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了解武则天（前言）
谁不认识武则天？最近三十年她的故事经常被搬上银屏，关于她的电视剧或电影数不胜数，有《武媚娘传奇》、《至尊红颜》、《日月凌空》、《无字碑歌》、《武则天》、《一代女皇武则天》等。可时人所了解的她，是历史上真实的一代女皇吗？
北方的农民常说，什么样的锅就能烙出什么的饼，社会学家常说，什么样的时代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武则天诞生于7世纪的唐朝，历史学家常说，中华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可也只有唐朝能够诞生女皇帝。所以说要想了解武则天，就必须同时了解唐朝。7世纪的唐朝是我们永恒的回味，像一股浓烈的酒香，久久回荡在心胸。每个人心中都有唐朝的存在，尤其是在广大的汉人心中，可10多亿汉人心中的唐朝，是完整的唐朝吗？
当我们缅怀过去，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无意间就会陷入第一个历史盲区，以为唐人都是汉人。打开电视机收看与唐朝有关的影视剧，片中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汉人模样？可历史上的唐人都是汉人吗？李唐统治者自称是大思想家李耳（即老子）的后代，可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都保留了浓厚的塞外遗风。唐朝的某些帝王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竟然会跳舞，兴之所至，在朝臣的众目睽睽之下，手舞足蹈。这在其它朝代是根本就看不到。唐朝多位帝王都有乱伦情结，似乎不引以为耻，唐太宗娶弟媳妇杨氏，唐高宗娶庶母武氏，唐玄宗霸占儿媳妇杨玉环等等，还真是蔚然成风。看一看遗留下来的唐代绘画、雕塑、壁画等，那时的女子无不是以丰满为美，与其它朝代的纤瘦为美造成天壤之别。唐人的审美观以雄健豪爽为主，而不是传统汉人的阴柔细腻温婉。唐人特别喜欢骑马射箭，不但是王公显贵的至爱，连妃嫔宫女都有擅长骑射的记录。
唐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此之前的胡汉对峙长达400年之久。魏晋南北朝期间爆发“五胡乱华“的惨剧，是华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他们进入中原后，进行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导致了华夏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民族大磨合也走上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胡人虽然勇猛，然文化极其落后，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开始学习汉家文化，胡人使用汉字，胡人学习汉家典籍等活动渐渐兴起。到了公元471年，史上留名的北魏孝文帝，为了学习先进的汉家文化，干脆迁都洛阳，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汉化运动，包括要求鲜卑贵族改用汉家姓氏。北魏是鲜卑人所创建的政权，也吸收一部分汉人，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唐朝统治阶层的先人们无不在此期间出现。比如西魏时期存在“八柱国”之说，成员包括唐太宗的外曾祖父独孤信和唐太宗的曾祖父李虎等。
所以说，唐朝统治者至少是胡汉混血儿。也许他们还会遭遇“身份认同”的问题。塞外的游牧民族当然认为他们是汉人，因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已经严重汉化；可对当时的汉人而言，他们终究是塞外的蛮子，依旧保留塞外的习俗和思维方式，难以与汉人相提并论。所以1300年后汉人还能用“大汉族主义”的固有思维，去考虑那个时代的事情吗？还能用讥讽甚至是谴责的心态，去看待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乱伦奸情”吗？
除了族群大融合，士庶等级森严也是唐朝的重要特征。
从宋朝开始，中华进入官僚社会，科举考试深入人心，不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寒门人士，要想出人头地就应该参加科考。一旦考取功名，纵使日后位极人臣，到了告老还乡之时，富贵也就烟消云散，不能世袭给子孙。
可7世纪的唐朝是贵族社会，此时的贵族阶层史称“士族”或“门阀”。 门阀制度萌发于东汉（公元25年-220年），立于三国（公元220年－280年），到隋唐时期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世袭罔替是贵族社会的根本标志，士族子弟无须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做官，从朝廷各大衙门到地方各级机构，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士族之间通常拉帮结派，形成一股大势力，鼎盛的时候左右国家政局，让君主形同傀儡。与贵族相对应的就是广大的庶族寒门，包括一般的士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贩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待遇，处处不如贵族，彼此之间的矛盾不可谓不深。
尽管士族高高在上，可他们人数少，长时间的养尊处优让他们高度腐化，不思进取，却还享受着种种特权。尽管庶族位卑言轻，可他们的人数很多，处境的不如意促使锐意进取。武则天就是利用士庶之争大收渔翁之利，积极打击士族势力，努力培养庶族力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历史的进步。
可某些封建正统史官，尤其是自称孔门弟子的宋朝腐儒，为防止后世不出现第二个女主，连代表着腐朽落后的士族势力，都可以美化成“仁义之人”。武则天当政时期存在“反武势力”，大都是士族子弟，包括号称“太宗子孙”的李唐宗室。他们与武则天之间谁是“黑”谁是“白”？无所谓“黑”，也无所谓“白”，最中肯的评价也就是“黑吃黑”。如果那些士族势力真的很“白”，如果武则天真的是“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愤”，天下的百姓为何不跟他们同心同德？只怪那些冠冕堂皇的“太宗子孙”平时横征暴敛，骄奢淫逸，鱼肉百姓，比唐朝以后的贪官污吏要狠好几倍。把社会底层人士得罪光了，连阴曹地府里的“鬼”都不愿意与他们一起造反。
掩饰了唐朝的社会真相，也就大大错读了武则天，自然就相信《薛刚反唐》中的胡说八道。在明清时期，类似《薛刚反唐》的书不计其数，无不是把朝野上下的人写成同仇敌忾的反武人士，无不是在愚弄天下人。如今的读书人如果还看些书，还真是读死书！
第三点是有关女人的问题。摇曳多姿的唐朝女人，引人无数遐思，一代女皇是那个时代最为靓丽的风景。她能登基称帝，也是那个时代所能创造的奇迹。可很多现代人依旧要与封建正统史官为伍，坚决认为她的皇位全靠屠戮至亲而来。因为在现代人的固定思维中，古代女人的地位极其低下，开口闭口就是：女子无才就是德；女子要缠脚，要大门不迈二门不出；女人要死守贞洁，从一而终，禁止改嫁；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的事情女人不要过问；男人三妻四妾，天经地义，女人包养面首，荡妇淫娃；等等。在如此绝望的年代，女人若能当上皇帝还真是大问题。可关键是，如此绝望的年代也就是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历史，不能抹黑其它朝代。
女人的绝望史从南宋开始，一路发展，到明清时期形成令人发指的局面。在南宋以前并非如此绝望。首先是婚恋方面，从秦汉到北宋不存在残酷的贞洁观念，妇女可以再婚。秦朝的法律保护女人，规定女人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丈夫殴打妻子与妻子殴大丈夫要同等处罚。汉朝女人虽没有参政权但有经济地位，有财产的继承权，可以取得户主身份，所以女人可以封侯，如汉高祖刘邦就曾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后曾封萧何夫人为酂侯等。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女子虽然渐渐失去财产与爵位继承权，但没有明清时期的悲惨。
隋唐统治者源自游牧民族，保留塞外的母系遗风，让女人把持门户任，女人也就有权过问丈夫的事情，所以隋唐时期的女人有一定的参政权，这也正是隋唐盛产政治女杰的根本原因。南北朝时期的汉人教育家颜之推（531年～591以后），著有《颜氏家训》一书，书中谈到河南河北一代的风俗，专门让妇女当家，争讼曲直，交际应酬，多凭妇人，有替儿子乞求官职，有给丈夫诉说冤屈。这让颜之推非常惊讶。他在书中阐述女人的职责，“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也就是说女人只要主持家务就行，别说不能过问国之大政，连家中的正经事都不能让女人办理。看来在古代，汉人的思维都是固定的，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庸，甚至无权过问丈夫的事情。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汉人的前身是华夏，影响后世4千年的宗法制度就是在那时诞生，该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强调男权至上，否定女性的社会价值，所以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时期，2000多年的华夏历史几乎全由男人来书写。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局势发生些许变化，开始出现女杰的身影，比如北魏摄政太后冯氏，名垂千古的花木兰，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巾帼将军平阳公主（即李渊的女儿），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唐高宗的皇后武媚娘等。以上这些只是佼佼者，在那时身怀家国天下的女人远远不止这些。这当然是受游牧民族的母系遗风所赐。
想要了解武则天，尽信“史书”还不如无书，这是第四点。在唐朝以前，史学工作者大致像汉朝的司马迁，虽说也存在“为尊者讳”的现象，可史学记载总体上是严肃认真。这一规矩在唐朝被彻底打破，始作俑者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一场玄武门之变过后，他畏惧后人的口舌，公然干涉史官的工作，所以从唐朝起，历史都是被胜利者所改写。进入宋朝以后，宋朝腐儒用小说家之言来写历史，还创造了“正统史学”的观念，凭借情感色彩来描写历史人物，开了后世演义小说之先河。好端端的史学，竟然成了汪洋恣意的文学！在文学的世界中，武则天被彻头彻尾地妖魔化。
要想了解武则天，不发挥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根本行不通。首先，流传至今的描写唐朝的书很多，有《新唐书》、《旧唐书》、《唐历》、《唐会要》、《资治通鉴》、《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光读这些书就得累得满头大汗，外加最新的考古发现，那就更累。其次，古代史学家大都随意添加或是删除史料，更甚者自我创造史学资料，所以每一本书几乎都有造假的成分，这就需要像侦探一样冥思苦想，进行科学严谨地鉴别。
在所有妖魔化武则天的古籍中，欧阳修的《新唐书》自然是佼佼者，堪称集古今之大成，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具体如下：声称武则天屠杀子女，否定她的执政才能，让她替唐高宗背黑锅，彻底弱化唐高宗，拔高李唐宗室的形象，美化长孙无忌和上官仪等人。欧阳修还讨伐那些间接帮助过武则天的人，有李绩、袁公瑜、许敬宗、李义府等，这令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誓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这欧阳修似乎对武则天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不得把她一棒子打死，一刀子捅死，一脚踢死，一拳砸死。他的文字令人联想到暴力的性格，专制的声音，独裁的脾气。宋朝的欧阳修怎么会对一个女人有这么大的火气呢？当时北宋的军事连连失利，他有这么大的火气，为何不到前方当火炮呢？ 拿一个死女人撒气，算什么男人。
有人会反驳，武则天难道不是胜利者？难道她的历史不是由她自己来改写？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被宰相张柬之等人从龙椅上揪下来，武周帝国终结了，成为“亡国之君”。她还能算是胜利者吗？应该算是功亏一篑。她的历史是被那帮掌握书写权的男人们来改写。虽说唐朝后期的帝王都是她的直系后代，可她坐上属于男人们的龙椅，那是太超前的行为。所以《旧唐书》的作者也敢丑化她，比如：朝中小人是她的心腹，丑化武氏族人，等等。
族群问题，士庶问题，女人问题和史学记录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专著。此外还有政治问题，毕竟武则天是政治家，知晓政治运营。长年关在书斋中的人，知道什么是政治操盘吗？某些人登上电视台，开坛讲解武则天，怎么听都像是在戏说，显然是不懂政治而导致。涉世未深的青年和青少年，又怎能知晓领导艺术呢？此外还有党派之争，利益之争，无不是错综复杂。对一些人而言了解国家大事都是件奢谈，编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微词。近在眼前的当代政治尚且如此，古代政治又该如何呢？所以政治又是一个大问题。
一百个人心中就有一百个武则天，凑起来还未必是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关于武则天的话题，就像一个聚宝盆，淘也淘不尽。她的故事不断地被帮上银屏，各大女演员都争着演武则天，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武则天热”。为何她有经久不衰的魅力？除了她的美貌和智慧以外，还有以上5大问题，愈发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笔者权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从以上5大方面入手，更要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力图还原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原貌的武则天。
笔者的帖子将分为四大部分：
一是“罪臣之女”，讲解她嫁给李治以前的事情，特别是玄武门之变给武家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是“李治之妻”，讲解她再度入宫后所发生的事情；
三是“辅政皇后”，讲解二圣临朝前后所发生的事情；
四是“摄政太后”，唐高宗去世后，她如何把持朝政；
五是“一代女皇”，她执政后的历史功过。
恳请读者阁下，多多指教。

