却没有人想到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把“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这块唯我独有的王牌打出去呢？直到现在，每一个襄樊人和支持“襄阳说”的人们都还在苦苦期待中。其实，在上世纪诸葛亮躬耕地争讼之后，历史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南阳是败诉的一方，我们是胜诉的一方，南阳是造假的一方，我们是打假的一方，彻底否定“南阳说”的主动权已牢牢操在我们手上。现在不是他们摆布我们，而是我们摆布他们的时候了。他们能打通中央电视台的关节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画面，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拿着国家颁布的《广告法》和我国史学界和国务院的“判决书”到中央电视台去维权问责打假，请求他们停播虚假违法广告画面。我想，一名电视观众的一封信就可以使中央电视台停播虚假违法广告画面，如果襄樊相关方面的人员出面，效力不就更大了吗？正因为我们是胜诉的一方，打假的一方，南阳的“假货”推销到哪里，我们的打假活动就可以跟踪到哪里，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如果襄樊方面在南阳虚假违法广告画面开播之时就及时到中央电视台做维权问责打假工作，中央电视台也因此汲取了教训，以后那些出格离谱的宣传报道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在这里，我恳请襄樊方面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能将“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这张王牌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去，把这件“亡羊补牢”的事情坐实。我不相信，偌大个襄樊连这笔广告费就拿不出来！借这个机会，我建议：在向中央电视台打出“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这张王牌时，“襄阳”不要用“襄樊”取代，因为“襄樊”这个名字，原本就让绝大多数襄樊人心烦，令外地人莫名其妙。我希望我们襄樊人要早下决心，效仿原荆沙市的榜样，统一认识，拿出勇气，通过法律程序，让“襄樊”这个名字回归为“襄阳”。“襄阳”这个名字是个彪炳千秋、闻名遐迩、享誉中外的好名字啊！哪一个襄樊人不为“襄阳”这个美名被多年舍弃而扼腕痛惜，哪一个襄樊人不为被舍弃的“襄阳”而深感弥足珍贵。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不少古代戏曲和古代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与襄阳有关的故事情节，我这个白发老人就会激动不已，甚至舞之蹈之。人家荆沙市因恢复“荆州”之名，沾了咱们襄樊不少光，在这次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中，人家还以“荆州”之名作为三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参加圣火传递,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湖北旅游广告, 还将荆州市的“荆州”画面置于襄阳“古隆中”画面之前, 作为“游三峡，探神农，登武当，品三国，逛武汉，湖北欢迎您”这组广告语中“品三国”的第一形象代言者。其实，三国时的荆州城是襄阳，现在的荆州城，三国时称江陵。三国时的荆州与江陵（今荆州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今天的荆州市（三国时的江陵），是没有资格充当“品三国”这一广告语的第一代言者的，因为三国的源头在襄阳隆中，预见三国鼎立，图谋兴复汉室，统一天下大计的《隆中对》诞生在襄阳隆中。刘备在身无立足之地到打下横跨荆、益二州的一片江山，进而在益州建立蜀汉王朝，形成和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成就了我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光辉灿烂，千古传颂的三国时代。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按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设计规划的目标和蓝图来实现的。“品三国”这一广告语的第一代言者，非襄阳隆中莫属。荆州方面把江陵称为三国时的荆州，湖北的旅游广告也把今天的荆州市当成三国时的荆州，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和天大的历史误会！但是，荆州市却因这天大的笑话和天大的历史误会大占便宜, 大走鸿运。如果原荆沙市不把丢掉的“荆州”之名再捡拾回来，时至今日他们恐怕就不会有如此的好运了。因此我建议：襄樊方面应着手恢复和重建襄阳拱宸门（俗称“大北门”）以南、荆州街北段的“荆州古治”这一三国时期荆州治所的标志性名胜古迹,让她重现和展示昔日的风采。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与荆州市争长短，比高低，更不是要掠荆州市之美，而是要告诉世人：三国的荆州治所在襄阳，三国的荆州城就是襄阳城。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
我在以沉重的心情续写以上题外之言时，总在琢磨这样一些问题：在南阳，如果没有南阳领导人的主使，少数南阳人能够掀起那样的大浪吗？在河南，如果没有河南领导人的默许，河南那么多主流媒体敢于冒公然挑战我国史学界权威，挑战国务院权威的风险，去为“南阳说”撑腰打气吗？在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能够在台内拍板定夺的人做“南阳说”的“内应”，南阳的造假作伪者怎么可能被请进台里做嘉宾贵客呢？他们那些错得离谱的东西又怎么可能被摄制编辑成电视节目最终被送上播出线呢？明乎此，南阳方面敢于面对我国史学界和国务院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所下的结论进行翻案反扑，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我以为，陈水扁之流把台湾搞得那样乌烟瘴气，台湾人民尚且能够用选票让他们为篡改中国历史，搞“正名”“去中国化”等等倒行逆施付出沉重代价，我不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反而会容忍篡改三国历史，在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上搞“去隆中化”，公然挑战我国史学界权威和国务院权威的少数南阳人、少数河南人和为数不少的河南媒体的恶劣行径，会让他们畅行无阻地永远横行逍遥下去，而不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中国历史上，刘歆、王肃、刘炫、王通这四位古代作伪高手，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国外，日本那位搞考古造假的老几，韩国那位搞科学造假的老几，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使自己身败名裂；在国内，近来出现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湖南的“平江虎照”事件的造假者周正龙和吴华等人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据说，陕西省林业厅那位副厅长也因力挺“周老虎”而遭停职处罚，据6月29日消息，“周老虎”假虎照事件已最终水落石出，周正龙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对13名相关人员作了相应处理；南阳和河南的少数人和河南的不少媒体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有恃无恐地大搞造假作伪活动而不付出沉重代价，那才是咄咄怪事！像王永民等等这帮南阳人敢于肆无忌惮地挺起腰杆胡说八道，除了我上面所说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国史学界还有那么一两个不守史家操守、不要史家良心、甘心情愿做南阳酬庸的史学家在为他们撑腰壮胆。据说曾经与谭其骧齐名的陕西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老先生，因与南阳作伪者为伍，恐怕已难以与谭其骧这颗不灭的史界星辰相提并论；河南大学知名史学家唐嘉弘教授，因视史家节操如粪土、昧着良心力挺“南阳说”，也难以与他的河南高校同仁、在河南一片挺宛鼓噪声中仍坚守史学这块净土、视节操如生命的著名史学家高敏、朱绍侯两位教授同日而语。史念海和唐嘉弘这两位史界名人的一世美名，也许就要砸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冈这块假诸葛亮躬耕地上了。
陕西省副省长赵正永称“虎照事件成了国人笑料”，的确名副其实；我斗胆称南阳卧龙冈诸葛亮躬耕地造假事件成了“国人最大笑料”或“国人超级笑料”，也应是实至名归，决不为过。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南阳的假货似乎还很有市场，造假作伪的少数南阳人似乎仍然在逍遥并潇洒着。不过，对此我并不悲观。“周老虎”造假事件的水落石出，周正龙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广告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虚假违法广告将永远无法在中央电视台露脸复现，这已经为人们传达出了积极的信号，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最终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时间已经到来，我们这一代人已没有理由担心看不到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的最终解决。
“满座衣冠胜雪”网友：
感谢您三次向我提出“诸葛亮亲口说：‘三顾臣于草庐
之中’，这个‘草庐’是怎么回事，谁告诉你诸葛亮草庐的？”这两个问题。回答这两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诸葛亮的躬耕隐居之地在哪里，刘备三顾之地在哪里，草庐就在哪里。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是诸葛亮告诉我的，是陈寿告诉我的，是王隐告诉我的，是习凿齿告诉我的，是郦道元告诉我的，是魏晋以来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告诉我的。总之，是不可否认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告诉我的。欲求详解，请耐心看看我已经推出的大量文章材料中的相关内容。
盼望您的文章推出，我一定认真拜读，看看您是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谢谢！再会。
感谢您三次向我提出“诸葛亮亲口说：‘三顾臣于草庐
之中’，这个‘草庐’是怎么回事，谁告诉你诸葛亮草庐的？”这两个问题。回答这两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诸葛亮的躬耕隐居之地在哪里，刘备三顾之地在哪里，草庐就在哪里。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是诸葛亮告诉我的，是陈寿告诉我的，是王隐告诉我的，是习凿齿告诉我的，是郦道元告诉我的，是魏晋以来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告诉我的。总之，是不可否认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告诉我的。欲求详解，请耐心看看我已经推出的大量文章材料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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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南阳说”自己亮出的“家底”
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把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的“亮躬耕陇亩”和《上诸葛亮集表》中记载的“（亮）随叔父避难荆州，躬耕于野”，“（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以及王隐《蜀记》所记载的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和他的官署属员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这些被“南阳说”者歪解的史料从“南阳说”中剥离出来归于“襄阳说”以后，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两宋,“南阳说”连一条信史史料也没有。他们所占有的史料究竟有哪些呢？在《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一书中,洛崤所写的《诸葛亮学术讨论会综述》一文, 对“南阳说”所据的史料作了这样的盘点：“南阳说”的论据“有两条主证，四条旁证，两条理证。两条主证：一是诸葛亮《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二是李兴《祭诸葛丞相文》，言：‘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四条旁证：一是叶县平山（今平顶山市）有诸葛遗迹；二是何宇度《益部谈资》说：‘先主寓荆州, 从南阳大姓晁氏贷钱千万, 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 券至宋犹存’；三是唐人碑刻大多称诸葛亮躬耕南阳；四是诸葛亮为其弟诸葛均娶南阳林氏女为妻。两条理证：一是刘表对刘备招贤纳士疑忌, 刘备驻地离隆中较远, 刘备不会肆无忌惮三次到襄阳隆中求贤；二是隆中多沙石, 无地可耕, 而宛县土质肥沃, 适宜躬耕。南阳说的薄弱环节是东晋南北朝时的记载缺乏。”请读者注意“南阳说的薄弱环节是东晋南北朝时的记载缺乏”这句不打自招的话！这句话里的“东”应改为“魏”,“缺乏”应改为“没有”就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南阳说”自己就把自己的主证给完全否定了。没有了主证, 旁证、理证又去证明什么呢？再说了,“南阳说”者是只信“正史”不信“野史”的。请读者耐心看一看, 他们的四条旁证和两条理证, 有哪一条是从皇帝们“宸断”的“正史”中拿来的呢？又有哪一条是确凿的史料呢？何宇度的《益部谈资》能叫“正史”吗？“平山（今平顶山市）有诸葛遗迹”、“诸葛亮为其弟诸葛均娶南阳林氏女为妻”这样的记载，也算出于“正史”吗？唐人碑刻也是“正史”吗？诸葛亮为诸葛均所娶的“南阳林氏女”就一定是宛县（今南阳市）的林氏女吗？还有“南阳说”者所编造的那两条理证，谁又能从史籍中找得出来呢？我之所以原原本本引用“南阳说”者洛崤的这段不能自圆其说的话, 就是让“南阳说”者用他们的“矛”去捅他们的“盾”。在这里,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段话是从“南阳说”者潘民中一篇大作中摘拾出来的, 我不明白《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为什么独独不收这篇大作, 想必是潘民中无法自圆其说吧！在这里, 我还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元代以后,“南阳说”还有一些“史料”没有盘点, 不知是“奇货可居”，还是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
对于这一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揭了“南阳说”的老底。他们说，“南阳说”的主要依据，甚至可以说唯一依据，就是“询之故老，考之郡志”，但在《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却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对于方志“南阳说”诸文谈论的最少。因为这些方志中，不仅湖北通志、襄阳府志、县志的记载于“南阳说”不利，就是河南南阳地方的府志、县志也多半不替今“南阳说”讲话。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南阳府志、县志中，大都如实地作了记载。如清同治《南阳县志•建置》载《李东阳重修诸葛武侯祠记》说：“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实在其界故也。”这样的记载，“南阳说”者，当然不愿看，于是多置而不论。对于南阳地方志中的附会之词，其中“传”“相传”“传所谓”“俗以为”“亦隆中也”这类“恼人”的字眼早已成为“南阳说”者无法抹掉的白纸黑字，其中的破绽“南阳说”者也无法掩盖，无法自圆其说。这样的“史料”怎么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呢？襄樊学者丁宝斋在《“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一文中披露南阳武侯祠左侧碑廊众多碑刻所载史料直称诸葛亮躬耕地和刘备“三顾茅庐”之地以襄阳为真，南阳为假，“南阳说”已无法回避。于是，张晓刚、王玉君这两位“南阳说”者便针锋相对地抛出了《“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这篇奇文，硬着头皮答复说：“丁文中提到南阳武侯祠有些碑文阐明南阳是假，襄阳是真。丁以此为据难以令人信服。诸葛亮躬耕地，自习凿齿始立异说至今，已一千余载，南阳武侯祠有碑刻300多块，出现几篇有争议的碑文不足为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翼之在《近几年来诸葛亮隐居、躬耕地讨论中的学风问题》一文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不无幽默地反问道：“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请教：（1）究竟要多少篇有争议的碑文才能‘为奇’呢？（2）丁文举出的碑文固然‘不足为奇’，可是，一通《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和一通《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就那么奇货可居，如获至宝吗？两相对比，一厚一薄，这难道是研讨历史问题、寻求历史真实应有的态度吗？”
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把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的“亮躬耕陇亩”和《上诸葛亮集表》中记载的“（亮）随叔父避难荆州，躬耕于野”，“（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以及王隐《蜀记》所记载的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和他的官署属员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这些被“南阳说”者歪解的史料从“南阳说”中剥离出来归于“襄阳说”以后，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两宋,“南阳说”连一条信史史料也没有。他们所占有的史料究竟有哪些呢？在《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一书中,洛崤所写的《诸葛亮学术讨论会综述》一文, 对“南阳说”所据的史料作了这样的盘点：“南阳说”的论据“有两条主证，四条旁证，两条理证。两条主证：一是诸葛亮《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二是李兴《祭诸葛丞相文》，言：‘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四条旁证：一是叶县平山（今平顶山市）有诸葛遗迹；二是何宇度《益部谈资》说：‘先主寓荆州, 从南阳大姓晁氏贷钱千万, 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 券至宋犹存’；三是唐人碑刻大多称诸葛亮躬耕南阳；四是诸葛亮为其弟诸葛均娶南阳林氏女为妻。两条理证：一是刘表对刘备招贤纳士疑忌, 刘备驻地离隆中较远, 刘备不会肆无忌惮三次到襄阳隆中求贤；二是隆中多沙石, 无地可耕, 而宛县土质肥沃, 适宜躬耕。南阳说的薄弱环节是东晋南北朝时的记载缺乏。”请读者注意“南阳说的薄弱环节是东晋南北朝时的记载缺乏”这句不打自招的话！这句话里的“东”应改为“魏”,“缺乏”应改为“没有”就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南阳说”自己就把自己的主证给完全否定了。没有了主证, 旁证、理证又去证明什么呢？再说了,“南阳说”者是只信“正史”不信“野史”的。请读者耐心看一看, 他们的四条旁证和两条理证, 有哪一条是从皇帝们“宸断”的“正史”中拿来的呢？又有哪一条是确凿的史料呢？何宇度的《益部谈资》能叫“正史”吗？“平山（今平顶山市）有诸葛遗迹”、“诸葛亮为其弟诸葛均娶南阳林氏女为妻”这样的记载，也算出于“正史”吗？唐人碑刻也是“正史”吗？诸葛亮为诸葛均所娶的“南阳林氏女”就一定是宛县（今南阳市）的林氏女吗？还有“南阳说”者所编造的那两条理证，谁又能从史籍中找得出来呢？我之所以原原本本引用“南阳说”者洛崤的这段不能自圆其说的话, 就是让“南阳说”者用他们的“矛”去捅他们的“盾”。在这里,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段话是从“南阳说”者潘民中一篇大作中摘拾出来的, 我不明白《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为什么独独不收这篇大作, 想必是潘民中无法自圆其说吧！在这里, 我还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元代以后,“南阳说”还有一些“史料”没有盘点, 不知是“奇货可居”，还是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
对于这一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揭了“南阳说”的老底。他们说，“南阳说”的主要依据，甚至可以说唯一依据，就是“询之故老，考之郡志”，但在《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却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对于方志“南阳说”诸文谈论的最少。因为这些方志中，不仅湖北通志、襄阳府志、县志的记载于“南阳说”不利，就是河南南阳地方的府志、县志也多半不替今“南阳说”讲话。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南阳府志、县志中，大都如实地作了记载。如清同治《南阳县志•建置》载《李东阳重修诸葛武侯祠记》说：“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实在其界故也。”这样的记载，“南阳说”者，当然不愿看，于是多置而不论。对于南阳地方志中的附会之词，其中“传”“相传”“传所谓”“俗以为”“亦隆中也”这类“恼人”的字眼早已成为“南阳说”者无法抹掉的白纸黑字，其中的破绽“南阳说”者也无法掩盖，无法自圆其说。这样的“史料”怎么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呢？襄樊学者丁宝斋在《“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一文中披露南阳武侯祠左侧碑廊众多碑刻所载史料直称诸葛亮躬耕地和刘备“三顾茅庐”之地以襄阳为真，南阳为假，“南阳说”已无法回避。于是，张晓刚、王玉君这两位“南阳说”者便针锋相对地抛出了《“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这篇奇文，硬着头皮答复说：“丁文中提到南阳武侯祠有些碑文阐明南阳是假，襄阳是真。丁以此为据难以令人信服。诸葛亮躬耕地，自习凿齿始立异说至今，已一千余载，南阳武侯祠有碑刻300多块，出现几篇有争议的碑文不足为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翼之在《近几年来诸葛亮隐居、躬耕地讨论中的学风问题》一文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不无幽默地反问道：“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请教：（1）究竟要多少篇有争议的碑文才能‘为奇’呢？（2）丁文举出的碑文固然‘不足为奇’，可是，一通《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和一通《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就那么奇货可居，如获至宝吗？两相对比，一厚一薄，这难道是研讨历史问题、寻求历史真实应有的态度吗？”
那位骂人不眨眼，恶言伤害全湖北人民，恶言伤害全国各省区人民的河南“国会小议员”，如今还在横行无忌。对这样的极少数极少数河南人，我实在是无言以对，无话可说。我只能以诗相赠：
但将冷眼看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噢！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湖北和全国各省区在你们河南面前就都是“乞丐”？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诸葛亮躬耕地就一定要归属河南南阳卧龙冈？就不能归属湖北襄阳隆中？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和氏璧”就一定是南阳的独山玉？楚国的都城就非建在河南的淅川不成？湖北的十堰市就不能拥有丹江口？丹江口就非得归你们河南南阳不可？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全国各地有名的人、有名的地方、宝贵的东西，就必须一网打尽，统统归你们河南所有？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这种道理，恐怕只有河南才有，只有南阳才有。