各位读者大人
对不起啊。
小人初来乍到，竟然不知道天涯论坛是通过“回复”来连载的。
我这个大笨蛋竟然从新开贴子，那就只好把以下三个帖子重新
贴到这里来。望请饶命！

（连载)其实你不了解武则天: 是李世民清洗了武则天的族人
(连载)其实你不了解武则天:玄武门血光下的长孙皇后(下)
(连载)其实你不了解武则天:玄武门血光下的长孙皇后(上)

源自塞外的女人，都有一股有别于传统汉家女人的气魄和魅力。敢出现在玄武门边的长孙氏，正是如此，她的血管里流淌的鲜血与祖上一样狂野。
长孙皇后的体内流淌着狂野的鲜血？某些人砸死了摔死了打死了也不敢相信。因为在他们心中，她是“宋词意境下的月光女神”，细腻温婉，善解人意，极其完美，可完美地接近病态，怎么也不敢相信她会有狂野的一面。史书说她有千般好万般善，有南海菩萨的心肠，有宗教家的慈悲心，说她善待每个妃嫔，如果妃嫔身染疾病，她会亲自抚视，用自己的药物和膳食供应她们。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不想着霸占丈夫，不与嫔妃们争风吃醋，还亲自为丈夫纳妾。所以有人说，长孙氏在世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出现最安定最谦让最温馨最和谐的后宫。
所有人都只知道花开艳丽的一面，可谁又能知晓这背后的无奈，辛酸和痛苦？
也许是她弱柳之质，更重要的是胡乱生育损坏她的健康。在武德2年，武德3年和武德4年，她分别生下长子，次子和长女，稍微有点妇科常识的人都应该知晓，如此高频度地生育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能不落下一身妇科疾病才怪。猫狗一年生一胎，绝对没问题，可人类的繁殖能力哪能如此强悍？果然其后6年，她没有生育记录，直到贞观2年才又生子。在此期间，她绝对没法伺候丈夫，所以好色的李世民辗转于女人的床笫之间，生下一堆庶子庶女。通事舍人郑仁基之女，年十五六，颇有姿色，长孙皇后想聘她为二品充华，若不是对方有婚约在先，早就成为李世民的女人。想一想也就知道，李世民身强力壮，何等如狼似虎，能忍受一个病弱之躯的妻子吗？为了讨好丈夫，她只能主动替丈夫纳妾。排他性是男女情爱的本能，她这么做内心真的很快乐吗？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她替丈夫纳妾，就不怕引狼入室，有朝一日雀占鸠巢吗？好在她善读书会明理，哪怕只为3个孩子着想，也要以退为进，默默隐忍，从而巩固自身地位。某个下嫔病逝，留下女婴，即日后的豫章公主，据说长孙氏视为己出，亲自抚养。贞观十五年（641年）出嫁后的豫章公主为求母子平安，曾出资在龙门石窟建造佛像。唐朝女子十四岁左右就成婚，可见豫章公主出生于贞观以前，那时的长孙氏正在养病。在三妻四妾的封建时代，小妾死了，夫人原本就有照顾庶出子女的责任，只是有好坏之分。不能伺候男人的长孙氏，如果不做好，甚至有虐待庶出子女的记录，还能获得丈夫的尊重吗？
“屋外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这是李世民一生的写照，长孙氏就是那永不倒的“红旗”。为何没有人撼动她那“第一夫人”的地位？为何她在世时后宫一片风平浪静？难道真是她治理后宫有方，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吗？
隋朝灭亡后，不论是隋朝宗室之女，或是亡国之臣的女眷，都成为战利品，充入李唐统治者的后宫，分到李世民手里的有：隋炀帝之女杨氏，阴世师之女阴氏，还有罪臣李珉之妻韦氏等。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荣耀败者屈辱，那些女人进入秦王府，形同俘虏，有什么资格与秦王妃一比高低？他们的父兄死在李氏族父子手中。与其说长孙氏让丈夫眷顾她们，倒不如说是怂恿丈夫糟蹋她们，处境最悲凉者莫过于隋炀帝之女。父亲杨广死于义宁2年3月（618年），李恪却在李唐武德2年（619年）就出生，可见杨公主是在热孝期间怀孕，竟然为父亲守孝27个月的资格都没有。玄武门之变过后，李世民杀死兄弟和侄子，她们的女眷也成为李世民的后宫。那些失去亲人的女人会与长孙氏争风吃醋吗？那真是天底下最恬不知耻的说法。她们的敏感身份，注定了她们的屈居人下和谨言慎行。长孙氏何等高高在上，兄长是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乃李世民身边的红人。如果她们与长孙氏一样，都是功臣家庭出身，人人都能挺胸抬头，李世民的后宫只怕是要掀起翻天大浪。
这应该是长孙氏在世时后宫风平浪静的根本原因。

长孙皇后为何如此完美？原因太简单，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李世民称帝之后，着手撰改历史，不但美化自己，也同时美化妻子，成就了长孙氏“千古第一贤后”的美名，还真是“男人创造了女人”。这不知愚弄了天下多少人，以至于现代男人依旧对她顶礼膜拜，说她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妻子，是女人们难以企及的高峰。这样的高帽，九泉之下的她是否敢戴？
长孙氏才不是“宋词意境下的月光女神”，论斩断杀伐，她也根本不缺乏，否则她怎么会出现在危机四伏的玄武门边呢？武德9年（公元626年）6月初4的清早，秦王府应该是倾巢而出，包括兵丁和幕僚，只留下妇孺老弱。她原本应该留下，可她选择与丈夫同生共死，不能单纯地解释为伉俪情深或是意气用事，因为她也有重任在身。玄武门之变不是过程，只是结果，是君主世袭体制下兄弟反目成仇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还存在着长达数年的纷争，许多人以为那只是男人们的事情，似乎都忽略了长孙氏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的事实。
“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旧唐书》中的这一句，说明她在政变以前所扮演的角色。李渊登基后狂欢纵欲，生下无数位子女，妃嫔们为巩固自身地位，争先巴结李渊的嫡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忌惮于李世民军功甚伟，心生猜忌，为巩固自身利益，也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期望她们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的好话。唯独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所以她们很生气，争相称赞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味诋毁李世民。眼看着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重，长孙氏隆重登场，以孝事公公为名亲近李渊，不忘恭顺列为妃嫔，赔笑脸，搞贿赂，行馈赠，无非这些手段，从而争取后妃们对李世民的支持，也就是所谓的“尽力弥缝，以存内助”。
关键一刻终于来临，长孙氏也紧紧跟随在丈夫身边。“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也就是说她到现场呐喊助威，鼓舞士气，将士们为此对她身怀感激之情，如果条件允许，与将士们喝一碗血酒也不在话下。如果她像史书所描绘的那么完美，满心仁义道德，那么她是否该劝谏丈夫不要行流血政变之暴行？如果她真是厚德载物之人，她是否不该参加那一场血流成河的政变？难道所谓的“仁孝”就表现为逼迫父亲逊位和屠杀兄弟吗？玄武门之变更以屠戮年幼子侄为结局，可谓“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尽管这是李世民的罪恶，难道她就没有干系吗？后人都只知道她的儿媳妇武媚娘有雷厉风行的一面，其实作为婆婆的她也根本不缺乏，甚至都可以说，儿媳妇模仿了婆婆。
玄武门之变，骨肉相残，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先后毙命，一身鲜血的尉迟恭出现在李渊面前，逼迫他退位。占领皇城以后，李世民又马不停蹄地着手于占领京城长安和西京洛阳，最终掌管全国军事力量。在此前后的长孙氏在干什么？她首先要负责监管李渊的后宫，带领着三两兵丁出现在她们面前，警告她们不得生事，否则格杀勿论。此时的她只有一脸怒容，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点头哈腰，满脸赔笑地“恭顺妃嫔”呢？张婕妤和尹德妃是李渊晚年的宠妃，此二人气势汹汹，曾联手李建成和李元吉，想置李世民于死地。如今胜负已定，对她们恨之入骨的秦王妃用得着“善待”她们吗？
此外，她更要负责监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后宫，让她们从此过上永无天日的囚徒生活。在专制独裁的年代里，对某些身份高度敏感的人进行人身监禁是例行公事。把她们关押在某一院落中，派人日夜监管，禁止她们集体闹事，禁止说些不该说的话，更禁止她们与外界联系，久而久之，她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就会发生偏差，甚至形同废人。这些事情封建史官自然绝口不提，否则，日后声称武则天迫害萧淑妃的女儿也就没有任何市场。李建成正妃郑氏和女儿喜闻县主的墓志铭的相继出现，让我们看清了后宫的惊人黑幕，也就是长孙皇后在世时的后宫黑幕。与“千古第一贤后”的婆婆相比，身为儿媳妇的武媚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写下这些文字，并非要讨伐长孙氏，而是要还原历史真相。古往今来，政治人物自有黑白，其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述。评价历史人物就应该公平公正，岂能像封建正统史官那样，看顺眼的就极力拍马屁，拍上天堂，比如长孙皇后，看不顺眼的就要像拍蚊子一样，不但要拍死，还要拍下地狱，比如武则天。“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属于愤世嫉俗的言辞，可常用来形容政坛中人，话虽然说得难听，但揭示出一个真理：政坛中人绝不可能像宗教家一样，以慈悲为怀，也决不可能像教育家孔子那样，满心仁义。
因为长孙皇后的事情，笔者联想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在新闻自由受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也被誉为仪态端庄、风情万种的女人，好比是美神维纳斯，因为她把时尚之美带入白宫，她的着装风格更是引领一代潮流。可70年代的“水门事件”过后，美国新闻自由扩大，人们才发现杰奎琳固有千般好，却爱慕虚荣，更爱大把花钱，不但是前夫肯尼迪，连身为“希腊船王”后夫也难以忍受她的“血拼”。长孙皇后固然没有“血拼”的恶习，但也不见得有史书说得那么完美。
长孙氏是唐朝皇后的楷模，性格沉稳，思维缜密，腹有诗书，温柔可人，履行胡家女人把持门户的责任，积极为丈夫谋求未来，关键时刻更不乏斩断杀伐的决心和能力。这些特征日后都在儿媳妇武媚娘身上得以重现。
这就是长孙皇后的真相，一个玄武门血光下的女人，一个内心刚毅的女人。