但将冷眼看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噢！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湖北和全国各省区在你们河南面前就都是“乞丐”？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诸葛亮躬耕地就一定要归属河南南阳卧龙冈？就不能归属湖北襄阳隆中？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和氏璧”就一定是南阳的独山玉？楚国的都城就非建在河南的淅川不成？湖北的十堰市就不能拥有丹江口？丹江口就非得归你们河南南阳不可？历史上多少朝代在你们中原河南建立首都，全国各地有名的人、有名的地方、宝贵的东西，就必须一网打尽，统统归你们河南所有？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这种道理，恐怕只有河南才有，只有南阳才有。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四个意涵
1、 以郡望称籍贯，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
2、 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
3、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
4、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第一个意涵，早已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其它三个意涵，是我在苦心研究诸葛亮躬耕地其他大量史料和学习我国史学界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四个意涵的整体提出，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问题在诸葛亮这条最原始、最可靠的史料里就已经解决。如果把这条史料和构成锁链的其他大量信史史料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体系的话，那它就是掌握在“襄阳说”手中用以彻底否定“南阳说”，破解“南阳说”为“襄阳说”设置的“令人头痛的麻烦”的最强大、最有力、最锐利、最可靠的武器。
近日，我将逐一推出每一意涵的阐述文字，与网友们分享，并请网友们批评指正。
1、 以郡望称籍贯，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
2、 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
3、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
4、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第一个意涵，早已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其它三个意涵，是我在苦心研究诸葛亮躬耕地其他大量史料和学习我国史学界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四个意涵的整体提出，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问题在诸葛亮这条最原始、最可靠的史料里就已经解决。如果把这条史料和构成锁链的其他大量信史史料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体系的话，那它就是掌握在“襄阳说”手中用以彻底否定“南阳说”，破解“南阳说”为“襄阳说”设置的“令人头痛的麻烦”的最强大、最有力、最锐利、最可靠的武器。
近日，我将逐一推出每一意涵的阐述文字，与网友们分享，并请网友们批评指正。
对“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第一个意涵的阐述
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这是由以下史籍所载的大量确凿史料来确证的，它们是：《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和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所载“遭汉末扰乱，（亮）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的史料；王隐《蜀记》所载西晋驻守襄阳的镇南将军刘弘与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的史料；《晋书•李密传附子兴》所载刘弘镇襄阳，密子李兴“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的史料；东晋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记载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史料和他给好友桓秘的信、《诸葛亮故宅铭》、《襄阳耆旧记》（简称《襄阳记》）记载的史料；以及南朝刘宋盛弘之的《荆州图副》、梁鲍至的《南雍州记》、北朝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等著名历史地理专著所记载的史料；还有关于当时南阳郡政治、军事形势的史料和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事迹以及形成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史料。时至元、明、清三代，由于受到南阳方面的干扰，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虽对诸葛亮躬耕地作过无奈而又微妙的“和稀泥”处理，但仍然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一些历史著作，如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张澍编纂的《诸葛忠武侯文集•遗迹篇》等，都不受干扰地确认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到了近现代，权威的历史著作，如卢弼编纂的《三国志集解》、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等，都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权威性大型辞书《辞源》和《辞海》中的史料，也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而且在最近一次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1989年出版的《辞海》，干脆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诸葛庐”这一容易引起误解的辞条连同注文一并删除。所谓“诸葛庐”实际上是附会襄阳隆中的茅庐或草庐而来。《古文观止》一书对唐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南阳诸葛庐”就作过明确的注释，指出“南阳诸葛庐”在襄阳隆中。在中国史籍和权威性辞书中，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确凿史料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是上下贯通，左右逢源，从古至今，世代绵延。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在国外史籍中也不例外。所有这些都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襄阳隆中，决不可能在南阳卧龙冈。无论在上起公元197年下迄2008年这一长达1812年的有限历史长河中，还是将来继续延伸的无限历史长河中，襄阳隆中都是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聚焦点。
有“南阳说”者讲，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也可以指称南阳郡的郡治宛。是的，所言不谬。但是，如果因此就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宛县（今南阳市），那就大谬不然，大错特错了！因为“南阳说”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所依据的是“询之故老，考之郡志”，没有任何一条信史史料作支撑，诸葛亮所说的“南阳”怎么可能是指宛县（今南阳市）呢？由此也可证明，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上诸葛亮集表》中所说的诸葛亮“躬耕陇亩”、“躬耕于野”，就是诸葛亮在隆中“躬耕陇亩”，“躬耕于”隆中之“野”。
诸葛亮一生就没有踏上过宛县（今南阳市）的土地，在躬耕期间与宛县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南阳说”最要命的问题。为了糊弄人，史定训、张晓刚这两位“南阳说”者竟捣鼓了一篇《蜀汉名人南阳多》塞进《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这篇文章说，蜀汉南阳名人有20人，文中列举了12人，其中最有名者是蜀汉老将黄忠和与诸葛亮同为托孤之臣的李严。这二人，原来一为刘备夺取荆州江南四郡时的降将，一为刘备进军益州时的降将。无论这二人也好，那12人、20人也罢，他们与躬耕时期的诸葛亮都毫不相干。对此，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我们把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比作一场足球对抗的话，这篇奇文只能说是“南阳说”一方踢进自家球门的一记“乌龙球”，帮了“襄阳说”的大忙。它从反面证明，诸葛亮躬耕地确实与宛县（今南阳市）无关，诸葛亮压根儿就没到过宛县（今南阳市）。另外, 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人, 绝大多数以郡望称籍贯,很少以县称籍贯的, 因此, 好多以郡望称籍贯的人, 究竟属于哪个县, 现在已无法查考。黄忠、李严即属这种情况。
第一个意涵的阐述
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这是由以下史籍所载的大量确凿史料来确证的，它们是：《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和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所载“遭汉末扰乱，（亮）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的史料；王隐《蜀记》所载西晋驻守襄阳的镇南将军刘弘与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的史料；《晋书•李密传附子兴》所载刘弘镇襄阳，密子李兴“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的史料；东晋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记载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史料和他给好友桓秘的信、《诸葛亮故宅铭》、《襄阳耆旧记》（简称《襄阳记》）记载的史料；以及南朝刘宋盛弘之的《荆州图副》、梁鲍至的《南雍州记》、北朝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等著名历史地理专著所记载的史料；还有关于当时南阳郡政治、军事形势的史料和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事迹以及形成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史料。时至元、明、清三代，由于受到南阳方面的干扰，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虽对诸葛亮躬耕地作过无奈而又微妙的“和稀泥”处理，但仍然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一些历史著作，如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张澍编纂的《诸葛忠武侯文集•遗迹篇》等，都不受干扰地确认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到了近现代，权威的历史著作，如卢弼编纂的《三国志集解》、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等，都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权威性大型辞书《辞源》和《辞海》中的史料，也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而且在最近一次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1989年出版的《辞海》，干脆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诸葛庐”这一容易引起误解的辞条连同注文一并删除。所谓“诸葛庐”实际上是附会襄阳隆中的茅庐或草庐而来。《古文观止》一书对唐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南阳诸葛庐”就作过明确的注释，指出“南阳诸葛庐”在襄阳隆中。在中国史籍和权威性辞书中，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确凿史料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是上下贯通，左右逢源，从古至今，世代绵延。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在国外史籍中也不例外。所有这些都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襄阳隆中，决不可能在南阳卧龙冈。无论在上起公元197年下迄2008年这一长达1812年的有限历史长河中，还是将来继续延伸的无限历史长河中，襄阳隆中都是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聚焦点。
有“南阳说”者讲，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也可以指称南阳郡的郡治宛。是的，所言不谬。但是，如果因此就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宛县（今南阳市），那就大谬不然，大错特错了！因为“南阳说”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所依据的是“询之故老，考之郡志”，没有任何一条信史史料作支撑，诸葛亮所说的“南阳”怎么可能是指宛县（今南阳市）呢？由此也可证明，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上诸葛亮集表》中所说的诸葛亮“躬耕陇亩”、“躬耕于野”，就是诸葛亮在隆中“躬耕陇亩”，“躬耕于”隆中之“野”。
诸葛亮一生就没有踏上过宛县（今南阳市）的土地，在躬耕期间与宛县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南阳说”最要命的问题。为了糊弄人，史定训、张晓刚这两位“南阳说”者竟捣鼓了一篇《蜀汉名人南阳多》塞进《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这篇文章说，蜀汉南阳名人有20人，文中列举了12人，其中最有名者是蜀汉老将黄忠和与诸葛亮同为托孤之臣的李严。这二人，原来一为刘备夺取荆州江南四郡时的降将，一为刘备进军益州时的降将。无论这二人也好，那12人、20人也罢，他们与躬耕时期的诸葛亮都毫不相干。对此，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我们把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比作一场足球对抗的话，这篇奇文只能说是“南阳说”一方踢进自家球门的一记“乌龙球”，帮了“襄阳说”的大忙。它从反面证明，诸葛亮躬耕地确实与宛县（今南阳市）无关，诸葛亮压根儿就没到过宛县（今南阳市）。另外, 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人, 绝大多数以郡望称籍贯,很少以县称籍贯的, 因此, 好多以郡望称籍贯的人, 究竟属于哪个县, 现在已无法查考。黄忠、李严即属这种情况。
对“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第二个意涵的阐述
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隆中在汉水之南。隆中与南郡的襄阳紧邻，但它却不属南郡的襄阳，而属南阳郡的邓县。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按“南阳说”的观点，南阳郡与南郡在山都至襄阳一段是以汉水为分界线的，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隆中又在汉水以南，那诸葛亮就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郡”，而不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了。但是，诸葛亮为什么偏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南阳郡邓县的这一小块地方是跨过了汉水的。
“南阳说”者指出，东晋襄阳人习凿齿一会儿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会儿又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如果不是南阳人为诸葛亮躬耕地说事的话，这两条史料是没有什么矛盾的。秦置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南为南郡，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这是就大的总的方面讲的，也就是说，是划分大的地域范围的笼统说法，而隆中在汉水以南是就具体的小的方面讲的，这块很小的地方在汉水以南并不影响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这一大的总的边界走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能简单地完全以自然山水为界来划分。……历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按自然山水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 谭其骧这一作了理论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之谈说明，即使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时，南阳郡和南郡的郡界，就不会是严格完全按汉水来划分的，更何况自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至东汉末已历近500年，两郡郡界连局部变化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武当到随县数百里的漫长郡界上，南阳郡的武当、筑阳两县就在汉水以南（或西南）；即使在“南阳说”者特指的从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郡界上，不仅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跨过了汉水而居于汉水之南，南郡襄阳县的樊城也跨过了汉水而居于汉水以北。如果“南阳说”者硬要把武当、筑阳说成在汉水以西，那汉水流到襄阳曲折转向后，形成襄阳城北、东、南“三面环水的奇观”（“南阳说”者语），襄阳城“位于汉水以南”不就要说成“位于汉水以南、以西、以北”了吗？这简直是奇谈怪论！
第二个意涵的阐述
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隆中在汉水之南。隆中与南郡的襄阳紧邻，但它却不属南郡的襄阳，而属南阳郡的邓县。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按“南阳说”的观点，南阳郡与南郡在山都至襄阳一段是以汉水为分界线的，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隆中又在汉水以南，那诸葛亮就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郡”，而不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了。但是，诸葛亮为什么偏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南阳郡邓县的这一小块地方是跨过了汉水的。
“南阳说”者指出，东晋襄阳人习凿齿一会儿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会儿又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如果不是南阳人为诸葛亮躬耕地说事的话，这两条史料是没有什么矛盾的。秦置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南为南郡，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这是就大的总的方面讲的，也就是说，是划分大的地域范围的笼统说法，而隆中在汉水以南是就具体的小的方面讲的，这块很小的地方在汉水以南并不影响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这一大的总的边界走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能简单地完全以自然山水为界来划分。……历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按自然山水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 谭其骧这一作了理论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之谈说明，即使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时，南阳郡和南郡的郡界，就不会是严格完全按汉水来划分的，更何况自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至东汉末已历近500年，两郡郡界连局部变化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武当到随县数百里的漫长郡界上，南阳郡的武当、筑阳两县就在汉水以南（或西南）；即使在“南阳说”者特指的从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郡界上，不仅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跨过了汉水而居于汉水之南，南郡襄阳县的樊城也跨过了汉水而居于汉水以北。如果“南阳说”者硬要把武当、筑阳说成在汉水以西，那汉水流到襄阳曲折转向后，形成襄阳城北、东、南“三面环水的奇观”（“南阳说”者语），襄阳城“位于汉水以南”不就要说成“位于汉水以南、以西、以北”了吗？这简直是奇谈怪论！
对“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第三个意涵的阐述
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只告诉我们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没有说他到别的地方躬耕。这说明诸葛亮在躬耕期间只生活和活动在隆中及其周围，躬耕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分割。这就笃定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唯一性或排他性，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是独一无二的。“南阳说”者说什么诸葛亮在躬耕期间是躬耕于宛县；躬耕于新野；寓居隆中，躬耕宛县；家住隆中，躬耕宛县；躬耕宛县，游学隆中；居住过南阳郡的多处地方，到宛县躬耕；他们还“推测”平山（今河南平顶山市）的诸葛坟墟是诸葛玄的坟墓，并且又“推测”说诸葛亮曾在那里为其叔父守孝居留三年后到宛县躬耕。以上诸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怎么可能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中找到根据呢？更令人称奇的是, 有些“南阳说”者还异想天开地用“弯弯绕”的手法设计了只有他们才想得出来的诸葛亮奇异的迁徙路线。他们“弯”来“绕”去的目的，就是要把诸葛亮和诸葛亮躬耕地“绕”到南阳卧龙冈去。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真佩服和惊叹“南阳说”者李兆钧、张晓刚、水仲贤、白万献、黄婉峰等等诸君的绝顶聪明和离奇诡异的想象。如果真如诸君所言，诸葛亮在十年躬耕期间就决不会是一位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自比管仲、乐毅，预见三国鼎立，胸怀匡扶汉室、图谋一统天下志向的有为青年，而只能是一个游走四方、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或者是一个开着“自驾车”东奔西跑、南游北逛的败家子、小混混了。我想，诸君大概都已或届“而立”、“不惑”，或届“知天命”、“耳顺”之年，早已事业有成，薪俸不菲，多有“自驾车”了吧！那就请诸君按你们所说的那样去做，看诸君能否做到。即使诸君能够做到，远在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就是打死他也做不到，即使他有幸生活在今天也是做不到的。至于为什么做不到，就请诸君到诸葛亮身上去找答案吧！《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又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身为一国之相的诸葛亮，临死时律己尚且如此严苛，死后又是“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躬耕隐居时的诸葛亮能有赢财余帛去买“自驾车”到处乱窜吗！行文至此，我不禁又忆起多年以前发表在《南方周末• 芳草地》上一篇署名袁靖宇的文章，题目叫做《史学家的骨头》。文章在颂扬了孔子、司马迁虽遭厄难仍保持铮铮铁骨直笔春秋的精神之后，特别颂扬了齐国太史刘氏三兄弟和南史氏不怕杀头、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直笔历史的硬骨头精神；同时无情鞭笞了汉代的刘歆、晋代的王肃和隋代的刘炫、王通这四位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作伪高手。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如此感叹道：“我常常想，幸亏史学家并不全由刘歆、王肃之辈及其徒子徒孙担当，幸亏齐太史这样的老骨头、硬骨头杀不尽、砍不绝，否则，这堂堂历史岂不要沦为谎言的代名词了吗？苍天有眼，万幸甚幸！”我想，今“南阳说”的某些论者如果与刘歆、王肃、刘炫、王通“PK”的话，论学识水平，恐怕他们必在古代四位作伪高手之下，若论作伪手段，那他们就堪称“现代一绝”了，绝对在古代四位作伪高手之上。比之古代作伪的南阳人来，今天作伪的南阳人更是高超，其中的“佼佼者”，作伪手段之高可就难以复加了。不少“南阳说”者因为自己手中没有过硬的东西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就在宛县（今南阳市），居于“襄阳说”下风，心中发怵，他们不得不承认，“南阳说的薄弱环节是东晋南北朝时的记载缺乏”（实际上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记载“南阳说”一条也没有），哀叹“南阳说”“难于入耳，市场不大”，一再呼吁“不要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过早下结论”。但是，有极端“南阳说”者却说，“由于‘南阳说’在争论中据有《前出师表》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把尚方宝剑，所以一直处于不败的地位”，于是便猝下结论：“因此，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当为躬耕于宛。”（见王建中《“隆中对”“草庐对”孰对？》和任积太、王建中《“隆中属于南阳郡之邓县”说质疑》）与王建中、任积太一样，李兆钧也武断地说：“躬耕地在哪里，用他（指诸葛亮）自己的话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因此，南阳是诸葛亮无可争议的躬耕地方。”（见《诸葛亮躬耕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又说：“他14岁时跟随叔父到豫章，又从豫章经荆州，定居南阳。”（见《“草庐对”新论》）李兆钧所说的“南阳”，自然就是“宛县”。其实，这还不算最高者，最高者当属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是一个历史系还是两个历史系？如果是一个历史系会有两个系主任吗？）、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唐嘉弘教授和电脑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发明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所录制的《走遍中国》之南阳七集系列片中 《南阳汉时三杰》节目特邀嘉宾、客串南阳人文学者的王永民老兄。
唐嘉弘教授碍于自己是知名史学家的特殊身份，著文、说话不像王建中、李兆钧等人那样武断绝对，但他却站在“南阳说”的制高点上，起到了为“南阳说”提供理论观点——“卖论”的作用。他在《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把一些早已说清和能够说清的问题，都搞得一概说不清，以便把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这个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装进他编就的那个“决非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能够得出公认的结论”的“理论筐筐”。唐教授对“南阳说”所作的理论建树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有这位“高人”的指点，才使得在河南郑州召开的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学术讨论会开得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襄樊学者丁宝斋和晋宏忠在认真研读过《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一书后，摘拾出诸葛亮躬耕地的“南阳说”竟达18种之多。两位学者不无调侃地说：“读者先生，当你看到这本躬耕地新考（郑州会议）论文集考证出那么多的躬耕地，你一定会想象到那次会议开得多么热烈！‘百家争鸣’的气氛多么浓厚！学术考证得出的丰硕成果多么喜人！‘新野说’也罢，‘邓县说’也罢，‘南阳境内说’也罢，‘汉水以北说’也罢，‘不必细究说’也罢，‘尚待出土文物作结论’也罢，‘不排除卧龙冈的可能性’也罢，‘故宅在隆中，三顾在南阳’（这句话的意思是诸葛亮住在隆中，刘备到南阳市去三顾）也罢，归结到一点：没有一条证据证明躬耕地在今南阳市卧龙冈。”唐教授还有一句十分玩味而又神秘兮兮的“暗语”：“我无意排除诸葛亮曾经一度居住在今襄樊附近的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史实亦应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唐教授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得计，其实，这句话所包含的极力否定“襄阳说”，力挺“南阳说”的真实意图是连白痴都解读得出来的。如果我把这句话反其意而用之，把“暗语”变成“明言”，那就是我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的郑重宣示：我铁了心刻意要排除诸葛亮“躬耕南阳（今河南南阳市）”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隐居襄阳隆中的史实必须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唐教授虽然不遗余力地力挺“南阳说”，却没有帮上“南阳说”什么忙，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王永民在《南阳汉时三杰》这一节目中，除了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他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以外, 还“发明”了“诸葛亮是南阳老乡”，诸葛亮是“‘南阳汉时三杰’之一”，“和氏璧是南阳的独山玉”，“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等“发明成果”，而且把湖北十堰的丹江口也“发明”到南阳去了。王永民老兄之所以敢于毫无顾忌、气壮如牛地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这个既严肃而又敏感的传播平台上信口雌黄，开“国际玩笑”，如果不是“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的话，那大概就只能是“无知者无畏”和“无耻者无畏”了。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鬼迷心窍，专门和湖北、和襄樊过不去，为什么要把咱们湖北的、襄樊的名人、名胜和好的东西“发明”到南阳去！在王永民等人的背后，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在南阳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的影子。在“教科书风波”中，南阳市市长何东成全然不顾自己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份，不顾群众影响，竟当着《南阳日报》记者的面或无知妄说或明知故说：“从诸葛亮自身，到魏、唐、宋、元、明、清（何市长：怎么丢掉了两晋、南北朝和隋？这岂不断线了吗？），许多史料都证明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南阳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卧龙冈武侯祠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诸葛亮躬耕于此，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何市长：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是这样说的吗？）”“前一段，中央电视台专门来宛拍摄了《走遍中国》（南阳篇），共七集。其中第六集《（南阳）汉时三杰》，展示了东汉时期南阳三杰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的风采。（何市长：诸葛亮是‘东汉时期南阳三杰’之一载于中国的那部史籍，请不吝赐教为感。）”“通过（请何市长注意：按照语法规范，‘通过’在这个句子里是‘通不过’的。因为‘通过’在这个句子里是介词，由它组成的介词结构是前置状语。状语是不能做主语的，而您却让这个前置状语做了这个句子的主语）张衡、张仲景都是南阳人，以及张衡的《南都赋》对汉代南阳的描述，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请问是何时的‘当时’？）南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所以，诸葛亮才会选择南阳这个地方来躬耕求志。志存高远的诸葛亮，不可能到一个当时比较偏僻，像襄阳隆中这个比较落后、信息不灵的地方去躬耕求志（诸葛亮躬耕时的隆中、襄阳一带是这样的吗？）。”他还无端指责尊重历史、坚持原则、不屈从南阳方面压力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受某一地方势力左右”，“要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为“国家新闻出版署”，规范称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追究他们的责任。造成的影响、危害一定要挽回”。如此等等。“南阳说”者的种种言论，几乎都能在他这里找到注脚。对何市长的这些言论，我实在是不好美言和无法美言，只能用“恬不知耻”和“胆大妄为”来形容。有这样的领导做如此表率和如此表态，王永民这类南阳人还能不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尽情发挥？在这里，我不想再提王永民老兄，因为本人尚有另文述及。我倒想回答王建中所提“‘隆中对’‘草庐对’孰对？”这个无聊的问题。王建中君，我可以这样告诉你：“隆中对”“草庐对”都对，就是你王建中不对，“南阳说”不对！——你说对不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教科书风波”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隆中对》复出初中语文课本时，为什么要顶住南阳方面“万人签名”活动的巨大压力，坚持采用《隆中对》篇名，不用《草庐对》篇名，这是大有讲究的。襄樊学者丁宝斋在《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一书“毛泽东评点《隆中对》”一节中说，毛主席在读了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的《项籍论》后，引出了对诸葛亮经营西蜀战略规划的评论，并在文旁作了批注。丁宝斋在书中收入毛主席这一评点，主要目的不是在《隆中对》战略方针优劣的评价上，而是毛主席用了“隆中对”三个字。丁宝斋在书中写道：“《隆中对》也称《草庐对》，两个名字都可以，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草庐对’意即草庐中的对策，这个草庐在哪里，题目没有指明。而‘隆中对’则明确指出，是诸葛亮在隆中拿出的对策，这个题目是隆中的专利。毛主席是伟人，一言九鼎，而且熟悉中国历史，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评论历史有独到见解。他用了‘隆中对’三个字，谁还有必要再纠缠说‘应是《草庐对》，不是《隆中对》’呢？”再则，在历史上，多数人倾向于用《隆中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也采用了《隆中对》。罗贯中在第三十八回标题中重重投下的“定三分隆中决策”这一神来之笔，点睛之墨，难道不足以证明《三国演义》所采用的是《隆中对》吗？“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翆。”“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罗贯中对隆中景物所作的如此精彩的描写，连风雪肆虐的冬景都写得晶莹闪亮，玲珑剔透，赞美有加，难道不足以证明隆中在他眼中、心中和《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中的分量吗？在诸葛亮出山后的不少回目中，罗贯中仍不时让诸葛亮提及隆中往事，表达其对隆中这方故土眷恋的缱绻之情，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隆中故事是《三国演义》情节发展的一条主线吗？承载着深厚历史蕴涵，倾注和寄寓了浓烈人文情感的隆中和《隆中对》，经过《三国演义》这部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古典文学名著的世代相传，难道还不足以让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阳说”者一直把南阳卧龙冈的“草庐”即“诸葛庐”叫得震天价响，叫着要将《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如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屈从于南阳方面的无理要求，把复出后的《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岂不支持了错误的“南阳说”。看来，《隆中对》和《草庐对》并称并存的情况是应该改变了。
“南阳说”者连“隆中对”和“草庐对”这样常识性、“小儿科”的东西还要挑出来发问，连清人张澍在《诸葛忠武侯文集•遗迹篇》中为肯定“襄阳说”、否定“南阳说”所下的案语“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也要断章取义，说张澍就说“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这真是荒唐加无知到了极点！其实，张澍在其案语中清楚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这是“后人附会之说”；二是针对《南阳府志》所谓卧龙冈“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而言的，所以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须知，张澍案语中的标点并非张澍案语所固有，其中的标点为后人所加，因为在张澍生活之世只用“句”“读”标示语言的停顿，尚无今日我们所使用的标点符号系统。如果让我为张澍案语标点的话，我会这样标点：“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即使不改动“澍案”首句的句号, 这条案语也不可能作肯定“南阳说”的理解, 因为它后面的“亦失之”三个字, 既否定了“卧龙冈（所谓的‘侯躬耕处’）在南阳府”,“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 不在南阳郡也”也蒙后被否定了, “此后人附会之说”也就暗含了“失之”二字。我的文案表述是：“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失之；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
“南阳说”者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一概奉为至宝，把对自己不利的信史史料一概加以篡改、曲解、编造而后予以否定；把为自己说话的人捧上天（如对《郑州晚报》那位名叫康群的原总编辑，因为他为南阳卧龙冈抬轿子吹喇叭，便对其所写《南阳武侯祠舌战之忆》的满篇胡言，肉麻地吹捧为“真知灼见，金玉良言” ），对不为自己说话而为“襄阳说”讲老实话的人，就让你下地狱，对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几至要把他从墓穴里拖出来鞭尸，辱骂这位具有太史之才、堪称一流的史学家“只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史学家”，贬斥其所著上自汉光武帝下迄晋愍帝290年历史，记史严谨，可与《三国志》、《后汉书》相媲美的著名史籍《汉晋春秋》“实际是一篇杂文”，“一篇草草写成的政论文”。少数南阳人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太过离谱的种种作为，实在是令人发指，深恶痛绝，无法容忍，早已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义愤。我早就听人这样怒不可遏地说：“少数南阳人那样热衷于拉名人为自己脸上贴金添彩，为什么不把河南的大名人袁世凯也拉到南阳去呢！”
关于《隆中对》在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中复出这件事情，襄樊方面只是按照正当的和正常的组织程序，通过提案的方式，向人民教育出版社提出了《隆中对》复出的建议，这个建议又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所采纳。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由于《隆中对》有“隆中”二字，这就刺痛了少数南阳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他们便暴跳起来，在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平息后不久，又掀起了一场引起全国关注的“教科书风波”。他们撺掇不明就里、不甚了解三国历史的南阳人搞起了“万人签名”活动，并要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人员要把《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对《隆中对》和《出师表》中的两条注解也要按照他们的意志和他们拟就的注文作注。他们做得如此过火，如此霸道，却反诬襄樊方面“有一股地方势力”在搞“文霸”，硬把这盆脏水泼到襄樊人的头上。对此不实之词，我以为有必要加以澄清。在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南阳方面所面对的是全国史学界，襄樊方面并没有大的动作和过激反应，襄樊方面的平面媒体对此只作了理性回应，在双方出版的论文集中，《诸葛亮躬耕地新考》连篇累牍地收入了南阳方面的不少文章，而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中却只收入了襄樊方面的一篇论文，全文只有可怜的一千多字，它的题目是《“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它的作者叫丁宝斋。在“教科书风波”正风生水起，《走遍中国》之南阳七集系列片正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热播之际，我曾电话询问了一位家乡老友，他告诉我，襄樊方面相对平静，只有《襄樊晚报》作了适当反应。他还坦然地说：“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早有定论，我们何必还那样认真。南阳方面怎么搞，是人家的事，我们管不着。”在两次风波中，襄樊方面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襄樊方面有什么“地方势力”和“文霸”存在，南阳方面恐怕用放大镜、显微镜也找不出来。南阳方面强加给襄樊方面的不实之词，还是由他们自己去消受吧！
襄樊学者丁宝斋和晋宏忠在《一场不该发生的争论》一文中，曾抖出过这样一件事：
在南阳、襄阳两地因躬耕地之争召开学术论证会寻求史学界支持的时候，我们看到北京一位知名历史学者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天某某市某某局副局长特来我家。他们好几人在北京四处奔跑，寻找单位发起召开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学术讨论会。他们请我主持会议，并许以重谢，而且会议要在大饭店召开，随后出论文集。那位副局长还讲了会议分三级开，先在本市，再在郑州，最后在北京。在北京开会时间定在3月中旬，准备用10万元花在会议上。……古人不卖论求官，我也不会卖论邀赏的。”
这位知名学者还对他的朋友说：“那位副局长请我写一篇支持诸葛亮躬耕于今天南阳市观点的文章，对我说，×先生，你是史学界有影响的人，你给我们写篇文章，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他还许我带夫人到他们那里风景好的地方，在宾馆、别墅住几个月，一个钱不掏，休闲度假写作。我回答说，我只能按历史事实说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都无法得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区）的结论。”
什么叫视节操如生命？什么叫史学家的硬骨头？这难道不是吗！
南阳方面在这件事情的运作上显然是有“猫腻”的，只是那位北京知名历史学者没吃他们那一套罢了。至于南阳方面在其他事情的运作上有没有“猫腻”，我不敢断言，那就请人们去自行判断了。不过，我要提醒南阳方面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在这类事情的运作上闹出大的弊案丑闻来，那可就不好说了。你们为南阳卧龙冈这块假诸葛亮躬耕地，到处砸钱烧票子，值得吗？你们干这些蠢事傻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争“即使我这里不是躬耕地，也不叫你襄阳独吞”这口气吗？这又是何苦呢？
南阳方面策划的北京会议流产夭折说明，“南阳说”是得不到有识之士支持的，是没有出路的，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南阳说”者的一切努力最终必定归于失败。
我在向少数南阳作伪者表示强烈义愤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向纯真无邪、可钦可敬的古代南阳父老和解放后心地无私、崇尚求实求是精神的南阳党政领导及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表达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崇敬仰慕之情。纯真无邪、可钦可敬的古代南阳父老在建造和修葺南阳卧龙冈武侯祠时，曾刊刻碑石数通，留作永久证物，告诉世人：“草庐在襄阳者为真，在南阳者赝哉！玄德屯军新野三顾孔明者，实在隆中，非今所称在南阳西南七里者，故曰赝也。”（所引碑文，见南阳卧龙冈武侯祠左侧碑廊一块明万历乙丑年四月立的《重修卧龙冈草庐碑》）心地无私、崇尚求实求是精神的解放后南阳党政领导及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专门出版正规图书，编写印发内部宣传资料，告诉世人：南阳卧龙冈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的祠堂，“相当于纪念馆”，襄阳隆中是诸葛亮十年躬耕苦读的地方，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并热情洋溢地描绘和赞美了隆中的山川风物和秀丽景色，还把诸葛亮自言“躬耕于南阳”的寓意解释得清清楚楚。这是多么坦荡的君子胸怀，多么高尚的君子之风啊！这种皓若日月，浩如海天的大美大德，是南阳父老和南阳兄弟姐妹最为美好的，最为闪光的，比金子还要珍贵的东西！面对南阳父老乡亲的高大形象和高尚的君子风范，我不能不为之折服，为之倾倒。少数南阳作伪者，当你们面对家乡父老乡亲的高大形象和高尚的君子风范时，难道就不为之汗颜吗？他们最为美好的，最为闪光的，比金子还要珍贵的东西被你们藏着掖着，打入冷宫，不敢拿出来示人，难道就不感到愧对他们而引起你们深深的自责和反省吗？
为了永远铭记和传扬解放后南阳党政领导及宣传文化部门同志的求实求是精神和高尚的君子风范，我特将当时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和南阳市博物馆印发的《武侯祠简介》中字字珠玑的精彩内容摘引数段，以飨广大读者，也用以警醒南阳的少数作伪者。
诸葛亮17岁的时候（公元197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了。这年，他便在隆中盖了几间草屋，和姐弟一起定居下来。
隆中在襄阳西北20里，当时属南阳郡邓县管辖。南阳郡地处荆、豫咽喉，交通发达，是东汉末年荆州七郡（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及长沙国。汉时国亦相当于郡）中最大的一郡，辖37城，528500多户，2430000多人。隆中山清水秀，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草屋周围是一片苍松翠竹，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寒暑。小小的隆中实际上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自称“躬耕于南阳”。
——摘引自南阳市委宣传部《诸葛亮小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祠堂（相当于纪念馆）。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玡阳都（今山东沂水南）人。少年时曾随叔父诸葛玄去江西南昌，不久，因叔父的太守职务被他人代替，诸葛亮便隐居在南阳郡的隆中（今湖北襄阳附近）。
——摘引自南阳市博物馆编印的《武侯祠简介》
除此以外,胡世厚等五人编写的《河南风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彪著《中州风物记》（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胡悌云主编的《中州大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书,也都作了同样的记述。