卷 1 罪臣之女 第一章 玄武门事变前后
第一节 玄武门血光下的长孙皇后
一代女皇叫什么名字呢？“则天”是她的谥号，根本不是她的名字，该称呼从20世纪才流行开来；“瞾”是她临朝称制后自取的名字，不能作为她称帝之前的名字；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她叫“媚娘”，那就以此作为她的名字吧。
在谈武媚娘之前，要先谈她的婆婆长孙皇后，因为她是唐朝第一后。早在定鼎天下以前，李渊的发妻窦氏就已经过世，黄袍加身之后一直让后位空虚，所以长孙氏当之无愧地成为唐朝第一后。那同样是不可小看的女人，她的存在奠定了大唐女人的底色。
武德9年（公元626年）6月初4的清早，一场蓄谋已久的流血政变即将拉开帷幕。秦王李世民带领着一大帮男人，在玄武门附近做好准备。腥风血雨即将开始，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出现在现场！
这难道不是添乱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虽说是中世纪欧洲男人的观念，又何尝不是古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危急时刻女人是负担，更是累赘，必须滚到一边,滚得越远越好。欲成大事的男人，总会事先安排女人撤退，防止落入歹人之手，成为威胁自己的筹码。在华夏的历史中，从大禹所创建的夏王朝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再到秦汉时期，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旦遇上征伐与杀戮，主角永远都是是清一色的男人，几乎就没有女人的身影。若说有，也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比如西周的褒姒和春秋时期的西施等人，往往是在杀戮停止过后，某些人让她们替末代昏君背黑锅，背负着亡国的罪名。
危机四伏的玄武门边竟然有女人出现！她就是长孙皇后，眼下还只是秦王妃。她难道不害怕吗？答案就是，人家不是孱弱不堪的汉家女人，她体内流淌的是鲜卑人勇敢刚毅的鲜血，她是汉化的鲜卑人。长孙皇后的祖上本性拓跋氏，与北魏（386年—557年）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属于同宗，因其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有大功于北魏王朝，所以也就位列皇族宗室。到了孝文帝拓拔宏(471～499年在位)执政时，由于迁都洛阳，彻底汉化而改姓长孙氏。她祖先所处的年代正是“五胡乱华”的时候，血雨腥风绵延数百年之久，祖上正是靠一路杀戮才得以进入中原。
对游牧民族的女人而言，纷争好比是穿过草原的风，见怪不怪，残酷的生存环境促使她们的内心像男人一样刚毅。游牧民族有尚武之风，女人也擅长骑马射箭，一首诞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歌谣唱得好，“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这就是游牧民族的女人，英姿飒爽。另一首南北朝民歌《木兰辞》更有名，说的是鲜卑女子花木兰竟然男扮女装，替父从军，这又是何等勇猛刚毅的事情。不要认为以上不过是虚构的文学，历史上真有巾帼将军，那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其军事才能可与兄弟李世民相媲美。在以唐代隋的战争中，她一介女流之辈，区区十七芳龄，能在三月之内，筹建一支虎狼之师，成员中不乏江洋大盗和地痞流氓。她的军队军纪严明，令出必行，在战场上大展雄风，她的军队被称为“娘子军”。闻名遐迩的娘子关位于今山西省的绵山上，原名苇泽关，因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于此，才更名娘子关。

卷 1 罪臣之女 第一章 玄武门事变前后
第二节 是李世民清洗了武则天的族人
唐高宗李治在世时,武氏族人不曾身居高位，不曾掌握任何军政大权，甚至不与李氏宗族联姻，纯粹就是皇帝的一群穷亲戚。在宗法时代，人人都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武媚娘当了皇后，武氏族人竟然集体不得势，这实在太匪夷所思。
为何武氏族人不得势呢？
学者孟宪实先生认为，国舅兼权臣长孙无忌曾架空唐高宗的权力，为了扳倒长孙集团，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他对外戚极为忌惮。武媚娘了解皇帝的心思，曾颁发《外戚戒》以讨好皇帝，共同抑制外戚势力的增长。
可是封建正统史书一口咬定，乃武则天的残忍杀戮所至。首先贬杀武元庆和武元爽两位兄长，连同他们的家人也贬黜到岭南一代；接着借助外甥女魏国夫人一事，乘机杀害武淮良和武怀运两位堂兄，改武姓为蝮姓，家属流放岭南；外甥贺兰敏之曾袭爵周国公，改姓武，后来胡作非为惹怒姨母，所以姨母在皇帝面前告状，大大小小的罪状有好几条，最终把他贬杀到岭南。在她的一再诛锄亲属的淫威之下，武氏族人当然在朝廷毫无势力，不论是《新唐书》《旧唐书》或是《资治通鉴》都这么说，所以千百年来，这几乎就是标准答案。
可历史真相，真有封建正统史书唱得那么动听吗？
武家的集体不得势在贞观元年就已经形成定局，乃造化弄人所致，只因为他们都不是秦王李世民的幕僚。
玄武门之变，血雨腥风，残忍至极。兄弟毙命之后，杀红眼的李世民对其部下展开疯狂杀戮。若不是尉迟敬德前来劝阻，说二凶已伏诛，一切以安定大局为主，要死的人将更多。长安原本就是李建成大本营，其亲信无处不在，从皇室宗亲、朝廷大臣，到地方军政大员，代表性的人物有：薛万彻，魏征，武士逸，王珪、韦挺等人。其中的武士逸正是一代女皇的二伯父，武德初，在齐王府担任户曹，赐爵安陆县公。在玄武门事变当天，唐高祖李渊在李世民的的授意下，下旨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承诺一概不加追究。
可李世民处理魏征时，依旧恶狠狠地责问他，为何要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征知道眼下的秦王是以安定人心为主，所以才面不改色地说，如果太子爷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灾难。李世民对他以礼相待，加封他为詹事主薄。对魏征等人的妥善处理，为李世民树立了一块招牌，体现了他的海量光函，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原太子党的人心，使那些人不至于为求自保甘而聚众造反。树欲静风不止，有些人的心理还是不踏实，更有些人为了邀功行赏，索性蒙骗别人聚众造反，再捉拿人家向新皇帝卖乖，以保住当前的荣华富贵，更冀望日后的步步高升。所以从事变发生的武德9年6月，到李世民登基的9月，甚至于登基过后，流血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祸，武氏族人是否参与造反？他们应该是集体投诚。封建正统史官连李渊都可以丑化成酒肉之徒，李建成和李元吉丑化成无赖流氓，又岂能不丑化他们的部下呢？如果他们聚众谋反，自然要大书特书，更何况他们还是武则天的族人，更要乘机大作文章。因此，武氏族人应该是集体投诚，墓志铭等相关资料的发现可以证明。
武希玄是武则天伯父武士稜之孙。根据其墓志铭显示，“太宗文皇帝躬行吊罚”，说的是李世民为稳定全国局势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武希玄投诚于李世民的帐下，“名挂羽林之班，位列金吾之后，爪牙左右，侍卫帷幄”，为稳定全国局势贡献一份力量。《上国武府军碑》的主人是武嘉仲，也是武氏族人。面临着唐太宗的“躬行吊伐”，武嘉仲“和气延辩”，适应时局的变化，所以依旧担任开远府校尉一职。作为开国功臣的武士彟，早年的从商经历造就了务实的性格，面对着新天子的权威，他自然选择服从，还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诚心，进而得到李世民的信任。否则，若干个月后，他不至于被新皇帝委派到利州当都督。贞观元年12月，利州都督李孝常因谋反伏诛。李孝常本姓“罗”，在隋唐纷争时期归降李唐，后赐姓为“李”，乃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所以秦王李世民一旦即位，他就勒兵谋反，不久兵败被杀。战后的利州政情不稳，贞观天子改授武士彟为利州都督，让他前去抚平余党，以恢复生产。
尽管武氏家族集体卖乖投诚，并不能改变他们失势的命运。李世民登基称帝后，开始论功行赏广封功臣，如有庆功宴上，座上宾自然以秦王府的幕僚为主。道理很简单，无功不受禄，有功劳才有禄。稳定武德旧臣和李建成旧党，不过是保证局势的第一步，为了逐步掌控朝廷的大权，还要在朝廷上下安插属于自己的亲信，那就意味着必须排挤一部分旧属僚。所以从他登基开始，一场无形无血的杀戮悄悄地拉开帷幕。
有个人名叫罗艺，原本是李建成旧党，尽管玄武门事变之后向李世民投诚，还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终究是吴越难以同舟，半年以后因为害怕走上反叛之路，以致身死突厥、传首长安。
武士逸原本就是李元吉部下，霉运降落在他头上，贞观元年，他就被贬为韶州刺史。一千多年前的南方乃蛮荒之地，特别是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沼泽众多，丘陵成片，原始的茂林中充斥着飞禽走兽和有毒的昆虫；夏季漫长且酷热，人在其中容易中暑或上火，兼蚊蝇滋生，容易诱发各种传染性疾病，古人不明缘由，以为其中有“瘴气”；当地人蛮荒未开，部落间经常杀戮斗殴。所以说一千多年前的南方，与几百年前的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是一样，乃天然的监狱，是流放罪人的最佳场所。武士逸被贬黜到韶州当刺史，这是对他莫大的惩罚。当时他已经年过半百，不久就去世。
武士逸的失势是否连累家族的其他成员？以《旧唐书》为代表的建史书，当然绝口不提。否则，诬告武则天屠戮至亲造成武氏族人集体不得势，还能有市场吗？在宗法时代，大家族的命运通常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代法律方面还实行连坐制，一人犯罪，殃及族人，所以武士逸的失势势必影响到家族的其他成员。《上国武府君碑》就可以佐证。“才举一戎永清，四海於是犒勤课最，賞德旌能”，说的就是李世民励精图治，积极发展生产，推行“贞观之治”，可这一切与墓主人武嘉仲没有任何干系，因为他属于遭打压的对象，郁郁不得志。碑文提到“亦未结党蝟毛，連群虿尾”，明显是为他鸣不平，说他生前不曾结党营私，不曾图谋不轨，却难免“龟龙（喻指优秀人才）濯沼”的厄运。
在排挤兄弟的部下同时，李世民更要着手打压李渊的旧臣，他们倚老卖老，思维总是停留在武德年间，这也是李世民打压他们的原因。打压方式大同小异，或予以分化，或进行撤职，或干脆流放。最值得一说的就是李渊宠臣裴寂，于贞观2年因小事被免职，勒令回老家养老。裴寂请求留在长安颐养天年，但李世民不同意，认为他若是留在京城，会威胁他的皇权。裴寂只好回老家蒲州，李世民依旧觉得不妥，借故把他流放到静州（今广西梧州）。裴寂被罢黜，连累一大帮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员，武德旧臣的势力于贞观3年正月土崩瓦解。
弃而不用，是李世民对待武德旧臣的总策略。 同样是武德旧臣的武士彟，自然逃不过这一劫难，所以他永远也回不到京城长安。尽管武士彟为人务实，身在地方期间勤于政事。比如贞观六年荆州发生大旱，庄稼枯死，他为百姓着急，亲赴长沙寺，迎阿育王像，祈雨七日。 为此，唐太宗下诏褒奖他。可这根本改变不了“一超天子一朝臣”的宿命。因为不能调回京城，他一直郁结心中，集郁成疾，于贞观9年闻说李渊去世，他更是悲痛不已，吐血身亡。
在武德年间，武士彟备受尊崇，来自李渊的赏赐无数，还加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食邑三千户。进入贞观以后，之前的荣华富贵是否还保留？正统史书绝口不提。如果一切照旧，年过半百的他又能有什么遗憾？进入贞观以后，武士彟是遭受排挤，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的仕途也自然遭受影响。他去世后，儿子是否有权继承他的爵位，哪个儿子继承爵位？史书依旧是一字不提。这太不合常理。唐朝早期的名人，比如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李绩、杜如晦、尉迟敬德等都有爵位，他们死后由谁来继承爵位，史书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身为开国功臣的武士彟，难道还不如以上那些人？应该是封建正统史官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故意做“选择性的失明”。武士彟应该是被削除爵位，至少是在去世的时候，否者，女婿唐高宗李治没有必要追赠他为周国公。
因此可以说，在唐高宗执政期间，武氏家族不得势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他们在贞观年间就曾遭受排挤，集体不得势，其次才是唐高宗忌惮外戚势力，抑制外戚所造成的结果。可那帮封建正统史官，真叫别有用心，首先对贞观年间武家遭受排挤的史实轻描淡写，甚至不写，然后再用说书先生的精彩演讲，编排出武则天屠杀至亲造成武氏家族不得势，真乃岂有此理。