圣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今天的少数南阳人粗暴践踏和否定自己的祖宗全面认可的东西,现在的南阳主要党政领导和宣传文化部门的少数人粗暴践踏和否定他们的前任全面认可的东西, 把“堂堂的历史”变成“谎言的代名词”, 这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少数南阳人践踏和抛弃诚信这一做人处世、安身立命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还有何面目立身于人世间！
南阳卧龙冈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浮出水面又被抬上台面，始于元代。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它受“敕赐”之前，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我想，这个过程大概始于宛县改名为南阳县的隋代而止于元代以前。在这个酝酿过程中，一些带有“南阳”字眼的诗文和根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附会出来的民间传说，为“南阳说”作了铺垫，“南阳说”也从这些诗文和民间传说中寻找到了支持。到了元代，南阳县又置南阳府以后，少数南阳人的这个“心肝宝贝”，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怪胎”，经过数百年的“妊娠”也就要呱呱坠地了。于是，南阳卧龙冈这个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就在当时的南阳地方官员和元朝统治者共同上演的一出“乞赐”和“敕赐”的闹剧中顺利地毫无痛苦地蒙着遮羞布降生了。
“南阳说”者一再大言不惭地说，自元代朝廷“敕赐”南阳卧龙冈为“诸葛亮躬耕地”之日起，南阳卧龙冈就获得了“法定地位”。 其实，现在的南阳卧龙冈在元代还是一片大森林，仅有小庙一间，即现在的武侯祠前身。元朝中央政府应南阳地方“乞赐”而“敕赐”的名分并不是什么“诸葛亮躬耕地”，而是“武侯祠”，即纪念性建筑。到了明代，《南阳府志》才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处”。但是，我要提请广大读者注意的是，在元、明时期南阳地方“乞赐”和元、明两朝中央政府“敕赐”的往来文书和南阳地方志中却使用了“传”、“相传”、“传所谓”、“俗以为”、“亦隆中也”这类令人玩味的字眼。这类令人玩味的字眼告诉世人，南阳卧龙冈所谓“诸葛亮躬耕地”，从一开始就贴上了“造假作伪”的标签，哪里还有什么“法定地位”可言。不过，说到“法定地位”，现在的南阳卧龙冈有，襄阳古隆中也有，但它们的“法定地位”不是元代和明代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敕赐”的，而是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根据历史事实确认的。1986年12月8日国发〔1986〕104号《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介绍襄樊的文字是：“襄樊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唐至清多次整修，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多宝佛塔、绿影壁、米公（芾）祠、杜甫墓等。”介绍南阳的文字是：“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称宛，战国时为楚国重邑，东汉称陪京，后历为府治。文物古迹有两千年前的冶铁遗址、战国时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还有玄妙观、武侯祠、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国务院文件指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南阳卧龙冈是“武侯祠”。一个是遗迹性名胜，一个是纪念性名胜。也就是说，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隐居地，南阳卧龙冈则是诸葛亮纪念馆。国务院文件中对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名称的表述，科学准确地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内涵。国务院对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所给予的“法定地位”，“南阳说”者也曲折地作了否定（如李兆钧就说：“确立‘襄阳隆中为历史遗迹’，‘南阳卧龙冈诸葛庐为纪念性建筑物’是不符合两地实际情况的”。——见《诸葛亮躬耕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但没敢明目张胆地表示否定，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胆！
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我说谎言也止于智者。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之争已逾千年，历史老人的耳畔早已结茧，经过上世纪那场全国规模的论争和“教科书风波”之后，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知识已广泛普及，深入人心，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已经水落石出并作出了权威性结论。在这样的情势下，“南阳说”者编造的那些连鬼都不会相信的谎言究竟还能走多远，走多长时日，还有多大的市场，恐怕他们自己也是心中有数的。如果他们怕失颜面，不肯罢休，还要继续编造谎言，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到头来只能落得个颜面尽失、斯文扫地的结局。
“南阳说”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为《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真是名副其实。千百年来史籍文献记载的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史料确实是被他们“新考”后而彻底翻新了。陈旧的历史经过“新考”被篡改、曲解、编造而彻底翻新，那还能叫历史吗！由“垂垂老矣”的史念海老先生领衔抛出的这本所谓“取材丰富，颇有新意”，“收录论文近50篇，计30余万言”的《诸葛亮躬耕地新考》，并不能“论证草庐就在今河南南阳”。如果说这本论文集还有什么“存世价值”的话，我敢断言：这本漏洞百出、差错连篇、无法自圆其说的论文集，只能作为“南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争讼中的一份不打自招的供词，作为“南阳说”极不光彩的败诉记录留给后世。不过，其中几篇专论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文章应当除外，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新考”诸葛亮躬耕地，为什么要为“南阳说”承担责任呢？他们收入这些文章的用意,不过是为“南阳说”遮羞而已。我真纳闷儿，不知为什么，这本论文集却把潘民中这位“南阳说”者所写的一篇系统阐述“南阳说”有两条主证、四条旁证、两条理证的纲领性重要论文给弄丢了？这是需要史念海老先生和这本论文集的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主编、副主编及编委们说明的。我真想见识见识这位“高人”是怎样编造谎言，自圆其说的，也让我国史学界的方家们来鉴识鉴识。在这里，我想提请拥有《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的读者朋友们，可要“珍藏”好这本难得的奇书，并且让它流传下去，它可以让你们和你们的后人在茶余饭后从中找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和令人喷饭捧腹的谈资笑料。这本书曾经使“南阳说”者图过一时之快，但接下来他们必然要品尝“自作自受”的苦涩。
第三个意涵的阐述
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只告诉我们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没有说他到别的地方躬耕。这说明诸葛亮在躬耕期间只生活和活动在隆中及其周围，躬耕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分割。这就笃定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唯一性或排他性，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是独一无二的。“南阳说”者说什么诸葛亮在躬耕期间是躬耕于宛县；躬耕于新野；寓居隆中，躬耕宛县；家住隆中，躬耕宛县；躬耕宛县，游学隆中；居住过南阳郡的多处地方，到宛县躬耕；他们还“推测”平山（今河南平顶山市）的诸葛坟墟是诸葛玄的坟墓，并且又“推测”说诸葛亮曾在那里为其叔父守孝居留三年后到宛县躬耕。以上诸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怎么可能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中找到根据呢？更令人称奇的是, 有些“南阳说”者还异想天开地用“弯弯绕”的手法设计了只有他们才想得出来的诸葛亮奇异的迁徙路线。他们“弯”来“绕”去的目的，就是要把诸葛亮和诸葛亮躬耕地“绕”到南阳卧龙冈去。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真佩服和惊叹“南阳说”者李兆钧、张晓刚、水仲贤、白万献、黄婉峰等等诸君的绝顶聪明和离奇诡异的想象。如果真如诸君所言，诸葛亮在十年躬耕期间就决不会是一位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自比管仲、乐毅，预见三国鼎立，胸怀匡扶汉室、图谋一统天下志向的有为青年，而只能是一个游走四方、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或者是一个开着“自驾车”东奔西跑、南游北逛的败家子、小混混了。我想，诸君大概都已或届“而立”、“不惑”，或届“知天命”、“耳顺”之年，早已事业有成，薪俸不菲，多有“自驾车”了吧！那就请诸君按你们所说的那样去做，看诸君能否做到。即使诸君能够做到，远在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就是打死他也做不到，即使他有幸生活在今天也是做不到的。至于为什么做不到，就请诸君到诸葛亮身上去找答案吧！《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又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身为一国之相的诸葛亮，临死时律己尚且如此严苛，死后又是“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躬耕隐居时的诸葛亮能有赢财余帛去买“自驾车”到处乱窜吗！行文至此，我不禁又忆起多年以前发表在《南方周末• 芳草地》上一篇署名袁靖宇的文章，题目叫做《史学家的骨头》。文章在颂扬了孔子、司马迁虽遭厄难仍保持铮铮铁骨直笔春秋的精神之后，特别颂扬了齐国太史刘氏三兄弟和南史氏不怕杀头、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直笔历史的硬骨头精神；同时无情鞭笞了汉代的刘歆、晋代的王肃和隋代的刘炫、王通这四位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作伪高手。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如此感叹道：“我常常想，幸亏史学家并不全由刘歆、王肃之辈及其徒子徒孙担当，幸亏齐太史这样的老骨头、硬骨头杀不尽、砍不绝，否则，这堂堂历史岂不要沦为谎言的代名词了吗？苍天有眼，万幸甚幸！”我想，今“南阳说”的某些论者如果与刘歆、王肃、刘炫、王通“PK”的话，论学识水平，恐怕他们必在古代四位作伪高手之下，若论作伪手段，那他们就堪称“现代一绝”了，绝对在古代四位作伪高手之上。比之古代作伪的南阳人来，今天作伪的南阳人更是高超，其中的“佼佼者”，作伪手段之高可就难以复加了。不少“南阳说”者因为自己手中没有过硬的东西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就在宛县（今南阳市），居于“襄阳说”下风，心中发怵，他们不得不承认，“南阳说的薄弱环节是东晋南北朝时的记载缺乏”（实际上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记载“南阳说”一条也没有），哀叹“南阳说”“难于入耳，市场不大”，一再呼吁“不要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过早下结论”。但是，有极端“南阳说”者却说，“由于‘南阳说’在争论中据有《前出师表》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把尚方宝剑，所以一直处于不败的地位”，于是便猝下结论：“因此，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当为躬耕于宛。”（见王建中《“隆中对”“草庐对”孰对？》和任积太、王建中《“隆中属于南阳郡之邓县”说质疑》）与王建中、任积太一样，李兆钧也武断地说：“躬耕地在哪里，用他（指诸葛亮）自己的话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因此，南阳是诸葛亮无可争议的躬耕地方。”（见《诸葛亮躬耕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又说：“他14岁时跟随叔父到豫章，又从豫章经荆州，定居南阳。”（见《“草庐对”新论》）李兆钧所说的“南阳”，自然就是“宛县”。其实，这还不算最高者，最高者当属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是一个历史系还是两个历史系？如果是一个历史系会有两个系主任吗？）、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唐嘉弘教授和电脑王码五笔字型输入法发明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所录制的《走遍中国》之南阳七集系列片中 《南阳汉时三杰》节目特邀嘉宾、客串南阳人文学者的王永民老兄。
唐嘉弘教授碍于自己是知名史学家的特殊身份，著文、说话不像王建中、李兆钧等人那样武断绝对，但他却站在“南阳说”的制高点上，起到了为“南阳说”提供理论观点——“卖论”的作用。他在《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把一些早已说清和能够说清的问题，都搞得一概说不清，以便把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这个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装进他编就的那个“决非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能够得出公认的结论”的“理论筐筐”。唐教授对“南阳说”所作的理论建树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有这位“高人”的指点，才使得在河南郑州召开的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学术讨论会开得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襄樊学者丁宝斋和晋宏忠在认真研读过《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一书后，摘拾出诸葛亮躬耕地的“南阳说”竟达18种之多。两位学者不无调侃地说：“读者先生，当你看到这本躬耕地新考（郑州会议）论文集考证出那么多的躬耕地，你一定会想象到那次会议开得多么热烈！‘百家争鸣’的气氛多么浓厚！学术考证得出的丰硕成果多么喜人！‘新野说’也罢，‘邓县说’也罢，‘南阳境内说’也罢，‘汉水以北说’也罢，‘不必细究说’也罢，‘尚待出土文物作结论’也罢，‘不排除卧龙冈的可能性’也罢，‘故宅在隆中，三顾在南阳’（这句话的意思是诸葛亮住在隆中，刘备到南阳市去三顾）也罢，归结到一点：没有一条证据证明躬耕地在今南阳市卧龙冈。”唐教授还有一句十分玩味而又神秘兮兮的“暗语”：“我无意排除诸葛亮曾经一度居住在今襄樊附近的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史实亦应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唐教授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得计，其实，这句话所包含的极力否定“襄阳说”，力挺“南阳说”的真实意图是连白痴都解读得出来的。如果我把这句话反其意而用之，把“暗语”变成“明言”，那就是我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的郑重宣示：我铁了心刻意要排除诸葛亮“躬耕南阳（今河南南阳市）”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隐居襄阳隆中的史实必须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唐教授虽然不遗余力地力挺“南阳说”，却没有帮上“南阳说”什么忙，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王永民在《南阳汉时三杰》这一节目中，除了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他十年苦读、自学成才的地方”以外, 还“发明”了“诸葛亮是南阳老乡”，诸葛亮是“‘南阳汉时三杰’之一”，“和氏璧是南阳的独山玉”，“楚国的都城在南阳淅川”等“发明成果”，而且把湖北十堰的丹江口也“发明”到南阳去了。王永民老兄之所以敢于毫无顾忌、气壮如牛地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这个既严肃而又敏感的传播平台上信口雌黄，开“国际玩笑”，如果不是“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的话，那大概就只能是“无知者无畏”和“无耻者无畏”了。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鬼迷心窍，专门和湖北、和襄樊过不去，为什么要把咱们湖北的、襄樊的名人、名胜和好的东西“发明”到南阳去！在王永民等人的背后，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在南阳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的影子。在“教科书风波”中，南阳市市长何东成全然不顾自己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份，不顾群众影响，竟当着《南阳日报》记者的面或无知妄说或明知故说：“从诸葛亮自身，到魏、唐、宋、元、明、清（何市长：怎么丢掉了两晋、南北朝和隋？这岂不断线了吗？），许多史料都证明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南阳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卧龙冈武侯祠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诸葛亮躬耕于此，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何市长：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是这样说的吗？）”“前一段，中央电视台专门来宛拍摄了《走遍中国》（南阳篇），共七集。其中第六集《（南阳）汉时三杰》，展示了东汉时期南阳三杰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的风采。（何市长：诸葛亮是‘东汉时期南阳三杰’之一载于中国的那部史籍，请不吝赐教为感。）”“通过（请何市长注意：按照语法规范，‘通过’在这个句子里是‘通不过’的。因为‘通过’在这个句子里是介词，由它组成的介词结构是前置状语。状语是不能做主语的，而您却让这个前置状语做了这个句子的主语）张衡、张仲景都是南阳人，以及张衡的《南都赋》对汉代南阳的描述，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请问是何时的‘当时’？）南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所以，诸葛亮才会选择南阳这个地方来躬耕求志。志存高远的诸葛亮，不可能到一个当时比较偏僻，像襄阳隆中这个比较落后、信息不灵的地方去躬耕求志（诸葛亮躬耕时的隆中、襄阳一带是这样的吗？）。”他还无端指责尊重历史、坚持原则、不屈从南阳方面压力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受某一地方势力左右”，“要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为“国家新闻出版署”，规范称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追究他们的责任。造成的影响、危害一定要挽回”。如此等等。“南阳说”者的种种言论，几乎都能在他这里找到注脚。对何市长的这些言论，我实在是不好美言和无法美言，只能用“恬不知耻”和“胆大妄为”来形容。有这样的领导做如此表率和如此表态，王永民这类南阳人还能不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尽情发挥？在这里，我不想再提王永民老兄，因为本人尚有另文述及。我倒想回答王建中所提“‘隆中对’‘草庐对’孰对？”这个无聊的问题。王建中君，我可以这样告诉你：“隆中对”“草庐对”都对，就是你王建中不对，“南阳说”不对！——你说对不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教科书风波”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隆中对》复出初中语文课本时，为什么要顶住南阳方面“万人签名”活动的巨大压力，坚持采用《隆中对》篇名，不用《草庐对》篇名，这是大有讲究的。襄樊学者丁宝斋在《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一书“毛泽东评点《隆中对》”一节中说，毛主席在读了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的《项籍论》后，引出了对诸葛亮经营西蜀战略规划的评论，并在文旁作了批注。丁宝斋在书中收入毛主席这一评点，主要目的不是在《隆中对》战略方针优劣的评价上，而是毛主席用了“隆中对”三个字。丁宝斋在书中写道：“《隆中对》也称《草庐对》，两个名字都可以，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草庐对’意即草庐中的对策，这个草庐在哪里，题目没有指明。而‘隆中对’则明确指出，是诸葛亮在隆中拿出的对策，这个题目是隆中的专利。毛主席是伟人，一言九鼎，而且熟悉中国历史，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评论历史有独到见解。他用了‘隆中对’三个字，谁还有必要再纠缠说‘应是《草庐对》，不是《隆中对》’呢？”再则，在历史上，多数人倾向于用《隆中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也采用了《隆中对》。罗贯中在第三十八回标题中重重投下的“定三分隆中决策”这一神来之笔，点睛之墨，难道不足以证明《三国演义》所采用的是《隆中对》吗？“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翆。”“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罗贯中对隆中景物所作的如此精彩的描写，连风雪肆虐的冬景都写得晶莹闪亮，玲珑剔透，赞美有加，难道不足以证明隆中在他眼中、心中和《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中的分量吗？在诸葛亮出山后的不少回目中，罗贯中仍不时让诸葛亮提及隆中往事，表达其对隆中这方故土眷恋的缱绻之情，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隆中故事是《三国演义》情节发展的一条主线吗？承载着深厚历史蕴涵，倾注和寄寓了浓烈人文情感的隆中和《隆中对》，经过《三国演义》这部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古典文学名著的世代相传，难道还不足以让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阳说”者一直把南阳卧龙冈的“草庐”即“诸葛庐”叫得震天价响，叫着要将《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如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屈从于南阳方面的无理要求，把复出后的《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岂不支持了错误的“南阳说”。看来，《隆中对》和《草庐对》并称并存的情况是应该改变了。
“南阳说”者连“隆中对”和“草庐对”这样常识性、“小儿科”的东西还要挑出来发问，连清人张澍在《诸葛忠武侯文集•遗迹篇》中为肯定“襄阳说”、否定“南阳说”所下的案语“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也要断章取义，说张澍就说“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这真是荒唐加无知到了极点！其实，张澍在其案语中清楚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这是“后人附会之说”；二是针对《南阳府志》所谓卧龙冈“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而言的，所以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须知，张澍案语中的标点并非张澍案语所固有，其中的标点为后人所加，因为在张澍生活之世只用“句”“读”标示语言的停顿，尚无今日我们所使用的标点符号系统。如果让我为张澍案语标点的话，我会这样标点：“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即使不改动“澍案”首句的句号, 这条案语也不可能作肯定“南阳说”的理解, 因为它后面的“亦失之”三个字, 既否定了“卧龙冈（所谓的‘侯躬耕处’）在南阳府”,“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 不在南阳郡也”也蒙后被否定了, “此后人附会之说”也就暗含了“失之”二字。我的文案表述是：“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失之；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