卷 1 罪臣之女 第二章 父亲武士彟
第一节 武士彟：唐朝“陈嘉庚”的悲喜剧（上）

贞观2年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自然是李世民，这一年6月长孙皇后生下嫡三子李治，也就是日后的唐高宗，这是她休养6年后再度生育。据说她在临盆前，曾梦到一只可爱的野鸡飞到身边，所以李治的小名就是“雉奴”。对嫡系子女，李世民向来是疼爱有加、宠溺有余、赏赐逾制，李治的出生让他喜上眉梢，下诏规定凡是同一天出生的小孩，一律赏赐小米，以达普天同庆。
这一年11月23日，利州都督府中传来一阵女婴的啼哭声，谁也没有料到她日后会登基称帝。在浩瀚的皇权历史上，每一位帝王的出生都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她也不例外。在今日的四川省广元市，有一座幽深的大山名叫黑龙山，山下有座深不见底的黑龙潭，潭中盘旋着一条威武的黑龙。传说女皇之母杨氏来到潭边，那条黑龙突然出现在她身旁，回家后就怀孕，生下了日后的女皇。女皇尚在襁褓时，当时的相面师袁天罡预测到她日后会当皇帝。据说袁天罡奉唐太宗之命进京，经过利州时被大都督武士彠所拦下，求他为家人相面。大师首先为杨氏看相，说：“夫人骨相非凡，定生贵子，可否请公子小姐出来。”武士彟令二子元庆及元爽让袁天纲观看，袁说：“此二子贵可做到刺史，堪为保家之主。”他端详了杨氏的长女，说：“此女亦大贵之相，但夫婿无贵命。”最后，奶妈抱出尚在襁褓中的武则天，大师突然大惊道：“此子龙睛凤顶，贵之极也，将来当为天下之主！”武士彟听后吓得心惊肉跳，叮嘱全家，谁也不许向外泄露。
在古代，谁敢乱说某人会当皇帝，会遭灭顶之灾。唐太宗还在世，袁天罡纵使向天借一百个胆，也不敢说武家人能当皇帝。对方竟然是个女娃娃，那是要笑掉门牙。这种说法纯属穿凿附会，权当故事一笑置之。
与唐高宗的出生相比，武则天的出生不算风光，还略显寒碜。母亲杨氏已经四十过半，她一心想要个儿子，以继承家业。头一胎是女儿，第二胎还是女儿，内心难免有一丝失望。父亲武士彟不在乎生儿生女，可喜悦之情不过一时，很快就被内心深处的阴郁所淹没。世事沧桑难自料，武氏家族的好日子还没过上10年，突如其来的玄武门之变爆发了，武氏家族集体遭受排挤。
从武士彟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堪称是唐朝的“陈嘉庚”，有深谋远虑，有决心，有魄力，可他的晚年却没有陈嘉庚的风光和荣耀，真是天公不作美。
武士彟乃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士，武姓乃文水当地小姓。祖上虽有任官经历，但世无名人，以经商为主。父亲武华乃隋朝东郡丞，也就是当地的芝麻官，生有五子，儿子们也像他一样不得志，尤其是幼子武士彟，更是以贩卖木材为生。在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士族排在第一，农民排在第二，手工业者排第三，商人垫底。 并州文水周围有山峦谷地，木材资源丰富，他伙同熟人一起做生意，把家乡里的木材一车又一车地运输到城里卖，风里来雨里去，尝尽世间各种甘苦。在经营的早期，遭受过土匪豪强的敲诈，与他们起冲突也不是没有可能，结果呢，人被打伤，身上仅有的铜板被抢光，木材还被损坏。在运输的途中，每过一道关卡就要征收一些关税。对武士彟而言，士族豪绅的征税与土匪的勒索没有什么两样。在城里做生意期间要省吃俭用，吃最便宜的街摊小吃，住最便宜的客栈。难免与同行业者争地盘抢生意，彼此间互相谩骂，最终动起手来打人。有时还要遭受官家的盘剥，以低价强买下人家的木材。在外行商难免与妻子离多聚少，忍受着清夜的孤寂，以及对家人的相思。总之，各种辛苦不在话下，身上的每一个铜板都凝聚着辛酸与汗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他经营得当，不久就成为乡中富户。当然，这也得感谢隋文帝杨坚，他一到晚年就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天下官僚也跟着大兴豪宅，以贪图享受。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立即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命宰相杨素和杨达分别担任营建的正、副使，负责此事。商机是商人的生命线，武士彟探知消息后及时拜见杨达，彼此间自然达成协议。杨达没料到的是，在他死后，此人竟然成为自家的女婿。参与营建东都洛阳，不仅为武士彟提供财富，还乘此机会结交社会上流人士。武士彟是在应酬的情况下，结识了唐国公李渊。据说，初次见面是在杨达的府邸中，相互间的印象良好。
李渊出身关陇世家豪族，祖上李虎乃北周时期的“八柱国”成员之一，封为唐国公。李渊与隋朝皇族关系密切，他的母亲与隋炀帝的母亲乃同胞姐妹，据说隋文帝非常喜欢他，自幼把他养在宫中。武士彟能遇到李渊，算是福星照在他头上。某些人因为他是武则天的父亲，就因人废事，说他不过阿谀奉承之流，专擅溜须拍马，揪着别人的龙尾巴上天。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商人理应广交朋友善结良缘，善于应酬更是基本素质之一。否则，就让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去做生意，享受一下严寒酷暑，看世上的铜钱好不好挣。
世上的铜钱当然不好挣。商场如战场自不必说，在唐代商人地位低下，达官显贵常利用手中之权谋取商人的钱财。欲想参与某个重大工程，如果一个大官没伺候好，都有可能为自己惹来祸端。武士彟当年贩卖木材入东都洛阳，利用关系和财富，常与当朝权贵交结，据说一时倾动当朝。这就招致杨素的猜忌，想置他于死地。某些人的脑子被封建史官所操纵，本着“有其父必有其女”的原则，一口咬定武士彟在建造东都过程中偷工减料、滥竽充数，被杨素抓住小辫子。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人的商业准则可比现代人好多，大小工程的建筑材料上都标明来源，实行终身问责制，一旦有质量立即通知当事人。这很值得当今社会的某些龟孙子们好好学习。
想要构陷武士彟的杨素原本就是贪婪之人，热衷于置办家业，在洛阳和长安等地都有他的房产田产，数量以千百计数，向来就遭人非议。武士彟极有可能是应酬不周而得罪他。幸亏他平时广结善缘，得到杨雄等权贵的保护，才得以脱身。
武士彟的从商经历与20世纪的陈嘉庚一模一样。陈嘉庚很早就离开家乡福建，身赴东南亚，在异域他乡挣辛苦钱。那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亚洲，东南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华人与当地人一样被鄙视，被当成奴隶来贩卖的都大有人在。陈嘉庚在那等地方经商，还能闯出一片天地，所吃的苦头也不少，当时的西方人就像隋朝的杨素一样，都是难以伺候的人。
话题回到武士彟。他得罪了杨素，由于得到杨雄等人的庇护，才幸免于难，之后他深自隐匿，以求自保。在隐匿的岁月中，他卧寝室难安，茶饭不思，冥思苦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彻底厌倦了行商作贾的日子，厌烦了风里来雨里去的苦日子，
厌恶了屈居人下的日子，腻烦了在达官贵人的权威下点头哈腰的生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无可厚非。

@枫昀 2015-08-14 10:56:34
武士彟兄弟对李唐王朝是有巨大贡献，那帮封建正统史官对此有意掩饰
他们都有一定的军功，不过算不上军事家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武士彟后来应该还是打过仗，有军功的。他躲避杨素迫害时，隐居那段时间就在研究兵书。后来他的几个哥哥也立了军功，各有封赏。
武则天的出生地，这么说楼主认为她是在利州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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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彟兄弟对李唐王朝是有巨大贡献，那帮封建正统史官对此有意掩饰。
他们都有一定的军功，不过算不上军事家。
武希玄和武嘉仲的墓志铭被后人发现。
鄙人坚决认为武则天出生于利州！