“南阳说”者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一概奉为至宝，把对自己不利的信史史料一概加以篡改、曲解、编造而后予以否定；把为自己说话的人捧上天（如对《郑州晚报》那位名叫康群的原总编辑，因为他为南阳卧龙冈抬轿子吹喇叭，便对其所写《南阳武侯祠舌战之忆》的满篇胡言，肉麻地吹捧为“真知灼见，金玉良言” ），对不为自己说话而为“襄阳说”讲老实话的人，就让你下地狱，对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几至要把他从墓穴里拖出来鞭尸，辱骂这位具有太史之才、堪称一流的史学家“只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史学家”，贬斥其所著上自汉光武帝下迄晋愍帝290年历史，记史严谨，可与《三国志》、《后汉书》相媲美的著名史籍《汉晋春秋》“实际是一篇杂文”，“一篇草草写成的政论文”。少数南阳人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太过离谱的种种作为，实在是令人发指，深恶痛绝，无法容忍，早已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义愤。我早就听人这样怒不可遏地说：“少数南阳人那样热衷于拉名人为自己脸上贴金添彩，为什么不把河南的大名人袁世凯也拉到南阳去呢！”
关于《隆中对》在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中复出这件事情，襄樊方面只是按照正当的和正常的组织程序，通过提案的方式，向人民教育出版社提出了《隆中对》复出的建议，这个建议又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所采纳。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由于《隆中对》有“隆中”二字，这就刺痛了少数南阳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他们便暴跳起来，在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平息后不久，又掀起了一场引起全国关注的“教科书风波”。他们撺掇不明就里、不甚了解三国历史的南阳人搞起了“万人签名”活动，并要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人员要把《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对《隆中对》和《出师表》中的两条注解也要按照他们的意志和他们拟就的注文作注。他们做得如此过火，如此霸道，却反诬襄樊方面“有一股地方势力”在搞“文霸”，硬把这盆脏水泼到襄樊人的头上。对此不实之词，我以为有必要加以澄清。在上世纪那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南阳方面所面对的是全国史学界，襄樊方面并没有大的动作和过激反应，襄樊方面的平面媒体对此只作了理性回应，在双方出版的论文集中，《诸葛亮躬耕地新考》连篇累牍地收入了南阳方面的不少文章，而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中却只收入了襄樊方面的一篇论文，全文只有可怜的一千多字，它的题目是《“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它的作者叫丁宝斋。在“教科书风波”正风生水起，《走遍中国》之南阳七集系列片正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热播之际，我曾电话询问了一位家乡老友，他告诉我，襄樊方面相对平静，只有《襄樊晚报》作了适当反应。他还坦然地说：“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早有定论，我们何必还那样认真。南阳方面怎么搞，是人家的事，我们管不着。”在两次风波中，襄樊方面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襄樊方面有什么“地方势力”和“文霸”存在，南阳方面恐怕用放大镜、显微镜也找不出来。南阳方面强加给襄樊方面的不实之词，还是由他们自己去消受吧！
襄樊学者丁宝斋和晋宏忠在《一场不该发生的争论》一文中，曾抖出过这样一件事：
在南阳、襄阳两地因躬耕地之争召开学术论证会寻求史学界支持的时候，我们看到北京一位知名历史学者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天某某市某某局副局长特来我家。他们好几人在北京四处奔跑，寻找单位发起召开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学术讨论会。他们请我主持会议，并许以重谢，而且会议要在大饭店召开，随后出论文集。那位副局长还讲了会议分三级开，先在本市，再在郑州，最后在北京。在北京开会时间定在3月中旬，准备用10万元花在会议上。……古人不卖论求官，我也不会卖论邀赏的。”
这位知名学者还对他的朋友说：“那位副局长请我写一篇支持诸葛亮躬耕于今天南阳市观点的文章，对我说，×先生，你是史学界有影响的人，你给我们写篇文章，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他还许我带夫人到他们那里风景好的地方，在宾馆、别墅住几个月，一个钱不掏，休闲度假写作。我回答说，我只能按历史事实说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都无法得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区）的结论。”
什么叫视节操如生命？什么叫史学家的硬骨头？这难道不是吗！
南阳方面在这件事情的运作上显然是有“猫腻”的，只是那位北京知名历史学者没吃他们那一套罢了。至于南阳方面在其他事情的运作上有没有“猫腻”，我不敢断言，那就请人们去自行判断了。不过，我要提醒南阳方面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在这类事情的运作上闹出大的弊案丑闻来，那可就不好说了。你们为南阳卧龙冈这块假诸葛亮躬耕地，到处砸钱烧票子，值得吗？你们干这些蠢事傻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争“即使我这里不是躬耕地，也不叫你襄阳独吞”这口气吗？这又是何苦呢？
南阳方面策划的北京会议流产夭折说明，“南阳说”是得不到有识之士支持的，是没有出路的，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南阳说”者的一切努力最终必定归于失败。
我在向少数南阳作伪者表示强烈义愤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向纯真无邪、可钦可敬的古代南阳父老和解放后心地无私、崇尚求实求是精神的南阳党政领导及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表达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崇敬仰慕之情。纯真无邪、可钦可敬的古代南阳父老在建造和修葺南阳卧龙冈武侯祠时，曾刊刻碑石数通，留作永久证物，告诉世人：“草庐在襄阳者为真，在南阳者赝哉！玄德屯军新野三顾孔明者，实在隆中，非今所称在南阳西南七里者，故曰赝也。”（所引碑文，见南阳卧龙冈武侯祠左侧碑廊一块明万历乙丑年四月立的《重修卧龙冈草庐碑》）心地无私、崇尚求实求是精神的解放后南阳党政领导及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专门出版正规图书，编写印发内部宣传资料，告诉世人：南阳卧龙冈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的祠堂，“相当于纪念馆”，襄阳隆中是诸葛亮十年躬耕苦读的地方，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并热情洋溢地描绘和赞美了隆中的山川风物和秀丽景色，还把诸葛亮自言“躬耕于南阳”的寓意解释得清清楚楚。这是多么坦荡的君子胸怀，多么高尚的君子之风啊！这种皓若日月，浩如海天的大美大德，是南阳父老和南阳兄弟姐妹最为美好的，最为闪光的，比金子还要珍贵的东西！面对南阳父老乡亲的高大形象和高尚的君子风范，我不能不为之折服，为之倾倒。少数南阳作伪者，当你们面对家乡父老乡亲的高大形象和高尚的君子风范时，难道就不为之汗颜吗？他们最为美好的，最为闪光的，比金子还要珍贵的东西被你们藏着掖着，打入冷宫，不敢拿出来示人，难道就不感到愧对他们而引起你们深深的自责和反省吗？
为了永远铭记和传扬解放后南阳党政领导及宣传文化部门同志的求实求是精神和高尚的君子风范，我特将当时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和南阳市博物馆印发的《武侯祠简介》中字字珠玑的精彩内容摘引数段，以飨广大读者，也用以警醒南阳的少数作伪者。
诸葛亮17岁的时候（公元197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了。这年，他便在隆中盖了几间草屋，和姐弟一起定居下来。
隆中在襄阳西北20里，当时属南阳郡邓县管辖。南阳郡地处荆、豫咽喉，交通发达，是东汉末年荆州七郡（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及长沙国。汉时国亦相当于郡）中最大的一郡，辖37城，528500多户，2430000多人。隆中山清水秀，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草屋周围是一片苍松翠竹，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寒暑。小小的隆中实际上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自称“躬耕于南阳”。
——摘引自南阳市委宣传部《诸葛亮小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祠堂（相当于纪念馆）。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玡阳都（今山东沂水南）人。少年时曾随叔父诸葛玄去江西南昌，不久，因叔父的太守职务被他人代替，诸葛亮便隐居在南阳郡的隆中（今湖北襄阳附近）。
——摘引自南阳市博物馆编印的《武侯祠简介》
除此以外,胡世厚等五人编写的《河南风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彪著《中州风物记》（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胡悌云主编的《中州大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书,也都作了同样的记述。
圣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今天的少数南阳人粗暴践踏和否定自己的祖宗全面认可的东西,现在的南阳主要党政领导和宣传文化部门的少数人粗暴践踏和否定他们的前任全面认可的东西, 把“堂堂的历史”变成“谎言的代名词”, 这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少数南阳人践踏和抛弃诚信这一做人处世、安身立命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还有何面目立身于人世间！
南阳卧龙冈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浮出水面又被抬上台面，始于元代。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它受“敕赐”之前，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我想，这个过程大概始于宛县改名为南阳县的隋代而止于元代以前。在这个酝酿过程中，一些带有“南阳”字眼的诗文和根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附会出来的民间传说，为“南阳说”作了铺垫，“南阳说”也从这些诗文和民间传说中寻找到了支持。到了元代，南阳县又置南阳府以后，少数南阳人的这个“心肝宝贝”，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怪胎”，经过数百年的“妊娠”也就要呱呱坠地了。于是，南阳卧龙冈这个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就在当时的南阳地方官员和元朝统治者共同上演的一出“乞赐”和“敕赐”的闹剧中顺利地毫无痛苦地蒙着遮羞布降生了。
“南阳说”者一再大言不惭地说，自元代朝廷“敕赐”南阳卧龙冈为“诸葛亮躬耕地”之日起，南阳卧龙冈就获得了“法定地位”。 其实，现在的南阳卧龙冈在元代还是一片大森林，仅有小庙一间，即现在的武侯祠前身。元朝中央政府应南阳地方“乞赐”而“敕赐”的名分并不是什么“诸葛亮躬耕地”，而是“武侯祠”，即纪念性建筑。到了明代，《南阳府志》才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处”。但是，我要提请广大读者注意的是，在元、明时期南阳地方“乞赐”和元、明两朝中央政府“敕赐”的往来文书和南阳地方志中却使用了“传”、“相传”、“传所谓”、“俗以为”、“亦隆中也”这类令人玩味的字眼。这类令人玩味的字眼告诉世人，南阳卧龙冈所谓“诸葛亮躬耕地”，从一开始就贴上了“造假作伪”的标签，哪里还有什么“法定地位”可言。不过，说到“法定地位”，现在的南阳卧龙冈有，襄阳古隆中也有，但它们的“法定地位”不是元代和明代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敕赐”的，而是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根据历史事实确认的。1986年12月8日国发〔1986〕104号《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介绍襄樊的文字是：“襄樊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唐至清多次整修，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多宝佛塔、绿影壁、米公（芾）祠、杜甫墓等。”介绍南阳的文字是：“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称宛，战国时为楚国重邑，东汉称陪京，后历为府治。文物古迹有两千年前的冶铁遗址、战国时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还有玄妙观、武侯祠、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国务院文件指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南阳卧龙冈是“武侯祠”。一个是遗迹性名胜，一个是纪念性名胜。也就是说，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隐居地，南阳卧龙冈则是诸葛亮纪念馆。国务院文件中对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名称的表述，科学准确地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内涵。国务院对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所给予的“法定地位”，“南阳说”者也曲折地作了否定（如李兆钧就说：“确立‘襄阳隆中为历史遗迹’，‘南阳卧龙冈诸葛庐为纪念性建筑物’是不符合两地实际情况的”。——见《诸葛亮躬耕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但没敢明目张胆地表示否定，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胆！
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我说谎言也止于智者。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之争已逾千年，历史老人的耳畔早已结茧，经过上世纪那场全国规模的论争和“教科书风波”之后，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知识已广泛普及，深入人心，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已经水落石出并作出了权威性结论。在这样的情势下，“南阳说”者编造的那些连鬼都不会相信的谎言究竟还能走多远，走多长时日，还有多大的市场，恐怕他们自己也是心中有数的。如果他们怕失颜面，不肯罢休，还要继续编造谎言，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到头来只能落得个颜面尽失、斯文扫地的结局。
“南阳说”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为《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真是名副其实。千百年来史籍文献记载的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史料确实是被他们“新考”后而彻底翻新了。陈旧的历史经过“新考”被篡改、曲解、编造而彻底翻新，那还能叫历史吗！由“垂垂老矣”的史念海老先生领衔抛出的这本所谓“取材丰富，颇有新意”，“收录论文近50篇，计30余万言”的《诸葛亮躬耕地新考》，并不能“论证草庐就在今河南南阳”。如果说这本论文集还有什么“存世价值”的话，我敢断言：这本漏洞百出、差错连篇、无法自圆其说的论文集，只能作为“南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争讼中的一份不打自招的供词，作为“南阳说”极不光彩的败诉记录留给后世。不过，其中几篇专论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文章应当除外，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新考”诸葛亮躬耕地，为什么要为“南阳说”承担责任呢？他们收入这些文章的用意,不过是为“南阳说”遮羞而已。我真纳闷儿，不知为什么，这本论文集却把潘民中这位“南阳说”者所写的一篇系统阐述“南阳说”有两条主证、四条旁证、两条理证的纲领性重要论文给弄丢了？这是需要史念海老先生和这本论文集的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主编、副主编及编委们说明的。我真想见识见识这位“高人”是怎样编造谎言，自圆其说的，也让我国史学界的方家们来鉴识鉴识。在这里，我想提请拥有《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的读者朋友们，可要“珍藏”好这本难得的奇书，并且让它流传下去，它可以让你们和你们的后人在茶余饭后从中找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和令人喷饭捧腹的谈资笑料。这本书曾经使“南阳说”者图过一时之快，但接下来他们必然要品尝“自作自受”的苦涩。
对“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第四个意涵的阐述
四、“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在这句话的后面接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将此两句话联系起来看，说明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隆中生活期间，既是在躬耕，也是在隐居。“南阳说”者抓住“躬耕于南阳”一语，只讲“躬耕”，否认“隐居”，其目的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死死地抓住“躬耕于南阳”中的“躬耕”二字，以否定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躬耕，横下一条心要把诸葛亮躬耕地往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拉。他们甚至说，南阳卧龙冈土地肥沃，适宜躬耕；襄阳隆中多沙石，无地可耕，只适合隐居，根本不适宜躬耕。他们编造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完全是自打嘴巴。其实，对诸葛亮“躬耕”、“隐居”单说，或“躬耕”、“隐居”互说，或“躬耕”、“隐居”兼说的情况，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南阳方面也从不讳言“隐居”，只是在最近这次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少数“南阳说”者才改变了腔调，极力否定“隐居”。但是，在《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一书中，很多论者还是有意或无意间使用了“隐居”二字。这里我不禁要问，“南阳说”者所创造的“藏修发迹”这四个字里难道就不含“隐居”之意吗？“南阳说”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请你们到南阳武侯祠里去看一看，在武侯祠的匾额、碑文中找一找，看有没有“隐居”，究竟有多少个“隐居”。看过之后，你们就会无话可说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南阳师专的唐明礼老师，他是一位断然否定“南阳说”和“隐居说”，肯定“襄阳附近说”，却对“隆中说”提出质疑的人。他在“隐居”问题上发表了系统的见解，指出古代隐居之士，虽情况各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弃官退隐；二是立志终身不仕。既然情况各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那就不是绝对只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诸葛亮先隐居后入仕这种类型为什么就不可以列为第三个类型呢？事实上，唐明礼老师在无意间还是承认了诸葛亮入仕前的生活状态是“隐居”，只不过用了“暂时蛰伏”的说法罢了。“蛰伏”有两个义项：一为动物冬眠时潜伏在土中或洞穴中不食不动的状态；一为比喻人隐藏不出。用“蛰伏”来比况诸葛亮躬耕时的生活状态，这怎么会不是“隐居” 呢？“暂时蛰伏”十年，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也不算短暂。常言道：“人的一生该有几个十年啊！”为了说明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也是隐居，我想将著名诗人、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1964年给隆中题词的全文奉献给大家：“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他对诸葛亮在隆中隐居、躬耕的看法，无论对于古人还是对于今人，都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
关于“隐居”问题，我还想让“南阳说”者和唐明礼老师开开眼界，听听河南大学教授、电视明星学者王立群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到汉代东方朔时发表的高见。他说，隐者有“小隐”、“中隐”和“大隐”：“小隐”隐于民间，“中隐”隐于市井，“大隐”隐于朝堂。东方朔这位隐者就是隐居于汉武帝朝堂的一位“大隐”。这说明，“隐居”之说尚有他说，并非“南阳说”者和唐明礼老师一说。
我深信，通过阐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四个意涵——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结合构成锁链的其他信史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证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不在南阳卧龙冈的根据是充分的，无可辩驳的。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风波”中，人民教育出版社本着尊重历史、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的精神，没有屈从于来自南阳方面“万人签名”活动的巨大压力，对初中语文课本所收《隆中对》和《出师表》中两条原来不太妥当、不太准确、指向却十分明确的注解作了认真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修订。修订后，“隆中”的注解是：“隆中，地名，现在湖北襄樊。” “南阳”的注解是：“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这两条注解，对诸葛亮躬耕地在湖北襄阳隆中，又一次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这对“襄阳说”无疑又是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对“南阳说”则无异又是一个凄厉的感叹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熊铁基说得好：“历史上的人和事，说有容易说无难。”（见《评几篇讨论诸葛亮故居的文章》）当然，历史上没有的人和事，那可就是说无容易说有难了。真诸葛亮躬耕地襄阳隆中与假诸葛亮躬耕地南阳卧龙冈千余年争讼的过程和结果，不就是有力的明证吗！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历史是无情的，但她也是有情的：说她无情，是她排斥和拒绝“假货” ；说她有情，则是她拥抱和笑纳“真品”。如果少数南阳作伪者还要继续作伪下去，那么，衡阳所谓“诸葛亮躬耕地”被历史无情抛弃，被世人彻底遗忘的结局，就是南阳卧龙冈所谓“诸葛亮躬耕地”的最终归宿。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南阳武侯祠这座仅次于成都武侯祠而与襄阳隆中武侯祠齐名的诸葛亮纪念馆，却因长期背负着卧龙冈这个假诸葛亮躬耕地的沉重包袱，已使她的美名受到严重玷污，声誉大受折损。我深为这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诸葛亮纪念馆所遭受的玷污和折损而感到痛心和惋惜。襄阳隆中武侯祠则因其建在真正的诸葛亮躬耕地这片圣洁的土地上，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通，融为一体。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和隆中武侯祠，将与诸葛亮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永存于天地间，永存于人们的心中。古隆中诸葛亮躬耕地，自公元197年迄今已存世1812年。我深为我的家乡——诸葛亮的第二故乡的这一名胜古迹受到历史的垂青和护佑，受到正直善良人们的景仰和爱戴而感到欣慰和庆幸。“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董必武这位党和国家的重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于1965年1月为襄阳古隆中题写的楹联，表达了他对隆中山水的深情赞美。他用杜甫这位唐代现实主义伟大诗人的诗句为上联，天衣无缝地和自己拟就的下联相偶合，严肃认定了诸葛亮躬耕隆中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诸葛大名将永垂宇宙，隆中胜迹与天地共存。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浅知拙见。
第四个意涵的阐述
四、“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在这句话的后面接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将此两句话联系起来看，说明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隆中生活期间，既是在躬耕，也是在隐居。“南阳说”者抓住“躬耕于南阳”一语，只讲“躬耕”，否认“隐居”，其目的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死死地抓住“躬耕于南阳”中的“躬耕”二字，以否定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躬耕，横下一条心要把诸葛亮躬耕地往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拉。他们甚至说，南阳卧龙冈土地肥沃，适宜躬耕；襄阳隆中多沙石，无地可耕，只适合隐居，根本不适宜躬耕。他们编造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完全是自打嘴巴。其实，对诸葛亮“躬耕”、“隐居”单说，或“躬耕”、“隐居”互说，或“躬耕”、“隐居”兼说的情况，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南阳方面也从不讳言“隐居”，只是在最近这次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少数“南阳说”者才改变了腔调，极力否定“隐居”。但是，在《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一书中，很多论者还是有意或无意间使用了“隐居”二字。这里我不禁要问，“南阳说”者所创造的“藏修发迹”这四个字里难道就不含“隐居”之意吗？“南阳说”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请你们到南阳武侯祠里去看一看，在武侯祠的匾额、碑文中找一找，看有没有“隐居”，究竟有多少个“隐居”。看过之后，你们就会无话可说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南阳师专的唐明礼老师，他是一位断然否定“南阳说”和“隐居说”，肯定“襄阳附近说”，却对“隆中说”提出质疑的人。他在“隐居”问题上发表了系统的见解，指出古代隐居之士，虽情况各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弃官退隐；二是立志终身不仕。既然情况各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那就不是绝对只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诸葛亮先隐居后入仕这种类型为什么就不可以列为第三个类型呢？事实上，唐明礼老师在无意间还是承认了诸葛亮入仕前的生活状态是“隐居”，只不过用了“暂时蛰伏”的说法罢了。“蛰伏”有两个义项：一为动物冬眠时潜伏在土中或洞穴中不食不动的状态；一为比喻人隐藏不出。用“蛰伏”来比况诸葛亮躬耕时的生活状态，这怎么会不是“隐居” 呢？“暂时蛰伏”十年，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也不算短暂。常言道：“人的一生该有几个十年啊！”为了说明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也是隐居，我想将著名诗人、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1964年给隆中题词的全文奉献给大家：“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他对诸葛亮在隆中隐居、躬耕的看法，无论对于古人还是对于今人，都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
关于“隐居”问题，我还想让“南阳说”者和唐明礼老师开开眼界，听听河南大学教授、电视明星学者王立群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到汉代东方朔时发表的高见。他说，隐者有“小隐”、“中隐”和“大隐”：“小隐”隐于民间，“中隐”隐于市井，“大隐”隐于朝堂。东方朔这位隐者就是隐居于汉武帝朝堂的一位“大隐”。这说明，“隐居”之说尚有他说，并非“南阳说”者和唐明礼老师一说。
我深信，通过阐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四个意涵——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结合构成锁链的其他信史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证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不在南阳卧龙冈的根据是充分的，无可辩驳的。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风波”中，人民教育出版社本着尊重历史、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的精神，没有屈从于来自南阳方面“万人签名”活动的巨大压力，对初中语文课本所收《隆中对》和《出师表》中两条原来不太妥当、不太准确、指向却十分明确的注解作了认真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修订。修订后，“隆中”的注解是：“隆中，地名，现在湖北襄樊。” “南阳”的注解是：“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这两条注解，对诸葛亮躬耕地在湖北襄阳隆中，又一次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这对“襄阳说”无疑又是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对“南阳说”则无异又是一个凄厉的感叹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熊铁基说得好：“历史上的人和事，说有容易说无难。”（见《评几篇讨论诸葛亮故居的文章》）当然，历史上没有的人和事，那可就是说无容易说有难了。真诸葛亮躬耕地襄阳隆中与假诸葛亮躬耕地南阳卧龙冈千余年争讼的过程和结果，不就是有力的明证吗！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历史是无情的，但她也是有情的：说她无情，是她排斥和拒绝“假货” ；说她有情，则是她拥抱和笑纳“真品”。如果少数南阳作伪者还要继续作伪下去，那么，衡阳所谓“诸葛亮躬耕地”被历史无情抛弃，被世人彻底遗忘的结局，就是南阳卧龙冈所谓“诸葛亮躬耕地”的最终归宿。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南阳武侯祠这座仅次于成都武侯祠而与襄阳隆中武侯祠齐名的诸葛亮纪念馆，却因长期背负着卧龙冈这个假诸葛亮躬耕地的沉重包袱，已使她的美名受到严重玷污，声誉大受折损。我深为这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诸葛亮纪念馆所遭受的玷污和折损而感到痛心和惋惜。襄阳隆中武侯祠则因其建在真正的诸葛亮躬耕地这片圣洁的土地上，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通，融为一体。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和隆中武侯祠，将与诸葛亮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永存于天地间，永存于人们的心中。古隆中诸葛亮躬耕地，自公元197年迄今已存世1812年。我深为我的家乡——诸葛亮的第二故乡的这一名胜古迹受到历史的垂青和护佑，受到正直善良人们的景仰和爱戴而感到欣慰和庆幸。“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董必武这位党和国家的重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于1965年1月为襄阳古隆中题写的楹联，表达了他对隆中山水的深情赞美。他用杜甫这位唐代现实主义伟大诗人的诗句为上联，天衣无缝地和自己拟就的下联相偶合，严肃认定了诸葛亮躬耕隆中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诸葛大名将永垂宇宙，隆中胜迹与天地共存。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浅知拙见。
《拿唐明礼说事》之一
在拙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讨论“隐居”问题时，我特别提到了南阳师专的唐明礼老师。我所以提及唐老师，本意并不在与他讨论“隐居”问题，因为原来他在《“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一文中，对诸葛亮躬耕时期的“隐居”生活状态并无异议，对“隐居”二字毫不避讳，他的论辩对象水仲贤先生在《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中，对“隐居”也无异辞，而且从题到文都使用了“隐居”。后来唐老师和“南阳说”的一些论者对“隐居”之说大发宏论，已是“覆水难收”了。我提及唐老师的本意，坦率地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要拿唐老师说事。说什么事？说两件事：一是说说我对唐老师的基本看法；二是想对“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说说我的见解。
第一，说说我对唐明礼老师的基本看法。
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双方论者中，唐明礼老师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其一是他的两篇论文分别被双方的论文集收入，在当时双方论者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其二是他身为土生土长的南阳人却断然否定“南阳说”，肯定“襄阳附近说”，只是质疑“隆中说”。这也许会使人觉得他有点“另类”。其实在我看来，唐老师并非“另类”论者，而是一位南阳籍的“襄阳说”论者，准确一点说，是一位只隔着一层“窗户纸”的南阳籍的“襄阳说”论者。如果他在质疑“隆中说”之后，循此继进，对史籍文献中丰富确凿的关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的史料进行精心梳理，分析研究，捅破质疑“隆中说”的这层“窗户纸”，作出正确的判断，唐老师就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南阳籍的“襄阳说”论者了。
对唐明礼老师的论文，我最先接触的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一文。他在有理有据地断然否定“南阳说”之后，又从诸葛亮躬耕隐居时南阳郡的政治、军事形势，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事迹和结成的复杂姻亲、师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分析研究，作出了诸葛亮“隐居襄阳附近”的接近正确的判断。文中他有这样一段结语：“综上所述，‘诸葛亮隐居宛城’之说恐难成立，隐居襄阳附近倒是顺理成章，但是否就在今日的隆中，当属别论，本文不再探究。”在文章的结尾处又说：“诸葛亮隐居地之争，对于研究诸葛亮来说虽是个小问题，但相当复杂，必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结论。”反复研读过他的这篇论文后，我深为他的严肃冷峻、不随人俯仰的治史精神所感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在日后的“别论”——《辨析诸葛亮的躬耕与隐居之说及其躬耕地望》一文中却偏离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丢掉了严肃冷峻的研究风格，而倾向于臆想妄说，在否定“隐居说”或割裂“隐居”、“躬耕”方面，大有与“南阳说”论者同类相聚、同气相求的“水镜”味，也就是水仲贤们的那种味道。唐老师在文中这样写道：“它（指隆中）在两山之间，蔚然深秀，郁郁葱葱，风景确实幽美，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但不是躬耕的好地方。”请问：隆中这块“蔚然深秀,郁郁葱葱”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开垦出一块土地用于躬耕呢？隆中能生长“郁郁葱葱”的参天林木，为什么就不能生长供人生存食用的稻麦菽黍瓜菜果蔬呢？须知,隆中不仅是诸葛亮“隐居的好地方”, 而且还是百花丛中、众香国里最娇艳的牡丹仙子落户的好地方哩！从唐迄今, 隆中就流传着牡丹仙子因遭武则天贬谪而从洛阳逃到襄阳隆中的美好传说和“农历三月三, 隆中看牡丹”这久传不衰的民谚。这样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躬耕的好地方”呢？“别论”也没有对诸葛亮隐居地这个“相当复杂”的“小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拿出一些“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把“隆中”排除在他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之外，从而使他由对“隆中说”的质疑，倒退到了对“隆中说”的否定。不过，他固有的对“南阳说”否定和对“襄阳附近说”肯定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动摇、改变和放弃。相信唐老师在今后的研究中，会以自己所占有的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丰富确凿的史料和渊博的学识，以一位严肃的史学研究者的良知，以一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心、责任感，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独立地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得出最终的结论。
在拙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讨论“隐居”问题时，我特别提到了南阳师专的唐明礼老师。我所以提及唐老师，本意并不在与他讨论“隐居”问题，因为原来他在《“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一文中，对诸葛亮躬耕时期的“隐居”生活状态并无异议，对“隐居”二字毫不避讳，他的论辩对象水仲贤先生在《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中，对“隐居”也无异辞，而且从题到文都使用了“隐居”。后来唐老师和“南阳说”的一些论者对“隐居”之说大发宏论，已是“覆水难收”了。我提及唐老师的本意，坦率地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要拿唐老师说事。说什么事？说两件事：一是说说我对唐老师的基本看法；二是想对“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说说我的见解。
第一，说说我对唐明礼老师的基本看法。
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双方论者中，唐明礼老师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其一是他的两篇论文分别被双方的论文集收入，在当时双方论者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其二是他身为土生土长的南阳人却断然否定“南阳说”，肯定“襄阳附近说”，只是质疑“隆中说”。这也许会使人觉得他有点“另类”。其实在我看来，唐老师并非“另类”论者，而是一位南阳籍的“襄阳说”论者，准确一点说，是一位只隔着一层“窗户纸”的南阳籍的“襄阳说”论者。如果他在质疑“隆中说”之后，循此继进，对史籍文献中丰富确凿的关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的史料进行精心梳理，分析研究，捅破质疑“隆中说”的这层“窗户纸”，作出正确的判断，唐老师就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南阳籍的“襄阳说”论者了。
对唐明礼老师的论文，我最先接触的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一文。他在有理有据地断然否定“南阳说”之后，又从诸葛亮躬耕隐居时南阳郡的政治、军事形势，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事迹和结成的复杂姻亲、师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分析研究，作出了诸葛亮“隐居襄阳附近”的接近正确的判断。文中他有这样一段结语：“综上所述，‘诸葛亮隐居宛城’之说恐难成立，隐居襄阳附近倒是顺理成章，但是否就在今日的隆中，当属别论，本文不再探究。”在文章的结尾处又说：“诸葛亮隐居地之争，对于研究诸葛亮来说虽是个小问题，但相当复杂，必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结论。”反复研读过他的这篇论文后，我深为他的严肃冷峻、不随人俯仰的治史精神所感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在日后的“别论”——《辨析诸葛亮的躬耕与隐居之说及其躬耕地望》一文中却偏离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丢掉了严肃冷峻的研究风格，而倾向于臆想妄说，在否定“隐居说”或割裂“隐居”、“躬耕”方面，大有与“南阳说”论者同类相聚、同气相求的“水镜”味，也就是水仲贤们的那种味道。唐老师在文中这样写道：“它（指隆中）在两山之间，蔚然深秀，郁郁葱葱，风景确实幽美，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但不是躬耕的好地方。”请问：隆中这块“蔚然深秀,郁郁葱葱”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开垦出一块土地用于躬耕呢？隆中能生长“郁郁葱葱”的参天林木，为什么就不能生长供人生存食用的稻麦菽黍瓜菜果蔬呢？须知,隆中不仅是诸葛亮“隐居的好地方”, 而且还是百花丛中、众香国里最娇艳的牡丹仙子落户的好地方哩！从唐迄今, 隆中就流传着牡丹仙子因遭武则天贬谪而从洛阳逃到襄阳隆中的美好传说和“农历三月三, 隆中看牡丹”这久传不衰的民谚。这样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躬耕的好地方”呢？“别论”也没有对诸葛亮隐居地这个“相当复杂”的“小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拿出一些“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把“隆中”排除在他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之外，从而使他由对“隆中说”的质疑，倒退到了对“隆中说”的否定。不过，他固有的对“南阳说”否定和对“襄阳附近说”肯定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动摇、改变和放弃。相信唐老师在今后的研究中，会以自己所占有的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丰富确凿的史料和渊博的学识，以一位严肃的史学研究者的良知，以一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心、责任感，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独立地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得出最终的结论。
《拿唐明礼说事》之二
第二，说说我对“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的见解。
为对唐明礼老师所说的“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作出回答，我把唐老师所列举的记载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明万历《襄阳府志》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两条记载；二是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以及与此记载相同或相类似的多条记载；三是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一条记载。
（一）明万历《襄阳府志》的记载是：“万山以西，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我认为，这条记载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它准确地说明了邓县的辖属范围：邓县的绝大部分辖地在“汉水以北”，而邓县所辖的一小块儿地方隆中在“万山以西”，亦即“汉水以南”。唐明礼老师所以对这条记载产生疑问，可能是由于他到襄阳隆中踏访时，没有看清万山的准确位置所致。万山在汉水南岸，“万山以西”就正好表明隆中在“汉水以南”。在这里，邓县与襄阳的分界线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条所载“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史料，也是一致的。唐人所言之“古”，当在两汉时期。也就是说，从汉置襄阳县时，南郡的襄阳县与南阳郡的邓县的分界线就是这样。这可以从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两个意涵得到印证。再根据我国史学界权威史学家“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研究成果来推断，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从汉代到北朝的北周一直就是如此。
《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这条记载所标明的隆中诸葛亮宅所处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它只是与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记载有小的偏差。在我接触到的多条关于隆中具体方位的史料中，既有“襄阳城西”、“襄阳西北”的说法，也有“襄阳西南”的说法。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古代隆中没有测绘定位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隆中方位上发生小的偏差，把诸葛亮宅说成“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也属正常。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量恺就以《万山西北古隆中》为题，来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并没有把隆中写到汉水以北去。（襄阳城、万山、隆中三点在一条东西直线上，“万山西北”也就是“襄阳西北”。）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也采用了“隆中在襄阳西北”之说，依然把隆中置于汉水以南，也没有把隆中误解为在汉水以北。“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书中的这一描述，就生动地说明了隆中诸葛宅院在汉水以南。南阳卧龙冈不也有“城西五里”、“城西七里许”和“城西南七里”之说吗？
（二）与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相同的记载，有《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条的记载，相类似的记载有《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的记载，《史记•秦本纪》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的记载，《晋书•地理志》（唐•乔房等撰）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为南阳郡”的记载。对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不仅秦汉时作如是说，在秦汉以后两郡局部辖属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各朝各代也如是说，现代人们对古代两郡分界仍如是说。这都是对两郡分界线大的总的走向讲的。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这种小的例外并不影响两郡大的总的边界走向。关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其《襄阳记》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两条看似矛盾而实际并不构成矛盾的记载，我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阐述，不知唐明礼老师能否认同。如果唐老师可以认同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算可以解决了。不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线是就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并非“南阳说”论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的汉水而言。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不属南阳郡的邓县，而将隆中排除在南阳郡邓县之外，以达到他们把诸葛亮躬耕地拉向汉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阳郡治宛县的目的。