第二节 武士彟：唐朝“陈嘉庚”的悲喜剧（中）
科举考试，如今称为国家公务员考试或是文官考试，选才择人不分地位的高低，也不论地域的远近，是古老的中华献给世界的文化遗产。它由隋炀帝杨广所创建，可杨广是有命创建，没命享受，直到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才流行开来。在此之前，卑贱者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冒着当箭靶成炮灰变刀下鬼的危险，到军队里头效力。
武士彟一心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也只能走这条路。在隐匿的岁月里，他开始研究兵法，通宵达旦，大约在大业7年（611年）写成《兵法曲要》30卷。从这一年起，隋炀帝的统治出现危机，各地燃起农民造反的烽火。为了扑灭农民起义，隋炀帝下令广募骁勇，武士彟前去应征，当了鹰扬府队正，乃府兵制中的最低级军官。在杨玄感造反、兵围洛阳的战争中，由于他有谋略之功，于隋大业九年(613年)晋升为晋阳宫留守府司铠参军。
时光进入大业11年（615年），李渊奉诏前往山西镇压农民造反，途中经过武士彟的家，受到对方的热情款待。彼此间的倾心相交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到了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杨广南幸江都，此时朝政紊乱，群雄忙于逐鹿中原。唐国公李渊被任命为并州留守，武士彟看准时机，献上自己撰写的30卷《兵法曲要》，劝对方起兵夺天下。他原本就是商人，守着万贯家财，自然不惜砸锅卖铁，愿意捐出家产来支持李渊夺取天下。唐国公李渊原本就不是泛泛之辈，已有逐鹿中原的野心，说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旧唐书 武士彟传》）。
武士彟的行动绝非赌徒性格不惜放手一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守着一堆钱财又有什么用？能保证一家老小的安危吗？天下一动乱，流寇蜂拥而起，杀人越货，无法无天，尤其喜好打劫财主富户。武士彟虽然已是军官，可他毕竟不是带兵打仗的行家，纯属“半路出家”，早年经商的经历决定了他的长项应该是经营管理之道。在群雄整合的乱世中，小势力终究被大势力说吞没，弱者终究被强者所吞食，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赤条条的丛林法则。在如此背景下，财富和生命一样，谁也不能保证在下一刻还握在手中。知道自己没有大本事，那就找个大靠山，李渊原本就是有雄才的人，武士彟算是慧眼识英才。
20世纪的陈嘉庚，也面临着同样的生死抉择。当日本还未占领东南亚之前，就凭借军事力量掠夺当地的资源，人为的干扰造成经济的衰退，让无数的商人蒙受亏损。陈嘉庚面临着抉择：一是坐以待毙，等待日本前来，以“合作”的名义霸占他的一切；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变卖一切财产，捐献给祖国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重新谋求生路。日本最终打败仗，被押上军事法庭，与它有关联的国家和人员也遭受惩罚。如果陈嘉庚当年吝啬财产，没有及时抛出，极有可能晚景凄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必要时谋求变化。这是成功人士的处事原则，不论是唐朝的武士彟，还是20世纪的陈嘉庚，都属于这一类型。
说起陈嘉庚，多少人是由衷地敬仰，可说到武士彠，就因为他是武则天的父亲，有人讽刺他有赌徒性格，必要时心一狠牙一咬，铤而走险，放出血本豪赌一把，还说这种赌徒性格全部传给他的女儿，说他女儿日后同样放手一搏，用掐死亲生女儿的方式来谋取皇后之位。真乃无稽之谈！这是因人废事因人废言，根本不是公平公正地评价历史。丑化某人，连人家的父母祖上都牵扯上，这只能说明某人道德水平低下。
并州是李唐政权的龙兴之地，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后，向长安进发，武士彟追随其后，事实上还包括两位兄长武士稜和武士逸，忠心为之效力。公元617年末唐军攻破长安，公元618年4月，隋炀帝死在扬州，隋朝宣告灭亡，5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下诏册封16大开国元勋，武士彟乃二品功臣，授光禄大夫，加封太原郡公。就这样，他的人生终于峰回路转，由一介木材商人一跃成为政府高官。李渊对他的义举感怀于心，年号名为“武德”，意在彰显武士彟的恩德，不但如此，两兄长也被封为郡公。有了“一门三公”的威望，文水武氏顿时声名鹊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相当一部分的武氏子弟也跟着加官进爵。
从此，武士彟官运亨通，从武德3年到武德8年，他官拜工部尚书，又曾参与《武德令》和《武德律》的修订，晋爵从一品的应国公，食邑三千户。李渊执政期间，常用武人来担任地方都督和地方刺史，武士彟跟随李渊一起打江山，外放为都督乃迟早之事。武德8年8月，因突厥入侵，被后世神话为“托塔李天王”的李靖奉命率军北上抗敌，他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位置空缺，于是武士彟前去接替。
有付出就有收获，武士彟位列功臣是应该的。可《旧唐书》的作者赵煦却说他“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难之劳，有因人之迹”，意思是：初次参加起义就位列功臣，又没有什么大功劳，也就是揪着李渊的龙尾巴上天。这样的评价太不公。武士彟未必领兵打仗上场杀敌的经历，可人家捐出家产鼎力支持李渊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大功德吗？李渊想要筹建军队，没有军饷可以吗？以十万雄师为例，一天的吃喝拉撒都是一笔吓人的开销，如果养不起手下的兵丁，再伟大的军事家也都是“光杆司令”。为了筹集军饷，再伟大的古代军事家都曾干过不耻的勾当。盗墓就是其中一种手段，历史上曹操也是大名鼎鼎的盗墓贼，毁人陵寝，盗人财物，何等缺德。到了天要绝人之路时，某些将领干脆纵兵为患，纵容兵丁豹变为强盗，窜入民宅，夺百姓的口粮和被服，临走前不忘奸淫他人妻女，导致流血冲突发生。在乱世，有人愿意出钱养兵，将军们只会对那位大善人感恩戴德，事后要嘉奖那位大善人，谁会说个“不”字？
这就好比20世纪的陈嘉庚，当年他抛出血本支持祖国的和平事业，战后毛泽东邀请他回国，让他做大官，这都是他该得的。陈嘉庚去世后，政府为他修建豪华气派的陵园，占地面积1.23万平方米，建筑宏伟,石雕精美，气势恢宏，以表彰其丰功伟绩。共和国历史上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生前何等威风八面，去世后安葬在革命公墓，墓地窄小，极其朴素，与陈嘉庚的陵园相比，实在是寒酸。可没有人对此深表不满，如果没有陈嘉庚的贡献在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就是“光杆司令”。当家方知柴米油盐贵，这个道理连目不识丁的农夫都知道。《旧唐书》的作者赵煦竟然是后晋政治家，亏他还官拜宰相，连农夫都不如。
除了替李渊解决军饷问题，武士彟还替李渊管理和供应军备。他原本就是个商人，擅长经营管理之能事，李渊让他管理军备，也算是量才适用。冲锋陷阵的将士固然重要，可如果没有军备后勤的支持，李渊的部队哪能顺利地进入关中？起初武士彟胜任参军之职，自从李渊平定长安后，任用他为兵部库部郎，可见他并非庸才。

第三节 武士彟：唐朝“陈嘉庚”的悲喜剧（下）

天下太平后，武士彟忠于职守，埋头苦干，为人谨慎，可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唐朝社会的士庶等级森严。有人生来就是贵族，血统高贵，风光不可一世，他们不会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极有可能逢人就吹嘘“我爹是谁，我爹如何有本事”。与它相对的是寒门庶族，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贩等，生来就卑贱，纵使后天如何努力，能够入朝为官的机会很小，还处处遭贵族的排挤。虽说武士彟已是“新兴贵族”，可聚集在李渊麾下的还有一大帮“老牌贵族”，人在官场，处事还是以谨慎为妙。
武德3年以后，他官拜工部尚书，还统领并戊军。自古以来军人都是苦命，与家人离多聚少更是轮回的宿命。不久天公不作美，四个儿子竟然病死了两个，虽说为人父者心情沉痛，因有军职缠身，连回家探望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没有声张。一年后，妻子相里氏也病故，中年丧偶无异于房梁坍塌，他内心深处的哀痛更上一层楼，可还是没有声张。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冷面冷心之徒，枉为人父人夫。武士彟属于朝中大员，相里氏也就是诰命夫人，所以她的死讯必须上报朝廷。听了奏报之后，李渊大受感动，曾下诏表奖他，“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遣身殉国，举无与此”（《册府元龟 环卫部 忠节》）。皇帝感念他的忠心，决定为他作媒，把隋朝宰相杨达的女儿许配给他。与弘农杨氏联姻，可以提高文水武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所以武士彟是俯身叩拜，口称感激。
弘农杨氏乃名门望族，不仅祖上世有达官贵人，还是隋朝皇室的亲戚，无疑是士族中的高门。按照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士族和庶族是不能通婚。可世间没有不变的准则，门阀原本就是人为制定，也可以靠人为来破坏。以唐代隋的战争，惨烈至极，不但造成人员巨大的伤亡，也极大打击了老牌门阀势力，此同时，诞生了一批新兴贵族。丧失富贵的老牌贵族自然狂妄不起来，为了重整家业势必与新兴贵族联姻，而后者也可以借助前者的名声来抬高自己。所以一场战争过后，武士彟可以与杨氏结为连理枝，名正言顺。实际上，二人的结合还促进了两大家族间的联姻。武嘉仲也是武氏家族成员，他的墓志铭即《上国武府君碑》明确显示，“夫人杨氏，王者之后，唐宾弘农之孙女”。
一代女皇的母亲杨氏，说来也是一段奇闻。她从小就不喜欢针织女红，喜明诗学礼，好阅史赏画。更奇特的是，她不爱胭脂爱佛祖，自小笃信佛教，本不思嫁。后来杨达跟随隋炀帝杨广出征高句丽，死在道中。这时的杨氏已有34岁，索性从佛尽孝，为亡父诵经追福，就这样一直到半老徐娘时，依旧顶礼佛门。到了武士彟要再婚的时候，她已经44岁。在隋唐时期，女子14岁就可以出阁，44岁的杨氏算是超级大龄女，属于卖不出去的“仓底货”。如今皇帝做主，她当然不敢抗旨，不嫁也得嫁。
若不是想着提高地位，是男人的都会想：讨个半老徐娘，还不如花钱买个如花小妾。可看到杨氏的那一幕，武士彟不禁目瞪口呆，那杨氏貌美如花身材窈窕，哪是年过四旬的模样？这并非小说家之言，潜心礼佛之人必定茹素，吃素可以美肤养颜，延缓衰老，进而长寿，现代科学足可以作证。不信可以瞧一瞧那些信佛茹素的影视演员，比如林心如，同样年近四旬，尤若二八芳华。婚后的杨氏相当了不起，年过四旬还能连生三女，可见身体素质之年轻。若有读者阁下对此嗤之以鼻，那么到了那把年纪，请您本人或是夫人，生生看！这当然都是杨氏礼佛茹素的功德。杨氏乃大家闺秀，举止温婉，又因礼佛，为人贤淑，更有满腹诗书，日后这些优点都传给一代女皇。
她与武士彠的婚礼是在长安举行，李渊让他的女儿桂阳公主来主持婚礼。那一场婚礼无比风光，热闹非凡，整个长安城为之翻腾。操办婚礼的花费是由官方来开支。武士彠能娶到知书达理的望族名媛，也算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婚后的生活非常美满。

世事沧桑难自料，武德9年6月初4，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大事件竟然发生。秦王李世民堪称是赌徒性格，铤而走险，放出血本，豪赌一把，毅然发动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当天就被诛杀。他们的部下在其后的日子里遭受分化、打压和排挤，再往后李世民对李渊旧臣进行大清洗，取而代之的是秦王府幕僚的原班人马，可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突发事件爆发后，武氏家族到底遭受怎样的冲击？虽说封建史官对此含糊其辞，有意淡化，可也不难预测。在封建历史上，皇权或是王权交接时，总要伴随着清除异己的运动，规模之大，涉案人数之多，足以掀起一场滔天大浪。日后唐高宗一上台，出现了“房遗爱谋反案”，除了若干位主犯被诛杀，他们的亲人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排挤或打压。尤其是房玄龄家族，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次子房遗爱一家全被处死，长子房遗直、三子房遗则和四子房遗义都被流放。后来唐高宗独揽朝纲，一口子铲除四位宰相，还连累他们的亲属，人数有数百之多。长孙无忌最不得好死，12个儿子全线流放岭南为奴婢，侄子和外甥等人也一起倒霉，有的还被秘密处决。
在玄武门之变前后，虽说武家人算不上“元凶巨恶”，可武士彟与李渊关系亲密，兄长武士逸原本就在齐王李元吉府中担任户曹，仅凭这两点就足以让武氏族人成为遭打压的对象。虽说死罪没有，可活罪难逃，那就是永远别想有晋升的机会。最倒霉的莫过于武士逸，新皇帝一上台，他就被贬黜到韶州当刺史。韶州位于今广东一带，一千多年前还是狂蛮之地，好比是天然的大监狱，人被贬黜到此地，生不如死，所以武士逸不久就去世。
在政变以前，是否有武氏子弟投靠在秦王李世民的麾下？可能性极小。李渊执政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属于李建成的势力范围，武氏子弟若在京城任职，自然隶属李建成的派系。武氏子弟原本就是靠武士彟的关系，才混得一官半职，身为李渊近臣的武士彟在为家族子弟介绍岗位时，又岂能以秦王李世民为中心？
既然他们“非我族类”，李世民上台后也就没有善待他们的必要，那么集体受冷落
也就是难以逃遁的宿命。
为了挽救武家的颓废，武士彟算是呕心沥血。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巩固自身皇权，势必派人走访全国，盘问那些原本属于李渊近臣的封疆大吏，问他们是否效忠于自己，否则就地免职。面对着新天子的权威，武士彟自然选择服从。武德9年9月，李世民当上太子，为笼络元从功臣以巩固自身地位，将武士彟召回京城，授以豫州（今河南汝南）都督。武士彟前往赴任，任职一年多。
贞观元年12月，利州都督李孝常因谋反伏诛。李孝常乃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所以秦王李世民一旦即位，他就勒兵谋反，不久兵败被杀。战后的利州政情不稳，贞观天子改授武士彟为利州都督，让他前去抚平余党，以恢复生产。果然他不辱使命，还得到新皇帝的褒奖，下令增邑500户。
来到利州（今四川广元）翌年，次女出生，也就是日后的女皇。曾经抛出血本以改变命运的他，眼下重点考虑的是如何讨好新皇帝，以挽救武家的颓废。次女的出生，不过一时的欢愉。
在之后的岁月中，他对帝国也是恪尽职守，对唐太宗也算是忠诚不二。贞观五年（631年），他改任荆州大都督。在荆州任职期间，武士彠打击土匪豪强，宽徭役，劝农桑，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贞观六年荆州发生大旱，庄稼枯死，他为百姓着急，亲赴长沙寺，迎阿育王像，祈雨七日。 为此，唐太宗下诏褒奖他：“公比洁冬冰，方思
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及，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陇亩。其感应如此”（《册府元龟 牧守部 感瑞》）。
可唐太宗对他的赏赐都是有限的，充其量好比是给小孩子戴红花，重在精神奖励。李世民的朝堂里多半充斥着当年秦王府里的原班幕僚，也有少数李建成旧部，比如魏征、王珪、薛万彻等。武氏族人运气差，未能身列其中。那些少数派还引来争议，某些人对此愤愤不平，集体向房玄龄反应，声称跟随主子多年，出生入死，现今的官职竟然还不如他们。李世民慎重起见，召集群臣做思想工作，以治国需任人唯贤来回应他们的抱怨。至于武德老臣，李世民对他们像有血海深仇,而他们倚老卖老，也惹来李世民和原秦王府幕僚的不悦。尽量架空或退休，一时不能免职者，以后再解决，这是李世民的手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武德旧臣武士彟岂能回朝身居高位呢？
这些问题，不知武士彟是否考虑过？他的思维也许还是商人的思维,认为只要广结善缘，有付出就有回报。殊不知从政与经商有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君主专制的年代，在京为官者要站对队伍，认准主子。武士彟不曾认错主子，李渊当然是最大的靠山，太子李建成都快四十岁，性格稳妥，自然是铁定的接班人。问题的关键是那李家的二郎，纯粹就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谁会料到他会放手一搏。贞观9年“老主人”李渊去世，如果不是长年的幽怨淤积心中，他怎会万分悲痛，吐血而亡，死状可恐。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笔交易，武士彟有陈嘉庚一样的义举，却没有陈嘉庚的备极尊崇，他的交易算是失败。从唯利是图的政客的角度出发，武士彟的晚年堪称是愚忠，被人家当成看门狗，所赏赐的不过残羹剩饭，却还那么卖力地替人家干活。可如果从“在其位谋其政”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天下苍生的福祉，他倒是一个好官，一个好人。唐朝陈嘉庚的悲喜剧，说来令人唏嘘不已。

@枫昀 2015-08-15 10:37:20
而正史上说的什么杨氏后来命令武则天把武家媳妇善氏毒打致死，什么“肉尽见骨而死”，也是在胡扯。倒不是说杨氏一定是个以德报怨的圣母，只是不相信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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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和司马光都属于心胸狭窄的政客，不但容不得女人问政，还容不得宗教的存在，与山羊胡子的马克死和恩格死都属于一路货。可早期西方是实行政教合一的体质，山羊胡子的理论有可取之处，但是中华自古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所以山羊胡子的理论在东方就是谬论，那么司马光和欧阳修的排佛理论也就是胡说八道。
司马光和欧阳修为何要妖魔化杨氏？除了她是武则天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佛教徒。

第四节 为何说武则天生于贞观2年
一代女皇何时出生呢？
现代学者取信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这是编年体史书，可信度高于其它史料。该书卷195唐纪11贞观11年（637年）写道：“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该书卷280又记载：神龙元年（705年）11月“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现代人用最简单的减法，帮司马先生算出，她出生于武德8年（624年）。
虽说古人的数学能力没有现代人这么棒，但司马光先生不至于数学不及格吧。武则天是何等有分量的人物，她的出生年怎能不明确记录，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不至于偷懒耍滑到如此地步。
说年老的司马光没有儿时砸缸的聪明，越老越糊涂，连简单的算术都不会，也许有人相信。可要是说三个历史学家都不懂简单的减法运算，会有人相信吗？关于武则天的享年，《新唐书》的欧阳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和《旧唐书》的赵煦，所记载者各不相同，分别是81岁、82岁和83岁。表面上看，差别不大，也就是实岁与虚岁的差别。可竟然集体做白痴，没有一人推算出她的出生年！这也太不可思议。如果用年龄递推法可以推算，历史学家们早就算出来，何必留给自作聪明的后人呢？
此外，关于武氏何时入宫，成书较早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只字不提，都只说到她时年十四。那么成书较晚的《资治通鉴》，又借什么说她于贞观11年（637年）入宫？这里面肯定有蹊跷。这说明所有的历史学家对她的出生年月都困惑不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现代学者在文献研究、考古和民俗等方面着手，考证出一代女皇于贞观2年（628年）11月23日出生于利州（今四川广元），享年为77岁。这与传统的说法有4年之差，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搞鬼呢？
1都是“年号”惹得祸
武则天是个与众不同的帝王，不但是唯一的女皇，还是在位年间使用年号的最多的帝王。从她当摄政太后算起，到神龙政变爆发，21年期间她一共用过18个年号，堪称人类皇权历史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18个年号的“寿命”各不相同，长者三四年，短者数月，具体如下：光宅（1）、垂拱（4）、永昌（1）、载初（1）、天授（2）、如意（1）、长寿（2）、延载（1）、证圣（1）、天册万岁（1）、万岁登封（1）、万岁通天（1）、神功（1）、圣历（2）、久视（1）、大足（1）、长安（4）、神龙（1）。把这些年加起来总共是27年，但是从公元684年的“光宅元年”起到公元705年的“神龙元年”，只有22年。
怎么会多出5年呢？
学者陈阳指出，答案在于女皇曾在5年内使用10个年号，具体如下：公元689年里包含“永昌元年”和“载初元年”，公元692里包含“如意元年”和“长寿元年”，公元695年里含“证圣元年”和“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6年里含“万岁登封元年”和“万岁通天元年”，公元701年里含“大足元年”和“长安元年”。一般的帝王要改年号，通常是这一年定好年号，翌年正月才开始采用。可武则天根本不愿墨守成规，她要改年号都是兴之所至，立马执行，根本等不到下一年正月，有点“胡作非为”，还真是“任性”的女人。如此一来，纪年方面势必紊乱
这也正是难倒三位历史学家的关键所在，难怪把她的年龄多算了，平均多算5岁。算岁数时，人们常有实岁和虚岁之分，有一两岁的差距，纯属合理。如此一来，也就推断她大约出生于贞观2年，即公元628年。
关于女皇的出生年月，当代史学界有一种看法：只要确定出生地，也就确定了出生年月。关于一代女皇从哪里来，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长安说”，二是“利州说”。自从李渊夺取江山后，武士鑊一直在长安任官，他和杨氏的婚礼也是在长安举行，所以才有女皇出生于长安的说法。文献明确记载她的父亲武士彟于贞观元年12月到任利州任都督，这也就是“利州说”的由来。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的考证，目前“利州说”正逐步挑战“长安说”。“利州说”甚至还能推算出女皇的具体出生日期，即11月23日。

2．“广政碑”的研读
武则天诞生于四川省广元市，绝非空穴来风，因为今下那里依旧保留了大量与她有关的遗址。 最有名的莫过于“皇泽寺”，属于武则天的祀庙。这座神圣庄严的祀庙，也为它的主人保守着长达千年的机密。出于一次偶然，谜底被后人揭开。上世纪五十年代要修宝成铁路，那时的人们文物观念稀薄，非要把路基挖到皇泽寺，还顺便拆毁一大片古建筑。在平整地表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一块石碑，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的文字，碑名为“大唐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这引起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根据碑文显示，石碑是立于广政22年，即公元959年，所以被命名为“广政碑”。碑文是历史学家考证女皇出生在广元的依据之一。可惜碑文略有残损，中有数语，颇为引人注目，具体如下：
唐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
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后焉
大师郭沫若推断其缺损三字为“州始生”，于是就有“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州始生后焉。”如此一来，武则天是在贞观年间生于四川。
也许有人认为，郭沫若所补“州始生”三字未必正确。“广政碑”当然不是唯一的证据，广元境内的其它文物或遗址也可以佐证。