第二，说说我对“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的见解。
为对唐明礼老师所说的“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作出回答，我把唐老师所列举的记载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明万历《襄阳府志》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两条记载；二是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以及与此记载相同或相类似的多条记载；三是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一条记载。
（一）明万历《襄阳府志》的记载是：“万山以西，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我认为，这条记载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它准确地说明了邓县的辖属范围：邓县的绝大部分辖地在“汉水以北”，而邓县所辖的一小块儿地方隆中在“万山以西”，亦即“汉水以南”。唐明礼老师所以对这条记载产生疑问，可能是由于他到襄阳隆中踏访时，没有看清万山的准确位置所致。万山在汉水南岸，“万山以西”就正好表明隆中在“汉水以南”。在这里，邓县与襄阳的分界线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条所载“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史料，也是一致的。唐人所言之“古”，当在两汉时期。也就是说，从汉置襄阳县时，南郡的襄阳县与南阳郡的邓县的分界线就是这样。这可以从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两个意涵得到印证。再根据我国史学界权威史学家“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研究成果来推断，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从汉代到北朝的北周一直就是如此。
《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这条记载所标明的隆中诸葛亮宅所处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它只是与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记载有小的偏差。在我接触到的多条关于隆中具体方位的史料中，既有“襄阳城西”、“襄阳西北”的说法，也有“襄阳西南”的说法。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古代隆中没有测绘定位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隆中方位上发生小的偏差，把诸葛亮宅说成“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也属正常。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量恺就以《万山西北古隆中》为题，来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并没有把隆中写到汉水以北去。（襄阳城、万山、隆中三点在一条东西直线上，“万山西北”也就是“襄阳西北”。）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也采用了“隆中在襄阳西北”之说，依然把隆中置于汉水以南，也没有把隆中误解为在汉水以北。“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书中的这一描述，就生动地说明了隆中诸葛宅院在汉水以南。南阳卧龙冈不也有“城西五里”、“城西七里许”和“城西南七里”之说吗？
（二）与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相同的记载，有《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条的记载，相类似的记载有《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的记载，《史记•秦本纪》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的记载，《晋书•地理志》（唐•乔房等撰）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为南阳郡”的记载。对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不仅秦汉时作如是说，在秦汉以后两郡局部辖属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各朝各代也如是说，现代人们对古代两郡分界仍如是说。这都是对两郡分界线大的总的走向讲的。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这种小的例外并不影响两郡大的总的边界走向。关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其《襄阳记》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两条看似矛盾而实际并不构成矛盾的记载，我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阐述，不知唐明礼老师能否认同。如果唐老师可以认同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算可以解决了。不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线是就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并非“南阳说”论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的汉水而言。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不属南阳郡的邓县，而将隆中排除在南阳郡邓县之外，以达到他们把诸葛亮躬耕地拉向汉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阳郡治宛县的目的。
《拿唐明礼说事》之三
第二，说说我对“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的见解。
为对唐明礼老师所说的“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作出回答，我把唐老师所列举的记载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明万历《襄阳府志》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两条记载；二是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以及与此记载相同或相类似的多条记载；三是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一条记载。
（一）明万历《襄阳府志》的记载是：“万山以西，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我认为，这条记载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它准确地说明了邓县的辖属范围：邓县的绝大部分辖地在“汉水以北”，而邓县所辖的一小块儿地方隆中在“万山以西”，亦即“汉水以南”。唐明礼老师所以对这条记载产生疑问，可能是由于他到襄阳隆中踏访时，没有看清万山的准确位置所致。万山在汉水南岸，“万山以西”就正好表明隆中在“汉水以南”。在这里，邓县与襄阳的分界线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条所载“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史料，也是一致的。唐人所言之“古”，当在两汉时期。也就是说，从汉置襄阳县时，南郡的襄阳县与南阳郡的邓县的分界线就是这样。这可以从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两个意涵得到印证。再根据我国史学界权威史学家“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研究成果来推断，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从汉代到北朝的北周一直就是如此。
《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这条记载所标明的隆中诸葛亮宅所处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它只是与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记载有小的偏差。在我接触到的多条关于隆中具体方位的史料中，既有“襄阳城西”、“襄阳西北”的说法，也有“襄阳西南”的说法。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古代隆中没有测绘定位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隆中方位上发生小的偏差，把诸葛亮宅说成“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也属正常。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量恺就以《万山西北古隆中》为题，来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并没有把隆中写到汉水以北去。（襄阳城、万山、隆中三点在一条东西直线上，“万山西北”也就是“襄阳西北”。）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也采用了“隆中在襄阳西北”之说，依然把隆中置于汉水以南，也没有把隆中误解为在汉水以北。“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书中的这一描述，就生动地说明了隆中诸葛宅院在汉水以南。南阳卧龙冈不也有“城西五里”、“城西七里许”和“城西南七里”之说吗？
（二）与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相同的记载，有《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条的记载，相类似的记载有《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的记载，《史记•秦本纪》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的记载，《晋书•地理志》（唐•乔房等撰）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为南阳郡”的记载。对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不仅秦汉时作如是说，在秦汉以后两郡局部辖属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各朝各代也如是说，现代人们对古代两郡分界仍如是说。这都是对两郡分界线大的总的走向讲的。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这种小的例外并不影响两郡大的总的边界走向。关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其《襄阳记》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两条看似矛盾而实际并不构成矛盾的记载，我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阐述，不知唐明礼老师能否认同。如果唐老师可以认同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算可以解决了。不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线是就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并非“南阳说”论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的汉水而言。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不属南阳郡的邓县，而将隆中排除在南阳郡邓县之外，以达到他们把诸葛亮躬耕地拉向汉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阳郡治宛县的目的。
第二，说说我对“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的见解。
为对唐明礼老师所说的“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作出回答，我把唐老师所列举的记载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明万历《襄阳府志》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两条记载；二是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以及与此记载相同或相类似的多条记载；三是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一条记载。
（一）明万历《襄阳府志》的记载是：“万山以西，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我认为，这条记载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它准确地说明了邓县的辖属范围：邓县的绝大部分辖地在“汉水以北”，而邓县所辖的一小块儿地方隆中在“万山以西”，亦即“汉水以南”。唐明礼老师所以对这条记载产生疑问，可能是由于他到襄阳隆中踏访时，没有看清万山的准确位置所致。万山在汉水南岸，“万山以西”就正好表明隆中在“汉水以南”。在这里，邓县与襄阳的分界线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条所载“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史料，也是一致的。唐人所言之“古”，当在两汉时期。也就是说，从汉置襄阳县时，南郡的襄阳县与南阳郡的邓县的分界线就是这样。这可以从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两个意涵得到印证。再根据我国史学界权威史学家“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研究成果来推断，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从汉代到北朝的北周一直就是如此。
《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这条记载所标明的隆中诸葛亮宅所处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它只是与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记载有小的偏差。在我接触到的多条关于隆中具体方位的史料中，既有“襄阳城西”、“襄阳西北”的说法，也有“襄阳西南”的说法。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古代隆中没有测绘定位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隆中方位上发生小的偏差，把诸葛亮宅说成“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也属正常。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量恺就以《万山西北古隆中》为题，来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并没有把隆中写到汉水以北去。（襄阳城、万山、隆中三点在一条东西直线上，“万山西北”也就是“襄阳西北”。）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也采用了“隆中在襄阳西北”之说，依然把隆中置于汉水以南，也没有把隆中误解为在汉水以北。“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书中的这一描述，就生动地说明了隆中诸葛宅院在汉水以南。南阳卧龙冈不也有“城西五里”、“城西七里许”和“城西南七里”之说吗？
（二）与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记载相同的记载，有《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条的记载，相类似的记载有《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的记载，《史记•秦本纪》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的记载，《晋书•地理志》（唐•乔房等撰）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为南阳郡”的记载。对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不仅秦汉时作如是说，在秦汉以后两郡局部辖属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各朝各代也如是说，现代人们对古代两郡分界仍如是说。这都是对两郡分界线大的总的走向讲的。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这种小的例外并不影响两郡大的总的边界走向。关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与其《襄阳记》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两条看似矛盾而实际并不构成矛盾的记载，我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我见》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阐述，不知唐明礼老师能否认同。如果唐老师可以认同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算可以解决了。不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线是就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并非“南阳说”论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的汉水而言。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不属南阳郡的邓县，而将隆中排除在南阳郡邓县之外，以达到他们把诸葛亮躬耕地拉向汉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阳郡治宛县的目的。
《拿唐明礼说事》之三（原发有误，重发）
（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邓城”条的记载是：“邓城，府（指襄阳）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楚文王灭之而有其地。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邓，置邓县，属南阳郡，汉因之……晋曰邓城县，属襄阳郡（曹操得荆州，置襄阳郡）……刘宋大明末割襄阳西界为实土，邓县属焉。”
在引用这一记载之后，唐明礼老师接着说：“这里把邓县以及隆中的归属问题说得非常清楚。邓县（非今日南阳之邓县）在春秋前期是邓国，以后被楚所灭，属于楚国，战国后期被秦攻占，置邓县，终秦汉时期属南阳郡，一直到晋方属于襄阳郡，且改称邓城县，简称仍为邓县。襄阳西界之地（包括隆中在内）划归邓县是在刘宋大明末，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这就和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发生了矛盾，但是又有大量记载说明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过，因此笔者在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上就产生了上述的观点。”那么，“上述的观点”是什么呢？“上述的观点”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附近，当时属南阳郡管辖，既非今日南阳之卧龙冈，也非今日之隆中。”
唐明礼老师所引这条记载确实令人“头痛”，但它并没有“把邓县以及隆中的归属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建安十三年（208）后，曹魏设置襄阳郡是分南郡北部地而置，还是分南郡和南阳郡两郡地而置；邓县是在建安十三年曹魏置襄阳郡时归属襄阳，还是“到晋方属于襄阳郡”，还是刘宋大明末邓县属襄阳，还是“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还是“西魏省邓县”、“隋唐省邓县”邓县才归属襄阳；在与这条记载相同或相似的记载中，除“取邓”之外，还有“取鄢”、“取郢”、“取鄢郢”的文字差异；对“秦昭襄王元年”，不同的论者有的指出是“秦昭襄王二十八年”，也有的指出是“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看来，要彻底弄清建安十三年后邓县及其所辖隆中的归属问题，不费大的力气，不下大的功夫，还真难说清楚。但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及其以后，与我们研究建安二年至十二年这十年间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隆中隐居躬耕问题已没有直接关系。如此说来，我们研究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头痛”的问题可言了。唐老师据自己所引记载推导出“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这就和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发生了矛盾”的结论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唐老师所说“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与“（邓县）终秦汉时期属南阳郡”的表述相类似的话，那么，“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不就是“诸葛亮从生到死隆中是归属襄阳的”吗？这显然是讲不通的。诸葛亮在邓县隆中隐居躬耕时，邓县隆中是归南阳郡管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诸葛亮自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与隆中的归属又有什么矛盾呢？至于说诸葛亮在离开隆中21年后的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隆中已属襄阳（？），他为什么还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习凿齿为什么在距诸葛亮离开隆中一百多年之后还要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样的问题对唐老师来说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即使当时的隆中已属襄阳，他们还要这样说，就诸葛亮而言，正如唐老师所说，“是他对刘家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封建道统最重要的东西”在起作用。而就习凿齿而言，也是因为他的“蜀汉正统观”在起作用。须知，习凿齿对隆中归属的记载是在其著名史籍《汉晋春秋》里讲的，他在自己的史籍里记诸葛亮躬耕时的事，还有必要像我们今人在论辩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时对隆中特别注明“（今属湖北襄樊市）”吗？如果排除“蜀汉正统观”在他头脑里作怪的话，我琢磨，他所以作如是记述，恐怕在魏晋时期邓县隆中尚属南阳郡管辖，并未归属襄阳郡，谭其骧老先生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应该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仅仅是一种推测。然而，令我意外惊喜的是，就在本文行将定稿的那一刻，一则新华社电讯，却使我的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这则新华社电讯，报道了首都史学界20多位专家学者举行的一次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在座谈会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所作的结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北朝时撤消邓县，以后隆中改属襄阳。”这就是说，谭其骧老先生于1990年3月为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所下的结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是正确的。