3．《并□西龛佛阁记》及“礼佛图”的含义
皇泽寺附近的石窟造像位于嘉陵江边，现已是国家重点文物。原临江边的一块巨石上开凿有两龛石窟，彼此紧紧相连，被专家编号为第12、13号窟。龛窟内的造像虽已残毁殆尽，但12号石窟内仍保留两组较完整的“礼佛图”，13号窟内遗有唐碑一方，名为《并□西龛佛阁记》。
先说13号窟内的唐碑，题记是“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虽说碑文有残损，但碑文表明，武则天的父母曾出资开龛造像，后来佛像为风雨所侵，所以“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当时的太守北平公出资对原有佛龛进行妆修，并建佛阁加以保护。石碑《并□西龛佛阁记》残留以下文字，其中“灵异如响”四字很是诡异。
□□圣唐贞观二载郡□武都督杨夫人
灵异如响□□□□□□□□□□□□
不难看出，在“贞观二载”利州都督武士彟的夫人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与“灵异如响”有关。对女人而言，一生中最大动静莫过于分娩。之前的章节已经分析过，在中国皇权历史上，帝王的出生都会附上神秘的色彩，进而演绎出离奇古怪的故事。那么碑文中所说的“灵异”，自然与杨夫人在贞观2年生下女皇有关。
再来看12号石窟内的两组清晰的“礼佛图”。根据专家解读，壁画的内容与女皇一家有关。 右边的壁画可以解读为“许愿图”，图中绘有5人，有身着长裙手持莲花的杨氏，有长袍蹬靴双手合十的武士彟，还有右腋下挟着拜毡的仆人，剩余2人是僧人。左边的壁画可以解读成“还原图”，图中绘有9人，有负责接待香客的小沙弥，有女皇的两位兄长武元庆和武元爽，腋下挟毡的仆人紧紧相跟，后面四人全为女性，一女手持莲花，可以解读为杨夫人、一女双手合什，可以解读为女皇的姐姐，最后两人风化严重，但从姿态上还可以判断是一女背负一女，是侍女背负着襁褓中的女皇。
也许有人嘀咕着：不论壁画还是石碑都是残缺不全，怎能断定女皇于贞观2年出生巴蜀？

@枫昀 2015-08-16 23:24:20
哇，贞观二年出生？这个说法很颠覆啊。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她在贞观朝根本没有十二年那么长。
徐惠真的成了徐姐姐。
她并不比李治年纪大。两人越发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她生太平公主时也不到四十岁。
她后来的男宠。。。更加make sense....
嗯，这么一通盘考虑，好像是有道理哦。而且，考虑到她母亲的长寿，那么她享年只有77岁，看来当一把手确实很耗费心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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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她出生于贞观2年的理由一共有七条，明天再贴出剩余4条

4．日本作家原百代的《武则天》
原百代是上世纪的日本女作家。感同于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体制下，身为女人的艰辛，也出于对中华女皇的崇拜，她决意为武则天写传记，为此自学汉语苦研古籍，先后翻阅过《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大唐西域记》、《全唐文》等众多文献，经过11年的创作，终于写就鸿篇巨著《武则天》。该书作者治学严谨，戏说成分极少，在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独到的见解，被业界认为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该书因此获得日本“女性文化大奖”，中文译本在上世纪80年代问世，一时洛阳纸贵。
该书开篇就写到“时为大唐帝国，太宗贞观2年（公元628年），在远离都城长安的巴蜀利州（四川省广元）”。这一笔堪称石破天惊。因为在80年代在大中华地区，史学界都认为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更集中认为她应该是出生于长安。尽管之前的1961年，大师郭沫若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然作此文时底气不足。史学界也普遍不认同，同样是史学泰斗的吴晗先生曾当面对他说：“此假设大胆，可以成立，但找不到历史依据。”
原百代为何断定是公元628年生于巴蜀利州？众所周知，在公元7世纪中日有过辉煌的交流史，日本曾先后派遣多批遣唐使来到中国，女皇的文学作品集《垂拱集》等极有可能带到日本，尽管这些著作也都失传，但女皇的信息极有可能留在日本。所以日本作家能顺手拈来。

5．萧淑妃的诅咒
萧淑妃曾备受唐高宗李治的宠爱，后来糊里糊涂地参与“皇权和相权之争”，竟然与王皇后联盟，成为唐高宗的眼中钉，进而为自己招来横祸。可头脑简单的女人，死到临头还不知晓自己怎么死，只认为是武则天陷害所致，于是破口谩骂:“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
以上这一则故事最早见于笔记小说集《大唐新语》，作者是刘肃，成书于公元807年，离武则天去世有百年之远。后来被欧阳修的《新唐书》所采用，最终也被人恶意添加到《旧唐书》中。如果以上的故事属实，萧淑妃为何要诅咒女皇为鼠，而不为其它动物？《大唐新语》还记载，武则天用“骨醉”的酷刑，把王皇后和萧淑妃折磨致死。平时干亏心事的人，自然畏惧半夜有鬼来敲门，所以武则天非常畏惧萧淑妃的诅咒，一生忌讳猫，下令不准在宫中养猫。
以上故事真的属实？小说家刘肃太了不起，不但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想象力更是天马行空。谁说武则天畏惧可爱的猫咪？司马光治学严谨，在《资治通鉴》中谈到武则天称帝后曾饲养猫咪，让它学会与鹦鹉和平相处，还在朝臣面前炫耀自己的驯化成果。
既然武则天不怕猫，为何萧淑妃要诅咒她来生为老鼠？
学者陈阳指出，这与女皇的属相为鼠有关。华夏世界有“12生肖属相”，每种生肖都有对应的禁忌，时至今日依旧有人讲究此道。曾有听闻，有家长因为子女属相为鼠，不愿意在家养猫。女皇属相真的为鼠吗？查一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公元628年是农历戊子年，子者鼠也，确实是鼠年。萧淑妃与武则天曾共同侍奉皇帝李治，当然知道对方的属相，所以才会如此诅咒武则天。这倒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6“正月二十三，妇女游河湾”
四川广元千百年来流传一个习俗，即“正月二十三，妇女游河湾”，这也是武则天生于巴蜀的证据之一。在建国以前，每逢农历正月二十三是当地妇人的盛会，她们终于可以脱离繁重的家务，一番梳妆打扮，聚集嘉陵江边，泛舟悠游，以表达对上古女皇的尊敬。当地男人对此习俗也保持极大的宽容。尽管安史之乱以后，时人对武则天的描述逐渐走上妖魔化的道路，到了宋朝更是恶评如潮，明朝统治者乃“原教旨主义者”，绝对禁止女人问政，声称武则天是“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曾广为流毒于巴蜀民间，毕竟古代文盲率极高，科技落后伴随着交通和通讯双落后，所以“妇女游河湾”的习俗得以长期保留。时至今日已经演化成为当地的女儿节。传说“正月二十三”正是武则天的生日。
这么说来，她出生于贞观2年正月23日？
务必要解释的是，这里的“正月”并非农历1月而是农历11月。一代女皇还真是“任性成灾”的女人，不但随便更改年号，称帝之后也许兴之所至，竟然下诏把农历11月改称正月，12月改为腊月，来年1月改为1月。那道圣旨名为《改元载初赦文》
收录在《全唐文》中，写道：“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改腊月，来年正月改为一月。”如此信息，在《资治通鉴》之《则天顺圣皇后》也有记载。武则天称帝之后，改国号为周，自然要行大周礼法。利州既然是她的出生地，当地百姓自然要在“正月二十三”这一天来开展会期，来庆祝女皇的华诞。放眼全国，这等习俗仅存在于利州，连冠冕堂皇的长安都不存在。尽管后来她的儿子李显复唐，废除大周历法，但是民间的习俗已经养成，于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

7《望凤台碑》的信息
女皇的母亲杨氏亡故于咸亨元年（670），长安二年（702）女皇为母立碑，即《望凤台碑》。该碑于上世纪60年代被发现，现藏于咸阳博物馆。虽然《望凤台碑》已残破，但碑文却收录在《全唐文》中。《望凤台碑》明白无误地讲到，贞观9年（635年）父亲武士彟去世，悲痛的母亲原本打算“凭托佛教、长伴夫墓”，但是“特以圣上年居膝下，爱切掌中”，所以打消念头。“圣上”指的就是女皇，那时的她年幼到什么程度？“年居膝下，爱切掌中”，这八个字很值得琢磨。按照传统的说法，武士彟去世时武则天有12岁，当时的女子14岁就可以出阁，12岁就算不小的年龄。如果女皇当年12岁，还称得上“年居膝下，爱切掌中”吗？膝下之龄，特指十岁以内的孩子，武士彟去世时，她应该只有8岁，这才符合碑文的描述。

综合以上7大点，可以得出结论：一代女皇武则天于贞观2年（公元628年）11月23日出生在巴蜀利州（即四川省广元市）。唐高宗李治生于贞观2年6月，比她大5个月，那么他们之间的“恋母情结”也就不成立。当然了，她当五品才人的时间不是12年，而是8年。

卷 1 罪臣之女 第三章 “贞观之治”及其背后的女人
第一节 谎言堆砌出来的“贞观盛世”
从唐朝开始，史学家形同一流的“小说家”，编写唐史的史家更是杰出的“雕塑家”，硬是在平淡无奇的历史记录中雕刻出“两头高中间低”的驼峰，煞为壮观。第一峰是“贞观盛世”，第二峰乃“开元盛世”，封建史官们无不以吹破喇叭打破锣鼓的热情，来歌颂赞美它们。对于双峰间的低洼地带，也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事实上还包括唐高宗统治时期，能否定就否定，能能丑化就丑化，把朝野情况描绘得一团糟，仿佛那时的人们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充斥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评价帝王的功过，执政期间是否爆发农民起义乃最重要的指标。试看武则天的一生，从辅政到摄政再到执政，50年间何曾爆发一起农民起义？等待着镇压农民造反的朝廷军队，只有赶麻雀的份。反倒是两个“盛世”的主人有抹不去的历史污点。李世民晚年败政累累，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他一蹬腿，一个叫陈硕贞的庶民立马就造反了。安史之乱爆发，“败家仔”李隆基等于是被反贼赶出长安，颠沛流落他地。这还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李世民和李隆基的脸上，更打在现代人的脸上：醒一醒吧，别学封建史官那样乱拍死人的马屁。
封建时代推行“家天下”的政治体制，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都为服务统治阶级的成员，至于普通百姓的死活，没人理睬！那么封建历史也就是帝王将相的家书，记事是以个人情感个人意志为中心。因此现代人翻阅古籍时，应该抱有怀疑的态度。
“开元盛世”存在吗？应该是存在，但不是唐玄宗一人的功劳。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功劳在先，其后的帝王只要不是纨绔子弟，比如像李承乾和李贤等，只要不是昏庸无能之辈，比如李显等，只要能努力守成，都能迎来盛世的好时光。
“贞观盛世”存在吗？真如某些人所言，国富民强到稻米多得装不下，铜钱多得连穿前用的麻绳都烂掉，甚至还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话语，还冠冕堂皇地出现在21世纪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如果以上所言由贞观臣僚所言，那就是在拍唐太宗的马屁，如果是由后世史官所言，那就是在拍死人的马屁，更要以此“臭屁”充当“火炮”，用来炮轰武则天的统治。
“贞观盛世”怎么可能存在呢？大国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杂，形势复杂，哪怕是在交通发达科技先进通讯畅通的现代，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要实现强国梦至少也要50年。中国从1976年推行市场经济，至今快四十年，哪个厚脸皮的高官敢向世界宣称：中国已是发达国家！唐高祖李渊执政8年有余，一代雄主唐太宗执政23年，其后期还败政累累，让当时的社会发展打折扣，保守估计父子两代20多年的发展，可以成就强国梦吗？俄罗斯大约从1990年导入市场经济，25年过去了，实现了国富民强的美梦吗？托现代科技的福，都还远远没有实现呢，更何况是在科学落后的古代，仅靠20多年的努力就能成就盛世，乃痴人说梦！
国父孙中山已经把皇帝拉下马，那堆封建史官的嘴巴，也就是下葬的棺材，彻底合上。李世民确实乃一代英主，可圈可点之处固然有，可也不能出于崇拜就极力美化他。这让人联想到邓大人，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民间非常有人气，其后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比不上他。他固然有丰功伟绩，可谁会说他在世的时候，中国呈现盛世的风貌，首都北京更是富裕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还像个大农村，街上还能看见乞丐，流氓、骗子、娼妇等形形色色的人更是穿梭其中，社会治安能好到哪里去？在当下的北京，哪个人睡觉时是“夜不闭户”？至于“路不拾遗”，更是天方夜谈。也许有人会反驳，一场文革彻底“革”掉传统文化的“命”，让人们丧失固有的道德价值观，唯利是图，一堆无神论者更是无法无天，所以今人素质不如古人。可在古代，文盲到处都是，素质不如今人，封建地主的统治和盘剥比当下还厉害，饿肚子的人比现在还多，如果说李世民时期的长安真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那只有一种解释,存在严刑酷法。盛世是靠“薄刑厚德”来支撑，岂能靠严刑酷法来支撑？
所以说，“贞观盛世”纯属封建史官堆砌的政治谎言。

枫昀阁下所言极是，
李世民放囚徒，那些囚徒又乖乖回家，只能说明当时实行严刑酷法。
武则天时代，有个名叫陈子昂的才子上书讨论流民的问题，某些读死书的历史研究者就以此认为她统治时期的老百姓是不得安生。
在言论自由的世界里，媒体爱报忧不爱报喜，在相反的世界里，那就是报喜不报忧。武则天当帝王，大开言路，所以允许各种负面消息上报中央，难怪李敖当年曾说过，我要是中国人的话，只愿意当武则天时期的中国人。
把纷繁复杂的世界走一圈，回来后静下心来品读武则天，她可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这是我的真实体会。反倒是攻击她的人极其恶心，比如欧阳修，越看他越感觉他就是个伪君子。

第二节 “贞观之治”的魅力何在？
“贞观之治”的出现是属于时代的必然。
隋炀帝的施政不当造成天下大乱，战乱不但严重毁坏社会生产，还造成人员大面积的伤亡，由战前的800多万户锐减到不足300万户。如此伤亡，触目惊心，作为第一责任者的隋炀帝，被时人恶评成“穷凶极恶”是可以理解。面临着战后的烂摊子，李唐统治者必须效仿汉朝的“文景之治”，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李世民上台后，沿着唐高祖既定的政策继续推行文治，由于有成效，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任用魏征和王珪等人属于最典型的表现。魏征出生卑贱，为了填饱肚子曾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部，曾建议请谋杀李世民，可最终是加以重用。魏征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名片”，善于直谏，前后谏事达到二百余件，直陈唐太宗之过，皇帝或虚心接纳，或择善而从。
唐太宗关心吏治，整饬吏治。为防止机构臃肿而增加百姓负担，他曾命令房玄龄省并冗员，还制定严格的选官法则。当时的官制有九品二十九阶，他规定满朝文武只能有643员，谁超编了一名官员，谁就得杖刑一百，超编了十名就得蹲大牢两年。为了监督百官们是否履行职能，他规定凡京官五品以上者，须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唐太宗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唐太宗最闪亮的政治贡献应该是“三省职权划分制”，类似于现代化政治的分权原则。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中书省举行会议，形成后上报皇帝，再送到门下省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如果门下省认为不合适，可以拒绝“副署”，那么该诏书也就形同作废。这等政治运作方式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可后者于17世纪才在西方兴起，等到20世纪下半叶才成熟，最终流行世界。印象中的皇帝都是高高在上，专横独断，说一不二，唐太宗能放下姿态，不能不说是有宽广的胸怀。七世纪的唐朝能创造出如此体制，身为帝王的唐太宗可谓是难能可贵，有效防止因帝王的不良情绪而造成不慎重的决定。
等等。
总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还是可圈可点。可贞观天子的治下是否就是“乌托邦世界”？是否如《贞观政要》所言，“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如果从民生幸福的角度出发，“贞观之治”无法与“文景之治”相提并论。汉朝的韬光养晦从刘邦开始，对周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以免耗损国力，该政策历经吕太后、汉文帝和汉景帝，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汉武帝刘彻上台后才发生改变。可贞观期间始终对外用兵，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等国，成就了以李靖和侯君集等人为代表的军事家。军事强盛是“贞观之治”的特征之一。古代实行“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开疆扩土所得的利益大多数归属统治阶层，“天下兴，百姓亡”，苦难由庶民来承当。所以作为庶民的我们，如果真要穿越回古代，还是选择汉朝吧，不用冒着当刀下鬼的危险。
“贞观之治”还有其他魅力，堪称不可抵挡。它像一轮不落的太阳，让人翘首仰望。它的存在奠定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像黄河壶口大瀑布一样，
大气磅礴，气势雄浑。后人常说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像唐朝那样值得缅怀，让人激动人心。开山之师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若论开山之作，要数大将军李靖灭突厥。
（未完待续）

@枫昀 2015-08-19 23:06:58
最近写东西，对初唐 历史 多了一点儿新感悟。发现帝王的个人综合素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大得超出了我原先的认知。比如太宗，我现在认为他在贞观时代的成就，更多的是因为他本人太能干－－威信，魅力，首先是独断专行，然后是在独断专行之下的开明。
到了李治，继位之初完全不具备老爹的那种个人魅力上的优势。所以他不得不用他自己的办法，其一是扶植皇后，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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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得很对，帝王的个人综合素质对国家政治很有影响力。李世民乃军事家，能统领千军万马，本身具有震慑他人的威力。可李治呢，不但毫无军功，还长得病怏怏，元老功臣们谁不想欺负他？这也促成李治终生不曾宠信过任何一位朝臣，信任聪明贤惠的妻子超过信任大臣。当然了，这也与武媚娘的弱势出身有关，父亲武士彟去世了，武氏族人在贞观时期就不得势，唐高宗上台后，她又积极配合丈夫抑制外戚，武家人等于是没有翻身的机会。

贞观4年（630年）李靖从漠北凯旋而归，身后的囚车里关着一位身份特殊的囚犯，他胡须卷曲，脸部棱角分明，着装打扮更是有异于中原人士。还未到长安城，就闻一阵金鼓雷鸣之声，慷慨激昂，原来他们得胜的消息，很早就传到长安。长安城的南门楼上，一场献虏大典即将展开。那囚犯是颉利可汗，乃突厥人的皇帝，在此之前突厥一直是李唐王朝的心腹之患。面对着威严的中华天子，草原中的苍狼终于低下高贵的头颅。
与此同时，皇城中的太极殿也是热闹非凡，太上皇李渊正在筹备一场宴会。3年来，他一直愁眉不展，为那3年前的腥风血雨。而今他笑逐颜开，因为逼迫李渊父子俯首称臣长达12年的突厥，如今被征服。俄而，受邀的嘉宾陆续前来，包括令他又恨又爱的二郎李世民，所有人开怀畅饮，为这举国欢庆的时刻。酒酣耳热之时，太上皇信手弹起琵琶，皇帝兴之所致，沿着跌宕明快的节奏，跳起了转如风的胡旋舞，在众目睽睽之下之下，臣僚也跟着翩翩起舞。
历史记下这一刻，乐声和舞声缓缓传开，从宫里到宫外，从长安城到西域各国，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灭掉突厥，等于剪除丝绸之路上的最大拦路虎，沉睡多年的丝绸之路开始缓缓地苏醒。使者，商人，手工艺者，旅人，传教士，酒家女，等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从这一年起开始奔赴中华，共同谱写中华历史上最为高亢的乐章。从这一年起，长安西市的胡人，越来越多，不同肤色形貌的商人小贩们，用南腔北调争相叫卖，兜售着各种金银玉器和香料药草。从这一年起，充满异域风情的胡人酒家，落地开花，貌美的胡姬，美妙的胡琴，动人的胡人舞蹈，像飘香的榴花，吸引多少人的往返。还有风格迥异宗教建筑，有清真寺和礼拜堂等，向人传颂着异域神祗的祝福。
胡人的风情像绵绵不绝的飞花，从首都长安飞到陪都洛阳，再飞到其它城市。以广州和泉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以雨后春笋的热情，拔地而起，逐渐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来自阿拉伯人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人，撑起帆船，载着品种繁多的商品，往返于故国和中华之间，让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成为世界的黄金走廊。
传统的中华历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唐太宗是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君王，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他的政策积极促进商业的发展，为东西方商业史和人类文明交流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此汪洋恣意的气势和雄浑豪迈的气魄，直到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才再次续上，一直演绎到现在。
传统中华不存在“民族之辨”和“种族之辨”， 孔孟夫子所提倡的“华夷之辩”乃文化之辨，只要愿意接受教化就是中华一份子。唐太宗把此种思想贯彻到底，还影响到之后的列位帝王，所以那个时代是不分胡人汉人，推行“胡汉一家亲”。外人入境和唐人出境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外人在华享受着和唐人一样的权益，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能从政当官。如此宽广的胸襟，也只有20世纪的移民国家，比如美国和新加坡等，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都说那是个包罗万象的年代，好比汪洋大海，不择细流，好比喷薄的日出，令人激情满怀。盛世豪景实由继任者来完成，包括儿子李治、儿媳妇武媚娘和曾孙李隆基，作为开山之主的李世民未必亲临，但他的名字注定和唐朝齐名。