随后，我又查阅了一些史料，结果证实“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应为“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取邓”、“取鄢”、“取郢”、“取鄢郢”都应在秦大良造白起攻取之列，不过《辞海》认定是“取郢”，也就是攻取楚国之“纪郢”、“南郢”，即“纪南城”。请看“郢”这一辞条的注文：“古都邑名。①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春秋楚文王定都于此。昭王时曾迁都鄀，惠王初又曾迁都鄢，不久皆迁回。公元前278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为秦将白起所攻破，地入秦。地在纪山之南，自昭王、惠王后鄀、鄢等地亦称郢，故称此为纪郢；又因地居楚国南境，亦称南郢。遗址称为纪南城。……”再看“白起”辞条的注文：“秦昭（襄）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辞海》“南阳”辞条又载南阳郡“隋初废”。《辞海》所载史料与《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和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的史实是完全吻合的。如果新华社电讯所称“北朝时撤消邓县”即指“北周时撤消邓县”，那谭氏所下结论就是完全正确的了。关于北周省邓县，谭其骧这样说：“什么时候隆中归属襄阳的呢？据我推断，应在北周时。因为邓县宋齐时犹存，至北周省。邓县既省，其地很可能便就近并入襄阳，所以唐初复置邓城县于故邓县，即改属襄州。唐邓城县至南宋初年又省入襄阳。”这与我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考辨也是相吻合的。这就是说，从秦汉魏晋以至北朝的北周，邓县一直是属于南阳郡管辖的，北周撤销邓县后，隆中就一直归属襄阳，至今再无更易。唐初虽然一度复置邓城县于故邓县，但仍属襄阳（襄州）。这也说明，《晋书•地理志》所载曹魏得荆州，分南郡北部地置襄阳郡，襄阳郡又统辖八县，其中包括邓城县（须知，邓城县为晋改名，曹魏时应仍为邓县，仍属南阳郡）是自相矛盾的，邓县归属襄阳郡是不可信的，是错误的。《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刘宋大明末邓县属襄阳的史料，也是不可信的。“《宋书》卷37《州郡志三》讲到晋、宋侨置雍州的京兆郡时，就明确指出：京兆郡，‘初侨立，寄治襄阳。朱序设氐。（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复立。（刘宋）大明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该郡包括杜、邓县、新丰三县。其中邓县为‘汉旧县，属南阳’。”（见《诸葛号“卧龙”，不居“卧龙冈”》一文）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德炳的这段话说明，刘宋大明末邓县仍属南阳郡，没有归属襄阳。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和他的学生徐少华博士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辨析》一文中，把这一问题讲得更加详细明白：“隆中一带于汉代应属南阳郡邓县境……我们还可以从《宋书•州郡志》的有关记载中找到有力的推证，《宋志•雍州•京兆太守》条云：（东晋）初侨立，寄治襄阳。……（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文章作者注明是据《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元年……秋七月辛未，土断雍州诸侨郡县）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据《宋志》，这个京兆侨郡辖三县，其中只有邓县不是侨县，并指明是‘汉旧县，属南阳（郡）’，因而在‘土断’前，是本郡唯一有实土的县。其他二侨县（杜、新丰原皆在关中）也必然寄治于邓县的实土上。‘大明土断’后，侨县都就地落户，有了实土，不再是侨置、寄寓，而其‘实土’的来源，《宋志》明言是‘割襄阳西界’所得，则必然就近得自原有实土的邓县境或邻近地区，从而又证明邓县境土当在襄阳西，包括隆中一带。”以上两段论述，在“土断”时间上虽有出入，但大明年号只有8年（457—464），出入不大，其余皆一致，与谭其骧的论断也是相吻合相衔接的。上述史料的梳理考辨说明，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置邓县、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置南阳郡，到北周省邓县、隋废南阳郡这800多年时间里，邓县和南阳郡基本上是同始同终的。在北周省邓县之前（包括南朝刘宋大明末），邓县一直属南阳郡，不属襄阳，北周省邓县，邓县才改属襄阳。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诸多论者对诸葛亮为什么在离开隆中21年后还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习凿齿在诸葛亮离开隆中一百多年后还要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所作的解释，既合情合理，又合乎逻辑，却都是多余的。到此为止，唐老师所指出的“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也就不会是令“隆中说”“最感头痛”的问题了。
至此，我们似可作这样一个小结：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襄阳邓城”条“邓城，府（指襄阳）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楚文王灭之而有其地。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邓，置邓县，属南阳郡，汉因之”这部分记载，除“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应为“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以外，应是准确无误的。后半部分记载不够准确，属所本史籍史料有误或记载歧异所致。
唐明礼老师承认“有大量记载说明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过”，这其中就包括不少记载是说明诸葛亮在隆中隐居躬耕的，并且在他离开隆中后较长一段时间还有诸多遗迹遗物尚存。唐老师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教授，对从古迄今大量记载诸葛亮隐居躬耕襄阳隆中的史料视而不见，并因此作出骑墙的、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在与唐明礼老师讨论“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个重要认知，那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中出现歧异的史料记载和文字差错是在所难免的，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及其之后出现有争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正常的。但是，只要双方论者不存偏见，能以科学的精神、求实求是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比较鉴别，做到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并不像“南阳说”者说得那样玄虚，那样云遮雾罩，神秘莫测，无法捉摸，复杂得无法破解。其实，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州治襄阳投奔刘表，两年后叔父去世，他便到襄阳附近的南阳郡邓县隆中结庐躬耕隐居、苦读求志达十年之久，并在襄阳一带土著士人和寓居士人中结成了姻亲和师友关系。就是这短短的十年，再复杂又能复杂到哪里去呢？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复杂性，如果用浓缩了的语言来表述，无非就是这样：东汉末年，隆中所在的邓县属南阳郡管辖，所以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来南阳郡的宛县改名为南阳县，再后来南阳县又置南阳府，于是，南阳的地方官员和南阳的少数无聊文人便动了心思，把诸葛亮自己所说的“躬耕于南阳”的“南阳”，附会为南阳县和南阳府的“南阳”，使南阳郡的“南阳”和南阳县、南阳府的“南阳”混为一谈，进而把宛县的卧龙冈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地”，并由此引起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千余年争讼。隆中离南郡的襄阳很近, 但它却不属南郡的襄阳, 而属南阳郡的邓县。隆中与同属南阳郡的宛县没有任何关系，后来邓县省废后，隆中即随邓县一起改属襄阳。
在对史料作了十分繁复的考辨梳理之后，为了就教于史界专家学者，我想将我对我国史学界对邓县及其隆中由归属南阳郡到归属襄阳的结论的理解作如下表述：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置邓县时，邓县尚不存在郡国归属问题。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时，邓县归属南阳郡，自此直至北朝北周邓县省废前的800多年间，邓县一直归属南阳郡。赤壁之战后，魏分南郡北部地置襄阳郡，邓县及其隆中并未归属襄阳郡，史载“襄阳郡统县八”，其中有邓城县，应属史籍误将晋之邓城县记入魏之襄阳郡中，晋之邓城县亦属南阳郡，不属襄阳郡；南朝刘宋大明（457—464）“土断”时，侨置雍州京兆郡的杜、新丰二县系“割襄阳西界为实土”，因京兆郡系“侨置”，史料明确指出邓县属南阳郡，也未归属襄阳。邓县及其隆中归属襄阳应在北朝北周邓县省废时。
（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邓城”条的记载是：“邓城，府（指襄阳）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楚文王灭之而有其地。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邓，置邓县，属南阳郡，汉因之……晋曰邓城县，属襄阳郡（曹操得荆州，置襄阳郡）……刘宋大明末割襄阳西界为实土，邓县属焉。”
在引用这一记载之后，唐明礼老师接着说：“这里把邓县以及隆中的归属问题说得非常清楚。邓县（非今日南阳之邓县）在春秋前期是邓国，以后被楚所灭，属于楚国，战国后期被秦攻占，置邓县，终秦汉时期属南阳郡，一直到晋方属于襄阳郡，且改称邓城县，简称仍为邓县。襄阳西界之地（包括隆中在内）划归邓县是在刘宋大明末，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这就和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发生了矛盾，但是又有大量记载说明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过，因此笔者在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上就产生了上述的观点。”那么，“上述的观点”是什么呢？“上述的观点”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附近，当时属南阳郡管辖，既非今日南阳之卧龙冈，也非今日之隆中。”
唐明礼老师所引这条记载确实令人“头痛”，但它并没有“把邓县以及隆中的归属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建安十三年（208）后，曹魏设置襄阳郡是分南郡北部地而置，还是分南郡和南阳郡两郡地而置；邓县是在建安十三年曹魏置襄阳郡时归属襄阳，还是“到晋方属于襄阳郡”，还是刘宋大明末邓县属襄阳，还是“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还是“西魏省邓县”、“隋唐省邓县”邓县才归属襄阳；在与这条记载相同或相似的记载中，除“取邓”之外，还有“取鄢”、“取郢”、“取鄢郢”的文字差异；对“秦昭襄王元年”，不同的论者有的指出是“秦昭襄王二十八年”，也有的指出是“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看来，要彻底弄清建安十三年后邓县及其所辖隆中的归属问题，不费大的力气，不下大的功夫，还真难说清楚。但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及其以后，与我们研究建安二年至十二年这十年间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隆中隐居躬耕问题已没有直接关系。如此说来，我们研究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头痛”的问题可言了。唐老师据自己所引记载推导出“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这就和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发生了矛盾”的结论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唐老师所说“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与“（邓县）终秦汉时期属南阳郡”的表述相类似的话，那么，“终诸葛亮生活时期隆中是归属襄阳的”，不就是“诸葛亮从生到死隆中是归属襄阳的”吗？这显然是讲不通的。诸葛亮在邓县隆中隐居躬耕时，邓县隆中是归南阳郡管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诸葛亮自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与隆中的归属又有什么矛盾呢？至于说诸葛亮在离开隆中21年后的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隆中已属襄阳（？），他为什么还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习凿齿为什么在距诸葛亮离开隆中一百多年之后还要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样的问题对唐老师来说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即使当时的隆中已属襄阳，他们还要这样说，就诸葛亮而言，正如唐老师所说，“是他对刘家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封建道统最重要的东西”在起作用。而就习凿齿而言，也是因为他的“蜀汉正统观”在起作用。须知，习凿齿对隆中归属的记载是在其著名史籍《汉晋春秋》里讲的，他在自己的史籍里记诸葛亮躬耕时的事，还有必要像我们今人在论辩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时对隆中特别注明“（今属湖北襄樊市）”吗？如果排除“蜀汉正统观”在他头脑里作怪的话，我琢磨，他所以作如是记述，恐怕在魏晋时期邓县隆中尚属南阳郡管辖，并未归属襄阳郡，谭其骧老先生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应该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仅仅是一种推测。然而，令我意外惊喜的是，就在本文行将定稿的那一刻，一则新华社电讯，却使我的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这则新华社电讯，报道了首都史学界20多位专家学者举行的一次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在座谈会对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所作的结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北朝时撤消邓县，以后隆中改属襄阳。”这就是说，谭其骧老先生于1990年3月为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所下的结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是正确的。随后，我又查阅了一些史料，结果证实“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应为“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取邓”、“取鄢”、“取郢”、“取鄢郢”都应在秦大良造白起攻取之列，不过《辞海》认定是“取郢”，也就是攻取楚国之“纪郢”、“南郢”，即“纪南城”。请看“郢”这一辞条的注文：“古都邑名。①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春秋楚文王定都于此。昭王时曾迁都鄀，惠王初又曾迁都鄢，不久皆迁回。公元前278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为秦将白起所攻破，地入秦。地在纪山之南，自昭王、惠王后鄀、鄢等地亦称郢，故称此为纪郢；又因地居楚国南境，亦称南郢。遗址称为纪南城。……”再看“白起”辞条的注文：“秦昭（襄）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辞海》“南阳”辞条又载南阳郡“隋初废”。《辞海》所载史料与《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和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的史实是完全吻合的。如果新华社电讯所称“北朝时撤消邓县”即指“北周时撤消邓县”，那谭氏所下结论就是完全正确的了。关于北周省邓县，谭其骧这样说：“什么时候隆中归属襄阳的呢？据我推断，应在北周时。因为邓县宋齐时犹存，至北周省。邓县既省，其地很可能便就近并入襄阳，所以唐初复置邓城县于故邓县，即改属襄州。唐邓城县至南宋初年又省入襄阳。”这与我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考辨也是相吻合的。这就是说，从秦汉魏晋以至北朝的北周，邓县一直是属于南阳郡管辖的，北周撤销邓县后，隆中就一直归属襄阳，至今再无更易。唐初虽然一度复置邓城县于故邓县，但仍属襄阳（襄州）。这也说明，《晋书•地理志》所载曹魏得荆州，分南郡北部地置襄阳郡，襄阳郡又统辖八县，其中包括邓城县（须知，邓城县为晋改名，曹魏时应仍为邓县，仍属南阳郡）是自相矛盾的，邓县归属襄阳郡是不可信的，是错误的。《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刘宋大明末邓县属襄阳的史料，也是不可信的。“《宋书》卷37《州郡志三》讲到晋、宋侨置雍州的京兆郡时，就明确指出：京兆郡，‘初侨立，寄治襄阳。朱序设氐。（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复立。（刘宋）大明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该郡包括杜、邓县、新丰三县。其中邓县为‘汉旧县，属南阳’。”（见《诸葛号“卧龙”，不居“卧龙冈”》一文）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德炳的这段话说明，刘宋大明末邓县仍属南阳郡，没有归属襄阳。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和他的学生徐少华博士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辨析》一文中，把这一问题讲得更加详细明白：“隆中一带于汉代应属南阳郡邓县境……我们还可以从《宋书•州郡志》的有关记载中找到有力的推证，《宋志•雍州•京兆太守》条云：（东晋）初侨立，寄治襄阳。……（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文章作者注明是据《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元年……秋七月辛未，土断雍州诸侨郡县）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据《宋志》，这个京兆侨郡辖三县，其中只有邓县不是侨县，并指明是‘汉旧县，属南阳（郡）’，因而在‘土断’前，是本郡唯一有实土的县。其他二侨县（杜、新丰原皆在关中）也必然寄治于邓县的实土上。‘大明土断’后，侨县都就地落户，有了实土，不再是侨置、寄寓，而其‘实土’的来源，《宋志》明言是‘割襄阳西界’所得，则必然就近得自原有实土的邓县境或邻近地区，从而又证明邓县境土当在襄阳西，包括隆中一带。”以上两段论述，在“土断”时间上虽有出入，但大明年号只有8年（457—464），出入不大，其余皆一致，与谭其骧的论断也是相吻合相衔接的。上述史料的梳理考辨说明，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置邓县、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置南阳郡，到北周省邓县、隋废南阳郡这800多年时间里，邓县和南阳郡基本上是同始同终的。在北周省邓县之前（包括南朝刘宋大明末），邓县一直属南阳郡，不属襄阳，北周省邓县，邓县才改属襄阳。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诸多论者对诸葛亮为什么在离开隆中21年后还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习凿齿在诸葛亮离开隆中一百多年后还要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所作的解释，既合情合理，又合乎逻辑，却都是多余的。到此为止，唐老师所指出的“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也就不会是令“隆中说”“最感头痛”的问题了。
至此，我们似可作这样一个小结：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襄阳邓城”条“邓城，府（指襄阳）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楚文王灭之而有其地。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邓，置邓县，属南阳郡，汉因之”这部分记载，除“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应为“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以外，应是准确无误的。后半部分记载不够准确，属所本史籍史料有误或记载歧异所致。
唐明礼老师承认“有大量记载说明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过”，这其中就包括不少记载是说明诸葛亮在隆中隐居躬耕的，并且在他离开隆中后较长一段时间还有诸多遗迹遗物尚存。唐老师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教授，对从古迄今大量记载诸葛亮隐居躬耕襄阳隆中的史料视而不见，并因此作出骑墙的、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在与唐明礼老师讨论“隆中说最感头痛的是隆中归属问题上的记载”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个重要认知，那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中出现歧异的史料记载和文字差错是在所难免的，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及其之后出现有争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正常的。但是，只要双方论者不存偏见，能以科学的精神、求实求是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比较鉴别，做到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诸葛亮躬耕地归属问题并不像“南阳说”者说得那样玄虚，那样云遮雾罩，神秘莫测，无法捉摸，复杂得无法破解。其实，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州治襄阳投奔刘表，两年后叔父去世，他便到襄阳附近的南阳郡邓县隆中结庐躬耕隐居、苦读求志达十年之久，并在襄阳一带土著士人和寓居士人中结成了姻亲和师友关系。就是这短短的十年，再复杂又能复杂到哪里去呢？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复杂性，如果用浓缩了的语言来表述，无非就是这样：东汉末年，隆中所在的邓县属南阳郡管辖，所以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来南阳郡的宛县改名为南阳县，再后来南阳县又置南阳府，于是，南阳的地方官员和南阳的少数无聊文人便动了心思，把诸葛亮自己所说的“躬耕于南阳”的“南阳”，附会为南阳县和南阳府的“南阳”，使南阳郡的“南阳”和南阳县、南阳府的“南阳”混为一谈，进而把宛县的卧龙冈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地”，并由此引起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千余年争讼。隆中离南郡的襄阳很近, 但它却不属南郡的襄阳, 而属南阳郡的邓县。隆中与同属南阳郡的宛县没有任何关系，后来邓县省废后，隆中即随邓县一起改属襄阳。
在对史料作了十分繁复的考辨梳理之后，为了就教于史界专家学者，我想将我对我国史学界对邓县及其隆中由归属南阳郡到归属襄阳的结论的理解作如下表述：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置邓县时，邓县尚不存在郡国归属问题。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时，邓县归属南阳郡，自此直至北朝北周邓县省废前的800多年间，邓县一直归属南阳郡。赤壁之战后，魏分南郡北部地置襄阳郡，邓县及其隆中并未归属襄阳郡，史载“襄阳郡统县八”，其中有邓城县，应属史籍误将晋之邓城县记入魏之襄阳郡中，晋之邓城县亦属南阳郡，不属襄阳郡；南朝刘宋大明（457—464）“土断”时，侨置雍州京兆郡的杜、新丰二县系“割襄阳西界为实土”，因京兆郡系“侨置”，史料明确指出邓县属南阳郡，也未归属襄阳。邓县及其隆中归属襄阳应在北朝北周邓县省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